山东“刺死辱母者”案、四川泸县学生死亡事件、北京雷洋“嫖娼案”是不久前发生在中国大陆、且时至今日，仍令整个中国社会为之震惊的、人命关天的三起案件。颇耐人寻味的是，整个社会之所以报以极大的关注，除了因为与个体的非正常死亡有关，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没有最离奇、只有更离奇的死亡事件背后，警察所扮演的角色竟然会成为最大的“亮点”。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三起案件中的警察到底做了些什么？就拿山东那位用刀刺死了前来要债的高利贷团伙成员之一的22岁大男孩于欢来说，最终导致他精神崩溃、疯狂的朝人乱捅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警察的不作为。有资料显示，在遭到要债的黑社会团伙侮辱、殴打之后，于欢的母亲出于“深陷恐惧与绝望”，“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然而，来到现场的警察只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情况，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就离开了。
不难想像，警察一走，那帮有着黑社会背景以及犯罪前科的逼债者们只可能更加疯狂、嚣张。被逼入绝境的母子俩除了豁出命来反抗、不顾一切的进行还击之外，似乎别无它路。手边的任何物件都可能成为母子俩用来保命的武器，可想而知，后果必定是你死我亡。若将这一过程往回倒，大家一眼就能看出，那时警察的选择显然就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关键。问题是，保护人民的警察为何会在恶霸淫威、逞凶的现场，突然当起了“睁眼瞎”和“逃兵”？难道说，警察怕悍匪？这似乎不合道理，因为真怕悍匪的，也就不会当警察了。
于是，答案只有一个，警察与悍匪原本就是一家。长久以来，警匪之间早已达成的共识致使警察一遇到上述的对峙现场，就知道如何处理。在中国社会的现实中，这已是一种讳莫如深的常态。至于说，黑白两道为何会这般默契、警匪两家为何会如此勾结？个中原因，也都将围绕着“利益”二字展开。事实上，早已在中国存在了多年的整个司法系统的腐败，又何止公安这一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什么职责、使命、正义感，那只是嘴上说说罢了。
如果说，警察的“不作为”只是一种间接违法行为，没有直接对他人的死亡构成威胁，那么动辄就对路人施暴、并直接致人死亡的“乱作为”，则显然就是故意犯罪了。在民间引发抗议近一年的雷洋“嫖娼案”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例。按照数月前北京检方公开表明的说法来看，“因怀疑他（雷洋）有嫖娼行为，（便衣警察）才进行追赶”；“在制服和控制雷某的过程中，‘邢某某等人对雷某实施了用手臂围圈颈项部、膝盖压制颈面部、摁压四肢、掌掴面部等行为’，其后‘对雷某实施了脚踩颈面部、强行拖拽上车等行为’，并‘使用手铐约束’”。
这样的暴力行为哪怕在外行人看来，都能对起产生的后果猜出个大概。即便警察悠着点，被施暴对像也极有可能遍体鳞伤，更别说一旦用力过猛，后果会怎样了。退一万步说，这位被施暴者果真是嫖客，但对于身处在红灯区无处不在、提供色情服务的足疗店遍及大街小巷的环境中的众多嫖客之一，真的有必要出动一大群警察，还化装成便衣、在隐秘处侦探，之后还要卖力的追赶、不打趴下不罢休？果真是这般架势，中国的嫖客恐怕就要从此绝迹了？
显然，警察那日施暴的对像决不是嫖客。更重要的是，类似以“嫖娼罪”被警方非法逮捕、关押，甚至被暴力致死的无辜人士也决非雷洋一人。有网民无比沉痛的说道，“雷洋之死，带给我们的恐惧和愤怒是前所未有的，谁也不知道谁会是下一个雷洋；又或者说，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雷洋”。
如果说，这番话仅限于悲痛者拿来宣泄情感，而非对事实的陈述；那么最近发生在四川泸县的事件，则足以表明，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雷洋决非只是一种臆想，而是随时都可能上演的现实。如果说，对“滥用职权、过度使用公权力、涉嫌故意伤害”等罪名始终不予承认的北京昌平警方是为了顾及脸面，还想捂着最后一块遮羞布；那么在四川泸县几乎全员出动、且声势浩大，并公然在街头对民众施暴的武警队伍，则是已经不耻于向世人公开表明，他们原本就是政府的狗，只要政府下令冲谁咬，他们必定会猛扑过去，不咬死不算完。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四川泸县原本发生的只是个体案件。而事隔多日之后，这起个人案件能发展为民众大量涌向街头表示抗议的群体事件，这本身就说明了案件的不同寻常。官方对外宣称，死亡学生是自杀；那么通过民众的反应也就不难推断出，官方的说法不实，死亡学生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令人发指的罪恶。当是非、黑白的对比如此鲜明时，警察如何作为也就直接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到底是站在人民的身后，还是甘当政府的打手？
从他们以维稳的名义、对抗议民众拳打脚踢的行为来看，警察在此次以及无数类似的事件中，到底在扮演怎样的角色，其实是一目了然的。原本该站在人民的身后，以保护人民为己任的警察，如今竟能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完全听命于政府发出的随时对民众施暴的号令；究其原因，不过就是因为一党治下，公权力无法受到民众力量的约束所致。不难看出，没有民选机制，政府滥权、淫威人民就是一件必然的事儿。难怪有段子说，他不是由你选的，能听你的吗？除非你是他生的。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三起案件中的警察到底做了些什么？就拿山东那位用刀刺死了前来要债的高利贷团伙成员之一的22岁大男孩于欢来说，最终导致他精神崩溃、疯狂的朝人乱捅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警察的不作为。有资料显示，在遭到要债的黑社会团伙侮辱、殴打之后，于欢的母亲出于“深陷恐惧与绝望”，“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然而，来到现场的警察只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情况，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就离开了。
不难想像，警察一走，那帮有着黑社会背景以及犯罪前科的逼债者们只可能更加疯狂、嚣张。被逼入绝境的母子俩除了豁出命来反抗、不顾一切的进行还击之外，似乎别无它路。手边的任何物件都可能成为母子俩用来保命的武器，可想而知，后果必定是你死我亡。若将这一过程往回倒，大家一眼就能看出，那时警察的选择显然就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关键。问题是，保护人民的警察为何会在恶霸淫威、逞凶的现场，突然当起了“睁眼瞎”和“逃兵”？难道说，警察怕悍匪？这似乎不合道理，因为真怕悍匪的，也就不会当警察了。
于是，答案只有一个，警察与悍匪原本就是一家。长久以来，警匪之间早已达成的共识致使警察一遇到上述的对峙现场，就知道如何处理。在中国社会的现实中，这已是一种讳莫如深的常态。至于说，黑白两道为何会这般默契、警匪两家为何会如此勾结？个中原因，也都将围绕着“利益”二字展开。事实上，早已在中国存在了多年的整个司法系统的腐败，又何止公安这一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什么职责、使命、正义感，那只是嘴上说说罢了。
如果说，警察的“不作为”只是一种间接违法行为，没有直接对他人的死亡构成威胁，那么动辄就对路人施暴、并直接致人死亡的“乱作为”，则显然就是故意犯罪了。在民间引发抗议近一年的雷洋“嫖娼案”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例。按照数月前北京检方公开表明的说法来看，“因怀疑他（雷洋）有嫖娼行为，（便衣警察）才进行追赶”；“在制服和控制雷某的过程中，‘邢某某等人对雷某实施了用手臂围圈颈项部、膝盖压制颈面部、摁压四肢、掌掴面部等行为’，其后‘对雷某实施了脚踩颈面部、强行拖拽上车等行为’，并‘使用手铐约束’”。
这样的暴力行为哪怕在外行人看来，都能对起产生的后果猜出个大概。即便警察悠着点，被施暴对像也极有可能遍体鳞伤，更别说一旦用力过猛，后果会怎样了。退一万步说，这位被施暴者果真是嫖客，但对于身处在红灯区无处不在、提供色情服务的足疗店遍及大街小巷的环境中的众多嫖客之一，真的有必要出动一大群警察，还化装成便衣、在隐秘处侦探，之后还要卖力的追赶、不打趴下不罢休？果真是这般架势，中国的嫖客恐怕就要从此绝迹了？
显然，警察那日施暴的对像决不是嫖客。更重要的是，类似以“嫖娼罪”被警方非法逮捕、关押，甚至被暴力致死的无辜人士也决非雷洋一人。有网民无比沉痛的说道，“雷洋之死，带给我们的恐惧和愤怒是前所未有的，谁也不知道谁会是下一个雷洋；又或者说，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雷洋”。
如果说，这番话仅限于悲痛者拿来宣泄情感，而非对事实的陈述；那么最近发生在四川泸县的事件，则足以表明，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雷洋决非只是一种臆想，而是随时都可能上演的现实。如果说，对“滥用职权、过度使用公权力、涉嫌故意伤害”等罪名始终不予承认的北京昌平警方是为了顾及脸面，还想捂着最后一块遮羞布；那么在四川泸县几乎全员出动、且声势浩大，并公然在街头对民众施暴的武警队伍，则是已经不耻于向世人公开表明，他们原本就是政府的狗，只要政府下令冲谁咬，他们必定会猛扑过去，不咬死不算完。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四川泸县原本发生的只是个体案件。而事隔多日之后，这起个人案件能发展为民众大量涌向街头表示抗议的群体事件，这本身就说明了案件的不同寻常。官方对外宣称，死亡学生是自杀；那么通过民众的反应也就不难推断出，官方的说法不实，死亡学生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令人发指的罪恶。当是非、黑白的对比如此鲜明时，警察如何作为也就直接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到底是站在人民的身后，还是甘当政府的打手？
从他们以维稳的名义、对抗议民众拳打脚踢的行为来看，警察在此次以及无数类似的事件中，到底在扮演怎样的角色，其实是一目了然的。原本该站在人民的身后，以保护人民为己任的警察，如今竟能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完全听命于政府发出的随时对民众施暴的号令；究其原因，不过就是因为一党治下，公权力无法受到民众力量的约束所致。不难看出，没有民选机制，政府滥权、淫威人民就是一件必然的事儿。难怪有段子说，他不是由你选的，能听你的吗？除非你是他生的。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