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4月26日讯】1950—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运动），是中共建政后第一次对中国民众的大规模屠杀，毛泽东曾宣称镇反“杀了70万人”，这个数目超过了4年国共内战双方军队死亡人数的总和。
1951年5月10日至15日，中共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公安部原来计划于1951年6、7月间召开会议，但毛泽东说，会议必须马上召开，不能再等。
毛之所以要急于召开会议，是因为短短几个月时间内，镇反运动就已经逮捕了200多万人，杀了50多万人。全国弥漫着多捕、多杀的情绪，草率捕人、杀人，再不紧急刹车，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停止这场杀戮运动，而且还要求按比例控制杀人，《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明确要求：杀反革命分子的数量要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即占总人口千分之0.5至千分之1左右，最高不能突破千分之2。有学者问，不知道毛这个千分之2的比例是依据什么得来的。
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个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馀名，其中杀掉反革命分子71.2万馀名，关了129万馀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馀名。徐子荣说的是镇反运动中捕人、杀人总的资料。
镇反运动进行了3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10至1951-9；第二阶段为1951-10至1952-9；第三阶段为1952-10至1953年底。根据公安部门统计，第一阶段杀人数量约占整个镇反运动中杀人量的75%，按71.2万人计算，即有54.3万多人，主要是在1951年2、3、4、5几个月内被处决的。
镇压反革命运动从“双十”指示（1950-10-10）下发起，实际执行时间是从1951年1月开始，杀人最多的是2至5月期间，6至9月是收缩期。当时全国都在忙着杀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杀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当天就被枪毙，夜里被抓，白天枪毙。
所以镇反运动开始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杀了50多万人，超过国、共内战中三大战役（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战死的人数总和，令人震惊。
据中共军史记载，内战四年间，中共阵亡约三十万，国民党军队阵亡四十万，国共相加大约七十万。其中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国共双方战死人数为四十多万。
在镇反运动初期，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人杀人没有放开手脚。毛泽东在捕人、杀人问题上，下指标、定任务、定时间，不断地发出指示，要求某地、某时必须逮捕多少人、必须杀多少人。
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在接到中南局转来的驻扎在湘西27军的镇反报告，该报告说，“在湘西21个县，仅驻军部队就已经处决了4600馀人，并准备由地方政府再杀一批。”毛泽东批示道：“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并强调“要大杀几批”，要求“各地务必抓紧照此办理”。
1月22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省委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3700多，这很好，再杀3、4千人”，“今年可以杀8、9千人为目标”。
1951年1月29日，中共公安部对中南军政委员会报告说，湖北省已经逮捕19823人，其中在省级机关内部逮捕了160人。公安部在报告上批注：“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恐慌和思想波动”。毛泽东看了以后，批评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泼冷水”。
最荒谬的是，毛泽东还要求，杀人比例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0.5，甚至千分之1；以后他又说个别地方可以突破，但不超过千分之1.5，最多不要超过千分之2。
1951年二月中旬，毛泽东直接电告上海、南京两市委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而上海只抓捕2万馀人，杀200馀人，我认为1951年1年之内至少应当杀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1500人左右。”
毛严厉指责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据2月3日柯庆施给饶漱石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0人，毛称这个数目太少。
1951年2月2日，中共政务院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毛泽东立即指示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及各省会城市，说这些地方“是反革命组织的重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随后，1951年2月17日，北京市一夜之间逮捕675人，第二天（18日）公开枪决58人；3月7日夜又逮捕1050人，25日公开枪决199人。毛泽东赞扬北京的做法。
3月初天津市委上报说已经处决了150人，拟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说：“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上海市委随即向毛泽东报告说：“上海决心在已经逮捕1068人、处死100多人的基础上，再放手逮捕一万人，杀3000人，关4000人，管（制）3000人。”
毛泽东立即致电上海市委：“如果你们能逮捕万馀，杀掉3000，将对各地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你们注意在逮捕后迅速审讯，大约在半个月内就应该杀掉第一批，然后每隔若干天判处一批。”
于是，上海市委在4月27日一天逮捕8359人，仅隔三天，4月30日一天就处决285人，5月9日再处决28人。“决议”发布后，上海大规模捕人、杀人还是没有停止，6月15日一天又处决了284人，以后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人，少则几十名，多则一百四、五十名。
镇反运动中，各地方杀红了眼，有的地方甚至要求提高杀人指标。贵州省委提出杀人数应达到总人口千分之三才能解决问题。西南、华南也要求突破杀人指标。到1951年5月初，广东、广西两省已经逮捕十八万（188679）馀人，处决了五万七千（57032）馀人，其中广东4月1个月即处决一万（10488）馀人。到四月底，华东地区共逮捕了三十五万（358000）馀人，处决了十万（108400）馀人，占人口总数千分之0.78；中南地区到五月上旬，杀人超过二十万，接近人口总数千分之1.5。
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3月23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镇反收缩、限制捕杀范围。但是毛泽东没有理睬。从4月下旬到5月中旬，中南局四省又处死了五万多人。
镇反运动开始几个月后，毛泽东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毛称，“我有这样一种想法，即杀人可以超过千分之一，但不要超过的太多，不要规定一般以千分之二为标准。例如西南区准备再杀的六万人，杀掉三万左右，而将其馀的三万人左右分批集中生产”。
“贵州省委要求再杀22000至25000，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再杀一万多一点，已经超过千分之二的比例，”。
随后，华东地区1951年5月统计共拘捕人犯35万馀名，杀了十万（100840）馀名；到了1951年10月份统计数字是：捕了46万（468385）馀名，杀了13万馀（139435）名，这就意味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后几个月里又逮捕了11万人，处决了4万人.
镇反运动过后，紧接着是肃反、土改、反右、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共的杀戮一直没有停止过，几十年中，中国人民饱受中共的迫害与屠杀。
(文：罗婷/责任编辑：赵云)
1951年5月10日至15日，中共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公安部原来计划于1951年6、7月间召开会议，但毛泽东说，会议必须马上召开，不能再等。
毛之所以要急于召开会议，是因为短短几个月时间内，镇反运动就已经逮捕了200多万人，杀了50多万人。全国弥漫着多捕、多杀的情绪，草率捕人、杀人，再不紧急刹车，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停止这场杀戮运动，而且还要求按比例控制杀人，《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明确要求：杀反革命分子的数量要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即占总人口千分之0.5至千分之1左右，最高不能突破千分之2。有学者问，不知道毛这个千分之2的比例是依据什么得来的。
四个月杀五十万
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个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馀名，其中杀掉反革命分子71.2万馀名，关了129万馀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馀名。徐子荣说的是镇反运动中捕人、杀人总的资料。
镇反运动进行了3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10至1951-9；第二阶段为1951-10至1952-9；第三阶段为1952-10至1953年底。根据公安部门统计，第一阶段杀人数量约占整个镇反运动中杀人量的75%，按71.2万人计算，即有54.3万多人，主要是在1951年2、3、4、5几个月内被处决的。
镇压反革命运动从“双十”指示（1950-10-10）下发起，实际执行时间是从1951年1月开始，杀人最多的是2至5月期间，6至9月是收缩期。当时全国都在忙着杀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杀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当天就被枪毙，夜里被抓，白天枪毙。
所以镇反运动开始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杀了50多万人，超过国、共内战中三大战役（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战死的人数总和，令人震惊。
据中共军史记载，内战四年间，中共阵亡约三十万，国民党军队阵亡四十万，国共相加大约七十万。其中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国共双方战死人数为四十多万。
毛泽东下达杀人指标
在镇反运动初期，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人杀人没有放开手脚。毛泽东在捕人、杀人问题上，下指标、定任务、定时间，不断地发出指示，要求某地、某时必须逮捕多少人、必须杀多少人。
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在接到中南局转来的驻扎在湘西27军的镇反报告，该报告说，“在湘西21个县，仅驻军部队就已经处决了4600馀人，并准备由地方政府再杀一批。”毛泽东批示道：“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并强调“要大杀几批”，要求“各地务必抓紧照此办理”。
1月22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省委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3700多，这很好，再杀3、4千人”，“今年可以杀8、9千人为目标”。
1951年1月29日，中共公安部对中南军政委员会报告说，湖北省已经逮捕19823人，其中在省级机关内部逮捕了160人。公安部在报告上批注：“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恐慌和思想波动”。毛泽东看了以后，批评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泼冷水”。
最荒谬的是，毛泽东还要求，杀人比例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0.5，甚至千分之1；以后他又说个别地方可以突破，但不超过千分之1.5，最多不要超过千分之2。
毛泽东指示要多杀大杀
1951年二月中旬，毛泽东直接电告上海、南京两市委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而上海只抓捕2万馀人，杀200馀人，我认为1951年1年之内至少应当杀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1500人左右。”
毛严厉指责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据2月3日柯庆施给饶漱石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0人，毛称这个数目太少。
1951年2月2日，中共政务院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毛泽东立即指示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及各省会城市，说这些地方“是反革命组织的重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随后，1951年2月17日，北京市一夜之间逮捕675人，第二天（18日）公开枪决58人；3月7日夜又逮捕1050人，25日公开枪决199人。毛泽东赞扬北京的做法。
3月初天津市委上报说已经处决了150人，拟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说：“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上海市委随即向毛泽东报告说：“上海决心在已经逮捕1068人、处死100多人的基础上，再放手逮捕一万人，杀3000人，关4000人，管（制）3000人。”
毛泽东立即致电上海市委：“如果你们能逮捕万馀，杀掉3000，将对各地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你们注意在逮捕后迅速审讯，大约在半个月内就应该杀掉第一批，然后每隔若干天判处一批。”
于是，上海市委在4月27日一天逮捕8359人，仅隔三天，4月30日一天就处决285人，5月9日再处决28人。“决议”发布后，上海大规模捕人、杀人还是没有停止，6月15日一天又处决了284人，以后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人，少则几十名，多则一百四、五十名。
镇反运动中，各地方杀红了眼，有的地方甚至要求提高杀人指标。贵州省委提出杀人数应达到总人口千分之三才能解决问题。西南、华南也要求突破杀人指标。到1951年5月初，广东、广西两省已经逮捕十八万（188679）馀人，处决了五万七千（57032）馀人，其中广东4月1个月即处决一万（10488）馀人。到四月底，华东地区共逮捕了三十五万（358000）馀人，处决了十万（108400）馀人，占人口总数千分之0.78；中南地区到五月上旬，杀人超过二十万，接近人口总数千分之1.5。
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3月23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镇反收缩、限制捕杀范围。但是毛泽东没有理睬。从4月下旬到5月中旬，中南局四省又处死了五万多人。
镇反运动开始几个月后，毛泽东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毛称，“我有这样一种想法，即杀人可以超过千分之一，但不要超过的太多，不要规定一般以千分之二为标准。例如西南区准备再杀的六万人，杀掉三万左右，而将其馀的三万人左右分批集中生产”。
“贵州省委要求再杀22000至25000，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再杀一万多一点，已经超过千分之二的比例，”。
随后，华东地区1951年5月统计共拘捕人犯35万馀名，杀了十万（100840）馀名；到了1951年10月份统计数字是：捕了46万（468385）馀名，杀了13万馀（139435）名，这就意味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后几个月里又逮捕了11万人，处决了4万人.
毛时代的历次杀人运动
镇反运动过后，紧接着是肃反、土改、反右、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共的杀戮一直没有停止过，几十年中，中国人民饱受中共的迫害与屠杀。
(文：罗婷/责任编辑：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