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6月23日讯】昨天的节目里，德国着名学者、极权主义问题专家仲维光为我们分析了一百年前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质，极权主义祸起欧洲，祸及中国。那么，在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人该如何思索，怎么走下一步？我们继续来看仲维光先生的分析。
在俄国十月革命百年之际，华人世界终于推出了第一部反思十月革命的着作——《致命的列宁》。德国着名学者、极权主义问题专家仲维光在其中执笔了6万馀言的文章，介绍了德国着名极权主义研究学者布拉赫教授，对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研究。
德国着名学者、极权主义问题专家仲维光：“在总结一百年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总结，在西方有着非常丰富的、具体的、生动的对抗极权主义的经验，我们很多东西可以直接从那里汲取。布拉赫教授不仅他的思想，而且他一生的经历，都堪称为我们中国知识份子的楷模。因此我在这本书里头，围绕着布拉赫教授对二十世纪整个的思想史、历史，做了一个解析。”
既熟悉西方学者对极权主义的反思，又熟知中国的实际情况，仲维光在共产主义国家已经屈指可数的今天，对于中国未来到底该怎么走，提出独特的见解。
仲维光：“到底怎么走，这真的是一个大题目。我也在思索。实际上对比历史你就会发现，首要的是整个的一个对于过去的反省，然后这个反省的反弹，就像中世纪一样，它需要的是一个文艺复兴、文化复兴。也就是说用一种传统的东西，价值的东西，全面对于你所面对的这个世俗化的社会来进行反思。”
欧洲的文艺复兴在知识、社会和政治各个方面都引发了巨大变革，而中国需要的文艺复兴，仲维光认为是一种“重生”，也就是在价值和其他各方面问题上的重新思索、重新起步。
仲维光：“在新的普世原则，就是普世的人权价值，和民主价值的这个基础上，在传统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的真、善、忍，我们中国人的那种伦理道德，那种对于宇宙的看法的这种价值上，重新去探索一切问题，这是一个最有效的路。”
而他表示，这种“重生”，其实在中国社会已经有了。
仲维光：“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重生，重新的诞生。实际上在中国社会，实在的说，已经有了。之所以中国社会能在90年代初期，能产生像法轮功这样的群体， 这个群体也能够在继续慢慢的发展，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个社会的整个的沉沦，已经让这个社会感到，最需要的是信仰的变化，价值的变化。”
他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需要知识份子在信仰变化、价值变化的基础上推动。
仲维光：“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作为一个知识份子来说，我认为，起始于信仰和价值的变化、对抗、发展，而带之于我们这些知识人，在文学、艺术、思想、历史上各方面重新的觉醒和复兴，然后带起一个大的，中国社会现代的文艺复兴运动。而这个文艺复兴运动，和整个世界现在对于所谓难民潮的反思，对于社会面临的一切问题的反思，对于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和一种新的精神的那种苦苦的追索，是密切相连的。”
仲维光相信，中国人通过反省后做出的这种反弹，很可能走在西方社会前面，因为东方人，对这种世俗的基督教社会化形式，一定会有着比西方人更为敏感的反应方式。
采访/易如 编辑/尚燕 后制/周天
在俄国十月革命百年之际，华人世界终于推出了第一部反思十月革命的着作——《致命的列宁》。德国着名学者、极权主义问题专家仲维光在其中执笔了6万馀言的文章，介绍了德国着名极权主义研究学者布拉赫教授，对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研究。
德国着名学者、极权主义问题专家仲维光：“在总结一百年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总结，在西方有着非常丰富的、具体的、生动的对抗极权主义的经验，我们很多东西可以直接从那里汲取。布拉赫教授不仅他的思想，而且他一生的经历，都堪称为我们中国知识份子的楷模。因此我在这本书里头，围绕着布拉赫教授对二十世纪整个的思想史、历史，做了一个解析。”
既熟悉西方学者对极权主义的反思，又熟知中国的实际情况，仲维光在共产主义国家已经屈指可数的今天，对于中国未来到底该怎么走，提出独特的见解。
仲维光：“到底怎么走，这真的是一个大题目。我也在思索。实际上对比历史你就会发现，首要的是整个的一个对于过去的反省，然后这个反省的反弹，就像中世纪一样，它需要的是一个文艺复兴、文化复兴。也就是说用一种传统的东西，价值的东西，全面对于你所面对的这个世俗化的社会来进行反思。”
欧洲的文艺复兴在知识、社会和政治各个方面都引发了巨大变革，而中国需要的文艺复兴，仲维光认为是一种“重生”，也就是在价值和其他各方面问题上的重新思索、重新起步。
仲维光：“在新的普世原则，就是普世的人权价值，和民主价值的这个基础上，在传统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的真、善、忍，我们中国人的那种伦理道德，那种对于宇宙的看法的这种价值上，重新去探索一切问题，这是一个最有效的路。”
而他表示，这种“重生”，其实在中国社会已经有了。
仲维光：“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重生，重新的诞生。实际上在中国社会，实在的说，已经有了。之所以中国社会能在90年代初期，能产生像法轮功这样的群体， 这个群体也能够在继续慢慢的发展，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个社会的整个的沉沦，已经让这个社会感到，最需要的是信仰的变化，价值的变化。”
他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需要知识份子在信仰变化、价值变化的基础上推动。
仲维光：“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作为一个知识份子来说，我认为，起始于信仰和价值的变化、对抗、发展，而带之于我们这些知识人，在文学、艺术、思想、历史上各方面重新的觉醒和复兴，然后带起一个大的，中国社会现代的文艺复兴运动。而这个文艺复兴运动，和整个世界现在对于所谓难民潮的反思，对于社会面临的一切问题的反思，对于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和一种新的精神的那种苦苦的追索，是密切相连的。”
仲维光相信，中国人通过反省后做出的这种反弹，很可能走在西方社会前面，因为东方人，对这种世俗的基督教社会化形式，一定会有着比西方人更为敏感的反应方式。
采访/易如 编辑/尚燕 后制/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