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是侵略中国的日本投降日，13日，日本NHK电视台播放了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共约50分钟，引发了日本舆论关注，中共媒体也是连日高调报导。
在纪录片中，NHK通过发掘二战结束后不久在苏联举行的审判录音资料，用真人录音和亲历者采访还原了731部队核心成员开发细菌武器的真实情况。纪录片称，二战时期，731部队在中国秘密开发细菌武器并用于实战。战后，731部队将证据彻底销毁，原部队成员守口如瓶，真相被隐藏。
纪录片显示，当时参与731部队人体实验的有日本军人，还有日本医学界的精英。很多军人在战后审判中受到惩罚，但医学界精英及其所属名校的责任至今暧昧不清，其中一些人甚至在战后得到学界表彰。
关于731部队，笔者在上大学期间曾看过一篇令人毛骨悚然的纪实文章，多年过后仍不愿回想。731部队的正式编号是关东军满洲第691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下之满洲第731部队（防疫给水部本部），研究内容对外宣传主要以研究防治疾病与饮水净化为主，但实际该部队使用活体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进行各种生化武器实验，如冻伤实验、低温实验、毒气实验、活体解剖等。一些研究者认为至少有3000人在实验中遇害。罪恶堪比纳粹集中营。
731部队的研究成果也被用到了中国人身上。1940年7月3日，“731部队”携带伤寒菌、霍乱菌和有鼠疫菌的跳蚤，进行细菌战。造成宁波一带鼠疫流行、金华、龙游、衢县、玉山、浦江等被污染地区传染病流行，大批居民死亡，日军还将注射有伤寒菌和副伤寒菌的大饼分发给南京战俘营的3000名战俘食用，然后将战俘释放出狱，藉以传播疾病。
1941年11月4日，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在湖南常德投掷了鼠疫菌蚤，以及带有鼠疫细菌的谷子、麦和棉花、碎布等杂物。投下鼠疫的数周内，鼠疫在常德猛烈流行。疫情持续了数年之久。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认定至少有7643名常德人在这场细菌战的中丧生。
1943年夏秋时节，日军驻济南细菌战部队于鲁西北地区扒开卫河大堤，同时播撒霍乱病菌，致使鲁西北、河北南部及河南北部一带霍乱流行，时至今日，受害者的人数尚无法准确统计，但据估计应不少于20至30万。
正如NHK纪录片所披露的那样，参与上述兽行和罪恶的除了军人，还有日本医学界的精英。世界公认的是，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其使命感是建立在尊重生命和珍爱生命的基础上的，可是从事医生职业的日本医学界精英在731部队的行径却禽兽不如。比如，被他们用来做活体试验的人受尽非人的折磨，之后悲惨的死后并被投入炼人炉毁尸灭迹。
然而，类似的罪恶不仅仅出现在二战期间的日本医学界、德国医学界精英身上，就在当下的中国，在二战结束后70多年后，仍然堂而皇之的存在着。
2015年10月，《美国移植学报》（AJT）连续发表两篇撤稿声明，撤销了中国有着“换肝之父”之谓的范上达及其研究团队9年前发表的两篇论文，给出的原因是图片来源有问题。
今年2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郑树森等人，去年在《国际肝脏杂志》发表的关于564例肝移植的研究文章被撤下，原因是文章所言的肝移植发生在2010年到2014年4年间，并声称移植的肝脏都来自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者，遭到了澳洲学者罗杰斯的质疑，而郑树森对于质疑选择了沉默。
5月，世界知名学术出版商、德国出版公司“斯普林格”（Springer）宣布，旗下学术刊物《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所发表的107篇论文，因涉及审稿人及审稿报告造假被撤稿。这107篇论文，全都来自中国的学者。其中论文作者不少来自于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院，如中南大学附属湘雅二院、浙大附属第一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的附属第四医院、山东大学附属齐鲁医院、浙江人民医院、上海交大附属第一人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盛京医院，等等。
上述稿件的被撤，背后隐藏的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根据海外独立调查人士乔高、麦塔斯、葛特曼三人2016年联合发表的最新调查报告中，估计在中国每年有6万至10万的器官移植数量，这达到了世界器官移植数量的顶峰。
据报，在2006年有证人指证法轮功学员被强摘器官后，麦塔斯等人便开启了第一波的调查。当时中国几乎不存在器官捐赠系统，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支持器官捐赠，但中国器官移植数量在2000年后呈指数性上升，从1999年以前的每年几百例骤增为2000年之后的每年1万例以上。
诡异的是，在中国缺乏器官捐赠系统的情况下，中国的器官移植等待时间却非常的短（可在手术1至4周前预先安排）。2009年，美国的肾移植平均等待时间为3.6年，在加拿大也需要平均约3年，在中国却只需要1至4周。而且中国还开办器官移植旅游项目，“移植器官游”涉及沙特阿拉伯、日本、韩国、台湾等20个国家和地区。
这样的器官移植数量和等候时间，只能说明中共有着庞大的器官库，里面关押着众多的“供体者”，有证据表明这些“供体”绝大多数是被中共残酷迫害18年的法轮功修炼者。而这十几年来，有多少医院、多少器官移植医生、多少护士涉足这罪恶中，恐怕统计出来，同样令人不寒而栗。比如被撤稿的郑树森同日2015年3月，对外界宣称自已做了1850多例肝移植，这背后有多少人被害？
是以，在中共大肆报导日本电视台曝光的731部队罪恶的同时，却刻意忽视发生在本土的远超731部队的罪恶，无疑是莫大的讽刺。
去年12月8日，丹麦议会举行了一场以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为议题的答辩会，此次答辩会由丹麦议会第二大党派丹麦人民党的肯尼斯‧克里斯坦森‧拜特等六位议员联合发起。拜特掷地有声的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耐人寻味：“当有一天这个（中共）政权倒台时，当那一天到来时，这个政权的罪行将被揭露。那时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历史，看看我们在这个议会大厅里的辩论，看看谁曾经表态说了什么。”
天要变，谁能挡得住？历史的车轮按照既定的轨道前行着，而中共政权垮台只争个早晚。当那一天到来时，当中共的罪恶被清算时，每个人曾经的选择都已经刻在历史的那一页，无论是选择善还是恶，无论是选择谴责还是冷漠。
日本NHK纪录片最后介绍了一名悔恨自杀的医生，但后悔已经太晚了。那些在当今中国参与罪恶的医生、护士、警察、司法人员、高官……，还有时间后悔吗？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迟早将为今天的罪恶买单，因为正义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在纪录片中，NHK通过发掘二战结束后不久在苏联举行的审判录音资料，用真人录音和亲历者采访还原了731部队核心成员开发细菌武器的真实情况。纪录片称，二战时期，731部队在中国秘密开发细菌武器并用于实战。战后，731部队将证据彻底销毁，原部队成员守口如瓶，真相被隐藏。
纪录片显示，当时参与731部队人体实验的有日本军人，还有日本医学界的精英。很多军人在战后审判中受到惩罚，但医学界精英及其所属名校的责任至今暧昧不清，其中一些人甚至在战后得到学界表彰。
关于731部队，笔者在上大学期间曾看过一篇令人毛骨悚然的纪实文章，多年过后仍不愿回想。731部队的正式编号是关东军满洲第691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下之满洲第731部队（防疫给水部本部），研究内容对外宣传主要以研究防治疾病与饮水净化为主，但实际该部队使用活体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进行各种生化武器实验，如冻伤实验、低温实验、毒气实验、活体解剖等。一些研究者认为至少有3000人在实验中遇害。罪恶堪比纳粹集中营。
731部队的研究成果也被用到了中国人身上。1940年7月3日，“731部队”携带伤寒菌、霍乱菌和有鼠疫菌的跳蚤，进行细菌战。造成宁波一带鼠疫流行、金华、龙游、衢县、玉山、浦江等被污染地区传染病流行，大批居民死亡，日军还将注射有伤寒菌和副伤寒菌的大饼分发给南京战俘营的3000名战俘食用，然后将战俘释放出狱，藉以传播疾病。
1941年11月4日，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在湖南常德投掷了鼠疫菌蚤，以及带有鼠疫细菌的谷子、麦和棉花、碎布等杂物。投下鼠疫的数周内，鼠疫在常德猛烈流行。疫情持续了数年之久。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认定至少有7643名常德人在这场细菌战的中丧生。
1943年夏秋时节，日军驻济南细菌战部队于鲁西北地区扒开卫河大堤，同时播撒霍乱病菌，致使鲁西北、河北南部及河南北部一带霍乱流行，时至今日，受害者的人数尚无法准确统计，但据估计应不少于20至30万。
正如NHK纪录片所披露的那样，参与上述兽行和罪恶的除了军人，还有日本医学界的精英。世界公认的是，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其使命感是建立在尊重生命和珍爱生命的基础上的，可是从事医生职业的日本医学界精英在731部队的行径却禽兽不如。比如，被他们用来做活体试验的人受尽非人的折磨，之后悲惨的死后并被投入炼人炉毁尸灭迹。
然而，类似的罪恶不仅仅出现在二战期间的日本医学界、德国医学界精英身上，就在当下的中国，在二战结束后70多年后，仍然堂而皇之的存在着。
2015年10月，《美国移植学报》（AJT）连续发表两篇撤稿声明，撤销了中国有着“换肝之父”之谓的范上达及其研究团队9年前发表的两篇论文，给出的原因是图片来源有问题。
今年2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郑树森等人，去年在《国际肝脏杂志》发表的关于564例肝移植的研究文章被撤下，原因是文章所言的肝移植发生在2010年到2014年4年间，并声称移植的肝脏都来自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者，遭到了澳洲学者罗杰斯的质疑，而郑树森对于质疑选择了沉默。
5月，世界知名学术出版商、德国出版公司“斯普林格”（Springer）宣布，旗下学术刊物《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所发表的107篇论文，因涉及审稿人及审稿报告造假被撤稿。这107篇论文，全都来自中国的学者。其中论文作者不少来自于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院，如中南大学附属湘雅二院、浙大附属第一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的附属第四医院、山东大学附属齐鲁医院、浙江人民医院、上海交大附属第一人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盛京医院，等等。
上述稿件的被撤，背后隐藏的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根据海外独立调查人士乔高、麦塔斯、葛特曼三人2016年联合发表的最新调查报告中，估计在中国每年有6万至10万的器官移植数量，这达到了世界器官移植数量的顶峰。
据报，在2006年有证人指证法轮功学员被强摘器官后，麦塔斯等人便开启了第一波的调查。当时中国几乎不存在器官捐赠系统，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支持器官捐赠，但中国器官移植数量在2000年后呈指数性上升，从1999年以前的每年几百例骤增为2000年之后的每年1万例以上。
诡异的是，在中国缺乏器官捐赠系统的情况下，中国的器官移植等待时间却非常的短（可在手术1至4周前预先安排）。2009年，美国的肾移植平均等待时间为3.6年，在加拿大也需要平均约3年，在中国却只需要1至4周。而且中国还开办器官移植旅游项目，“移植器官游”涉及沙特阿拉伯、日本、韩国、台湾等20个国家和地区。
这样的器官移植数量和等候时间，只能说明中共有着庞大的器官库，里面关押着众多的“供体者”，有证据表明这些“供体”绝大多数是被中共残酷迫害18年的法轮功修炼者。而这十几年来，有多少医院、多少器官移植医生、多少护士涉足这罪恶中，恐怕统计出来，同样令人不寒而栗。比如被撤稿的郑树森同日2015年3月，对外界宣称自已做了1850多例肝移植，这背后有多少人被害？
是以，在中共大肆报导日本电视台曝光的731部队罪恶的同时，却刻意忽视发生在本土的远超731部队的罪恶，无疑是莫大的讽刺。
去年12月8日，丹麦议会举行了一场以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为议题的答辩会，此次答辩会由丹麦议会第二大党派丹麦人民党的肯尼斯‧克里斯坦森‧拜特等六位议员联合发起。拜特掷地有声的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耐人寻味：“当有一天这个（中共）政权倒台时，当那一天到来时，这个政权的罪行将被揭露。那时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历史，看看我们在这个议会大厅里的辩论，看看谁曾经表态说了什么。”
天要变，谁能挡得住？历史的车轮按照既定的轨道前行着，而中共政权垮台只争个早晚。当那一天到来时，当中共的罪恶被清算时，每个人曾经的选择都已经刻在历史的那一页，无论是选择善还是恶，无论是选择谴责还是冷漠。
日本NHK纪录片最后介绍了一名悔恨自杀的医生，但后悔已经太晚了。那些在当今中国参与罪恶的医生、护士、警察、司法人员、高官……，还有时间后悔吗？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迟早将为今天的罪恶买单，因为正义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