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赫及其对极权主义思想及历史的研究
1.布拉赫简历
德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1922年3月13日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笔者到德国不久，稍谙德语后，在旧书店看到他的书就立即被他的思想吸引，从此不断收集阅读他的着述，可谓私淑他26年。本来笔者是想以这篇文字作为向他95岁的祝寿文字，但是始料不及的是，就在笔者整理资料、撰写这篇文章时，布拉赫先生2016年9月19日在波恩去世。笔者确信，没有布拉赫思想的中文知识界、思想界不仅不可想像，且会因此重大缺位而致思想学术意义的后果严重。布拉赫先生的思想和着述，此后一定会在中文界传播、影响。
1.1布拉赫出生在一个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新教家庭。他的曾祖父佩拉尔古斯(Wilhelm Pelargus)，是19世纪斯图加特着名的青铜艺术世家佩拉尔古斯(Pelargus)家族的一员。他的父亲特奥多尔(Theodor Bracher,1876-1955)，最早做过中学老师，后来成为威腾堡文化部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也是左翼自由党(DDP)的党员。布拉赫在斯图加特的艾伯尔哈德-路德维希中学(Eberhard-Ludwigs-Gymnasium)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新教的开拓性组织，参与和接受人道主义的教育。1940年高中毕业他参加了国家劳务服务，1942年又到国防军北非军团中服务。1943年5月，他在突尼西亚附近作为士兵成为美国军队的战俘，在美国的堪萨斯的战俘营中生活到1946年2月。在战俘营中，他一直向同样是战俘的历史学家万德胡兹卡(Adam Wandruszka)学习。1946年被释放后他回到德国到图宾根艾伯尔哈德-卡尔大学学习古代和现代历史，并且同时跟随施普兰格尔(Eduard Spranger)学习哲学和魏恩莱希(Otto Weinreich)学习语言学，以及文学。1948年，他在福格特(Joseph Vogt)指导下完成了《关于早期罗马凯撒时代的思想中的衰退和进步》的博士论文，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在准备做升等为教授的论文的时候，他从1949年至50年到美国哈佛大学做博士后访问学者。在哈佛，他进一步进行了交叉学科的学习，并且结识了一些着名的学者，如施莱辛格尔(Athur M.Schlesinger)等。
回到德国后，从1950年到1955年，他作为奥托•施塔默尔(Otto Stammer)的助手及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副主任继续他的学术工作，此外他还是在柏林的德国高等学校的政治学讲师。在这一期间，他成为战时移居美国、战后返回到德国的着名政治学者的恩斯特•弗兰克尔(Ernst Fraenkel)紧密的合作者，并且开始了他的关于民主问题和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1951年他开始在汉斯•赫兹菲尔德(Hans Herzfeld)和弗兰克尔教授那里做升等教授的论文，为此，他由古代史转向当代史研究，对于30年代初通向希特勒纳粹专制时期的德国历史的研究，即魏玛共和国的消亡问题。
1955年他在柏林自由大学完成了这篇升等论文，题目是《魏玛共和国的消亡——民主政权衰亡问题研究》。这是一篇对于民主制度中权力如何会消亡的分析研究，在这个研究中，他所运用的清晰的分析及扎实的经验研究特点，形成了他、甚至可以说以他为代表的德国新一代历史学者、政治学者的特点。到今天为止，布拉赫的这个研究依然是研究当代史中的大师性的着述。它同时也被认为是当代最重要的100本学术着述之一，是战后德国政治学学科中的第一本，也是首屈一指的着述。
从1955年到58年他在柏林作为政治学编外讲师，58年提前被升为编外教授。1959年，他正式得到波恩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政治学和当代史的教席教授位置。
在波恩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作为教授，他一直到工作到1987年退休。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极权主义和民主理论。在这将近30年期间，他和当时的他的助教克吕特尔(Hans-Helmuth Knuetter)，后来成为教授的雅克布森(Hans-Adolf Jacobsen)，以及其他人一起建立了政治学研究班。在他指导下，大约有130人在他那里完成博士以及教授升等论文，200多人完成硕士学位。为此这个群体被很多人称为波恩学派。从1970年开始，他和雅克布森一起创办了波恩出版的政治学和历史的系列丛刊，成为学术杂志《期刊》(Periodika)的发行人。
在波恩大学期间，由于他的工作和影响早已经是国际性的，他受到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邀请和聘请，例如来自吉森、汉堡、哈佛和佛罗伦萨大学的邀请，但是他拒绝了这些邀请，始终如一地保持了对波恩大学的忠诚，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退休。为此，很多大学聘请他担任“客座”教授，如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华盛顿大学、佛罗伦萨大学、加拿大、特拉维夫、日本、巴黎和瑞典的大学。
在大学工作之外，从1962年到1968年，他是议会和政党史委员会主席，1965年到1967年是德国政治学协会主席。他是德国政治学季刊的创办人，并且在1960年到1969年期间亲自担任发行人。1980年到1989年期间，他是在慕尼克的当代历史研究所顾问委员会的主席，1983年他参与建立德国政治学协会，从1992年起他成为德国政治学季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同时他也作为发行人和其他学者参与了很多德国学术期刊的工作，如《德意志环视》(Deutsche Rundschau)、《新政治学文献》(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政治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当代史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等。
1981年到1987年他是德国科学基金会的委员，并且是很多研究机构的谘询人，如德累斯顿大学关于极权主义研究的阿伦特研究所的建立。由于他的学术工作，他获得了很多德国的奖项，如联邦十字勋章、德意志“功勋勋章”(Pour le Mérite)，并且是很多国际着名大学的客座教授。
使得布拉赫在德国当代思想史和国际学界享有盛誉的工作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他对魏玛共和国和纳粹时代及20世纪欧洲历史的研究，其二是他围绕极权主义问题对当代政治学思想的研究。他在这几方面的着述都成为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必读的书籍，如《魏玛共和国的消亡》、《德国的独裁》、《欧洲危机》、《意识形态时代》、《极权主义的经验》、《民主和独裁之间的德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作为经验的历史》等。
如50年代大多数这一学科的学者一样，他认为，政治学是民主及这种生活方式的学科。它涉及的不仅是形式上的国家制度结构形式，而且涉及到民众内在的能力和意志对国家事务的根本性的、自我意识的影响。与此同时，布拉赫也认为，这一新的学科是相邻的学科——哲学、历史、法学和经济学结合在一起的产物。事实上他的贡献和成就也都是如此，他把结构分析、历史事实和观念政治理论的构成结合到了一起。为此，当代历史和政治学的结合也成为他所建立的波恩研究所的特点。
对于布拉赫的成就，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其《同行者们》(Weggefährten.Erinnerungen und Reflexionen von Helmut Schmidt,1996)一书中，谈到布拉赫获得德意志“功勋勋章”时说，仅就他的《魏玛共和国的消亡》一本书来说，即便他后来什么也没有写，他的这本书也足以让他获得后来的所有的荣誉。
1.2布拉赫的工作不仅在学术领域而且在德国社会，在对抗纳粹及伴随这个历史的德国政治学，以及文化思想传统的持续影响中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布拉赫接受了波恩大学的这个教席后，从不隐瞒他获得这个教席在教育上的使命。因为在纳粹时代，这类教席及所传授的政治学完全投降了纳粹，使得在这一领域中充满偏见，因此他认为，一种新的政治及政治学的教育是必要的。
在2009年夸德贝克女士经过几年的研究和采访调查，出版了那本400多页的专着《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和波恩政治学的起源》时，不仅这本书，而且几乎所有的书评，以及很多介绍布拉赫及其工作的着述中都一致地把布拉赫称为“对抗那个时代统治社会的流行思想的人”。
布拉赫对于德国社会的政治影响，从来恪守学者和知识份子的本分。在50年代、60年代，以及后来他从来没有属于过任何政党，其后他也没有被贴上左翼自由主义，或者红色的符号。
由于波恩是当时西德的首都，所以可以说是各种政治事件和政治活动的中心，他在波恩经常有会见重要的政治人物，以及对媒体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看法的机会。但是布拉赫的政治倾向和见解确实是超越党派的。
对此，不仅前文提到的鲁道夫教授强调了这点，而且，夸德贝克也说，实际上布拉赫很少直接介入政治事件，也很少作为活动家出现，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学者。为此，人们认为波恩的政治学讨论班是德国首都的一个政治问题的清理地。而对此可以肯定地说，布拉赫从来没有惧怕过参与任何重大政治问题的争论。
在战后在德国引起最大动荡的六八学运时，他站在了学生一边，因为他认为学生的抗议是对于一个集权国家(Obrigkeitsstaat)，或者说是对以国家至上的社会及思想的反叛。在当时，他曾经批评阿登纳政府是专制性的总理民主制，强烈地批评当时政府对于革命的学生实行紧急状态法。他认为这开启了通向专制、官僚和军事干涉之路。学运中发生学生欧讷斯索尔格(Benno Ohnesorg)被警察射杀事件时，布拉赫认为，涉及的是批评及反对的权利，因此，他把为政府暴力辩护的斯普林格出版社和30年代的胡根贝格出版社相提并论（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在20年代末期担任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DNVP)主席，他是当时德国最大的新闻集团的所有人，并且在希特勒的政府中短暂担任过经济和粮食部长。由于他及其他一些党派的合作，才导致魏玛共和国的最后解体及希特勒上台）。在这里另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柏林墙倒塌后对东德秘密警察的档案揭露，当时射杀学生的那位警察是潜伏的东德特务。直到柏林墙倒塌前，几十年来共产党东德从来没有停止过使用各种方法包括试图利用六八学运来破坏颠覆西方社会及其文化气氛。
但是，当其后当极左派开始提倡暴力，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在学生运动中广泛传播的时候，布拉赫就果断地作出转变，坚决明确给予拒绝。他认为，新马克思主义力图通过把法西斯主义概念更为广泛化、普遍化，而轻描淡写共产党的独裁专制，就如以前纳粹所曾经做过的那样。对于使用法西斯主义来排除极权主义理论，布拉赫提出了警告。他说，尽管一些说法有了一些改变，或者说修正，但是这依然是用那种旧的、过时的意识形态及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改善来诱惑知识份子。由于他的努力，70年代和80年代在德国和欧洲形成了一个群体——对抗极权主义的共产党专制，以及“缓和”以来在西方蔓延的绥靖主义思潮。与此同时，在对抗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想中，他的研究工作也使他获得了所应该获得的巨大的学术声名。
1.3就在笔者写作这篇介绍文字的时候，即第一篇、第一次把布拉赫介绍到中文界的时候，传来布拉赫去世的消息。为此，笔者深感，如同布拉赫在他学术生涯早期的1965年写的文章《泰奥德尔•豪埃斯和德国民主的重建》(Theodor Heuss und die Wiederbegründung der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结尾中谈到豪埃斯时所说的那样，“他的遗产就是活生生的民主，不仅是制度，而且也作为生活方式。”
慕尼黑大学穆勒教授在庆祝布拉赫80寿辰的文章中说，“当民主制受到极权主义运动的威胁和危害的时候，在和极权主义的对抗中，布拉赫从来没有感到过疲倦。这尤其是在社会和民众对于这种警告还非常陌生的时候，他也同样坚持不懈、丝毫不打折扣地指出民主和独裁专制的根本的、不可消除的对立。对于60年代所流行的那些说法，所谓西方只是形式的民主，所谓德国要寻求第三条道路，寻找一个直接民主的替代可能，以及进行议会院之外的反对、抗争的说法，他都明确地毫不含糊地给予了拒绝，并且从学术和政治上作出了分析说明。在他那一代人中，经历过纳粹时代，亲眼看到眼前的共产党所做的一切，亲身经历了战后西德民主制的重建，以及当时西德领导人阿登纳坚定地在东西对立中选择西方，和坚持法治社会的社会历史发展中，他的这些努力使得他成为这代人中的最卓越的代表。”
对此，穆勒教授特别提到，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德国，对于一些被当做所谓“进步”、而被推崇的有学问的人，布拉赫毫不退缩地、直接地对抗了他们。现在，他对抗的这些思想，已经被证明都是非常保守的思想。
在60年代到70年代，在德国和欧洲，一种东拉西扯的谈论历史及思想的方式兴起并且流行，对此，布拉赫同样是毫不含糊地给予了直接的反驳和分析。现在对于这一历史现象的反思可以让人们清晰地看到时代精神的变化，而这也就再次让人们进一步看到，布拉赫所从事的工作，对抗并改变了时代精神，就在这个过程中，布拉赫为德国当代社会民主原则及基础的奠定作出了无可替代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回顾布拉赫教授一生的工作，无论是在2002年庆祝他80岁的寿辰，在2012年庆祝90寿辰，还是2016年他辞世后对他的悼念文章中，人们都众口一词地称他为对抗流行的社会思想及所谓时代精神的人。布拉赫的一生确实经历了酸甜苦辣，在2007年为他举行的告别《当代史研究》（Zeitgeschichtsforschung）杂志的讨论会结束的时候，他非常动情地感谢了50年代他最早进入的历史研究所，他说道，因为进了这个所，所以他的研究工作才得以开始。今天这个历史研究所已经很强大，因此他们不再被迫下跪了。对于同代人所迫切需要的启蒙及釐清，他们一直固守着不可估量的价值问题。对于历史所的同仁，退休的布拉赫教授在结束时说，要继续坚持做历史的开拓者。
对于曾经孤独地奋斗的布拉赫来说，让他十分满意的是，1989年苏东共产党集团崩溃后，国际社会所产生的对于共产党极权主义运动和独裁专制之间的比较研究和反思再次成为人们日常的思考问题。当年那些批评和反对极权主义概念的人，不仅是试图减少这个概念对于共产党统治者所造成的揭露和伤害，而且甚至扩展到了基本的方法论问题，但是在1989年后，布拉赫倡导的这个概念在他的晚年获得了全面的肯定和接受。
为此对于这一点，笔者前面曾经谈到，穆勒教授说，“很多历史学者他们虽然没有能到布拉赫那儿学习，但是通过对他的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的接受，成为他更广泛意义上的学生。”
对于穆勒教授的看法，笔者深有体会，笔者40岁开始学习德语，1990年第一次在旧书店看到布拉赫教授在8年前出版的《意识形态的时代》一书，一下子被他的思想和论述所吸引。那时距离他的《魏玛共和国的消亡》一书的出版已经35年。其后笔者私淑布拉赫教授20多年。对笔者来说，由于社会、历史和环境的艰难，一路蹒跚走来而终于能够立稳脚跟，可以说从布拉赫教授的研究工作中受益无穷。为此，如果说笔者的工作中已经渗透着布拉赫教授的思想，那将是对笔者的最高肯定。
对此，笔者同时也深切地体会到，对于一位即便是你听了他的课的教授，如果你不能够接受他的方法及他提出的问题，那你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他的学生。因此无论是布拉赫教授的探索，还是他的人生经历，笔者货真价实地是他的不曾谋面的学生。
2.与政治学密切相连的历史研究
关于德国是如何走向希特勒纳粹专制的研究和着述，自从二次大战以来可谓是汗牛充栋。但是布拉赫关于魏玛共和国的消亡一书出版60年来依然是最重要的着述。这不仅因为它直接描述分析的是民主制消亡，希特勒攫取政权这一段历史时期，而且还因为所使用的方法，涉及到德国根本的文化传统问题。
布拉赫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罗马史，但是在博士后，作为升等的这个研究却转向了当代史，而这个转向不仅是充分运用了他在古代史研究中打下的根基，而且更重要的是直接显示了他后来，也就是他一生的研究思想和学术基础。在对于这个研究着述的评价中，后来的德国学者明确地指出，布拉赫在美国美军俘虏营中的3年生活、以及博士后于1951年在哈佛大学的1年多的研究，决定性地让他直接进入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学术传统，为德国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引入了新的方法。
2.1魏玛共和国的建立和失败，及其经验教训对于总结反思20世纪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希特勒纳粹就是在这一时期兴起并且攫取权力的，这一时期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布拉赫的《魏玛共和国的消亡》一书，研究成书于1951年到1954年，出版于1955年1月。那时距离希特勒攫取权力已经22年，第三帝国崩溃、二次大战结束10年。那时生于1922年的布拉赫33岁。他并没有直接地、有意识地经历过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因此这是一本基于对当时的文献研究基础上完成的着述。
布拉赫出版于60年前的这本书被学界公认，至今在研究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原因的领域里的所有文献中是必须阅读的一本书。在这本书中，或者说在这个研究中，布拉赫使用了政治学的结构分析的方法对抗了当时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那种纯粹的有选择性地叙述历史事件的方式，由此布拉赫为当时德国历史学引入了一种新的运用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研究。在这个研究中，布拉赫的思路给人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清楚地解析了魏玛共和国消亡的原因。
在这本书中，布拉赫和一直到50年代还在德国学界流行的国家至上的思想不同，他把民主制、议会制和多党制置于最高原则和地位。在这本书中他揭示，在1930年前，在最后一个议会主导形成的政府赫尔曼•米勒内阁失败后，德国不再是今天意义上的多党制政党国家的时候，魏玛共和国就已经开始走向消亡。因为在那之后，德国的政党已经不再是和民众意愿、社会利益相联系的政党，而成为利益集团。因为它们已经置身于宪法外，不再受宪法约束。
布拉赫认为，第一个由总统行使主导权力的超越政党来解决危机的政府，即1930年成立的布吕宁内阁及其运行显示的是对于民主和议会的藐视。议会在当时已经只被作为一个清谈俱乐部，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总统手中，兴登堡已经被说成是凯撒的替身。对于这种在民主共和国中的个人专制倾向，布拉赫认为，这是一种从一诞生就带有的二元性存在的先天缺陷。他把它看作是导致魏玛共和国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1978年版的前言中，他说，“魏玛共和国的失败的责任不是没有进行完全的革命，而更多的是因为对于彻底地确立议会制度制，明确地施行多党制政党国家的犹豫不决。在战争结果的沈重负担和左右极端派对立的形势下，它成为魏玛共和国在诞生中就具有的二元性中的缺陷，不是革命和议会问题，而是在议会制和总统制之间的一种矛盾的权力结构进一步导致了其后的严重后果。在魏玛共和国的宪法中，议会的代表性和全民公投决定之间的联系并没有明确地给予保证，而由此导致了总统制的想法。由于通向权力和组成政府存在着两条路，议会民主的效力，迫使各派妥协的机制就被大大削弱。为此，各政党的责任不断消失，而总统的权力空间却在不断地扩大。”
布拉赫在他的研究中揭示，用摆脱议会决定来寻求走出危机的办法的结果使得在1930年以后完全不再寻求党派的合作来作为一个可能替代的方法。经济危机的恶劣条件所必然面对困难重重使得他们逃脱责任，而这就更进一步给总统制制造了便利。
这就是布拉赫的核心思想，多党制议会民主自1930年起就已经不再存在，因此，魏玛共和国的失败不是多党制失败的结果，而是宪法上的二元论和反议会制的总统制急剧发展排斥了多党制、议会制所导致的。这种倾向实际上从1929年反对在议会制基础上大联合政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那之后形形色色的人就更为迅速地聚拢到兴登堡身边。而这一切在思想史上的原因就是，德国传统的国家权力至上(obrigkeitsstaat)的思想与和它并行的滥漫(romantic)性的观念扩张，以及在1813年德国战胜拿破崙后，法国革命中的思想的不断贬值。这是一种反民主的思想传统和气氛，它在20年代末期后，越来越浓烈地充斥在德国的知识精英中，官僚机构中及军队中。
笔者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romantic一词在中文中的使用。这个概念从它进入中文界被翻译成浪漫一词后就一直被严重地误用、误解。实际上在中文里的“浪漫”，根本不是西文中的romantic。在二元论思想中，和realistic对立的romantic，更多地强调的是观念、精神，而不是不拘一格的丰富热情和感情。所以我以为或许翻译成滥漫主义，甚至滥蛮主义更好一些。因为德国的滥漫主义，Romantik涉及的是一些阴郁、僵硬、一丝不苟的观念论者。而正是这种滥蛮主义使得他们能够不动声色地、严密、成批地杀死几百万犹太人。而这种残酷，与中文中的浪漫毫无关系。
布拉赫认为，在总统主导下成立的对抗议会的布吕宁内阁是由民主的议会制走向专制的最关键的转折点，其后布吕宁的继承者帕班公开解释了它的纲领的性质。1930年的布吕宁寻找的不是在民主制度中如何解决危机，而是如何能够摆脱民主制度——议会制，重新返回君主制。
2.2这本研究着述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运用社会学的结构分析对权力结构的分析，另外一部分是魏玛共和国逐步消亡的程度性、等级性的分析。它的展开非常详实具体。首先他对理解1930年发生的事情的前提，那些参与到这些事件中的个人对当时社会具体情况的依赖程度，或者受到的导向，进行了广泛的、全面的结构分析。他探究了所有那些涉及到权力斗争的政治和社会因素，所存在的问题和对立程度，用一个清楚的概念系统解析了各种现实情况。在这里布拉赫以作为一个知识份子所具有的观察力及应有的客观性、诚实性揭示了支持和反对共和国的各种力量。
在第二部分，布拉赫展开了魏玛共和国的消亡过程，他从1930年3月米勒大联合政府内阁解体，由一个总统任命的内阁——布吕宁内阁接替开始，到33年1月30日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希特勒上台。
在最后一章的结尾，布拉赫说，“历史性的决定在于瞬间及当时的条件，并没有简单的必然性。它们被一些具体的情况所引发，一个失算会导致一个巨大的事件。”不仅是1月30日兴登堡在宪法问题上失足选择任命了一个宪法的敌人，而且还由于一系列的退让所造成的。布拉赫没有隐瞒这些失败，并且同样认为各方面都有责任。对于究竟是谁造成魏玛共和国的消亡、无能并且走向灭亡，布拉赫依然持谨慎的开放讨论的态度。
布拉赫用一种非常克制的谨慎，没有任何惊人之语地描述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魏玛共和国的消亡，但是并不是别无他选、一定导致到这个结果。他探究了那些错综复杂的事件和原因，不仅解析了那些单独事件而且又把它们再次清楚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它让人们看到在这个历史迷宫中所存在的线索。为什么德国民众如此地倒向希特勒？至今为止，布拉赫的这本着述依然是最全面的回答。
2.3关于这本在逾60年前出版的《魏玛共和国的消亡》，现在德国学界、知识界几乎一致地认为，布拉赫的魏玛共和国的研究可以说是战后德国学界，德国社会最初的走出历史羁绊、历史废墟的第一步工作中，最为着名和重要的一项研究。而这也就必然导致老一代历史学家对它激烈的、灭顶性的批评。这也是本文第一部分多次引述的，30年后的德国思想界称布拉赫是思想界、学界的开拓前锋，是德国历史学界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原因。
由于他的《魏玛共和国的消亡》一书直接触及到一个社会在民主制的建立和转化变化中，在这个社会中的关于权力的认识及思想的争论、对于社会及制度结构的攻防角力，以及对于得失进退进行了直接的历史描述及分析，而那些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都还活着，他们之中很多人和这个发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脱不开的关系，为此，这本书在1955年出版后立即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如前所述，布拉赫这本书直接涉及到的对立是，继续使用在德国沿袭的那种国家权力至上所带来的种族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还是用这样一个历史研究来开启一种代表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学，即继续坚持旧的意识形态、观念论还是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学。而这就是老一代历史学家孔策(Werner Conze)在1957年发起的攻击他的核心基础问题。
2007年，科隆大学的历史教授寇尔伯(Eberhard Kolb)在谈到布拉赫魏玛一书时回忆说：1987年，布拉赫在一个专门讨论此书的会上曾经说过，50年代中期他的这本书出版后曾经被认为是极为奇怪的、非历史的，根本就是美国式的。当时布拉赫虽然谨慎地没有提孔策的名字。但是谁都知道，是孔策在1957年的《历史学期刊》公开发起对于布拉赫的批评。他指责布拉赫的研究的方法是令人怀疑的，认为他的政治学概念的构成由于没有摆脱偏见，因此影响到他对于一些具体事件的描述。
孔策的观点和布拉赫恰好相反，他认为，魏玛最后一位总理布吕宁之所以失败而使得德国走向希特勒极权主义专制是因为国家变成了“政党国家”的缘故。在孔策看来，在他对国家的理解上，议会制带来的政党政治、政党政府带有极强烈的负面性质。
但是在布拉赫看来，布吕宁推行的紧急状态法下、抛开议会的专制政治，是倒退回官僚的独裁专制国家，是国家权力高于一切，而这就为纳粹攫取权力铺平了道路，成为纳粹攫取权力的前奏。
布拉赫的这个观点造成了他和当时历史学界占主流地位的孔策观点争锋相对的对立。孔策针对布拉赫的研究着述在历史学的刊物上发动了直接的批评和讨伐。
2.4对于孔策为什么把“方法批评”当作工具，指责布拉赫颠倒了事实，2007年的一次讨论会上，历史教授寇尔伯指出还有争论内容之外的原因——争论发生的背景。对此，他特别提到，在1955年布拉赫的魏玛一书发表以前，1953年，孔策帮助策划了拉索夫手册(Deutsche Geschichte imÜberblick.Ein Handbuch.von Peter Rassow)的德国历史部分，1954年他在《历史学期刊》上发表了题为《1929至1930年德国政党国家的危机》的文章，在该文中他积极评价了布吕宁的总统制政府，他的观点完全和后来的布拉赫的观点相对立。而更为严重的是，孔策这篇文章和一个大的关于魏玛研究计画有关系，他希望用这篇文章来主导对于德国这段历史的解释，但是现在横空出现了布拉赫的这部充满魔力的着述。寇尔伯教授认为，布拉赫对于魏玛共和国末期的解释完全和孔策的描述出的图景相反。孔策的想法是，国家高于政党，民主制中的政党国家对他来说完全是负面的，几乎是一句咒骂。为此，孔策认为1930年大联合政府的中断是政党国家的彻底失败，布吕宁的努力是走出这个失败，是国家至上，国家高于政党，所以他给予充分的认可。
在那次讨论会上，寇尔伯教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孔策的看法，他认为，布拉赫对于魏玛共和国的权力结构细致的分析直到今天仍然是独一无二的。这个研究试图非常具体、明确地确定有责任的个人和社团。这个研究既没有忽视那些老一代的精英的归属，也没有把纳粹攫取权力只是作为那些可能把握权力的党派操纵的形势发展中，由于错误处置和放纵导致的最后一步后果。这中间起了很大作用的尤其是在大联盟政府失败前积极推行的的总统制。这使得在1930年试图在议会基础上重新组成一个政府的努力不再可能实现。
对于孔策对布拉赫的攻击，德国另外一位历史学教授基特尔教授(Manfred Kittel)曾经作过具体的评述。孔策在方法论上对于布拉赫的批评，认为对于他那一代历史学家来说，布拉赫的方法很少有人理解。他在1957年为《历史学期刊》写的评论中甚至走的更远，他认为，布拉赫非常强烈地关注权力分配问题，为此他探究了权力构成及统治方式和互相依赖关系的改变。以这样的方式理解，就使得他事先就为这段历史确定了的框架，从而让他的研究带有了偏见，很难看到历史关系的多重性。对此，基特尔指出，这样的没有论证的指责也存在于当时贝松(Waldemar Besson)对布拉赫的批评上。贝松认为，布拉赫毁灭了所有那些在结构的动力中存在的历史人物的努力。但是基特尔认为，恰好相反，布拉赫对于魏玛共和国解体的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思考方向，它让我们今天对于魏玛共和国末期的各种在政治上的替代可能的反思更为实际。
这一点在文化批评方面更为显着，至今人们在这个领域中所进行的各种探索几乎都仍然是在布拉赫60年前的讨论思想和范畴中，从共和民主的失败、议会功能的缺失到宪法缺陷，及政党问题上的盲点等。布拉赫试图用这些新的方法超越过去那些带有目的论的历史观所造成的盲目。为此对于那些带有观念性的滥漫倾向的有关魏玛共和国的粗疏描述，布拉赫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陌生。但是布拉赫正是通过这样的探究、澄清让那种日尔曼“民族国家”的僵硬、封闭思想逐渐软化、消散。
基特尔教授认为，布拉赫和孔策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在精确意义上30年代布吕宁的紧急状态下政府是第三帝国的前身，还是如孔策所认为的那样是拯救民主的最后努力。对此，他认为，真实情况应该是二者兼有，因为布吕宁和他之后的内阁虽然走向了用军队支持保护的专制，这是不能够令人接受的。但是这和后来的希特勒的独裁专制相比，它的伤害就极为有限了。还是后者更加不可令人接受。布吕宁虽然不能够被看作是对于民主的最后拯救，但是可以看作是阻止1933年希特勒上台、阻止德国走向这条道路的最后一个努力。对基特尔来说，不是布吕宁而是胡根贝格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NVP)中的强硬派核心是魏玛共和国的掘墓人。他认为，在谈到魏玛共和国消亡阶段的政治形势的开放性的时候，孔策对布拉赫的理解是错误的。事实上1933年希特勒攫取权力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一次意外发展，历史学家记述的历史是二者之间。对此寇尔伯教授则认为，布拉赫的这个研究正是强调了1930年一个不是被迫选择的总统内阁是一定能够发挥作用的，它并不是如孔策所说的，是一个完全失败的政党政治的必然结果。
2.5布拉赫魏玛共和国的消亡研究的意义
2007年10月，在为布拉赫为杂志30年的工作后退出编辑部而举办的讨论会上，主持人穆勒教授在引言中认为，布拉赫关于魏玛研究的着述，是一本经受了历史考验的重要着作，很少有书如它那样，在经过几十年后依然非常具有阅读的价值。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布拉赫的很多着述都是如此。所以他认为，布拉赫是位极为独特的历史学家。在当代历史学上他不仅是那些名列前茅的历史学家之一，而且根本就是在这几十年的历史学者中的执牛耳者。
布拉赫的这本研究着作，自从1955年出版后，一版再版，即使不用被一面倒地热情地接受这样的说法，但是还是可以说受到非常广泛的高度评价。一向以说好话吝啬的恩斯特•弗兰克尔教授，也就是评介他的这部升等论文的教授，认为这是一本“辉煌的着述”。30年后，德国研究当代史的哈根•舒尔策(Hagen Schulze)教授在他的关于魏玛的着作《日尔曼人和他们的国家，魏玛、德国1917-1933》(Die Deutschen und ihre Nation.Weimar.Deutschland 1917-1933)中称布拉赫的这本书“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一本现代的作品能够取代它，它堪称是当代史中的一本经典着作。”
布拉赫的这本着述和一切具有重要意义的伟大着述一样，当然不会是没有异议及争论的，但是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它出版后的半个世纪，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人，无论从哪方面说，无论从年龄来说是哪一代人，都承认这本书对于他们的学术生涯的影响。
柏林自由大学的政治学历史学教授里特尔(Gerhard A.Ritter)，比布拉赫小7岁，生于1929年。他认为，布拉赫的这本书一些看来十分极端的说法给了他非常大的启发。例如布拉赫认为，1848-1849年革命的失败，中断了德国的欧洲发展之路。此后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并且通过他的领导及必须优先的外交政策问题使得政府毫无顾忌地充分利用了爱国心理，从而导致了内政的重大发展变化。这给了他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对于他们那代人，在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后寻求到底是什么阻碍并且导致了第二次民主的失败，魏玛的经验能够给未来发展哪些启示，布拉赫给出的回答是令人信服的。
里特尔教授认为，布拉赫在50年代中期在柏林自由大学完成的这部着述，也是新的政治学的种子的萌芽。它使得政治学和历史学相连，并且带有历史学的性质。这种特点在此后出版的布拉赫和弗兰克尔共同编辑的《国家与政治》一书中，布拉赫在前言中明确地做了说明。
这本1957年由费舍尔出版社出版的词典式的书籍，到80年代已卖了40多万册。在这本书中，历史是运用政治学的基本学术规范描述，而每一个政治学概念充分浸染着历史性。而这在布拉赫关于法西斯主义、纳粹和极权主义的历史研究中已经成为他的基本思想的核心。在他后来的各类着述中更深化了这个特点。他把釐清自由主义的，保护基本价值的改革思想和政治行为作为自己的任务。对于德国流行的在文化人类学的悲观主义和那种千年盛世使命的完美的妄想（在前者，他们试图通过建立和加强一种专制来克服混乱、保护社会的秩序，在后者他们则认为，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创造一种新的人和人间天堂，采用任何手段都是正确的），布拉赫明确而坚决地拒绝这两个选择及道路，不断地明确、清楚地指出他们的诱惑及其危险，以及走出这个百年困境的另外一条通路。
如前所述，布拉赫的这个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受到高度评价，由于这个工作他被称为是德国处于历史性的痉挛时期，民主觉醒时代之子。他的这部关于魏玛共和国的研究着作奠定了50年代中期那个时代开始的对于过去德国历史重新思索研究，是走向民主之路的基石。与此同时它立即受到那些对此持有保留态度的人的反击。为此，33岁的布拉赫和传统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德国知识界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对抗。
在这个对抗中，值得思索的是，和十几年后1968年那些在德国社会上发起反叛运动学运的青年人相比，布拉赫远比他们更早地重新思索，并且对抗德国曾经有过的历史传统。但是，有意思的是，到了六八年布拉赫却是作为保守、老式的知识份子教授出现的。而它的原因却正是因为，布拉赫的思想及研究的基础是对于极权主义的批评性的研究，而这就决定了他针对的对像不仅是纳粹，而且包括共产党政权，以及所有20世纪的意识形态化的观念思想。所以不到五十岁的布拉赫不被六八一代受到共产党支持和煽动的学生运动认为是自己人。@
3.与历史学密切相连的极权主义研究
如前所述，布拉赫之所以能够在历史学上，在对德国当代史研究中做出开创性的、颠覆性的贡献是因为他引用了不同于此前德国的传统治史的新的方法。他的历史学的基础是新的政治学思想，而这个新的政治学思想就是布拉赫对于极权主义理论及思想的认知和研究。布拉赫不仅在他最初的升等论文中充分地运用了对极权主义问题的认知，而且在其后，即50年代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在冷战时代，在极权主义研究领域中做出了非常独特的贡献，成为这一领域中在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学者。这使得他不仅在德国的历史学领域，而且在政治学领域都成为重镇。
布拉赫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由于它在他的研究工作中是作为他治史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框架，因此这一研究不仅和基本的思想研究，即概念和理论研究联系在一起，而且和它的历史学密切相连。在布拉赫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中，历史感、历史性是他的一大特色，而这也就又决定了布拉赫的研究不仅和德国当代史，而且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德国社会的文化思想及社会演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3.1在布拉赫研究魏玛时代及纳粹问题中的极权主义问题
3.1.1以古代史为专业的布拉赫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学习之后，返回德国进入了柏林德意志政治学院的政治研究所从事当代史研究。战后，50年代初期德意志政治学院政治研究所的当代史研究，是作为德意志政治学院对极权主义和多元主义之间的区别的研究的一个应用和补充。这个补充关系可以从这个事实看到：1957年弗兰克尔教授和35岁的布拉赫共同主持费舍尔辞典的《国家与政治》一书中有关这方面问题的编撰。而事实上，前已介绍的布拉赫1955年的升等论文《魏玛共和国的消亡》，是布拉赫领导的这个部门的第一个阶段的成果。它也是由弗兰克尔及该所的另外一位教授汉斯•赫兹菲尔德审定的。布拉赫的这本书也使得这个研究所在50年代获得了国际性的名声，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这本书成为了解德国的最基本的着作。
在这本书中，虽然布拉赫没有对极权主义理论进行直接的探讨，但可以说从布拉赫到研究所开始，极权主义概念就是他的研究基础。因为这个研究是建立在民主与极权主义制度的对立基础上，因此在他的关于魏玛共和国解体的研究中关于权力转移的研究，如果没有极权主义概念根本就不可能展开。事实上还不仅如此，他其后1960年的工作也是建立在极权主义理论基础上的。这个工作是他和格哈德•舒尔兹(Gerhard Schulz)及沃尔弗冈•藻尔(Wolfgang Sauer)合作完成的，藻尔后来出版了《纳粹攫取权力》一书。这本书天衣无缝地接续了布拉赫关于魏玛解体一书，把纳粹1933到1934年攫取权力分成四阶段。
关于纳粹攫取权力，柏林老一代的政治学者弗兰克尔及弗朗兹•诺依曼(Franz L.Neumann)早在流亡期间就发表了对这个问题的重要的具有影响的分析。弗兰科尔在1941年在美国发表了《双重国家》。诺依曼1944年出版了《巨兽》。这里必须要说的是弗兰克尔始终阻止他1941年的英文着述翻译成德文出版。因为尽管这本书用英文改写后，和他1938年写作的此书的德文稿相比，已经大大地去除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他感到，在这本书中依然还是太马克思主义化了。这本书的德文本一直到1974年才出版。而38年的那个原始版本和弗兰克尔的其他着述又过了23年，一直到1997年才作为历史文献结集编辑出版了德文本。对诺依曼也是同样的情况，他一直坚持，《巨兽》一书的德文本出版，必须在他作了根本的修订后才能够出版。
布拉赫60年代的工作当然是在这些历史性的工作的修正基础上进行的。弗兰克尔在《双重国家》一书中提到，在德国的垄断资本和集权的国家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功能性的关系。对于这一关系，在布拉赫、藻尔和舒尔兹的工作中反转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极权的国家决定了经济政策为它的政权服务。纳粹的统治只会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也就是他们如何能够在已经被毁灭的生产能力中“巩固统治”，“立稳脚跟”、“发展”才是他们唯一要考虑的。
在诺依曼的《巨兽》中，他认为，在第三帝国中有一个社会集团，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的需要建立并且坚持极权主义的专制。他的这个对于权力结构的分析，在布拉赫等人1960年的研究中并没有被接受。代替这个看法，布拉赫们提出极权主义的“领袖国家”看法，认为希特勒根本上已经成为一个全能的独裁者，他赢得了完全的、自由决策的权力，按照他自己的计画排除掉了所有的反对者。后来当代史专家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进一步论证了纳粹集团内部的混乱和权力争夺，由这些不同团伙的对立及合作，奠定了他们的领袖的最后的决定性作用。
3.1.2《纳粹攫取权力》这本书的引言是布拉赫单独撰写的。他在引言中阐释了他对于极权主义理论的理解。在这篇序言中，他发展了3年前他为费舍尔辞典撰写《国家和政治》时的看法。布拉赫在这本辞典中对于极权主义的定义是以着重突出它的现代特点开始的。
“在现代统治制度中极权主义代表了一种朝向中央极权化，整个政治和社会及精神生活一致化和监控统一化倾向的极端的扩大化的形式。”（《国家与政治》，1957，法兰克福，第294页）它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展现的不同的历史现象形式分别是共产党、纳粹和法西斯主义政权。尽管它们出现的历史前提和条件不同，但是布拉赫在这里得到了几乎和弗里德里希(Carl Joachim 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同样的看法，这三个政权都同样具有以下典型的特征：
否定任何和他们竞争的其他的政治群体存在的权利；
否定在政治范围以外存在的生活和文化的独立自决的权利；
存在着一个被定义为永远不会犯错误、不可取代的政党；
一个充满斗争性的，起着以前宗教所起的作用的意识形态；
利用现代技术无所不在的监视以及对于民众乃至对于整个制度的操控。
按照布拉赫对于极权主义的理解，他拒绝在分析这种现代专制的时候，把法西斯主义作为普遍概念使用。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和义大利的特殊情况相关联，如果作为普遍性的概念它就无法解释德国纳粹和义大利法西斯主义政权在目标和很多统治措施上的不同。为此，他认为极权主义概念涉及到不同的独裁制度中对社会的操控和渗透的强度的程度问题，而这是斯大林的共产党集权主义政权，希特勒纳粹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义大利所都共同具有的。因此他认为极权主义概念是比法西斯主义更为普遍的概念。
在《攫取权力》的序言中，布拉赫展开了他在具体历史研究中的一些思想。按照他的想法，德国的纳粹是极权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特例。他再次提出极权主义制度是“一种新的，完全属于我们这个工业化的大众社会的世纪的产物。”极权主义的制度形式，极权国家是那种中央极权，它的一致化，单方面控制不仅在政治上而且也在社会和精神生活上，它在我们世纪的那种历史动力支配下获得了特别的效力，并且由此进一步超越了旧的专制和独裁统治的形式。
极权主义是20世纪的新的现象，甚至可说是世界大战后的社会心理危机的结果。它包括了所有以往及现存的其他不同专制的因素和形式：那些被称为东方专制、帝国主义专制、等级专制、法国革命式的的极端民主专制、纳粹以及共产党专制的制度。布拉赫认为极权主义是带有20世纪的现代特点及可能的一种新型的综合，并且由此形成了极权主义的各种自己的特点。为此，他集中研究、描述了极权主义制度的各种制度特点，而拒绝了那种认为共产党极权主义在“理智”上比纳粹等要好，具有更高的水平，它们有一种所谓人道的统治目标的看法。布拉赫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成立的。他认为，所有这些以目标为说辞的说法都是一种从来也没有被证明过的“宣传”，无论是共产党还是纳粹德国，他们都几乎一直是同样地、不断重复地使用这种“未来的民主”、“民族国家中的彻底民主”的许诺。
布拉赫接着谈了极权主义的主要特征，在这里他主要谈的不是自己的理论，而列举了弗里德里希、弗兰兹•诺依曼、齐格蒙德•诺依曼(Sigmund Neumann)等人的理论描述。对于布拉赫当时的情况，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弗兰兹•诺依曼，他主要根据诺依曼在1954年去世之前所提出的看法。
布拉赫是以弗里德里希关于极权主义所作出的着名的结构特征的解释开始的。但是他很快感到这还不够。因此他使用了诺依曼关于独裁专制的理论进一步补充了它。诺依曼的工作成果在他去世后的1957年，作为遗稿得到出版。布拉赫使用了诺依曼所注意到的关于极权主义制度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认为极权主义的存在不是依靠恐怖，而是依靠利用了“民主制的各种形式和说法”。这也就是说，它保留了民主制的门脸。例如那种表面形式的同意，一起鼓掌欢呼同意或否定，并且这种运用所谓“民主集中制”形成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专制。
布拉赫在诺依曼的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极权主义不再更多地是如传统专制那样依靠独裁者的政变或者革命团体攫取政权，而且也“利用表面的民主形式”！这也是现代极权主义的一个典型的特点！
对诺依曼的思想的进一步思索，使得布拉赫改变并且提出了对极权主义的描述。他认为不仅是“恐怖”，而且还有“操纵”是极权主义统治的特点。“恐怖”在其他的国家统治形式中也可能存在，但是这种形式的“操纵”却是极权主义制度所特有的！
对此，布拉赫说，“这里，在对国家和社会的操纵方面存在着极权主义与独裁、专制(autokratisch absolutismus)或更早的凯撒专制的最深刻的区别。同样与仅仅是专制的国家，以及在20世纪的条件下依然在君主专制和伪民主的极权主义二者统治形式之间中间地带的各类专制制度的区别也是如此。”
为此，最终布拉赫接受了齐格蒙德•诺依曼的观点，极权主义制度的“永远革命”的特点。当那些掌握极权主义权力的人想要改换的时候，极权主义制度就会永远运动变化。因此极权主义国家在以不断必然向上发展来迷惑民众的时候，总是会利用新的领域中的他们所能够控制的动力。
3.1.3布拉赫对于极权主义的理解并没有要求一种新的理论，或者是一种对于已经存在的理论的根本的修正，而是进一步对已经有的理论的思索探究和推进，也就是在他的经验研究中提出的问题所带来的意义。因为的确是如弗朗兹•诺依曼所说，极权主义攫取政权不再是经典的、传统意义上的政变，而是利用了所谓的“维护民主”。他认为极权主义在攫取政权的时候“利用了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些因素”是比其他的别的方面更为重要、更值得研究的一个特点。所以布拉赫对于当代史的研究也没有朝向一种新的概念，而是集中在如何能够区分这些具体的事情和问题。他认为政治学、社会学和国家学说中的极权主义理论需要针对现实、针对正在变化中的事物的具体化的研究，需要通过对于原始材料和问题的具体分析来确定。
对此，人们可以以他对于极权主义理论研究的所做的工作来总结布拉赫在政治学研究所的工作。这个工作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他的经验历史研究极大地丰富补充了极权主义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布拉赫领导下的探究却并非是没有光彩的。在把极权主义研究应用到另外的超出纳粹的领域中，布拉赫认为对这样一个前提做经验主义的考察是可能的，这就是义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纳粹、苏联的共产党制度和东德统治制度是都可以同样使用极权主义理论来表述。为此，布拉赫领导下所做的这一极权主义理论的经验研究实际上带来了更具体的比较研究。布拉赫对于他的研究所作的进一步的继续，使他更多地介入参与了当时的对于东欧问题的研究：对于极权主义与民主的具体的对立的分析研究，而这就使得他超出了具体的对于极权主义的经验研究。而这也使得布拉赫更激烈地受到阿登纳时代德国政治学领域以及当时那些保守的历史学者们的批评。
布拉赫对此的研究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研究工作在具体的研究中是如何富有成效地转变发展的。概括他的工作，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用来对当代历史各类关系研究的普遍的极权主义思想；
2)用来描述研究德国当代历史经验的主导思想；
3)用来具体区分分析各种极权主义存在的不同形式及现象。
对于一般的极权主义理论的研究及讨论，布拉赫所发挥出的作用，既不是在紧接着魏玛研究工作后的篇章——《纳粹攫取权力》中，也不是在他50年代和60年代的其他工作中，尽管在他对于纳粹政权的研究中，他的影响及批评性看法受到他的同时代的保守的德国历史学界的拒绝和驳斥。他对极权主义理论的直接涉入及贡献在70年代，那时，他以前研究极权主义的合作者们都已经宣布放弃使用极权主义理论，但是布拉赫却全面地捍卫并推进了对于极权主义理论的研究和使用。
3.2极权主义概念和法西斯主义及其研究
3.2.1历史争论
在60年代和70年代关于极权主义概念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这个争论的产生，是源自于对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专制的研究而来，它们究竟又有哪些不同，是否可以同样用极权主义概念涵盖。由于这个涵盖实际上意味着这两个专制是可以等同并论的。因此，这甚至让极权主义概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遭遇到激烈的排斥，或者面临严格的使用限制，或者强烈的否定性的批评。这场争论甚至可以说延续到今天，因为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法国出版了共产主义黑皮书，再次重新更为明确地提出这个并论问题。尽管和以往不同，极权主义已经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在共产党和纳粹是否能够相提并论问题上，依然遭遇到激烈的反对。
实际上，60年代到70年代的这场争论也不是什么新的争论，早在20年代初期极权主义概念产生后，不久人们就面临是否能把产生于义大利，后来更多地用于布尔什维主义制度批评的极权主义概念用于德国纳粹、国家社会主义问题。而当时的反应和30年后，60-70年代的现象相反，保守派人士不愿意把如此负面的概念用于纳粹。现在，在60年代，由于冷战，把世界以及德国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意识形态上形成尖锐的对立，这个分化非但没有加深人们对于刚刚过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及法西斯的认识及反省，反而形成一种被政治和价值认同问题所导向的所谓“学术问题”争论。
为此，30年代、60-70年代，以及90年代后的三场争论，无论哪场都让我们看到，影响学界、知识精英和社会接受一个概念的，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更多的是涉及到价值观的政治看法问题。
在60年代、70年代德国发生的那场讨论中，布拉赫在他对于魏玛共和国的消亡和纳粹崛起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地认为，在学术研究中，极权主义概念对于过去的法西斯问题、纳粹问题研究是一个更适合的概念。他把对于义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的纳粹问题的研究所使用的法西斯主义的概念推进到更为普遍的极权主义概念，并且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中一直坚持探究并使用极权主义概念，以此来替代法西斯主义概念。在那一期间，他在对于在民主上失败了的魏玛共和国的研究基础上，围绕纳粹的攫取权力和统治，在很多论文中都对极权主义概念从制度对比分析及概念探究上，在理论上和学术上作了清楚的解释。
布拉赫承认，极权主义概念明显地受到冷战的影响和损害。“事实上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最重要的文献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被笼罩在全球东、西争论的阴影中，这个争论简单地把世界分成自由民主和共产党独裁制度两部分。所以这也就难怪很多极权主义概念的批评者把它作为一种因为政治分析所需要的方法，一种用来进行意识形态对抗争论的政治工具。”事实上，在现实存在中几乎所有涉及政治的基本概念都会碰到这样的、可能被工具化的问题。极权主义概念也因为它在分析问题上的表述力量而面临这样的问题，即它在意识形态批评问题上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关于法西斯主义、纳粹，特别是共产党之间的那些看来似乎是不可调和的事实的认识和解释上它所显示的能力。这也就是布拉赫所不断强调的，它对于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极权主义的解释能力及适用性。而这一点也是使得某些人一定要废弃它、或者限制它的原因，然而它却同时也说明，它是绝对不能废弃的。
按照布拉赫的看法，他认为，通过不断增长的技术能力，对群众运动动员、操纵，以及伪民主的合法性来单独垄断权力是现代极权主义和以前独裁形式的根本区别。依据弗里德里希的看法，布拉赫认为极权主义制度有四个特征：
1)官方规定的统一的意识形态；2)统一一致的群众运动；3)对于通讯和武装机构的垄断；4)对经济和社会教育的一体化官僚控制管理。
但是，对此布拉赫进一步认为，这个基本结构理论在不同的事实背景下不能够被理解为是僵硬不变的概念。他参考了图克尔(Robert C.Tucker)的理论的不断展开、发展变化关系。认为极权主义可以在它所确立的制度和动力变化的双重特性之间震荡，它能够展现多重的面目。为此，布拉赫试图调和弗里德里希和图克尔的理论，找到一个更具有弹性的极权主义理论，并且以此作为更为典型的极权主义特征。这些特征或者是在其他的专制制度中，或者是在传统专制及过渡的独裁制度中，在美洲的历史上，在巴尔干半岛，在西班牙，在当时中国的毛泽东及北朝鲜的金日成专制下，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
布拉赫不仅不想在“左的”或者“右的”极权主义之间作出区别，而且他建议设立一个极权主义的刻度表，从原始、先期、攫取权力早期，以及巩固时期、战争时期的极权主义，改制的（东德），以及蜕化的（波兰），直到晚期或者新极权主义。这个表也包括各类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型，以及官僚型的极权主义概念的变种。对此，笔者认为，这个表当然包括80年代后直到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新形态。
用这个扩张了的极权主义概念，布拉赫几乎废除了所有的有关现代独裁制度在专制和极权制度间的进一步的性质区别。为此，极权主义的概念就返回到自由民主制度和现代独裁之间所具有的普遍化的区别上。在这里布拉赫对极权主义概念提出更高要求而绝对不是要把它简单化。他更多地把它限于原始的基本功能上，并且更加精确。因为对于“特殊存在”的“不同”的分析不是极权主义理论的任务，而是对法西斯、纳粹和共产党个体的历史学的研究任务。
作为一个通用的术语，在应用与分析描述各类极权主义的时候所呈现的那些特殊的不同，一定会引起激烈的争论。这尤其是在关于纳粹制度的内部结构问题的讨论上。使用极权主义理论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一般都是由此出发，认为它是一个一体化的，理性化运作，领袖居于中心地位统治的组织，并以此来分析它的一切。但是这个认识却在慢慢地不断地被修正。在它内部存在的各种利益集团和混乱的内部竞争最终让人们看到一体化机制和多元机制的统治因素之间的矛盾。对于纳粹的这个结构特征，布拉赫很早就指出过，“在领袖要具有万能的决定性地位的机制中，唯一要排除的就是这种权力功能中的存在的矛盾性、对立性。恰恰在这一点上存在着最深刻的绝对不可能完全协调一致的看法，而非在国家的本来所具有的运作机制上。因为独裁者的最终决定性的地位，正是在不可忽视的互相合作及对立的权力派别和个人的联系中所确立的。在这种交错中极权的警察国家也增强了它的操纵和强迫作用。”
布拉赫解释了纳粹统治中的对立的权力结构，认为这种分而治之的意识是希特勒有意容忍的现象，因为它能够加强希特勒自己控制一切的权力。针对这一看法，用极权主义理论来理解一体化垄断权力和多元机制之间的矛盾，在当时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在社会及历史方面对法西斯主义研究的批评性的讨论。
3.2.2.极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在60年代、70年代产生的有关极权主义问题的争论中，极权主义理论受到两方面的强烈的质疑。带有欧洲传统色彩的一些学者认为，纳粹是欧洲社会对于1917年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专制国家的恐惧而产生的，它并不具有那种极权主义的特点。他们不认为纳粹制度是如共产党制度那样彻底的一元机制的，为此，他们针对纳粹党团结构及纳粹统治下的德国社会的带有多元性的结构对极权主义理论提出质疑和批评，并且要求部分地修正极权主义理论，对此，历史学家莫姆森提出，希特勒极权主义之所以能够出现和建立不是在一元机制而是在更多的是多元因素，一个在混乱的官方无政府基础上的。他认为，纳粹的决策过程是一个非客观化，也就是充满非理性，违背事实的过程。
在这个修正性的解释中，希特勒较少地是在作为一个有意而为之者，而更多地是作为一个对于社会或者被社会强迫做出反应的独裁者。因此，这就相对弱化了希特勒在这个集团内部的权力位置，对权力的操控能力。为此，布罗斯萨特(Martin Broszat)甚至认为希特勒的外交政治决策，尤其是他的灭绝犹太人的政策也具有这个特点。所以，尽管他认为希特勒对外的扩张和种族统治之间有着一种互相之间具有相当影响的关系，但是在总体上他却不认为这是一种经过熟思远虑的计画和历史性的目标，而认为这是被暂时的社会事件的惯性动力所挟持，一经开始就无法控制，由于不断膨胀才导致形成一种纲领。
这种以社会以及纳粹的实际情况及当时的条件来解释纳粹制度，弱化了纳粹的极权。按照莫姆森的解释，在寻找纳粹发展的决定性的过程时一定会返回到一种多元结构机制的基础上。没有看到这些因素就不可能看到历史的真正原因。因为希特勒正是依靠这种混乱的需要攫取并且把握住权力的。为此，他对纳粹的分析让人们看到，意识形态在希特勒那里并不具有那种核心和基础的作用，也就是希特勒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十分有目的、有计画地被意识形态所支配，且沿着这种意识形态发展的。在莫姆森的分析中，更多地是集中在独裁者在具体的社会条件及社会功能中的行为及作用。
通过这个分析努力，特别是把纳粹的结构作为一个政治上的一般功能机制，纳粹不再是一个自成一格的历史现象，而被相对化解释为欧洲存在的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一个变化存在。在普遍化法西斯理论中，法西斯被理解为一种一般社会的特殊的统治形式，它存在于在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发生危机的时期的产物。因为在这个时候，统治阶层看到，或者说客观地存在着被共产党颠覆的威胁。
与这种解释相应，法西斯主义运动最终就成为一种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结果。因此在极权主义理论中就不能把它和共产党统治等同并论，进行比较。莫姆森要求对极权主义理论进行修正。
按照莫姆森的看法，对于是否选择一个理论，要依赖于对于理解研究对像范围内的事物，它是否能够提出有成效的问题。对此莫姆森认为，极权主义理论仅仅是一个对于一项正在发生的事件过程，所作的一种带有实际性历史结果解释的神话。它试图解释为何会导致法西斯制度，未来会如何发展。根据他的看法，极权主义理论认为纳粹所进行的社会和经济变形仅仅是因为他们意识形态的折射结果。这个理论与一般的法西斯理论相反，“它隐藏了在共产党统治和法西斯主义统治之间进行比较时，法西斯制度下所存在的特殊因素”。“它不是在多元机制中存在，而是在这些非理性的结构中产生出来的冲动导致国家恐怖主义的极端化”。正是在这一点上，极权主义理论在观念史问题上也看不到非理性的这些构成因素。因此，莫姆森认为，当共产党统治制度在政治上更加一体化，日趋有效时，法西斯主义运动却在仅仅是寄生于过去的制度中，利用其同步功能中逐渐失去它的效率。它只能导致某种暂时的稳定，长期却会走向制度的自我毁灭。在这个内部通过领袖神话来保持外部的一致的解决过程中，从属地位的官僚制度增加了它存在的意义。而这个过程意识形态所起的推动作用却很少。因为它只是在这个制度的特殊范围，通过内部官僚机构的运转规律提高了效率，尽管不是使得制度更加稳定。而这就是极权主义理论的弱点，它不能够充分解释法西斯主义独裁与共产党独裁在很多性质上为何不同。所以莫姆森要求，法西斯理论不能够再归于极权主义理论下的一个特殊存在政体，而应该作为一个平行于极权主义理论的一般的理论。
针对讨论中的这种观点，布拉赫还是坚决地、始终如一地坚持使用极权主义概念。对于这种修改的要求，他持反对态度。他认为这类多元因素和机制与极权主义制度完全是两回事。它所谈论及所强调的，一个相对削弱化的，因时即兴的纳粹权力和统治政治，可以回溯到以前的，在老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极权主义研究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分析。当纳粹在同时存在的多元机制的权力结构上，根据一元机制的最高领导迅速排除本来存在的一些功能，以展开到那时还不曾被人熟识的自我动力时，布拉赫认为，这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对于这个现象，用法西斯理论作为普遍的理论来解释和分析社会和经济问题，只可能消弱对它的认识和了解。为此，布拉赫拒绝用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来代替纳粹主义。根据各自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布拉赫把法西斯概念限制使用在义大利法西斯，纳粹国家社会主义限制使用在德国的纳粹。按照他的看法，极权主义是更为普遍的概念，应该用极权主义来比较描述民主和这种现代独裁的不同，这样才能够更清晰、深入地比较了解法西斯和纳粹独裁在统治机制、技术上的不同。而一般的法西斯概念却总是离开民主和独裁的区别，把它归结到的是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的社会经济的不同。
3.2.3极权主义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对抗
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讨论中，极权主义理论受到另一方面强烈的攻击和非难是来自德国及欧洲传统的左派知识份子。尽管自由主义者——莫姆森们对法西斯的研究在有关纳粹制度是一元机制还是多元机制结构的争论中对极权主义理论提出质疑和批评，并且要求部分地修正极权主义理论，但是，他们还是坚持纳粹独裁和自由民主制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也由此极权主义理论中对于自由民主的要求密切相连。而极权主义理论的这一要求却是被新左派、新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研究作为首要的原则考虑所拒绝。他们试图打开另外一个替代它们的研究领域。
为此，当部分自由主义者们的法西斯研究要求在使用极权主义概念时要考虑到方法论和经验事实的一些限制，但在总体上和原则上还是坚持极权主义理论的时候，新马克思主义的极权主义研究却是极力论述极权主义理论在学术上站不住脚，必须抛弃极权主义理论。
新马克思主义对于极权主义理论批评的出发点是，对于所谓极权主义统治的研究不仅是研究它的统治技术、制度形式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自由主义的极权主义理论在作这种研究时会让人们看到一个完全相对立的现象，即如果我们在分析左的和右的极权主义的独裁者时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如果以这样的一个原则，极权主义和民主制分立的原则，那么就会陷入为何纳粹和共产党在内容上有如此大的差异，甚至二者对立的困境。新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理论，不仅能够完全避免这个问题，而且还可以看到从资产阶级统治制度衍生出来的法西斯主义与母体之间的联系。
新马克思主义由此导出并且展开对于极权主义理论的批评和拒绝，认为这个理论缺乏历史性，只是看到共产党统治和纳粹及法西斯的形式上的类似性，而没有看到在社会经济内容上，意识形态上，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上的根本区别。还不仅如此，法西斯主义国家在更深刻意义及内容上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相应的事实，必定使得极权主义理论无法解释这点而不断地暗淡下去，乃至熄灭。为此，当运用极权主义理论分析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及产生矛盾的时候，最后就一定会使得它沦为一种意识形态性的辩护工具。
对于新马克思主义等这些新左派，以及来自东欧共产党宣传机构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学说提出的上述观点，用这种总体性的法西斯主义理论作为新的修正性的解释，布拉赫毫不留情地地给予拒绝。如同他对于魏玛共和国的消亡的研究一样，在当代关于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和假民主问题的历史争论中，布拉赫思考的基础依然是民主的原则。在布拉赫看来，民主是价值问题，他坚持不懈地强调的是，极权主义理论及随之而来的反对极权主义对于理解民主问题的重要性。为此，在极权主义问题上，和他的对于魏玛共和国的研究对抗了此前德国历史界的传统一样，他再次对抗了当时的潮流。因为就在那个时期，60年代、70年代不断地推动扩展使用一般的法西斯理论，让极权主义概念成为一个受人诟病或忌讳的概念，因为极权主义概念意味着，反对法西斯和反对共产党是相联系的。而与此相反，使用法西斯理论就意味着，反对法西斯的共产党是在民主的光谱中，因此一切不支持当时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及共产党的人，就都有倾向法西斯及独裁者的嫌疑。
当其他的政治学者60年代和70年代谈到东欧集团国家，对于使用极权主义理论节节后退，做出了改变的时候，例如1967年，阿伦特公开明确地说苏联等东欧国家已经不再是极权主义国家了，但是布拉赫始终如一、丝毫不打折扣地坚持使用极权主义理论。尽管他在当时开始的这个讨论中，和那些充满斗争性的意见不同，代表的是一种温和的态度，但是布拉赫针对他们的看法，明确地认为共产党统治依然是“极权主义”，至多不过是“后极权主义”罢了，而不认为经过所谓解冻、改革的第二代共产党人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而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对极权主义概念持批评态度的部分自由主义者们，布拉赫尽管在70年代用这个极权主义概念分析批评了他们的法西斯主义论，认为极权主义理论是具有重要基础的最终的理论，但是他也不想把法西斯主义论的存在资格完全排除在外，因为他也承认，极权主义论在分析上也有一些弱点。他认为，这两个概念作为一般概念当然也存在着弱点和界限。在关于20世纪产生的独裁者的政治现象的探究中，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论还是极权主义论都不能要求成为完全的分母。与此同时二者在政治上也的确都容易被滥用。只有在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到它们各自使用的界限。在对于公民社会在议会和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危机和右翼独裁的关系的分析上，法西斯主义概念显示出它的长处。但是在对于统治制度、结构组织及统治手段的结构性的原理的揭示中，在关于政治事件的分析描述中，极权主义论无论对于右翼还是左翼的独裁者都能够更为有效地揭示它们与具有多元特点及多数决定的民主制的区别。为此，如果说我们应该坚持使用极权主义论，那是因为使用这个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更好地理解民主制度的结构因素。在布拉赫看来，极权主义论是绝对不能放弃的。因为它可以使西方民主制度的价值及结构特点，如此明显地凸显出来。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1.布拉赫简历
德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1922年3月13日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笔者到德国不久，稍谙德语后，在旧书店看到他的书就立即被他的思想吸引，从此不断收集阅读他的着述，可谓私淑他26年。本来笔者是想以这篇文字作为向他95岁的祝寿文字，但是始料不及的是，就在笔者整理资料、撰写这篇文章时，布拉赫先生2016年9月19日在波恩去世。笔者确信，没有布拉赫思想的中文知识界、思想界不仅不可想像，且会因此重大缺位而致思想学术意义的后果严重。布拉赫先生的思想和着述，此后一定会在中文界传播、影响。
1.1布拉赫出生在一个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新教家庭。他的曾祖父佩拉尔古斯(Wilhelm Pelargus)，是19世纪斯图加特着名的青铜艺术世家佩拉尔古斯(Pelargus)家族的一员。他的父亲特奥多尔(Theodor Bracher,1876-1955)，最早做过中学老师，后来成为威腾堡文化部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也是左翼自由党(DDP)的党员。布拉赫在斯图加特的艾伯尔哈德-路德维希中学(Eberhard-Ludwigs-Gymnasium)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新教的开拓性组织，参与和接受人道主义的教育。1940年高中毕业他参加了国家劳务服务，1942年又到国防军北非军团中服务。1943年5月，他在突尼西亚附近作为士兵成为美国军队的战俘，在美国的堪萨斯的战俘营中生活到1946年2月。在战俘营中，他一直向同样是战俘的历史学家万德胡兹卡(Adam Wandruszka)学习。1946年被释放后他回到德国到图宾根艾伯尔哈德-卡尔大学学习古代和现代历史，并且同时跟随施普兰格尔(Eduard Spranger)学习哲学和魏恩莱希(Otto Weinreich)学习语言学，以及文学。1948年，他在福格特(Joseph Vogt)指导下完成了《关于早期罗马凯撒时代的思想中的衰退和进步》的博士论文，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在准备做升等为教授的论文的时候，他从1949年至50年到美国哈佛大学做博士后访问学者。在哈佛，他进一步进行了交叉学科的学习，并且结识了一些着名的学者，如施莱辛格尔(Athur M.Schlesinger)等。
回到德国后，从1950年到1955年，他作为奥托•施塔默尔(Otto Stammer)的助手及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副主任继续他的学术工作，此外他还是在柏林的德国高等学校的政治学讲师。在这一期间，他成为战时移居美国、战后返回到德国的着名政治学者的恩斯特•弗兰克尔(Ernst Fraenkel)紧密的合作者，并且开始了他的关于民主问题和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1951年他开始在汉斯•赫兹菲尔德(Hans Herzfeld)和弗兰克尔教授那里做升等教授的论文，为此，他由古代史转向当代史研究，对于30年代初通向希特勒纳粹专制时期的德国历史的研究，即魏玛共和国的消亡问题。
1955年他在柏林自由大学完成了这篇升等论文，题目是《魏玛共和国的消亡——民主政权衰亡问题研究》。这是一篇对于民主制度中权力如何会消亡的分析研究，在这个研究中，他所运用的清晰的分析及扎实的经验研究特点，形成了他、甚至可以说以他为代表的德国新一代历史学者、政治学者的特点。到今天为止，布拉赫的这个研究依然是研究当代史中的大师性的着述。它同时也被认为是当代最重要的100本学术着述之一，是战后德国政治学学科中的第一本，也是首屈一指的着述。
从1955年到58年他在柏林作为政治学编外讲师，58年提前被升为编外教授。1959年，他正式得到波恩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政治学和当代史的教席教授位置。
在波恩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作为教授，他一直到工作到1987年退休。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极权主义和民主理论。在这将近30年期间，他和当时的他的助教克吕特尔(Hans-Helmuth Knuetter)，后来成为教授的雅克布森(Hans-Adolf Jacobsen)，以及其他人一起建立了政治学研究班。在他指导下，大约有130人在他那里完成博士以及教授升等论文，200多人完成硕士学位。为此这个群体被很多人称为波恩学派。从1970年开始，他和雅克布森一起创办了波恩出版的政治学和历史的系列丛刊，成为学术杂志《期刊》(Periodika)的发行人。
在波恩大学期间，由于他的工作和影响早已经是国际性的，他受到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邀请和聘请，例如来自吉森、汉堡、哈佛和佛罗伦萨大学的邀请，但是他拒绝了这些邀请，始终如一地保持了对波恩大学的忠诚，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退休。为此，很多大学聘请他担任“客座”教授，如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华盛顿大学、佛罗伦萨大学、加拿大、特拉维夫、日本、巴黎和瑞典的大学。
在大学工作之外，从1962年到1968年，他是议会和政党史委员会主席，1965年到1967年是德国政治学协会主席。他是德国政治学季刊的创办人，并且在1960年到1969年期间亲自担任发行人。1980年到1989年期间，他是在慕尼克的当代历史研究所顾问委员会的主席，1983年他参与建立德国政治学协会，从1992年起他成为德国政治学季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同时他也作为发行人和其他学者参与了很多德国学术期刊的工作，如《德意志环视》(Deutsche Rundschau)、《新政治学文献》(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政治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当代史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等。
1981年到1987年他是德国科学基金会的委员，并且是很多研究机构的谘询人，如德累斯顿大学关于极权主义研究的阿伦特研究所的建立。由于他的学术工作，他获得了很多德国的奖项，如联邦十字勋章、德意志“功勋勋章”(Pour le Mérite)，并且是很多国际着名大学的客座教授。
使得布拉赫在德国当代思想史和国际学界享有盛誉的工作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他对魏玛共和国和纳粹时代及20世纪欧洲历史的研究，其二是他围绕极权主义问题对当代政治学思想的研究。他在这几方面的着述都成为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必读的书籍，如《魏玛共和国的消亡》、《德国的独裁》、《欧洲危机》、《意识形态时代》、《极权主义的经验》、《民主和独裁之间的德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作为经验的历史》等。
如50年代大多数这一学科的学者一样，他认为，政治学是民主及这种生活方式的学科。它涉及的不仅是形式上的国家制度结构形式，而且涉及到民众内在的能力和意志对国家事务的根本性的、自我意识的影响。与此同时，布拉赫也认为，这一新的学科是相邻的学科——哲学、历史、法学和经济学结合在一起的产物。事实上他的贡献和成就也都是如此，他把结构分析、历史事实和观念政治理论的构成结合到了一起。为此，当代历史和政治学的结合也成为他所建立的波恩研究所的特点。
对于布拉赫的成就，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其《同行者们》(Weggefährten.Erinnerungen und Reflexionen von Helmut Schmidt,1996)一书中，谈到布拉赫获得德意志“功勋勋章”时说，仅就他的《魏玛共和国的消亡》一本书来说，即便他后来什么也没有写，他的这本书也足以让他获得后来的所有的荣誉。
1.2布拉赫的工作不仅在学术领域而且在德国社会，在对抗纳粹及伴随这个历史的德国政治学，以及文化思想传统的持续影响中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布拉赫接受了波恩大学的这个教席后，从不隐瞒他获得这个教席在教育上的使命。因为在纳粹时代，这类教席及所传授的政治学完全投降了纳粹，使得在这一领域中充满偏见，因此他认为，一种新的政治及政治学的教育是必要的。
在2009年夸德贝克女士经过几年的研究和采访调查，出版了那本400多页的专着《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和波恩政治学的起源》时，不仅这本书，而且几乎所有的书评，以及很多介绍布拉赫及其工作的着述中都一致地把布拉赫称为“对抗那个时代统治社会的流行思想的人”。
布拉赫对于德国社会的政治影响，从来恪守学者和知识份子的本分。在50年代、60年代，以及后来他从来没有属于过任何政党，其后他也没有被贴上左翼自由主义，或者红色的符号。
由于波恩是当时西德的首都，所以可以说是各种政治事件和政治活动的中心，他在波恩经常有会见重要的政治人物，以及对媒体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看法的机会。但是布拉赫的政治倾向和见解确实是超越党派的。
对此，不仅前文提到的鲁道夫教授强调了这点，而且，夸德贝克也说，实际上布拉赫很少直接介入政治事件，也很少作为活动家出现，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学者。为此，人们认为波恩的政治学讨论班是德国首都的一个政治问题的清理地。而对此可以肯定地说，布拉赫从来没有惧怕过参与任何重大政治问题的争论。
在战后在德国引起最大动荡的六八学运时，他站在了学生一边，因为他认为学生的抗议是对于一个集权国家(Obrigkeitsstaat)，或者说是对以国家至上的社会及思想的反叛。在当时，他曾经批评阿登纳政府是专制性的总理民主制，强烈地批评当时政府对于革命的学生实行紧急状态法。他认为这开启了通向专制、官僚和军事干涉之路。学运中发生学生欧讷斯索尔格(Benno Ohnesorg)被警察射杀事件时，布拉赫认为，涉及的是批评及反对的权利，因此，他把为政府暴力辩护的斯普林格出版社和30年代的胡根贝格出版社相提并论（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在20年代末期担任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DNVP)主席，他是当时德国最大的新闻集团的所有人，并且在希特勒的政府中短暂担任过经济和粮食部长。由于他及其他一些党派的合作，才导致魏玛共和国的最后解体及希特勒上台）。在这里另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柏林墙倒塌后对东德秘密警察的档案揭露，当时射杀学生的那位警察是潜伏的东德特务。直到柏林墙倒塌前，几十年来共产党东德从来没有停止过使用各种方法包括试图利用六八学运来破坏颠覆西方社会及其文化气氛。
但是，当其后当极左派开始提倡暴力，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在学生运动中广泛传播的时候，布拉赫就果断地作出转变，坚决明确给予拒绝。他认为，新马克思主义力图通过把法西斯主义概念更为广泛化、普遍化，而轻描淡写共产党的独裁专制，就如以前纳粹所曾经做过的那样。对于使用法西斯主义来排除极权主义理论，布拉赫提出了警告。他说，尽管一些说法有了一些改变，或者说修正，但是这依然是用那种旧的、过时的意识形态及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改善来诱惑知识份子。由于他的努力，70年代和80年代在德国和欧洲形成了一个群体——对抗极权主义的共产党专制，以及“缓和”以来在西方蔓延的绥靖主义思潮。与此同时，在对抗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想中，他的研究工作也使他获得了所应该获得的巨大的学术声名。
1.3就在笔者写作这篇介绍文字的时候，即第一篇、第一次把布拉赫介绍到中文界的时候，传来布拉赫去世的消息。为此，笔者深感，如同布拉赫在他学术生涯早期的1965年写的文章《泰奥德尔•豪埃斯和德国民主的重建》(Theodor Heuss und die Wiederbegründung der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结尾中谈到豪埃斯时所说的那样，“他的遗产就是活生生的民主，不仅是制度，而且也作为生活方式。”
慕尼黑大学穆勒教授在庆祝布拉赫80寿辰的文章中说，“当民主制受到极权主义运动的威胁和危害的时候，在和极权主义的对抗中，布拉赫从来没有感到过疲倦。这尤其是在社会和民众对于这种警告还非常陌生的时候，他也同样坚持不懈、丝毫不打折扣地指出民主和独裁专制的根本的、不可消除的对立。对于60年代所流行的那些说法，所谓西方只是形式的民主，所谓德国要寻求第三条道路，寻找一个直接民主的替代可能，以及进行议会院之外的反对、抗争的说法，他都明确地毫不含糊地给予了拒绝，并且从学术和政治上作出了分析说明。在他那一代人中，经历过纳粹时代，亲眼看到眼前的共产党所做的一切，亲身经历了战后西德民主制的重建，以及当时西德领导人阿登纳坚定地在东西对立中选择西方，和坚持法治社会的社会历史发展中，他的这些努力使得他成为这代人中的最卓越的代表。”
对此，穆勒教授特别提到，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德国，对于一些被当做所谓“进步”、而被推崇的有学问的人，布拉赫毫不退缩地、直接地对抗了他们。现在，他对抗的这些思想，已经被证明都是非常保守的思想。
在60年代到70年代，在德国和欧洲，一种东拉西扯的谈论历史及思想的方式兴起并且流行，对此，布拉赫同样是毫不含糊地给予了直接的反驳和分析。现在对于这一历史现象的反思可以让人们清晰地看到时代精神的变化，而这也就再次让人们进一步看到，布拉赫所从事的工作，对抗并改变了时代精神，就在这个过程中，布拉赫为德国当代社会民主原则及基础的奠定作出了无可替代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回顾布拉赫教授一生的工作，无论是在2002年庆祝他80岁的寿辰，在2012年庆祝90寿辰，还是2016年他辞世后对他的悼念文章中，人们都众口一词地称他为对抗流行的社会思想及所谓时代精神的人。布拉赫的一生确实经历了酸甜苦辣，在2007年为他举行的告别《当代史研究》（Zeitgeschichtsforschung）杂志的讨论会结束的时候，他非常动情地感谢了50年代他最早进入的历史研究所，他说道，因为进了这个所，所以他的研究工作才得以开始。今天这个历史研究所已经很强大，因此他们不再被迫下跪了。对于同代人所迫切需要的启蒙及釐清，他们一直固守着不可估量的价值问题。对于历史所的同仁，退休的布拉赫教授在结束时说，要继续坚持做历史的开拓者。
对于曾经孤独地奋斗的布拉赫来说，让他十分满意的是，1989年苏东共产党集团崩溃后，国际社会所产生的对于共产党极权主义运动和独裁专制之间的比较研究和反思再次成为人们日常的思考问题。当年那些批评和反对极权主义概念的人，不仅是试图减少这个概念对于共产党统治者所造成的揭露和伤害，而且甚至扩展到了基本的方法论问题，但是在1989年后，布拉赫倡导的这个概念在他的晚年获得了全面的肯定和接受。
为此对于这一点，笔者前面曾经谈到，穆勒教授说，“很多历史学者他们虽然没有能到布拉赫那儿学习，但是通过对他的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的接受，成为他更广泛意义上的学生。”
对于穆勒教授的看法，笔者深有体会，笔者40岁开始学习德语，1990年第一次在旧书店看到布拉赫教授在8年前出版的《意识形态的时代》一书，一下子被他的思想和论述所吸引。那时距离他的《魏玛共和国的消亡》一书的出版已经35年。其后笔者私淑布拉赫教授20多年。对笔者来说，由于社会、历史和环境的艰难，一路蹒跚走来而终于能够立稳脚跟，可以说从布拉赫教授的研究工作中受益无穷。为此，如果说笔者的工作中已经渗透着布拉赫教授的思想，那将是对笔者的最高肯定。
对此，笔者同时也深切地体会到，对于一位即便是你听了他的课的教授，如果你不能够接受他的方法及他提出的问题，那你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他的学生。因此无论是布拉赫教授的探索，还是他的人生经历，笔者货真价实地是他的不曾谋面的学生。
2.与政治学密切相连的历史研究
关于德国是如何走向希特勒纳粹专制的研究和着述，自从二次大战以来可谓是汗牛充栋。但是布拉赫关于魏玛共和国的消亡一书出版60年来依然是最重要的着述。这不仅因为它直接描述分析的是民主制消亡，希特勒攫取政权这一段历史时期，而且还因为所使用的方法，涉及到德国根本的文化传统问题。
布拉赫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罗马史，但是在博士后，作为升等的这个研究却转向了当代史，而这个转向不仅是充分运用了他在古代史研究中打下的根基，而且更重要的是直接显示了他后来，也就是他一生的研究思想和学术基础。在对于这个研究着述的评价中，后来的德国学者明确地指出，布拉赫在美国美军俘虏营中的3年生活、以及博士后于1951年在哈佛大学的1年多的研究，决定性地让他直接进入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学术传统，为德国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引入了新的方法。
2.1魏玛共和国的建立和失败，及其经验教训对于总结反思20世纪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希特勒纳粹就是在这一时期兴起并且攫取权力的，这一时期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布拉赫的《魏玛共和国的消亡》一书，研究成书于1951年到1954年，出版于1955年1月。那时距离希特勒攫取权力已经22年，第三帝国崩溃、二次大战结束10年。那时生于1922年的布拉赫33岁。他并没有直接地、有意识地经历过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因此这是一本基于对当时的文献研究基础上完成的着述。
布拉赫出版于60年前的这本书被学界公认，至今在研究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原因的领域里的所有文献中是必须阅读的一本书。在这本书中，或者说在这个研究中，布拉赫使用了政治学的结构分析的方法对抗了当时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那种纯粹的有选择性地叙述历史事件的方式，由此布拉赫为当时德国历史学引入了一种新的运用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研究。在这个研究中，布拉赫的思路给人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清楚地解析了魏玛共和国消亡的原因。
在这本书中，布拉赫和一直到50年代还在德国学界流行的国家至上的思想不同，他把民主制、议会制和多党制置于最高原则和地位。在这本书中他揭示，在1930年前，在最后一个议会主导形成的政府赫尔曼•米勒内阁失败后，德国不再是今天意义上的多党制政党国家的时候，魏玛共和国就已经开始走向消亡。因为在那之后，德国的政党已经不再是和民众意愿、社会利益相联系的政党，而成为利益集团。因为它们已经置身于宪法外，不再受宪法约束。
布拉赫认为，第一个由总统行使主导权力的超越政党来解决危机的政府，即1930年成立的布吕宁内阁及其运行显示的是对于民主和议会的藐视。议会在当时已经只被作为一个清谈俱乐部，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总统手中，兴登堡已经被说成是凯撒的替身。对于这种在民主共和国中的个人专制倾向，布拉赫认为，这是一种从一诞生就带有的二元性存在的先天缺陷。他把它看作是导致魏玛共和国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1978年版的前言中，他说，“魏玛共和国的失败的责任不是没有进行完全的革命，而更多的是因为对于彻底地确立议会制度制，明确地施行多党制政党国家的犹豫不决。在战争结果的沈重负担和左右极端派对立的形势下，它成为魏玛共和国在诞生中就具有的二元性中的缺陷，不是革命和议会问题，而是在议会制和总统制之间的一种矛盾的权力结构进一步导致了其后的严重后果。在魏玛共和国的宪法中，议会的代表性和全民公投决定之间的联系并没有明确地给予保证，而由此导致了总统制的想法。由于通向权力和组成政府存在着两条路，议会民主的效力，迫使各派妥协的机制就被大大削弱。为此，各政党的责任不断消失，而总统的权力空间却在不断地扩大。”
布拉赫在他的研究中揭示，用摆脱议会决定来寻求走出危机的办法的结果使得在1930年以后完全不再寻求党派的合作来作为一个可能替代的方法。经济危机的恶劣条件所必然面对困难重重使得他们逃脱责任，而这就更进一步给总统制制造了便利。
这就是布拉赫的核心思想，多党制议会民主自1930年起就已经不再存在，因此，魏玛共和国的失败不是多党制失败的结果，而是宪法上的二元论和反议会制的总统制急剧发展排斥了多党制、议会制所导致的。这种倾向实际上从1929年反对在议会制基础上大联合政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那之后形形色色的人就更为迅速地聚拢到兴登堡身边。而这一切在思想史上的原因就是，德国传统的国家权力至上(obrigkeitsstaat)的思想与和它并行的滥漫(romantic)性的观念扩张，以及在1813年德国战胜拿破崙后，法国革命中的思想的不断贬值。这是一种反民主的思想传统和气氛，它在20年代末期后，越来越浓烈地充斥在德国的知识精英中，官僚机构中及军队中。
笔者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romantic一词在中文中的使用。这个概念从它进入中文界被翻译成浪漫一词后就一直被严重地误用、误解。实际上在中文里的“浪漫”，根本不是西文中的romantic。在二元论思想中，和realistic对立的romantic，更多地强调的是观念、精神，而不是不拘一格的丰富热情和感情。所以我以为或许翻译成滥漫主义，甚至滥蛮主义更好一些。因为德国的滥漫主义，Romantik涉及的是一些阴郁、僵硬、一丝不苟的观念论者。而正是这种滥蛮主义使得他们能够不动声色地、严密、成批地杀死几百万犹太人。而这种残酷，与中文中的浪漫毫无关系。
布拉赫认为，在总统主导下成立的对抗议会的布吕宁内阁是由民主的议会制走向专制的最关键的转折点，其后布吕宁的继承者帕班公开解释了它的纲领的性质。1930年的布吕宁寻找的不是在民主制度中如何解决危机，而是如何能够摆脱民主制度——议会制，重新返回君主制。
2.2这本研究着述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运用社会学的结构分析对权力结构的分析，另外一部分是魏玛共和国逐步消亡的程度性、等级性的分析。它的展开非常详实具体。首先他对理解1930年发生的事情的前提，那些参与到这些事件中的个人对当时社会具体情况的依赖程度，或者受到的导向，进行了广泛的、全面的结构分析。他探究了所有那些涉及到权力斗争的政治和社会因素，所存在的问题和对立程度，用一个清楚的概念系统解析了各种现实情况。在这里布拉赫以作为一个知识份子所具有的观察力及应有的客观性、诚实性揭示了支持和反对共和国的各种力量。
在第二部分，布拉赫展开了魏玛共和国的消亡过程，他从1930年3月米勒大联合政府内阁解体，由一个总统任命的内阁——布吕宁内阁接替开始，到33年1月30日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希特勒上台。
在最后一章的结尾，布拉赫说，“历史性的决定在于瞬间及当时的条件，并没有简单的必然性。它们被一些具体的情况所引发，一个失算会导致一个巨大的事件。”不仅是1月30日兴登堡在宪法问题上失足选择任命了一个宪法的敌人，而且还由于一系列的退让所造成的。布拉赫没有隐瞒这些失败，并且同样认为各方面都有责任。对于究竟是谁造成魏玛共和国的消亡、无能并且走向灭亡，布拉赫依然持谨慎的开放讨论的态度。
布拉赫用一种非常克制的谨慎，没有任何惊人之语地描述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魏玛共和国的消亡，但是并不是别无他选、一定导致到这个结果。他探究了那些错综复杂的事件和原因，不仅解析了那些单独事件而且又把它们再次清楚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它让人们看到在这个历史迷宫中所存在的线索。为什么德国民众如此地倒向希特勒？至今为止，布拉赫的这本着述依然是最全面的回答。
2.3关于这本在逾60年前出版的《魏玛共和国的消亡》，现在德国学界、知识界几乎一致地认为，布拉赫的魏玛共和国的研究可以说是战后德国学界，德国社会最初的走出历史羁绊、历史废墟的第一步工作中，最为着名和重要的一项研究。而这也就必然导致老一代历史学家对它激烈的、灭顶性的批评。这也是本文第一部分多次引述的，30年后的德国思想界称布拉赫是思想界、学界的开拓前锋，是德国历史学界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原因。
由于他的《魏玛共和国的消亡》一书直接触及到一个社会在民主制的建立和转化变化中，在这个社会中的关于权力的认识及思想的争论、对于社会及制度结构的攻防角力，以及对于得失进退进行了直接的历史描述及分析，而那些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都还活着，他们之中很多人和这个发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脱不开的关系，为此，这本书在1955年出版后立即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如前所述，布拉赫这本书直接涉及到的对立是，继续使用在德国沿袭的那种国家权力至上所带来的种族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还是用这样一个历史研究来开启一种代表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学，即继续坚持旧的意识形态、观念论还是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学。而这就是老一代历史学家孔策(Werner Conze)在1957年发起的攻击他的核心基础问题。
2007年，科隆大学的历史教授寇尔伯(Eberhard Kolb)在谈到布拉赫魏玛一书时回忆说：1987年，布拉赫在一个专门讨论此书的会上曾经说过，50年代中期他的这本书出版后曾经被认为是极为奇怪的、非历史的，根本就是美国式的。当时布拉赫虽然谨慎地没有提孔策的名字。但是谁都知道，是孔策在1957年的《历史学期刊》公开发起对于布拉赫的批评。他指责布拉赫的研究的方法是令人怀疑的，认为他的政治学概念的构成由于没有摆脱偏见，因此影响到他对于一些具体事件的描述。
孔策的观点和布拉赫恰好相反，他认为，魏玛最后一位总理布吕宁之所以失败而使得德国走向希特勒极权主义专制是因为国家变成了“政党国家”的缘故。在孔策看来，在他对国家的理解上，议会制带来的政党政治、政党政府带有极强烈的负面性质。
但是在布拉赫看来，布吕宁推行的紧急状态法下、抛开议会的专制政治，是倒退回官僚的独裁专制国家，是国家权力高于一切，而这就为纳粹攫取权力铺平了道路，成为纳粹攫取权力的前奏。
布拉赫的这个观点造成了他和当时历史学界占主流地位的孔策观点争锋相对的对立。孔策针对布拉赫的研究着述在历史学的刊物上发动了直接的批评和讨伐。
2.4对于孔策为什么把“方法批评”当作工具，指责布拉赫颠倒了事实，2007年的一次讨论会上，历史教授寇尔伯指出还有争论内容之外的原因——争论发生的背景。对此，他特别提到，在1955年布拉赫的魏玛一书发表以前，1953年，孔策帮助策划了拉索夫手册(Deutsche Geschichte imÜberblick.Ein Handbuch.von Peter Rassow)的德国历史部分，1954年他在《历史学期刊》上发表了题为《1929至1930年德国政党国家的危机》的文章，在该文中他积极评价了布吕宁的总统制政府，他的观点完全和后来的布拉赫的观点相对立。而更为严重的是，孔策这篇文章和一个大的关于魏玛研究计画有关系，他希望用这篇文章来主导对于德国这段历史的解释，但是现在横空出现了布拉赫的这部充满魔力的着述。寇尔伯教授认为，布拉赫对于魏玛共和国末期的解释完全和孔策的描述出的图景相反。孔策的想法是，国家高于政党，民主制中的政党国家对他来说完全是负面的，几乎是一句咒骂。为此，孔策认为1930年大联合政府的中断是政党国家的彻底失败，布吕宁的努力是走出这个失败，是国家至上，国家高于政党，所以他给予充分的认可。
在那次讨论会上，寇尔伯教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孔策的看法，他认为，布拉赫对于魏玛共和国的权力结构细致的分析直到今天仍然是独一无二的。这个研究试图非常具体、明确地确定有责任的个人和社团。这个研究既没有忽视那些老一代的精英的归属，也没有把纳粹攫取权力只是作为那些可能把握权力的党派操纵的形势发展中，由于错误处置和放纵导致的最后一步后果。这中间起了很大作用的尤其是在大联盟政府失败前积极推行的的总统制。这使得在1930年试图在议会基础上重新组成一个政府的努力不再可能实现。
对于孔策对布拉赫的攻击，德国另外一位历史学教授基特尔教授(Manfred Kittel)曾经作过具体的评述。孔策在方法论上对于布拉赫的批评，认为对于他那一代历史学家来说，布拉赫的方法很少有人理解。他在1957年为《历史学期刊》写的评论中甚至走的更远，他认为，布拉赫非常强烈地关注权力分配问题，为此他探究了权力构成及统治方式和互相依赖关系的改变。以这样的方式理解，就使得他事先就为这段历史确定了的框架，从而让他的研究带有了偏见，很难看到历史关系的多重性。对此，基特尔指出，这样的没有论证的指责也存在于当时贝松(Waldemar Besson)对布拉赫的批评上。贝松认为，布拉赫毁灭了所有那些在结构的动力中存在的历史人物的努力。但是基特尔认为，恰好相反，布拉赫对于魏玛共和国解体的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思考方向，它让我们今天对于魏玛共和国末期的各种在政治上的替代可能的反思更为实际。
这一点在文化批评方面更为显着，至今人们在这个领域中所进行的各种探索几乎都仍然是在布拉赫60年前的讨论思想和范畴中，从共和民主的失败、议会功能的缺失到宪法缺陷，及政党问题上的盲点等。布拉赫试图用这些新的方法超越过去那些带有目的论的历史观所造成的盲目。为此对于那些带有观念性的滥漫倾向的有关魏玛共和国的粗疏描述，布拉赫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陌生。但是布拉赫正是通过这样的探究、澄清让那种日尔曼“民族国家”的僵硬、封闭思想逐渐软化、消散。
基特尔教授认为，布拉赫和孔策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在精确意义上30年代布吕宁的紧急状态下政府是第三帝国的前身，还是如孔策所认为的那样是拯救民主的最后努力。对此，他认为，真实情况应该是二者兼有，因为布吕宁和他之后的内阁虽然走向了用军队支持保护的专制，这是不能够令人接受的。但是这和后来的希特勒的独裁专制相比，它的伤害就极为有限了。还是后者更加不可令人接受。布吕宁虽然不能够被看作是对于民主的最后拯救，但是可以看作是阻止1933年希特勒上台、阻止德国走向这条道路的最后一个努力。对基特尔来说，不是布吕宁而是胡根贝格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NVP)中的强硬派核心是魏玛共和国的掘墓人。他认为，在谈到魏玛共和国消亡阶段的政治形势的开放性的时候，孔策对布拉赫的理解是错误的。事实上1933年希特勒攫取权力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一次意外发展，历史学家记述的历史是二者之间。对此寇尔伯教授则认为，布拉赫的这个研究正是强调了1930年一个不是被迫选择的总统内阁是一定能够发挥作用的，它并不是如孔策所说的，是一个完全失败的政党政治的必然结果。
2.5布拉赫魏玛共和国的消亡研究的意义
2007年10月，在为布拉赫为杂志30年的工作后退出编辑部而举办的讨论会上，主持人穆勒教授在引言中认为，布拉赫关于魏玛研究的着述，是一本经受了历史考验的重要着作，很少有书如它那样，在经过几十年后依然非常具有阅读的价值。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布拉赫的很多着述都是如此。所以他认为，布拉赫是位极为独特的历史学家。在当代历史学上他不仅是那些名列前茅的历史学家之一，而且根本就是在这几十年的历史学者中的执牛耳者。
布拉赫的这本研究着作，自从1955年出版后，一版再版，即使不用被一面倒地热情地接受这样的说法，但是还是可以说受到非常广泛的高度评价。一向以说好话吝啬的恩斯特•弗兰克尔教授，也就是评介他的这部升等论文的教授，认为这是一本“辉煌的着述”。30年后，德国研究当代史的哈根•舒尔策(Hagen Schulze)教授在他的关于魏玛的着作《日尔曼人和他们的国家，魏玛、德国1917-1933》(Die Deutschen und ihre Nation.Weimar.Deutschland 1917-1933)中称布拉赫的这本书“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一本现代的作品能够取代它，它堪称是当代史中的一本经典着作。”
布拉赫的这本着述和一切具有重要意义的伟大着述一样，当然不会是没有异议及争论的，但是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它出版后的半个世纪，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人，无论从哪方面说，无论从年龄来说是哪一代人，都承认这本书对于他们的学术生涯的影响。
柏林自由大学的政治学历史学教授里特尔(Gerhard A.Ritter)，比布拉赫小7岁，生于1929年。他认为，布拉赫的这本书一些看来十分极端的说法给了他非常大的启发。例如布拉赫认为，1848-1849年革命的失败，中断了德国的欧洲发展之路。此后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并且通过他的领导及必须优先的外交政策问题使得政府毫无顾忌地充分利用了爱国心理，从而导致了内政的重大发展变化。这给了他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对于他们那代人，在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后寻求到底是什么阻碍并且导致了第二次民主的失败，魏玛的经验能够给未来发展哪些启示，布拉赫给出的回答是令人信服的。
里特尔教授认为，布拉赫在50年代中期在柏林自由大学完成的这部着述，也是新的政治学的种子的萌芽。它使得政治学和历史学相连，并且带有历史学的性质。这种特点在此后出版的布拉赫和弗兰克尔共同编辑的《国家与政治》一书中，布拉赫在前言中明确地做了说明。
这本1957年由费舍尔出版社出版的词典式的书籍，到80年代已卖了40多万册。在这本书中，历史是运用政治学的基本学术规范描述，而每一个政治学概念充分浸染着历史性。而这在布拉赫关于法西斯主义、纳粹和极权主义的历史研究中已经成为他的基本思想的核心。在他后来的各类着述中更深化了这个特点。他把釐清自由主义的，保护基本价值的改革思想和政治行为作为自己的任务。对于德国流行的在文化人类学的悲观主义和那种千年盛世使命的完美的妄想（在前者，他们试图通过建立和加强一种专制来克服混乱、保护社会的秩序，在后者他们则认为，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创造一种新的人和人间天堂，采用任何手段都是正确的），布拉赫明确而坚决地拒绝这两个选择及道路，不断地明确、清楚地指出他们的诱惑及其危险，以及走出这个百年困境的另外一条通路。
如前所述，布拉赫的这个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受到高度评价，由于这个工作他被称为是德国处于历史性的痉挛时期，民主觉醒时代之子。他的这部关于魏玛共和国的研究着作奠定了50年代中期那个时代开始的对于过去德国历史重新思索研究，是走向民主之路的基石。与此同时它立即受到那些对此持有保留态度的人的反击。为此，33岁的布拉赫和传统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德国知识界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对抗。
在这个对抗中，值得思索的是，和十几年后1968年那些在德国社会上发起反叛运动学运的青年人相比，布拉赫远比他们更早地重新思索，并且对抗德国曾经有过的历史传统。但是，有意思的是，到了六八年布拉赫却是作为保守、老式的知识份子教授出现的。而它的原因却正是因为，布拉赫的思想及研究的基础是对于极权主义的批评性的研究，而这就决定了他针对的对像不仅是纳粹，而且包括共产党政权，以及所有20世纪的意识形态化的观念思想。所以不到五十岁的布拉赫不被六八一代受到共产党支持和煽动的学生运动认为是自己人。@
3.与历史学密切相连的极权主义研究
如前所述，布拉赫之所以能够在历史学上，在对德国当代史研究中做出开创性的、颠覆性的贡献是因为他引用了不同于此前德国的传统治史的新的方法。他的历史学的基础是新的政治学思想，而这个新的政治学思想就是布拉赫对于极权主义理论及思想的认知和研究。布拉赫不仅在他最初的升等论文中充分地运用了对极权主义问题的认知，而且在其后，即50年代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在冷战时代，在极权主义研究领域中做出了非常独特的贡献，成为这一领域中在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学者。这使得他不仅在德国的历史学领域，而且在政治学领域都成为重镇。
布拉赫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由于它在他的研究工作中是作为他治史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框架，因此这一研究不仅和基本的思想研究，即概念和理论研究联系在一起，而且和它的历史学密切相连。在布拉赫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中，历史感、历史性是他的一大特色，而这也就又决定了布拉赫的研究不仅和德国当代史，而且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德国社会的文化思想及社会演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3.1在布拉赫研究魏玛时代及纳粹问题中的极权主义问题
3.1.1以古代史为专业的布拉赫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学习之后，返回德国进入了柏林德意志政治学院的政治研究所从事当代史研究。战后，50年代初期德意志政治学院政治研究所的当代史研究，是作为德意志政治学院对极权主义和多元主义之间的区别的研究的一个应用和补充。这个补充关系可以从这个事实看到：1957年弗兰克尔教授和35岁的布拉赫共同主持费舍尔辞典的《国家与政治》一书中有关这方面问题的编撰。而事实上，前已介绍的布拉赫1955年的升等论文《魏玛共和国的消亡》，是布拉赫领导的这个部门的第一个阶段的成果。它也是由弗兰克尔及该所的另外一位教授汉斯•赫兹菲尔德审定的。布拉赫的这本书也使得这个研究所在50年代获得了国际性的名声，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这本书成为了解德国的最基本的着作。
在这本书中，虽然布拉赫没有对极权主义理论进行直接的探讨，但可以说从布拉赫到研究所开始，极权主义概念就是他的研究基础。因为这个研究是建立在民主与极权主义制度的对立基础上，因此在他的关于魏玛共和国解体的研究中关于权力转移的研究，如果没有极权主义概念根本就不可能展开。事实上还不仅如此，他其后1960年的工作也是建立在极权主义理论基础上的。这个工作是他和格哈德•舒尔兹(Gerhard Schulz)及沃尔弗冈•藻尔(Wolfgang Sauer)合作完成的，藻尔后来出版了《纳粹攫取权力》一书。这本书天衣无缝地接续了布拉赫关于魏玛解体一书，把纳粹1933到1934年攫取权力分成四阶段。
关于纳粹攫取权力，柏林老一代的政治学者弗兰克尔及弗朗兹•诺依曼(Franz L.Neumann)早在流亡期间就发表了对这个问题的重要的具有影响的分析。弗兰科尔在1941年在美国发表了《双重国家》。诺依曼1944年出版了《巨兽》。这里必须要说的是弗兰克尔始终阻止他1941年的英文着述翻译成德文出版。因为尽管这本书用英文改写后，和他1938年写作的此书的德文稿相比，已经大大地去除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他感到，在这本书中依然还是太马克思主义化了。这本书的德文本一直到1974年才出版。而38年的那个原始版本和弗兰克尔的其他着述又过了23年，一直到1997年才作为历史文献结集编辑出版了德文本。对诺依曼也是同样的情况，他一直坚持，《巨兽》一书的德文本出版，必须在他作了根本的修订后才能够出版。
布拉赫60年代的工作当然是在这些历史性的工作的修正基础上进行的。弗兰克尔在《双重国家》一书中提到，在德国的垄断资本和集权的国家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功能性的关系。对于这一关系，在布拉赫、藻尔和舒尔兹的工作中反转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极权的国家决定了经济政策为它的政权服务。纳粹的统治只会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也就是他们如何能够在已经被毁灭的生产能力中“巩固统治”，“立稳脚跟”、“发展”才是他们唯一要考虑的。
在诺依曼的《巨兽》中，他认为，在第三帝国中有一个社会集团，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的需要建立并且坚持极权主义的专制。他的这个对于权力结构的分析，在布拉赫等人1960年的研究中并没有被接受。代替这个看法，布拉赫们提出极权主义的“领袖国家”看法，认为希特勒根本上已经成为一个全能的独裁者，他赢得了完全的、自由决策的权力，按照他自己的计画排除掉了所有的反对者。后来当代史专家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进一步论证了纳粹集团内部的混乱和权力争夺，由这些不同团伙的对立及合作，奠定了他们的领袖的最后的决定性作用。
3.1.2《纳粹攫取权力》这本书的引言是布拉赫单独撰写的。他在引言中阐释了他对于极权主义理论的理解。在这篇序言中，他发展了3年前他为费舍尔辞典撰写《国家和政治》时的看法。布拉赫在这本辞典中对于极权主义的定义是以着重突出它的现代特点开始的。
“在现代统治制度中极权主义代表了一种朝向中央极权化，整个政治和社会及精神生活一致化和监控统一化倾向的极端的扩大化的形式。”（《国家与政治》，1957，法兰克福，第294页）它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展现的不同的历史现象形式分别是共产党、纳粹和法西斯主义政权。尽管它们出现的历史前提和条件不同，但是布拉赫在这里得到了几乎和弗里德里希(Carl Joachim 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同样的看法，这三个政权都同样具有以下典型的特征：
否定任何和他们竞争的其他的政治群体存在的权利；
否定在政治范围以外存在的生活和文化的独立自决的权利；
存在着一个被定义为永远不会犯错误、不可取代的政党；
一个充满斗争性的，起着以前宗教所起的作用的意识形态；
利用现代技术无所不在的监视以及对于民众乃至对于整个制度的操控。
按照布拉赫对于极权主义的理解，他拒绝在分析这种现代专制的时候，把法西斯主义作为普遍概念使用。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和义大利的特殊情况相关联，如果作为普遍性的概念它就无法解释德国纳粹和义大利法西斯主义政权在目标和很多统治措施上的不同。为此，他认为极权主义概念涉及到不同的独裁制度中对社会的操控和渗透的强度的程度问题，而这是斯大林的共产党集权主义政权，希特勒纳粹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义大利所都共同具有的。因此他认为极权主义概念是比法西斯主义更为普遍的概念。
在《攫取权力》的序言中，布拉赫展开了他在具体历史研究中的一些思想。按照他的想法，德国的纳粹是极权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特例。他再次提出极权主义制度是“一种新的，完全属于我们这个工业化的大众社会的世纪的产物。”极权主义的制度形式，极权国家是那种中央极权，它的一致化，单方面控制不仅在政治上而且也在社会和精神生活上，它在我们世纪的那种历史动力支配下获得了特别的效力，并且由此进一步超越了旧的专制和独裁统治的形式。
极权主义是20世纪的新的现象，甚至可说是世界大战后的社会心理危机的结果。它包括了所有以往及现存的其他不同专制的因素和形式：那些被称为东方专制、帝国主义专制、等级专制、法国革命式的的极端民主专制、纳粹以及共产党专制的制度。布拉赫认为极权主义是带有20世纪的现代特点及可能的一种新型的综合，并且由此形成了极权主义的各种自己的特点。为此，他集中研究、描述了极权主义制度的各种制度特点，而拒绝了那种认为共产党极权主义在“理智”上比纳粹等要好，具有更高的水平，它们有一种所谓人道的统治目标的看法。布拉赫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成立的。他认为，所有这些以目标为说辞的说法都是一种从来也没有被证明过的“宣传”，无论是共产党还是纳粹德国，他们都几乎一直是同样地、不断重复地使用这种“未来的民主”、“民族国家中的彻底民主”的许诺。
布拉赫接着谈了极权主义的主要特征，在这里他主要谈的不是自己的理论，而列举了弗里德里希、弗兰兹•诺依曼、齐格蒙德•诺依曼(Sigmund Neumann)等人的理论描述。对于布拉赫当时的情况，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弗兰兹•诺依曼，他主要根据诺依曼在1954年去世之前所提出的看法。
布拉赫是以弗里德里希关于极权主义所作出的着名的结构特征的解释开始的。但是他很快感到这还不够。因此他使用了诺依曼关于独裁专制的理论进一步补充了它。诺依曼的工作成果在他去世后的1957年，作为遗稿得到出版。布拉赫使用了诺依曼所注意到的关于极权主义制度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认为极权主义的存在不是依靠恐怖，而是依靠利用了“民主制的各种形式和说法”。这也就是说，它保留了民主制的门脸。例如那种表面形式的同意，一起鼓掌欢呼同意或否定，并且这种运用所谓“民主集中制”形成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专制。
布拉赫在诺依曼的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极权主义不再更多地是如传统专制那样依靠独裁者的政变或者革命团体攫取政权，而且也“利用表面的民主形式”！这也是现代极权主义的一个典型的特点！
对诺依曼的思想的进一步思索，使得布拉赫改变并且提出了对极权主义的描述。他认为不仅是“恐怖”，而且还有“操纵”是极权主义统治的特点。“恐怖”在其他的国家统治形式中也可能存在，但是这种形式的“操纵”却是极权主义制度所特有的！
对此，布拉赫说，“这里，在对国家和社会的操纵方面存在着极权主义与独裁、专制(autokratisch absolutismus)或更早的凯撒专制的最深刻的区别。同样与仅仅是专制的国家，以及在20世纪的条件下依然在君主专制和伪民主的极权主义二者统治形式之间中间地带的各类专制制度的区别也是如此。”
为此，最终布拉赫接受了齐格蒙德•诺依曼的观点，极权主义制度的“永远革命”的特点。当那些掌握极权主义权力的人想要改换的时候，极权主义制度就会永远运动变化。因此极权主义国家在以不断必然向上发展来迷惑民众的时候，总是会利用新的领域中的他们所能够控制的动力。
3.1.3布拉赫对于极权主义的理解并没有要求一种新的理论，或者是一种对于已经存在的理论的根本的修正，而是进一步对已经有的理论的思索探究和推进，也就是在他的经验研究中提出的问题所带来的意义。因为的确是如弗朗兹•诺依曼所说，极权主义攫取政权不再是经典的、传统意义上的政变，而是利用了所谓的“维护民主”。他认为极权主义在攫取政权的时候“利用了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些因素”是比其他的别的方面更为重要、更值得研究的一个特点。所以布拉赫对于当代史的研究也没有朝向一种新的概念，而是集中在如何能够区分这些具体的事情和问题。他认为政治学、社会学和国家学说中的极权主义理论需要针对现实、针对正在变化中的事物的具体化的研究，需要通过对于原始材料和问题的具体分析来确定。
对此，人们可以以他对于极权主义理论研究的所做的工作来总结布拉赫在政治学研究所的工作。这个工作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他的经验历史研究极大地丰富补充了极权主义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布拉赫领导下的探究却并非是没有光彩的。在把极权主义研究应用到另外的超出纳粹的领域中，布拉赫认为对这样一个前提做经验主义的考察是可能的，这就是义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纳粹、苏联的共产党制度和东德统治制度是都可以同样使用极权主义理论来表述。为此，布拉赫领导下所做的这一极权主义理论的经验研究实际上带来了更具体的比较研究。布拉赫对于他的研究所作的进一步的继续，使他更多地介入参与了当时的对于东欧问题的研究：对于极权主义与民主的具体的对立的分析研究，而这就使得他超出了具体的对于极权主义的经验研究。而这也使得布拉赫更激烈地受到阿登纳时代德国政治学领域以及当时那些保守的历史学者们的批评。
布拉赫对此的研究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研究工作在具体的研究中是如何富有成效地转变发展的。概括他的工作，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用来对当代历史各类关系研究的普遍的极权主义思想；
2)用来描述研究德国当代历史经验的主导思想；
3)用来具体区分分析各种极权主义存在的不同形式及现象。
对于一般的极权主义理论的研究及讨论，布拉赫所发挥出的作用，既不是在紧接着魏玛研究工作后的篇章——《纳粹攫取权力》中，也不是在他50年代和60年代的其他工作中，尽管在他对于纳粹政权的研究中，他的影响及批评性看法受到他的同时代的保守的德国历史学界的拒绝和驳斥。他对极权主义理论的直接涉入及贡献在70年代，那时，他以前研究极权主义的合作者们都已经宣布放弃使用极权主义理论，但是布拉赫却全面地捍卫并推进了对于极权主义理论的研究和使用。
3.2极权主义概念和法西斯主义及其研究
3.2.1历史争论
在60年代和70年代关于极权主义概念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这个争论的产生，是源自于对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专制的研究而来，它们究竟又有哪些不同，是否可以同样用极权主义概念涵盖。由于这个涵盖实际上意味着这两个专制是可以等同并论的。因此，这甚至让极权主义概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遭遇到激烈的排斥，或者面临严格的使用限制，或者强烈的否定性的批评。这场争论甚至可以说延续到今天，因为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法国出版了共产主义黑皮书，再次重新更为明确地提出这个并论问题。尽管和以往不同，极权主义已经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在共产党和纳粹是否能够相提并论问题上，依然遭遇到激烈的反对。
实际上，60年代到70年代的这场争论也不是什么新的争论，早在20年代初期极权主义概念产生后，不久人们就面临是否能把产生于义大利，后来更多地用于布尔什维主义制度批评的极权主义概念用于德国纳粹、国家社会主义问题。而当时的反应和30年后，60-70年代的现象相反，保守派人士不愿意把如此负面的概念用于纳粹。现在，在60年代，由于冷战，把世界以及德国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意识形态上形成尖锐的对立，这个分化非但没有加深人们对于刚刚过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及法西斯的认识及反省，反而形成一种被政治和价值认同问题所导向的所谓“学术问题”争论。
为此，30年代、60-70年代，以及90年代后的三场争论，无论哪场都让我们看到，影响学界、知识精英和社会接受一个概念的，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更多的是涉及到价值观的政治看法问题。
在60年代、70年代德国发生的那场讨论中，布拉赫在他对于魏玛共和国的消亡和纳粹崛起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地认为，在学术研究中，极权主义概念对于过去的法西斯问题、纳粹问题研究是一个更适合的概念。他把对于义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的纳粹问题的研究所使用的法西斯主义的概念推进到更为普遍的极权主义概念，并且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中一直坚持探究并使用极权主义概念，以此来替代法西斯主义概念。在那一期间，他在对于在民主上失败了的魏玛共和国的研究基础上，围绕纳粹的攫取权力和统治，在很多论文中都对极权主义概念从制度对比分析及概念探究上，在理论上和学术上作了清楚的解释。
布拉赫承认，极权主义概念明显地受到冷战的影响和损害。“事实上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最重要的文献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被笼罩在全球东、西争论的阴影中，这个争论简单地把世界分成自由民主和共产党独裁制度两部分。所以这也就难怪很多极权主义概念的批评者把它作为一种因为政治分析所需要的方法，一种用来进行意识形态对抗争论的政治工具。”事实上，在现实存在中几乎所有涉及政治的基本概念都会碰到这样的、可能被工具化的问题。极权主义概念也因为它在分析问题上的表述力量而面临这样的问题，即它在意识形态批评问题上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关于法西斯主义、纳粹，特别是共产党之间的那些看来似乎是不可调和的事实的认识和解释上它所显示的能力。这也就是布拉赫所不断强调的，它对于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极权主义的解释能力及适用性。而这一点也是使得某些人一定要废弃它、或者限制它的原因，然而它却同时也说明，它是绝对不能废弃的。
按照布拉赫的看法，他认为，通过不断增长的技术能力，对群众运动动员、操纵，以及伪民主的合法性来单独垄断权力是现代极权主义和以前独裁形式的根本区别。依据弗里德里希的看法，布拉赫认为极权主义制度有四个特征：
1)官方规定的统一的意识形态；2)统一一致的群众运动；3)对于通讯和武装机构的垄断；4)对经济和社会教育的一体化官僚控制管理。
但是，对此布拉赫进一步认为，这个基本结构理论在不同的事实背景下不能够被理解为是僵硬不变的概念。他参考了图克尔(Robert C.Tucker)的理论的不断展开、发展变化关系。认为极权主义可以在它所确立的制度和动力变化的双重特性之间震荡，它能够展现多重的面目。为此，布拉赫试图调和弗里德里希和图克尔的理论，找到一个更具有弹性的极权主义理论，并且以此作为更为典型的极权主义特征。这些特征或者是在其他的专制制度中，或者是在传统专制及过渡的独裁制度中，在美洲的历史上，在巴尔干半岛，在西班牙，在当时中国的毛泽东及北朝鲜的金日成专制下，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
布拉赫不仅不想在“左的”或者“右的”极权主义之间作出区别，而且他建议设立一个极权主义的刻度表，从原始、先期、攫取权力早期，以及巩固时期、战争时期的极权主义，改制的（东德），以及蜕化的（波兰），直到晚期或者新极权主义。这个表也包括各类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型，以及官僚型的极权主义概念的变种。对此，笔者认为，这个表当然包括80年代后直到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新形态。
用这个扩张了的极权主义概念，布拉赫几乎废除了所有的有关现代独裁制度在专制和极权制度间的进一步的性质区别。为此，极权主义的概念就返回到自由民主制度和现代独裁之间所具有的普遍化的区别上。在这里布拉赫对极权主义概念提出更高要求而绝对不是要把它简单化。他更多地把它限于原始的基本功能上，并且更加精确。因为对于“特殊存在”的“不同”的分析不是极权主义理论的任务，而是对法西斯、纳粹和共产党个体的历史学的研究任务。
作为一个通用的术语，在应用与分析描述各类极权主义的时候所呈现的那些特殊的不同，一定会引起激烈的争论。这尤其是在关于纳粹制度的内部结构问题的讨论上。使用极权主义理论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一般都是由此出发，认为它是一个一体化的，理性化运作，领袖居于中心地位统治的组织，并以此来分析它的一切。但是这个认识却在慢慢地不断地被修正。在它内部存在的各种利益集团和混乱的内部竞争最终让人们看到一体化机制和多元机制的统治因素之间的矛盾。对于纳粹的这个结构特征，布拉赫很早就指出过，“在领袖要具有万能的决定性地位的机制中，唯一要排除的就是这种权力功能中的存在的矛盾性、对立性。恰恰在这一点上存在着最深刻的绝对不可能完全协调一致的看法，而非在国家的本来所具有的运作机制上。因为独裁者的最终决定性的地位，正是在不可忽视的互相合作及对立的权力派别和个人的联系中所确立的。在这种交错中极权的警察国家也增强了它的操纵和强迫作用。”
布拉赫解释了纳粹统治中的对立的权力结构，认为这种分而治之的意识是希特勒有意容忍的现象，因为它能够加强希特勒自己控制一切的权力。针对这一看法，用极权主义理论来理解一体化垄断权力和多元机制之间的矛盾，在当时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在社会及历史方面对法西斯主义研究的批评性的讨论。
3.2.2.极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在60年代、70年代产生的有关极权主义问题的争论中，极权主义理论受到两方面的强烈的质疑。带有欧洲传统色彩的一些学者认为，纳粹是欧洲社会对于1917年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专制国家的恐惧而产生的，它并不具有那种极权主义的特点。他们不认为纳粹制度是如共产党制度那样彻底的一元机制的，为此，他们针对纳粹党团结构及纳粹统治下的德国社会的带有多元性的结构对极权主义理论提出质疑和批评，并且要求部分地修正极权主义理论，对此，历史学家莫姆森提出，希特勒极权主义之所以能够出现和建立不是在一元机制而是在更多的是多元因素，一个在混乱的官方无政府基础上的。他认为，纳粹的决策过程是一个非客观化，也就是充满非理性，违背事实的过程。
在这个修正性的解释中，希特勒较少地是在作为一个有意而为之者，而更多地是作为一个对于社会或者被社会强迫做出反应的独裁者。因此，这就相对弱化了希特勒在这个集团内部的权力位置，对权力的操控能力。为此，布罗斯萨特(Martin Broszat)甚至认为希特勒的外交政治决策，尤其是他的灭绝犹太人的政策也具有这个特点。所以，尽管他认为希特勒对外的扩张和种族统治之间有着一种互相之间具有相当影响的关系，但是在总体上他却不认为这是一种经过熟思远虑的计画和历史性的目标，而认为这是被暂时的社会事件的惯性动力所挟持，一经开始就无法控制，由于不断膨胀才导致形成一种纲领。
这种以社会以及纳粹的实际情况及当时的条件来解释纳粹制度，弱化了纳粹的极权。按照莫姆森的解释，在寻找纳粹发展的决定性的过程时一定会返回到一种多元结构机制的基础上。没有看到这些因素就不可能看到历史的真正原因。因为希特勒正是依靠这种混乱的需要攫取并且把握住权力的。为此，他对纳粹的分析让人们看到，意识形态在希特勒那里并不具有那种核心和基础的作用，也就是希特勒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十分有目的、有计画地被意识形态所支配，且沿着这种意识形态发展的。在莫姆森的分析中，更多地是集中在独裁者在具体的社会条件及社会功能中的行为及作用。
通过这个分析努力，特别是把纳粹的结构作为一个政治上的一般功能机制，纳粹不再是一个自成一格的历史现象，而被相对化解释为欧洲存在的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一个变化存在。在普遍化法西斯理论中，法西斯被理解为一种一般社会的特殊的统治形式，它存在于在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发生危机的时期的产物。因为在这个时候，统治阶层看到，或者说客观地存在着被共产党颠覆的威胁。
与这种解释相应，法西斯主义运动最终就成为一种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结果。因此在极权主义理论中就不能把它和共产党统治等同并论，进行比较。莫姆森要求对极权主义理论进行修正。
按照莫姆森的看法，对于是否选择一个理论，要依赖于对于理解研究对像范围内的事物，它是否能够提出有成效的问题。对此莫姆森认为，极权主义理论仅仅是一个对于一项正在发生的事件过程，所作的一种带有实际性历史结果解释的神话。它试图解释为何会导致法西斯制度，未来会如何发展。根据他的看法，极权主义理论认为纳粹所进行的社会和经济变形仅仅是因为他们意识形态的折射结果。这个理论与一般的法西斯理论相反，“它隐藏了在共产党统治和法西斯主义统治之间进行比较时，法西斯制度下所存在的特殊因素”。“它不是在多元机制中存在，而是在这些非理性的结构中产生出来的冲动导致国家恐怖主义的极端化”。正是在这一点上，极权主义理论在观念史问题上也看不到非理性的这些构成因素。因此，莫姆森认为，当共产党统治制度在政治上更加一体化，日趋有效时，法西斯主义运动却在仅仅是寄生于过去的制度中，利用其同步功能中逐渐失去它的效率。它只能导致某种暂时的稳定，长期却会走向制度的自我毁灭。在这个内部通过领袖神话来保持外部的一致的解决过程中，从属地位的官僚制度增加了它存在的意义。而这个过程意识形态所起的推动作用却很少。因为它只是在这个制度的特殊范围，通过内部官僚机构的运转规律提高了效率，尽管不是使得制度更加稳定。而这就是极权主义理论的弱点，它不能够充分解释法西斯主义独裁与共产党独裁在很多性质上为何不同。所以莫姆森要求，法西斯理论不能够再归于极权主义理论下的一个特殊存在政体，而应该作为一个平行于极权主义理论的一般的理论。
针对讨论中的这种观点，布拉赫还是坚决地、始终如一地坚持使用极权主义概念。对于这种修改的要求，他持反对态度。他认为这类多元因素和机制与极权主义制度完全是两回事。它所谈论及所强调的，一个相对削弱化的，因时即兴的纳粹权力和统治政治，可以回溯到以前的，在老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极权主义研究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分析。当纳粹在同时存在的多元机制的权力结构上，根据一元机制的最高领导迅速排除本来存在的一些功能，以展开到那时还不曾被人熟识的自我动力时，布拉赫认为，这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对于这个现象，用法西斯理论作为普遍的理论来解释和分析社会和经济问题，只可能消弱对它的认识和了解。为此，布拉赫拒绝用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来代替纳粹主义。根据各自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布拉赫把法西斯概念限制使用在义大利法西斯，纳粹国家社会主义限制使用在德国的纳粹。按照他的看法，极权主义是更为普遍的概念，应该用极权主义来比较描述民主和这种现代独裁的不同，这样才能够更清晰、深入地比较了解法西斯和纳粹独裁在统治机制、技术上的不同。而一般的法西斯概念却总是离开民主和独裁的区别，把它归结到的是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的社会经济的不同。
3.2.3极权主义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对抗
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讨论中，极权主义理论受到另一方面强烈的攻击和非难是来自德国及欧洲传统的左派知识份子。尽管自由主义者——莫姆森们对法西斯的研究在有关纳粹制度是一元机制还是多元机制结构的争论中对极权主义理论提出质疑和批评，并且要求部分地修正极权主义理论，但是，他们还是坚持纳粹独裁和自由民主制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也由此极权主义理论中对于自由民主的要求密切相连。而极权主义理论的这一要求却是被新左派、新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研究作为首要的原则考虑所拒绝。他们试图打开另外一个替代它们的研究领域。
为此，当部分自由主义者们的法西斯研究要求在使用极权主义概念时要考虑到方法论和经验事实的一些限制，但在总体上和原则上还是坚持极权主义理论的时候，新马克思主义的极权主义研究却是极力论述极权主义理论在学术上站不住脚，必须抛弃极权主义理论。
新马克思主义对于极权主义理论批评的出发点是，对于所谓极权主义统治的研究不仅是研究它的统治技术、制度形式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自由主义的极权主义理论在作这种研究时会让人们看到一个完全相对立的现象，即如果我们在分析左的和右的极权主义的独裁者时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如果以这样的一个原则，极权主义和民主制分立的原则，那么就会陷入为何纳粹和共产党在内容上有如此大的差异，甚至二者对立的困境。新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理论，不仅能够完全避免这个问题，而且还可以看到从资产阶级统治制度衍生出来的法西斯主义与母体之间的联系。
新马克思主义由此导出并且展开对于极权主义理论的批评和拒绝，认为这个理论缺乏历史性，只是看到共产党统治和纳粹及法西斯的形式上的类似性，而没有看到在社会经济内容上，意识形态上，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上的根本区别。还不仅如此，法西斯主义国家在更深刻意义及内容上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相应的事实，必定使得极权主义理论无法解释这点而不断地暗淡下去，乃至熄灭。为此，当运用极权主义理论分析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及产生矛盾的时候，最后就一定会使得它沦为一种意识形态性的辩护工具。
对于新马克思主义等这些新左派，以及来自东欧共产党宣传机构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学说提出的上述观点，用这种总体性的法西斯主义理论作为新的修正性的解释，布拉赫毫不留情地地给予拒绝。如同他对于魏玛共和国的消亡的研究一样，在当代关于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和假民主问题的历史争论中，布拉赫思考的基础依然是民主的原则。在布拉赫看来，民主是价值问题，他坚持不懈地强调的是，极权主义理论及随之而来的反对极权主义对于理解民主问题的重要性。为此，在极权主义问题上，和他的对于魏玛共和国的研究对抗了此前德国历史界的传统一样，他再次对抗了当时的潮流。因为就在那个时期，60年代、70年代不断地推动扩展使用一般的法西斯理论，让极权主义概念成为一个受人诟病或忌讳的概念，因为极权主义概念意味着，反对法西斯和反对共产党是相联系的。而与此相反，使用法西斯理论就意味着，反对法西斯的共产党是在民主的光谱中，因此一切不支持当时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及共产党的人，就都有倾向法西斯及独裁者的嫌疑。
当其他的政治学者60年代和70年代谈到东欧集团国家，对于使用极权主义理论节节后退，做出了改变的时候，例如1967年，阿伦特公开明确地说苏联等东欧国家已经不再是极权主义国家了，但是布拉赫始终如一、丝毫不打折扣地坚持使用极权主义理论。尽管他在当时开始的这个讨论中，和那些充满斗争性的意见不同，代表的是一种温和的态度，但是布拉赫针对他们的看法，明确地认为共产党统治依然是“极权主义”，至多不过是“后极权主义”罢了，而不认为经过所谓解冻、改革的第二代共产党人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而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对极权主义概念持批评态度的部分自由主义者们，布拉赫尽管在70年代用这个极权主义概念分析批评了他们的法西斯主义论，认为极权主义理论是具有重要基础的最终的理论，但是他也不想把法西斯主义论的存在资格完全排除在外，因为他也承认，极权主义论在分析上也有一些弱点。他认为，这两个概念作为一般概念当然也存在着弱点和界限。在关于20世纪产生的独裁者的政治现象的探究中，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论还是极权主义论都不能要求成为完全的分母。与此同时二者在政治上也的确都容易被滥用。只有在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到它们各自使用的界限。在对于公民社会在议会和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危机和右翼独裁的关系的分析上，法西斯主义概念显示出它的长处。但是在对于统治制度、结构组织及统治手段的结构性的原理的揭示中，在关于政治事件的分析描述中，极权主义论无论对于右翼还是左翼的独裁者都能够更为有效地揭示它们与具有多元特点及多数决定的民主制的区别。为此，如果说我们应该坚持使用极权主义论，那是因为使用这个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更好地理解民主制度的结构因素。在布拉赫看来，极权主义论是绝对不能放弃的。因为它可以使西方民主制度的价值及结构特点，如此明显地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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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