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1921年春布尔什维克政权其它最优先的行动，包括“平定”所有落入农民手中的地区。1921年4月27日，政治局任命图哈切夫斯基将军领导“肃清坦波夫省安东诺夫分子的行动”。有近10万人供他差遣，其中包括许多契卡特别小分队，并配备有飞机和重型火炮。图哈切夫斯基以异乎寻常的暴力，对安东诺夫部队发动了战争。他连同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代表委员会主席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大规模劫持人质、实施处决、设立以毒气毒死囚犯的死亡营，并将涉嫌协助所谓“土匪”或与其合作的村庄全村放逐。
经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和图哈切夫斯基签署，1921年6月11日的第171号命令清楚显示了用来“平定”坦波夫省的种种方法。该命令要求：
1. 凡拒绝报姓名的公民，一见到就予以开枪射杀。
2. 县和地区政治委员会在此被授权，对任何藏有武器的村庄宣布判决，而且若武器的下落没有被透露，就逮捕并射杀人质。
3. 无论在哪里发现武器，都立即处决该户人家的长子。
4. 任何窝藏土匪的家庭，都将被逮捕，并驱逐出该省，其财物将被没收，长子将被立即处决。
5. 任何家庭收留窝藏土匪的其他家庭，都将以相同方式受到惩罚，其长子将被枪决。
6. 若土匪家人逃跑，其财物将重新分配给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农民，其房屋将被烧毁或拆毁。
7. 这些命令将严厉执行，毫不留情。
第171号命令发出的第二天，图哈切夫斯基下令放毒气将所有反叛者毒死。
“被打败的叛乱团伙的馀孽和一些孤立的土匪，仍然躲藏在森林里……土匪藏身的森林将使用毒气来加以清理。这必须进行精心筹划，以便毒气层穿透森林，杀死躲藏在那里的每个人。火炮检查员将立即提供必要数量的毒气，并找到实施这种行动的合格人员。”
1921年7月10日，一个5人委员会的主席，就对坦波夫省“土匪”采取的措施报告说：
库德如科夫斯卡亚（Kudryukovskaya）区的扫荡行动，于6月27日在奥斯西诺夫基（Ossinovki）村开始。该村过去就是一个知名的土匪藏身地。农民对我们小分队的态度，最恰当的描述或许是不信任的态度。他们拒绝透露森林土匪的名字。当被问到时，他们回答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扣留了约40名人质，宣布该村处于包围状态，并给村民两个小时来交出土匪及其武器。之后，村民们召开了一个会议。显然，他们在会上还未决定如何回应。但他们决心在追捕土匪的过程中不提供积极的帮助。毫无疑问，他们之前并未认真对待我们射杀人质的威胁。当截止日期过去时，我们在该村参加集会的人们面前，处决了21名人质。这些公开处决按照通常程序，在全权代表委员会所有5名成员在场的情况下，一个接一个地进行，对农民们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至于卡利夫卡（Kareevka）村，因其地理位置而成为一个土匪据点，委员会决定把它从地图上消去。全体居民被放逐，其财物被没收，除了在红军内服役的士兵的家属。他们被转移到库德尤基（Kurdyuki）镇，重新安置在以前由土匪家人居住的房子里。在贵重物品被挪走后──窗户框、玻璃、木制品和其它类似的东西──村里所有的房屋都被付之一炬。
7月3日，我们在博戈斯洛夫卡（Bogoslovka）镇开始行动。我们很少遇到如此难对付或组织良好的农民。无论我们对谁说话，无论其年龄如何，他们总是用一副惊讶的神情回答说，“土匪？在这些地方吗？ 根本不会。我们可能看到一两个人经过，但我们说不准他们是否是土匪。我们在这里静静地生活着，关照自己的事情。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采取了与在奥斯西诺夫基时相同的措施：我们劫持了58名人质。7月4日，我们公开处决了首批21人，第二天又处决15人，并杀死了约60名土匪的家人共约200人。我们终于实现了我们的目标，农民不得不出去寻找土匪和武器隐藏处。
上述城镇和村庄的扫荡行动于7月6日结束。这次行动取得巨大成功，其影响超出了邻近的州，在更远处都能感受到。这些土匪分子依然在投降。
5名成员的全权代表委员会主席，[M.V.]Uskonin。
7月19日，由于高层中有大量声音反对这种极端形式的“铲除”行动，171号命令被废止。
到1921年7月，军事当局和契卡已经设立了7个集中营。根据到现在都不完整的信息，至少有5万人被关押在这些集中营里，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还有人质和逃兵家属。这些集中营里的条件令人无法忍受：斑疹伤寒症和霍乱盛行，半裸的囚犯连基本的必需品都没有。1921年夏，一场饥荒开始了。到了秋天，死亡率已经攀升至每月15%~20%。农民运动在2月份有约4万人，到9月初就减少至1,000人。自11月起，“平定”农村很久以后，数千名最强硬的囚犯被放逐到俄国北部的集中营阿尔汉格尔斯克和霍尔莫戈雷。
正如从契卡每周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报告中可明显看出的，在乌克兰许多地区、西西伯利亚、伏尔加河诸省以及高加索，“平定”农村的行动至少延续到1922年下半年。早年的旧习难改，尽管征用已于1921年3月被正式废除，但实物税仍以极残酷的手段被课征。鉴于1921年灾难性的农业形势，配额极其之高，这意味着农村处于持续紧张状态。在那里，很多农民仍然持有武器。
在描述对1921年5月图拉、奥廖尔和沃罗涅日诸省之行的印象时，农业人民委员尼古拉．奥辛斯基（Nikolai Osinsky）报告称，地方官员确信征用将在秋季恢复。而且，地方当局“似乎除了把农民看作是天生的破坏分子外，没有能力把他们看作是任何别的”。
为了方便在西伯利亚收税，1921年12月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作为特别全权代表被派往那里。在饥荒开始蹂躏伏尔加河诸省后，该地区被指望供应大部分小麦。他建立了“飞行革命法庭”。其任务是经过各村庄，对没有缴税的农民立即作出判决，判处其监禁或送到集中营。像征用队一样，这些由“财政分遣队”支持的法庭，对那么多的暴行负有责任，以致最高法院院长尼古拉．克雷连科（Nikolai Krylenko）本人也被迫开始调查。1922年2月14日，一名检查员自鄂木斯克写道：“征用队滥用职权，坦率地说，现在已经达到难以置信的水平。遭逮捕的农民，都被有系统地关在不供热的大型牲畜棚里。其后，他们被鞭打并受到处决的威胁。那些没有完成其全部定额的人，被捆绑且被迫沿着村里的整条主街裸奔，然后被关在另一个不供热的飞机库内。大批妇女遭到殴打，直到她们昏迷过去，然后被赤身裸体地扔进挖出的雪洞里……”
各省的情况依然极为紧张。
从1922年10月（新经济政策生效一年半后）秘密警察报告的这些摘录中，也可以获得大量信息：“在普斯科夫（Pskov）省，为实物税确定的配额相当于收成的三分之二。四个县已拿起武器……在诺夫哥罗德省，尽管因收成格外差，近来批准将配额减少25%，但它仍不会被完成。在梁赞和特维尔两省，若百分之百实现目标，就等于判农民饿死……在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Novonikolaevsk）省（新西伯利亚市），饥荒正威胁着人，农民已沦落到尝试吃野草和树根的地步……但比起我们正从基辅接到的报告，这一信息似乎还比较温和。在基辅，自杀率从未如此之高。农民们正在集体自杀，因为他们既无力缴税，也无力反抗，因为他们的武器都被没收了。一年多来，饥荒一直笼罩着这些地区，农民们对未来极其的悲观。”
1922年秋季以后，最糟的情况似乎已经过去。在两年的饥荒之后，幸存者们设法存储足够的收成，好让他们度过当年的冬天，只要税没被完全征收。“今年，粮食收成将低于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这是1921年7月2日《真理报》末版上的一篇短文章首次提及“农业战线”存在“吃饭问题”时所用的简洁措辞。在1921年7月12日发表于《真理报》上的《致苏维埃俄国所有公民书》中，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承认，“在许多地区，今年的干旱已经摧毁了收成。”
“这场灾难不仅仅是干旱导致的结果”，7月21日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议解释道，“这是我们过去一切历史之结果，是我们农业落后、缺乏组织、农学知识浅薄、缺乏物资、轮作方法过时之结果。这场战争和经济封锁、地主和资本家及其仆人所打的后卫战（rearguard action），以及在敌对苏维埃俄国及其劳动人口的组织的指令下土匪不间断的破坏活动，都令局势恶化。”
列出的一长串导致这场“灾难”（其真实本质还无人敢提及）的原因中，缺少一个主要因素：强征政策。它多年来一直大量消耗本已很脆弱的农业体系的资源。开始感受到饥荒的省份的所有领导人，于1921年6月被召集到莫斯科。他们强调了政府的责任，并特别指出正是有无上权力的粮食人民委员部造成了这一切。萨马拉地区代表瓦维林（I.N.Vavilin）解释称，该省食品委员会，自从首次引入征用政策以来，就不断夸大对收成的估计。
尽管1920年收成不好，但当年仍有1,000万普特被征用。所有粮食库存，甚至为未来收成所预备的种子，都被没收了。自1921年1月以来，许多农民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吃。2月，死亡率立即上升。在两三个月内，反政权的骚乱和反抗实际上就在萨马拉省停止了。瓦维林解释称：“今天，没有更多的反抗。相反，我们看到了新的现象：成千上万的饥民聚集在执行委员会或苏维埃党总部的周围，等待好多天，等待他们所需的食品奇迹般地出现。赶走这群人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中死去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他们在大批地倒下……我想该省一定至少有90万饥民。”
契卡报告和军方公告表明，至少从1919年起，饥荒就一直威胁着这一地区。在整个1920年，情况出现相当程度的恶化。在那年夏季的内部报告中，契卡、农业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都充分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并制定了各县和省的名单。这些县和省被判定正在挨饿或饥荒的威胁迫在眉睫。1921年1月，一份报告声称，坦波夫发生饥荒的原因包括1920年的征用狂潮。正如政治警察所报告的对话所表明的，“苏维埃政权正尝试以饥饿迫使所有敢于反抗的农民就范。”对普通民众来说，这一点再明显不过。尽管相当了解征用政策的必然后果，但政府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遏制这些预知的效应。1921年7月30日，尽管越来越多的地区陷入了饥荒，但列宁和莫洛托夫仍向地区和省级党委所有领导人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他们：“加强粮食收集机制……加紧对农村人口的宣传、讲解准时缴税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性……把党的一切权威交由收缴实物税的机构行使，并允许其行使国家权力，采用任何惩戒措施。”#（待续）
──转自《大纪元》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1921年春布尔什维克政权其它最优先的行动，包括“平定”所有落入农民手中的地区。1921年4月27日，政治局任命图哈切夫斯基将军领导“肃清坦波夫省安东诺夫分子的行动”。有近10万人供他差遣，其中包括许多契卡特别小分队，并配备有飞机和重型火炮。图哈切夫斯基以异乎寻常的暴力，对安东诺夫部队发动了战争。他连同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代表委员会主席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大规模劫持人质、实施处决、设立以毒气毒死囚犯的死亡营，并将涉嫌协助所谓“土匪”或与其合作的村庄全村放逐。
经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和图哈切夫斯基签署，1921年6月11日的第171号命令清楚显示了用来“平定”坦波夫省的种种方法。该命令要求：
1. 凡拒绝报姓名的公民，一见到就予以开枪射杀。
2. 县和地区政治委员会在此被授权，对任何藏有武器的村庄宣布判决，而且若武器的下落没有被透露，就逮捕并射杀人质。
3. 无论在哪里发现武器，都立即处决该户人家的长子。
4. 任何窝藏土匪的家庭，都将被逮捕，并驱逐出该省，其财物将被没收，长子将被立即处决。
5. 任何家庭收留窝藏土匪的其他家庭，都将以相同方式受到惩罚，其长子将被枪决。
6. 若土匪家人逃跑，其财物将重新分配给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农民，其房屋将被烧毁或拆毁。
7. 这些命令将严厉执行，毫不留情。
第171号命令发出的第二天，图哈切夫斯基下令放毒气将所有反叛者毒死。
“被打败的叛乱团伙的馀孽和一些孤立的土匪，仍然躲藏在森林里……土匪藏身的森林将使用毒气来加以清理。这必须进行精心筹划，以便毒气层穿透森林，杀死躲藏在那里的每个人。火炮检查员将立即提供必要数量的毒气，并找到实施这种行动的合格人员。”
1921年7月10日，一个5人委员会的主席，就对坦波夫省“土匪”采取的措施报告说：
库德如科夫斯卡亚（Kudryukovskaya）区的扫荡行动，于6月27日在奥斯西诺夫基（Ossinovki）村开始。该村过去就是一个知名的土匪藏身地。农民对我们小分队的态度，最恰当的描述或许是不信任的态度。他们拒绝透露森林土匪的名字。当被问到时，他们回答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扣留了约40名人质，宣布该村处于包围状态，并给村民两个小时来交出土匪及其武器。之后，村民们召开了一个会议。显然，他们在会上还未决定如何回应。但他们决心在追捕土匪的过程中不提供积极的帮助。毫无疑问，他们之前并未认真对待我们射杀人质的威胁。当截止日期过去时，我们在该村参加集会的人们面前，处决了21名人质。这些公开处决按照通常程序，在全权代表委员会所有5名成员在场的情况下，一个接一个地进行，对农民们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至于卡利夫卡（Kareevka）村，因其地理位置而成为一个土匪据点，委员会决定把它从地图上消去。全体居民被放逐，其财物被没收，除了在红军内服役的士兵的家属。他们被转移到库德尤基（Kurdyuki）镇，重新安置在以前由土匪家人居住的房子里。在贵重物品被挪走后──窗户框、玻璃、木制品和其它类似的东西──村里所有的房屋都被付之一炬。
7月3日，我们在博戈斯洛夫卡（Bogoslovka）镇开始行动。我们很少遇到如此难对付或组织良好的农民。无论我们对谁说话，无论其年龄如何，他们总是用一副惊讶的神情回答说，“土匪？在这些地方吗？ 根本不会。我们可能看到一两个人经过，但我们说不准他们是否是土匪。我们在这里静静地生活着，关照自己的事情。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采取了与在奥斯西诺夫基时相同的措施：我们劫持了58名人质。7月4日，我们公开处决了首批21人，第二天又处决15人，并杀死了约60名土匪的家人共约200人。我们终于实现了我们的目标，农民不得不出去寻找土匪和武器隐藏处。
上述城镇和村庄的扫荡行动于7月6日结束。这次行动取得巨大成功，其影响超出了邻近的州，在更远处都能感受到。这些土匪分子依然在投降。
5名成员的全权代表委员会主席，[M.V.]Uskonin。
7月19日，由于高层中有大量声音反对这种极端形式的“铲除”行动，171号命令被废止。
到1921年7月，军事当局和契卡已经设立了7个集中营。根据到现在都不完整的信息，至少有5万人被关押在这些集中营里，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还有人质和逃兵家属。这些集中营里的条件令人无法忍受：斑疹伤寒症和霍乱盛行，半裸的囚犯连基本的必需品都没有。1921年夏，一场饥荒开始了。到了秋天，死亡率已经攀升至每月15%~20%。农民运动在2月份有约4万人，到9月初就减少至1,000人。自11月起，“平定”农村很久以后，数千名最强硬的囚犯被放逐到俄国北部的集中营阿尔汉格尔斯克和霍尔莫戈雷。
正如从契卡每周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报告中可明显看出的，在乌克兰许多地区、西西伯利亚、伏尔加河诸省以及高加索，“平定”农村的行动至少延续到1922年下半年。早年的旧习难改，尽管征用已于1921年3月被正式废除，但实物税仍以极残酷的手段被课征。鉴于1921年灾难性的农业形势，配额极其之高，这意味着农村处于持续紧张状态。在那里，很多农民仍然持有武器。
在描述对1921年5月图拉、奥廖尔和沃罗涅日诸省之行的印象时，农业人民委员尼古拉．奥辛斯基（Nikolai Osinsky）报告称，地方官员确信征用将在秋季恢复。而且，地方当局“似乎除了把农民看作是天生的破坏分子外，没有能力把他们看作是任何别的”。
为了方便在西伯利亚收税，1921年12月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作为特别全权代表被派往那里。在饥荒开始蹂躏伏尔加河诸省后，该地区被指望供应大部分小麦。他建立了“飞行革命法庭”。其任务是经过各村庄，对没有缴税的农民立即作出判决，判处其监禁或送到集中营。像征用队一样，这些由“财政分遣队”支持的法庭，对那么多的暴行负有责任，以致最高法院院长尼古拉．克雷连科（Nikolai Krylenko）本人也被迫开始调查。1922年2月14日，一名检查员自鄂木斯克写道：“征用队滥用职权，坦率地说，现在已经达到难以置信的水平。遭逮捕的农民，都被有系统地关在不供热的大型牲畜棚里。其后，他们被鞭打并受到处决的威胁。那些没有完成其全部定额的人，被捆绑且被迫沿着村里的整条主街裸奔，然后被关在另一个不供热的飞机库内。大批妇女遭到殴打，直到她们昏迷过去，然后被赤身裸体地扔进挖出的雪洞里……”
各省的情况依然极为紧张。
从1922年10月（新经济政策生效一年半后）秘密警察报告的这些摘录中，也可以获得大量信息：“在普斯科夫（Pskov）省，为实物税确定的配额相当于收成的三分之二。四个县已拿起武器……在诺夫哥罗德省，尽管因收成格外差，近来批准将配额减少25%，但它仍不会被完成。在梁赞和特维尔两省，若百分之百实现目标，就等于判农民饿死……在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Novonikolaevsk）省（新西伯利亚市），饥荒正威胁着人，农民已沦落到尝试吃野草和树根的地步……但比起我们正从基辅接到的报告，这一信息似乎还比较温和。在基辅，自杀率从未如此之高。农民们正在集体自杀，因为他们既无力缴税，也无力反抗，因为他们的武器都被没收了。一年多来，饥荒一直笼罩着这些地区，农民们对未来极其的悲观。”
1922年秋季以后，最糟的情况似乎已经过去。在两年的饥荒之后，幸存者们设法存储足够的收成，好让他们度过当年的冬天，只要税没被完全征收。“今年，粮食收成将低于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这是1921年7月2日《真理报》末版上的一篇短文章首次提及“农业战线”存在“吃饭问题”时所用的简洁措辞。在1921年7月12日发表于《真理报》上的《致苏维埃俄国所有公民书》中，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承认，“在许多地区，今年的干旱已经摧毁了收成。”
“这场灾难不仅仅是干旱导致的结果”，7月21日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议解释道，“这是我们过去一切历史之结果，是我们农业落后、缺乏组织、农学知识浅薄、缺乏物资、轮作方法过时之结果。这场战争和经济封锁、地主和资本家及其仆人所打的后卫战（rearguard action），以及在敌对苏维埃俄国及其劳动人口的组织的指令下土匪不间断的破坏活动，都令局势恶化。”
列出的一长串导致这场“灾难”（其真实本质还无人敢提及）的原因中，缺少一个主要因素：强征政策。它多年来一直大量消耗本已很脆弱的农业体系的资源。开始感受到饥荒的省份的所有领导人，于1921年6月被召集到莫斯科。他们强调了政府的责任，并特别指出正是有无上权力的粮食人民委员部造成了这一切。萨马拉地区代表瓦维林（I.N.Vavilin）解释称，该省食品委员会，自从首次引入征用政策以来，就不断夸大对收成的估计。
尽管1920年收成不好，但当年仍有1,000万普特被征用。所有粮食库存，甚至为未来收成所预备的种子，都被没收了。自1921年1月以来，许多农民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吃。2月，死亡率立即上升。在两三个月内，反政权的骚乱和反抗实际上就在萨马拉省停止了。瓦维林解释称：“今天，没有更多的反抗。相反，我们看到了新的现象：成千上万的饥民聚集在执行委员会或苏维埃党总部的周围，等待好多天，等待他们所需的食品奇迹般地出现。赶走这群人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中死去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他们在大批地倒下……我想该省一定至少有90万饥民。”
契卡报告和军方公告表明，至少从1919年起，饥荒就一直威胁着这一地区。在整个1920年，情况出现相当程度的恶化。在那年夏季的内部报告中，契卡、农业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都充分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并制定了各县和省的名单。这些县和省被判定正在挨饿或饥荒的威胁迫在眉睫。1921年1月，一份报告声称，坦波夫发生饥荒的原因包括1920年的征用狂潮。正如政治警察所报告的对话所表明的，“苏维埃政权正尝试以饥饿迫使所有敢于反抗的农民就范。”对普通民众来说，这一点再明显不过。尽管相当了解征用政策的必然后果，但政府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遏制这些预知的效应。1921年7月30日，尽管越来越多的地区陷入了饥荒，但列宁和莫洛托夫仍向地区和省级党委所有领导人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他们：“加强粮食收集机制……加紧对农村人口的宣传、讲解准时缴税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性……把党的一切权威交由收缴实物税的机构行使，并允许其行使国家权力，采用任何惩戒措施。”#（待续）
──转自《大纪元》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