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年轻人追星，而他们的父辈、父辈的父辈年轻时崇拜的则是共产党的所谓“革命先烈”。夏明翰便是其中很出名的一位。
夏明翰是谁？估计今天的年轻人知道的不会多了。
他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由毛泽东和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共，不仅是中共早期党员，还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1928年3月18日，夏明翰在奉中共之命组织指导武装暴动期间在武汉被当局逮捕。
入狱后，面对当局的劝说，夏明翰不为所动，声称“为了劳苦工农的解放，为了使我们的后代能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我们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
1928年3月20日，夏明翰被押送到汉口馀记里刑场。临刑前写下了日后因被中共热捧而广为人知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夏明翰死时还很年轻，只有28岁。为了自己钟情的共产主义理想，他不但抛下了妻子儿女和老母，最后连自己的性命都毫不犹豫的搭进去了。正因为如此，年轻时我们都曾虔诚的视他为“英雄”，为自己人生的榜样。
然而，距离夏明翰离世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从中共的洗脑教育中幡然醒悟，重新回顾他的一生，特别是重温他的《就义诗》时，却有了与当年全然不同的感受和认识。
古往今来，人们总是对那些甘愿为理想献身的志士深怀敬意，总是容易被他们身上的献身精神以及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与所打动和吸引。这恐怕也正是“革命先烈”夏明翰和他的《就义诗》之所以能够俘虏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原因吧。然而我在想，撇开理想的善恶，抽象的颂扬理想主义者的献身精神有意义吗？我认为没有意义，不但没有意义，还容易误入歧途。因为献身精神可以服务于为人类造福的美好理想，也可以为祸害人类的邪恶理想所用；当它为造福人类的美好理想服务时，它是珍贵的，是值得颂扬的，当它为祸害人类的邪恶理想所用时，它则是有害的，不仅不值得颂扬，而且应该坚决的予以否定和抛弃。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撇开共产主义的善恶来抽象的看待夏明翰的献身精神。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只要一个人信仰的主义是真理，即使被砍头也没关系，也是值得的。这话有错吗？没错，即使今天我认为也是对的。但问题是夏明翰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理想究竟是不是真正的真理？既然连命都为它豁出去了，夏明翰自己当然认为它是真理。但共产主义究竟是不是真理，归根结底不取决于夏明翰的认识与虔诚，而取决于客观事实，取决于共产主义的本质及其在实践中产生的结果，取决于它带给人民的真实的一切。恰恰是这些业已表明，共产主义根本就不是什么真理，而是乔装成真理的十足的歪理邪说！
显而易见，夏明翰之所以甘愿为共产主义“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因为他坚信共产主义实现之后，“劳苦工农”便能获得“解放”，“我们的后代能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但事实究竟如何呢？与夏明翰憧憬与追求的完全相反，共产党掌权后，夏明翰的同胞们不但没有获的解放，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反而连之前还拥有的一些权利与自由也都丧失殆尽，受到的奴役易发深重了。最最可怕的是，甚至连生命都失去了最基本的保障。
在共产党的宣传中，国民党可以说是杀人如麻。国民党杀过人吗？肯定杀过，夏明翰就是死于国民党之手。国民党不仅杀了夏明翰，还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然而，且不论他们该不该杀，杀的合不合法，仅以数量而言，死于国民党之手的人却远远要少于死于共产党之手的人，前者与后者相比，纯属小巫见大巫。
了解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它就是靠杀人起家的。仅在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中共盘踞的江西一地人口就从二千多万下降到了一千多万，他们中许多人便是中共的刀下鬼。当年，中共广东“农运大王”彭湃曾厉声疾呼：“把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杀得干干净净，让他们的鲜血染红海港，染红每一个人的衣裳！”他效法明末张献忠发布“七杀令”，下达每一个苏维埃代表杀20个人的指标。
夺取政权后，中共的杀人节奏也丝毫没有放缓。正如《九评共产党》所言：“建政后，它采取‘杀地主’的办法解决农村的生产关系；‘杀资产阶级’完成工商改造，解决城市的生产关系。这两个阶级杀完，经济基础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上层建筑的问题也要靠杀人来解决，包括镇压‘胡风反党集团’和‘反右’以整肃知识份子；‘杀会道门’解决宗教问题；‘文革杀人’解决文化上和政治上党的绝对领导权问题；‘六四’杀人逃避政治危机，解决民主诉求问题；‘迫害法轮功’解决信仰和健身运动的问题等等。”据专家估算，从1949年至今，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国人在6千万至8千万人左右，差不多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大大超过了之前近三十年的战争时期，也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是希特勒纳粹所屠杀的犹太人总数的13倍。
即便以政治犯的死来说，夏明翰被捕后，国民党还允许他当着记者的面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临刑前还问他有无遗言，还给他提供笔，否则，哪会有那首着名的《就义诗》？而在共产党当政的所谓“新中国”，政治犯能有这样的待遇吗？文革中张志新等人临刑前被割断喉管的事不是恍若就发生在昨天吗！仅此一点也足以看出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邪恶与残暴。
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尽管共产主义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救国救民的真理，其实却是地地道道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既然如此，夏明翰为其抛头颅洒热血又有何价值可言？无论他怎么宁死不屈舍生取义，也无论他的献身精神怎么令人敬佩仰视，也不过是误入歧途而已！正所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主义若不真，死了白送死。夏明翰不正是白送死的典型吗？
如果仅仅只是白死也就罢了，充其量只不过浪费了夏明翰自己的生命，连带殃及了他的家人。然而夏明翰岂止是白死？他不仅白白搭进了自己的一条性命，还祸害了他人的生命。试想，如果没有夏明翰的流血牺牲，没有千千万万夏明翰们的流血牺牲，共产党能夺得天下吗？中国人民会在共产党日后的极权暴政下蒙受一轮又一轮的苦难吗？换句话说，因为夏明翰误入了共产主义的歧途，不但没对中国人民的“解放”起到任何有益的作用，反而是在帮着共产党把中国人民往火坑里推。这岂止是白送了自己的命，而且还是在对中国人民犯罪！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夏明翰是谁？估计今天的年轻人知道的不会多了。
他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由毛泽东和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共，不仅是中共早期党员，还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1928年3月18日，夏明翰在奉中共之命组织指导武装暴动期间在武汉被当局逮捕。
入狱后，面对当局的劝说，夏明翰不为所动，声称“为了劳苦工农的解放，为了使我们的后代能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我们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
1928年3月20日，夏明翰被押送到汉口馀记里刑场。临刑前写下了日后因被中共热捧而广为人知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夏明翰死时还很年轻，只有28岁。为了自己钟情的共产主义理想，他不但抛下了妻子儿女和老母，最后连自己的性命都毫不犹豫的搭进去了。正因为如此，年轻时我们都曾虔诚的视他为“英雄”，为自己人生的榜样。
然而，距离夏明翰离世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从中共的洗脑教育中幡然醒悟，重新回顾他的一生，特别是重温他的《就义诗》时，却有了与当年全然不同的感受和认识。
古往今来，人们总是对那些甘愿为理想献身的志士深怀敬意，总是容易被他们身上的献身精神以及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与所打动和吸引。这恐怕也正是“革命先烈”夏明翰和他的《就义诗》之所以能够俘虏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原因吧。然而我在想，撇开理想的善恶，抽象的颂扬理想主义者的献身精神有意义吗？我认为没有意义，不但没有意义，还容易误入歧途。因为献身精神可以服务于为人类造福的美好理想，也可以为祸害人类的邪恶理想所用；当它为造福人类的美好理想服务时，它是珍贵的，是值得颂扬的，当它为祸害人类的邪恶理想所用时，它则是有害的，不仅不值得颂扬，而且应该坚决的予以否定和抛弃。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撇开共产主义的善恶来抽象的看待夏明翰的献身精神。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只要一个人信仰的主义是真理，即使被砍头也没关系，也是值得的。这话有错吗？没错，即使今天我认为也是对的。但问题是夏明翰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理想究竟是不是真正的真理？既然连命都为它豁出去了，夏明翰自己当然认为它是真理。但共产主义究竟是不是真理，归根结底不取决于夏明翰的认识与虔诚，而取决于客观事实，取决于共产主义的本质及其在实践中产生的结果，取决于它带给人民的真实的一切。恰恰是这些业已表明，共产主义根本就不是什么真理，而是乔装成真理的十足的歪理邪说！
显而易见，夏明翰之所以甘愿为共产主义“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因为他坚信共产主义实现之后，“劳苦工农”便能获得“解放”，“我们的后代能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但事实究竟如何呢？与夏明翰憧憬与追求的完全相反，共产党掌权后，夏明翰的同胞们不但没有获的解放，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反而连之前还拥有的一些权利与自由也都丧失殆尽，受到的奴役易发深重了。最最可怕的是，甚至连生命都失去了最基本的保障。
在共产党的宣传中，国民党可以说是杀人如麻。国民党杀过人吗？肯定杀过，夏明翰就是死于国民党之手。国民党不仅杀了夏明翰，还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然而，且不论他们该不该杀，杀的合不合法，仅以数量而言，死于国民党之手的人却远远要少于死于共产党之手的人，前者与后者相比，纯属小巫见大巫。
了解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它就是靠杀人起家的。仅在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中共盘踞的江西一地人口就从二千多万下降到了一千多万，他们中许多人便是中共的刀下鬼。当年，中共广东“农运大王”彭湃曾厉声疾呼：“把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杀得干干净净，让他们的鲜血染红海港，染红每一个人的衣裳！”他效法明末张献忠发布“七杀令”，下达每一个苏维埃代表杀20个人的指标。
夺取政权后，中共的杀人节奏也丝毫没有放缓。正如《九评共产党》所言：“建政后，它采取‘杀地主’的办法解决农村的生产关系；‘杀资产阶级’完成工商改造，解决城市的生产关系。这两个阶级杀完，经济基础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上层建筑的问题也要靠杀人来解决，包括镇压‘胡风反党集团’和‘反右’以整肃知识份子；‘杀会道门’解决宗教问题；‘文革杀人’解决文化上和政治上党的绝对领导权问题；‘六四’杀人逃避政治危机，解决民主诉求问题；‘迫害法轮功’解决信仰和健身运动的问题等等。”据专家估算，从1949年至今，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国人在6千万至8千万人左右，差不多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大大超过了之前近三十年的战争时期，也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是希特勒纳粹所屠杀的犹太人总数的13倍。
即便以政治犯的死来说，夏明翰被捕后，国民党还允许他当着记者的面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临刑前还问他有无遗言，还给他提供笔，否则，哪会有那首着名的《就义诗》？而在共产党当政的所谓“新中国”，政治犯能有这样的待遇吗？文革中张志新等人临刑前被割断喉管的事不是恍若就发生在昨天吗！仅此一点也足以看出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邪恶与残暴。
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尽管共产主义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救国救民的真理，其实却是地地道道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既然如此，夏明翰为其抛头颅洒热血又有何价值可言？无论他怎么宁死不屈舍生取义，也无论他的献身精神怎么令人敬佩仰视，也不过是误入歧途而已！正所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主义若不真，死了白送死。夏明翰不正是白送死的典型吗？
如果仅仅只是白死也就罢了，充其量只不过浪费了夏明翰自己的生命，连带殃及了他的家人。然而夏明翰岂止是白死？他不仅白白搭进了自己的一条性命，还祸害了他人的生命。试想，如果没有夏明翰的流血牺牲，没有千千万万夏明翰们的流血牺牲，共产党能夺得天下吗？中国人民会在共产党日后的极权暴政下蒙受一轮又一轮的苦难吗？换句话说，因为夏明翰误入了共产主义的歧途，不但没对中国人民的“解放”起到任何有益的作用，反而是在帮着共产党把中国人民往火坑里推。这岂止是白送了自己的命，而且还是在对中国人民犯罪！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