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
五十多年前，因同情一名小学教师被克扣工资，四川成都第二师范学校近千名莘莘学子欲维权支援，被中共定为重大反革命案件。为侦破“案件”，捉拿“主凶”，成都东城区公安局长亲自卧底学校，扮成校长，将近百名未成人“缉拿归案”，打成右派，发配四川大凉山劳动教养，多数学生青春命陨，埋骨他乡。
一位右派诗人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少年望北斗，壮岁作楚囚。笑傲南冠几多秋?岁月水东流。人非物依旧，青冢恨悠悠。泪洒‘空吟闻笛赋’，日暮风雨愁。”
现如今，中共治下乱象环生，中共的贪腐、黑暗在教育界制造的社会不公，致使民众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中共把持的政府公信力急剧下降。
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人们，尤其是青年学子，和当今的国人心态是大不相同的。变革的精神在感召着他们，少年强则国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许多青少年读书办报、结社结团，畅谈国家大事，抱负远大，血气方刚，纵是到穷乡僻壤去教书，那也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般的不输鸿鹄之志。
成都二师是享誉全国的蜀中名校，建于清朝废科举办新学之际，巴金、艾芜、沙汀等作家名流，朱德、王佑木、杨阊公、李硕勋等中共元老皆是该校校友。在57年反右前，二师学生的维权还远谈不上公民觉醒下的自我保护意识与法律诉求，多半是一种相信红色理想的主人翁精神，加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少年情怀，他们错判中共的大鸣大放为民主精神了。
1957年的春天步履阑珊，清明刚过，和煦的春风拂过大巴山，潜入川西平原，扣开了庭院深深的成都古刹名宅。
4月的一天，成都第二师范学校(简称成都二师，现成都市盐道街中学)的阅报栏前人头攒动，上海《文汇报》上的一条消息，像一块大巨石坠入平静的湖面，在十六七岁学生娃娃的心头荡起汹涌的浪花：安徽省某乡干部克扣小学教师工资，还殴打一位叫常金白的教师。
学生们将受害者的遭遇同自身联系起来，顿时群情激愤。屋漏偏逢连阴雨，四川省突来通知，原本给师范生无偿提供的伙食费从一年12个月缩减到9个月，理由是扣除寒暑假的3个月。
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很快，校园里出现一张要求政府严惩殴打教师凶手的大字报，并要求校方和成都市政府允许学生声援常金白，校方的拒绝升级了学生的诉求，有学生要上街游行，有学生要调查安徽打人事件。一位才思敏捷的徐航同学闪写了《告全市人民书》。
事情的逆转是在某个周末下午。晚餐后外出的学生们，发现学校大门口布满了自称是工人、农民、市民的不明身分者，他们谩骂学生是忘恩负义的坏苗苗，不知天高地厚，不配做人民教师。学生纷纷驻足与之雄辩。
人群越聚越多，辩论开始向武斗转变，不明身分者开始限制学生自由，不许学生出校门，混乱中有学生眼尖看见部分不善的来者，衣服下藏掖着短棍，有学生惊呼“快跑！”，有大胆的学生迎上去夺棍，场面开始失控，慌乱中学校的紧急电铃响了，高音喇叭里传出牛犊般清脆的吼声：“二师同学，暴徒冲进学校打学生了，快去增援啊！”
学生象潮水般涌出校门，那些所谓的工人、农民、市民事后被证明是公安布控下的居民积极分子，在中共各类政治运动中乐于充当打手与帮凶，他们见势不妙，立刻溃败退逃。近千名学生手挽手，一路雀跃欢呼，在街头游荡了一番，沿着几条小街带着胜利者的笑容返回了学校。
幼稚的学生们哪里想到，此时的中共经历了匈牙利事件后如惊弓之鸟，是绝不能等待类似事件翻演到自己的头上。一场静悄悄的镇压如黑云般迅速集聚。
不久，成都二师新上任了一个徐副校长，此人表面作派温和，善于和学生打成一片。学生们渐渐知道这位徐副校长曾是东城区公安局的副局长。那是部队和警察转岗到其他部门是常事，没有引起学生注意。
就是在这位徐副校长的牵头下，学校成立了“二师事件处理工作组”， 直接对成都市委宣传部负责。工作组由团市委学生工作部、教育局、东城公安分局和校保卫部组成，任务是发动群众，揪出隐藏在二师学生中的“阶级敌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上报市委并研究如何严厉打击。
工作组为了摸清敌情，打击分化二师青少年阵营中左、中、右派，在五七级学生毕业考试前近半个月时间里，每天组织各班党支部和各班团支部开会。号召学生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积极告密，揭发其他同学平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作为交换，这次斗争中表现好的学生干部，毕业分配将留在城区。
工作组还要求积极分子对学生中领头闹事的，参与对工人、市民、教师施暴的，以及冲击过专政机关的人，进行重点监控。
少年狂狷敌不住中共的狡黠。渐渐归于平静的二师，背地里暗流涌动。一份份学生肃反的黑材料正在对号入座，如同恶龙张开血口，扑向那些稚嫩的，酣眠在《乡村女教师》（一部苏联电影）里的天真学子。
“我到二师后在这个班里自是不甘落后， 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作文甚至得过100分，还因为成绩好而帮个别成绩差的同学做作业。同学中盛传军区八一小学和省委育才小学提前来挑教师的人选中了我， 我也满心地期待这一天。” （吴虹：1957年成都二师事件追述）
当年成都二师的学生、作家、右派吴本恕回忆：
“事隔40年后的1987年我读到英籍华人作家张戎的纪实性小说《虹》，其中回忆她母亲夏德鸣 ，领导1957年夏秋季包括二师学生在内的该区教育系统整风反右运动的情况，她说：根据中央和省委的布置此次重大阶级斗争行动，打击面一般应为百分之十。”
“可五十年代，东城区能够称作知识分子的不多，张的母亲时任东城区委宣传部长，为怎样能完成指标而十分焦虑，因为完不成指标领导运动的人就会被填报上去，那可就惨了。恰好这时上级把二师四月份参加”反革命闹事”的学生，连同其它的数百名应届毕业生，送到该区参加整风反右，和本区教育系统放在一起、于是这个百分之十的问题一下就解决了，还能超额受到表扬和嘉奖。四十年前二师57级学生命运就此注定。”
吴本恕原名吴红，当年只有十五岁，夏德鸣在看了他的黑材料后难以定夺是否划成右派，就问定案组划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为右派全国有无先例？恰好根据统计，该区右派指标已大大超额，定案组最后下笔时将吴改为“内控右派”，与戴帽右派的区别是不宣布、不通知、长期监控。
山雨欲来风满楼。教育实习结束那天，校方决定57级300多毕业生，将参加成都市东城区小学教师整风反右运动学习。整风反右后的第二天，全体二师57级的学生，带着行李列队住进成都磨子桥七中和成都空军驻地，不准外出，不准会客，无通信自由。实质是软禁了。
接着是动员大会，学习讨论，发言表态，人人过关。同学们才恍然大悟，一场批斗大会正上演。在各班的学习室，学生们被要求按规定围成圆圈坐下，那些被中共许诺享有进城指标的积极分子，突然发难，似乎从前的同窗共读纯粹是伪装出来的，从来就都是敌我关系，此时他们还原了革命小将的面目，凶神恶煞般的揭发道：
“我揭发你参加二师暴乱，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滔天罪行！”“×××，你这个罪大恶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还不站出来！” “不许你狡辩！不许你抵赖！” “×××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连续揪斗二十天，每天有二三个“阶级敌人”落网。上午是集中火力揪斗，下午就是大字报贴满教室，晚间就卷起铺盖滚到犯罪分子的住窝里，低头、含胸、包夹、看管，说话要打报告，任人宰割。在红色恐怖中，个个争先揭发，唯恐落后，人人向党靠拢，唯恐落难。这种人人互害的批斗手法，中共一直沿用至今，在八九六四和迫害法轮功中，中共无数次故伎重演。
小右派们被集中在一个大屋。没有了鸟鸣，没有了欢歌与笑语，取而代之的是批判口号、大小便失禁与起早摸黑的强制劳动。运动第二周，二师学生被要求列队返校，参加逮捕反革命“大同党”首恶分子及其同党的大会。
阴沉的天气，阴寒的刺刀，森冷的钢盔，校门通往操场的道路两侧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一阵激昂高亢的革命口号声后，全校1000多学生鸦雀无声，目光凝聚到主席台。“大同党”主犯的学生，被士兵押上审判台，都是10来个不到弱冠的孩子。积极分子跳上台对着他们拳打脚踢，两名“反革命”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台下狂欢。
徐副校长“威严”宣布：“经过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斗争，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和同案犯供认不讳，······他们错估形势，倒行逆施，企图推翻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此，他们必将受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沉重打击！”
学生娃娃们被五花大绑，挨个扔上卡车，马达轰鸣，直奔校门外，“罪有应得，罪该万死”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次日，《四川 日报》《成都日报》发表社论：“二师事件是小匈牙利事件，反革命大同党煽动反动学生冲击专政机关的罪行必须清算” 。
直至7、8月，二师近千名学生中揪出了百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少年右派。省篮球队的郭同学，市乒乓球队的简同学，烈士李白森之子，驼背学生钢琴家均被打成右派。
与成年右派不同的是，根据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的发话：“他们也是生产力，送大凉山劳动去。”中共成都市委就把他们编组成一个劳动大队押送到了四川西昌大凉山上，历经大饥荒、文革，因为当初发配大凉山并没有期限，百名少年右派成了“终身犯人”。
大饥荒期间，大凉山劳改场的管理人员因为饥饿疯狂虐囚，可怜这些娃娃右派们个个在劫难逃。文革时，侥幸还活着二师事件的几个右派，逃回成都，十年前的家长们被中共连坐运动恐吓不敢问津自己儿女下落，十年后才依稀想起他们曾失去的孩子们。
然而此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早已埋骨他乡，永隔人世了。驼背学生钢琴家到凉山不久便哀思离世，《蓉城少年》创刊人徐航因饥饿难忍，劳动时捡了掉在地上的一个烂西红柿，竟被当地民兵按在地上，用鹅卵石击头，脑浆迸溅，一命呜呼。那些少女右派们因不堪凌辱纵身跳入金沙江，滔滔江水洗不尽她们无尽的冤屈。
1968年，中共为百名少年右派平反，很多人已经收不到这个通知了，他们的父母也无从知晓他们的音讯下落。五七级某班两个少年右派，当工作人员向他们宣读所谓平反通知时，发现两人眼珠不动，正惊异间，两个同学忽然放声狂笑，笑声十分恐怖，然后突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不知道是命运的捉弄，还是党的嘲弄，二师事件中，卧底校长的原东城区公安局副局长的徐某，随后被人控告同情学生，被党无情打成右派，而领导清查二师事件的中共成都市宣传部部长叶石也成了右派。
当年那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们，现如今在中共治下如鱼得水，吴红所在班13名所谓热爱中共、高举毛党魁旗帜，对阶级敌人斗争坚决的革命学生们，文革后还在中共体制内县处级领导岗位上工作过。他们内心深处为当年冤枉同窗的不耻行径是否有过些许忏悔？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深知，中共只要存在一天，人性就会被碾压一天。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五十多年前，因同情一名小学教师被克扣工资，四川成都第二师范学校近千名莘莘学子欲维权支援，被中共定为重大反革命案件。为侦破“案件”，捉拿“主凶”，成都东城区公安局长亲自卧底学校，扮成校长，将近百名未成人“缉拿归案”，打成右派，发配四川大凉山劳动教养，多数学生青春命陨，埋骨他乡。
一位右派诗人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少年望北斗，壮岁作楚囚。笑傲南冠几多秋?岁月水东流。人非物依旧，青冢恨悠悠。泪洒‘空吟闻笛赋’，日暮风雨愁。”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少年担当
现如今，中共治下乱象环生，中共的贪腐、黑暗在教育界制造的社会不公，致使民众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中共把持的政府公信力急剧下降。
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人们，尤其是青年学子，和当今的国人心态是大不相同的。变革的精神在感召着他们，少年强则国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许多青少年读书办报、结社结团，畅谈国家大事，抱负远大，血气方刚，纵是到穷乡僻壤去教书，那也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般的不输鸿鹄之志。
成都二师是享誉全国的蜀中名校，建于清朝废科举办新学之际，巴金、艾芜、沙汀等作家名流，朱德、王佑木、杨阊公、李硕勋等中共元老皆是该校校友。在57年反右前，二师学生的维权还远谈不上公民觉醒下的自我保护意识与法律诉求，多半是一种相信红色理想的主人翁精神，加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少年情怀，他们错判中共的大鸣大放为民主精神了。
一份声援大字报埋祸根
1957年的春天步履阑珊，清明刚过，和煦的春风拂过大巴山，潜入川西平原，扣开了庭院深深的成都古刹名宅。
4月的一天，成都第二师范学校(简称成都二师，现成都市盐道街中学)的阅报栏前人头攒动，上海《文汇报》上的一条消息，像一块大巨石坠入平静的湖面，在十六七岁学生娃娃的心头荡起汹涌的浪花：安徽省某乡干部克扣小学教师工资，还殴打一位叫常金白的教师。
学生们将受害者的遭遇同自身联系起来，顿时群情激愤。屋漏偏逢连阴雨，四川省突来通知，原本给师范生无偿提供的伙食费从一年12个月缩减到9个月，理由是扣除寒暑假的3个月。
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很快，校园里出现一张要求政府严惩殴打教师凶手的大字报，并要求校方和成都市政府允许学生声援常金白，校方的拒绝升级了学生的诉求，有学生要上街游行，有学生要调查安徽打人事件。一位才思敏捷的徐航同学闪写了《告全市人民书》。
事情的逆转是在某个周末下午。晚餐后外出的学生们，发现学校大门口布满了自称是工人、农民、市民的不明身分者，他们谩骂学生是忘恩负义的坏苗苗，不知天高地厚，不配做人民教师。学生纷纷驻足与之雄辩。
人群越聚越多，辩论开始向武斗转变，不明身分者开始限制学生自由，不许学生出校门，混乱中有学生眼尖看见部分不善的来者，衣服下藏掖着短棍，有学生惊呼“快跑！”，有大胆的学生迎上去夺棍，场面开始失控，慌乱中学校的紧急电铃响了，高音喇叭里传出牛犊般清脆的吼声：“二师同学，暴徒冲进学校打学生了，快去增援啊！”
学生象潮水般涌出校门，那些所谓的工人、农民、市民事后被证明是公安布控下的居民积极分子，在中共各类政治运动中乐于充当打手与帮凶，他们见势不妙，立刻溃败退逃。近千名学生手挽手，一路雀跃欢呼，在街头游荡了一番，沿着几条小街带着胜利者的笑容返回了学校。
幼稚的学生们哪里想到，此时的中共经历了匈牙利事件后如惊弓之鸟，是绝不能等待类似事件翻演到自己的头上。一场静悄悄的镇压如黑云般迅速集聚。
公安局长亲自卧底
不久，成都二师新上任了一个徐副校长，此人表面作派温和，善于和学生打成一片。学生们渐渐知道这位徐副校长曾是东城区公安局的副局长。那是部队和警察转岗到其他部门是常事，没有引起学生注意。
就是在这位徐副校长的牵头下，学校成立了“二师事件处理工作组”， 直接对成都市委宣传部负责。工作组由团市委学生工作部、教育局、东城公安分局和校保卫部组成，任务是发动群众，揪出隐藏在二师学生中的“阶级敌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上报市委并研究如何严厉打击。
工作组为了摸清敌情，打击分化二师青少年阵营中左、中、右派，在五七级学生毕业考试前近半个月时间里，每天组织各班党支部和各班团支部开会。号召学生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积极告密，揭发其他同学平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作为交换，这次斗争中表现好的学生干部，毕业分配将留在城区。
工作组还要求积极分子对学生中领头闹事的，参与对工人、市民、教师施暴的，以及冲击过专政机关的人，进行重点监控。
少年狂狷敌不住中共的狡黠。渐渐归于平静的二师，背地里暗流涌动。一份份学生肃反的黑材料正在对号入座，如同恶龙张开血口，扑向那些稚嫩的，酣眠在《乡村女教师》（一部苏联电影）里的天真学子。
“我到二师后在这个班里自是不甘落后， 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作文甚至得过100分，还因为成绩好而帮个别成绩差的同学做作业。同学中盛传军区八一小学和省委育才小学提前来挑教师的人选中了我， 我也满心地期待这一天。” （吴虹：1957年成都二师事件追述）
将迫害政策落实成工作指标
当年成都二师的学生、作家、右派吴本恕回忆：
“事隔40年后的1987年我读到英籍华人作家张戎的纪实性小说《虹》，其中回忆她母亲夏德鸣 ，领导1957年夏秋季包括二师学生在内的该区教育系统整风反右运动的情况，她说：根据中央和省委的布置此次重大阶级斗争行动，打击面一般应为百分之十。”
“可五十年代，东城区能够称作知识分子的不多，张的母亲时任东城区委宣传部长，为怎样能完成指标而十分焦虑，因为完不成指标领导运动的人就会被填报上去，那可就惨了。恰好这时上级把二师四月份参加”反革命闹事”的学生，连同其它的数百名应届毕业生，送到该区参加整风反右，和本区教育系统放在一起、于是这个百分之十的问题一下就解决了，还能超额受到表扬和嘉奖。四十年前二师57级学生命运就此注定。”
吴本恕原名吴红，当年只有十五岁，夏德鸣在看了他的黑材料后难以定夺是否划成右派，就问定案组划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为右派全国有无先例？恰好根据统计，该区右派指标已大大超额，定案组最后下笔时将吴改为“内控右派”，与戴帽右派的区别是不宣布、不通知、长期监控。
黑云压城城欲摧
山雨欲来风满楼。教育实习结束那天，校方决定57级300多毕业生，将参加成都市东城区小学教师整风反右运动学习。整风反右后的第二天，全体二师57级的学生，带着行李列队住进成都磨子桥七中和成都空军驻地，不准外出，不准会客，无通信自由。实质是软禁了。
接着是动员大会，学习讨论，发言表态，人人过关。同学们才恍然大悟，一场批斗大会正上演。在各班的学习室，学生们被要求按规定围成圆圈坐下，那些被中共许诺享有进城指标的积极分子，突然发难，似乎从前的同窗共读纯粹是伪装出来的，从来就都是敌我关系，此时他们还原了革命小将的面目，凶神恶煞般的揭发道：
“我揭发你参加二师暴乱，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滔天罪行！”“×××，你这个罪大恶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还不站出来！” “不许你狡辩！不许你抵赖！” “×××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连续揪斗二十天，每天有二三个“阶级敌人”落网。上午是集中火力揪斗，下午就是大字报贴满教室，晚间就卷起铺盖滚到犯罪分子的住窝里，低头、含胸、包夹、看管，说话要打报告，任人宰割。在红色恐怖中，个个争先揭发，唯恐落后，人人向党靠拢，唯恐落难。这种人人互害的批斗手法，中共一直沿用至今，在八九六四和迫害法轮功中，中共无数次故伎重演。
小右派们被集中在一个大屋。没有了鸟鸣，没有了欢歌与笑语，取而代之的是批判口号、大小便失禁与起早摸黑的强制劳动。运动第二周，二师学生被要求列队返校，参加逮捕反革命“大同党”首恶分子及其同党的大会。
阴沉的天气，阴寒的刺刀，森冷的钢盔，校门通往操场的道路两侧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一阵激昂高亢的革命口号声后，全校1000多学生鸦雀无声，目光凝聚到主席台。“大同党”主犯的学生，被士兵押上审判台，都是10来个不到弱冠的孩子。积极分子跳上台对着他们拳打脚踢，两名“反革命”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台下狂欢。
徐副校长“威严”宣布：“经过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斗争，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和同案犯供认不讳，······他们错估形势，倒行逆施，企图推翻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此，他们必将受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沉重打击！”
学生娃娃们被五花大绑，挨个扔上卡车，马达轰鸣，直奔校门外，“罪有应得，罪该万死”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次日，《四川 日报》《成都日报》发表社论：“二师事件是小匈牙利事件，反革命大同党煽动反动学生冲击专政机关的罪行必须清算” 。
百名少年右派多数埋骨他乡
直至7、8月，二师近千名学生中揪出了百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少年右派。省篮球队的郭同学，市乒乓球队的简同学，烈士李白森之子，驼背学生钢琴家均被打成右派。
与成年右派不同的是，根据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的发话：“他们也是生产力，送大凉山劳动去。”中共成都市委就把他们编组成一个劳动大队押送到了四川西昌大凉山上，历经大饥荒、文革，因为当初发配大凉山并没有期限，百名少年右派成了“终身犯人”。
大饥荒期间，大凉山劳改场的管理人员因为饥饿疯狂虐囚，可怜这些娃娃右派们个个在劫难逃。文革时，侥幸还活着二师事件的几个右派，逃回成都，十年前的家长们被中共连坐运动恐吓不敢问津自己儿女下落，十年后才依稀想起他们曾失去的孩子们。
然而此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早已埋骨他乡，永隔人世了。驼背学生钢琴家到凉山不久便哀思离世，《蓉城少年》创刊人徐航因饥饿难忍，劳动时捡了掉在地上的一个烂西红柿，竟被当地民兵按在地上，用鹅卵石击头，脑浆迸溅，一命呜呼。那些少女右派们因不堪凌辱纵身跳入金沙江，滔滔江水洗不尽她们无尽的冤屈。
1968年，中共为百名少年右派平反，很多人已经收不到这个通知了，他们的父母也无从知晓他们的音讯下落。五七级某班两个少年右派，当工作人员向他们宣读所谓平反通知时，发现两人眼珠不动，正惊异间，两个同学忽然放声狂笑，笑声十分恐怖，然后突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中共存在一天，人性就被碾压一天
不知道是命运的捉弄，还是党的嘲弄，二师事件中，卧底校长的原东城区公安局副局长的徐某，随后被人控告同情学生，被党无情打成右派，而领导清查二师事件的中共成都市宣传部部长叶石也成了右派。
当年那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们，现如今在中共治下如鱼得水，吴红所在班13名所谓热爱中共、高举毛党魁旗帜，对阶级敌人斗争坚决的革命学生们，文革后还在中共体制内县处级领导岗位上工作过。他们内心深处为当年冤枉同窗的不耻行径是否有过些许忏悔？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深知，中共只要存在一天，人性就会被碾压一天。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