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当干部们开始受到共产国际的密使所控制时，法国共产党自身就开始记录所有它认为有嫌疑或危险的人。干部处的正式职责是招募最佳活动分子；另一项职责是编制被发现在某些方面不够格之人的名单。从1932年到1939年6月，法国共产党起草了12份文件，其标题有诸如“内奸、叛徒和被逐出法国革命组织的警方线人之黑名单”以及“内奸、小偷、骗子、托派分子和被逐出法国工人组织的叛徒之黑名单”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这些名单已包含千馀个名字。法国共产党用了一个简单的政治观点替此类名单辩护：“资产阶级对我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组织的斗争正变得日益激烈。”
活动分子被要求提交有关嫌疑人外貌的信息（1938年8月第10号名单具体说明了“身材和体形、头发、眉毛、前额、鼻子、嘴巴、下巴、脸型、肤色、识别标志”）以及“任何可能有助于找到”他们的信息，例如他们的地址和工作地点。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所有活动分子都得像契卡成员一样行事。
一些嫌疑人无疑是真正的骗子；其他人只是反对党的路线，无论他们是否属于党的成员。20世纪30年代的首个目标是在圣但尼（Saint-Denis）的托派分子和雅克‧多里奥（Jacques Doriot）的追随者。法国共产党人简单地重复了苏联共产党人的观点：托派分子变成了“一帮罪犯、无耻的破坏分子、从事颠覆的特工和听命于外国间谍机构的刺客”。
战争、法国共产党因支持德苏条约而被取缔以及德国的占领，导致该党加紧其秘密警察活动。所有拒绝接受德苏条约的法共成员都遭到谴责，包括那些加入抵抗运动的人。其中包括让‧吕歇尔（Jean Luchaire）《新时代报》（Temps nouveaux）的编辑阿德里安‧朗缪尔（Adrien Langumier）以及瓦永纳（Oyonnax）前共产党代表勒内‧尼科德（RenéNicod），他与他从前的同志联系依然密切。儒勒‧傅里叶（Jules Fourier）是党的警察整肃未果的另一位共产党人。在投票支持授予贝当（译者注：全名亨利‧菲利普‧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二战时期法国维希政府的元首兼总理）所有权力之后，傅里叶于1941年建立了抵抗网路，随后被放逐到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
其它目标包括1941年参加法国工农党（POPF）的人；其领导人之一、前法共党委书记马塞尔‧吉顿（Marcel Gitton）于9月遭激进共产党人射杀。法国共产党宣称，该组织是“党和法国的叛徒”。有时，他们的指控声明之后是“因此受到处罚”的说明。还有诸如乔治‧德齐尔（Georges Déziré）等激进分子的案例。德齐尔被怀疑叛国，遭到暗杀，战后却得到平反。
在迫害犹太人的过程中，共产党用了奇怪的招数来谴责它的敌人：“蕾妮（C…Renée），也叫塔尼亚（Tania）或特蕾塞（Thérèse），来自第14郡（arrondissement），比萨拉比亚的犹太人”；“外国犹太人De B……，一个侮辱共产党和苏联的叛乱分子”。移民人力（Immigrant Manpower）是一个汇聚所有外国激进共产党人的组织，曾使用过类似的语言：“犹太人R.（非其真名）。串通一群敌对犹太人。”对托派分子的仇恨也依然强烈：“D……Yvonne.1、伯雷（Beuret）将军寓所、巴黎8号……一个托派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有联络。侮辱苏联。”在逮捕过程中，这类名单很可能落入了维希（Vichy）警察或盖世太保（Gestapo）的手中。那么，名单上的人发生了什么？
1945年，法国共产党公布了又一系列的政治敌人黑名单，其中一些人已经在数次暗杀企图中幸存下来。黑名单的制度化，很明显地呼应了契卡、格别乌和NKVD等苏联安全部门草拟的潜在罪犯名单。这是共产党人中的普遍做法，它始于俄罗斯内战初期。在波兰，战争结束时，这类名单包含了48类要受监视的人。
各部门间的内斗，以一个简单的变化而告终。此变化把共产国际和苏共（CPSU）首脑控制下的特务机关联合起来，使他们为自己的行动直接对斯大林本人负责。1932年，积极而无情地镇压自己朋友的米哈伊尔‧瑞廷（Mikhail Ryutin），突然发现自己与斯大林对立起来。他起草了一份声明说，“斯大林现在在共产国际拥有无可指摘的教皇地位。他以直接和间接手段控制了共产国际的所有领导干部，不是仅仅在莫斯科，而是在任何地方。这是个决定性的论据，证实了他在政治问题上的不可战胜性。”到上世纪20年代末，在财政上同样依赖这个苏维埃国家的共产国际，已经失去了所有独立的表象。没过多久，这种与政治依赖密切相关的物质依赖，又衍生出对秘密警察更凶险的依赖。
对共产国际成员日益增加的警察压力之必然结果是恐惧和不信任。告发的威胁一变得普遍，普遍缺乏信心就在各处显而易见。告密有两种形式：自发性证言，或者通过精神或肉体折磨从人手里取得的证词。有时光是恐惧就足够了。还有些激进分子以告发同事为荣。当时普遍盛行的偏执狂以及急于显示自己是最警惕共产党人的毫无意义的冲动，成为法国共产党人安德烈‧马蒂（Andre Marty）案例的两大特征。1927年6月23日，他在给共产国际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的一封标有“绝密”的信中，写了一长篇针对共产国际驻法国代表欧根‧弗里德（Eugen Fried）的谴责书，对弗里德尚未被法国警方逮捕故作惊讶，并对这一事实表示极度怀疑。
恐怖和公审不可避免地在国外遇到不同的回应。在巴黎，鲍里斯‧苏瓦林于1937年7月1日在《费加罗文学报》（le Figaro litteraire）上发表了以下评论：
“声称莫斯科审判是俄罗斯独有的现象，这非常夸张。尽管无疑具有民族特征，但也可看出许多其它更普遍的真理。
“首先，俄国人能理解的，法国人就不可能理解，这种想法应该放弃。实际上，这种自我揭发行为使俄罗斯人民费解，对法国人民也一样。出于献身布尔什维克事业的狂热，而发现这一切都很自然的人，在国外可能比在俄罗斯还多……
“在俄国革命的初期，很容易把一切都归因于‘斯拉夫灵魂’的概念；然而，随后在意大利和德国见证了被认为是纯粹斯拉夫现象的事件。当人的兽性发泄出来时，到处都可见到同样的后果，无论是拉丁人、德国人还是斯拉夫人，无论表面上表现得可能有多么不同。
“无论如何，在法国和所有其它地方，有数百万人被斯大林收入囊中。在没有极权独裁者紧盯的情况下，《人道报》（L’Humanité）的编辑与《真理报》的人在奉承拍马上却如出一辙。当苏联院士[弗拉基米尔]‧科马洛夫（[Vladimir] Komarov）在红场上呼吁更多地流血，这种再次自我贬低的腔调让人们相信，如果他保持沉默，他实际上就会去自杀。在没有饥饿或酷刑逼迫的情况下，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保罗]‧朗之万（[Paul] Langevin）和[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对苏联所谓的‘文化’和‘正义’进行大肆鼓吹。考虑到上述情况，我们要如何看待这类人？”
如同马蒂的信一样，一封信发给了“贝利亚（L.P.Beria）同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发信人是保加利亚人斯特拉‧布拉戈耶娃（Stella Blagoeva）。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处一位不知名的雇员。信中写道：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拥有一些密报。撰写密报的是一系列同志──友党中所有的激进分子。我们认为这些信息应该交给您，以便您可以检查，并据此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位秘书弗里吉斯‧卡里卡斯（[Frigyes] Karikás）参与了似乎显示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党不够忠诚的交谈……同志们也一直在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在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期间，卡里卡斯执行革命法庭宣判的死刑，而1932年匈牙利法院却只判了他三年徒刑，这是为什么……很多迹象显示政治移民正变成一件肮脏的事情，这些迹象来自德国、奥地利、立陶宛、波兰和其它地方的同志……这个问题必须坚决地予以处理。”
阿卡迪．瓦克斯贝格（Arkady Vaksberg，译者注：1927年–2011年，是苏联和俄罗斯的调查记者、历史题材作家、电影制片人和剧作家）指出，共产国际的档案还包含了数十份（甚至可能是数百件）告发书──这一现象证明了共产国际和苏共官员中道德沦丧大行其道。在对布尔什维克“守旧派”成员的大审判中，这种败坏相当明显。此前，他们曾支持以“彻头彻尾谎言”为基础的政权的建立。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刘明湘）
活动分子被要求提交有关嫌疑人外貌的信息（1938年8月第10号名单具体说明了“身材和体形、头发、眉毛、前额、鼻子、嘴巴、下巴、脸型、肤色、识别标志”）以及“任何可能有助于找到”他们的信息，例如他们的地址和工作地点。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所有活动分子都得像契卡成员一样行事。
一些嫌疑人无疑是真正的骗子；其他人只是反对党的路线，无论他们是否属于党的成员。20世纪30年代的首个目标是在圣但尼（Saint-Denis）的托派分子和雅克‧多里奥（Jacques Doriot）的追随者。法国共产党人简单地重复了苏联共产党人的观点：托派分子变成了“一帮罪犯、无耻的破坏分子、从事颠覆的特工和听命于外国间谍机构的刺客”。
战争、法国共产党因支持德苏条约而被取缔以及德国的占领，导致该党加紧其秘密警察活动。所有拒绝接受德苏条约的法共成员都遭到谴责，包括那些加入抵抗运动的人。其中包括让‧吕歇尔（Jean Luchaire）《新时代报》（Temps nouveaux）的编辑阿德里安‧朗缪尔（Adrien Langumier）以及瓦永纳（Oyonnax）前共产党代表勒内‧尼科德（RenéNicod），他与他从前的同志联系依然密切。儒勒‧傅里叶（Jules Fourier）是党的警察整肃未果的另一位共产党人。在投票支持授予贝当（译者注：全名亨利‧菲利普‧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二战时期法国维希政府的元首兼总理）所有权力之后，傅里叶于1941年建立了抵抗网路，随后被放逐到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
其它目标包括1941年参加法国工农党（POPF）的人；其领导人之一、前法共党委书记马塞尔‧吉顿（Marcel Gitton）于9月遭激进共产党人射杀。法国共产党宣称，该组织是“党和法国的叛徒”。有时，他们的指控声明之后是“因此受到处罚”的说明。还有诸如乔治‧德齐尔（Georges Déziré）等激进分子的案例。德齐尔被怀疑叛国，遭到暗杀，战后却得到平反。
在迫害犹太人的过程中，共产党用了奇怪的招数来谴责它的敌人：“蕾妮（C…Renée），也叫塔尼亚（Tania）或特蕾塞（Thérèse），来自第14郡（arrondissement），比萨拉比亚的犹太人”；“外国犹太人De B……，一个侮辱共产党和苏联的叛乱分子”。移民人力（Immigrant Manpower）是一个汇聚所有外国激进共产党人的组织，曾使用过类似的语言：“犹太人R.（非其真名）。串通一群敌对犹太人。”对托派分子的仇恨也依然强烈：“D……Yvonne.1、伯雷（Beuret）将军寓所、巴黎8号……一个托派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有联络。侮辱苏联。”在逮捕过程中，这类名单很可能落入了维希（Vichy）警察或盖世太保（Gestapo）的手中。那么，名单上的人发生了什么？
1945年，法国共产党公布了又一系列的政治敌人黑名单，其中一些人已经在数次暗杀企图中幸存下来。黑名单的制度化，很明显地呼应了契卡、格别乌和NKVD等苏联安全部门草拟的潜在罪犯名单。这是共产党人中的普遍做法，它始于俄罗斯内战初期。在波兰，战争结束时，这类名单包含了48类要受监视的人。
各部门间的内斗，以一个简单的变化而告终。此变化把共产国际和苏共（CPSU）首脑控制下的特务机关联合起来，使他们为自己的行动直接对斯大林本人负责。1932年，积极而无情地镇压自己朋友的米哈伊尔‧瑞廷（Mikhail Ryutin），突然发现自己与斯大林对立起来。他起草了一份声明说，“斯大林现在在共产国际拥有无可指摘的教皇地位。他以直接和间接手段控制了共产国际的所有领导干部，不是仅仅在莫斯科，而是在任何地方。这是个决定性的论据，证实了他在政治问题上的不可战胜性。”到上世纪20年代末，在财政上同样依赖这个苏维埃国家的共产国际，已经失去了所有独立的表象。没过多久，这种与政治依赖密切相关的物质依赖，又衍生出对秘密警察更凶险的依赖。
对共产国际成员日益增加的警察压力之必然结果是恐惧和不信任。告发的威胁一变得普遍，普遍缺乏信心就在各处显而易见。告密有两种形式：自发性证言，或者通过精神或肉体折磨从人手里取得的证词。有时光是恐惧就足够了。还有些激进分子以告发同事为荣。当时普遍盛行的偏执狂以及急于显示自己是最警惕共产党人的毫无意义的冲动，成为法国共产党人安德烈‧马蒂（Andre Marty）案例的两大特征。1927年6月23日，他在给共产国际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的一封标有“绝密”的信中，写了一长篇针对共产国际驻法国代表欧根‧弗里德（Eugen Fried）的谴责书，对弗里德尚未被法国警方逮捕故作惊讶，并对这一事实表示极度怀疑。
恐怖和公审不可避免地在国外遇到不同的回应。在巴黎，鲍里斯‧苏瓦林于1937年7月1日在《费加罗文学报》（le Figaro litteraire）上发表了以下评论：
“声称莫斯科审判是俄罗斯独有的现象，这非常夸张。尽管无疑具有民族特征，但也可看出许多其它更普遍的真理。
“首先，俄国人能理解的，法国人就不可能理解，这种想法应该放弃。实际上，这种自我揭发行为使俄罗斯人民费解，对法国人民也一样。出于献身布尔什维克事业的狂热，而发现这一切都很自然的人，在国外可能比在俄罗斯还多……
“在俄国革命的初期，很容易把一切都归因于‘斯拉夫灵魂’的概念；然而，随后在意大利和德国见证了被认为是纯粹斯拉夫现象的事件。当人的兽性发泄出来时，到处都可见到同样的后果，无论是拉丁人、德国人还是斯拉夫人，无论表面上表现得可能有多么不同。
“无论如何，在法国和所有其它地方，有数百万人被斯大林收入囊中。在没有极权独裁者紧盯的情况下，《人道报》（L’Humanité）的编辑与《真理报》的人在奉承拍马上却如出一辙。当苏联院士[弗拉基米尔]‧科马洛夫（[Vladimir] Komarov）在红场上呼吁更多地流血，这种再次自我贬低的腔调让人们相信，如果他保持沉默，他实际上就会去自杀。在没有饥饿或酷刑逼迫的情况下，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保罗]‧朗之万（[Paul] Langevin）和[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对苏联所谓的‘文化’和‘正义’进行大肆鼓吹。考虑到上述情况，我们要如何看待这类人？”
如同马蒂的信一样，一封信发给了“贝利亚（L.P.Beria）同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发信人是保加利亚人斯特拉‧布拉戈耶娃（Stella Blagoeva）。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处一位不知名的雇员。信中写道：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拥有一些密报。撰写密报的是一系列同志──友党中所有的激进分子。我们认为这些信息应该交给您，以便您可以检查，并据此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位秘书弗里吉斯‧卡里卡斯（[Frigyes] Karikás）参与了似乎显示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党不够忠诚的交谈……同志们也一直在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在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期间，卡里卡斯执行革命法庭宣判的死刑，而1932年匈牙利法院却只判了他三年徒刑，这是为什么……很多迹象显示政治移民正变成一件肮脏的事情，这些迹象来自德国、奥地利、立陶宛、波兰和其它地方的同志……这个问题必须坚决地予以处理。”
阿卡迪．瓦克斯贝格（Arkady Vaksberg，译者注：1927年–2011年，是苏联和俄罗斯的调查记者、历史题材作家、电影制片人和剧作家）指出，共产国际的档案还包含了数十份（甚至可能是数百件）告发书──这一现象证明了共产国际和苏共官员中道德沦丧大行其道。在对布尔什维克“守旧派”成员的大审判中，这种败坏相当明显。此前，他们曾支持以“彻头彻尾谎言”为基础的政权的建立。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