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8年12月23日讯】9世纪上半叶，一艘阿拉伯商船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经东南亚水域准备开往中东的阿拔斯王朝，却在印尼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附近触礁沉没。船上数以万计的货物跌入海底，直到1998年被潜水捞海参的当地渔民发现，因沉船靠近巨型黑礁岩而得名“黑石号”（Batu Hitam），更因其满载着唐代（618—907）的瓷器和金银珍品，而被称为“唐代沉船”或“唐代宝船”。
2005年狮城富商邱德拔的后人捐巨资购下了德国公司打捞的7万件沉船出水文物中的67000多件（小部分被湖南博物馆和大陆收藏家购回），陈列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的邱德拔展厅中。让人们有缘见识沉睡海底千年的大唐瑰宝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
集装运载
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商贸的通道，粗略分为沙漠驼铃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扬帆远航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路起于秦汉，兴于隋唐，盛于宋元，明初（郑和下西洋）达到顶峰。陶瓷易碎且重，改用装载量大的船运比在漫漫长途中负重颠簸的骆驼和马匹更平稳便捷，还可避开陆地的战火，但也要冒着神秘莫测的船难风险。
广受欢迎的丝绸也可能被运上船，极易腐烂的纺织品早已痕迹全无，但大多数瓷器却幸免受损。最大宗的是来自湖南长沙窑的57,500件产品，其中95%是瓷碗。
用来包装瓷器的是广东梅县水车窑的青瓷大瓮，成千上万个瓷碗以螺旋形堆叠的方式装入一个个体硕壁厚的储物大罐内。每个瓮内约有130个碗，内垫稻草、稻杆，加盖再用灰土密封，堪称古代集装箱——既节省空间又密实稳妥。瓮罐随沉船淹没在海床淤泥中，又被珊瑚所覆盖，瓷器出水后仍安然无恙。
有些造型独特的瓷器被小心地放在靠近船头的下方储存，贵重的金银器则藏到船舱的夹层里。就这样，重25吨的七万件物品以集装化运输方式载入18米长、6.5米宽的商船。
千馀年后，这些宝藏重见天日，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保存之好，实属罕见，举世震惊。
阿拉伯商船
“黑石号”在爪哇海北部终止了行程，沉没之地的海床结构为粘土而非岩石，满载货物的商船激起一大片海底的粘土并被其掩埋，形成黏稠的保护层，再加上裹在外面的海洋沉积物，使木船避开了海底蠕虫的侵蚀，得以幸存。船底破个大洞，可能是触礁所致。
考古学家将这艘沉船大部分的木制龙骨和船体记录下来，以助釐清该船的建造方法。其将多块木板捆绑在一起的做法，乃波斯湾地区造船的特点，而该地区当时正是阿拔斯王朝（750—1258）的一部分，由此可推断这艘商船制造于中东。
奇特的是，这艘沉船未用任何木榫或铁钉建造，几块木板凿洞并以椰壳纤维制成的绳子扎结起来，接缝空隙处再以椰壳纤维填塞，后用含石灰的涂料密封，使船身不透水。此为波斯湾与印度地区早期典型的造船技术。
在“黑石号”之前，考古界从未发现过类似的阿拉伯船只。但不少唐朝人对远来的“波斯舶”、“大食船”并不陌生，大食是唐朝对阿拉伯的一种称谓。史载，仅唐代宗（726—779）年间，每年到达广州的阿拉伯商船就有4000多艘。“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 中唐诗人刘禹锡（772—842）在《酬南海马大人诗》中描绘了海上贸易的壮观景象。晚唐的刘恂（曾任广州司马）在地理杂记《岭表录异》中写道：“贾人船不用铁钉，只使桄榔须系缚，以橄榄糖泥之。糖干甚坚，入水如漆也”，很可能指的正是这种船。
在中世纪的东西方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阿拉伯人善用季候风航海是有名的。估计黑石号在夏天时随着西南季候风从波斯湾往东航行，他们把香料、犀角、玛瑙、琥珀运往东土。在年底冬天，乘着盛行的东北季候风离开中国，载着丝绸、瓷器、茶叶扬帆西去。
唐朝的证明
沉船的年代判断取决于三个关键证据。
1. 沉船中的两组中国铜钱——开元通宝和干元重宝。
开元通宝是唐高祖武德四年七月十日（621年8月2日）铸行的一种货币，是唐朝统治290年中最重要的流通货币。“开元”，意指开辟新纪元，“通宝”，意指通行宝货。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开元通宝是流通无阻的“国际货币”。
干元是唐肃宗的年号，干元元年（758年）七月发行干元重宝。干元重宝与开元通宝并用至会昌末年（846年）。也就是说船中铜钱铸于公元845年以前。
2. 经过对船上的木材、八角和树脂等有机物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后，得出的沉船年份大致在公元670年至890年之间。
3. 瓷碗外壁的“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
最重要的是，在一个长沙窑的瓷碗外壁，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的刻文。也就是唐敬宗李湛登基（年号宝历：825—827）的第二年，即826年的8月22日烧制的。船上其它瓷器的年代似乎稍晚，大约在826—845年之间。
以种种线索推断，这艘商船很可能是在9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期间起航的。
骆驼与商船串起的陆海贸易
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大唐文明璀璨辉煌，辐射四海，惠泽万方。“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万国来朝，盛况空前。“参天可汗道”上驼铃声声，朝贡不绝，外国使节、胡商藩客、歌舞艺人、留学生、僧侣……从陆上和海上丝路纷至沓来，长安是当时最令人向往、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
唐代最先创设了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显庆六年（661年），唐高宗派专门的官员到广州充任市舶使，总管海路邦交外贸，作为国家财政经济上的一项重要收入。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在广州城西设置“蕃坊”，供外国商人侨居，并设“蕃坊司”和蕃长进行管理。岭南、扬州、福州也先后设置了市舶司，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还有登州（山东烟台蓬莱县）、明州（宁波）、泉州、交州港（比景港，今属越南）等等。
安史之乱（755–763）后，唐朝经济重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贸易交流的主通道。海路北通新罗、渤海国和日本。南到三佛齐（又称室利佛逝，今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苏门答腊爪哇）、狮子国（斯里兰卡）、天竺（印度），往西驶向大食国、大秦国（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
据《旧唐书》和《册府元龟》记载，自唐高宗永徽二年（651）至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的148年间，大食向唐朝遣使达40次之多。
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四月，宦官杨良瑶（736—806）受命出使黑衣大食（即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因服饰尚黑而得名），成为中国第一位航海抵达地中海沿岸的外交使节，比郑和下西洋整整早了620年呢！
唐代宰相、地理学家贾耽（730—805）在《皇华四达记》中记载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经东南亚至印度、斯里兰卡直到西亚阿拉伯诸国。途经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程共约14,000公里，是8～9世纪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新唐书‧地理志》）
“黑石号”是迄今打捞的最古老的阿拉伯帆船，这艘往返于大唐和阿拔斯王朝之间的商船和船上的中国珍宝，证明“海上丝绸之路”确实存在，商贸往来频繁而兴盛。@*#（待续）
──转自《大纪元》有删节
（责任编辑：张信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