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官去世极少有如此效应：一方是中共高规格的葬礼告别式悼念，一方是数百民众聚集在北京向李锐告别。一些人举着手写的标语对李锐表示敬意，或称赞他是一位思想自由的人。整个告别过程中，警察和官员们严密监视着参加葬礼的人，并试图阻止外国记者在整个上午与前来哀悼的人交谈。李锐逝世已十天了，其影响为何仍在发酵？
可能是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时引发的民众效应对中共高层的印象太深了！据外媒报导，就在百岁老人李锐躺在病床上时，北京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李锐，就是北京高层不愿让李锐死在中美谈判和两会之前，希望他昏迷中度过六四事件30周年。显然是避免添乱。因为李锐实在是中共体制内太有影响的人物了。
李锐曾任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以敢言着称，因为敢言，被毛泽东重用；也因为敢言又被毛弃用。李锐近年被称为体制内的自由派人物。
在2006年，李锐曾致函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希望中共停止以党代法以重建信誉。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前，李锐在《炎黄春秋》发表文章，指中共若不落实民主，便会危机丛生。这些言辞在中共体制内，一些人是认同但不敢言的。
李锐回忆说：当初毛泽东最喜欢的人是高岗、林彪和邓小平，曾打算让高岗当接班人。高岗有他的本事，属于“绿林豪杰”，毛很欣赏。李锐当过高岗的政治秘书，高岗喜欢下围棋，晚上同我下棋是从不接电话的。可见，高岗与李锐关系之密切。李锐分析，看来是毛担心威信较高的高岗将会对其构成威胁，于是就打倒了高岗。李锐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点。李锐女儿李南央说：我很替我父亲遗憾，我也感到很悲哀，他和我说过很多次，也和很多人都说过，AB团时共产党杀自己人就杀了10万人。
是呀，毛的这些亲密战友都说被打倒就被打倒，那些为他卖命的军团说杀就杀，那谁还能不面临着四伏的危机呢？
其实李锐一直是敢言的。1958年初，李锐任水电部部长助理兼水电建设总局局长时，曾向毛泽东陈述三峡工程引发的问题，获毛赏识，当时毛批示：“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这样，李锐就当了毛的智囊。 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彭德怀等敢言者包括李锐公然反对虚假不实的毛鼓动的“大跃进”，李锐因此被开除党籍，文革期间被关在秦城监狱8年。至1979年，李锐获平反，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1982年初，65岁的李锐从水电部离休，本该告老还乡，但因其被胡耀邦、陈云重视而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参加中共12大人事小组，筹组12大班子。
在胡耀邦辞世20周年之际的2009年，李锐撰文《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其中披露了他对于中共数位元老的看法及中共高层之间的政治博弈。李锐不但抨击毛的独裁暴政，更加指责邓的杀人不眨眼的青出于蓝胜于蓝，李锐说：“后来接班的邓小平，其实也是半个毛泽东。1989年‘六四’风波，出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这种连毛泽东活着都不可能干出来的事，邓小平却干了。”李锐回忆说：“邓听信李鹏和李锡铭谎报‘学生动乱’的谗言，要实行军事戒严，萧克、张爱萍等7位上将联名上书反对武力镇压，他毫不理睬。”
拒绝回国参加追悼会的李锐女儿李南央21日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父亲见证中共建政过程中的血腥历史，六四时李锐就住在北京长安街上木樨地，他们在阳台上亲眼看见坦克和机关枪是怎么杀人的，他在那儿看了一通宵。可见，六四血案深深的震撼着这位中共的“老革命”的良知。
今天，中共限制对毛、邓的批评，这是中共试图扼制感言者的一贯做法。李锐不但生前感言，似乎离世后也要发挥他身后的发言权。他的女儿李南央说，李锐把自己的许多资料——包括他在为中共党工作的几十年里写的笔记和信件，以及他记了80多年的日记——都捐给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那里的学者们最终将能研究这些资料。李南央指出，李锐的任何生活在中国都受到共产党的钳制，这不仅仅包括派遣冯亦代那样的朋友到家里当卧底，更包括通过亲人之手来控制。
李南央说：“李锐说了我们必须把毛泽东的问题搞清楚，不搞清楚贻害无穷，”“现在果然就是这样。”中共不想搞清楚的事情太多了，对它统治不利的东西，他们一概不想搞清。
是呀，中共的意图就是想让人们忘记历史真相，在浑浑噩噩中让人们顺从的跟着中共的感觉走。中共不但想把民众都变成奴隶和奴才，还要成为他们随时可以宰割的羔羊。
魏京生说过：“如果说八九年时的老百姓，还不很明确自己的目标，没有给民主运动添加足够的力量，那么现在的人民已经非常明确了民主自由的目标。”
王军涛发推说：“推翻中共暴政，解放我的祖国，是我的使命。我尊重他人的权利，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我行使自己的天赋人权。1989年的监禁迫害做不到，今天的唾沫星子更做不到。”
前大陆法官李建峰表示，永远不要忘记对学生动刀枪的罪恶，并时刻遣责这种不义。忘记这一切就等于背叛良知。
其实，作为一个人在大是大非上敢于坚持自己的良知、不畏权势而讲直言时弊，难能可贵，特别是在中共体制内的人，就更为凤毛麟角了。李锐并没有更多的做什么，只是说了点真话，就博得了民众的支持与尊重。相反，那些昧着良心维持着害人害己的中共暴政的中共党徒们，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可悲的。
胡耀邦最后一任政治秘书刘崇文在2009年第9期《炎黄春秋》撰文《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披露，胡耀邦对“揭发批判”心有馀悸，他是在思想压抑中恐惧去世的。
1986年底至1987年初，中国各地爆发学运，合肥、武汉、上海、北京、昆明、广州、天津等17个大中城市，爆发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声，震惊中南海。此事引起中共元老的震怒，他们将学潮的爆发，归咎自由化知识分子煽动，以及胡耀邦的纵容。胡耀邦的去世被外界认为是气死的，学生们更是愤怒的到纪念碑前悼念胡耀邦。
李锐的去世，将会再次提醒中南海当政者们，历史不是总能随意的拿捏在你们的手里的。特别是在民怨沸腾的今日，历史给你们改变的机会不多了，顺应民意、痛改前非、深思一下如何立功赎罪才是你们仅剩的出路。
李锐如同浑噩体制内的一丝光亮！他的“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敲击着每个被压抑的良心。李锐的走，走在了中美谈判贸易战正酣之时，走在了令中共神经绷得很紧的两会之前，这就大大的增加了中共高层的紧张感；李锐走了，走在六四30周年前几个月，更平添了中共的恐慌。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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