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
1. 研究共产党问题的三个阶段及三个领域
2. 关于第三阶段的政治宗教、世俗宗教问题
3. 本文构思及方法
4. 本文结构
1. 研究共产党问题的三个阶段及三个领域：
这篇文章是我五十年前——一九六九年反叛出共产党社会，开始研究共产党问题，九〇年进入极权主义问题研究后，在理论、思想上基本上走完了这个过程的最后一篇文章（1）。为此，我把它作为纪念我此生，为反叛投入了五十年岁月的第二篇文章。（2）
我对于共产党问题研究在思想上走过的路程，可以说是教科书般的过程。五十年来我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哲学阶段，我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反叛出来，凭感觉进入了经验主义，后来发现，竟然是亦步亦趋地重走了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Raimund Popper）的道路。当然这也就是我遭到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上至我曾经的导师，下至我同辈的追随共产党的所谓“改革派”们的刻骨的痛恨的原因。（3）
完成了脱胎换骨般的哲学的反省，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建工作后，一九九〇年我进入具体的政治学上的极权主义研究。在这个研究中我先后接触了三个题目，一是意识形态问题，二是极权主义理论，三是政治宗教、世俗宗教问题。这是三把理解过去一百年，乃至二百年历史的钥匙。这三个问题组成了我九〇年后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的工作。
起于九〇年的我的第二阶段工作，围绕的是意识形态问题和极权主义理论问题。
意识形态问题延续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探究、引申到究竟什么是党文化的研究。在研究中，我发现意识形态问题涉及的不仅是哲学问题，而且涉及到对于共产党社会的文化和政治的理解。共产党社会是一个全面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共产党文化说白了就是彻底意识形态化的文化。
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唯物论的批判研究导致了我在认识论问题、启蒙思想问题上追寻了波普的道路，那么意识形态问题则导致了我亦步亦趋地追寻了另外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德国的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教授的研究之路。布拉赫教授是德国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历史学者、政治学者中的执牛耳人物。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的贡献，不仅他的研究着述在当代国际社会的学界中鲜有出其右者，而且他培养了一大批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专家，以他为首形成了波恩学派。德国学界认为，战后转型的德国文化精神被打上了深刻的布拉赫的烙印。（4）
2. 关于第三阶段的政治宗教、世俗宗教问题
起于本世纪初期，我对于共产党问题研究的第三阶段——对政治宗教、世俗宗教问题的探讨和介绍，几乎是自然而然地从第二阶段的工作中转入的。起初我自己都没有感觉，甚至以为它是极权主义理论的深化，及至展开才看到，它是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一种描述分析的方法。
三十年前，布洛赫教授的《意识形态的时代》（5）直接导引我进入极权主义理论研究，这一次，导引我进入第三阶段的工作——政治宗教和世俗宗教问题的研究，依然是布拉赫教授。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严格来说布拉赫教授的影响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他指导的学生胡特讷（Markus Huttner）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极权主义和世俗宗教》（Totalitarismus und säkuläre Religionen ）（6）一书对我转入到世俗宗教题目帮助很大。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问题始终贯穿于极权主义理论和世俗宗教思想的研究中。为此，我其实应该说是布洛赫教授私淑弟子，函授——通过书籍文章学习的学生。是他的着述使得我在九〇年，成为当代中文界第一个提出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社会及其文化思想的关系，提出党文化问题，第一个引入极权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的共产党及其社会的学人。共产党不仅不是那些共产党内的精英们所说，是所谓封建复辟，而且根本就是西化、西方近代的直接产物。八十年代那些继续鼓吹彻底地反传统的所谓走向未来丛书派，河殇的作者们是极权主义社会、党文化的直接结果。（7）
进入党文化问题的研究让我直接接触到政治宗教及世俗宗教问题，这中间当然同时还有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阿隆（Raymond Aron）、德国文化社会学教授迈尔（Hans Maier）的着述，他们在九十年代末期后导引我越来越深入、广泛地进入这个领域。
大约从本世纪初期开始，在我的有关极权主义问题的文字中逐渐开始把西方学者运用世俗宗教思想来研究极权主义现象的研究介绍到中文界。最近几年我则几乎是完全集中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及介绍。它形成我第三阶段——最近十年来我的工作的核心。
对于这些工作，我不但不以为自己做了多么高深、重要的推进，而且深知它们都是一些初等工作，然而，我还是为自己所做的感到欣慰甚至骄傲。因为我的介绍及我的思索都是真正有实质内容、有价值的问题及研究工作，而不是那些妄自菲薄的昏话。我相信它对于有思想的下一代学人的意义。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把这篇文字作为我五十年反叛的杀青之作。
3. 本文构思及方法
这篇文章概述总结了当代学者从政治宗教、世俗宗教方面研究极权主义的轨迹。它主要介绍了基本的理论思想及背景，具体地记叙了两位学者弗格林（Eric Voegelin）和阿隆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和研究。而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它当然也记叙了我的思想经历。因此，从某个角度来说，它实际上是我十几年来对于这个问题的读书笔记的概括。
我之所以在此特别强调这一点，也是想告诉读者，关于文化史、宗教思想史，关于基督教，这都是我的知识及训练的弱项，我在前二十年所化的功夫是科学（物理、数学）及其思想，启蒙及经验主义、自由主义。而这个题目，这篇文章涉及的领域对我来说，无论从文化背景还是知识结构上都是一个相对于前者较为陌生的领域。为此，我就更是不敢轻易提出看法，乃至完全个人性的描述和分析。其原因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母语思维是中文，我对西文及其文化的掌握隔着一座山。由于清楚地知道“子非鱼”，所以我深知，尽管我在德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思维结构决定了还是瞎子摸象。而正是由于知道了这个“盲点”，所以，我的每个描述都是有所出处，很多地方甚至直接取自于西方学者及专家的描述及看法。
为此，这也就是我要告诉中国读者的第二点，由于本文介绍的内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非常陌生，所以我吁请阅读者在匆忙忙地出来反驳我之前，先去按图索骥，认真了解一下在这个领域有多少西方学者研究过，它的现状，解决了的问题和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不了解基本的文献及研究现状，你就还没有取得上车的车票！而如果你真的上了车，你就一定会问，为什么一个如此重要的题目，人家已经讨论研究了九十多年的题目，中文界竟然如此陌生，竟然等到我来介绍？
4. 本文结构
本文整个文章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在极权主义现象中政治宗教、世俗宗教思想的发生、发展的轨迹，此外介绍了作为研究框架的一些概念、术语及思想。这部分文字实际上是整个这篇文章的背景及理解的基础。
第二部分专门介绍了这个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出生于德国科隆，成长于奥地利维也纳，二次大战时被迫移居美国的弗格林及其思想。
第三部分专门介绍了另外一位代表人物，当代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法国的阿隆。
第四部分，对比两位思想家，以及当代问题，笔者作为一个东方的学者试图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如本文中所介绍的，把世俗宗教思想用于极权主义研究的学者很多，但是我选择了两个人，弗格林和阿隆来具体介绍并且进行对比研究。因为这两个人，在我看来不仅其工作最重要、而且从哲学倾向上、认识论、方法论上，文化倾向上，对当代社会的看法上都极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说他们代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他们一个代表了思辨性的哲学，一个代表了启蒙以来的思想；一个代表了主张基督教宗教主导一切的文化保守主义，一个代表了强调政教分离的自由主义；一个对现代持完全的否定态度，希望回到超越的宗教统治一切的时代，一个则持怀疑分析的态度，把希望寄托于不断地否定自己、修正自己。
然而，这两个在根本问题上如此水火不容、针锋相对的思想家，在对抗、否定极权主义上却是惊人的一致，同样非常彻底，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我希望读者在了解完这两位学者的研究之后，对于如何看待、理解最近二百年来的历史，一百年来的灾难，能够有一个新的背景及框架，有新的看法。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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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