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4月03日讯】《有冇搞错》。4月2日。
4月1日和2日地震了，四川甘孜州的石渠县，1日晚8时发生规模5.6地震，2日凌晨4时多，再发生规模3.3地震。
中国西部，从新疆到青海、甘肃，南边从西藏到云南、四川，都在地震带中。所以地震非常频繁。
80年代我在川藏线的炉霍县住过一晚上，发现炉霍和别的地方完全不同，城里面柏油马路铺得很好，整个县城都是崭新的建筑。炉霍不是一个重要的城市，为什么会这么新呢？
当地一位人士告诉我说，原来1973年炉霍有一次大地震，规模7.9的强震，比唐山还严重，房子全部倒掉了，死了3、4千人。要知道那个地方地广人稀，死3千人是很严重的。
但这场地震几乎没有人知道。连四川省里面的人，都很少有人知道。
其实，1970年云南通海大地震，死了1万5千多人，同样没有任何死亡报导。当局给灾区运去《毛主席语录》，到现在当地人说起来还很生气。
如何应对自然灾难，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如果把2008年四川大地震，和这次武汉肺炎疫情作一些比较，有些事情很有意思。
08年四川地震，瞬间触动了全中国的民族神经，中国大批志愿者赶赴灾区，大量民间捐助的物资蜂拥而来，民间捐款创下中国历史之最。超过1,100亿人民币。
汶川地震后40天内，就有超过130万人次的中外志愿者在灾区工作。根据2009年四川的统计：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期间，志愿者报名118万馀人，有组织派遣志愿者18万馀人，开展志愿者服务达178万人次。这是官方组织的，不包括民间自发组织的志愿者、不包括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有人推测，全国在汶川大地震中以各种形式提供过志愿服务的志愿者超过了1千万人。
直到灾后一年，四川灾区仍有超过5万名志愿者在服务。2008年被称为中国“志愿者元年”。
专业人士在这次地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发组织的医疗队伍全国来了很多，这些队伍一路上还不断吸收很多以个人身分前往灾区的医生。
由于志愿者太多，如何劝退志愿者成了志愿者的重要工作。一年多之后雅安地震，当地每天劝返超过千人。“志愿者给灾区添乱”成了一个话题。
当然，志愿者有些不专业，有些人趁机扩大名气等等，都确实存在。
但无论如何，自己的国家自己参与，在08年达到了高峰。所以也有人把2008年叫做“中国公民社会元年”。
当然，现在“公民社会”在中国，已经成了敏感词。
这次中共病毒发作，武汉封城也有所谓的救灾志愿者，但都是官方组织的，帮助封城中的人买食物，官方说有好几万志愿者，但我们看到的，是很多人投诉，买到的东西又贵又差，还垄断供应，最后和老百姓打起来了。
外地志愿者，几乎没有看到，只有自愿去帮助救灾的医务人员，女护士写血书，被剃光头，奔赴前线。
其他义工很少见。
当然，因为灾情不一样，当年是地震，大家抢着去救人；这一次是传染病，没有专业知识，没有医疗设备，去了也没有用。
如果把全中国各地封村的那些人都算进去，比如北京的红袖标大妈都算进去，这次的志愿者也不少，当然，也都是政府组织的。西城大妈，东城群众，算是民间力量吗？恐怕都不是。
捐款呢？
有一个资料，这次中共肺炎病毒，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和各地民政部门收到的各界捐款35亿元，捐物折款37亿元。
这么少？还有另一个比较多的数字，
官方的数据，截至2月27日，中国民间对中共病毒疫情的慈善捐赠约人民币257亿元（约36.2亿美元），为2008年汶川地震时的四成三。其中金融、科技业捐款最多，房地产业则大幅下降。08年地震，中国大陆民间捐款540亿人民币。
那是08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还没开始，各国的量化宽松还没有开始，各国超发货币救经济还没开始，中国物价大概只有现在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人民币那个时候的购买力比现在高一倍。
就算不算这个，08年以来的12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仰头期，就是曲线开始陡然上冲的时间。人均收入、各类数据都大幅增长。
但在面对灾难的时候，今年的捐款，只有12年前的40%。
发生什么了？
《纽约时报》前几天有篇文章说，中国学生们涌入社交媒体，为抗击中共病毒的中国医生组织捐赠。工人们走上街头，要求赔偿封城数周造成的失业损失。年轻的公民记者们在YouTube上呼吁言论自由。中国有许多愤怒不安的年轻人，正在反击政府试图掩盖失误、拒绝让民间社会提供帮助的努力。
一些人已公开站出来讨论遮掩的代价，将矛头直指审查制度，以及对吹哨人噤声的做法。一些人通过组织志愿者和抗议活动，来考验共产党对独立团体的敌意。还有一些人通过揭露公众捐款首先流向政府部门而不是医院，来试图追究政府支持的不透明慈善机构的责任。
一些人建起了“网络墓地”，专门收集被政府审查人员从互联网上删除的有关中共病毒的报导和评论。几所大学的学生们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大规模活动，为武汉的医院募捐，转发医生和护士描述医院物资短缺情况的求救信息。
《纽约时报》文章评论说：“这场疫情唤醒了一代人，其后果可能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或2008年金融危机的界定性效应，并可能破坏中共赖以生存的社会稳定。”
《纽约时报》可能太乐观了。以前，很多人说过很多类似的话。
2008年被称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中国志愿者元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众多非政府组织（NGO）和大量志工奔赴灾区从事各项服务，同年12月的《亚洲周刊》，将年度风云人物头衔给了“四川地震百万志愿者”。
当时，几乎各式各样的NGO都能在灾区找到自己的定位。
但是，中共对汶川大地震中，民间力量的崛起却非常担心。所以从2009年到2010年开始，中国所谓民间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全面的逆转。
尤其是维权倡议型的NGO，近年更面临许多打压。新公民运动创始人许志永2014年被判刑4年；研究社会转型议题的民间机构创始人郭玉闪，2014年被公安系统的国保带走，隔年获释；推动反歧视的益仁平北京办公室2015年被查抄；2015年底，广东15名关注劳工权益的NGO负责人被警方带走。
709事件，维权律师几乎被一网打尽。
在2008年四川地震之后，除了大批志愿者进入灾区帮助救灾之外，也有很多很多的人报导当时的情况，其中包括大量的所谓类似公民记者的人物。最着名的，有四川异见人士黄琦协助遇难学生的家长抗争，并在网络上撰文揭露学校豆腐渣工程。四川作家谭作人也发起民间启动调查豆腐渣工程。这些维权行动很快就受到打压，或在日后遭到报复。
谭作人则是在2010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5年。黄琦2009年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出狱后，再一次因为所谓为境外提供机密罪，被判12年。黄琦提供的“机密”，是一份四川公安厅要查他的一个通知。
当然，还有艺术家艾未未，他坚持要找出真相，先被四川警察打压，最后被北京警察抓起来，现在只好待在海外。他父亲艾青，算是中共老一代的文人，为中共搞宣传，所以艾未未也是红二代的一员吧，比谭作人和黄琦的待遇好得多了。
还有很多很多的民间记者和作家，甚至官方媒体也写了大量好报导。
这次武汉疫情，我们只看到三个公民记者，陈秋实、方斌、李泽华。
两个武汉本地人，一个李文亮，一个方方。
方方是作家，被封在家中不能出去，她把各种能够蒐集到的信息，和自己的感想感受写成日记，放在网上。即使如此，她的微博帐号还被删除封锁。
李文亮的事迹，是作为一个医生，在抗疫时染病去世，和别的牺牲的医生所不同的，是他在一个小的私人群组中发了一条信息，结果成了中国人心目中言论自由的英雄。
没了。
这个和12年前中国人万马奔腾的那种场面对比太强烈了。
中共，通过了十年的努力，成功地把民间社会彻底消灭了。这个其实很像50年代。中共初建政权，50年代的十年，把以前的自由化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流动因素彻底消灭，完全彻底地控制了中国。不是政权，而是整个社会。
共产党的一大特点是对权力的绝对垄断，他们绝对不能允许有所谓分享的概念出现。
中国古代，其实一直是二元社会。皇帝和政权，管大事，最多任命县一级官员；县以下，基本上是自治的，包括村里面，祠堂，乡亲自治，城里面是行会自治。共产党第一次，全部都管起来，没有任何自治成分。
权力绝对垄断，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其实1960年已经证明过一次了。中国人没有吸取教训，但谁也不想，再用几千万条人命来证明一次吧。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