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寻梦】佛法与造像的黄金时代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1月20日讯】“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不见盛唐长安城，不知中华盛世之顶峰；不见唐朝绘塑艺术，不知敦煌石窟造像之精华。唐朝是中华古代最繁华昌盛的时代，敦煌的佛教艺术经过两百多年的酝酿和积淀，也在这时大放异彩。

在敦煌最壮美的石窟群——莫高窟的中段，有一座朱红色的九层楼阁最为醒目，它依山而建，飞檐凌空，形成了峭壁之上独一无二的宏伟建筑。这座修建于民国年间的“九层楼”，是敦煌石窟的标志性建筑，它被编号为第96窟，因为供奉着初唐时期修建的敦煌最大的佛像，因而又叫作“大像窟”。

大像窟，最初是一座四层窟前殿堂，归义军时期增为五层，民国时期翻修为九层。窟中的大佛，是一尊弥勒佛像，高三十多米，背山向东而坐，目光下视，右手上扬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双腿自然下垂，整体造型丰盈圆润。这是中国第三大佛，也是世界上室内雕刻的第一大佛像以及石胎泥塑的第一大佛像。

这不由让人感佩，非唐人开拓进取之豪情，不能成就此非凡技艺；非大唐雄健宏阔之气象，不能开创此空前奇观。而莫高窟第96窟的壮丽，仅仅是盛唐造像艺术中颇为精美的一页。

浩瀚的佛国世界，离不开佛法的洪传；出神入化的造像背后，是大唐盛世带来的佛教最繁荣的黄金时代。虽然历经隋末战乱，佛教一度出现佛寺烟灭、僧众分散的衰落景象，然而崇信神佛的唐朝天子，从开国之初便大力扶植和复兴佛教。

唐高祖甫登帝位，便下诏立寺造像、设斋行道，如在长安、太原、华阴等大城市敕造佛寺，又为神通广大或慈悲济世的高僧建造寺院。他还专门在京城慈悲寺设立“十大德”统摄僧尼，管理佛教事务。

太宗一朝，天子与佛教、高僧的渊源更为深厚。早年唐太宗平定王世充时，少林寺武艺高强的十三位僧人辅助唐军收复城池，并擒拿王世充之侄王仁则，立下护国大功。太宗论功行赏，致书告慰，并赏财务、赐田产、设营房，给予无上殊荣。少林寺也自此发扬光大。

在即位第一年，太宗召集京城高僧入宫做法事，为国祈福，超度阵亡将士与无辜民众。之后几年，他屡次下诏，不仅在曾经打过仗的地方建立佛寺，还把太原旧宅改为寺院，表达对百姓的爱怜与对神明的敬奉。

太宗支持佛家正教，同时严禁各种乱法行为，对那些无德无行的伪僧、恶僧绝无宽宥。他希望天下的修行人，无论年龄长幼，务必精诚德业，保障佛门清净与佛法纯正。

随着佛教的复兴，太宗以大唐圣主和天可汗之尊，采取诸多举措，进一步弘扬佛法。比如恢复隋朝在大兴善寺的译场，延请印度高僧与汉地沙门参与译经；开示佛舍利，供数千人同时瞻仰，留下盲人复明的神迹；诏请华严初祖杜顺入宫，太宗下殿亲迎，赐号“帝心”，礼敬如佛；文成公主入藏和亲，带去大量佛经、佛像，助佛法远播藏地。

这期间影响力最大的，便是玄奘西行求经的事迹。玄奘就是《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他是初唐高僧，有感于南北方佛学差异以及译注不善，发愿回溯佛法的源头，寻求原典。他一路西行，经凉州、高昌、碎叶，一直到达今天的巴基斯坦、印度。每到一处，玄奘一边学习佛法经论，一边巡礼佛教遗迹，十馀年后，他带着六百多部经书返回中土。

归唐后，太宗对这位风尘仆仆的法师非常礼敬与尊崇，为他开设专门的译经场，供他潜心译经。玄奘还通过口述，和弟子一同完成了《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全面记载他游学西域的见闻。

终其一生，玄奘译经七十馀部、一千馀卷，合计一千三百多万字，占唐代译经总数的一半以上。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和鸠摩罗什、真谛并称的三大佛教翻译家之一。

从唐高宗至唐玄宗开元初年，历代皇帝延续太宗的崇佛政策，大力扶持佛教的发展。与盛世繁华相应的，是僧徒日广、佛寺日崇的全面大兴景象。全国各地也兴起了造像活动的风潮，就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敦煌石窟的营建成为一朝之盛，并达到艺术的顶峰。

从隋末到唐初，敦煌虽然远离中原纷争，却并非太平无事。就在大唐开国的武德元年（618年），盘据河西走廊的隋将李轨僭称帝号。唐高祖本欲招抚，但李轨坚持不降，次年就兵败被处斩。

敦煌郡（隋炀帝时罢瓜州，改为敦煌郡）归属唐朝后，依照全国改郡为州的通例，改回瓜州之名，后来又分为瓜州、西沙州。西沙州的治所在敦煌县，领敦煌、寿昌两县，范围大大缩小。经过几次小型的叛乱，敦煌终于随着唐朝的统一而步入太平年代。然而西域部族对河西的侵扰仍然接连不断，初唐朝廷也确立了打通河西、经营西域的策略。

贞观三年（629年），太宗发兵十万分道西进，与东突厥展开大战。怀着建功立业和扬名边塞的豪情，唐军很快取得大捷，擒获颉利可汗。随后，伊吾国归唐，高昌王朝拜，开启大唐与西域的交往。

曾是隋军手下败将的吐谷浑，趁隋末战乱继续为祸一方。贞观九年，大将李靖领兵征讨，彻底平定了敦煌的边患。其后，太宗平高昌、破焉耆、克龟兹，唐军威震西域，各部族纷纷归附大唐。太宗以原高昌国属地为西州，设立安西都护府，下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这“安西四镇”，奠定了经营西域的基础。

这时的丝绸之路，从河西走廊至敦煌，南路经由于阗越葱岭而西，中路出玉门关，经西州、龟兹、疏勒而西，在唐朝赫赫武功的护持下，更加畅通无阻。

高宗时期，西域形势出现反覆，安西都护府不得不迁回西州，安西四镇一度废弃。直到显庆初年，唐军攻破西突厥，在其地设立濛池、昆陵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升为大都护府，并迁回龟兹，复置四镇。

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西南的吐蕃国也在崛起之中，并不断向西域扩张势力，唐朝为此又被迫两度废置四镇，直至武周时期，唐军才重新掌控西域，将安西都护府迁回龟兹，第四次置四镇。至此，整个西域完全在唐王朝的统御之下。

唐朝从太宗开始的经营西方的战略，不仅远扬国威，加强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丝绸之路更进入了最忙碌、最繁荣的时期。京城长安汇集了西方各国的贵族、使节、客商、僧侣，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大都市；河西敦煌也因为控扼中原和西域的要道，成为西北的军事、商业与文化重镇。而且，敦煌与中原的来往，其密切与频繁程度亦是前所未有。

随着出征的军队、长途跋涉的商队，中原最顶级的匠人、艺术家也踏上了敦煌的土地，带去了精湛的技艺以及盛唐特有的艺术审美。敦煌，这个以造像艺术闻名中西的边塞古城，也很快嗅到这种清新俊逸而有华丽宏大的时尚气息，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徜徉在古老的石窟寺，盛唐时期，石窟艺术发展至顶峰，营建工程也最为成熟，现存的洞窟数量，大约占据敦煌石窟总数的一半。在欣赏丰富精采的唐朝石窟之前，或许有一个问题早已萦绕心头：一座座神圣的洞窟，先人们是如何一点点开凿出来的？又如何在封闭幽暗的空间里完成令人叹为观止的杰作？

一个洞窟从规划、施工到成形，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而精细的工作，需要木、泥、塑、绘等不同工种的匠人合作几年甚至十几年方能完成。首先是开凿洞窟，包括打窟和制作地仗，即用于绘制壁画的基底。

据敦煌文书记载，“打窟人”是开窟的第一批工匠，他们是专业的施工队，负责选址、设计、开凿及整修岩洞。这并不是仅靠卖苦力就能胜任的工作，需要根据洞窟的主题、形制、规模进行周密的设计。以莫高窟为例，鸣沙山经累世营建，洞窟遍布整个崖面，设计时不仅要学会“见缝插针”，还不能破坏整体结构，以保护其它洞窟。

打窟的具体流程，是先挖出甬道。之后，打窟人沿着崖壁上方及四周开凿，挖出的石砂便从甬道排出，既安全又方便操作。窟顶成型后，再向下挖掘，直到整个洞窟的样子被凿出。有时，木匠还需修筑与石窟结合的殿堂、窟檐、楼阁等建筑。

而像“九层楼”这样的超级巨型石窟，就要采用特殊的方法了。凿出窟顶后，一边继续向下挖，一边在甬道下方挖第二条甬道，挖出的石砂便从下方的甬道排出。这样依次向下开凿下方甬道，直到凿出想要的高度。这还需要精准计算甬道位置，以增加室内采光。

若石窟内设置了塔柱、佛坛和大型雕塑，打窟的过程中还需凿出相应形状的石胎。比如莫高窟第96窟的大佛像，就是工匠在凿窟的同时利用主室的内壁，直接凿出大致的立体形态。要完成这样一座大石窟，需要花费几十年的功夫。

接下来是壁画制作地仗，即在岩壁上附着一层适合绘画的泥层。泥匠就地取材，以黏土、棉麻等混合成泥，抹于石壁上，使其光滑如纸，再刷一层石灰浆覆于泥皮之上。之后的装饰工序，便交给塑匠和画匠。

石窟的塑像，大多是敷彩泥塑，主要程序为骨架、制泥、塑形、敷彩四个阶段。从一些残破的彩塑上，可以发现塑匠从绑扎骨架到雕塑、上色的制作过程。制作骨架，分木胎、石胎、木架三种，其中木架最常见，工序也最复杂。塑匠以沙漠中的红柳枝干为原料，稍加斧凿制成身躯、四肢造型，将其枝条烘烤弯曲，制作出手指、飘带等细节造型。

制泥同样重要，有经验的塑匠按照最佳比例，将当地的细土混合水与黄沙、麦秸、棉麻等植物纤维，令其不收缩、不开裂，千百年后依然光洁稳固。塑型时，先用芨芨草或芦苇捆扎出大体造型，再把特制的塑泥层层均匀地抹在骨架上。在着色环节，画匠常常参与其中，创造出造型优美、色调细腻的完美塑像。

画匠主要负责壁画和部分塑像的彩绘工作。唐朝长安，名家云集，以画作的底稿——粉本是时兴的风尚，也是全国画匠临摹的范本。画匠们依照中原最流行的样本，在岩壁上描线起稿，绘制出心中的佛国世界。之后，他们精选有色矿物，研磨成名贵的颜料，红色的是硃砂、黄色的是雌黄、蓝色的是青金石、白色的是云母。

一般而言，由技艺最精湛的“都料级”画匠起稿，其他人上色，共同完成一幅幅瑰丽灿烂的壁画。绘画的难度又在于，窟顶处手臂无依靠，凌空而画；靠近地面处，又须侧躺而画。这不仅是艺术天分，更是体力与毅力的考验。

就这样，在边塞苦寒的环境和寂寞清苦的生活中，无名的巨匠们，一斧斧开凿，一层层涂抹，一笔笔勾勒，历经千年开凿不辍，这才完成那千馀尊塑像与四万五千平方米壁画的旷世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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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张信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