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有两场对战争罪犯的大审判：一是东京大审判；二是纽伦堡大审判。
高文彬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全程参与了东京大审判，为申张正义，惩治战犯，作出了重要而独特的贡献。然而，中共当政后，高文彬却被强加罪名送上审判台，被持续迫害27年。
高文彬幸遇良机
高文彬，1922年生，上海人，194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同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同年11月，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而组建的盟军国际检察局成立，向哲濬任中国检察官。因东京大审判适用英美法程序，法庭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和日语，急需懂英美法、英语或日语好的人才。当时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是中国唯一一所教授英美法课程的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着名律师刘世芳，把他的得意门生、学业优秀、英语极好的高文彬，推荐给向哲濬。经过面试与体检，高文彬被录用。1946年5月15日，23岁的高文彬，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在上海江湾机场，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飞往日本东京，开启他人生最辉煌的一页。
东京大审判
1946年1月19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宣布，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法庭由美、苏、英、中等11国参加。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持续到1948年11月12日，历时两年半924天，共开庭审判818次，出庭证人达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因案情庞大、复杂，证人、证据众多，东京大审判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浩瀚的一场大审判。
800多本庭审记录
据高文彬回忆，当时中国代表团仅派出17人，参加庭审的中方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人。而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有100多人，日本28名甲级战犯的辩护律师多达112人。此次审判涉及的55项罪行中，44项与中国相关。中国是此次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当时军事法庭采取英美法诉讼程序，定罪不光靠各国提出的一纸战犯名单，而且要看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是不是有力，能否驳倒对方，并被法官团采纳。
高文彬先担任“国际检察局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翻译”，后又担任助理检察官和检察官向哲濬的秘书。期间，高文彬主要负责整理每天的庭审记录，查阅相关资料以供庭审时使用。在对日本甲级战犯在华犯罪进行审理时，高文彬为了收集更多证据，经常加班至深夜。“两年多的审理，仅庭审记录就多达800本。”
1948年8月，高文彬回国时，带回两套庭审记录，一套送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另一套送给他的母校东吴大学法学院。
将杀人狂送上审判台
1947年的一天，高文彬在东京《日日新闻》上发现一张照片，拍摄的是1937年侵华日军攻入南京不久，两个军刀插地的少尉军官洋洋得意，题目是“百人斩超记录”。图片上的两个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与田野毅，以砍掉中国人头颅的数量作为“比赛”，最终以向井砍死106人“获胜”。而杀死105人的田野毅失败的原因竟然是，他的刀刃卷了。高文彬将这份报纸复制3份，一份留在检察局办公室，两份通过中国首席检察官顾问倪征燠寄给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石美瑜立即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罪犯。当时，两人混迹于被遣返的日军中回到日本。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搜寻，终于在日本崎玉县找到两人。此时，杀人狂魔已变成头裹白布、在街边设摊的小商小贩。
两人被押解到南京受审时，与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一样，百般抵赖，拒不认罪。但是，证据确凿，不容狡辩。两人最终被判处死刑，1948年1月28日，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
历史性的成就
经过艰苦卓绝的起诉、举证、辩论、审讯和量刑，17位中国代表最后完成了一项又一项高难度的任务：比如，将对日本战犯的起诉起始日，提早到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的1928年6月4日；设法进入被盟军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证；说服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等。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宣判。判决书长达1212页，整整宣读了7天。28名战犯全部被认定有罪；东条英机、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另外21名战犯分别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
高文彬被中共逮捕
1949年中共占领上海后，高文彬成了“国民党的遗留人员”，在集中“学习改造”后，被分配到上海军管委外事处第四科工作。他以前有一个老师叫艾国藩，是东吴大学兼职教授、国际法专家。艾国藩的本职工作是瑞士驻上海领事馆法律顾问，办公室设在原来的法租界外滩一号。高文彬跟艾教授关系不错，常向他请教。
上海外事处第四科负责与“敌产”有关的案子。其中，有一个法租界公董局62处公产大案，由高文彬负责。高对法租界不了解，常去找艾教授了解有关情况。1952年，中共发动“三反”、“五反”运动时，艾国藩被当成“国民党潜伏在上海的特务”抓起来了。
有人揭发高文彬一直为艾国藩服务，给他定了一个“为国民党特务盗窃外交部机密情报”的罪名，把他也抓起来了。
高文彬被判刑10年
中共指控高文彬拿了艾教授的钱，实际上，他1分钱也没拿。高文彬一介书生，生性胆怯，经过一番威逼利诱，就怕了，今天承认收了20万，明天又说30万。办案人员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什么证据，但是，中共说他“不老实”，没有经济关系，也有政治关系。最后，艾国藩被判刑7年，高文彬被判刑10年。艾国藩也是一介书生，笃信法律，不懂中共整人的伎俩，以为中共的法院总有讲理的地方，于是，上诉到上级法院。艾认为，如果自己做了，死刑也认；自己没做，判一个月都不行。那知道，共产党是根本不讲法律的。上诉就是认罪态度恶劣，这怎么能行？结果，艾国藩被改判无期徒刑，后来死在监狱。
1952年，高文彬被判刑。1953年，他的妻子就跟他离婚了，法院把大女儿判给他，由他母亲抚养。从此，当年东京大审判的功臣沦为中共暴政下的囚徒，妻离子散。
高文彬刑满不释放
高文彬在上海被关押一年多，分别关在第三看守所、第一看守所、提蓝桥监狱。1953年被押解到苏北盐城东台上海农场川东分场劳改，在那里待了一年左右，又被押解到江西北部的珠湖农场，到70年代初，被转到江西中部的永桥农场。在劳改农场，高文彬吃了太多的苦。冬天，甚至大年三十晚上，零下2度到零下3度，他还被要求上身赤膊着挑土，满身是汗，垫肩贴着肉，下面穿着短的衬裤，赤脚穿球鞋。鄱阳湖边没有屏障，北风直直的吹来，非常寒冷。因为上级规定要赶在4月汛期到来前挑一万亩地，如果来不及，水一淹，等于白挑。所以，建设工地高度紧张，80到100斤一担，他每天要挑几十担，甚至上百担，皮被磨破了，垫肩和血肉都黏在一起了。
按照刑期，他本应在1962年刑满释放，但中共的法律就是儿戏，刑满不释放，而是变了一个说法，叫“留场就业”。他被“留”在永桥农场，当了一名初中英文教师。
高文彬终于回上海
1976年10月6日，中共当局抓捕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帮”，十年文革宣告结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迫害的人，纷纷想办法，找门路，解决自己的问题。按照当时的规定，65岁以上退休了的人可以回上海。那时，高文彬还没满65岁，就不断的写信给中央、给外交部、给邓小平申诉，这些信最后都被退回到上海市政府安置办公室。他又到安置办去找。
他说，有的人是老牌特务，有血债的，他们过65岁了，都能回上海。我根本没做过什么坏事，还曾是中共外事部门的干部，反而不能回来，这不合理。经过反覆上访，历经千辛万苦的高文彬，终于在1979年回到阔别几十年的上海。
1980年代初，他的冤案获得平反。
结语
1949年中共当政后，在东西方冷战已经爆发的情况下，在外交上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被中共认为是敌对的国家。
中华民国时代以教授英美法为主的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师生，几乎都受到中共的迫害。法学院院长盛振为被判刑十年；继任法学院院长杨兆龙被判无期徒刑。高文彬是众多东吴大学法学院学子中饱受不幸的一位。
至今，中共当政72年，仍然是党大于法，权大于法，冤假错案遍中华。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