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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钢琴家巫漪丽的劫后琴声

2023年05月19日共产党百年真相系列片

钢琴家巫漪丽，一生只爱一个人，却主动离婚；一生只愿守一架琴，却在中国舞台消失半世纪。《梁祝》钢琴曲是她的经典之作，也是劫后幸存之音。（《百年真相》提供）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05月19日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一曲《梁祝》，在中国家喻户晓。大家可否知道，中国第一代钢琴家巫漪丽，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钢琴伴奏的首创者和首演者。

“文革”期间，为了保护用来弹奏钢琴的一双手，她向毒打她的红卫兵苦苦哀求：“打我的腿吧，不要打我的手！”

从此，她的腿落下病根。在半辈子的漂泊中，每次表演她总是颤巍巍地走向钢琴，每一步都迈得小心又吃力。

梅百器的第一个小弟子

1930年，巫漪丽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祖父是兴中会登记在册的会员；外祖父李云书，在江浙一带是赫赫有名的巨商大贾，曾担任上海商务总会会长，在辛亥革命期间曾资助过孙中山。巫漪丽的父亲巫振英，早年留学美国，是着名建筑师；母亲李慧英也接受过西式教育。

巫漪丽与钢琴结缘，源于6岁时跟随舅舅看的一场电影，男主角弹奏的钢琴曲萦绕在耳边挥之不去，小小年纪的她竟然失眠了。她缠住妈妈，要马上学钢琴。

学琴的第一年，她就拿了上海儿童音乐比赛钢琴组第一名。当时的上海《申报》报导，那个奖杯很大，她抱不动，舅舅就把她抱在椅子上，两人一起举起了奖杯。

巫漪丽9岁时，被舅舅带到意大利着名音乐家梅百器面前。当时，梅百器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创办人，他既是指挥家，又是音乐教育家，20世纪初曾在德国获得李斯特钢琴比赛头奖，也是李斯特的再传弟子。

梅百器听完巫漪丽弹奏后，当场收她为徒。梅百器没收过儿童学生，就这样，不到10岁的巫漪丽成了他的第一个小弟子，傅聪后来也与巫漪丽同门学艺。

随着弹奏水平的飞速提高，巫漪丽1949年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演奏了《贝多芬协奏曲》，轰动上海滩，获封“最年轻的女钢琴演奏家”。那一年，她19岁。

遇见杨秉荪

虽然巫漪丽在中国的舞台上足足消失过50年，半个世纪默默无闻，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巫漪丽”这个名字在中国的音乐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954年，巫漪丽被调往北京中央乐团，一年后担任中央乐团第一任钢琴独奏家。钢琴，不仅给她带来了无限荣耀，也让她结识了一生挚爱——中央乐团第一任小提琴首席杨秉荪。

据专访文章《巫漪丽：一生只守一架琴》，婚后的两人默契非常，一起合作了多首曲目，而且与另外三人合作演奏了舒伯特的A大调钢琴五重奏《鳟鱼》。无论收入有多低，住得有多挤，但有琴的地方就是舞台。在周围的人们看来，巫漪丽与杨秉荪琴瑟和鸣，诠释着爱情最完美的样子。

1962年，32岁的巫漪丽被评定为国家一级钢琴演奏家。她应业界需求，通宵达旦三天三夜，创作出了《梁祝》的钢琴版乐谱，接着又完成了钢琴版《梁祝》的首演。在命运的最高音上，她听到那欢涌的琴音。

然而，幸福的日子非常短暂，一场长达十年的浩劫正在逼近。刹那间，巫漪丽钢琴上那黑暗刚硬的低音已经敲响，一步步加强、放大，瞬间就吞噬了华美的乐章。

戛然而止：琴声与婚姻

1966年，巫漪丽与杨秉荪的音乐戛然而止。红卫兵和造反派冲进他们的家门，狂吼不准再拉琴弹琴。

他们偷偷练琴，杨秉荪把指法和运弓分开练习，不让小提琴发出声音。巫漪丽也在无声地练习弹钢琴。虽然琴无声，但音乐在他们心里。

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小小的一个中央乐团就有4人不堪诬陷迫害和酷刑逼供而自杀。曾留学匈牙利的杨秉荪，从“文革”一开始就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成员”，判刑10年。

巫漪丽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家属，她感到无奈，窒息，恐惧……多少次辗转反侧后，她作出了改变一生的痛苦决定：申请离婚。狱中的杨秉荪接到离婚通知书，二话没说，就签了字。两个彼此相爱的人，从此各奔东西。

杨秉荪继续坐牢。当时，因组织地下文学沙龙“太阳纵队”蒙冤入狱的作家张郎郎，和杨秉荪一起被关在河北第二监狱。张郎郎后来写了一篇《监狱里的杨首席》，说杨秉荪在狱中被迫用拉小提琴的手，在干重活的施工队搬水泥墩子，浇水泥块。他患上了腰间盘突出，苦不堪言。虽在狱中，他有时还是忍不住在心里想像着小提琴的样子，偷偷地徒手练习。

而巫漪丽呢，虽然一时保住了在中央乐团独奏演员的位置，但仍被赶到小阁楼。有人贴她的大字报，邻居将番茄酱泼在她的大门上。她曾在半夜两点突然被喊醒、被蒙着眼睛押走、边走边被狠狠地抽打，之后被发配到北京郊区的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她曾对那些殴打她的红卫兵苦苦哀求：“打我的腿吧，不要打我的手！”

对于一个视钢琴艺术为生命的人来说，巫漪丽显然明白，她那双在黑白琴键上翻飞的手，是她生命的价值所在。造反派们的殴打让巫漪丽留下了病根，她的双腿患上了长期的脉管炎。

巫漪丽在三十多年后的一次受访中曾这样描述，在被“劳动改造”的多少个护田看水的夜晚，她仰望星空，过去的日子又重新来过，心里瞬间溢满的音符，仓皇不知奔向何处。

而那时的另一边，在监狱服刑的杨秉荪，因为监狱长要开一场新年联欢会，他再次成了“香饽饽”。

作家张郎郎记录了当年的情形：

“中队为了让杨秉荪表演好这个节目，让他写信给前妻巫漪丽，请她把小提琴托人带到监狱来。可队长听说这把琴价值的天文数字，当场就傻了眼，于是，狱部决定派最靠谱的人专程到北京去取；

“当费狱长随随便便地把这把小提琴递给杨秉荪的时候，老杨当时双手发颤，那脸上的表情无法描述。彷彿他捧过来不是一把提琴，而是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

张郎郎回忆，1975年，在监狱六千多名男女重刑犯在场的“新年联欢会”上，杨秉荪的一曲小提琴独奏《新疆之春》轰动了整个监狱。“杨秉荪在二监狱服刑”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石家庄，甚至传遍河北省。到了第二年的新年晚会时，来了许多“贵宾”，都是为了听杨秉荪的琴声，特地来参加犯人的新年晚会。这些“来宾”里，有河北省军区的文工团演员，有军队首长，省革委会主管公安或文化单位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属。

此后，杨秉荪的处境有了改善，每周还有机会坐着监狱队长的吉普车出去一两次，那是要他去给某个领导的孩子上小提琴课。

而此时的巫漪丽，一直在等，等杨秉荪出狱。

有人可能想：主动提离婚的是她，情丝难断的也是她，这不是自作自受么？但我们不能跳出时代的大背景啊。在那个特殊年代，中国类似妻子被逼揭发丈夫、子女被迫揭发父母的互害行为数不胜数。这是时代的悲剧，是中共制造的反人类悲剧，我们不能把这些过错，都让个体来扛。作家方方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