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7月28日訊】作者的話：這篇文章是我政治文化系列的第四篇，准備近三年，今年6月動筆，歷時三個月，直至9月1號寫出初稿，然後分發給10位朋友征求意見。最近才得空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大力削減篇幅，將初稿的2萬2千字，刪減為現在的1萬6千字。原有的框架和主要觀點保留原樣，未作改動。只是在結尾處加入了朋友兩點看法，在此表示謝意。
一、盛世，還是亂局？
在公元2004年以前，每年的10月18日，對重慶市萬州區而言，都是一個非常普普通通的日子。多少年來，千年古城的每年這一天，人們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月不居，水波不興。可到了2004年的10月18日，不一樣了，這座風光旖旎的江城，風雲突變，龍吟虎嘯，爆發了一場震驚全省的事變。這天下午1時許，“棒棒”（挑夫）余繼奎途經太白路，不料肩上的扁擔碰到背後的一位婦女曾慶容，曾慶容隨即上前打了余繼奎一記耳光，繼而其夫胡宗權又奪過扁擔連續毆打余繼奎的雙腿，意在斷了這個挑夫的生路。路人實在看不下去，勸其莫打。但胡桀驁不馴，說：“我是房地局的局長，打死他也不過賠20萬！”周圍群眾一聽胡是局長，且出此狂言，就如火星濺入汽油桶，立即烈焰沖天，將胡、曾夫婦團團圍在眾人的怒火中，一時交通為之阻塞。
不久，警方到場。警員只簡單盤問了“局長”夫婦幾句，未給說法，未予公斷，就強行驅散民眾，將“局長”夫婦保護性地帶上警車，絕塵而去。民眾認為這是官官相護，愈加憤怒。於是人群越聚越多，外電報道約有三四萬人，一擁而去包圍區政府大樓，高呼口號，示威抗議，要求交出打人凶手，給予嚴懲。警員和政府工作人員在慌亂之中，立即組成人牆，阻止人群沖擊政府。示威民眾用磚頭瓦塊砸向政府大樓，並且推倒和焚燒數輛警車。事態甚為嚴重。萬州區委領導召開緊急會議，成立前線指揮部，啟動突發事件處置預案。公安部門隨即抽調大批警員，保護黨政機關及重要場所。稍後，重慶市委書記以及正在北京中央黨校學習的萬州區委書記也分別接令火速趕至萬州。
當晚，萬州區常務副區長發表電視講話，承諾一定查明真相、嚴懲肇事者。入夜，當局開始清場，數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裝，驅散大樓前和廣場上的人群，事態逐漸得以平息。
官方媒體對此事件只作低調報道，並稱聚集民眾只有千余人。對官方的統計，民眾早會折算，有道是：“報道好事，要打對折聽；報道壞事，要加十倍算。”如果聚集民眾只有“千余人”，何必動用“數千防暴警察”？以至當地警力不足，還緊急從周邊縣市調派軍警？如果積聚的民眾只有“千余人”，怎會定性為“突發性大規模群體事件”？
但凡國內出現大小民變和騷亂，當局都說民眾“不明真相”。上一世紀後30年，在天安門廣場出現的兩次震驚世界的政治大動亂，也說廣大群眾“不明真相”。可毛澤東諄諄教導我們，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怎麼一出現群體動亂，群眾就成了不明真相的群“盲”？其實民眾是心知肚明，只是當局在掩蓋真相，掩蓋“官民沖突”的真相，害怕民變所透露的國不泰民不安會有損“盛世”形象。
萬州民變鬧得如此之大，起因則甚小，路人無意相碰這點雞毛蒜皮的小事，在全國任何一個人口比較密集的城鎮，每時每刻都會發生；而且絕大部分都無需民警調解，便會自行平息。而萬州的這樣的小事何以會演變為非動用數千軍警才得以平息的民變呢？主要原因就在於當事人胡宗權他自稱是“房地局長”，是“官”！於是平時郁結於胸的對“官”的憤懣就爆發了！最可笑的是胡宗權並非房地局長，經警方調查宣稱，他只是房地局下面的一個水果市場管理員，而且還是個臨時的。這真是諷刺喜劇！如果當初他不假冒局長，絕不會釀成後來那麼大的亂子！可他偏偏假冒了，終於使得由此所引發的亂子已不再是一般的民事糾紛，而變為深刻的官民沖突；包圍政府、焚燒警車所發泄的也已不再是對胡宗權這一個“官員”的憤怒，而是對整個官僚階層的仇恨了！
天下未亂蜀先亂。在萬州民變之後，同年十月底，四川漢源也發生了因政府修建電站，淹沒農田，而克扣賠款，補償不公所引發的十幾萬人的大規模騷亂。在這此以後，全國各地越來越亂，勢頭也越來越猛。2005年中國《社會藍皮書》說，中國群體性事件從1993年的1萬起，增加到2003年的6萬起，參與人數也從73萬增加到307萬。2005年7月，公安部部長周永康指出：十年間，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增加了6倍多。特點是：數量明顯增多，規模不斷擴大，涉及各個領域，行為方式激烈，而且組織化傾向明顯。這麼多、這麼大、這麼廣泛、這麼激烈的亂子，大多數是因為政府機構或官商勾結侵害民眾利益，尤其是在農村征地、城市拆遷、企業改制、移民安置等問題上更為突出。
2001 年12月下旬，我被友人拉去參加由北京、上海、廣州三地作家和報人所組成的江西“紅土地采風團”。數天來，經南昌、葉坪、瑞金等“紅色根據地”，一路接受 “紅色”教育，感慨良多。最後來到贛州。28日下午，我在贛州古城外，見有很多小攤，便與一書攤的攤主聊天，我說：“你下崗了？”他馬上說：“什麼下崗？失業！”我說：“生意好嗎？”他說：“好什麼！這個地方能有什麼生意？城裡不讓擺，見到就沒收，只好到城外擺；城外還繳稅，一個攤位兩塊錢，共產黨稅多，都給貪官發獎金了！”他還說他有一鄰居也失業，去年年終家中窮得只有咸菜，沒法過年，就全家上吊了。此時另一攤主憤憤的插話說：“現在就缺陳勝吳廣了！”
我一聽大為震驚，雖然這句話在此以前也聽過，但都是聽別人轉述，而轉述者也是聽別人所說；這次我卻是親耳聽到，是在紅色根據地聽到，是在數十年前出過共產黨所領導陳勝吳廣（紅軍）的地方聽到；而且是面對面地聽很可能是未來的陳勝吳廣中的一員親口所說，這對我的震撼是巨大的，長久的；每當想起 “現在就缺陳勝吳廣”這句話，我就感慨萬千，惴惴不安，因為我絕不希望中國再出現陳勝吳廣，絕不希望再以暴易暴，那是時代的倒退，那是民族的浩劫，那是歷史惡的循環而不是善的更迭！
我不知道中國的官員是否也曾像我一樣親耳聽到民眾親口說出的這句話；如果聽到，他們作何感想？他們是否知道中國官員在民眾中的整體形象？他們是否知道如今官民之間的關系何等緊張？
是什麼致使官民關系如此劍拔弩張？
原因當然很多，但最直接的、最經常的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是腐敗！是官員的腐敗！是官員史無前例的腐敗！是官員史無前例的窮凶極惡的腐敗！
二、見過腐敗的，沒見過這麼腐敗的！
誰也無法說清當代中國各級官員的貪污和各個領域的腐敗嚴重到什麼程度。
還是聽聽中國老百姓怎麼說。老百姓說起腐敗，沒什麼高深理論，沒什麼精確數據，但極為朴實，極為形象。民間有一流傳甚廣的經典“段子”，說的是：“如果把中國所有局以上干部統統槍斃，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個槍斃一個，肯定有漏網的。”現在又有了最新版，說：“統統槍斃也沒冤枉的。”還有一句民諺，也很經典，說：“不反腐敗，就要亡國；真反腐敗，就要亡黨！”這兩個“經典”的警示意義和深刻程度，實在是超過所有中央文件、領導報告、黨報社評、學者高論！
以往，貪污萬元便是大案要案，貪污百萬便是巨貪，不槍斃也要判個無期；而今貪污罪款數字巨大，動輒千萬，甚至上億，如：廣東中銀開平支行原行長余振東貪污40億；廣東中山市實業發展公司原負責人陳滿雄4.2億；中共重慶市委常委原宣傳部長張宗海2億；湖北省政府駐港辦事處原主任金鑒培 1.88億；雲南紅塔集團原董事長諸時健1.8億；廈門海關原關長楊前線1.6億；今年落網的原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1.6億；還有最近被“雙軌”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長祝均一涉嫌非法動用社保基金32憶！
以往，揪出一個局長，就算是大老虎，就會引起震動，就會口口相傳，議論很久。如今貪官太多，多得讓人難以記住，多得讓人熟視無睹。老百姓說，如今揪出的局長、廳長可以坐滿一百個人民大會堂，揪出的科長、處長可以站滿十個天安門廣場。現在就是揪出個省長、部長，人們也已不再大吃一驚；即便揪出個把政治局常委，也斷然不會像以往揪出陳希同那樣舉國震驚，興許人們會追問：還有更大的嗎？
當今中國的腐敗和以往不同，和國外也迥然有異；中國的貪官們也隨着社會的轉型與時俱進，在貪污的規模、腐敗的層次、應對的策略、選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創造性的發展，確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1、集團化
中國的腐敗在20世紀的後50年，絕大多數是單槍匹馬，各自為戰，基本上是一人一案。那時的腐敗分子只是一鍋飯裡的一粒老鼠屎，一堵牆上的一塊“豆腐磚”；腐敗分子之間很少同謀合污，很少窩案串案。自從上一世紀最後十年，腐敗分子逐漸結伙抱團，動輒便是“十幾個人七八條槍”，甚至出現數十人、數百人的貪污集團，規模化了，集團化了。上一世紀末的陳希同一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說它，進入本世紀後，集團性的腐敗越演越烈，遍布全國，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2001年的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敗分子有門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省公安廳副廳長、國家安全局官員，還涉及軍隊、政府、警察、海關等方面人員200多人。
2002年4月，黑龍江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買官賣官一案案發，綏化市下轄的十個縣市，一半以上的處級以上干部，將近260多人都卷入此案。同年，順藤摸瓜，又相繼揪出原綏化市市長王慎義以及原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趙洪彥。
2004 至2005年，安徽阜陽市穎上縣原縣委書記張華琪和他的後任徐波因貪污腐敗先後落馬，張華琪一案涉及120人，徐波一案涉及78人，先後共有200人紛紛倒台。此前，從阜陽政壇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兩位省部級、8位市委常委、11位廳級領導干部因腐敗落馬。阜陽雖然是國家級的貧困縣，但卻是專出腐敗干部的高產地。
2005年初，黑龍江原政協副主席韓桂枝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龍江政壇大震盪。原副省長付曉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廣舉，原省委祕書長張秋陽及原省檢察長徐發、原省法院院長徐衍東均被免職。此後，黑龍江省廳局級以上干部調整之頻繁，如走馬燈令人眼花繚亂，先後有牡丹江、佳木斯、雞西、鶴崗等多個地市，以及交通廳、人事廳、司法廳等部門的主要領導被撤銷或免去職務，整個黑龍江政壇幾近癱瘓，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內向黑龍江緊急派出6位省部級領導，分別擔任副省長、省委組織部長、省高院院長等職。此後，中央又從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廳級干部和5名處級干部，“空降”黑龍江，分別進入各省級黨政機關綜合職能部門，出任省長助理、省委辦公室副主任等職務。如此的大改組，大換血，史無前例！人們說，下一個該是哪個省市呢？
2、部門化
腐敗的集團化是以地區劃分，或某地的省市委，或某地的地縣委，主要是指黨的系統的腐敗。但中國從來黨政不分，黨的干部往往兼有行政職務，所以在一個大的腐敗集團裡，是不以部門為界的，一定會牽連到各個部門。而且一個地區的黨的主要負責人如果出現腐敗，才有可能出現腐敗集團。
而腐敗的部門化，是指某一地區的職能部門和行業系統的腐敗，雖然這也有集團性質，但其部門的特點非常突出，所以單列論述，如交通部門的腐敗、組織機構的腐敗、司法系統的腐敗、教育單位的腐敗、軍隊領域的腐敗、醫療事業的腐敗等等。
在所有部門腐敗中，交通部門的腐敗也許最為嚴重。全國交通廳長犯罪之多，駭人聽聞，1997年至今，計有江蘇省原交通廳廳長章俊元、四川省原交通廳廳長劉中山、廣東省原交通廳廳長牛和恩、貴州省原交通廳廳長盧萬裡、雲南省原交通廳副廳長晉福祥、黑龍江省原交通廳副廳長王孝慈等近20名省交通廳長、副廳長，因腐敗紛紛倒台。至於市一級的、縣一級的腐敗的交通局長，就更不計其數了。今年7月12日，安徽省的原交通廳廳長王興堯也因貪污倒台了。明年還有跟進的嗎？難說！
最不可思議的是河南省竟然三任交通廳長曾錦城、張昆桐、石發亮像接龍似地前“腐”後繼。按理說，在同一個部門裡，前任翻車，後任自會本能地格外小心，不太會重蹈覆轍，誰知主管交通的這些廳長們，居然如此不遵守“交通規則”，連續出現“交通事故”，而且一個比一個跌得更慘，一個比一個更貪！
共產黨的組織部門本應是最守黨紀，最講原則，也是最為清廉的清水衙門。以前說跟着組織部，“提高覺悟，思想進步。”如今則是“倒騰干部，發財致富。”到了本世紀，凡是腐敗的組織部門統統成了“官帽批發商”。
1996 年3月到2002年5月，安徽的韓希鵬在擔任穎東區委書記到市委組織部長的6年間，總共賣出23頂官帽，平均一個季度出售一頂。收受錢物75次達90多萬元。韓希鵬把家當成了“頂戴花翎”門市部。他說1998年春節，往市機關大院行賄送禮的車子有幾百輛，往他家買官送禮也多得要排隊。
今年落馬的湖南郴州市的劉清江，曾化100萬元向他的親家市委書記李大倫買到組織部長官帽一頂，然後兩人狼狽為奸，干脆讓市委大院當成“烏紗帽批發公司”，各種官帽均按含權量大小論價出售，總共收受2000萬元。如今，賣官人的烏紗帽給摘了，可買來的烏紗帽還戴在不少人的頭上。有一個官帽買主，至今還照常上班，還照常賴在科長的交椅上。他說：“這把交椅我是花錢買的，所有權就是我的。我要是買了一輛自行車，是小偷偷來的，後來失主知道了，要我還，我能還嗎？要還也行，把錢退給我！”說得還理直氣壯，真讓你哭笑不得！
最為瘋狂的應是山西省長治縣原縣委書記王虎林，他在離任前大肆賣官，從“零售”到“批發”，不到兩個月時間內，突擊“批發”官帽432頂，致使該縣許多單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無兵。整個縣委機只有打字員等6人是兵，其余全是官，全是領導。有個會計竟升為法院副院長，有個司機當上縣委辦副主任，！全國各地領導讓自己司機當官的其實並不少。
組織部門的腐敗已經不是簡單的個人腐敗和集團腐敗，它已是制度性腐敗，已是劇毒攻心，病入膏肓的腐敗。
3、市場化
腐敗有市場，不是指腐敗在當今中國有孳生的空間，而是指腐敗有買方，有賣方，有交易，有核算，有價格，有行情，有討價，有還價，有投資，有回報，有行規，有利潤，已經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市場。因此腐敗市場就必然按市場規律辦事，講究供求關系、經濟核算，徹底的市場化。市場化了的腐敗，當然也注重價格，各個部門、各個行業都有約定俗成價碼。這在商業腐敗中，毫不足奇，可如今連根本不是商業的部門如教育部門也因為賄賂的價格槓杆作用而成為商業，成為了學店。
學校在采購教學圖書和教學器材時，都有回扣，明扣的金額一般占到圖書碼洋（定價）的15%到25%，暗扣則占到20%以上。如果學校直接從出版社進書，回扣率甚至高達50%~55%！再如招生，據報道，考生報考某音樂學院，如果想被錄取，非得給主考教授12萬，還決不二價！這就是當今一些學店裡的教授的銅臭面孔。
醫藥行業的腐敗最常見的是購銷藥品器材的回扣和醫生收取病員的紅包。采購人員可以從藥品供應商中按一定的百分比索取回扣，醫生也可從給病人開出的藥方中按藥價多少提成。這都有明碼實價。至於醫生收取病家的紅包大小，則主要按醫生的級別劃分。某三級乙等醫院，開個一般的刀，主任醫生的紅包2萬，副主任醫生的紅包1萬，主治醫生醫生至少8千。此外還要給麻醉師、給護士長數額不等的紅包。如果開大刀，如腦外科，那紅包的價碼更高。
建築行業中的大項——住房以及教育、醫療都關乎民生大計，在一個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中，這三者理應是社會福利的一部分，政府有責任讓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醫，學生有其校。如果住房、教育、醫療全部市場化而且是腐敗的市場化，那腐敗的巨大成本必然會轉嫁到百姓頭上，盡管都以冠冕堂皇的改革為名，但百姓卻不堪重負，難怪說：“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發瘋，醫改是給你提前送終。”
組織部門腐敗的市場化也極為突出，2006年5月，一個自稱“在郴州官場打拼近二十年還是個小科長的人”，署名“景克功”，在網上“也來湊個熱鬧，把中外媒體還沒有揭露的有關郴州官場黑幕爆爆料，為紀檢監察機關提供些線索。”他說：
在郴州，縣處級領導沒有一個不是花大價錢買的官當。每一個縣委書記、縣長、縣公安局長這些肥缺也都是送錢買的官。難怪，我們郴州人都把郴州官場笑稱是中國最大的“烏紗帽批發基地”根據這幾年來郴州官場家喻戶曉的買官賣官的市場行情，我們可以把李大倫、宋甲武和曾錦春三人合伙批發“烏紗帽”的市場價格歸納如下：
縣委書記—200萬；縣委副書記－60萬；縣長－120萬；副縣長－50萬；縣政法委書記－60萬；縣紀檢委書記－50萬；縣委常委－40萬；縣公安局長－150萬；縣檢察長－20萬；縣委辦主任－30萬；縣政府辦主任－20萬；北湖區（蘇仙區）書記－150萬；北湖區（蘇仙區）副書記－60萬；北湖區（蘇仙區）區長－100萬；北湖區（蘇仙區）副區長－40萬；郴州市公安局長－200萬；郴州市政法委書記－200萬；郴州各個局長：50萬（按15個局算）：750萬。
根據李大倫身邊的人透露，每項烏紗帽的批發收入一般是按照下面的比例進行分配：
李大倫占50%；曾錦春占30%；宋甲武占20%。
真觸目驚心！
賣官者一定是貪官，買官者也一定會變為貪官；買官者一旦權到手，一定會以數倍的利潤賺回他們買官的投資，使得官場全然成為市場，買進賣出，賣出買進，越買越貪，越賣越貪，惡性循環，往復不已。
當一個政黨的干部和一個政府的官員可以隨意收買和出售時，它離崩潰也就不遠了。
如果腐敗市場化了，那就實際上不非法了，而是半合法化了，半公開化了，這離崩潰更不遠了！
4、黑幫化
腐敗的黑幫化，主要是指司法系統的“涉黑”，以致警匪勾結、官匪一家，以及在執法過程中使用非法的黑道手段。司法人員和盜賊本是貓鼠關系，可一旦司法人員涉“黑”，成了黑社會的保護傘，甚至成為黑道中的一員，這種腐敗就極為可怕了！
司法系統的黑幫化最常見的是司法干部和偷、賭、毒、娼等領域的黑幫人員共同作案，坐地分贓。
偷 ——成都火車站派出所的150多名干警中，有三分之一警員在候車大廳執勤時，收取小偷的“入場費”和“保護費”，少則幾百，多則幾千。交費之後，小偷即可放心大膽地在候車大廳扒竊旅客財物。如所偷財物折款在千元以上，還要向警察按比例另外交納“烤火費”。一些警察在銀行辦有專用信用卡，每月由小偷按時匯錢，有的警察僅此一項就聚斂百萬元。
賭——黑龍江省七台河市的黑社會頭目張鳳祥開設賭場，被公安機關查封，於是他電邀原省公安廳紀檢委糾風辦的徐某親臨該市為之說情。次日徐某當張之面給當地公安局主要領導打電話，打通關節。3天後，張鳳祥在該市勃利縣的又一家賭場得以順利開張。更不可思議的是，1999年12月，徐某還為這個黑社會頭目、賭場老板辦理了省公安廳特邀監督員證，真的是黑道白道一家親了。
毒——湖南省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長王石賓，兼任永州市打黑除惡領導小組組長，可他卻是永州黑惡勢力團伙的後台老板。這一黑惡團伙，私藏槍支，販賣毒品。王石賓主管禁毒，卻參與販毒。這一黑惡勢力放高利貸，王石賓也直接放貸，數額高達4500萬元，被稱為永州“地下銀行行長”，他光寶馬、奔馳等豪華車輛就有16台！永州市一政法干部說：“王石賓是一個雙面人，在台上開會做掃黑除惡的報告，儼然是正義的化身；下了台在背地裡，卻完全是‘鬼’，是黑幫老大。”
娼 ——今年濟寧市信訪局一干部，在市中區公安局莫名其妙地墜樓而死，而由此暴露了一個黑幕：原來濟寧市反扒大隊的全部經費竟是抓嫖、抓娼、抓偷的罰款。其實很多縣、鄉兩級的公安，除了工資由財政劃拔，其余經費則自籌自支。賣淫嫖娼罰款很重，一般的行情是五千/人。有的地方治安大隊對協警也實行獎勵，舉報一個嫖客，妓女獎勵500元。正是這種利益驅動，導致各地公安熱衷“掃黃”，工作的重點就是抓嫖。某市一反扒機動隊隊長楊某僅2004年罰款一項就進帳20 萬，2005年則高達50多萬。一些地方的警員還勾結發廊小姐，“蹲守放鷹”，設套誘嫖，獲取罰款。更有甚者，一些惡警，如民謠所說：“脫下褲子嫖娼，拉起褲子掃黃”。為何“黃”久掃不止？嫖客和妓女都是這些警察的衣食父母，把黃掃掉了，叫他們去哪裡拿獎金？叫他們到哪兒去白嫖！
今年是為“打黑除惡”年，中央當局督辦的重點為深挖黑惡勢力“保護傘”。截至６月中旬，最高檢察院直接督辦了黑惡勢力“保護傘”12件16人。如：湖南新化縣原公安局副局長伍福全、廣東四會市原公安局副局長陳國陽、安徽亳州市原黑惡團伙專案組的副組長淺玉祥、錦州葫蘆島地區原公安局副局長朱良、湖南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長王石賓、山西霍州市原公安局原副局長楊國宏。
奇怪的是為什麼上述6例案件，腐敗的怎麼都是公安局副局長或專案組副組長，都是副職？連2001年10月被判處死緩的李紀周也是副職，公安部副部長！今年3月還有一個大案，江西省廣昌縣案犯譚志雄因綁架人質，勒索巨款，在受到圍捕時飲彈自盡，他是該縣的公安局原副局長，也是副職！
一年尚未到，這麼多公安局副局長和副專案組長紛紛倒台，正局長和正組長都干什麼去了？需知：腐敗的黑幫化會促使權力內部變異，形成極有封閉性的幫會規則，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致使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內部很難相互檢舉揭發，即便偶然失手，也會迅速化解。所以不得不問：局長是一班之長，是正統帥，你們最親密的戰友副統帥出事，你們有沒有察覺？察覺了有沒有揭發？你們是負責公安的，連自己身邊都不安，怎能“公安”？如果不做一點交代，人們有理由懷疑你們可能是你們副手的“保護傘”，是這些黑惡勢力的“保護傘”的“保護傘”，不是嗎？
腐敗不可怕，怕的是腐敗黑幫化。
不怕黑社會，就怕社會黑。
權力一旦發黑，那天下就黑了，就暗無天日了……
三、貪官的品性低下、骯髒！
貪污為了什麼？貪污就是為了腐化！貪官幾乎無一不在酒池肉林裡饜足吃喝玩樂，在紙醉金迷中消受聲色犬馬。因為靠的是權勢，無所畏懼；用的是黑錢，無需成本，所以驕奢無以復加，淫辟登峰造極，人格低下到最底線！
吃。如河北貪官李真所言，至少4000元一席，這還是幾年前的規格。如今早已不是大吃大喝，而是猛吃猛喝：一頓飯，不上萬，面子太難看。雞鴨魚肉趕下台，烏龜王八爬上來；生猛海鮮不新鮮，少了魚翅沒檔次。而今萬元一席大菜也成小菜一碟，視為最低消費，南方的一席黃金宴價格高達99999元，某些地區甚至還從日本引進“女體盛”，那更是嚇人的天價！食色性也，日本的“女體盛”使得“食色”二者合為一體，既大飽口福，又大飽眼福；既弘揚了中國傳統文化，又美其名和日本國際接軌。商家的生意經和官家的政治口號，也合而為一，相得益彰。
中國人素來好吃，貪官更是老饕，所以貪官少有不腦滿腸肥的，都是吃的。那便便的大腹，老百姓不叫“啤酒肚”，干脆稱之為“腐化肚”。大官吃，已經不是新聞；小官也吃，窮地方的小官更吃。越吃越窮，越窮越吃。銀川同興縣，我是去過的，此地無論如何也算不得富裕，可自1998年以來，該縣郵政局在當地鴻雁賓館定點欠帳請吃招待，打下白條1932余張，裝滿15個牛皮袋，拖欠金額26萬元。
那稍稍富裕的一些地方呢？也照樣吃，也照樣能吃窮。據新華網報道，陝西干縣王村鎮大王村原是咸陽市命名的“小康村”，近年來村干部吃喝揮霍，舉凡村中婚喪嫁娶、小孩滿月、老人壽誕、新房落成無一不大吃，大王村的干部成了吃的“大王”，就這麼吃、吃、吃、吃……8年間村干部集體吃了1999次，2000年的7月29日這一天竟吃了6頓。這八年就硬是把一個“小康村”吃空了！整個中國尚未到達“小康”水平，如果全國貪官張開大口也像大王村這樣吃法，也遲早會把中國吃空！
喝。民諺說：“貪官不怕喝酒難，萬杯千盞只等閒。”貪官們喝的是什麼酒呢？外國名酒軒尼詩、人頭馬，中國名酒茅台、五糧液，在貪官的眼中也已等閒視之，行賄者進貢的這些中外名酒和其他高檔補品在貪官家中已堆積如山，成了超市。在某飯局上，一位原是貪官的祕書與我鄰座，我問他的前領導喝的最昂貴的酒是不是路易十四。此祕書說：“你土了吧？他們現在最喜歡喝飲料。”“可樂、雪碧、桔子汁？”“不，天然飲料。”“什麼天然飲料？”“你真的不懂？”“真的不懂！”“人奶！”“啊！”“而且不要瓶裝的，要原裝的，要新鮮的，要現吸的……” “真的？”“我說你土得掉渣了吧！”我苦思：是我土得掉渣了，還是整個社會爛成污泥了？
玩。玩什麼？老百姓說：“玩山玩水，玩出國游；玩賭玩車，玩保齡球。”其實貪官們早就與時俱進，不玩保齡球，而是玩高爾夫了。原雲南省長，大貪官李嘉廷就說過：“我工作之余，最大的愛好就是打網球、打高爾夫。”有一民間傳說：甲貪官老婆問乙貪官老婆：“這高爾夫是啥玩意兒？”“高爾夫就是提高你丈夫”“提高個啥呀？”“品味唄！”“啥品味喲，不就是打洞嘛，晚上打洞，咋白天還要打洞呢？”民間諷刺的不是高爾夫球，諷刺的是貪官。高爾夫如今風行全國官場，連村官也學時髦，赤着膊，戴草帽，挖個洞，拿着竹竿把球往裡打了。上有所好呀！
賭。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研究員王增提出，中國每年約有6000億元人民幣流向港、澳、越南、老撾及俄羅斯等地的賭場和賽馬場。1998年2月至1999年6月間，沈陽原市長大貪官馬向東，到香港、澳門等地豪賭十余次，將400多萬人民幣揮霍殆盡。吉林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原交通運輸管理處處長蔡豪文，挪用公款300多萬元人民幣到境外賭博，也是揮霍一空。這只是隨手所舉的兩個例子。一業內人士分析：華人一年輸在賭場的錢約1600億人民幣，其中至少30％——500多億人民幣是大陸官員（當然是貪官）輸掉的賭資。500多億呀，這些都是真正的 “人民幣”——“人民的幣”呀，是億萬工農大眾、知識分子以辛勤的汗水、以誠實的勞動掙出來的錢呀，可都被貪官污吏侵吞了、掠奪了！
色。貪官大多是色鬼淫棍，他們什麼都不強，就是性欲最強。記得兩年前就有報道說，80%的貪官有情婦，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又有人指出95％以上的貪官都有“情婦”，上升了5個百分點了。
南京奶業集團公司原總經理金維芝，號稱金陵“奶王”，既是奶業集團的“奶王”，也是“包二奶”的“奶王”。他說：“像我這樣級別（副廳級）的領導干部誰沒有幾個情人？這不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則，別人會打心眼裡瞧不起你。” 海南省臨高縣在原縣委書記吳光華的帶動下，當地一些領導干部公開包養小蜜，並公然帶在身邊出入酒席和公眾場所，以致在當地的官場紛紛以沒蜜為恥，以多蜜為榮，相互攀比炫耀。原雲南省長李嘉廷的情婦徐福英也證實官場的情色風之盛，她交待說：“我跟李嘉廷一起出去玩，看到不少領導干部都帶女人來，那些女人大多像我一樣是情婦，大家一起吃喝玩樂習以為常了，沒有什麼回避和尷尬的意思”。
《揚子晚報》報道，江蘇省供銷社原主任周秀德，自1989 年至2001年，任職12年，貪污近千萬，在這12年裡，他記下14本“性日記”，詳盡記錄他與上百個女人的性事：女人姓名、通奸的時間地點以及自己的性感受等等，應有盡有，繪聲繪色。每年還進行“年終總結”，統計當年通奸的人次。更離奇和惡心的是海南省紡工廳原副廳長李慶普，跡近變態，竟在保險櫃裡“珍藏”他嫖過的236個妓女的陰毛……
“審丑”多了，不但會“審丑疲勞”，還會惡心。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抖落這些貪官的丑惡事，實在是因為兩性關系最能呈現一個人道德水准。從以上種種案例中無一不凸顯中國貪官的人品低下，靈魂骯髒。如果說“十官九貪”有所夸大，那說“十貪九色”可以定論。老百姓早就說貪官除“工資基本不用”之外，還有一條就是“老婆基本不動”，可見“中國貪官的特色”就是“特別好色”！
最難容忍的、也最荒唐的是一些貪官竟然利用手中之權，安插自己的姘婦、小蜜當官。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長趙增軍，在擔任績溪縣縣長時，泡上一20歲女子。他對她說：“小乖乖，你年輕又有文化，我要把你從床上培養到主席台上，讓你當鄉裡一把手。”不久，他的這位“小乖乖”果然當上鄉黨委書記兼人大主任。湖北省原荊門市市委書記焦俊賢，他的情婦陳麗原是“三陪女”。為了“培養”她，“焦書記”指令宣傳部長和組織部長為這位“床上培養”的“干部苗子”，偽造正式黨員、正科級干部、大學本科學歷的假檔案，於是“三陪女”就成了該市開發區的文化、廣播電視、新聞出版三個局的副局長。這簡直就是天下奇聞，除了中國，別無所聞。
千萬不要以為貪官栽培姘婦僅是小城鎮或地縣級的把戲，以為他們如此荒唐是因為天高皇帝遠，才如此大膽。其實離開“皇帝”並不遠的省部級或直轄市的大貪官也如此。以前有過一個內部規定，當官當到了一定級別，只要政治上對“皇帝”忠誠，這些事情都可以不予追究；除非在政治斗爭中落馬，這些丑事才會當作炮彈拋出來。
外國的官員也好色，外國的貪官也有情婦，但他們把公權力和私生活分的很清，尤其是民主國家，萬萬不敢濫用手中權力為情人謀私利，絕不敢給她們安排個一官半職。富蘭克林•羅斯福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一位連任四屆的總統，但他卻有三個情人——兩任女祕書和一位挪威公主。但是羅斯福始終未提拔她們當個市委書記或人大主人，克林頓也沒有把萊溫斯基從“拉鏈門”安插到部長衙門，去當個什麼部長。只有中國才有這類事！
說到此處，需要為“情人”正名。男女之間相互有情，才可稱之為“情人”。說中國貪官有情人，那是對“情人”一詞的玷污。中國的貪官只有“二奶”、“小蜜”、 “姘頭”、“性伴”。他們的關系不是建立在感情上的，他們只是一方以金錢和地位，一方以美貌和肉體進行的赤裸裸交易。他們只是“性侶”，不是“情侶”。如果真的有情，試問：他們雙方，不論哪方敗露，有誰為對方“殉情”的？“二奶”沒有，“二爺”也沒有為包養他的女貪官殉情的，都沒有。他們只會立即擺脫干系，相互揭發。他們連中國古代的某些嫖客和妓女都不如，更不要說和錢謙益、柳如是，和冒辟疆、董小宛這些古代的情男、情女相比了！
四、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1979 年我和兩個朋友創作了《假如我是真的》，這是在文革結束之後第一部反映干部特權的話劇。也可能以前的戲劇都是歌功頌德的，而這部卻是首次揭露瘡疤的，所以在當時掀起軒然大波，中央還為此在北京專門召開創作座談會。其實此劇是根據上海真實發生的一個案件編寫的，揭露的僅是干部要求掉換大一點的房子，要把在外地的子女調回上海之類的小事，結果被認為是給共產黨抹黑，遭到禁演。
事實上誰也不能給共產黨抹黑；能夠給共產黨抹黑的，只有共產黨自己。25年過去了，共產黨雖然有能力禁止這出戲，但卻禁止不住越演越烈的特權和腐敗。
1985 年，沒想到我也當了官，當了正處級干部，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院長。上任伊始，我便提出我不分管最有實權的人事和財務，只管藝術。我還告誡自己：清清白白的上台，不帶污點的下台。沒想到我誠惶誠恐的干了四年，還要我再干四年。不干不行，逼着你干，沒辦法，於是印了張名片，上面特地寫明：“我，沙葉新：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長——暫時的；劇作家——長久的；某某主席、某某顧問、某某教授、某某理事——都是掛名的。”以昭示我繼續當院長的被迫。八年干下來，真擔心在眾人皆醉的官場裡，我是否還能保持清醒；真真擔心再這麼干下去，我是否也會不知不覺地變成貪官。於是我再次辭職，終於獲准。有人說我傻，說我再干下去，有好處，會升官。我說：“尚憎駑戀棧，肯羨鶴乘車？”這八年，我雖然做錯過一些事，得罪過一些人，但讓我欣慰的是，我沒收過一份禮，沒貪過一分錢，謝天謝地！不過，如果再干下去，尤其是干到現在，那就很難說了……人是會變的，包括我。
正因為我寫過《假如我是真的》這出戲，而且被禁，所以我很早就比較關注中國的吏治狀況，說得好聽一點是關注黨風廉政建設。正因為我當過八年官，而且並不戀棧，所以我對中國的官場就有比較感性的認識，也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也正因為如此，才使得力不勝任的我有勇氣、才使得憂國如家我有責任來寫這篇《“腐敗”文化》。
在前面三章，我“野心勃勃” 地試圖勾勒當代中國的腐敗全景。“勾勒”之後才深感我的不自量力。這個“力”還包括“想像力”。因為當代中國的腐敗，是全社會的，是各方面的，是極瘋狂的，是無底線的，是難理喻的，是超想像的；當代中國的腐敗，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因為沒有人具有這樣超凡的想像力。如今連幼兒園的孩子都會給阿姨送紅包，你能想像得到嗎？在當代中國，在機關、在銀行、在軍隊、在課堂、在法庭、在病房、在超市、在菜場、在大街、在小巷……24小時，任何角落，隨時隨地都在發生腐敗。腐敗就在你眼前，腐敗就在你身旁，腐敗就在你不會懷疑之處，腐敗也在你想像不到的地方……腐敗在當今中國已經成為了行為准則，成為了生活方式，成為了政治制度一個組成部分，已經成為可以侵蝕精神生命、影響民族性格的一種“文化”！
面對如此嚴重的腐敗，光靠花拳繡腿是絕對打不倒的。須知，中國的官員太會做表面文章。中央不是要反腐嗎？好呀，合肥市包河區委書記便帶領100多位科級黨員干部到包公祠接受廉政“教育”，在包公像前宣誓，要“廉潔奉公、防腐拒變”。真虧想的出！
揚州市呢？要廉政嗎？好呀，他們就在寸土黃金的市中心重金建造“廉政廣場”，占地數千平方米，以“清恪”命名，取“清正廉潔、恪盡職守”之意，以此來表示他們拒腐的決心。造個廣場表決心，有用嗎？
江都市另有一招，為了“把家庭建成一個反腐倡廉的堅強堡壘”，他們讓全市1000多名主要官員的夫人，在家裡經常“審問”丈夫幾個問題：“在外吃喝時，是否屬於違紀吃請；帶回高檔禮品時，來源是否正當；拿回大額現金時，是否不義之財；深夜未歸時，是否去了不該去的地方……”把當官的丈夫當孩子呀！
長沙市也聞風而動，在全市開展“廉政歌曲進歌廳”活動，市紀委不但向各政府部門發放“廉政歌曲”光碟，還向全市一些歌廳、舞廳、KTV等演藝場所免費贈送，讓全市大樹榮辱觀，大唱正氣歌。這真的是表演了！
更搞笑的是，一些地區甚至還號召購買或免費發放“廉政台歷”、“反腐撲克”，以及“永不沾牌不沾鍋”，“手莫伸牌保險櫃”……唉，多少人假反腐之名搞這些低智商、高笑料的事情呀！可我笑不出，我覺得可悲。
中央政府為了反腐制定和頒布了無數個文件、指示、條例、規定，甚至連吃請只能四菜一湯、男領導不可用女祕書這樣的細微末節都規定了，但都給各個地方政府“演藝化”了，不問作用，只問作秀。這也說明中央的種種文件、條例也確實作用不大。
學習“三個代表”和“八榮八恥”有無作用呢？對貪官而言，毫無作用！中國的貪官都是兩面人，巧言令色，口是心非。東北貪官沈陽原市長慕綏新，在位時的口頭禪是：“千好萬好不如人民說好，金獎銀獎不如人民夸獎！”好像在唱他家鄉的二人轉。重慶貪官原市委宣傳部長張宗海也極擅言辭，他說：“要發揚草鞋精神，做一個草鞋公仆。為了更多百姓不穿草鞋，過上好日子，我寧願自己永遠地穿草鞋……”真不愧是宣傳部長！廣西原省長成克傑當年說：“想到廣西還有700萬人沒有脫貧，我是經常晚上睡不好覺哇！”當年還真的有人為他的這句話感動流淚。這些貪官在做報告、在表態時，在這些豪言壯語和煽情台詞中，毫無例外地都有“三個代表”、“先進性”等流行用語充斥其中，他們可以一個字不錯、一個標點也不錯地熟練地加以引用，加以發揮，以示他們自己就代表着先進。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的祕書秦裕在今年7月13日擔任寶山區副區長、25日又當選為區長，他的施政演說中就當令及時地出現了如今最時新的政治口號——“八恥八榮”了，可他8 月22日上午還在寶山區主持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干部大會，下午就因為自己的“恥”而被“雙規”了。這真是莫大的諷刺，也是對政治思想工作、學習“三個代表” “八恥八榮”的嘲弄。嘲弄者為誰？是這些貪官們！
為什麼用了幾十年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法寶如今不靈了？這是因為共產黨發生了變化，從革命黨轉向了執政黨。革命年代，需要忠誠無私、需要鐵的紀律、需要統一意志、需要洗腦教化。那時的意識形態確實可以發揮“團結自己消滅敵人”的目的。如今是執政黨了，需要科學執政、需要民主執政、需要依法執政。科學、民主、法律的作用大大超過意識形態。以前需要思想原則，如今需要辦事規則；以前需要上下服從，如今需要相互合作；以前需要犧牲自己，如今需要公私兩利；以前是理想着維系黨員隊伍，如今是利益才能使黨員聚合。明乎此，就可以知道“三個代表”和“八恥八榮”對這些貪官究竟能起什麼作用了。
竊以為，反腐之所以越反越腐，一是在於打擊力度不力，重拳出擊不重。何謂力？深入入虎穴謂之力；何謂重？擊中要害謂之重。以前雖然也查處了許多大案要案，但大多是狼窩，並非虎穴。虎穴在何處？上海！
上海在中國的政治地圖上絕對是半壁江山，加上它特殊的背景和文革的歷史，真是舉足輕重。改革開放以來，上海貢獻甚巨，但奇怪的是，上海的官場好像潔淨無比。全國各地不時爆出大案，揪出巨貪，唯獨上海的共產黨員和干部好像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都是拒腐蝕永不沾的清官，都是用特殊材料制造的人。全國的江河都發臭，黃浦江能干淨嗎？可信嗎？其實中央也不相信，三年前，中央就曾派大員來查過，查出周正毅這一大案，但蓋子剛揭開，即捂住。這麼大一個案子，好像只有周一人單獨作案，沒後台，沒同案，結果，周只判三年，便敷衍過去。最不可思議的是與此案有關的原告律師，也判了三年，好像各打五十板，打了個平手。其實是在包庇，更是在示威，傳達出的信息是：上海是我們的地盤，你們誰也別想動！
等了三年，聞道上海父老，常北望，翠葆霓旌，終於等到了中央空降天兵200多人，深入上海虎穴來了。朝野震驚，世界矚目，上海百姓奔走相告，喜悅之情溢於言表。不到兩個月，從社保局長祝均一直到寶山區長秦裕，已有數位官員被鎖定調查，而且三年前的周正毅一案，又被遭遇不公的拆遷戶重新提起，紛紛上訪。觀察家們議論，認為北京再次下定決心要揭上海的蓋子了。但結局尚不得知，還需看最後的較量。
上海是一個虎穴，還有一個更大的虎穴是政治局。有人嚇一跳，說我膽敢懷疑政治局？我說，為何不能懷疑政治局？他說，這種話你怎麼能說？我說，為什麼不能說？聞一多有首詩：“有一句話說出來就是禍，有一句話能點得着火。”如果一句話能點起反腐的正義之火，即便我身陷火海，禍及自身，也在所不惜。中國總要有人說話，哪怕五千年都沒有說破，如今也要說；如果不說，誰能猜得透火山的緘默？如果火山一旦爆發，那就不是我一人之禍，而是國家之禍，是民族之禍，是蒼生之禍！
中央領導，中央文件早已表明任何一級的領導人如有問題，公民都有權利舉報，被舉報者都必須接受調查。胡錦濤總書記自己也說，反腐監督可以從他開始。況且這麼多年來，對政治局的個別成員的舉報一直不斷。中央應該有個說明，有個回答。遺憾的是至今還沒個交代。
要做到真正的徹底的反腐敗，僅僅依靠中央紀委的重拳出擊還是不行，那是欽差大臣的做法，是青天大老爺的遺緒，它執行的是非公正的、非透明的、非合法程序的法外之法，而且各級紀委還要接受同一級別的黨委領導，並無獨立性。但是在現行的體制下，對付貪贓枉法者，也只能暫時用這善的“非法”來對付貪官們的惡的“非法”，這是目前最不得已的可行之法，是暫時能夠代表人民意願的。雖然這樣也能反出一些腐敗分子，但是絕不可能徹底；而最大的腐敗分子，不但不會反，還會因妥協而加以保護，這怎麼能徹底？
當今的腐敗根源是制度腐敗，在這高腐的制度之下，不腐敗也難，從這個角度說，腐敗分子也是這個制度的犧牲品。正因為不腐敗也難，所以很多地方其實是腐敗分子在領導反腐敗。這能反出個什麼嗎？
腐敗其實是這個政權的執政基礎。以“法”治國，以“德”治國，其實是自欺欺人，以“腐”治國才是實情。當腐敗的程度能讓各級官員滿意而又不讓百姓太不滿意時，便是這個政權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如果這個理想狀態、這個平衡被打破，就將危機政權本身，這才有了所謂的“反腐”。所以在極權體制下的“反腐”，並非要 “根治腐敗”，只是要把腐敗控制在廣大民眾尚能夠忍受的程度。
所以要真正的反腐，根本之法，在於改變極權體制，開創民主政治，實施憲政大法，三權逐步分立，保障公民權利，實行言論自由，開放報禁網禁，民主選拔官吏，“主人”監督“公仆”……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的反腐，才不至於陷於權力斗爭的這樣怪圈：總是當今的天子，揪出前朝的奸臣；下一任天子，也依然如此，始終逃不出這可怕的周期率。而且貪官們被揪出之後，毫無申訴權利，在司法不獨立的情況下，人民看到只是貪官們態度極好的認罪書，看不到他們真正的辯護詞。這都給以後留下隱患：我上台，我整你；他上台，他整我。若不進行已經迫不及待的政治體制改革，別說反腐，就是建立和諧社會也可能是心雖好卻辦不成的空話。
以上這些道理在當今世界，在信息時代，早已是一般常識，根本不必再費唇舌去解說，不必再著書立說去論證。這也是早被民主和進步國家認同並在實行着的普世法則。我相信我們的中央領導人並非不懂，也許是因為積重難返，需要時間；也許是擔心混亂，需要時機；也許是考慮利弊的取捨，也許是懷有難言的苦衷，以至一時還無法開創新政。如果願意開創，可以等待；如果拒絕，將是災難。因為拒絕民主政治，不但會孳生腐敗，而且拒絕民主的本身就是一種腐敗——政治腐敗。當今中國因腐敗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我真的不希望非要腐敗到爛掉了，才有變化，那將是又一次浩劫！我突然想到贛州城外關於陳勝吳廣的對話……
2006、9、1
(10/16/2006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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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新世紀》
一、盛世，還是亂局？
在公元2004年以前，每年的10月18日，對重慶市萬州區而言，都是一個非常普普通通的日子。多少年來，千年古城的每年這一天，人們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月不居，水波不興。可到了2004年的10月18日，不一樣了，這座風光旖旎的江城，風雲突變，龍吟虎嘯，爆發了一場震驚全省的事變。這天下午1時許，“棒棒”（挑夫）余繼奎途經太白路，不料肩上的扁擔碰到背後的一位婦女曾慶容，曾慶容隨即上前打了余繼奎一記耳光，繼而其夫胡宗權又奪過扁擔連續毆打余繼奎的雙腿，意在斷了這個挑夫的生路。路人實在看不下去，勸其莫打。但胡桀驁不馴，說：“我是房地局的局長，打死他也不過賠20萬！”周圍群眾一聽胡是局長，且出此狂言，就如火星濺入汽油桶，立即烈焰沖天，將胡、曾夫婦團團圍在眾人的怒火中，一時交通為之阻塞。
不久，警方到場。警員只簡單盤問了“局長”夫婦幾句，未給說法，未予公斷，就強行驅散民眾，將“局長”夫婦保護性地帶上警車，絕塵而去。民眾認為這是官官相護，愈加憤怒。於是人群越聚越多，外電報道約有三四萬人，一擁而去包圍區政府大樓，高呼口號，示威抗議，要求交出打人凶手，給予嚴懲。警員和政府工作人員在慌亂之中，立即組成人牆，阻止人群沖擊政府。示威民眾用磚頭瓦塊砸向政府大樓，並且推倒和焚燒數輛警車。事態甚為嚴重。萬州區委領導召開緊急會議，成立前線指揮部，啟動突發事件處置預案。公安部門隨即抽調大批警員，保護黨政機關及重要場所。稍後，重慶市委書記以及正在北京中央黨校學習的萬州區委書記也分別接令火速趕至萬州。
當晚，萬州區常務副區長發表電視講話，承諾一定查明真相、嚴懲肇事者。入夜，當局開始清場，數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裝，驅散大樓前和廣場上的人群，事態逐漸得以平息。
官方媒體對此事件只作低調報道，並稱聚集民眾只有千余人。對官方的統計，民眾早會折算，有道是：“報道好事，要打對折聽；報道壞事，要加十倍算。”如果聚集民眾只有“千余人”，何必動用“數千防暴警察”？以至當地警力不足，還緊急從周邊縣市調派軍警？如果積聚的民眾只有“千余人”，怎會定性為“突發性大規模群體事件”？
但凡國內出現大小民變和騷亂，當局都說民眾“不明真相”。上一世紀後30年，在天安門廣場出現的兩次震驚世界的政治大動亂，也說廣大群眾“不明真相”。可毛澤東諄諄教導我們，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怎麼一出現群體動亂，群眾就成了不明真相的群“盲”？其實民眾是心知肚明，只是當局在掩蓋真相，掩蓋“官民沖突”的真相，害怕民變所透露的國不泰民不安會有損“盛世”形象。
萬州民變鬧得如此之大，起因則甚小，路人無意相碰這點雞毛蒜皮的小事，在全國任何一個人口比較密集的城鎮，每時每刻都會發生；而且絕大部分都無需民警調解，便會自行平息。而萬州的這樣的小事何以會演變為非動用數千軍警才得以平息的民變呢？主要原因就在於當事人胡宗權他自稱是“房地局長”，是“官”！於是平時郁結於胸的對“官”的憤懣就爆發了！最可笑的是胡宗權並非房地局長，經警方調查宣稱，他只是房地局下面的一個水果市場管理員，而且還是個臨時的。這真是諷刺喜劇！如果當初他不假冒局長，絕不會釀成後來那麼大的亂子！可他偏偏假冒了，終於使得由此所引發的亂子已不再是一般的民事糾紛，而變為深刻的官民沖突；包圍政府、焚燒警車所發泄的也已不再是對胡宗權這一個“官員”的憤怒，而是對整個官僚階層的仇恨了！
天下未亂蜀先亂。在萬州民變之後，同年十月底，四川漢源也發生了因政府修建電站，淹沒農田，而克扣賠款，補償不公所引發的十幾萬人的大規模騷亂。在這此以後，全國各地越來越亂，勢頭也越來越猛。2005年中國《社會藍皮書》說，中國群體性事件從1993年的1萬起，增加到2003年的6萬起，參與人數也從73萬增加到307萬。2005年7月，公安部部長周永康指出：十年間，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增加了6倍多。特點是：數量明顯增多，規模不斷擴大，涉及各個領域，行為方式激烈，而且組織化傾向明顯。這麼多、這麼大、這麼廣泛、這麼激烈的亂子，大多數是因為政府機構或官商勾結侵害民眾利益，尤其是在農村征地、城市拆遷、企業改制、移民安置等問題上更為突出。
2001 年12月下旬，我被友人拉去參加由北京、上海、廣州三地作家和報人所組成的江西“紅土地采風團”。數天來，經南昌、葉坪、瑞金等“紅色根據地”，一路接受 “紅色”教育，感慨良多。最後來到贛州。28日下午，我在贛州古城外，見有很多小攤，便與一書攤的攤主聊天，我說：“你下崗了？”他馬上說：“什麼下崗？失業！”我說：“生意好嗎？”他說：“好什麼！這個地方能有什麼生意？城裡不讓擺，見到就沒收，只好到城外擺；城外還繳稅，一個攤位兩塊錢，共產黨稅多，都給貪官發獎金了！”他還說他有一鄰居也失業，去年年終家中窮得只有咸菜，沒法過年，就全家上吊了。此時另一攤主憤憤的插話說：“現在就缺陳勝吳廣了！”
我一聽大為震驚，雖然這句話在此以前也聽過，但都是聽別人轉述，而轉述者也是聽別人所說；這次我卻是親耳聽到，是在紅色根據地聽到，是在數十年前出過共產黨所領導陳勝吳廣（紅軍）的地方聽到；而且是面對面地聽很可能是未來的陳勝吳廣中的一員親口所說，這對我的震撼是巨大的，長久的；每當想起 “現在就缺陳勝吳廣”這句話，我就感慨萬千，惴惴不安，因為我絕不希望中國再出現陳勝吳廣，絕不希望再以暴易暴，那是時代的倒退，那是民族的浩劫，那是歷史惡的循環而不是善的更迭！
我不知道中國的官員是否也曾像我一樣親耳聽到民眾親口說出的這句話；如果聽到，他們作何感想？他們是否知道中國官員在民眾中的整體形象？他們是否知道如今官民之間的關系何等緊張？
是什麼致使官民關系如此劍拔弩張？
原因當然很多，但最直接的、最經常的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是腐敗！是官員的腐敗！是官員史無前例的腐敗！是官員史無前例的窮凶極惡的腐敗！
二、見過腐敗的，沒見過這麼腐敗的！
誰也無法說清當代中國各級官員的貪污和各個領域的腐敗嚴重到什麼程度。
還是聽聽中國老百姓怎麼說。老百姓說起腐敗，沒什麼高深理論，沒什麼精確數據，但極為朴實，極為形象。民間有一流傳甚廣的經典“段子”，說的是：“如果把中國所有局以上干部統統槍斃，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個槍斃一個，肯定有漏網的。”現在又有了最新版，說：“統統槍斃也沒冤枉的。”還有一句民諺，也很經典，說：“不反腐敗，就要亡國；真反腐敗，就要亡黨！”這兩個“經典”的警示意義和深刻程度，實在是超過所有中央文件、領導報告、黨報社評、學者高論！
以往，貪污萬元便是大案要案，貪污百萬便是巨貪，不槍斃也要判個無期；而今貪污罪款數字巨大，動輒千萬，甚至上億，如：廣東中銀開平支行原行長余振東貪污40億；廣東中山市實業發展公司原負責人陳滿雄4.2億；中共重慶市委常委原宣傳部長張宗海2億；湖北省政府駐港辦事處原主任金鑒培 1.88億；雲南紅塔集團原董事長諸時健1.8億；廈門海關原關長楊前線1.6億；今年落網的原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1.6億；還有最近被“雙軌”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長祝均一涉嫌非法動用社保基金32憶！
以往，揪出一個局長，就算是大老虎，就會引起震動，就會口口相傳，議論很久。如今貪官太多，多得讓人難以記住，多得讓人熟視無睹。老百姓說，如今揪出的局長、廳長可以坐滿一百個人民大會堂，揪出的科長、處長可以站滿十個天安門廣場。現在就是揪出個省長、部長，人們也已不再大吃一驚；即便揪出個把政治局常委，也斷然不會像以往揪出陳希同那樣舉國震驚，興許人們會追問：還有更大的嗎？
當今中國的腐敗和以往不同，和國外也迥然有異；中國的貪官們也隨着社會的轉型與時俱進，在貪污的規模、腐敗的層次、應對的策略、選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創造性的發展，確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1、集團化
中國的腐敗在20世紀的後50年，絕大多數是單槍匹馬，各自為戰，基本上是一人一案。那時的腐敗分子只是一鍋飯裡的一粒老鼠屎，一堵牆上的一塊“豆腐磚”；腐敗分子之間很少同謀合污，很少窩案串案。自從上一世紀最後十年，腐敗分子逐漸結伙抱團，動輒便是“十幾個人七八條槍”，甚至出現數十人、數百人的貪污集團，規模化了，集團化了。上一世紀末的陳希同一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說它，進入本世紀後，集團性的腐敗越演越烈，遍布全國，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2001年的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敗分子有門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省公安廳副廳長、國家安全局官員，還涉及軍隊、政府、警察、海關等方面人員200多人。
2002年4月，黑龍江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買官賣官一案案發，綏化市下轄的十個縣市，一半以上的處級以上干部，將近260多人都卷入此案。同年，順藤摸瓜，又相繼揪出原綏化市市長王慎義以及原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趙洪彥。
2004 至2005年，安徽阜陽市穎上縣原縣委書記張華琪和他的後任徐波因貪污腐敗先後落馬，張華琪一案涉及120人，徐波一案涉及78人，先後共有200人紛紛倒台。此前，從阜陽政壇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兩位省部級、8位市委常委、11位廳級領導干部因腐敗落馬。阜陽雖然是國家級的貧困縣，但卻是專出腐敗干部的高產地。
2005年初，黑龍江原政協副主席韓桂枝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龍江政壇大震盪。原副省長付曉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廣舉，原省委祕書長張秋陽及原省檢察長徐發、原省法院院長徐衍東均被免職。此後，黑龍江省廳局級以上干部調整之頻繁，如走馬燈令人眼花繚亂，先後有牡丹江、佳木斯、雞西、鶴崗等多個地市，以及交通廳、人事廳、司法廳等部門的主要領導被撤銷或免去職務，整個黑龍江政壇幾近癱瘓，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內向黑龍江緊急派出6位省部級領導，分別擔任副省長、省委組織部長、省高院院長等職。此後，中央又從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廳級干部和5名處級干部，“空降”黑龍江，分別進入各省級黨政機關綜合職能部門，出任省長助理、省委辦公室副主任等職務。如此的大改組，大換血，史無前例！人們說，下一個該是哪個省市呢？
2、部門化
腐敗的集團化是以地區劃分，或某地的省市委，或某地的地縣委，主要是指黨的系統的腐敗。但中國從來黨政不分，黨的干部往往兼有行政職務，所以在一個大的腐敗集團裡，是不以部門為界的，一定會牽連到各個部門。而且一個地區的黨的主要負責人如果出現腐敗，才有可能出現腐敗集團。
而腐敗的部門化，是指某一地區的職能部門和行業系統的腐敗，雖然這也有集團性質，但其部門的特點非常突出，所以單列論述，如交通部門的腐敗、組織機構的腐敗、司法系統的腐敗、教育單位的腐敗、軍隊領域的腐敗、醫療事業的腐敗等等。
在所有部門腐敗中，交通部門的腐敗也許最為嚴重。全國交通廳長犯罪之多，駭人聽聞，1997年至今，計有江蘇省原交通廳廳長章俊元、四川省原交通廳廳長劉中山、廣東省原交通廳廳長牛和恩、貴州省原交通廳廳長盧萬裡、雲南省原交通廳副廳長晉福祥、黑龍江省原交通廳副廳長王孝慈等近20名省交通廳長、副廳長，因腐敗紛紛倒台。至於市一級的、縣一級的腐敗的交通局長，就更不計其數了。今年7月12日，安徽省的原交通廳廳長王興堯也因貪污倒台了。明年還有跟進的嗎？難說！
最不可思議的是河南省竟然三任交通廳長曾錦城、張昆桐、石發亮像接龍似地前“腐”後繼。按理說，在同一個部門裡，前任翻車，後任自會本能地格外小心，不太會重蹈覆轍，誰知主管交通的這些廳長們，居然如此不遵守“交通規則”，連續出現“交通事故”，而且一個比一個跌得更慘，一個比一個更貪！
共產黨的組織部門本應是最守黨紀，最講原則，也是最為清廉的清水衙門。以前說跟着組織部，“提高覺悟，思想進步。”如今則是“倒騰干部，發財致富。”到了本世紀，凡是腐敗的組織部門統統成了“官帽批發商”。
1996 年3月到2002年5月，安徽的韓希鵬在擔任穎東區委書記到市委組織部長的6年間，總共賣出23頂官帽，平均一個季度出售一頂。收受錢物75次達90多萬元。韓希鵬把家當成了“頂戴花翎”門市部。他說1998年春節，往市機關大院行賄送禮的車子有幾百輛，往他家買官送禮也多得要排隊。
今年落馬的湖南郴州市的劉清江，曾化100萬元向他的親家市委書記李大倫買到組織部長官帽一頂，然後兩人狼狽為奸，干脆讓市委大院當成“烏紗帽批發公司”，各種官帽均按含權量大小論價出售，總共收受2000萬元。如今，賣官人的烏紗帽給摘了，可買來的烏紗帽還戴在不少人的頭上。有一個官帽買主，至今還照常上班，還照常賴在科長的交椅上。他說：“這把交椅我是花錢買的，所有權就是我的。我要是買了一輛自行車，是小偷偷來的，後來失主知道了，要我還，我能還嗎？要還也行，把錢退給我！”說得還理直氣壯，真讓你哭笑不得！
最為瘋狂的應是山西省長治縣原縣委書記王虎林，他在離任前大肆賣官，從“零售”到“批發”，不到兩個月時間內，突擊“批發”官帽432頂，致使該縣許多單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無兵。整個縣委機只有打字員等6人是兵，其余全是官，全是領導。有個會計竟升為法院副院長，有個司機當上縣委辦副主任，！全國各地領導讓自己司機當官的其實並不少。
組織部門的腐敗已經不是簡單的個人腐敗和集團腐敗，它已是制度性腐敗，已是劇毒攻心，病入膏肓的腐敗。
3、市場化
腐敗有市場，不是指腐敗在當今中國有孳生的空間，而是指腐敗有買方，有賣方，有交易，有核算，有價格，有行情，有討價，有還價，有投資，有回報，有行規，有利潤，已經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市場。因此腐敗市場就必然按市場規律辦事，講究供求關系、經濟核算，徹底的市場化。市場化了的腐敗，當然也注重價格，各個部門、各個行業都有約定俗成價碼。這在商業腐敗中，毫不足奇，可如今連根本不是商業的部門如教育部門也因為賄賂的價格槓杆作用而成為商業，成為了學店。
學校在采購教學圖書和教學器材時，都有回扣，明扣的金額一般占到圖書碼洋（定價）的15%到25%，暗扣則占到20%以上。如果學校直接從出版社進書，回扣率甚至高達50%~55%！再如招生，據報道，考生報考某音樂學院，如果想被錄取，非得給主考教授12萬，還決不二價！這就是當今一些學店裡的教授的銅臭面孔。
醫藥行業的腐敗最常見的是購銷藥品器材的回扣和醫生收取病員的紅包。采購人員可以從藥品供應商中按一定的百分比索取回扣，醫生也可從給病人開出的藥方中按藥價多少提成。這都有明碼實價。至於醫生收取病家的紅包大小，則主要按醫生的級別劃分。某三級乙等醫院，開個一般的刀，主任醫生的紅包2萬，副主任醫生的紅包1萬，主治醫生醫生至少8千。此外還要給麻醉師、給護士長數額不等的紅包。如果開大刀，如腦外科，那紅包的價碼更高。
建築行業中的大項——住房以及教育、醫療都關乎民生大計，在一個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中，這三者理應是社會福利的一部分，政府有責任讓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醫，學生有其校。如果住房、教育、醫療全部市場化而且是腐敗的市場化，那腐敗的巨大成本必然會轉嫁到百姓頭上，盡管都以冠冕堂皇的改革為名，但百姓卻不堪重負，難怪說：“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發瘋，醫改是給你提前送終。”
組織部門腐敗的市場化也極為突出，2006年5月，一個自稱“在郴州官場打拼近二十年還是個小科長的人”，署名“景克功”，在網上“也來湊個熱鬧，把中外媒體還沒有揭露的有關郴州官場黑幕爆爆料，為紀檢監察機關提供些線索。”他說：
在郴州，縣處級領導沒有一個不是花大價錢買的官當。每一個縣委書記、縣長、縣公安局長這些肥缺也都是送錢買的官。難怪，我們郴州人都把郴州官場笑稱是中國最大的“烏紗帽批發基地”根據這幾年來郴州官場家喻戶曉的買官賣官的市場行情，我們可以把李大倫、宋甲武和曾錦春三人合伙批發“烏紗帽”的市場價格歸納如下：
縣委書記—200萬；縣委副書記－60萬；縣長－120萬；副縣長－50萬；縣政法委書記－60萬；縣紀檢委書記－50萬；縣委常委－40萬；縣公安局長－150萬；縣檢察長－20萬；縣委辦主任－30萬；縣政府辦主任－20萬；北湖區（蘇仙區）書記－150萬；北湖區（蘇仙區）副書記－60萬；北湖區（蘇仙區）區長－100萬；北湖區（蘇仙區）副區長－40萬；郴州市公安局長－200萬；郴州市政法委書記－200萬；郴州各個局長：50萬（按15個局算）：750萬。
根據李大倫身邊的人透露，每項烏紗帽的批發收入一般是按照下面的比例進行分配：
李大倫占50%；曾錦春占30%；宋甲武占20%。
真觸目驚心！
賣官者一定是貪官，買官者也一定會變為貪官；買官者一旦權到手，一定會以數倍的利潤賺回他們買官的投資，使得官場全然成為市場，買進賣出，賣出買進，越買越貪，越賣越貪，惡性循環，往復不已。
當一個政黨的干部和一個政府的官員可以隨意收買和出售時，它離崩潰也就不遠了。
如果腐敗市場化了，那就實際上不非法了，而是半合法化了，半公開化了，這離崩潰更不遠了！
4、黑幫化
腐敗的黑幫化，主要是指司法系統的“涉黑”，以致警匪勾結、官匪一家，以及在執法過程中使用非法的黑道手段。司法人員和盜賊本是貓鼠關系，可一旦司法人員涉“黑”，成了黑社會的保護傘，甚至成為黑道中的一員，這種腐敗就極為可怕了！
司法系統的黑幫化最常見的是司法干部和偷、賭、毒、娼等領域的黑幫人員共同作案，坐地分贓。
偷 ——成都火車站派出所的150多名干警中，有三分之一警員在候車大廳執勤時，收取小偷的“入場費”和“保護費”，少則幾百，多則幾千。交費之後，小偷即可放心大膽地在候車大廳扒竊旅客財物。如所偷財物折款在千元以上，還要向警察按比例另外交納“烤火費”。一些警察在銀行辦有專用信用卡，每月由小偷按時匯錢，有的警察僅此一項就聚斂百萬元。
賭——黑龍江省七台河市的黑社會頭目張鳳祥開設賭場，被公安機關查封，於是他電邀原省公安廳紀檢委糾風辦的徐某親臨該市為之說情。次日徐某當張之面給當地公安局主要領導打電話，打通關節。3天後，張鳳祥在該市勃利縣的又一家賭場得以順利開張。更不可思議的是，1999年12月，徐某還為這個黑社會頭目、賭場老板辦理了省公安廳特邀監督員證，真的是黑道白道一家親了。
毒——湖南省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長王石賓，兼任永州市打黑除惡領導小組組長，可他卻是永州黑惡勢力團伙的後台老板。這一黑惡團伙，私藏槍支，販賣毒品。王石賓主管禁毒，卻參與販毒。這一黑惡勢力放高利貸，王石賓也直接放貸，數額高達4500萬元，被稱為永州“地下銀行行長”，他光寶馬、奔馳等豪華車輛就有16台！永州市一政法干部說：“王石賓是一個雙面人，在台上開會做掃黑除惡的報告，儼然是正義的化身；下了台在背地裡，卻完全是‘鬼’，是黑幫老大。”
娼 ——今年濟寧市信訪局一干部，在市中區公安局莫名其妙地墜樓而死，而由此暴露了一個黑幕：原來濟寧市反扒大隊的全部經費竟是抓嫖、抓娼、抓偷的罰款。其實很多縣、鄉兩級的公安，除了工資由財政劃拔，其余經費則自籌自支。賣淫嫖娼罰款很重，一般的行情是五千/人。有的地方治安大隊對協警也實行獎勵，舉報一個嫖客，妓女獎勵500元。正是這種利益驅動，導致各地公安熱衷“掃黃”，工作的重點就是抓嫖。某市一反扒機動隊隊長楊某僅2004年罰款一項就進帳20 萬，2005年則高達50多萬。一些地方的警員還勾結發廊小姐，“蹲守放鷹”，設套誘嫖，獲取罰款。更有甚者，一些惡警，如民謠所說：“脫下褲子嫖娼，拉起褲子掃黃”。為何“黃”久掃不止？嫖客和妓女都是這些警察的衣食父母，把黃掃掉了，叫他們去哪裡拿獎金？叫他們到哪兒去白嫖！
今年是為“打黑除惡”年，中央當局督辦的重點為深挖黑惡勢力“保護傘”。截至６月中旬，最高檢察院直接督辦了黑惡勢力“保護傘”12件16人。如：湖南新化縣原公安局副局長伍福全、廣東四會市原公安局副局長陳國陽、安徽亳州市原黑惡團伙專案組的副組長淺玉祥、錦州葫蘆島地區原公安局副局長朱良、湖南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長王石賓、山西霍州市原公安局原副局長楊國宏。
奇怪的是為什麼上述6例案件，腐敗的怎麼都是公安局副局長或專案組副組長，都是副職？連2001年10月被判處死緩的李紀周也是副職，公安部副部長！今年3月還有一個大案，江西省廣昌縣案犯譚志雄因綁架人質，勒索巨款，在受到圍捕時飲彈自盡，他是該縣的公安局原副局長，也是副職！
一年尚未到，這麼多公安局副局長和副專案組長紛紛倒台，正局長和正組長都干什麼去了？需知：腐敗的黑幫化會促使權力內部變異，形成極有封閉性的幫會規則，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致使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內部很難相互檢舉揭發，即便偶然失手，也會迅速化解。所以不得不問：局長是一班之長，是正統帥，你們最親密的戰友副統帥出事，你們有沒有察覺？察覺了有沒有揭發？你們是負責公安的，連自己身邊都不安，怎能“公安”？如果不做一點交代，人們有理由懷疑你們可能是你們副手的“保護傘”，是這些黑惡勢力的“保護傘”的“保護傘”，不是嗎？
腐敗不可怕，怕的是腐敗黑幫化。
不怕黑社會，就怕社會黑。
權力一旦發黑，那天下就黑了，就暗無天日了……
三、貪官的品性低下、骯髒！
貪污為了什麼？貪污就是為了腐化！貪官幾乎無一不在酒池肉林裡饜足吃喝玩樂，在紙醉金迷中消受聲色犬馬。因為靠的是權勢，無所畏懼；用的是黑錢，無需成本，所以驕奢無以復加，淫辟登峰造極，人格低下到最底線！
吃。如河北貪官李真所言，至少4000元一席，這還是幾年前的規格。如今早已不是大吃大喝，而是猛吃猛喝：一頓飯，不上萬，面子太難看。雞鴨魚肉趕下台，烏龜王八爬上來；生猛海鮮不新鮮，少了魚翅沒檔次。而今萬元一席大菜也成小菜一碟，視為最低消費，南方的一席黃金宴價格高達99999元，某些地區甚至還從日本引進“女體盛”，那更是嚇人的天價！食色性也，日本的“女體盛”使得“食色”二者合為一體，既大飽口福，又大飽眼福；既弘揚了中國傳統文化，又美其名和日本國際接軌。商家的生意經和官家的政治口號，也合而為一，相得益彰。
中國人素來好吃，貪官更是老饕，所以貪官少有不腦滿腸肥的，都是吃的。那便便的大腹，老百姓不叫“啤酒肚”，干脆稱之為“腐化肚”。大官吃，已經不是新聞；小官也吃，窮地方的小官更吃。越吃越窮，越窮越吃。銀川同興縣，我是去過的，此地無論如何也算不得富裕，可自1998年以來，該縣郵政局在當地鴻雁賓館定點欠帳請吃招待，打下白條1932余張，裝滿15個牛皮袋，拖欠金額26萬元。
那稍稍富裕的一些地方呢？也照樣吃，也照樣能吃窮。據新華網報道，陝西干縣王村鎮大王村原是咸陽市命名的“小康村”，近年來村干部吃喝揮霍，舉凡村中婚喪嫁娶、小孩滿月、老人壽誕、新房落成無一不大吃，大王村的干部成了吃的“大王”，就這麼吃、吃、吃、吃……8年間村干部集體吃了1999次，2000年的7月29日這一天竟吃了6頓。這八年就硬是把一個“小康村”吃空了！整個中國尚未到達“小康”水平，如果全國貪官張開大口也像大王村這樣吃法，也遲早會把中國吃空！
喝。民諺說：“貪官不怕喝酒難，萬杯千盞只等閒。”貪官們喝的是什麼酒呢？外國名酒軒尼詩、人頭馬，中國名酒茅台、五糧液，在貪官的眼中也已等閒視之，行賄者進貢的這些中外名酒和其他高檔補品在貪官家中已堆積如山，成了超市。在某飯局上，一位原是貪官的祕書與我鄰座，我問他的前領導喝的最昂貴的酒是不是路易十四。此祕書說：“你土了吧？他們現在最喜歡喝飲料。”“可樂、雪碧、桔子汁？”“不，天然飲料。”“什麼天然飲料？”“你真的不懂？”“真的不懂！”“人奶！”“啊！”“而且不要瓶裝的，要原裝的，要新鮮的，要現吸的……” “真的？”“我說你土得掉渣了吧！”我苦思：是我土得掉渣了，還是整個社會爛成污泥了？
玩。玩什麼？老百姓說：“玩山玩水，玩出國游；玩賭玩車，玩保齡球。”其實貪官們早就與時俱進，不玩保齡球，而是玩高爾夫了。原雲南省長，大貪官李嘉廷就說過：“我工作之余，最大的愛好就是打網球、打高爾夫。”有一民間傳說：甲貪官老婆問乙貪官老婆：“這高爾夫是啥玩意兒？”“高爾夫就是提高你丈夫”“提高個啥呀？”“品味唄！”“啥品味喲，不就是打洞嘛，晚上打洞，咋白天還要打洞呢？”民間諷刺的不是高爾夫球，諷刺的是貪官。高爾夫如今風行全國官場，連村官也學時髦，赤着膊，戴草帽，挖個洞，拿着竹竿把球往裡打了。上有所好呀！
賭。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研究員王增提出，中國每年約有6000億元人民幣流向港、澳、越南、老撾及俄羅斯等地的賭場和賽馬場。1998年2月至1999年6月間，沈陽原市長大貪官馬向東，到香港、澳門等地豪賭十余次，將400多萬人民幣揮霍殆盡。吉林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原交通運輸管理處處長蔡豪文，挪用公款300多萬元人民幣到境外賭博，也是揮霍一空。這只是隨手所舉的兩個例子。一業內人士分析：華人一年輸在賭場的錢約1600億人民幣，其中至少30％——500多億人民幣是大陸官員（當然是貪官）輸掉的賭資。500多億呀，這些都是真正的 “人民幣”——“人民的幣”呀，是億萬工農大眾、知識分子以辛勤的汗水、以誠實的勞動掙出來的錢呀，可都被貪官污吏侵吞了、掠奪了！
色。貪官大多是色鬼淫棍，他們什麼都不強，就是性欲最強。記得兩年前就有報道說，80%的貪官有情婦，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又有人指出95％以上的貪官都有“情婦”，上升了5個百分點了。
南京奶業集團公司原總經理金維芝，號稱金陵“奶王”，既是奶業集團的“奶王”，也是“包二奶”的“奶王”。他說：“像我這樣級別（副廳級）的領導干部誰沒有幾個情人？這不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則，別人會打心眼裡瞧不起你。” 海南省臨高縣在原縣委書記吳光華的帶動下，當地一些領導干部公開包養小蜜，並公然帶在身邊出入酒席和公眾場所，以致在當地的官場紛紛以沒蜜為恥，以多蜜為榮，相互攀比炫耀。原雲南省長李嘉廷的情婦徐福英也證實官場的情色風之盛，她交待說：“我跟李嘉廷一起出去玩，看到不少領導干部都帶女人來，那些女人大多像我一樣是情婦，大家一起吃喝玩樂習以為常了，沒有什麼回避和尷尬的意思”。
《揚子晚報》報道，江蘇省供銷社原主任周秀德，自1989 年至2001年，任職12年，貪污近千萬，在這12年裡，他記下14本“性日記”，詳盡記錄他與上百個女人的性事：女人姓名、通奸的時間地點以及自己的性感受等等，應有盡有，繪聲繪色。每年還進行“年終總結”，統計當年通奸的人次。更離奇和惡心的是海南省紡工廳原副廳長李慶普，跡近變態，竟在保險櫃裡“珍藏”他嫖過的236個妓女的陰毛……
“審丑”多了，不但會“審丑疲勞”，還會惡心。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抖落這些貪官的丑惡事，實在是因為兩性關系最能呈現一個人道德水准。從以上種種案例中無一不凸顯中國貪官的人品低下，靈魂骯髒。如果說“十官九貪”有所夸大，那說“十貪九色”可以定論。老百姓早就說貪官除“工資基本不用”之外，還有一條就是“老婆基本不動”，可見“中國貪官的特色”就是“特別好色”！
最難容忍的、也最荒唐的是一些貪官竟然利用手中之權，安插自己的姘婦、小蜜當官。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長趙增軍，在擔任績溪縣縣長時，泡上一20歲女子。他對她說：“小乖乖，你年輕又有文化，我要把你從床上培養到主席台上，讓你當鄉裡一把手。”不久，他的這位“小乖乖”果然當上鄉黨委書記兼人大主任。湖北省原荊門市市委書記焦俊賢，他的情婦陳麗原是“三陪女”。為了“培養”她，“焦書記”指令宣傳部長和組織部長為這位“床上培養”的“干部苗子”，偽造正式黨員、正科級干部、大學本科學歷的假檔案，於是“三陪女”就成了該市開發區的文化、廣播電視、新聞出版三個局的副局長。這簡直就是天下奇聞，除了中國，別無所聞。
千萬不要以為貪官栽培姘婦僅是小城鎮或地縣級的把戲，以為他們如此荒唐是因為天高皇帝遠，才如此大膽。其實離開“皇帝”並不遠的省部級或直轄市的大貪官也如此。以前有過一個內部規定，當官當到了一定級別，只要政治上對“皇帝”忠誠，這些事情都可以不予追究；除非在政治斗爭中落馬，這些丑事才會當作炮彈拋出來。
外國的官員也好色，外國的貪官也有情婦，但他們把公權力和私生活分的很清，尤其是民主國家，萬萬不敢濫用手中權力為情人謀私利，絕不敢給她們安排個一官半職。富蘭克林•羅斯福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一位連任四屆的總統，但他卻有三個情人——兩任女祕書和一位挪威公主。但是羅斯福始終未提拔她們當個市委書記或人大主人，克林頓也沒有把萊溫斯基從“拉鏈門”安插到部長衙門，去當個什麼部長。只有中國才有這類事！
說到此處，需要為“情人”正名。男女之間相互有情，才可稱之為“情人”。說中國貪官有情人，那是對“情人”一詞的玷污。中國的貪官只有“二奶”、“小蜜”、 “姘頭”、“性伴”。他們的關系不是建立在感情上的，他們只是一方以金錢和地位，一方以美貌和肉體進行的赤裸裸交易。他們只是“性侶”，不是“情侶”。如果真的有情，試問：他們雙方，不論哪方敗露，有誰為對方“殉情”的？“二奶”沒有，“二爺”也沒有為包養他的女貪官殉情的，都沒有。他們只會立即擺脫干系，相互揭發。他們連中國古代的某些嫖客和妓女都不如，更不要說和錢謙益、柳如是，和冒辟疆、董小宛這些古代的情男、情女相比了！
四、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1979 年我和兩個朋友創作了《假如我是真的》，這是在文革結束之後第一部反映干部特權的話劇。也可能以前的戲劇都是歌功頌德的，而這部卻是首次揭露瘡疤的，所以在當時掀起軒然大波，中央還為此在北京專門召開創作座談會。其實此劇是根據上海真實發生的一個案件編寫的，揭露的僅是干部要求掉換大一點的房子，要把在外地的子女調回上海之類的小事，結果被認為是給共產黨抹黑，遭到禁演。
事實上誰也不能給共產黨抹黑；能夠給共產黨抹黑的，只有共產黨自己。25年過去了，共產黨雖然有能力禁止這出戲，但卻禁止不住越演越烈的特權和腐敗。
1985 年，沒想到我也當了官，當了正處級干部，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院長。上任伊始，我便提出我不分管最有實權的人事和財務，只管藝術。我還告誡自己：清清白白的上台，不帶污點的下台。沒想到我誠惶誠恐的干了四年，還要我再干四年。不干不行，逼着你干，沒辦法，於是印了張名片，上面特地寫明：“我，沙葉新：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長——暫時的；劇作家——長久的；某某主席、某某顧問、某某教授、某某理事——都是掛名的。”以昭示我繼續當院長的被迫。八年干下來，真擔心在眾人皆醉的官場裡，我是否還能保持清醒；真真擔心再這麼干下去，我是否也會不知不覺地變成貪官。於是我再次辭職，終於獲准。有人說我傻，說我再干下去，有好處，會升官。我說：“尚憎駑戀棧，肯羨鶴乘車？”這八年，我雖然做錯過一些事，得罪過一些人，但讓我欣慰的是，我沒收過一份禮，沒貪過一分錢，謝天謝地！不過，如果再干下去，尤其是干到現在，那就很難說了……人是會變的，包括我。
正因為我寫過《假如我是真的》這出戲，而且被禁，所以我很早就比較關注中國的吏治狀況，說得好聽一點是關注黨風廉政建設。正因為我當過八年官，而且並不戀棧，所以我對中國的官場就有比較感性的認識，也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也正因為如此，才使得力不勝任的我有勇氣、才使得憂國如家我有責任來寫這篇《“腐敗”文化》。
在前面三章，我“野心勃勃” 地試圖勾勒當代中國的腐敗全景。“勾勒”之後才深感我的不自量力。這個“力”還包括“想像力”。因為當代中國的腐敗，是全社會的，是各方面的，是極瘋狂的，是無底線的，是難理喻的，是超想像的；當代中國的腐敗，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因為沒有人具有這樣超凡的想像力。如今連幼兒園的孩子都會給阿姨送紅包，你能想像得到嗎？在當代中國，在機關、在銀行、在軍隊、在課堂、在法庭、在病房、在超市、在菜場、在大街、在小巷……24小時，任何角落，隨時隨地都在發生腐敗。腐敗就在你眼前，腐敗就在你身旁，腐敗就在你不會懷疑之處，腐敗也在你想像不到的地方……腐敗在當今中國已經成為了行為准則，成為了生活方式，成為了政治制度一個組成部分，已經成為可以侵蝕精神生命、影響民族性格的一種“文化”！
面對如此嚴重的腐敗，光靠花拳繡腿是絕對打不倒的。須知，中國的官員太會做表面文章。中央不是要反腐嗎？好呀，合肥市包河區委書記便帶領100多位科級黨員干部到包公祠接受廉政“教育”，在包公像前宣誓，要“廉潔奉公、防腐拒變”。真虧想的出！
揚州市呢？要廉政嗎？好呀，他們就在寸土黃金的市中心重金建造“廉政廣場”，占地數千平方米，以“清恪”命名，取“清正廉潔、恪盡職守”之意，以此來表示他們拒腐的決心。造個廣場表決心，有用嗎？
江都市另有一招，為了“把家庭建成一個反腐倡廉的堅強堡壘”，他們讓全市1000多名主要官員的夫人，在家裡經常“審問”丈夫幾個問題：“在外吃喝時，是否屬於違紀吃請；帶回高檔禮品時，來源是否正當；拿回大額現金時，是否不義之財；深夜未歸時，是否去了不該去的地方……”把當官的丈夫當孩子呀！
長沙市也聞風而動，在全市開展“廉政歌曲進歌廳”活動，市紀委不但向各政府部門發放“廉政歌曲”光碟，還向全市一些歌廳、舞廳、KTV等演藝場所免費贈送，讓全市大樹榮辱觀，大唱正氣歌。這真的是表演了！
更搞笑的是，一些地區甚至還號召購買或免費發放“廉政台歷”、“反腐撲克”，以及“永不沾牌不沾鍋”，“手莫伸牌保險櫃”……唉，多少人假反腐之名搞這些低智商、高笑料的事情呀！可我笑不出，我覺得可悲。
中央政府為了反腐制定和頒布了無數個文件、指示、條例、規定，甚至連吃請只能四菜一湯、男領導不可用女祕書這樣的細微末節都規定了，但都給各個地方政府“演藝化”了，不問作用，只問作秀。這也說明中央的種種文件、條例也確實作用不大。
學習“三個代表”和“八榮八恥”有無作用呢？對貪官而言，毫無作用！中國的貪官都是兩面人，巧言令色，口是心非。東北貪官沈陽原市長慕綏新，在位時的口頭禪是：“千好萬好不如人民說好，金獎銀獎不如人民夸獎！”好像在唱他家鄉的二人轉。重慶貪官原市委宣傳部長張宗海也極擅言辭，他說：“要發揚草鞋精神，做一個草鞋公仆。為了更多百姓不穿草鞋，過上好日子，我寧願自己永遠地穿草鞋……”真不愧是宣傳部長！廣西原省長成克傑當年說：“想到廣西還有700萬人沒有脫貧，我是經常晚上睡不好覺哇！”當年還真的有人為他的這句話感動流淚。這些貪官在做報告、在表態時，在這些豪言壯語和煽情台詞中，毫無例外地都有“三個代表”、“先進性”等流行用語充斥其中，他們可以一個字不錯、一個標點也不錯地熟練地加以引用，加以發揮，以示他們自己就代表着先進。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的祕書秦裕在今年7月13日擔任寶山區副區長、25日又當選為區長，他的施政演說中就當令及時地出現了如今最時新的政治口號——“八恥八榮”了，可他8 月22日上午還在寶山區主持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干部大會，下午就因為自己的“恥”而被“雙規”了。這真是莫大的諷刺，也是對政治思想工作、學習“三個代表” “八恥八榮”的嘲弄。嘲弄者為誰？是這些貪官們！
為什麼用了幾十年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法寶如今不靈了？這是因為共產黨發生了變化，從革命黨轉向了執政黨。革命年代，需要忠誠無私、需要鐵的紀律、需要統一意志、需要洗腦教化。那時的意識形態確實可以發揮“團結自己消滅敵人”的目的。如今是執政黨了，需要科學執政、需要民主執政、需要依法執政。科學、民主、法律的作用大大超過意識形態。以前需要思想原則，如今需要辦事規則；以前需要上下服從，如今需要相互合作；以前需要犧牲自己，如今需要公私兩利；以前是理想着維系黨員隊伍，如今是利益才能使黨員聚合。明乎此，就可以知道“三個代表”和“八恥八榮”對這些貪官究竟能起什麼作用了。
竊以為，反腐之所以越反越腐，一是在於打擊力度不力，重拳出擊不重。何謂力？深入入虎穴謂之力；何謂重？擊中要害謂之重。以前雖然也查處了許多大案要案，但大多是狼窩，並非虎穴。虎穴在何處？上海！
上海在中國的政治地圖上絕對是半壁江山，加上它特殊的背景和文革的歷史，真是舉足輕重。改革開放以來，上海貢獻甚巨，但奇怪的是，上海的官場好像潔淨無比。全國各地不時爆出大案，揪出巨貪，唯獨上海的共產黨員和干部好像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都是拒腐蝕永不沾的清官，都是用特殊材料制造的人。全國的江河都發臭，黃浦江能干淨嗎？可信嗎？其實中央也不相信，三年前，中央就曾派大員來查過，查出周正毅這一大案，但蓋子剛揭開，即捂住。這麼大一個案子，好像只有周一人單獨作案，沒後台，沒同案，結果，周只判三年，便敷衍過去。最不可思議的是與此案有關的原告律師，也判了三年，好像各打五十板，打了個平手。其實是在包庇，更是在示威，傳達出的信息是：上海是我們的地盤，你們誰也別想動！
等了三年，聞道上海父老，常北望，翠葆霓旌，終於等到了中央空降天兵200多人，深入上海虎穴來了。朝野震驚，世界矚目，上海百姓奔走相告，喜悅之情溢於言表。不到兩個月，從社保局長祝均一直到寶山區長秦裕，已有數位官員被鎖定調查，而且三年前的周正毅一案，又被遭遇不公的拆遷戶重新提起，紛紛上訪。觀察家們議論，認為北京再次下定決心要揭上海的蓋子了。但結局尚不得知，還需看最後的較量。
上海是一個虎穴，還有一個更大的虎穴是政治局。有人嚇一跳，說我膽敢懷疑政治局？我說，為何不能懷疑政治局？他說，這種話你怎麼能說？我說，為什麼不能說？聞一多有首詩：“有一句話說出來就是禍，有一句話能點得着火。”如果一句話能點起反腐的正義之火，即便我身陷火海，禍及自身，也在所不惜。中國總要有人說話，哪怕五千年都沒有說破，如今也要說；如果不說，誰能猜得透火山的緘默？如果火山一旦爆發，那就不是我一人之禍，而是國家之禍，是民族之禍，是蒼生之禍！
中央領導，中央文件早已表明任何一級的領導人如有問題，公民都有權利舉報，被舉報者都必須接受調查。胡錦濤總書記自己也說，反腐監督可以從他開始。況且這麼多年來，對政治局的個別成員的舉報一直不斷。中央應該有個說明，有個回答。遺憾的是至今還沒個交代。
要做到真正的徹底的反腐敗，僅僅依靠中央紀委的重拳出擊還是不行，那是欽差大臣的做法，是青天大老爺的遺緒，它執行的是非公正的、非透明的、非合法程序的法外之法，而且各級紀委還要接受同一級別的黨委領導，並無獨立性。但是在現行的體制下，對付貪贓枉法者，也只能暫時用這善的“非法”來對付貪官們的惡的“非法”，這是目前最不得已的可行之法，是暫時能夠代表人民意願的。雖然這樣也能反出一些腐敗分子，但是絕不可能徹底；而最大的腐敗分子，不但不會反，還會因妥協而加以保護，這怎麼能徹底？
當今的腐敗根源是制度腐敗，在這高腐的制度之下，不腐敗也難，從這個角度說，腐敗分子也是這個制度的犧牲品。正因為不腐敗也難，所以很多地方其實是腐敗分子在領導反腐敗。這能反出個什麼嗎？
腐敗其實是這個政權的執政基礎。以“法”治國，以“德”治國，其實是自欺欺人，以“腐”治國才是實情。當腐敗的程度能讓各級官員滿意而又不讓百姓太不滿意時，便是這個政權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如果這個理想狀態、這個平衡被打破，就將危機政權本身，這才有了所謂的“反腐”。所以在極權體制下的“反腐”，並非要 “根治腐敗”，只是要把腐敗控制在廣大民眾尚能夠忍受的程度。
所以要真正的反腐，根本之法，在於改變極權體制，開創民主政治，實施憲政大法，三權逐步分立，保障公民權利，實行言論自由，開放報禁網禁，民主選拔官吏，“主人”監督“公仆”……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的反腐，才不至於陷於權力斗爭的這樣怪圈：總是當今的天子，揪出前朝的奸臣；下一任天子，也依然如此，始終逃不出這可怕的周期率。而且貪官們被揪出之後，毫無申訴權利，在司法不獨立的情況下，人民看到只是貪官們態度極好的認罪書，看不到他們真正的辯護詞。這都給以後留下隱患：我上台，我整你；他上台，他整我。若不進行已經迫不及待的政治體制改革，別說反腐，就是建立和諧社會也可能是心雖好卻辦不成的空話。
以上這些道理在當今世界，在信息時代，早已是一般常識，根本不必再費唇舌去解說，不必再著書立說去論證。這也是早被民主和進步國家認同並在實行着的普世法則。我相信我們的中央領導人並非不懂，也許是因為積重難返，需要時間；也許是擔心混亂，需要時機；也許是考慮利弊的取捨，也許是懷有難言的苦衷，以至一時還無法開創新政。如果願意開創，可以等待；如果拒絕，將是災難。因為拒絕民主政治，不但會孳生腐敗，而且拒絕民主的本身就是一種腐敗——政治腐敗。當今中國因腐敗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我真的不希望非要腐敗到爛掉了，才有變化，那將是又一次浩劫！我突然想到贛州城外關於陳勝吳廣的對話……
2006、9、1
(10/16/2006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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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