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6月10日訊】持續半個多月的廣本罷工，以談判達成協議的方式圓滿結束，成為中國勞工運動史上一個歷史性的事件。雖然此前中國已發生了數以萬計的罷工事件，並多次迫使資方做出妥協，但這次事件的影響之重大和深遠，有它更加突出的歷史意義。這次罷工事件影響巨大的原因之一，在於罷工正好發生在富士康連續出現職工跳樓自殺事件的同時。雖然方式不同，但兩個不同企業的中國農民工都對血汗工廠制度和自己遭遇的不公平表達了強烈和堅定的反抗意志。他們的反抗得到了世界輿論的空前關注和同情，對長期來與國際資本一道壓榨農民工的中國政府，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輿論和道德壓力。
在當局十分敏感的6月4日，也就是在罷工達成協議的當天，全總發出《關於進一步加強企業工會建設充分發揮企業工會作用的緊急通知》。通知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提出要“提高職工特別是生產一線職工的勞動報酬”。
這說明，富士康和廣本工人的堅決反抗，不僅為本企業的工人贏得了一個工資大幅度提高的機會，而且為整個中國的農民工階級贏得了提升工資的機會。這不能不說是中國農民工贏得的一個歷史性的勝利。這個偉大的勝利，將不僅對中國未來經濟和社會的走向發生重大影響，而且將對世界經濟發生重大影響。這個勝利已經開始迫使國際資本重新評估他們在中國的投資戰略，重新評估他們建立在中國農民工血汗工資基礎上的定價方針，從而開始影響未來國際分工體系的調整。
據官方調查，1980年後出生的所謂“新生代農民工”已經占中國兩億多農民工總數的一半以上。與父輩相比，他們的境況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更加惡化了。根據浙江省的一個調查，相比上一代農民工打工之初，二代農民工的絕對收入倍增，但相對收入卻在減少。
這一調查結果，得到宏觀數據的支持，到2009年，中國工資占GDP的比重已經連續第22年呈下降趨勢。新生代農民工之所以比父輩農民工處於更不利的地位，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已經不能像父輩那樣選擇回家務農，因為他們父輩的生存完全依賴有限耕地上有限的農業收入。
但是，大幅度提升農民工的工資並不容易，因為對於多數雇主來說，並不存在這個利潤空間。這不僅是因為世界經濟不振，更因為中國政府對民營企業的沉重盤剝。實際上，中國血汗奴工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不僅是國際資本和國外消費者，中國政府才是更大的得利者。農民工創造的大量財富轉化成為政府和官辦企業的巨額收入。而政府和官辦企業並不雇用多少農民工。在這樣的收入和就業格局下，大幅提高農民工的工資無異於用自殺來摧毀中國的實體經濟。
一些當權精英顯然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吳曉靈最近提出，應該對充分競爭行業的企業降低稅負，讓出空間，使這些企業提高勞動力價格。但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這條路其實走不通。
農民工問題不僅是一個工資過低的問題。如果他們得到更多的公共資源解決住房、子女教育、醫療和養老保障等問題，無需大幅度提升工資。而如果不能解決公共福利問題，而是一味強調提升工資，將產生災難性後果。
當權者有智慧認識到這個道理嗎？現在看來沒有。從全總的緊急通知看，他們對廣本工人罷工做出了完全錯誤的解讀。通知要求“把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廣大職工組織到工會中來”。干什麼呢？當然不是為了代表工人利益，而是為了“維穩”，是為了防止新生代農民工的領袖繼續組織廣本這樣成功的罷工。
中國的當權者寧肯把巨額財力投入“維穩”，鎮壓工人的反抗，也不願投入農民工的福利。如果他們不改變這種思路，不僅將帶來一場經濟災難，更將帶來一場社會動亂。根據過去的觀察，胡錦濤不大可能改變他一貫的“維穩”思維，廣本罷工事件很可能刺激他更加偏執地撞向南牆。這樣的話，廣本罷工事件就不會開啟中國勞資關系的新時代，而更可能標志著一個動蕩時代的到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在當局十分敏感的6月4日，也就是在罷工達成協議的當天，全總發出《關於進一步加強企業工會建設充分發揮企業工會作用的緊急通知》。通知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提出要“提高職工特別是生產一線職工的勞動報酬”。
這說明，富士康和廣本工人的堅決反抗，不僅為本企業的工人贏得了一個工資大幅度提高的機會，而且為整個中國的農民工階級贏得了提升工資的機會。這不能不說是中國農民工贏得的一個歷史性的勝利。這個偉大的勝利，將不僅對中國未來經濟和社會的走向發生重大影響，而且將對世界經濟發生重大影響。這個勝利已經開始迫使國際資本重新評估他們在中國的投資戰略，重新評估他們建立在中國農民工血汗工資基礎上的定價方針，從而開始影響未來國際分工體系的調整。
據官方調查，1980年後出生的所謂“新生代農民工”已經占中國兩億多農民工總數的一半以上。與父輩相比，他們的境況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更加惡化了。根據浙江省的一個調查，相比上一代農民工打工之初，二代農民工的絕對收入倍增，但相對收入卻在減少。
這一調查結果，得到宏觀數據的支持，到2009年，中國工資占GDP的比重已經連續第22年呈下降趨勢。新生代農民工之所以比父輩農民工處於更不利的地位，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已經不能像父輩那樣選擇回家務農，因為他們父輩的生存完全依賴有限耕地上有限的農業收入。
但是，大幅度提升農民工的工資並不容易，因為對於多數雇主來說，並不存在這個利潤空間。這不僅是因為世界經濟不振，更因為中國政府對民營企業的沉重盤剝。實際上，中國血汗奴工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不僅是國際資本和國外消費者，中國政府才是更大的得利者。農民工創造的大量財富轉化成為政府和官辦企業的巨額收入。而政府和官辦企業並不雇用多少農民工。在這樣的收入和就業格局下，大幅提高農民工的工資無異於用自殺來摧毀中國的實體經濟。
一些當權精英顯然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吳曉靈最近提出，應該對充分競爭行業的企業降低稅負，讓出空間，使這些企業提高勞動力價格。但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這條路其實走不通。
農民工問題不僅是一個工資過低的問題。如果他們得到更多的公共資源解決住房、子女教育、醫療和養老保障等問題，無需大幅度提升工資。而如果不能解決公共福利問題，而是一味強調提升工資，將產生災難性後果。
當權者有智慧認識到這個道理嗎？現在看來沒有。從全總的緊急通知看，他們對廣本工人罷工做出了完全錯誤的解讀。通知要求“把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廣大職工組織到工會中來”。干什麼呢？當然不是為了代表工人利益，而是為了“維穩”，是為了防止新生代農民工的領袖繼續組織廣本這樣成功的罷工。
中國的當權者寧肯把巨額財力投入“維穩”，鎮壓工人的反抗，也不願投入農民工的福利。如果他們不改變這種思路，不僅將帶來一場經濟災難，更將帶來一場社會動亂。根據過去的觀察，胡錦濤不大可能改變他一貫的“維穩”思維，廣本罷工事件很可能刺激他更加偏執地撞向南牆。這樣的話，廣本罷工事件就不會開啟中國勞資關系的新時代，而更可能標志著一個動蕩時代的到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