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0年元月，《星火》第一期在甘肅武山縣出版
【新唐人2010年6月19日訊】眾所周知，北大烈女林昭之所以被捕並判刑二十年，案底並不在右派身份，而在於一份祕密刊物《星火》。那麼《星火》姿容如何？有何“反動性”？全案實況如何？一直深藏歷史皺褶，霧罩塵封，未得展世。
一九六0年元月，《星火》第一期在甘肅武山縣油印三十餘份（十六開本），第二期已組稿，但未及印出。六零年九月，該案因三位告密者發於天水，列為全國“第四大案”，定性“反革命集團案”，四十三人被捕，其中大學教師二人、研究生一人、大學生十二人（其中蘭大八名）、幹部三人、農民二十五人；判刑二十五人，刑期從無期至三年，另有三位農民管制，兩位戴帽處理，十三人釋放。六八年林昭遇害；七0年蘭大學生右派張春元、武山縣委書記杜映華同時殉難。
八零、八一年，《星火》全案艱難平反，但不可查閱檔案，“案犯”無法獲得判決自己的依據，法律上平反不等於你所持守的價值立場一併平反，因為你當年的言論仍相當“過激”。今年二月，《星火》惟一女犯譚蟬雪在港出版《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天馬出版有限公司），五十年前的“第四大案”終呈於世。前北大教授錢理群序言：“這本拿在手裡都會顫抖的好沉重的書，我們將如何面對呢？”這瓣陳年花葉，“毒液”猶濃、芒刺仍銳，仍會使大多數今人不敢近前。
譚蟬雪，一九三四年出生廣東開平，職員出身，五0年入廣西革大、後留校，再入越南留學生中文專修學校、桂林文化館，五六年以調幹生入蘭州大學中文系，五七年劃右，被稱“蘭大林希翎”，《星火》組織內執行聯絡境外（擴大影響、爭取援助），六零年六月因偷渡香港未遂被捕，旋因《星火》案判刑十四年；七三年底出獄，進酒泉“二勞改”安置性小廠；八0年平反，任教酒泉師校；八二年調敦煌研究院，副研；九八年退休，定居上海。
主要“案犯”（除林昭外）
張春元（1932～1970，《星火》核心人物），河南上蔡人，四八年底參軍，志願軍坦克兵，王首道小車司機，五六年蘭大歷史系調幹生，右派；五九年六月號《電影文學》發表文學劇本《中朝兒女》，應邀出席長影新片攝製計劃會，天水馬跑泉公社黨委致函長影，右派身份暴露，投拍作罷。六0年七月被捕，六一年八月十日越獄，九月六日再捕歸案，押於天水三監，上手銬腳鐐；原判無期，七零年三月因“在監內進行第二次反革命活動”（與杜映華遞紙條），處決於蘭州。（頁132）
杜映華（1927～1970），甘肅隴西土店子村人，隴西師範學生地下黨，歷任中共漳縣副書記，武山縣委書記處書記、城關公社第一書記，五九年劃右傾，開除黨籍下放勞動；六0年二月被捕，原判五年；七0年與張春元同時在蘭州處決。
胡曉愚（1928～2001），九江人，北大化學系研究生，留校助教，五五年調蘭大，化學系講師，右派，判刑十五年；平反後為蘭大教授。
顧雁，上海人，北大物理系畢業生、蘭大物理系研究生，右派，判刑十七年，服刑青海，平反後任教蘭大，八五年教授，後調中國科大物理系。現今不願憶舊。
苗慶久，北京人，出身地主，公安司令部邊防保衛局中尉，五五年復員後考入蘭大物理系（調幹生），右派，判刑二十年；平反後分配蘭州連城鋁廠中學，高級教師、校長、廠教辦主任。
向承鑑（1938～），江西武寧人，五六年考入蘭大化學系，右派，判刑十八年；平反後分配蘭州連城鋁廠中學，高級教師、教導主任、校長。
何之明，長沙人，五六年考入蘭大物理系，右派，判刑十五年；平反後分配蘭州連城鋁廠中學任教，八二年定居美國。
楊賢勇，四川人，五五年蘭大中文系調幹生，右派，判刑十年；平反後分配蘭州三十四中，高級教師，二00五年病歿蘭州。
孫和，上海人，1949年春參軍，五六年考入蘭大歷史系，右派，判刑八年；平反後分配蘭州連城鋁廠中學，高級教師、教導主任。現今不能見“同案”，一見就腦梗。
陳德根，四川達縣人，師範畢業生，五六年考入蘭大生物系，右派，判刑八年，平反後分配蘭州連城鋁廠中學，中教一級，八九年退休，0九年病歿。
賈啟賢，農民基層幹部，判刑八年。
梁炎武，廣州人，北大研究生，留校助教，因顧雁受牽連，判刑七年。
羅守志，甘肅武山洛門羅坪人，武山縣委農工部長，六0年二月被捕，判刑五年；平反後任武山四門中學校長、縣人大祕書長。
胡學忠，武漢人，五五年考入蘭大化學系，右派，判刑五年；刑滿就業後，夭歿胃癌。
田昌文，武漢人，五五年考入蘭大數學系，右派，判刑五年，平反後回武昌中學任教，現不詳。
謝成，隴西人，五四年考入蘭大中文系，右派，判刑三年，出獄後捲入另一“現反”案，再遭捕；八0年兩案皆平反，分配天水四中任教，高級教師、校長、甘肅省政協委員，現居天水。
七位涉案農民判刑：王鳳岐死於武山縣看守所；劉武雄十五年；雷煥章、雷振華、謝思敬七年；雷岩家兩～三年；管制三人、戴帽兩人。
幾位受牽連者如下、蘭大化學系學生右派馮涉筠關押近一年，無罪釋放後蘭大拒絕接受，四處流浪，文革中被譴煤礦，死於礦難。蘭大化學系學生右派鄧得銀，六一年畢業分配通渭中學任教，文革中被活活打死。蘭大化學系學生右派呂綏生，六一年畢業分配蘭州西固六中勞役打雜，文革遭毒打，妻小趕入農村，備受歧視近二十年，呂綏生後為教授。
思想根源
反右運動，五年制全國重點理科的蘭州大學，劃右一九五名，佔全校人數14%，其中學生一四三名。譚蟬雪的右派言論乃引用民諺“國民黨貪污，共產黨貪功”及日記中的“愛情自私論”。這些馬列青年劃右後，滿腦子問號，無法接受愛黨之心竟結反黨之果，孰是孰非，希望在下放中找到答案，並期待著重返蘭大，因為全校處理大會上宣布：“保留學籍，農村監督勞動一年。”（說話自然不算數）
思想資源上，這批蘭大右派學生除了馬列主義，並無其他西方近現代思想武器，甚至未接觸這方面人文名著，仍屬於“打著紅旗反紅旗”，舉著馬列之旗批駁馬列主義的叛徒——“當代統治者”。他們認為需要“填補馬列主義學說在闡明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理論空白，發展科學的馬列主義學說並指導我們今後的行動。”（頁35）
他們最主要的思想資源是“事實喚醒”，即從大饑餓的悲慘現實中意識到反右、反右傾、三面紅旗的荒謬，看清公社化運動對農村生產力的破壞，從而產生“反潮流”的價值自信與邏輯支撐。
大躍進的造假、大饑餓的悲慘，使他們看清“偉大的混賬”與“血淋淋的荒唐”。林昭說：“正因為我本來是黨的追隨者擁護者，所以才更要反黨！”（頁26）對這些絕對擁護中共的革命青年來說，得出這樣的結論，自己都十分震驚：“事實的結論是：共產黨叫人民受飢餓！共產黨害死人！”（頁74）
向承鑑：“自從知道廬山會議揪出彭德懷‘反黨集團’後，我已心灰意冷，對毛為首的黨不再抱幻想，將我偷偷寫成的《給黨中央的上書》憤怒地撕成粉末。”（頁237）
良知使他們鐵肩擔道義。五九年十月，飢情已蔓延普遍，乞民遍地。向承鑑的哥哥（山西化工設計院工程師）勸弟弟不要去管農村飢情：“這些事你管得了嗎？你不去想它不行嗎？”向承鑑答曰：“不是管得了管不了的問題，是應該管不應該管的問題，是該不該想的問題。如果人人都採取迴避態度，'匹夫有責'就成空話，這正是當前局面得以發生的原因。”當向承鑑赴京看到十大建築：“這些建築的豪華氣派與農民啼飢號寒的景象該有多大的反差啊！民以食為天，國以民為本。這些建築是供人觀瞻、供人享用的，理應人先物後，物為人用。為何不先解決人的溫飽生存而後再蓋它們呢？難道臉面比起農民的死活更重要、更值得優先嗎？我疑惑惶恐。即使北京，即使在天安門廣場，在刻意鏤雕的繁榮背後，雖是不斷收容、遣送與驅趕，還是能發現飢寒交迫的身影。”（頁233～234）還是一個最起碼的良知問題呵！《星火》的“麻煩”也在於此：這群青年不僅追問農村飢貧的原因，還要探求農民無產化的源頭。
《星火》誕生
五九年五月，蘭大學生右派張春元、顧雁、胡曉愚、孫和聚會天水馬跑泉公社拖拉機站，分析形勢後，張春元提出“鞏固地位、擴大組織、聯繫同志”的活動方針，形成意向：通過串連成立組織；對社會變革作出兩種估計：一、自下而上的農民暴動；二、自上而下的宮廷政變。為交流看法、溝通思想，顧雁提出內部必須有經常性刊物，是為《星火》，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星火》反革命集團案涉及的中國知識份子，並非僅有一個林昭。
林昭與《星火》有聯繫源於北大女生右派孫復（下放青海民族學院），其兄孫和為蘭大學生右派。孫和一開始冒用其妹名義與林昭通信，後直接聯繫，林昭寄去詩歌《海鷗》，張春元意識到林昭能量，很快聯繫林昭，數次上蘇州面談。林昭最初並不同意冒險刻印小冊子，但最後還是同意《普洛米修斯受難的一日》發表於《星火》首期。
六零年四月，顧雁、張春元、苗慶久在上海南匯瓦硝公社黑橋顧家聚會，議定《星火》散發至最高領導層，計劃八月份在五大城市（京滬漢穗西安）郵出；意在使中共高幹相互猜疑，有些高乾或會受刺激而有所表現。同時議定：《論人民公社》寫成後，印發全國公社書記以上乾部。（頁62、96）五月，張春元路過武山見到向承鑑，要向承鑑抓緊組稿，盡快印出《星火》第二期，爭取寄到每位縣級幹部。（頁244）
主要觀點
《星火》發刊詞“放棄幻想，準備戰鬥！”（顧雁）：
是清醒的時候了！假如你曾經為了將來的溫飽而勒緊褲帶……勒緊褲帶的結果是口糧的進一步減少，日夜苦戰的結果是供應的全面緊張。兢兢業業的結果是殘酷的鬥爭與無情的打擊……幾年來倒行逆施的結果，目前的統治集團已經陷入了一個無可救藥的惡性循環，一步步蹈著秦始皇的覆轍。為什麼曾經是進步的共產黨執政不到十年就變得如此腐化反動？在國內怨聲鼎沸叛亂四起，在國外陷入處處楚歌的境地呢？這是由於把全民的天下當做私有財產，事無鉅細，清一色由黨員來管理的結果。……正是這一次比一次徹底的反右運動，正是這一天等於廿年的躍進，加速了目前統治集團的死亡。……為徹底摧毀目前的強權統治而奮鬥！（頁28）
向承鑑的《自白》、《目前形勢及我們的任務》：
我們反對的是已腐朽透頂而自己標榜為英明偉大的所謂共產黨的現政權，並且矢志不移地為徹底地摧毀它而奮鬥。
個別社會主義國家由於思想壟斷和國家集權（其實就是黨的絕對領導）的惡性發展……中國共產黨統治者（它們假借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對國內人民實行反科學反人性的法西斯官僚獨裁統治……反右運動是中國共產黨質變的起點，從此它就失卻了改好的可能性，開始公開走上與人民為敵，與道義、人性為敵的道路，步入反動的深淵。
人民公社的最反動性在於它拆散家庭，使父母妻兒東西南北，這是對人性最基本特徵的否定。……反右傾運動證明：在統治集團內部已有很大一部份不同意繼續執行這種反動的政策，它的實質和表現是：共產黨統治集團內部的空前大分裂。……當代統治者已經徹底背叛了工農群眾利益，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使自己失去了群眾基礎，得下了不能診治的極症。……小規模的農民暴動已滿地星火了。……當代統治者的死期也愈加逼近了。
當代統治者在國內外已經陷於空前孤立、四面楚歌的境地，它的地位已經搖搖欲墜。……工人農民是推翻現政權的力量保證。我們應該大膽而果斷地在工人、農民中展開工作，啟發他們對當代統治者本質的認識，引導他們將暴亂自發的行動變成統一自覺的行動。……全國的百姓們！趕快醒來吧！民主、自由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曙光已經升起了，讓我們團結一致，為迅速徹底地摧毀當代的法西斯化的官僚統治而奮鬥！（頁29-32、35）
張春元《糧食問題》、《論人民公社》（二期）：
當今的統治者和歷史上任何統治者一樣，利用農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門，登上了寶座，一隻手接過農民所賜予的王冠——主席，另隻手卻狠狠地一拳，把農民大眾打倒在地，踐踏在腳下，用政治愚弄、超經濟的剝削、強制性的奴役勞動等政策，採取了誘惑脅迫、黨棍恐怖、飢餓等手段，奪去了農民的土地、耕畜、農具、種子等生產資料，給農民帶上了比中世紀封建社會還要沉重的鎖鏈，使廣大農民處於依附農奴的地位。……農民在這種殘暴措施下，對與自己沒有絲毫利益的生產活動，怎能發生興趣？……用這種數字來麻木自己、恭維自己，用自己編造的帳單，來歌頌自己的“豐功偉績”。……欺騙、撒謊、吹牛、誇張，沒有一句真話，是當代政治最突出的特點之一，也是這種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從上到下，大家都盡力打腫臉充胖子，把臃腫說成是“發福”……當今統治者用庸俗的暴發戶的資產階級的虛榮心理（呸！還有臉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呢！）不惜讓國內人民犧牲一個人的起碼物質需要，放棄人的生活權利——吃飯！……“為人民服務”這個招牌是多麼的虛偽和無恥。（頁51-53）
在高壓的氣氛裡，同志們都不得不附和與服從。這種虛假的統一使少數高高在上的領導人日益狂妄和驕傲，不顧一切地推行種種倒行逆施的政策，把先烈們以鮮血換來的政權當作實現個人野心的資本，而終於走上專橫獨裁的道路。（頁80）
武山縣委書記處書記杜曉華的認識：
推翻蔣家王朝主要是農民的力量，多少農民家庭送子送夫為革命捐軀。革命勝利了，我們給帶來了什麼？是飢餓！是死亡！歷來封建統治者對反抗它的人都施以無情的鎮壓，蔣介石不知屠殺了多少共產黨人，但社會上還有不同的聲音，例如魯迅的聲音，中國共產黨的聲音。現在一切不同聲音都沒有了，變成一個鬼話、假話世界！明明天天在大量餓死人，還要逼人天天喊形勢大好，多麼奇特古怪的現象呵！古今中外，絕無僅有。我不知道世道為何變成這樣，變得如此快！（頁255）
何之明的《論“政治掛帥”》（二期）：
剝去畫皮，原形畢露，原來所謂“黨的絕對領導”只不過是法西斯式的獨裁政權的變種而已，正是這種所謂的“絕對領導”，從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把全國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絕對統治了。……人為地製造思想上所謂“兩條路線的鬥爭”，製造人們思想上的緊張局勢，以便合法地對人們的精神方面實現前所未有的法西斯式的統治，窒息人們思想的自由發展，使人民成為它絕對馴服的工具。（頁76）
重要資料
向承鑑的《不打自招——評人民日報社論〈南泥灣的方向〉》（二期）：
當局者說：我們中共是絕對正確的，你們要絕對服從，閉上眼睛跟著我走。所以我們一直不敢睜開眼過，因為知道許多試圖睜眼的人都倒了黴，我們再不敢了。（頁63）
由“解放”了的貧農、黨團員歌手唱出《社會主義好》改編版：
社會主義糟、社會主義糟！社會主義國家人民餓死了！吃樹葉，吃野草，人民政府都把糧食刮光了！人民政府害人民，六億人民活不了，活不了！（頁72-73）
顧雁對當時社會形勢的概括：
專制統治的魔影籠罩全國，到處是鞭梢劍影，到處是淚痕血跡。人與人的關係已到了空前虛偽的程度，為了名利地位一切卑鄙的手段皆已使，什麼真理、什麼道義、什麼愛情、什麼友誼，這一切都不如統治者的意志那樣能立即兌現。（《星火》二期．跋）
《星火》二期未發表的《告全國人民書》（向承鑑）還有攻擊中共幹部進城後忙於換妻，指斥中共徹底變質，“劉少奇、陳毅的老婆為什麼只有20妙齡、漂亮無比，可是他們自己卻是五十開外的老妖魔了！……無數的干部老爺們強霸民家妻女，在他們工作過的地點設下10-20個暗窯，恣意作樂！他們變了，在他們身上連每根毫髮都不是人的東西了，這些畜牲！……唯有戰鬥、無情的鬥爭，把那些殺人的統治者、在我們面前橫行霸道過的畜牲統統消滅絕，才是我們生命的唯一出路！”（頁71-72）
《求索》證實了林昭、張春元等人曾有“組織”之議，但因林昭、顧雁的求實與謹慎而撂置。1960年5月，杜映華、羅守誌等幹部加入，向成鑑竭力主張擬出組織名稱與綱領，擬有“中國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國共產黨革命（或革新）委員會”、“中國勞動農工同盟”，因意見不一，未正式擬定。（頁97～98）
譚蟬雪還敘述農民賣人肉包子、換屍相食、食母食子等“新社會新氣象”。（頁11～12）一九六0年九月上旬，隴西東鋪、土店子車站一帶農民發生結夥盜搶火車糧食事件。（頁102）大饑餓時期，監獄人滿為患。廣東開平看守所關了不少“故意犯”，一些饑民特意上看守所門前尋釁滋事、打架鬥毆、吵鬧謾罵、搶吃搶物，以便“就近收監”，進來後賴著不肯出去，“意在沛公”——吃上有保證的牢飯。（頁106）囚犯的飯碗舔得比洗得還乾淨，蘭大右派副校長陳時偉一開始因不會舔碗還捱過批鬥。譚女士此時的食慾是：出獄後只要飽餐一頓窩窩頭。（頁122～123）
向承鑑記載：饑民惟一能決定的是死亡次序，為傳宗接代續香火，女保男，長保幼，先死奶奶後死爺，繼之死母死父，千方百計保住新生代，尤其男娃。（頁237）
蘭大數學系畢業生丁恆武，陝西人，學生右派，下放天水甘泉公社勞動，因飢餓難耐，計劃逃到緬甸，沿湄公河鳧水偷渡，行前對譚蟬雪說：“與其活活餓死不如拚搏一下，不成功便成仁。成功了我會和你們聯繫，不幸被捕，我就把自己的舌頭咬掉，一輩子成為啞巴，休想從我嘴裡得到什麼。”一米八的旱鴨子天天到水庫練游泳，練成後偷偷走了，至今音信全無。（頁13～14）
蘭大中文系學生右派孫自筠，原為黨支委，劃右後用菜刀剁下自己一截舌頭。（頁14）中文系某班七位女生，她們的男友全劃右派，反右後七女生全投入反右英雄懷抱，其中不乏前男友情敵。全國各大學都有此類化公為私的“五七年故事”。右派學生政治課規定一律不及格，其他課程學得再好只給及格，教師若給“良”，即有同情偏袒右派的政治風險，而“革命學生”即使學得再差，也不敢不給及格。（頁178～179）
此案其它
當時，該案要犯都明白一定出了叛徒，但一直只能猜測“疑似”，無法確認。2006年終於通過查閱檔案，從武山縣公安局七九年《關於張春元、苗慶久右派反革命集團案件的複查材料》中，得到“案件線索來源”。該案起於六0年四月蘭大歷史系學生右派陳幼達（與張春元同班），他向甘肅公安廳告發張春元、譚蟬雪、孫和等人經常回蘭州，與右派學生來往密切，祕密交談，散佈反動言論，行動可疑。五月二日，武山縣公安局再接蘭大下放學生右派鄭連生、柴志德書面揭發，內稱：右派張春元、譚蟬雪、孫和、向承鑑、苗慶久等十五名右派在搞反革命組織。
六三～六五年，蘭大下放武山的右派學生大組長馬啟凱與蘭大寢友江先國，根據種種跡象，已排查出鄭連生為告密者。再根據鄭連生摘帽最早，一畢業即分配工作，其他人則要等待很長時間，判定其“無功不受祿”。七九年右派改正，鄭連生也回校辦理手續，馬啟凱、江先國趕到招待所，鄭剛想握手言歡，馬、江質問：“武山的事是不是你告的密？”“沒有！沒有！我怎麼會干那種事呢！”“蘭大清理階級隊伍時是不是你打的黑報告？”“絕對沒有！”江先國上前“啪！啪！”兩個大嘴巴：“我們代表受害人來懲罰你這個敗類！你害死了多少人！”鄭不敢還手，抱頭鼠竄去找保安，保安問明情況後，連說：“打得好！打得好！該打！該打！該打！”（頁110～112）馬啟凱後為蘭大中文系教授。
在獄中，只“重用”刑事犯，獄警動員刑事犯：“你們殺了人無非是一條人命，而政治犯是要千百萬人頭落地；你們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他們是敵我矛盾，所以你們必須嚴格監督他們的一言一行，靠近政府，爭取早日回到人民隊伍中去。”（頁116、128）
六五年元月，《星火》所涉四名天水案犯在該地體育場召開萬人宣判大會（頁114，武山案犯早於六二年七月開了萬人審判大會），五花大綁的譚蟬雪當時就得到一些女獄友的尊敬。文革後，譚蟬雪多次去天水蒐集資料，當地人一聽說她就是當年宣判大會上“那女的”，立刻圍上來緊緊抓住她的手，愛撫地從上到下邊看邊憐：“受苦了！受苦了！”這位堅強的“蘭大林希翎”淚流滿面，像是回到母親懷抱。
六四年天水三監，杜映華刑期將滿，遞紙條徵求張春元釋放後怎麼辦？張春元給杜回紙條，要他到農村去，並囑其“抓緊學習毛主席著作，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學習馬列主義要對照中國現實，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不登堂入室就不能同室操戈。”（頁130）
七九年，《星火》案犯們手持中央五五號文件申訴平反，天水中院複查決定：“原案定性不變，維持原判。”因為法院還是當年的原班人馬。後捅至省委，省高院成立專案組，拉鋸數回合，才艱難平反。（頁133～135）與1979年平反張志新案一樣，一開始交由原辦案人復查，自然認定沒錯，後請原辦案人迴避，換人重審，即換了思想，很快平反，且定為烈士。
《星火》得以保存至今，估計得感謝中共嚴格的檔案庫。1960年9月底武山縣大逮捕，對印刷者苗慶久住處進行徹底搜查，翻找出《星火》原稿、裝訂好的首期及第二期的稿件，並將它們作為“反革命鐵證”封存檔案，這才將這批珍貴的“歷史文物”放進“保險箱”。（頁115）否則，荒年亂世，何以得存至今？
仍然領先
中國政諺：領先三年是先進，領先三十年成先烈。《星火》的“反動性”至今效力猶烈，依然領先，對“當今統治者”的譴責銳度依然使我心驚肉跳，與五十年後的官家口徑仍相距甚闊。林昭當年就意識到：“我們是殉道者、光榮的囚犯，這鐐鍊是我們驕傲的勳章！”（《海鷗——不自由毋寧死》）二00七年二月，向承鑑先生晚年回首《星火》：“一部真正的中國二十世紀中期的《青春之歌》。”（頁265）
錢理群評曰：面對公社化運動的慘敗、面對農民的飢餓，絕大多數各級幹部以“維護黨的大局”說服自己，保持了沉默。“其實他們所要維護的'大局'，不過是黨的執政地位，而執政地位的背後，就是既得利益。這就是說，當農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和黨及自己的既得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幾乎所有的共產黨的干部都選擇了後者，儘管許多人內心依然充滿著矛盾。”“如果沒有他們，這段歷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沈默，我們將無法向祖先向後代交代。在這個意義上，林昭和她的《星火》戰友們是拯救了我們民族的靈魂的，他們才是魯迅所說的中國的'筋骨和脊梁'。”（頁4）就言論的直接性與銳烈度而言，《星火》超過了顧準。
張春元戀人譚蟬雪女士歷經十二年，數赴蘭州、天水各地蒐集資料，終於為《星火》、為蘭大學生右派留下一本《求索》，一塊為歷史留證的碑石。合上此書，揣上《星火》，撫摸一顆顆年輕的靈魂，深感“歷史不能承受之重”。面對這群先行半個世紀的“右派”、“右傾”，面對只能成為先烈的一條條背景，面對《星火》墊襯著的“三面紅旗”與“路線錯誤”，一聲浩然潼關長嘆，一陣凜然覆身的歷史負責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