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6月25日訊】(大紀元記者張東光編譯)6月7日上海一家橡膠工廠罷工的工人與警方發生衝突。一位民工投訴《南華早報》說:“橡膠廠的氣味讓人聞了受不了”，“但我們連一個防毒面具的補助都要不到。”
同一天，本田中山零件廠員工經過一周不到的罷工，總算與資方達成加薪24%的協議。前一日，富士康表示，10月後深圳廠的基本月薪將提高至2,000人民幣(約293美元)，希望藉此轉移富士康員工連續自殺的新聞焦點。
據《經濟學人》報導，北京研究機構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分析師葛藝豪(Arthur Kroeber)三月份宣稱，中國過剩勞工已經終結。三年前，中共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研究所長蔡昉就曾預測，中國雖有13億人口，但很快就會勞工短缺。
美國國家統計局(US census bureau)估計，中國勞工人口將由2010年的9.97億人，增加到2015年的9.93億人，但15至24歲的年輕勞工人口將衰退30%。
中國勞工人口老化的問題很關鍵，因為年紀大的民工較不願到沿海找工作。蔡昉估計，目前16至30歲的民工佔24%，40至50歲的民工佔11%。他說:“多年來，企業都簡單假設，中國的年輕勞工供應無虞，等到這些民工老了之後，還可找到年輕民工替換。”
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爵士(Sir Arthur Lewis) 1954年指出，亞洲的農人、碼頭工人與小商販過剩，“年輕人還會跑過來請求幫忙提行李”。他結論道:“整個亞洲大部分地區，有無限的勞工供給。”
他比喻說，資本家就如同散佈在掙扎求存勞工汪洋中的諸島。如果這個論點是真的話，那麼資本家的領地將不斷的擴大，無須調高工資，酬勞只要比內陸多一點即可。但最終會出現一個拐點，勞動市場將供不應求，若不提高工資，經濟將無法持續增長。
蔡昉相信，中國已經來到了所謂的“劉易斯拐點”(Lewisian turning-point)。去年他和同事寫道:“這個強化勞工權利的轉變在勞資協調中漸趨重要，因為勞工可以用他們的腳來投票，對雇主施加壓力。”本田與富士康員工抗爭後的加薪幅度很大，北京市也提高法定基本工資20%。如果工資照這個速度增長，中國人力市場將出現一個急轉彎。
這個急轉彎不能僅用人口統計學來解釋。年輕民工的數量或許會大幅下降，但人數仍然比5至10年前還要多。 1958至1961年間中國發生大饑荒，導致5至10年前的年輕人口大量減少。
中國勞動市場是否已經出現拐點?部分專家仍持保留態度。瑞銀分析師王濤指出，金融風暴期間薪資上漲凍結，近期的工資上漲有補漲意味。此外，中國的內陸地區幅員廣大，40%的人口務農，他們的生產力僅佔整體經濟的1/6而已。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經濟學家荷德(Richard Herd)及其同事認為，10年後他們的生產力所佔的份額還會下降25%。
劉易斯爵士也提出幾個理由，說明拐點出現前工資仍可能上漲。他說，“基本生活水平僅是一個傳統的概念，但傳統會改變。”近幾年，由於內陸地區的農村生活水平已經提高，有水、有電、有高速公路，甚至還可上網，導致從事民工的意願降低。據中共官方統計，30%的民工不確定是否還要出去冒險，比2年前的24%上升許多。
劉易斯爵士還指出，資本主義經濟給的工資與內陸地區賺的基本工資通常有些差距。資本家接觸內陸勞工市場時，便會發現他們不是“汪洋”，而是“峭壁”。要吸引勞工離開峭壁，企業必須多付一些津貼，隨著勞工年紀越大，津貼也越來越多，但這還不會到達拐點。
當然，有朝一日，工資會提高到侵蝕資本的報酬。但劉易斯爵士認為，並非只有民工會遷移，資本家也會移動到勞工充沛的地方。首先，勞力密集的工廠將回遷移到內陸地區，最終將整個離開中國大陸，如同他們先前提開日本與台灣一樣。畢竟，看上廉價勞工是本田與富士康到中國建廠的初衷。
同一天，本田中山零件廠員工經過一周不到的罷工，總算與資方達成加薪24%的協議。前一日，富士康表示，10月後深圳廠的基本月薪將提高至2,000人民幣(約293美元)，希望藉此轉移富士康員工連續自殺的新聞焦點。
據《經濟學人》報導，北京研究機構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分析師葛藝豪(Arthur Kroeber)三月份宣稱，中國過剩勞工已經終結。三年前，中共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研究所長蔡昉就曾預測，中國雖有13億人口，但很快就會勞工短缺。
美國國家統計局(US census bureau)估計，中國勞工人口將由2010年的9.97億人，增加到2015年的9.93億人，但15至24歲的年輕勞工人口將衰退30%。
中國勞工人口老化的問題很關鍵，因為年紀大的民工較不願到沿海找工作。蔡昉估計，目前16至30歲的民工佔24%，40至50歲的民工佔11%。他說:“多年來，企業都簡單假設，中國的年輕勞工供應無虞，等到這些民工老了之後，還可找到年輕民工替換。”
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爵士(Sir Arthur Lewis) 1954年指出，亞洲的農人、碼頭工人與小商販過剩，“年輕人還會跑過來請求幫忙提行李”。他結論道:“整個亞洲大部分地區，有無限的勞工供給。”
他比喻說，資本家就如同散佈在掙扎求存勞工汪洋中的諸島。如果這個論點是真的話，那麼資本家的領地將不斷的擴大，無須調高工資，酬勞只要比內陸多一點即可。但最終會出現一個拐點，勞動市場將供不應求，若不提高工資，經濟將無法持續增長。
蔡昉相信，中國已經來到了所謂的“劉易斯拐點”(Lewisian turning-point)。去年他和同事寫道:“這個強化勞工權利的轉變在勞資協調中漸趨重要，因為勞工可以用他們的腳來投票，對雇主施加壓力。”本田與富士康員工抗爭後的加薪幅度很大，北京市也提高法定基本工資20%。如果工資照這個速度增長，中國人力市場將出現一個急轉彎。
這個急轉彎不能僅用人口統計學來解釋。年輕民工的數量或許會大幅下降，但人數仍然比5至10年前還要多。 1958至1961年間中國發生大饑荒，導致5至10年前的年輕人口大量減少。
中國勞動市場是否已經出現拐點?部分專家仍持保留態度。瑞銀分析師王濤指出，金融風暴期間薪資上漲凍結，近期的工資上漲有補漲意味。此外，中國的內陸地區幅員廣大，40%的人口務農，他們的生產力僅佔整體經濟的1/6而已。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經濟學家荷德(Richard Herd)及其同事認為，10年後他們的生產力所佔的份額還會下降25%。
劉易斯爵士也提出幾個理由，說明拐點出現前工資仍可能上漲。他說，“基本生活水平僅是一個傳統的概念，但傳統會改變。”近幾年，由於內陸地區的農村生活水平已經提高，有水、有電、有高速公路，甚至還可上網，導致從事民工的意願降低。據中共官方統計，30%的民工不確定是否還要出去冒險，比2年前的24%上升許多。
劉易斯爵士還指出，資本主義經濟給的工資與內陸地區賺的基本工資通常有些差距。資本家接觸內陸勞工市場時，便會發現他們不是“汪洋”，而是“峭壁”。要吸引勞工離開峭壁，企業必須多付一些津貼，隨著勞工年紀越大，津貼也越來越多，但這還不會到達拐點。
當然，有朝一日，工資會提高到侵蝕資本的報酬。但劉易斯爵士認為，並非只有民工會遷移，資本家也會移動到勞工充沛的地方。首先，勞力密集的工廠將回遷移到內陸地區，最終將整個離開中國大陸，如同他們先前提開日本與台灣一樣。畢竟，看上廉價勞工是本田與富士康到中國建廠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