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2日訊】三峽大壩已鑄成大錯，這一點連當局也越來越難以否認了。真正的問題是，這將是一場多大的災難？近年來，一系列超乎尋常的災害加深了人們的憂慮，三峽大壩是否會給這個民族帶來巨大的環境、地質和氣候災難。先是07年重慶的洪災，然後是08年的四川地震，接著是西南大旱，再就是今年長江中游三省罕見的大旱。
一些學者給出種種假說，認為這些災難與三峽大壩的修建有聯繫。於是，中國從來就不缺的奴才們迫不及待地進行反擊。他們替修建三峽大壩辯護的一個法寶就是，你們無法拿出確鑿的證據，來支持大壩與災難之間的因果聯繫。
在這些為當權者辯護的奴才們看來，只要反對大壩的人不能證明是大壩直接導致了災難，修建大壩的決定就是正確的。這個邏輯恰恰暴露了他們自己無視人類生命價值，對歷史完全不負責任的思維方式。稍有常識的人都懂得這樣一個道理，有些風險雖然概率不大，但後果卻不可承受。如果領導者採取對歷史負責的態度，這樣的風險根本不值得去冒。當年趙紫陽支持反對修建大壩的專家們的意見，就是基於這個邏輯。趙指出，如果僅僅為了發電和防洪，大壩不是非修不可，而是有其他替代辦法。其實，反對修建大壩最強有力的理由，就是當時沒有任何人可能知道，如此巨大的工程可能會帶來什麼樣的嚴重後果。從事後來看，黃萬裡當年應該特別強調這一點，而不應該僅僅強調泥沙淤積問題。大壩建成以來的情況表明，還可能有比泥沙淤積更嚴重的問題。
據一位朋友告訴我，趙紫陽在試圖說服鄧小平推遲三峽大壩上馬的時候，犯了一個錯誤。趙強調民主黨派中有不少人反對大壩，認為即使為了團結黨外人士，三峽工程也不應執意上馬。沒想到，這個意見令鄧很不高興。此時的鄧小平因改革初見成效，頭腦已開始膨脹，他認為民主黨派越是反對，就越不能姑息。於是，上不上三峽大壩成了一個由誰當家做主的政治問題。
我無從考證這個故事是否屬實，但三峽大壩的錯誤決策，鄧小平絕對逃脫不了干係。從康梁變法到鄧小平改革，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風雲人物都有一個通病——急功近利。這是值得中國人認真反思的一個大問題。其實，中國的變革者中，並非盡是急功近利之徒，但政治博弈的結果卻總是急功近利的人佔據上風，這背後的道理究竟是什麼？
我以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家太大，而地方自治的力量又十分不足。那些堅持以地方為本，在地方穩紮穩打進行改革的人，總是鬥不過那些滿口豪言壯語，急於建天下奇功的人。以地方為基礎的變革，有一個好處，就是不可能太激進，而必須對常識給予更大的尊重。而一旦沒有了地方對中央權力的製約，大國就很容易犯致命的錯誤。當年的重慶如果有較大的話語權，三峽大壩就絕對建不起來。
三峽大壩的決策失誤會不會成為對中共大一統的致命一擊？至少在今年以前，很少有人會想到這種可能性。但今年湖北、湖南和江西出奇的大旱，讓我感到這種可能性已經出現了。不管是不是由於三峽大壩的原因，如果整個長江流域的降水量和降水分佈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那將會是一場巨大的經濟和社會災難。雖然不可能有人能完全證明，這個災難是因三峽建大壩而造成，但中共將無法阻止多數人相信確實是三峽大壩帶來了災難，因此，中共要對此負責。
事實上，即使沒有這樣大規模的氣候災變，中共已經非常難以應對自己的治理失敗帶來的各種危機。長江流域是中國最重要的淡水資源來源，如果這一流域出現持續的大規模缺水，如果數以千百萬人的基本生計因此面臨威脅，以中共地方政府目前之腐敗和中國社會目前之潰敗，很難設想，中共當局將如何應對。
胡錦濤為代表的這一代中共領導人，最喜歡炫耀的就是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他們可能從來也沒有想過，這也是一種能夠帶來赤地千裡的大國之災的能力，而三峽大壩帶來的大國之災，正在對這些大國權力的迷信者提出最嚴峻的挑戰。
──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一些學者給出種種假說，認為這些災難與三峽大壩的修建有聯繫。於是，中國從來就不缺的奴才們迫不及待地進行反擊。他們替修建三峽大壩辯護的一個法寶就是，你們無法拿出確鑿的證據，來支持大壩與災難之間的因果聯繫。
在這些為當權者辯護的奴才們看來，只要反對大壩的人不能證明是大壩直接導致了災難，修建大壩的決定就是正確的。這個邏輯恰恰暴露了他們自己無視人類生命價值，對歷史完全不負責任的思維方式。稍有常識的人都懂得這樣一個道理，有些風險雖然概率不大，但後果卻不可承受。如果領導者採取對歷史負責的態度，這樣的風險根本不值得去冒。當年趙紫陽支持反對修建大壩的專家們的意見，就是基於這個邏輯。趙指出，如果僅僅為了發電和防洪，大壩不是非修不可，而是有其他替代辦法。其實，反對修建大壩最強有力的理由，就是當時沒有任何人可能知道，如此巨大的工程可能會帶來什麼樣的嚴重後果。從事後來看，黃萬裡當年應該特別強調這一點，而不應該僅僅強調泥沙淤積問題。大壩建成以來的情況表明，還可能有比泥沙淤積更嚴重的問題。
據一位朋友告訴我，趙紫陽在試圖說服鄧小平推遲三峽大壩上馬的時候，犯了一個錯誤。趙強調民主黨派中有不少人反對大壩，認為即使為了團結黨外人士，三峽工程也不應執意上馬。沒想到，這個意見令鄧很不高興。此時的鄧小平因改革初見成效，頭腦已開始膨脹，他認為民主黨派越是反對，就越不能姑息。於是，上不上三峽大壩成了一個由誰當家做主的政治問題。
我無從考證這個故事是否屬實，但三峽大壩的錯誤決策，鄧小平絕對逃脫不了干係。從康梁變法到鄧小平改革，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風雲人物都有一個通病——急功近利。這是值得中國人認真反思的一個大問題。其實，中國的變革者中，並非盡是急功近利之徒，但政治博弈的結果卻總是急功近利的人佔據上風，這背後的道理究竟是什麼？
我以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家太大，而地方自治的力量又十分不足。那些堅持以地方為本，在地方穩紮穩打進行改革的人，總是鬥不過那些滿口豪言壯語，急於建天下奇功的人。以地方為基礎的變革，有一個好處，就是不可能太激進，而必須對常識給予更大的尊重。而一旦沒有了地方對中央權力的製約，大國就很容易犯致命的錯誤。當年的重慶如果有較大的話語權，三峽大壩就絕對建不起來。
三峽大壩的決策失誤會不會成為對中共大一統的致命一擊？至少在今年以前，很少有人會想到這種可能性。但今年湖北、湖南和江西出奇的大旱，讓我感到這種可能性已經出現了。不管是不是由於三峽大壩的原因，如果整個長江流域的降水量和降水分佈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那將會是一場巨大的經濟和社會災難。雖然不可能有人能完全證明，這個災難是因三峽建大壩而造成，但中共將無法阻止多數人相信確實是三峽大壩帶來了災難，因此，中共要對此負責。
事實上，即使沒有這樣大規模的氣候災變，中共已經非常難以應對自己的治理失敗帶來的各種危機。長江流域是中國最重要的淡水資源來源，如果這一流域出現持續的大規模缺水，如果數以千百萬人的基本生計因此面臨威脅，以中共地方政府目前之腐敗和中國社會目前之潰敗，很難設想，中共當局將如何應對。
胡錦濤為代表的這一代中共領導人，最喜歡炫耀的就是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他們可能從來也沒有想過，這也是一種能夠帶來赤地千裡的大國之災的能力，而三峽大壩帶來的大國之災，正在對這些大國權力的迷信者提出最嚴峻的挑戰。
──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