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6日訊】近兩月來，中國的政治氣候如同中國的自然氣候一樣，發生了急劇的“異常”變化，具體來說，就是民間正在同時形成兩個 巨大的政治颱風。一個是自由派興起的“獨立參選”運動，另一個就是“毛左”發動的“公訴”茅於軾簽名運動。這兩大政治颱風的形成無疑標誌著中國政治危機的 升級，它說明對中國未來走向持相反取向的“左”“右”兩大思潮，已越過話語之爭，開始訴諸大規模的集體行動。
“自由派”，或者說“右派”的底氣既來自海外“阿拉伯之春”帶來的暖風，也來自於國內“微博”維權迅速積累的“人 氣”。而“左派”的底氣，則在很大程度上來自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的節節進展。當然，雙方的眼睛都盯著高層的政治危機，尤其是盯著胡溫越來越明顯的政 治分歧和中共十八大前的政治攤牌。頂層政治危機的加劇，為‘民間’政治博弈的升級擴大了空間，而民間政治博弈的升級反過來又將深化頂層政治的危機。
目前這兩個政治颱風已經成型，而且在迅速積聚能量，搞得不好，它們能讓胡錦濤平安下莊的美夢徹底破滅。因此，度日如 年、還有五百來天要熬的總書記大人，不能不認真對待。但事實是，胡錦濤的無能，尤其是他不怕任後洪水滔天的治國心態，恰恰是引發政治風暴的深層原因。胡錦 濤治國無能和不負責任，已經給整個中國帶來極大的風險。所有人現在都看到，他越是維穩，社會越不穩，越是反貪，官僚越敢貪，以至於越來越多的民眾陷入絕 望，紛紛以命相搏，進行自殺性的抗爭。社會衝突和惡性案件愈演愈烈，加上通脹和天災的壓力，整個中國彌漫著一種不祥與不安的氣氛。正是在這樣一種社會氛圍 下，民間才有可能同時形成“左”“右”兩個政治颱風。這兩個民間政治颱風的形成，說明中國的社會危機已經被激化到了全面爆發的邊緣。在這種形勢下，各種政 治勢力已經等不得胡錦濤平安下莊，而決定及時出手，為即將來臨的政治大決戰搶佔先機。
中國政治氣候的這種“異常”之變，其實並不令局內人意外，因為他們最清楚，胡溫唱的是“空城計”，遲早要“穿幫”。 而且，局內人還有一種普遍的政治哲學，中國的政治問題只有等到出了大事，才有可能解決。但中國權力精英的這種不負責任的理念，恰恰是問題之所在。出大事就 一定能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嗎？從鴉片戰爭到現在，中國一百多年的歷史可謂大事不斷，死於非命者更是不計其數，但中國的政治問題解決了嗎？
對於所有熱衷政治遊戲和權力的人來說，目前中國政治氣候的急劇變化顯然意味著機會的出現，但是，中國未來不可避免的政治風暴究竟將會給中國人帶來禍害還是福祉呢？對於這個問題，令人樂觀的因素並不是很多。
如果說一百多年來中國政治文明有什麼實質性的進步，那就是不敢輕易殺人了。即便是這個進步，主要也不來自中國人自身 的覺醒，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迫於國際壓力。若無這種壓力，任由胡錦濤“向北朝鮮學習”，不僅劉曉波人頭早已落地，恐怕連薄熙來的人頭也保不住，或者反過來， 連胡自己的人頭也保不住。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政治的道德底線可以說大大提高了。但是，中國精英的思維方式，政治博弈的遊戲規則，尤其是支配政 治思維和博弈的政治文化，並沒有根本性的進步。表面看，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權力之爭充滿現代的時髦辭令，但透過這些辭令和時尚的行頭，不難看到的是晚清的幽 靈在徘徊。
我們已經從趙紫陽的悲劇中看到了光緒的幽靈，在自由派得意的年代也看到了類似康梁的幼稚和急功近利。有人不免會感 歎，當代的政治頭面人物重演舊戲，缺少了當年角色的人格魅力與才華風彩，多了許多委瑣與平庸。若有今天的條件，當年的政治人物肯定會比今日做的好得多，這 背後的道理實在值得中國人去思索。
“公訴”茅於軾，讓我們看到了“義和團”的幽靈。這個事變告訴我們，如果中國精英們真的沒有反思能力，中國重回殺戮年代並非沒有可能。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自由派”，或者說“右派”的底氣既來自海外“阿拉伯之春”帶來的暖風，也來自於國內“微博”維權迅速積累的“人 氣”。而“左派”的底氣，則在很大程度上來自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的節節進展。當然，雙方的眼睛都盯著高層的政治危機，尤其是盯著胡溫越來越明顯的政 治分歧和中共十八大前的政治攤牌。頂層政治危機的加劇，為‘民間’政治博弈的升級擴大了空間，而民間政治博弈的升級反過來又將深化頂層政治的危機。
目前這兩個政治颱風已經成型，而且在迅速積聚能量，搞得不好，它們能讓胡錦濤平安下莊的美夢徹底破滅。因此，度日如 年、還有五百來天要熬的總書記大人，不能不認真對待。但事實是，胡錦濤的無能，尤其是他不怕任後洪水滔天的治國心態，恰恰是引發政治風暴的深層原因。胡錦 濤治國無能和不負責任，已經給整個中國帶來極大的風險。所有人現在都看到，他越是維穩，社會越不穩，越是反貪，官僚越敢貪，以至於越來越多的民眾陷入絕 望，紛紛以命相搏，進行自殺性的抗爭。社會衝突和惡性案件愈演愈烈，加上通脹和天災的壓力，整個中國彌漫著一種不祥與不安的氣氛。正是在這樣一種社會氛圍 下，民間才有可能同時形成“左”“右”兩個政治颱風。這兩個民間政治颱風的形成，說明中國的社會危機已經被激化到了全面爆發的邊緣。在這種形勢下，各種政 治勢力已經等不得胡錦濤平安下莊，而決定及時出手，為即將來臨的政治大決戰搶佔先機。
中國政治氣候的這種“異常”之變，其實並不令局內人意外，因為他們最清楚，胡溫唱的是“空城計”，遲早要“穿幫”。 而且，局內人還有一種普遍的政治哲學，中國的政治問題只有等到出了大事，才有可能解決。但中國權力精英的這種不負責任的理念，恰恰是問題之所在。出大事就 一定能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嗎？從鴉片戰爭到現在，中國一百多年的歷史可謂大事不斷，死於非命者更是不計其數，但中國的政治問題解決了嗎？
對於所有熱衷政治遊戲和權力的人來說，目前中國政治氣候的急劇變化顯然意味著機會的出現，但是，中國未來不可避免的政治風暴究竟將會給中國人帶來禍害還是福祉呢？對於這個問題，令人樂觀的因素並不是很多。
如果說一百多年來中國政治文明有什麼實質性的進步，那就是不敢輕易殺人了。即便是這個進步，主要也不來自中國人自身 的覺醒，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迫於國際壓力。若無這種壓力，任由胡錦濤“向北朝鮮學習”，不僅劉曉波人頭早已落地，恐怕連薄熙來的人頭也保不住，或者反過來， 連胡自己的人頭也保不住。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政治的道德底線可以說大大提高了。但是，中國精英的思維方式，政治博弈的遊戲規則，尤其是支配政 治思維和博弈的政治文化，並沒有根本性的進步。表面看，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權力之爭充滿現代的時髦辭令，但透過這些辭令和時尚的行頭，不難看到的是晚清的幽 靈在徘徊。
我們已經從趙紫陽的悲劇中看到了光緒的幽靈，在自由派得意的年代也看到了類似康梁的幼稚和急功近利。有人不免會感 歎，當代的政治頭面人物重演舊戲，缺少了當年角色的人格魅力與才華風彩，多了許多委瑣與平庸。若有今天的條件，當年的政治人物肯定會比今日做的好得多，這 背後的道理實在值得中國人去思索。
“公訴”茅於軾，讓我們看到了“義和團”的幽靈。這個事變告訴我們，如果中國精英們真的沒有反思能力，中國重回殺戮年代並非沒有可能。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