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30日訊】毛澤東領導的二十年代湖南農運動，製造大規模赤色恐怖，斗殺地主鄉紳，引發馬日事變，國共分裂，流毒延續到文革紅衛兵！
由於刻意的美化與篩選，中共早期歷史、早期領導人給世人似乎只留下「拋頭顱灑熱血」的崇高浪漫形象。其實為信仰視死如歸如果缺少悲天憫人的情懷可能是很可怕的事，否則以自殺炸彈發動恐怖活動的宗教極端份子也可以成為歌頌的對象。
研讀中共黨史，我發現中共早期領導人，包括熬到革命成功坐上江山的毛劉周朱等，確如他們所說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他們在信仰上狂熱極端，「殺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但他們缺乏普通人的情感，不講親情友誼，雖聲稱為解放全人類而鬥爭，但卻輕視有血有肉的個體生命，以至冷酷嗜血，濫殺無辜。
早期領袖都有冷血濫殺的記錄
中共大多數領導人都是知識份子，但這些白面書生，如王明、毛澤東、周恩來、夏曦、關嚮應、陳昌浩、張國燾等竟然最後都成了殺人魔王。比如夏曦，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自幼聰穎好學，長於寫作和宣傳，曾主編《湖南學生聯合會周刊》，在《新民周報》和《救國周刊》上發表過許多文章。但這位「救國書生」，一九三Ο年領導湘鄂西蘇區肅反，大開殺戒，用盡酷刑屠殺自己的革命同志一萬多人，許多死者都是與他出生入死的老戰友，毛澤東《蝶戀花》詞「我失驕君失楊柳」的柳直荀，湘鄂西蘇區的領導人之一，與夏曦原是同鄉舊識革命老戰友，私交很好，但也被夏曦處決，柳直荀和一批湘鄂西領導人，居然是在一個批鬥現場亂棍打死。
北京大學畢業的張國燾在紅四方面和鄂豫皖蘇區肅反殺了一萬多自己的戰友，張國燾還親自坐堂刑訊逼供，施用的酷刑包括灌辣椒水，手指頭釘竹籤，站火磚，捆綁吊打等。徐向前的妻子程訓宣是被活活打死的。徐向前後來才聽說她死前受過酷刑，「打得不成樣子」。但徐向前的反應也不近人情，聽說老婆被補受審查，竟是「不便打聽」，後來到了延安事過境遷才質問當事人為甚麼要殺他的老婆。母愛是人類最偉大的感情，但當年女紅軍女共產黨員為革命拋棄自己的親生骨肉非常普遍，並非幾個孤案。
天津南開大學學生、留法生周恩來和上海大學學生國學修養深厚的康生一九三一年在上海以恐怖手段懲治叛徒，率領中共特工親執斧頭砍死顧順章一家老弱婦孺十幾人。
這樣的例子絕非僅有。為甚麼這些有救國救民之心的書生會如此殘忍冷血？
首先，在於他們終身奉獻的組織－－以列寧極權主義模式建立的中國共產黨把暴力崇高化合法化，崇尚鮮血（紅）的顏色，要以「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即大流血來改造社會。如一九二七年中共決定發動秋收起義的「兩湖暴動決議案」赤裸裸地大量使用殺戮的字眼：「殺盡土豪劣紳及一切反動派」。「殺戮反革命的軍官」，「屠殺反動官吏」等等。
第二，這個黨只講黨性不講人性，強調「鐵的紀律」、「黨的獨裁」、「每一個同志要犧牲自己的意志，感情和前途，以保衛黨的團結」（中共二大《關於中國共產黨黨章的決議》）。
第三，這個黨相信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可以欺騙，可以讓無數無辜者犧牲。數十年標榜目的很崇高，手段可以很暴烈，很殘忍，很無情，甚至很卑鄙。有「小資產階級溫情」的人即使被其崇高目的所感動參加這個黨，最後也不免忍受不了革命的鮮血和污穢，成為「革命的逃兵」，那些堅貞不移的共產黨人，都是一夥被訓練洗腦喪失人性、冷酷殘忍的異類，就像是所謂的「中邪」一樣。因此，以有人說共產黨是有史以來最大的邪教。
毛的湖南農民暴動是國共仇殺之源
中共早期的革命有中共宣傳的理想化的一面，更有中共刻意掩蓋的土匪的一面。
二十年代國民北伐戰爭時國民黨與共產黨從合作到分裂，最後兵戎相見血腥仇殺，最根本原因是國民黨代表的階級是中共革命的對象，合作只是中共的權宜之計，直接導因則是中共民粹主義的工農運動過度暴力。而使國共提早分手。如湖南國民軍人許克祥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在長沙發動馬日事變，大殺共產黨人，即與毛澤東領導的湖南農民運動的暴民恐怖有關。政大教授王健民所著《中國共產黨史》記載甚詳。
毛領導的湖南農民運動始於一九二五年冬，時蔣介石尚未清黨，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軍進入南京，農民運動出現高潮，全省農會已號稱有五百一十八萬人，實行一切權力歸農會。形成赤色恐怖氣氛。毛澤東為湖南農運辯護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運動的暴民形象已有很真實的描述，後來紅衛兵以此為榜樣，打人抄家，將「牛鬼蛇神」走資派剃陰陽頭戴高帽遊街示眾，以至毒打致死這聞名的文革紅色恐怖，就是當年湖南農民運動如何的無法無天的翻版。
當時中共與寧漢分裂後的國民黨左派汪精衛尚是革命的盟友，汪控制的國民革命軍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們在前線與軍閥作戰，他們的家屬在後方卻受到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馬日事變後陳獨秀於六月致電共產國際的電文承認湖南農運過激釀成馬日事變。他在電文中說，「當時北伐軍官家屬土地和財產被沒收，親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與懲罰，米的運輸受阻，向商人勒捐，農民搶米糧，吃大戶，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數金錢均被農民沒收與瓜分。」陳獨秀說，「這些過火行動迫使出身小地主階級與豪紳土匪的軍人們，結成反共反農民聯合陣線。尤其是家人曾遭受壓害的軍人更感到痛苦」。他在另一篇文章《湖南政變與討論》中說，「長沙五月二十一日事變，自然和湖南農民運動的幼稚行為不無關係。」
毛澤東的戰友柳直荀在回憶馬日事變的文章中也承認湖南工農運動使國民革命軍人從支持共產黨轉而反共。他在文章中說，國民黨軍人「熊震，當他衛戍長沙的時候，表示很左，及開到辰州，聽說他岳父被捉了游鄉，勃然大怒，而開始極端的反工農運動」。國民黨元老，同情共產黨的譚延□也因女婿（長沙大資本家之孫）受到農會勒索而不得不發電報向共產黨說情。曾任中共總書記的瞿秋白也指責「農民運動居然侵犯到了革命軍官的田產。」
殺毛澤東妻子的國民黨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為國民黨左派唐生智部下，馬日事變前兩日他在河南作戰時，長沙總工會，抄了他在長沙的家並逮捕了他的父親遊街。何鍵聞訊後急電湖南省政府，大罵總工會搗亂後方。
而最叫國民黨震驚的是農會殺湖南大知識份子葉德輝。葉當時是湖南的名士，看不慣農會的暴民作風，在農會開會時送了一幅對聯意涵譏諷：
「農運久長，稻梁菽麥黍稷，一班雜種；會場廣大，馬牛羊雞亍犬，都是畜生。」
中國傳統讀書人有了名，鬧點小脾氣社會一般不以為忤，統治者也不敢隨便殺他們。但葉德輝一代名士，竟因一幅對聯被共產黨以「封建餘孽豪紳領袖」的罪名公開處決了。柳直荀說，葉被槍決後，形勢急轉直下。湖南紳界震動，紛紛投身軍隊，軍界一片反共情緒。
馬日事變後武漢政府仍未與中共絕裂，唐生智還處分了許克祥，因為當時武漢政府仍在接受蘇聯的援助，據蔡和森說，汪精衛和唐生智仍在催蘇聯顧問鮑羅廷將蘇聯借款儘快匯給武漢政府，以作北伐軍東征軍費。但在全軍即將嘩變的壓力下「何鍵公開宣稱『不分共不能衷征，不願為CP東征』」。不得不與共產黨分道揚□，宣布「分共」。
中共早期革命完全可以用「燒殺擄掠」一詞來形容。在一九二八年在閩西發動多次暴動的中共黨員傳柏翠原是日本東京政治大學學生，一九二七年入黨。一九三零年他在閩西蘇區肅反挨整，寫信給閩西特委領導人鄧子恢訴苦，信中提到，「我過去是一個做公開鬥爭工作的，殺人燒屋的勾當不知幹了多少。」
中共不僅燒殺土豪劣紳，國民黨軍官、官吏，也以燒光殺光政策來迫使農民民上梁山。十幾萬蘇區農民跟著中共長征爬雪山過草地，就是迫於無奈，因為他們雙手沾過「土豪」的鮮血。大陸出的《蘇區肅反大紀實》記述夏曦在湘鄂西蘇區第四次肅反將一批紅軍開除軍籍，但這些紅軍苦苦哀求要不趕他們走，因為他們是「打土豪，分田地參加革命的貧苦農民，有家不能歸，不跟共產黨走只有死路一條。」一九九三年出的《中國左禍》一書如此來形容中共當時的「燒殺政策」焦土政策：「一座座村莊，燒成廢墟，百裡無雞鳴，一片片焦土，啼號不絕，蒼生痛哭，群群百姓，無家可歸，骨肉流離散」。
筆者最近看到當時毛澤東中央紅軍一軍團紅四軍政治部編的一份兩萬字「籌款須知」，是專門向紅軍講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農綁架勒索財物的教材，其行徑與土匪完全沒有區別。
這個勒索指南傳授了九個步驟。第一是，精密調查，方法包括「要找到貧苦勇敢的工農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財物或鴉片煙，酒肉等，祕密給那些貧苦工農」，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許賞他們的金錢以引誘他「說實話」。第二步是捉人「實為綁架」，特彆強調要提以當家的父母獨生子女以「上有父母、下有兒女的為最重要，同時未嫁的女，又只有一個，或媳婦懷孕，娘家又厲害的也為重要。收押的人必須常用宣傳與恐嚇的手段分別輕重對付。」
第三步是多貼條子，即將勒索對象寫上條子貼出公開恐嚇，該條指示，「不管地主，大商人，富農，凡在政策下可以籌得，都要貼，以免漏網」。
第四步是軟硬兼施加緊催款。文件所指的硬方式是以要燒要殺的形式恐嚇。稱「在必要時，沒收一家財物，燒一家房屋，或殺一個土豪」。
第五步，「做好做歹，雷厲風行」，「到籌款時候，必須動員群眾，調查的調查，貼布告的貼布告，以及向群眾宣傳的，向代表（編按：被勒索者的代表）交涉和催款的，散布凶吉消息（即要殺人燒屋）的，做轉彎的，提洋油的，磨馬刀的，打土豪的，沒收財物的，散發東西的，督促的，各種工作人員都要雷厲風行……才能使財寶滾滾而來」。
大概中共早期美化自己的宣傳尚未爐火純青，因此有這樣赤裸裸的綁架勒索教材，暴力□財連獨生子兒童，黃花閨女和懷孕婦都不放過，手段如此卑劣殘忍，比某些講義氣的土匪都不如。
紅軍點天燈殘殺國軍師長張輝瓚
共產黨指責國民黨抓壯丁，其實共產黨也抓，而且抓得更霸道，更蠻橫。
國共第一次內戰，在國民黨三次圍剿後，中共兵員不足，遂展開一波又一波的擴紅運動，甚至下令突擊。
當時中共的蘇區已是以紅軍為核心的暴力極權社會，有自上到下，直到村莊的各級蘇維埃政權，有共青團，赤衛軍，少先隊，貧農團，工會，女工農婦代表會等群眾專政團體，並有權力極大的政治特務機關國家保衛局和工農檢察會，對蘇區行了嚴密的紅色恐怖控制。因此中共擴紅，以強大的政權力量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強迫農民參加紅軍，使農民無所逃遁。
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開始的擴紅突擊運動限定十二月底，全蘇區要擴紅二萬五千人，中央派出突擊隊到各省各縣去抓壯丁，抓到後各突擊隊還集中押送到各補充師團，「保障路上不逃亡」，而且連小孩，老弱也不放過，中共文件指示，「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機關工作，如伙夫、事務員、交通員等」。
在中共的突擊下，幾乎每家壯男都被迫參加紅軍，有農民被逼得投河自盡或自殘，有青年女子怕當軍屬主動嫁四五十歲的老頭子。
中國二十世紀初以來社會屢經變革，但在中共引進階級暴力革命之前，這些變革的暴力成份都很小，辛亥革命甚至可以說是和平的，但只有社會變革因共產黨煽動變成不同階級你死我活的鬥爭後，中國的近代史才變得空前的血腥和恐怖起來。可以說共產黨是血腥暴力的挑動者，他們當然不能期望他們要消滅的敵人會對它心慈手軟。國民黨屠殺共產黨人是一種報復和防惡行為，，共產黨也就更為可怕地殺國民黨和它的階級敵人。一九三零年九月毛澤東率紅軍攻陷江西吉安後，大舉屠殺，在佔領的四十五天內，肅反會每天貼出的布告都有幾百人，總計殺了一萬人以上。
毛澤東一首《反第一次大圍剿》詞有「前頭捉了張輝瓚」一句。張輝瓚是國軍第九路軍第十八師師長，江西剿匪總司令，張在江西龍岡被俘後，共產黨用了非常殘忍的手段來報復，據後來背棄革命的紅一方面第三軍團第七軍軍長的龔楚說，張被俘後被紅軍以鐵絲穿手反□，受盡了士兵的鞭韃及各種酷刑，然後將他手腳捆綁，點天燈，死後割下其頭，以木盒盛著，放於河裡，便它順流出白區，籍以警告國軍。這是一段被完全封鎖的歷史。
二十世紀過去後，共產主義已沒落衰亡，中共也在開始改革開放，重走回頭路，「一朝回到解放前」。回顧國共之間你死我活的血流成河的歷史，真有蒼生何辜革命何價之感。很明顯中共革命這條路，不計後來國共內戰的殘酷，中共上台後鎮反、土改、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等暴政的根源在於這場革命一開始就走錯了。現在中共要慶祝誕生八十年，何慶之有？
──轉自《開放雜志》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由於刻意的美化與篩選，中共早期歷史、早期領導人給世人似乎只留下「拋頭顱灑熱血」的崇高浪漫形象。其實為信仰視死如歸如果缺少悲天憫人的情懷可能是很可怕的事，否則以自殺炸彈發動恐怖活動的宗教極端份子也可以成為歌頌的對象。
研讀中共黨史，我發現中共早期領導人，包括熬到革命成功坐上江山的毛劉周朱等，確如他們所說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他們在信仰上狂熱極端，「殺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但他們缺乏普通人的情感，不講親情友誼，雖聲稱為解放全人類而鬥爭，但卻輕視有血有肉的個體生命，以至冷酷嗜血，濫殺無辜。
早期領袖都有冷血濫殺的記錄
中共大多數領導人都是知識份子，但這些白面書生，如王明、毛澤東、周恩來、夏曦、關嚮應、陳昌浩、張國燾等竟然最後都成了殺人魔王。比如夏曦，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自幼聰穎好學，長於寫作和宣傳，曾主編《湖南學生聯合會周刊》，在《新民周報》和《救國周刊》上發表過許多文章。但這位「救國書生」，一九三Ο年領導湘鄂西蘇區肅反，大開殺戒，用盡酷刑屠殺自己的革命同志一萬多人，許多死者都是與他出生入死的老戰友，毛澤東《蝶戀花》詞「我失驕君失楊柳」的柳直荀，湘鄂西蘇區的領導人之一，與夏曦原是同鄉舊識革命老戰友，私交很好，但也被夏曦處決，柳直荀和一批湘鄂西領導人，居然是在一個批鬥現場亂棍打死。
北京大學畢業的張國燾在紅四方面和鄂豫皖蘇區肅反殺了一萬多自己的戰友，張國燾還親自坐堂刑訊逼供，施用的酷刑包括灌辣椒水，手指頭釘竹籤，站火磚，捆綁吊打等。徐向前的妻子程訓宣是被活活打死的。徐向前後來才聽說她死前受過酷刑，「打得不成樣子」。但徐向前的反應也不近人情，聽說老婆被補受審查，竟是「不便打聽」，後來到了延安事過境遷才質問當事人為甚麼要殺他的老婆。母愛是人類最偉大的感情，但當年女紅軍女共產黨員為革命拋棄自己的親生骨肉非常普遍，並非幾個孤案。
天津南開大學學生、留法生周恩來和上海大學學生國學修養深厚的康生一九三一年在上海以恐怖手段懲治叛徒，率領中共特工親執斧頭砍死顧順章一家老弱婦孺十幾人。
這樣的例子絕非僅有。為甚麼這些有救國救民之心的書生會如此殘忍冷血？
首先，在於他們終身奉獻的組織－－以列寧極權主義模式建立的中國共產黨把暴力崇高化合法化，崇尚鮮血（紅）的顏色，要以「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即大流血來改造社會。如一九二七年中共決定發動秋收起義的「兩湖暴動決議案」赤裸裸地大量使用殺戮的字眼：「殺盡土豪劣紳及一切反動派」。「殺戮反革命的軍官」，「屠殺反動官吏」等等。
第二，這個黨只講黨性不講人性，強調「鐵的紀律」、「黨的獨裁」、「每一個同志要犧牲自己的意志，感情和前途，以保衛黨的團結」（中共二大《關於中國共產黨黨章的決議》）。
第三，這個黨相信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可以欺騙，可以讓無數無辜者犧牲。數十年標榜目的很崇高，手段可以很暴烈，很殘忍，很無情，甚至很卑鄙。有「小資產階級溫情」的人即使被其崇高目的所感動參加這個黨，最後也不免忍受不了革命的鮮血和污穢，成為「革命的逃兵」，那些堅貞不移的共產黨人，都是一夥被訓練洗腦喪失人性、冷酷殘忍的異類，就像是所謂的「中邪」一樣。因此，以有人說共產黨是有史以來最大的邪教。
毛的湖南農民暴動是國共仇殺之源
中共早期的革命有中共宣傳的理想化的一面，更有中共刻意掩蓋的土匪的一面。
二十年代國民北伐戰爭時國民黨與共產黨從合作到分裂，最後兵戎相見血腥仇殺，最根本原因是國民黨代表的階級是中共革命的對象，合作只是中共的權宜之計，直接導因則是中共民粹主義的工農運動過度暴力。而使國共提早分手。如湖南國民軍人許克祥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在長沙發動馬日事變，大殺共產黨人，即與毛澤東領導的湖南農民運動的暴民恐怖有關。政大教授王健民所著《中國共產黨史》記載甚詳。
毛領導的湖南農民運動始於一九二五年冬，時蔣介石尚未清黨，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軍進入南京，農民運動出現高潮，全省農會已號稱有五百一十八萬人，實行一切權力歸農會。形成赤色恐怖氣氛。毛澤東為湖南農運辯護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運動的暴民形象已有很真實的描述，後來紅衛兵以此為榜樣，打人抄家，將「牛鬼蛇神」走資派剃陰陽頭戴高帽遊街示眾，以至毒打致死這聞名的文革紅色恐怖，就是當年湖南農民運動如何的無法無天的翻版。
當時中共與寧漢分裂後的國民黨左派汪精衛尚是革命的盟友，汪控制的國民革命軍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們在前線與軍閥作戰，他們的家屬在後方卻受到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馬日事變後陳獨秀於六月致電共產國際的電文承認湖南農運過激釀成馬日事變。他在電文中說，「當時北伐軍官家屬土地和財產被沒收，親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與懲罰，米的運輸受阻，向商人勒捐，農民搶米糧，吃大戶，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數金錢均被農民沒收與瓜分。」陳獨秀說，「這些過火行動迫使出身小地主階級與豪紳土匪的軍人們，結成反共反農民聯合陣線。尤其是家人曾遭受壓害的軍人更感到痛苦」。他在另一篇文章《湖南政變與討論》中說，「長沙五月二十一日事變，自然和湖南農民運動的幼稚行為不無關係。」
毛澤東的戰友柳直荀在回憶馬日事變的文章中也承認湖南工農運動使國民革命軍人從支持共產黨轉而反共。他在文章中說，國民黨軍人「熊震，當他衛戍長沙的時候，表示很左，及開到辰州，聽說他岳父被捉了游鄉，勃然大怒，而開始極端的反工農運動」。國民黨元老，同情共產黨的譚延□也因女婿（長沙大資本家之孫）受到農會勒索而不得不發電報向共產黨說情。曾任中共總書記的瞿秋白也指責「農民運動居然侵犯到了革命軍官的田產。」
殺毛澤東妻子的國民黨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為國民黨左派唐生智部下，馬日事變前兩日他在河南作戰時，長沙總工會，抄了他在長沙的家並逮捕了他的父親遊街。何鍵聞訊後急電湖南省政府，大罵總工會搗亂後方。
而最叫國民黨震驚的是農會殺湖南大知識份子葉德輝。葉當時是湖南的名士，看不慣農會的暴民作風，在農會開會時送了一幅對聯意涵譏諷：
「農運久長，稻梁菽麥黍稷，一班雜種；會場廣大，馬牛羊雞亍犬，都是畜生。」
中國傳統讀書人有了名，鬧點小脾氣社會一般不以為忤，統治者也不敢隨便殺他們。但葉德輝一代名士，竟因一幅對聯被共產黨以「封建餘孽豪紳領袖」的罪名公開處決了。柳直荀說，葉被槍決後，形勢急轉直下。湖南紳界震動，紛紛投身軍隊，軍界一片反共情緒。
馬日事變後武漢政府仍未與中共絕裂，唐生智還處分了許克祥，因為當時武漢政府仍在接受蘇聯的援助，據蔡和森說，汪精衛和唐生智仍在催蘇聯顧問鮑羅廷將蘇聯借款儘快匯給武漢政府，以作北伐軍東征軍費。但在全軍即將嘩變的壓力下「何鍵公開宣稱『不分共不能衷征，不願為CP東征』」。不得不與共產黨分道揚□，宣布「分共」。
中共早期革命完全可以用「燒殺擄掠」一詞來形容。在一九二八年在閩西發動多次暴動的中共黨員傳柏翠原是日本東京政治大學學生，一九二七年入黨。一九三零年他在閩西蘇區肅反挨整，寫信給閩西特委領導人鄧子恢訴苦，信中提到，「我過去是一個做公開鬥爭工作的，殺人燒屋的勾當不知幹了多少。」
中共不僅燒殺土豪劣紳，國民黨軍官、官吏，也以燒光殺光政策來迫使農民民上梁山。十幾萬蘇區農民跟著中共長征爬雪山過草地，就是迫於無奈，因為他們雙手沾過「土豪」的鮮血。大陸出的《蘇區肅反大紀實》記述夏曦在湘鄂西蘇區第四次肅反將一批紅軍開除軍籍，但這些紅軍苦苦哀求要不趕他們走，因為他們是「打土豪，分田地參加革命的貧苦農民，有家不能歸，不跟共產黨走只有死路一條。」一九九三年出的《中國左禍》一書如此來形容中共當時的「燒殺政策」焦土政策：「一座座村莊，燒成廢墟，百裡無雞鳴，一片片焦土，啼號不絕，蒼生痛哭，群群百姓，無家可歸，骨肉流離散」。
筆者最近看到當時毛澤東中央紅軍一軍團紅四軍政治部編的一份兩萬字「籌款須知」，是專門向紅軍講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農綁架勒索財物的教材，其行徑與土匪完全沒有區別。
這個勒索指南傳授了九個步驟。第一是，精密調查，方法包括「要找到貧苦勇敢的工農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財物或鴉片煙，酒肉等，祕密給那些貧苦工農」，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許賞他們的金錢以引誘他「說實話」。第二步是捉人「實為綁架」，特彆強調要提以當家的父母獨生子女以「上有父母、下有兒女的為最重要，同時未嫁的女，又只有一個，或媳婦懷孕，娘家又厲害的也為重要。收押的人必須常用宣傳與恐嚇的手段分別輕重對付。」
第三步是多貼條子，即將勒索對象寫上條子貼出公開恐嚇，該條指示，「不管地主，大商人，富農，凡在政策下可以籌得，都要貼，以免漏網」。
第四步是軟硬兼施加緊催款。文件所指的硬方式是以要燒要殺的形式恐嚇。稱「在必要時，沒收一家財物，燒一家房屋，或殺一個土豪」。
第五步，「做好做歹，雷厲風行」，「到籌款時候，必須動員群眾，調查的調查，貼布告的貼布告，以及向群眾宣傳的，向代表（編按：被勒索者的代表）交涉和催款的，散布凶吉消息（即要殺人燒屋）的，做轉彎的，提洋油的，磨馬刀的，打土豪的，沒收財物的，散發東西的，督促的，各種工作人員都要雷厲風行……才能使財寶滾滾而來」。
大概中共早期美化自己的宣傳尚未爐火純青，因此有這樣赤裸裸的綁架勒索教材，暴力□財連獨生子兒童，黃花閨女和懷孕婦都不放過，手段如此卑劣殘忍，比某些講義氣的土匪都不如。
紅軍點天燈殘殺國軍師長張輝瓚
共產黨指責國民黨抓壯丁，其實共產黨也抓，而且抓得更霸道，更蠻橫。
國共第一次內戰，在國民黨三次圍剿後，中共兵員不足，遂展開一波又一波的擴紅運動，甚至下令突擊。
當時中共的蘇區已是以紅軍為核心的暴力極權社會，有自上到下，直到村莊的各級蘇維埃政權，有共青團，赤衛軍，少先隊，貧農團，工會，女工農婦代表會等群眾專政團體，並有權力極大的政治特務機關國家保衛局和工農檢察會，對蘇區行了嚴密的紅色恐怖控制。因此中共擴紅，以強大的政權力量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強迫農民參加紅軍，使農民無所逃遁。
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開始的擴紅突擊運動限定十二月底，全蘇區要擴紅二萬五千人，中央派出突擊隊到各省各縣去抓壯丁，抓到後各突擊隊還集中押送到各補充師團，「保障路上不逃亡」，而且連小孩，老弱也不放過，中共文件指示，「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機關工作，如伙夫、事務員、交通員等」。
在中共的突擊下，幾乎每家壯男都被迫參加紅軍，有農民被逼得投河自盡或自殘，有青年女子怕當軍屬主動嫁四五十歲的老頭子。
中國二十世紀初以來社會屢經變革，但在中共引進階級暴力革命之前，這些變革的暴力成份都很小，辛亥革命甚至可以說是和平的，但只有社會變革因共產黨煽動變成不同階級你死我活的鬥爭後，中國的近代史才變得空前的血腥和恐怖起來。可以說共產黨是血腥暴力的挑動者，他們當然不能期望他們要消滅的敵人會對它心慈手軟。國民黨屠殺共產黨人是一種報復和防惡行為，，共產黨也就更為可怕地殺國民黨和它的階級敵人。一九三零年九月毛澤東率紅軍攻陷江西吉安後，大舉屠殺，在佔領的四十五天內，肅反會每天貼出的布告都有幾百人，總計殺了一萬人以上。
毛澤東一首《反第一次大圍剿》詞有「前頭捉了張輝瓚」一句。張輝瓚是國軍第九路軍第十八師師長，江西剿匪總司令，張在江西龍岡被俘後，共產黨用了非常殘忍的手段來報復，據後來背棄革命的紅一方面第三軍團第七軍軍長的龔楚說，張被俘後被紅軍以鐵絲穿手反□，受盡了士兵的鞭韃及各種酷刑，然後將他手腳捆綁，點天燈，死後割下其頭，以木盒盛著，放於河裡，便它順流出白區，籍以警告國軍。這是一段被完全封鎖的歷史。
二十世紀過去後，共產主義已沒落衰亡，中共也在開始改革開放，重走回頭路，「一朝回到解放前」。回顧國共之間你死我活的血流成河的歷史，真有蒼生何辜革命何價之感。很明顯中共革命這條路，不計後來國共內戰的殘酷，中共上台後鎮反、土改、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等暴政的根源在於這場革命一開始就走錯了。現在中共要慶祝誕生八十年，何慶之有？
──轉自《開放雜志》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