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29日訊】近日，原深圳青年報副總編輯曹長青撰文紀念前南斯拉夫副總統吉拉斯。
米洛凡•吉拉斯，被《紐約時報》譽為「早期持不同政見者反抗共產主義的旗幟」。這位1995年就去世的南斯拉夫持不同政見者，曾官至南斯拉夫的副總統和「人民議會」議長，但他卻選擇了一條強烈批判斯大林和共產蘇聯、堅定反抗共產主義的道路，成為旗幟性人物。
米洛凡•吉拉斯曾寫出三本重要的著作，一本是《新階級》，1960年代中國就有了譯本，是「內部參考書」，只限於黨的高層幹部等閱讀，不對外發行。另一本是《與斯大林的對話》，最後一本是《新階級的墜落：共產主義自我毀滅的歷史》。這幾本書是吉拉斯一生對共產主義思考的總結。吉拉斯的《新階級》等書，都是對共產黨的腐敗、貪婪、殘忍的近距離觀察和批判。他的書不僅影響了東歐知識份子對共產主義的認識，也促使中國知識份子從共產謊言中驚醒。他的智慧和勇敢，啟發了無數人對共產主義的認識。
吉拉斯是20世紀共產主義現象中一個特殊人物，無論作為一個知識人，還是一個共產黨人，他都一個「異數」。縱觀他的一生，至少「異」在這五個方面：
第一，身居高位，毅然反叛。
同樣是共產主義的批判者，哈維爾，昆德拉，薩哈囉夫，索爾仁尼琴等，都是知識份子，從外部批判共產邪惡。但吉拉斯官至南斯拉夫副總統，是僅次於鐵托的掌權者，他是從共產主義陣營的高層反叛，否定共產主義。
共產黨內雖充滿鬥爭，但幾乎都是在肯定共產主義大前提下的不同策略的爭執，更多是權力之爭。例如列寧和布哈林，斯大林和托洛斯基，毛澤東和劉少奇等。被稱為中共內部最敢言的彭德懷，只不過是對大躍進政策提出質疑，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稍有不滿而已。但吉拉斯完全不同，他全面否定共產黨，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掘墓。在真實和高官之間，他寧可放棄炙手可熱的巨大權力和新階級的榮華富貴，而追求真實。
吉拉斯是法定的鐵托接班人。只要他不堅持自己的理念，就可以順利地接班，出任南斯拉夫國家元首。但當他認清了共產主義本質的時候，就毅然放棄了高層的官位、巨大的權力、輝煌的政治前途。這在整個共產主義歷史中，還找不到第二人。
在前蘇聯，赫魯曉夫反斯大林，但不反共產黨。戈爾巴喬夫提倡新思維，意在改革共產黨，修補共產主義。在中共內部，更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公開否定共產主義。被億萬民眾懷念的胡耀邦，也從來就沒有否定過共產主義。趙紫陽被軟禁後仍然堅持共產主義，肯定黨的領導，都遠談不上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有徹底的否定，只不過對某些具體做法和政策不滿而已。而吉拉斯半個多世紀年前的智慧和勇氣，即使今天，中國的共產黨人也完全無法比擬。
第二，堅定反共，追求真理。
吉拉斯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1930年代在貝爾格萊德大學當學生時，就參加了地下黨，反對南斯拉夫君主政權。因此他被捕入獄，坐了3年牢。出獄後結識鐵托，成為該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者。1950年代初，南斯拉夫和蘇聯決裂時，吉拉斯不僅批評斯大林，更批評整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因此在1954年他被撤銷一切職務，開除出黨。兩年後，「匈牙利事件」爆發，吉拉斯在接受西方記者採訪時，公開支持匈牙利人民革命，認為「匈牙利事件標誌著共產主義崩潰的開始。」因此他被逮捕入獄，判刑7年，被監禁在當年君主政權關他的監獄。
在獄中，吉拉斯不僅沒有悔過，還寫出《新階級》一書。吉拉斯根據他官居高位對共產黨的近距離觀察指出：共產黨已成為欺壓人民的新階級，比它所反對的資產階級更腐敗、更貪婪，更殘忍，「共產黨統治的世界，如同一個沒有觀眾的大劇場，只有那些演員——高級共產神父們在自享自樂，他們既是警察，同時又是新聞的主人。」1962年，他在獄中寫出第二本批判共產主義的著作《與斯大林的對話》。吉拉斯以他兩次去莫斯科見到斯大林的經歷，指出斯大林是「歷史上最殘忍的罪犯；是個陰險、狡猾、冷酷的傢伙。」
《新階級》被偷運到西方出版後，立即聞名世界，被翻譯成60種文字，發行了三百多萬冊。吉拉斯的書，不僅使東歐的知識份子瞭解共產邪惡，也促使西方那些對共產主義存在幻想的左派人士從共產謊言中覺醒。在共產黨國家，有不少人是讀到吉拉斯的書，才走上了反對共產主義的道路。像後來的薩哈囉夫，索爾仁尼琴，哈維爾等，都受過吉拉斯的影響。吉拉斯因《新階級》一書被加刑五年。他在獄中翻譯彌爾頓的《失樂園》，因為沒有紙，最初的譯稿寫在了三千張廁紙上。吉拉斯從監獄出來後受邀到英美訪問。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做訪問教授期間，發生了「布拉格之春」，蘇軍坦克開進了捷克。吉拉斯公開發表談話，譴責蘇聯侵略。為此他的護照被吊銷，被迫在西方流亡了18年。
第三，洞察共產邪惡本質。
吉拉斯在最後一本著作《新階級的墜落》中，再次重申他的一貫看法：共產邪惡本質是永遠不會改變的。即使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受到世界矚目時，吉拉斯仍堅定地認為，共產黨的唯一出路是退出歷史舞台，任何改革都無濟於事。吉拉斯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說，「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還有其他人，都認為他們能夠改革共產主義。但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意識形態是無法改革的。」
吉拉斯的這番話不是情緒的產物，而是他對共產黨半個多世紀的觀察和思考得出的真知灼見。正是這種完全否定共產黨的思路，才導致東歐人民將共產政權一個接一個地推翻，贏得自由。而中國的知識份子們，有的宣導新權威主義；有的還要「告別革命」，主張穩定和經濟建設第一，人的自由第四；海外某些異議人士，也在做著「朝野良性互動」的夢。
第四，超越民族主義，視自由為最高原則。
在波斯尼亞問題上，吉拉斯又是獨樹一幟。他是塞爾維亞人，但他同情波斯尼亞人民，認為他們有獨立的權利，並嚴詞批評塞爾維亞領袖，和對波斯尼亞的侵略。在這一點上，吉拉斯也給中國知識份子啟示。很多中國人，認為寧可使用武力鎮壓，也不許人民自由選擇。在他們看來，土地、邊界和國家等等概念比人的自由和尊嚴還重要。而恰恰是這種視國家高於一切的思維才導致義和團的蠢血沸騰和中國的落後，愚弄和專制人民。
第五，確信和嚮往西方文明。
去吉拉斯家裡採訪的西方記者發現，他的書架上有幾十種美國學者最近寫的書。和那種反西方、批評美國是世界警察的論調完全相反，吉拉斯一直強調美國要承擔領導世界的角色。在他去世前最後一次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他最擔憂的是美國從這個領導世界的角色後退；「我的感覺，也許不是正確的，美國正在變得軟弱，從她在世界擔任的角色後退，這意味著任何壞的事情都可能發生，可能會是災難。」吉拉斯之所以強調美國要承擔領導的角色，要做「世界警察」，道理很簡單，因為這個世界有太多的強盜、惡棍，可以想像，一個沒有警察而地痞流氓橫行霸道的世界會是多麼可怕。如果沒有美國的自由力量，今天的世界就不會是這樣。
吉拉斯為他的與眾不同付出了昂貴的代價。他坐了10年牢，被迫在海外流亡18年。但他說，「蹲過監獄的人會更傾向於權力。希特勒坐過5年牢，斯大林5次入獄。但監獄使我從一個共產主義者變成了人道主義者。」
1992年，吉拉斯才被「平反」，撤銷了當年對他的判決。但他還是受到當局的批判和新聞界的圍剿，因為他同情波斯尼亞人。民眾在長期的錯誤信息引導下，把吉拉斯視為民族叛徒。《紐約時報》的記者說，他們去吉拉斯家裡採訪時，一位南斯拉夫出租車司機說：「吉拉斯是個壞人，是個民族叛徒。」吉拉斯逝世時，他的國家也沒有給他一點榮譽。他自從批評共產黨之後，就被強迫從政府別墅搬出，住進一個公寓。他80歲的時候，一隻眼睛失明，聽力下降，還患有嚴重的心臟病，有時停電，他要十分艱難地爬樓梯到自己的公寓。但他至死也沒有向「新階級」和榮華富貴屈服，寧可活在孤獨和貧寒中。
易卜生說，「最孤獨的人，是最有力量的人。」吉拉斯的一生證明，這位超越了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孤獨者，有著強大的心靈。哈佛大學前蘇聯研究中心主任烏拉姆對這個共產世界的異數評價說：「這位曾對共產主義無情批判的先驅，會被世界上所有追求自由的人崇敬地懷念。」
其實，現在紀念吉拉斯，還有新的現實意義。吉拉斯是在反法西斯主義時期成長起來的共產主義戰士；在後來的生涯中才逐漸若認識到，其實法西斯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變種。德、日法西斯在二戰時期的慘敗，不僅剿滅了法西斯，也給共產主義的信奉者敲響了沉悶的警鐘，即便現在還有像希特勒和廣田弘毅一樣瘋狂的法西斯分子，他們也不敢再對外貿然實施侵略擴張，前車之覆擺在了面前。
新時期的法西斯為免重蹈覆轍，也有所變種；對利弊得失有著精心的權衡和算計，成為法西斯主義後的共產主義新變種。新變種後的共產主義，主要表現形式為「窩裡橫」，在共產主義潛意識的慣性作用下，新共產主義對本國人民的各種天賦人權，慣常以不可理喻的手段予以本能的剝奪和排斥。「內政」是共產主義新變種手上常提著的一塊盾牌，他們日漸發現：蹂躪國人，踐踏人權，通常情況下會是相對安全的。當年德、日法西斯為害人間，世界各國群情激憤，紛紛自覺投身於反法西斯戰爭。而新共產主義以「窩裡橫」的形式，在本國無休止踐踏人權，聯合國和世界各國長期以來，多半熟視無睹，鮮有強烈反應。新共產主義就此得到鼓舞，更加放蕩和驕橫。
所以，世人對於新共產主義應予以高度警惕，並該意識到無視人權，就是在奉行法西斯主義。《大英百科》對法西斯主義的定義是：「個人的地位被壓制於集體——例如某個國家、民族、種族或社會階級之下的社會組織。」而新共產主義慣於凶狂壓制的，正是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新共產主義同時也是一種極端形式的集體主義，它的信奉者常要求法律、道德和人權等等，必須為其小集團的利益讓路。在暴政鐵蹄下不能依法享有基本人權和人類尊嚴的社會成員，其「個人的地位」自然是無從談起，而且也無從具體感受到人之為人，所該享有的尊嚴和幸福。
沒有哪個社會成員，是為了飽遭壓制而降生於紅塵的。
人長了一張嘴巴，除了用於飲食和接吻，還有一個常用的功能，即用以言說。只因為自己掌握了公權力，就甩出種種嚇人的大帽子，今天不讓張三說話，明天不讓李四言說，這就構成了壓制，就是在奉行法西斯主義。言說，從盤古開天到如今就是天賦人權，不可予奪。而負屈啣冤者不論他以何種形式鳴冤，都屬於言說之列，也是人權的一部分，將其不由分說關進黑監獄，這就又構成了對個人權利的壓制，同時也是在奉行法西斯主義。
鳥有鳥巢，狗有狗窩。官商勾結者以「國家建設」等名目進行血腥強拆，隨便扔給被拆遷人幾個小錢，就攜「強拆部隊」洶洶而來，要強占人家的祖屋和地產，甚至逼得人以死抗爭，此乃恃強凌弱，對個人就構成了壓制，無視的是基本人權，同時也是在奉行法西斯主義。……
對新共產主義而言，生命的個體並無真正的權利可言，所有社會成員只能從屬、依附於唯我獨尊的團體，事事要聽其擺佈，甚而個人的生死榮辱，也要由「組織上」來決定，一切都可予可奪。有了這種新共產主義的慣性思維，也就有了對公權踐踏人權的長期默許和縱容。新共產主義對民主制度懷有深深的恐懼，因為選舉權和罷免權也是人權的一部分，民主會讓每一個生命的個體天然成為自我的主宰，能讓國民自由選擇一個自己信得過的政治團隊，主持國家事務。新共產主義為了恆久保有小集團的特權，自甘僵化成民主和人權的「死敵」。
專制，歷來就是擾人心智的魔鬼，它讓一個本可能是正常的人或正常的團隊，在獨斷專行中滑向深淵，變得無視人權，信奉的是壓制的力量，忽略的是心靈的感召，迷失的是理性，喪失的是人心。新共產主義在漸行漸遠中並沒有想過，無視人權其實就是在奉行法西斯主義。
新共產主義的危害已是無處不在。要將無視人權的專制凍土優化成尊重人權的公有園林，必須有所抗爭，也需要文明社會能將關愛的目光，投向正在經受煉獄的人群。當世人普遍意識到無視人權就是在奉行法西斯主義時，人權的光輝終將穿越陰霾，世界也將因此而雲舒霞卷。
其實，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也好，舊封建主義、新共產主義也罷，共同點就是專制獨裁；它們和北非、中東乃至東北亞的獨裁本質都是一樣的，只不過名稱不同而已。當人們認識到這種共同本質的一致性以後，人類社會也就有了共同一致的對策，分化、瓦解和消滅這種名目不一的反人類的獨裁專制主義。
文章來源：《大中華思想門戶》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米洛凡•吉拉斯，被《紐約時報》譽為「早期持不同政見者反抗共產主義的旗幟」。這位1995年就去世的南斯拉夫持不同政見者，曾官至南斯拉夫的副總統和「人民議會」議長，但他卻選擇了一條強烈批判斯大林和共產蘇聯、堅定反抗共產主義的道路，成為旗幟性人物。
米洛凡•吉拉斯曾寫出三本重要的著作，一本是《新階級》，1960年代中國就有了譯本，是「內部參考書」，只限於黨的高層幹部等閱讀，不對外發行。另一本是《與斯大林的對話》，最後一本是《新階級的墜落：共產主義自我毀滅的歷史》。這幾本書是吉拉斯一生對共產主義思考的總結。吉拉斯的《新階級》等書，都是對共產黨的腐敗、貪婪、殘忍的近距離觀察和批判。他的書不僅影響了東歐知識份子對共產主義的認識，也促使中國知識份子從共產謊言中驚醒。他的智慧和勇敢，啟發了無數人對共產主義的認識。
吉拉斯是20世紀共產主義現象中一個特殊人物，無論作為一個知識人，還是一個共產黨人，他都一個「異數」。縱觀他的一生，至少「異」在這五個方面：
第一，身居高位，毅然反叛。
同樣是共產主義的批判者，哈維爾，昆德拉，薩哈囉夫，索爾仁尼琴等，都是知識份子，從外部批判共產邪惡。但吉拉斯官至南斯拉夫副總統，是僅次於鐵托的掌權者，他是從共產主義陣營的高層反叛，否定共產主義。
共產黨內雖充滿鬥爭，但幾乎都是在肯定共產主義大前提下的不同策略的爭執，更多是權力之爭。例如列寧和布哈林，斯大林和托洛斯基，毛澤東和劉少奇等。被稱為中共內部最敢言的彭德懷，只不過是對大躍進政策提出質疑，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稍有不滿而已。但吉拉斯完全不同，他全面否定共產黨，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掘墓。在真實和高官之間，他寧可放棄炙手可熱的巨大權力和新階級的榮華富貴，而追求真實。
吉拉斯是法定的鐵托接班人。只要他不堅持自己的理念，就可以順利地接班，出任南斯拉夫國家元首。但當他認清了共產主義本質的時候，就毅然放棄了高層的官位、巨大的權力、輝煌的政治前途。這在整個共產主義歷史中，還找不到第二人。
在前蘇聯，赫魯曉夫反斯大林，但不反共產黨。戈爾巴喬夫提倡新思維，意在改革共產黨，修補共產主義。在中共內部，更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公開否定共產主義。被億萬民眾懷念的胡耀邦，也從來就沒有否定過共產主義。趙紫陽被軟禁後仍然堅持共產主義，肯定黨的領導，都遠談不上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有徹底的否定，只不過對某些具體做法和政策不滿而已。而吉拉斯半個多世紀年前的智慧和勇氣，即使今天，中國的共產黨人也完全無法比擬。
第二，堅定反共，追求真理。
吉拉斯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1930年代在貝爾格萊德大學當學生時，就參加了地下黨，反對南斯拉夫君主政權。因此他被捕入獄，坐了3年牢。出獄後結識鐵托，成為該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者。1950年代初，南斯拉夫和蘇聯決裂時，吉拉斯不僅批評斯大林，更批評整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因此在1954年他被撤銷一切職務，開除出黨。兩年後，「匈牙利事件」爆發，吉拉斯在接受西方記者採訪時，公開支持匈牙利人民革命，認為「匈牙利事件標誌著共產主義崩潰的開始。」因此他被逮捕入獄，判刑7年，被監禁在當年君主政權關他的監獄。
在獄中，吉拉斯不僅沒有悔過，還寫出《新階級》一書。吉拉斯根據他官居高位對共產黨的近距離觀察指出：共產黨已成為欺壓人民的新階級，比它所反對的資產階級更腐敗、更貪婪，更殘忍，「共產黨統治的世界，如同一個沒有觀眾的大劇場，只有那些演員——高級共產神父們在自享自樂，他們既是警察，同時又是新聞的主人。」1962年，他在獄中寫出第二本批判共產主義的著作《與斯大林的對話》。吉拉斯以他兩次去莫斯科見到斯大林的經歷，指出斯大林是「歷史上最殘忍的罪犯；是個陰險、狡猾、冷酷的傢伙。」
《新階級》被偷運到西方出版後，立即聞名世界，被翻譯成60種文字，發行了三百多萬冊。吉拉斯的書，不僅使東歐的知識份子瞭解共產邪惡，也促使西方那些對共產主義存在幻想的左派人士從共產謊言中覺醒。在共產黨國家，有不少人是讀到吉拉斯的書，才走上了反對共產主義的道路。像後來的薩哈囉夫，索爾仁尼琴，哈維爾等，都受過吉拉斯的影響。吉拉斯因《新階級》一書被加刑五年。他在獄中翻譯彌爾頓的《失樂園》，因為沒有紙，最初的譯稿寫在了三千張廁紙上。吉拉斯從監獄出來後受邀到英美訪問。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做訪問教授期間，發生了「布拉格之春」，蘇軍坦克開進了捷克。吉拉斯公開發表談話，譴責蘇聯侵略。為此他的護照被吊銷，被迫在西方流亡了18年。
第三，洞察共產邪惡本質。
吉拉斯在最後一本著作《新階級的墜落》中，再次重申他的一貫看法：共產邪惡本質是永遠不會改變的。即使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受到世界矚目時，吉拉斯仍堅定地認為，共產黨的唯一出路是退出歷史舞台，任何改革都無濟於事。吉拉斯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說，「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還有其他人，都認為他們能夠改革共產主義。但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意識形態是無法改革的。」
吉拉斯的這番話不是情緒的產物，而是他對共產黨半個多世紀的觀察和思考得出的真知灼見。正是這種完全否定共產黨的思路，才導致東歐人民將共產政權一個接一個地推翻，贏得自由。而中國的知識份子們，有的宣導新權威主義；有的還要「告別革命」，主張穩定和經濟建設第一，人的自由第四；海外某些異議人士，也在做著「朝野良性互動」的夢。
第四，超越民族主義，視自由為最高原則。
在波斯尼亞問題上，吉拉斯又是獨樹一幟。他是塞爾維亞人，但他同情波斯尼亞人民，認為他們有獨立的權利，並嚴詞批評塞爾維亞領袖，和對波斯尼亞的侵略。在這一點上，吉拉斯也給中國知識份子啟示。很多中國人，認為寧可使用武力鎮壓，也不許人民自由選擇。在他們看來，土地、邊界和國家等等概念比人的自由和尊嚴還重要。而恰恰是這種視國家高於一切的思維才導致義和團的蠢血沸騰和中國的落後，愚弄和專制人民。
第五，確信和嚮往西方文明。
去吉拉斯家裡採訪的西方記者發現，他的書架上有幾十種美國學者最近寫的書。和那種反西方、批評美國是世界警察的論調完全相反，吉拉斯一直強調美國要承擔領導世界的角色。在他去世前最後一次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他最擔憂的是美國從這個領導世界的角色後退；「我的感覺，也許不是正確的，美國正在變得軟弱，從她在世界擔任的角色後退，這意味著任何壞的事情都可能發生，可能會是災難。」吉拉斯之所以強調美國要承擔領導的角色，要做「世界警察」，道理很簡單，因為這個世界有太多的強盜、惡棍，可以想像，一個沒有警察而地痞流氓橫行霸道的世界會是多麼可怕。如果沒有美國的自由力量，今天的世界就不會是這樣。
吉拉斯為他的與眾不同付出了昂貴的代價。他坐了10年牢，被迫在海外流亡18年。但他說，「蹲過監獄的人會更傾向於權力。希特勒坐過5年牢，斯大林5次入獄。但監獄使我從一個共產主義者變成了人道主義者。」
1992年，吉拉斯才被「平反」，撤銷了當年對他的判決。但他還是受到當局的批判和新聞界的圍剿，因為他同情波斯尼亞人。民眾在長期的錯誤信息引導下，把吉拉斯視為民族叛徒。《紐約時報》的記者說，他們去吉拉斯家裡採訪時，一位南斯拉夫出租車司機說：「吉拉斯是個壞人，是個民族叛徒。」吉拉斯逝世時，他的國家也沒有給他一點榮譽。他自從批評共產黨之後，就被強迫從政府別墅搬出，住進一個公寓。他80歲的時候，一隻眼睛失明，聽力下降，還患有嚴重的心臟病，有時停電，他要十分艱難地爬樓梯到自己的公寓。但他至死也沒有向「新階級」和榮華富貴屈服，寧可活在孤獨和貧寒中。
易卜生說，「最孤獨的人，是最有力量的人。」吉拉斯的一生證明，這位超越了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孤獨者，有著強大的心靈。哈佛大學前蘇聯研究中心主任烏拉姆對這個共產世界的異數評價說：「這位曾對共產主義無情批判的先驅，會被世界上所有追求自由的人崇敬地懷念。」
其實，現在紀念吉拉斯，還有新的現實意義。吉拉斯是在反法西斯主義時期成長起來的共產主義戰士；在後來的生涯中才逐漸若認識到，其實法西斯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變種。德、日法西斯在二戰時期的慘敗，不僅剿滅了法西斯，也給共產主義的信奉者敲響了沉悶的警鐘，即便現在還有像希特勒和廣田弘毅一樣瘋狂的法西斯分子，他們也不敢再對外貿然實施侵略擴張，前車之覆擺在了面前。
新時期的法西斯為免重蹈覆轍，也有所變種；對利弊得失有著精心的權衡和算計，成為法西斯主義後的共產主義新變種。新變種後的共產主義，主要表現形式為「窩裡橫」，在共產主義潛意識的慣性作用下，新共產主義對本國人民的各種天賦人權，慣常以不可理喻的手段予以本能的剝奪和排斥。「內政」是共產主義新變種手上常提著的一塊盾牌，他們日漸發現：蹂躪國人，踐踏人權，通常情況下會是相對安全的。當年德、日法西斯為害人間，世界各國群情激憤，紛紛自覺投身於反法西斯戰爭。而新共產主義以「窩裡橫」的形式，在本國無休止踐踏人權，聯合國和世界各國長期以來，多半熟視無睹，鮮有強烈反應。新共產主義就此得到鼓舞，更加放蕩和驕橫。
所以，世人對於新共產主義應予以高度警惕，並該意識到無視人權，就是在奉行法西斯主義。《大英百科》對法西斯主義的定義是：「個人的地位被壓制於集體——例如某個國家、民族、種族或社會階級之下的社會組織。」而新共產主義慣於凶狂壓制的，正是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新共產主義同時也是一種極端形式的集體主義，它的信奉者常要求法律、道德和人權等等，必須為其小集團的利益讓路。在暴政鐵蹄下不能依法享有基本人權和人類尊嚴的社會成員，其「個人的地位」自然是無從談起，而且也無從具體感受到人之為人，所該享有的尊嚴和幸福。
沒有哪個社會成員，是為了飽遭壓制而降生於紅塵的。
人長了一張嘴巴，除了用於飲食和接吻，還有一個常用的功能，即用以言說。只因為自己掌握了公權力，就甩出種種嚇人的大帽子，今天不讓張三說話，明天不讓李四言說，這就構成了壓制，就是在奉行法西斯主義。言說，從盤古開天到如今就是天賦人權，不可予奪。而負屈啣冤者不論他以何種形式鳴冤，都屬於言說之列，也是人權的一部分，將其不由分說關進黑監獄，這就又構成了對個人權利的壓制，同時也是在奉行法西斯主義。
鳥有鳥巢，狗有狗窩。官商勾結者以「國家建設」等名目進行血腥強拆，隨便扔給被拆遷人幾個小錢，就攜「強拆部隊」洶洶而來，要強占人家的祖屋和地產，甚至逼得人以死抗爭，此乃恃強凌弱，對個人就構成了壓制，無視的是基本人權，同時也是在奉行法西斯主義。……
對新共產主義而言，生命的個體並無真正的權利可言，所有社會成員只能從屬、依附於唯我獨尊的團體，事事要聽其擺佈，甚而個人的生死榮辱，也要由「組織上」來決定，一切都可予可奪。有了這種新共產主義的慣性思維，也就有了對公權踐踏人權的長期默許和縱容。新共產主義對民主制度懷有深深的恐懼，因為選舉權和罷免權也是人權的一部分，民主會讓每一個生命的個體天然成為自我的主宰，能讓國民自由選擇一個自己信得過的政治團隊，主持國家事務。新共產主義為了恆久保有小集團的特權，自甘僵化成民主和人權的「死敵」。
專制，歷來就是擾人心智的魔鬼，它讓一個本可能是正常的人或正常的團隊，在獨斷專行中滑向深淵，變得無視人權，信奉的是壓制的力量，忽略的是心靈的感召，迷失的是理性，喪失的是人心。新共產主義在漸行漸遠中並沒有想過，無視人權其實就是在奉行法西斯主義。
新共產主義的危害已是無處不在。要將無視人權的專制凍土優化成尊重人權的公有園林，必須有所抗爭，也需要文明社會能將關愛的目光，投向正在經受煉獄的人群。當世人普遍意識到無視人權就是在奉行法西斯主義時，人權的光輝終將穿越陰霾，世界也將因此而雲舒霞卷。
其實，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也好，舊封建主義、新共產主義也罷，共同點就是專制獨裁；它們和北非、中東乃至東北亞的獨裁本質都是一樣的，只不過名稱不同而已。當人們認識到這種共同本質的一致性以後，人類社會也就有了共同一致的對策，分化、瓦解和消滅這種名目不一的反人類的獨裁專制主義。
文章來源：《大中華思想門戶》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