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17日訊】歷經數月的廣東陸豐烏坎村村民抗議事件最近又起波瀾。上個星期被警方以涉嫌毀壞財務和妨礙公務等名義實行刑事拘留的村民薛錦波在被羈押期間突然死亡。雖然中國官方表示，薛錦波死於心臟病突發，但是烏坎村的村民們拒絕接受這樣的解釋。
大量的村民在被警方封鎖的村內持續舉行示威抗議活動，要求中央政府出面聆聽村民的呼聲。烏坎村民的抗議不僅得到了中國民間的持續關注，也得到了中國農村民眾的普遍同情和支援。
這件事發生在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仕途升遷的微妙時刻。不少中國政治問題觀察家一直預言，汪洋將在明年十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上成為中央 政治局常委。不僅如此，近幾年來，外界一直認為，汪洋所代表的是廣東和南部中國較為開放的政治力量，這股力量一直在與以另一位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薄 熙來所代表的擁戴傳統的毛澤東路線的“左派”政治力量進行暗中較量。因此汪洋的升遷似乎是一個中國政治發展的風向標。
如何處理已經持續了 數月之久的烏坎村村民的抗議事件已經成為汪洋手中的一塊燙手山芋。假如採取寬容的態度，這場事件很難迅速地平息下來。汪洋則很可能被視為沒有處理棘手問題的能力，而且寬容的處理民眾事變的政策也會被認為是軟弱無力；假如汪洋轉而採取更加強硬的態度，他在口頭上一貫主張的寬容的政策和他的改革者的形像則會蕩 然無存，而黨內的保守勢力也會因此嘲笑他的改弦更張是保守勢力的勝利。無論是哪一種結果，都很難起到為汪洋在政治上加分的結果。
可以說汪洋所面對的是一個雙重挑戰。在中國的上層政治鬥爭中，他所面對的是一個政治上不同的勢力集團的權力爭奪。無論在權力角鬥場的選手們真正的政治面目和政治主張是什麼，但是媒體和觀察家們似乎已經為他們標上了高度簡化了的政治標籤。在我看來，在當今的高層官員中，政策和觀點只是一個標誌，不會有什麼根本性的不同。但是被貼上了不同標籤的角逐者們分屬於不同的勢力範圍確是貨真價實的不同。
作為一方地方大員，汪洋同時還面對一個一個現實的平息治下的動亂的挑戰。汪洋面對的這個挑戰，不僅在廣東具有現實意義，也在全國具有意義。因為烏坎村事件實際上是向他再現了中國統治集團當前面臨的一個經典性的問題，那就是在缺乏民主監督的基層政府和准政府官員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利用在經濟活動中所掌握的決策機會為自己牟利。同時，由於基層官員手中的政治權力的含金量很大，因此這些官員們在形式主義的“民主選舉”中採用各種手段舞弊，不讓民眾真正的推選出自己的代言人，以便他們自己永久的壟斷權力。
在農村，這一牟利行為在倒賣集體土地的過程中表現的最為猖獗。而這些牟利經年不絕且愈演愈烈，已經成為民變的最終要的導火索。但是，為了利用這些地痞似的基層官員維持社會“穩定”，或者是為了與基層官員共同瓜分這種政治壟斷和經濟舞弊的“豐碩成果”，上級政府的官員們對基層官員的為非作歹常常採取放任縱容的度。各級政府面對類似事件的消極態度更是起到了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
烏坎村事件就是官員倒賣集體土地贏利和在選舉中舞弊所引起的。汪洋所面對的不僅僅是烏坎村的村民和村官們的矛盾，也是中國當前民眾和官員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這些腐敗的地方官員是共產黨維持中國統治的社會基礎。對於這一點汪洋是心知肚明的。在我看來，指望汪洋真正地支持村民，反對中共基層打手，這是十分困難的。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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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村民在被警方封鎖的村內持續舉行示威抗議活動，要求中央政府出面聆聽村民的呼聲。烏坎村民的抗議不僅得到了中國民間的持續關注，也得到了中國農村民眾的普遍同情和支援。
這件事發生在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仕途升遷的微妙時刻。不少中國政治問題觀察家一直預言，汪洋將在明年十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上成為中央 政治局常委。不僅如此，近幾年來，外界一直認為，汪洋所代表的是廣東和南部中國較為開放的政治力量，這股力量一直在與以另一位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薄 熙來所代表的擁戴傳統的毛澤東路線的“左派”政治力量進行暗中較量。因此汪洋的升遷似乎是一個中國政治發展的風向標。
如何處理已經持續了 數月之久的烏坎村村民的抗議事件已經成為汪洋手中的一塊燙手山芋。假如採取寬容的態度，這場事件很難迅速地平息下來。汪洋則很可能被視為沒有處理棘手問題的能力，而且寬容的處理民眾事變的政策也會被認為是軟弱無力；假如汪洋轉而採取更加強硬的態度，他在口頭上一貫主張的寬容的政策和他的改革者的形像則會蕩 然無存，而黨內的保守勢力也會因此嘲笑他的改弦更張是保守勢力的勝利。無論是哪一種結果，都很難起到為汪洋在政治上加分的結果。
可以說汪洋所面對的是一個雙重挑戰。在中國的上層政治鬥爭中，他所面對的是一個政治上不同的勢力集團的權力爭奪。無論在權力角鬥場的選手們真正的政治面目和政治主張是什麼，但是媒體和觀察家們似乎已經為他們標上了高度簡化了的政治標籤。在我看來，在當今的高層官員中，政策和觀點只是一個標誌，不會有什麼根本性的不同。但是被貼上了不同標籤的角逐者們分屬於不同的勢力範圍確是貨真價實的不同。
作為一方地方大員，汪洋同時還面對一個一個現實的平息治下的動亂的挑戰。汪洋面對的這個挑戰，不僅在廣東具有現實意義，也在全國具有意義。因為烏坎村事件實際上是向他再現了中國統治集團當前面臨的一個經典性的問題，那就是在缺乏民主監督的基層政府和准政府官員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利用在經濟活動中所掌握的決策機會為自己牟利。同時，由於基層官員手中的政治權力的含金量很大，因此這些官員們在形式主義的“民主選舉”中採用各種手段舞弊，不讓民眾真正的推選出自己的代言人，以便他們自己永久的壟斷權力。
在農村，這一牟利行為在倒賣集體土地的過程中表現的最為猖獗。而這些牟利經年不絕且愈演愈烈，已經成為民變的最終要的導火索。但是，為了利用這些地痞似的基層官員維持社會“穩定”，或者是為了與基層官員共同瓜分這種政治壟斷和經濟舞弊的“豐碩成果”，上級政府的官員們對基層官員的為非作歹常常採取放任縱容的度。各級政府面對類似事件的消極態度更是起到了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
烏坎村事件就是官員倒賣集體土地贏利和在選舉中舞弊所引起的。汪洋所面對的不僅僅是烏坎村的村民和村官們的矛盾，也是中國當前民眾和官員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這些腐敗的地方官員是共產黨維持中國統治的社會基礎。對於這一點汪洋是心知肚明的。在我看來，指望汪洋真正地支持村民，反對中共基層打手，這是十分困難的。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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