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14日訊】《永不遺忘》：一座視覺藝術的墓碑
去年，王旭有一幅作品進入「索門獎」決賽，甚為激動人心。索門獎與阿奇博肖像畫獎等四個繪畫獎項，是澳洲美術界的歷史悠久的重要獎項，每年競爭十分激烈。如去年多達六七百幅作品參選索門獎，入圍三十九幅，僅有幾幅獲得決賽提名，最後王旭榮獲第二名。高額獎金是一個吸引力，但對藝術家來說，更重要的是希望在競爭中獲得對自己的藝術創作思想及表現技巧的高度承認。
王旭這幅以無數饑民與餓殍為畫面、題為《永不遺忘》的巨作，是紀念在一次人類歷史上大災難中死去的中國同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由於毛澤東大辦「人民公社」搞「大躍進」運動，造成極其嚴重的惡果，發生了在那三年和平時期餓死超過三千六百萬人的大慘劇。這幅作品在展覽大廳展出，讓人（包括不諳中國現、當代歷史的西方人）感受強烈，甚至是一次心靈震撼！
王旭早年多畫國畫，後來轉畫油畫，但題材基本是城市風光，這些畫作展覽過，並印成畫冊發行，甚受好評。他冷不防推出這幅政治性極強的《永不遺忘》，很出乎一些人的意外。筆者認識王旭多年，瞭解他繪畫創作思想的這個重大變化絕非偶然。
王旭出生於194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年人。在共產黨的紅旗下長大的他，曾經崇拜毛澤東，深信毛領導的中國革命是為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平等、繁榮富強的社會。但毛澤東取得勝利之後，卻發動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把中國拖入人人相鬥人人自危人人窮困的災難之中。王旭上小學的時候，正趕上「大躍進」及隨後而來的「大饑荒」時期，食品供應很差，總是吃不飽。很多人得了「浮腫病」。住在北京的他並不知道，首都的供應已算最好的了,而各地農村發生了大規模餓死人的慘劇。此後許多年，中國大陸沒有一份報紙敢於刊登這一事實。當局告訴人民說，糧食困難是由於「三年自然災害」以及「蘇修的逼債」造成的。1960年「十一」國慶日《人民日報》社論，居然就有這樣的文句：
「兩年來全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嚴重自然災害。人民公社已使我國農民永遠擺脫了那種每遭自然災害必然有成百萬、成千萬人饑餓、逃荒和死亡的歷史命運。」
1968年，王旭被迫停止了中學的學習，從北京到邊遠的內蒙古農村插隊落戶。他與農民一起，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很多年，親身感受了農民的真實生活。雖然那時他尚未醒悟，還抱著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心態，但時時免不了感到迷茫。較大的觸動是由於1971年林彪事件的發生。之後，他對毛澤東的認識便開始了從相信擁護，到懷疑不滿，直至完全否定的轉變。
1989年「六四」鎮壓後，王旭離開中國，移民澳大利亞。儘管生活在美麗和平的土地上，可以在藝術創作中自由遨遊，但是王旭的人生軌跡畢竟受到百年動盪的中國現代歷史的巨大影響。他不能忘記過去的生活經歷，仍舊對生活了四十年將青春年華都奉獻的祖國的發展保持深切的關注。在二十多年的移民生活中，他常回國探親訪友。他感受到祖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也祈望隨著人們生活改善和實權老人退出舞臺，社會將走向民主法治。不幸的是，一代又一代領導人更替了，但並沒有啟動政治改革，一般老百姓仍處於「無言」狀態中。
最終激發王旭創作一套為「被沉默者」代言的政治畫的衝動的，是幾年前看的幾部書，包括章怡和的《往事並不如煙》、楊顯惠的《告別夾邊溝》、楊繼繩的《墓碑》以及戴煌、從維熙、朱正等右派們寫的書籍。這些書籍揭示的真相給他很大的震撼。他覺得他作為一個藝術家絕對不能無動於衷。他要探討真相揭露真相，他要表達對受害者的祭奠和對抗爭者的敬意。他著手進行他的大計畫了。除了畫畫外，王旭在2009年到北京、成都、重慶等反右重災區採訪了數十名倖存的右派，並錄製了他們講述的長達二十年的賤民遭遇以及他們子女、親屬受株連的人生悲劇。
作為這套政治畫中的一幅，王旭這幅《永不遺忘》最直接從楊繼繩的《墓碑》獲取靈感。
楊繼繩原為新華社高級記者、現任北京《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他所著的《墓碑》於2008年5月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這部歷經十載寫成、長達百萬字的調查報告，參照了各種資料，詳細記述了這個大饑荒的史實，得出那場災難死亡人數不低於三千六百萬人的結論。作者在前言中說，此書取名「墓碑」，一是為他那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三千六百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三是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四是如果因寫此書而遭至不測，也算是為自己立個墓碑。
王旭這幅以令人觸目驚心的無數餓殍與饑民組成畫面的《永不遺忘》，無疑也是一座墓碑，是一座視覺藝術的墓碑，向世界展示這場人為災難是如此巨大，如此殘暴，如此悲慘！
這幅畫作明確道出畫家強烈的心聲：要拒絕悲劇重演，起碼就要拒絕強迫遺忘，拒絕虛假歷史。
王旭和他的畫作《永不遺忘》。
王旭為從1957「反右」至今的「被沉默者」鳴冤叫屈，樹碑立傳
王旭的大計畫就是今年4月15日將在悉尼科技大學展出他的《被沉默：從1957「反右」至今》。這不是一幅作品，而是包括《永不遺忘》和其他好幾幅巨型畫作，也不單是繪畫作品，還有採訪錄影、圖片拼貼等。它一共有五個組成部分：
第一部分：「1957：反右」。
1957年，毛澤東發動了徹底整肅知識份子的「反右鬥爭」。根據官方統計，超過55萬知識份子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大部分被送去勞改場做苦工，很多人被折磨而死。反右是中國當代社會的重要轉捩點，充分顯示了毛澤東建立獨裁專制制度的本質
這部分包括百幅右派頭像系列和繪畫作品《毛澤東》，還有十名右派倖存者採訪錄影。《毛澤東》裡的毛當然是個反面人物，其猙獰的表情，是取自他那年某次會上講話的一個瞬間。他身後寫著八個大字：「引蛇出洞，聚而殲之」。而百幅右派頭像組合一起，既透露許多冤屈悲慘的故事，又表達震撼神州大地的無比悲憤的控訴，在視覺上造成非常強烈的衝擊。
第二部分：「1958-61：大躍進與大饑荒」。
1958年，毛澤東為了爭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強行推動勞民傷財的「大躍進」運動，造成大饑荒，超過三千六百萬人被餓死，為人類歷史上大災難之一。毛的獨斷專行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遭到黨內彭德懷將軍等領導人的批評，於是毛將彭德懷等人打成反黨集團。
這部分由圖片拼貼《大躍進》和繪畫《永不遺忘》組成。
第三部分：「1966-1976：文化大革命」。
1966年，為了打倒國家主席劉少奇等與他政見不同者，毛澤東發動了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這個史無前例的民族大災難，不計無形的多少代也無法複補的民族摧殘，只以有數字可算的：全國遭受到殘酷迫害的人有一個億，冤枉死亡的人數超過兩千萬，國民經濟損失了八千億人民幣，中國經濟及社會被拖至崩潰的邊緣。
這部分有圖片拼貼《文化大革命》和繪畫《文革三烈士》。
《文革三烈士》這幅油畫構圖新穎，含意深刻。左邊是巨大的佛像，安祥睿智神聖，右邊一縷冉冉上升的白煙，煙中是林昭、張志新、遇羅克三位在文革中慘遭殺害的英烈，文化傳統的深厚和摧殘文化的暴烈，呈現出強烈的比對，讓人不能不駐足深思。
王旭畫作：《文革三烈士》。
第四部分：「1989：六四」。
1976年毛去世後，在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共改革派努力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國策，政治思想的自由寬鬆和經濟生產的恢復發展讓人們對中國的前途抱有樂觀的希望。然而1989年發生了震動世界的「六四」事件。鄧小平不能容忍人民對官倒腐敗的批評及要求民主法制的請願，調動軍隊進行鎮壓，並撤換了趙紫陽總書記等中共改革派領導人。
這部分是一幅大型畫作：《天安門與坦克》。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是這個時期的標誌性場面（此畫較複雜，尚未最後完成）。
第五部分：「89之後：走向何方」。
這部分以三幅大型油畫——《強制拆遷》、《上訪》、《還我土地》——和對中國大陸三位著名的共產黨資深人物——李銳、杜光、楊繼繩——的採訪錄影所組成。
天安門事件後，政治改革停滯，造成了社會的畸型發展：一方面是經濟高速發展，少數人財富急速增長；另一方面是社會狀況不斷惡化。既得利益集團壟斷了所有領域社會資源，對下層民眾特別是農民進行殘酷剝削壓迫，於是便出現了《強制拆遷》、《上訪》、《還我土地》中悲慘的場面。中國將要走向何方？這是當代最為重要也最為嚴峻的問題。李銳、杜光、楊繼繩三位有識之士在採訪談話中也表達了他們對社會問題嚴重的關切和對政治改革的真知灼見。
王旭畫作《大躍進》中的「上海女人」（取材於楊顯惠的《告別夾邊溝》）。
評毛批毛：中國政治改革繞不過去的關口
顯然，這是一個巨大的藝術工程，其思想立意極為深遠。可以看出，王旭通過以藝術形式為從1957「反右」至今的「被沉默者」鳴冤叫屈，樹碑立傳，也就等於關注當今整個中國社會的底層民眾，抓住了中國開放改革進入「深水區」的重大問題，特別是抓住了中國政治改革繞不過去的關口——評毛批毛。這正好就是當今中國許多有識之士大體上的共識。例如，就以中國黨史專家、前國防大學教官辛子陵大校這位「救黨派」的觀點來說吧，根據他的歸納，毛澤東建國後的主要問題包括：
一、一個人推翻了七屆二中全會形成的計畫要實行15至20年的新民主主義建國路線——於1953年開始搞所謂「三大改造」，動搖和消滅私有制。
二、一個人推翻了「八大」務實的經濟建設路線，在1958年強制推行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造成社會大破壞，大饑荒。
三、一個人以秦始皇自居，以「焚書坑儒」為樂，1957年將55萬愛國知識份子打成「右派」，製造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
四、一個人發起個人崇拜，鞏固終身制的執政地位，重用自己的親屬，建立家天下。
五、一個人公然違背憲法，發動「文化大革命」，造成中華民族的空前大災難。
毛澤東這五條嚴重錯誤和罪行，別人是無法替他分擔的。
然而，按照中共長期形成的「正統」的觀點，總是把毛澤東說成是黨的各個時期的天然的正確路線的代表，一切功勞都歸於他，一切錯誤都是沒有執行他的指示造成的。當年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就是這種思維邏輯的代表。現在官方看法有所修正，有所進步，但毛澤東的問題還是沒有受到足夠深入的揭發批判。2011年1月正式出版的、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是許多學者包括辛子陵拿來討論的一個很好的例子。這部大著論述1949年到1978年28年間中國發生的大事，難度很高，很不好寫，這一點單從寫作這本書竟用了長達16年的時間（1994年啟動）就足可證明。為什麼很不好寫？一個原因就是還是受這個老慣性影響——必須以毛澤東為主線。一旦毛澤東錯了，怎麼辦呢？慣性思維便是使用這幾招，但是不可能站得住腳：
一是強詞奪理。有錯不認錯。明明是毛「左」了，不能說，得說別人右了。廬山會議，不能批毛澤東的「左」，卻要批彭德懷的右。
二是李代桃僵。文化大革命的種種罪惡，是林彪、「四人幫」造成的，毛是充滿了崇高的動機，但被壞人利用了。
三是瞞天過海。把群眾拉出來說事。大躍進非說是人民群眾「急於擺脫貧困的強烈願望」，而毛澤東只是群眾願望的執行者。
四是共同負責。全黨人人有份。不錯，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都有黨中央的決議，但讓劉少奇、彭德懷和毛澤東共同分擔文化大革命的責任公平嗎？
許多有識之士都指出，直到今天，中國政治改革之所以停滯，就是因為沒有真正徹底評毛批毛。
站在歷史正義一邊；王旭政治性繪畫的現實意義
在今天，王旭這套政治性繪畫具有明顯的現實意義。
眾所周知，這兩個多月中國大陸發生了自1989年六四以來又一件震驚世界的大事——「薄王事件」：先是重慶副市長兼市公安局長王立軍於2月6日叛逃到美國駐成都領事館，接著重慶市中共黨委書記薄熙來於3月15日被解除該職務，於4月10日被停止其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並被立案調查。
這是一個大變局！其意義甚至堪比當年抓捕四人幫。該知道，最近這幾年，薄熙來在重慶搞以「唱紅黑打」為最大特徵的「重慶模式」，一時風生水起，如日中天，大有問鼎中央領導之勢。
所謂「唱紅」運動，其主要內容就是唱「紅歌」，其中最紅的就是《東方紅》了。當年，正是在高唱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的「東方紅」頌歌聲中，毛澤東為所欲為，搞得經濟崩潰，民不聊生，哀鴻遍野；更以階級鬥爭為綱，掀起一個個政治運動，使無數人無辜被害，冤假錯案遍佈神州；最後對他個人崇拜登峰造極，在他的淫威之下，萬馬齊黯，國家命運瀕臨絕境……這種「紅歌」，反映的是從國內戰爭年代一直延續到文革後期的一個時代，也是那個時代的象徵。它所宣揚的文化都是「極左」，從吹捧、神化領袖到宣揚仇恨、鬥爭，不一而足。正如許多有識之士所說，這樣一些「紅歌」就是浸透著專制毒汁的「惡之花」。況且，以行政制度行政命令發起人人都要參加的「唱紅」運動，和文革時期大跳「忠字舞」大搞「紅海洋」何其相似乃爾。這本身就成了薄熙來所代表的政治集團的一種惡劣的統治手段，用以誤導民眾愚弄民眾，引誘民眾不知不覺中回到文革時代的精神狀態中。
至於「打黑」，本來打擊黑社會是政府的責任，但這是一個法律行為，必須受到現有法律程式以及社會慣例的約束，對「黑社會」的認定不能有任意性，不能濫用公權力來打擊異已和掠奪財產。然而，在重慶，據幾年來所揭發的案例可知，薄熙來、王立軍正是無視法律程式採取運動方式採取非常手段甚至草菅人命來「打黑」。這就是人們所形容的「黑打」。這種「黑打」，可能討好民眾一時（並以此提高自己的政治資本），但其惡果昭著，後患無窮。其實，在過去，特別在文革時期，毛澤東及其同夥早就把這種恐怖的專政手段玩得爐火純青了。但這是完全與建立現代法治社會的方向背道而馳的。
重慶的「唱紅黑打」運動這幾年的確產生了一些表面效應，起了一點欺騙作用，而最被欺騙者正是它的發起者。「唱紅黑打」的核心人物在關鍵時候的舉措，正說明他們心中真正相信的是什麼。「打黑英雄」因恐懼變成「黑打」替死鬼，逃到成都美國領事館避難，想想這其中的的前因後果，真具有莫大的諷刺意味。再進一步看看，薄熙來和他的老婆谷開來、打手王立軍，以及他們的支持者追隨者，本身就黑得不能再黑，這夥人殺人越貨作奸犯科，策劃驚天陰謀於見不得人的密室之中，踐踏法紀於光天化日之下，而居然以「唱紅打黑」蠱惑人心，佔領政治道德高地，世間之荒謬無恥，莫過如此。
重慶的「唱紅黑打」明顯就是溫家寶總理所說的沒有完全清除的「文革流毒」。為什麼「文革流毒」沒有完全清除？為什麼這種「唱紅黑打」在許多有識之士不停地反復地質疑的情況下還是被某些人肯定並加以推廣？就是這個答案：沒有真正徹底評毛批毛，因而難以進行政治改革，結果便是「文革流毒」依然存在。
關於評毛批毛這個問題，據說中共中央領導人一直有所考慮。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賓館召開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鄧小平承認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所作的評價，「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他建議：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他們這一代走後，做出全面評價。又據說2004年七一前夕，萬裡寫信給胡錦濤，敦促中央執行鄧小平指示，執行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決議。胡錦濤明確回答說：當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見、決議是存在的，他個人是理解的，遲早要解決好的。這是建國後很主要的政治問題、黨的組織問題。他們這一代人或許能在沒有束縛的情況下處理好。但是，胡錦濤又表示說：當前工作千頭萬緒，待解決的問題、矛盾較多，如能在較平和的政治氣氛、環境下解決對毛澤東的一生的評價，就能有較大的共識。
現在，「薄王事件」又一次告訴人們徹底評毛批毛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溫家寶總理不是說二次文革不是不可能發生嗎？要避免文革這樣的大災難再次發生，避免「重慶模式」變成「中國模式」，就必須徹底走出毛澤東的陰影，徹底剷除滋生文革復辟危險的土壤，堅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然的話，薄熙來之類的野心家還會捲土重來，還會出現李熙來、李立軍、張熙來、張立軍。這一點，其實在中國許多人心目中，已經形成了極大的共識。
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可以看到王旭政治性繪畫的鮮明的現實意義。作為一個藝術家，王旭雖然遠離祖國，但他站在歷史正義潮流一邊，為祖國的政治改革遙相呼應，為祖國的進步略盡綿薄。其拳拳赤子之心，蒼天可鑒！
（2012年3月30日初稿於悉尼；4月11日修訂。）
文章來源：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去年，王旭有一幅作品進入「索門獎」決賽，甚為激動人心。索門獎與阿奇博肖像畫獎等四個繪畫獎項，是澳洲美術界的歷史悠久的重要獎項，每年競爭十分激烈。如去年多達六七百幅作品參選索門獎，入圍三十九幅，僅有幾幅獲得決賽提名，最後王旭榮獲第二名。高額獎金是一個吸引力，但對藝術家來說，更重要的是希望在競爭中獲得對自己的藝術創作思想及表現技巧的高度承認。
王旭這幅以無數饑民與餓殍為畫面、題為《永不遺忘》的巨作，是紀念在一次人類歷史上大災難中死去的中國同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由於毛澤東大辦「人民公社」搞「大躍進」運動，造成極其嚴重的惡果，發生了在那三年和平時期餓死超過三千六百萬人的大慘劇。這幅作品在展覽大廳展出，讓人（包括不諳中國現、當代歷史的西方人）感受強烈，甚至是一次心靈震撼！
王旭早年多畫國畫，後來轉畫油畫，但題材基本是城市風光，這些畫作展覽過，並印成畫冊發行，甚受好評。他冷不防推出這幅政治性極強的《永不遺忘》，很出乎一些人的意外。筆者認識王旭多年，瞭解他繪畫創作思想的這個重大變化絕非偶然。
王旭出生於194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年人。在共產黨的紅旗下長大的他，曾經崇拜毛澤東，深信毛領導的中國革命是為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平等、繁榮富強的社會。但毛澤東取得勝利之後，卻發動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把中國拖入人人相鬥人人自危人人窮困的災難之中。王旭上小學的時候，正趕上「大躍進」及隨後而來的「大饑荒」時期，食品供應很差，總是吃不飽。很多人得了「浮腫病」。住在北京的他並不知道，首都的供應已算最好的了,而各地農村發生了大規模餓死人的慘劇。此後許多年，中國大陸沒有一份報紙敢於刊登這一事實。當局告訴人民說，糧食困難是由於「三年自然災害」以及「蘇修的逼債」造成的。1960年「十一」國慶日《人民日報》社論，居然就有這樣的文句：
「兩年來全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嚴重自然災害。人民公社已使我國農民永遠擺脫了那種每遭自然災害必然有成百萬、成千萬人饑餓、逃荒和死亡的歷史命運。」
1968年，王旭被迫停止了中學的學習，從北京到邊遠的內蒙古農村插隊落戶。他與農民一起，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很多年，親身感受了農民的真實生活。雖然那時他尚未醒悟，還抱著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心態，但時時免不了感到迷茫。較大的觸動是由於1971年林彪事件的發生。之後，他對毛澤東的認識便開始了從相信擁護，到懷疑不滿，直至完全否定的轉變。
1989年「六四」鎮壓後，王旭離開中國，移民澳大利亞。儘管生活在美麗和平的土地上，可以在藝術創作中自由遨遊，但是王旭的人生軌跡畢竟受到百年動盪的中國現代歷史的巨大影響。他不能忘記過去的生活經歷，仍舊對生活了四十年將青春年華都奉獻的祖國的發展保持深切的關注。在二十多年的移民生活中，他常回國探親訪友。他感受到祖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也祈望隨著人們生活改善和實權老人退出舞臺，社會將走向民主法治。不幸的是，一代又一代領導人更替了，但並沒有啟動政治改革，一般老百姓仍處於「無言」狀態中。
最終激發王旭創作一套為「被沉默者」代言的政治畫的衝動的，是幾年前看的幾部書，包括章怡和的《往事並不如煙》、楊顯惠的《告別夾邊溝》、楊繼繩的《墓碑》以及戴煌、從維熙、朱正等右派們寫的書籍。這些書籍揭示的真相給他很大的震撼。他覺得他作為一個藝術家絕對不能無動於衷。他要探討真相揭露真相，他要表達對受害者的祭奠和對抗爭者的敬意。他著手進行他的大計畫了。除了畫畫外，王旭在2009年到北京、成都、重慶等反右重災區採訪了數十名倖存的右派，並錄製了他們講述的長達二十年的賤民遭遇以及他們子女、親屬受株連的人生悲劇。
作為這套政治畫中的一幅，王旭這幅《永不遺忘》最直接從楊繼繩的《墓碑》獲取靈感。
楊繼繩原為新華社高級記者、現任北京《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他所著的《墓碑》於2008年5月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這部歷經十載寫成、長達百萬字的調查報告，參照了各種資料，詳細記述了這個大饑荒的史實，得出那場災難死亡人數不低於三千六百萬人的結論。作者在前言中說，此書取名「墓碑」，一是為他那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三千六百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三是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四是如果因寫此書而遭至不測，也算是為自己立個墓碑。
王旭這幅以令人觸目驚心的無數餓殍與饑民組成畫面的《永不遺忘》，無疑也是一座墓碑，是一座視覺藝術的墓碑，向世界展示這場人為災難是如此巨大，如此殘暴，如此悲慘！
這幅畫作明確道出畫家強烈的心聲：要拒絕悲劇重演，起碼就要拒絕強迫遺忘，拒絕虛假歷史。
王旭和他的畫作《永不遺忘》。
王旭為從1957「反右」至今的「被沉默者」鳴冤叫屈，樹碑立傳
王旭的大計畫就是今年4月15日將在悉尼科技大學展出他的《被沉默：從1957「反右」至今》。這不是一幅作品，而是包括《永不遺忘》和其他好幾幅巨型畫作，也不單是繪畫作品，還有採訪錄影、圖片拼貼等。它一共有五個組成部分：
第一部分：「1957：反右」。
1957年，毛澤東發動了徹底整肅知識份子的「反右鬥爭」。根據官方統計，超過55萬知識份子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大部分被送去勞改場做苦工，很多人被折磨而死。反右是中國當代社會的重要轉捩點，充分顯示了毛澤東建立獨裁專制制度的本質
這部分包括百幅右派頭像系列和繪畫作品《毛澤東》，還有十名右派倖存者採訪錄影。《毛澤東》裡的毛當然是個反面人物，其猙獰的表情，是取自他那年某次會上講話的一個瞬間。他身後寫著八個大字：「引蛇出洞，聚而殲之」。而百幅右派頭像組合一起，既透露許多冤屈悲慘的故事，又表達震撼神州大地的無比悲憤的控訴，在視覺上造成非常強烈的衝擊。
第二部分：「1958-61：大躍進與大饑荒」。
1958年，毛澤東為了爭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強行推動勞民傷財的「大躍進」運動，造成大饑荒，超過三千六百萬人被餓死，為人類歷史上大災難之一。毛的獨斷專行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遭到黨內彭德懷將軍等領導人的批評，於是毛將彭德懷等人打成反黨集團。
這部分由圖片拼貼《大躍進》和繪畫《永不遺忘》組成。
第三部分：「1966-1976：文化大革命」。
1966年，為了打倒國家主席劉少奇等與他政見不同者，毛澤東發動了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這個史無前例的民族大災難，不計無形的多少代也無法複補的民族摧殘，只以有數字可算的：全國遭受到殘酷迫害的人有一個億，冤枉死亡的人數超過兩千萬，國民經濟損失了八千億人民幣，中國經濟及社會被拖至崩潰的邊緣。
這部分有圖片拼貼《文化大革命》和繪畫《文革三烈士》。
《文革三烈士》這幅油畫構圖新穎，含意深刻。左邊是巨大的佛像，安祥睿智神聖，右邊一縷冉冉上升的白煙，煙中是林昭、張志新、遇羅克三位在文革中慘遭殺害的英烈，文化傳統的深厚和摧殘文化的暴烈，呈現出強烈的比對，讓人不能不駐足深思。
王旭畫作：《文革三烈士》。
第四部分：「1989：六四」。
1976年毛去世後，在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共改革派努力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國策，政治思想的自由寬鬆和經濟生產的恢復發展讓人們對中國的前途抱有樂觀的希望。然而1989年發生了震動世界的「六四」事件。鄧小平不能容忍人民對官倒腐敗的批評及要求民主法制的請願，調動軍隊進行鎮壓，並撤換了趙紫陽總書記等中共改革派領導人。
這部分是一幅大型畫作：《天安門與坦克》。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是這個時期的標誌性場面（此畫較複雜，尚未最後完成）。
第五部分：「89之後：走向何方」。
這部分以三幅大型油畫——《強制拆遷》、《上訪》、《還我土地》——和對中國大陸三位著名的共產黨資深人物——李銳、杜光、楊繼繩——的採訪錄影所組成。
天安門事件後，政治改革停滯，造成了社會的畸型發展：一方面是經濟高速發展，少數人財富急速增長；另一方面是社會狀況不斷惡化。既得利益集團壟斷了所有領域社會資源，對下層民眾特別是農民進行殘酷剝削壓迫，於是便出現了《強制拆遷》、《上訪》、《還我土地》中悲慘的場面。中國將要走向何方？這是當代最為重要也最為嚴峻的問題。李銳、杜光、楊繼繩三位有識之士在採訪談話中也表達了他們對社會問題嚴重的關切和對政治改革的真知灼見。
王旭畫作《大躍進》中的「上海女人」（取材於楊顯惠的《告別夾邊溝》）。
評毛批毛：中國政治改革繞不過去的關口
顯然，這是一個巨大的藝術工程，其思想立意極為深遠。可以看出，王旭通過以藝術形式為從1957「反右」至今的「被沉默者」鳴冤叫屈，樹碑立傳，也就等於關注當今整個中國社會的底層民眾，抓住了中國開放改革進入「深水區」的重大問題，特別是抓住了中國政治改革繞不過去的關口——評毛批毛。這正好就是當今中國許多有識之士大體上的共識。例如，就以中國黨史專家、前國防大學教官辛子陵大校這位「救黨派」的觀點來說吧，根據他的歸納，毛澤東建國後的主要問題包括：
一、一個人推翻了七屆二中全會形成的計畫要實行15至20年的新民主主義建國路線——於1953年開始搞所謂「三大改造」，動搖和消滅私有制。
二、一個人推翻了「八大」務實的經濟建設路線，在1958年強制推行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造成社會大破壞，大饑荒。
三、一個人以秦始皇自居，以「焚書坑儒」為樂，1957年將55萬愛國知識份子打成「右派」，製造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
四、一個人發起個人崇拜，鞏固終身制的執政地位，重用自己的親屬，建立家天下。
五、一個人公然違背憲法，發動「文化大革命」，造成中華民族的空前大災難。
毛澤東這五條嚴重錯誤和罪行，別人是無法替他分擔的。
然而，按照中共長期形成的「正統」的觀點，總是把毛澤東說成是黨的各個時期的天然的正確路線的代表，一切功勞都歸於他，一切錯誤都是沒有執行他的指示造成的。當年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就是這種思維邏輯的代表。現在官方看法有所修正，有所進步，但毛澤東的問題還是沒有受到足夠深入的揭發批判。2011年1月正式出版的、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是許多學者包括辛子陵拿來討論的一個很好的例子。這部大著論述1949年到1978年28年間中國發生的大事，難度很高，很不好寫，這一點單從寫作這本書竟用了長達16年的時間（1994年啟動）就足可證明。為什麼很不好寫？一個原因就是還是受這個老慣性影響——必須以毛澤東為主線。一旦毛澤東錯了，怎麼辦呢？慣性思維便是使用這幾招，但是不可能站得住腳：
一是強詞奪理。有錯不認錯。明明是毛「左」了，不能說，得說別人右了。廬山會議，不能批毛澤東的「左」，卻要批彭德懷的右。
二是李代桃僵。文化大革命的種種罪惡，是林彪、「四人幫」造成的，毛是充滿了崇高的動機，但被壞人利用了。
三是瞞天過海。把群眾拉出來說事。大躍進非說是人民群眾「急於擺脫貧困的強烈願望」，而毛澤東只是群眾願望的執行者。
四是共同負責。全黨人人有份。不錯，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都有黨中央的決議，但讓劉少奇、彭德懷和毛澤東共同分擔文化大革命的責任公平嗎？
許多有識之士都指出，直到今天，中國政治改革之所以停滯，就是因為沒有真正徹底評毛批毛。
站在歷史正義一邊；王旭政治性繪畫的現實意義
在今天，王旭這套政治性繪畫具有明顯的現實意義。
眾所周知，這兩個多月中國大陸發生了自1989年六四以來又一件震驚世界的大事——「薄王事件」：先是重慶副市長兼市公安局長王立軍於2月6日叛逃到美國駐成都領事館，接著重慶市中共黨委書記薄熙來於3月15日被解除該職務，於4月10日被停止其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並被立案調查。
這是一個大變局！其意義甚至堪比當年抓捕四人幫。該知道，最近這幾年，薄熙來在重慶搞以「唱紅黑打」為最大特徵的「重慶模式」，一時風生水起，如日中天，大有問鼎中央領導之勢。
所謂「唱紅」運動，其主要內容就是唱「紅歌」，其中最紅的就是《東方紅》了。當年，正是在高唱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的「東方紅」頌歌聲中，毛澤東為所欲為，搞得經濟崩潰，民不聊生，哀鴻遍野；更以階級鬥爭為綱，掀起一個個政治運動，使無數人無辜被害，冤假錯案遍佈神州；最後對他個人崇拜登峰造極，在他的淫威之下，萬馬齊黯，國家命運瀕臨絕境……這種「紅歌」，反映的是從國內戰爭年代一直延續到文革後期的一個時代，也是那個時代的象徵。它所宣揚的文化都是「極左」，從吹捧、神化領袖到宣揚仇恨、鬥爭，不一而足。正如許多有識之士所說，這樣一些「紅歌」就是浸透著專制毒汁的「惡之花」。況且，以行政制度行政命令發起人人都要參加的「唱紅」運動，和文革時期大跳「忠字舞」大搞「紅海洋」何其相似乃爾。這本身就成了薄熙來所代表的政治集團的一種惡劣的統治手段，用以誤導民眾愚弄民眾，引誘民眾不知不覺中回到文革時代的精神狀態中。
至於「打黑」，本來打擊黑社會是政府的責任，但這是一個法律行為，必須受到現有法律程式以及社會慣例的約束，對「黑社會」的認定不能有任意性，不能濫用公權力來打擊異已和掠奪財產。然而，在重慶，據幾年來所揭發的案例可知，薄熙來、王立軍正是無視法律程式採取運動方式採取非常手段甚至草菅人命來「打黑」。這就是人們所形容的「黑打」。這種「黑打」，可能討好民眾一時（並以此提高自己的政治資本），但其惡果昭著，後患無窮。其實，在過去，特別在文革時期，毛澤東及其同夥早就把這種恐怖的專政手段玩得爐火純青了。但這是完全與建立現代法治社會的方向背道而馳的。
重慶的「唱紅黑打」運動這幾年的確產生了一些表面效應，起了一點欺騙作用，而最被欺騙者正是它的發起者。「唱紅黑打」的核心人物在關鍵時候的舉措，正說明他們心中真正相信的是什麼。「打黑英雄」因恐懼變成「黑打」替死鬼，逃到成都美國領事館避難，想想這其中的的前因後果，真具有莫大的諷刺意味。再進一步看看，薄熙來和他的老婆谷開來、打手王立軍，以及他們的支持者追隨者，本身就黑得不能再黑，這夥人殺人越貨作奸犯科，策劃驚天陰謀於見不得人的密室之中，踐踏法紀於光天化日之下，而居然以「唱紅打黑」蠱惑人心，佔領政治道德高地，世間之荒謬無恥，莫過如此。
重慶的「唱紅黑打」明顯就是溫家寶總理所說的沒有完全清除的「文革流毒」。為什麼「文革流毒」沒有完全清除？為什麼這種「唱紅黑打」在許多有識之士不停地反復地質疑的情況下還是被某些人肯定並加以推廣？就是這個答案：沒有真正徹底評毛批毛，因而難以進行政治改革，結果便是「文革流毒」依然存在。
關於評毛批毛這個問題，據說中共中央領導人一直有所考慮。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賓館召開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鄧小平承認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所作的評價，「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他建議：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他們這一代走後，做出全面評價。又據說2004年七一前夕，萬裡寫信給胡錦濤，敦促中央執行鄧小平指示，執行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決議。胡錦濤明確回答說：當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見、決議是存在的，他個人是理解的，遲早要解決好的。這是建國後很主要的政治問題、黨的組織問題。他們這一代人或許能在沒有束縛的情況下處理好。但是，胡錦濤又表示說：當前工作千頭萬緒，待解決的問題、矛盾較多，如能在較平和的政治氣氛、環境下解決對毛澤東的一生的評價，就能有較大的共識。
現在，「薄王事件」又一次告訴人們徹底評毛批毛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溫家寶總理不是說二次文革不是不可能發生嗎？要避免文革這樣的大災難再次發生，避免「重慶模式」變成「中國模式」，就必須徹底走出毛澤東的陰影，徹底剷除滋生文革復辟危險的土壤，堅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然的話，薄熙來之類的野心家還會捲土重來，還會出現李熙來、李立軍、張熙來、張立軍。這一點，其實在中國許多人心目中，已經形成了極大的共識。
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可以看到王旭政治性繪畫的鮮明的現實意義。作為一個藝術家，王旭雖然遠離祖國，但他站在歷史正義潮流一邊，為祖國的政治改革遙相呼應，為祖國的進步略盡綿薄。其拳拳赤子之心，蒼天可鑒！
（2012年3月30日初稿於悉尼；4月11日修訂。）
文章來源：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