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雪村:我們擁有全球最龐大最腐敗的官僚系統

2012年07月27日評論
【新唐人2012年7月27日訊】在中國大陸生活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可以隨時分清理論和現實。有些權利在理論上擁有,一到現實中就沒了。有些收入在理論上增加了,一進菜市場卻發現買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論上站起來了,實際上還在那裡跪著。理論上你推翻了幾座大山,實際上你掉坑裡了。理論上你是國家的主人,實際上你活在枷鎖之中。在教科書上,社會總是分為兩個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現在可以說,那些大大小小的官——總數估計超過5000萬人——構成了事實上的統治階級,他們的事業是全球利潤最高的事業,一個鎮長可以貪幾億,一個省長可以幾十億,更高級的官員更是富可敵國。最近幾年常常「偉業」這個詞,其實大多數的偉業都是貪官偉業。我們也常常聽到「國情」這個詞,而以下就是真實的國情:我們擁有全球最龐大也最腐敗的官僚系統,這個系統的野蠻、奢侈和淫蕩空前絕後,但它卻教導每個人要過一種樸素、節儉、合乎道德的生活。

當代中國是一個光怪陸離的所在,每天都會發生一些悲慘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數不清的礦難,那些塵肺病人、結石嬰兒,那些動車事故、校車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樁樁強拆、血拆,一樁樁貪腐案件,那些因躲貓貓、喝開水而慘死在看守所裡的囚犯,那些風起雲湧的群體反抗事件……可以確定,在未來幾年之內,這些事情不僅不會絕跡,相反,它們會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現在我們面前。這些事件大都指向同一個原因,那就是無邊界、無規則、不受約束的政府權力。

這些年我每到香港,都會買一些時事政治雜誌,看政治觀察家們對中國未來的分析和預測,在我看來,這些分析和預測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大陸居民在長期專制統治和洗腦教育之下所形成的獨特人格。這些人格不僅影響了中國的現在,也必然會影響到中國的未來。它們使中國社會變得野蠻、狂燥,而且極不安全,但同時也讓它更加遲鈍、更加滯重,極難出現制度性的改變。

第一種可稱為「麻木人格」,在極權社會中,民眾被剝奪了大部分的權利和自由,僅剩的一點也被視為統治者的恩賜。因為是恩賜的,所以被剝奪、被侵害都屬正常,在強大的暴力之下,民眾不能反抗,也無法反抗,於是就心甘情願地接受低下的身份、貧窮的生活以及悲慘的命運,久而久之,人們不再考慮這種命運是否應該、是否公平。糧食被搶走,餓著;耳光扇到臉上,忍著;房子被推倒,看著;老婆被抓去流產,哭著。一切不公正都被視為「命該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人們低眉順眼地活著,不叫疼也不叫苦,閉著嘴躲貓貓,閉著嘴俯臥撐,閉著嘴打醬油,連死都是閉著嘴死的。這種種閉嘴,都是因為一個前提:惹不起。現在我們知道,如果面對的是單個的流氓,惹不起還可以躲;但如果面對的是一個流氓的制度,那麼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選擇就是改變它。

對自己的麻木,往往就是對他人的刻薄和殘忍。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們將悲哀地發現,大陸居民的同情心指數是一個非常低的值。在著名的小悅悅事件中,兩歲的小女孩慘死於道路之中,18位路人卻沒有一個肯施予援手。這18人可以代表一個龐大的群體,一個極不善良的群體,他們會怒斥身邊的乞丐,漠視遠方的受難者,甚至對自己的親人也絕少同情;有人挨打,他就站在旁邊圍觀;有人哭訴,他就在旁邊冷冷地嘲諷;如果有人說要自殺,他首先想到就是「這人要炒作,想出名」。我曾經為這種人畫過一幅肖像:沒人為他說話,他忍著;有人為他說話,他看著;為他爭來權利了,他感謝命運:嘿,該我的就是我的;沒爭來權利,他扮演先知:早知道沒用,折騰什麼呀?為他說話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竊笑:活該,讓他出風頭!

在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中,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和裘莉亞有過一場驚心動魄的對話,他們從無所不在的監視網中脫身,幽會於黃金鄉的草地上,一切結束之後,溫斯頓對裘莉亞說:你和別的男人上床次數越多,我就越愛你,你明白嗎?

裘莉亞回答:完全明白。

溫斯頓說:我痛恨善良,痛恨純潔,痛恨一切美德,我希望你腐敗透頂。

裘莉亞說:我配得上你的愛,因為我腐敗透頂。

我們可以把這視為「麻木人格」的晚期症狀,在這個階段,麻木人格就會變成「反社會人格」,人們會痛恨一切美好的事物,對一切善意的言行都抱有徹底的懷疑,甚至是刻骨的仇恨,在這個階段,他們不再麻木,而是極為易怒、極為暴戾,一點小事就會使他怒火萬丈,然後不擇手段、不分對象地進行報復,更殘忍的是,他報復的對象往往是那些比他更不幸、更弱小的人。我拿魯迅筆下的阿Q打過一個比方:阿Q被村長打了,不敢還手,於是就去打王胡,打之不過,去打小D;打之不過,去打吳媽;還打不過,就去打幼兒園的孩子。這並非笑話和虛言,這些年中國大陸層出不窮的幼兒園屠童案就是明證。

第二種可以稱為「事實接受障礙」,長期的矇蔽和洗腦教育,必然會降低整個社會的學習能力和認知能力,人們不願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顯的事實,甚至不惜為謊言辯護。在這個意義上,誠實不僅是個道德問題,也是個能力問題。在中國大陸,談起毛澤東,至少有一半人還相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挽救了中華民族,是他讓億萬人脫離苦海……在天安門廣場的毛紀念館,人們排著隊瞻仰他的屍體,在出租車、私家車上,人們把他的照片當成神物,乞求他的保佑和庇護。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懷念文革,認為那是一個沒有腐敗、人人平等的時代;就在兩個月前,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有過一場關於大饑荒的辯論,有相當一部分人都認為大饑荒從未發生,只是「一小撮壞人」惡意的搆陷,目的是攻擊政府;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饑荒只發生於極小的區域、極短的時間之內,決不可能有千萬人餓死。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這些人提出了各種可笑的質疑:

既然餓死了那麼多人,萬人坑在哪裡?

這麼大的災難,為什麼從來沒有媒體報導過?

如果真的餓死了那麼多人,為什麼還要搞計劃生育?

我的家鄉也很貧窮,為什麼沒聽說有人餓死?

既然餓死了那麼多人,那麼請問:你家裡餓死了幾個?

有人說大饑荒餓死了三千萬人,相當於中國人口的20分之一,這可能嗎?……

有一個問題最為震撼,有人問:既然沒飯吃,他們為什麼不吃肉?

第三種可稱之為「奴僕人格」,正如魯迅所言,中國只有兩個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古代的奴隸忠於皇帝、忠於朝廷,今天的奴隸們大多不認為自己是奴隸,而是國家的主人,他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忠於集體、忠於國家、忠於黨,唯獨不提忠於自己。這種人會把政府視為至高無上的存在,任何批評政府的人都是他的天敵。他們自認為是愛國者,一切事都必須與「愛國」聯繫在一起才有意義,讀書是為了國家,工作是為了國家,鍛鍊身體是為了國家,保護視力是為了國家,甚至連性愛都是為了國家。而他們所說的國家利益,其實多半都是政府利益、黨派利益,甚至是少數人的利益,為了這所謂的「國家利益」,組織上讓他們恨誰,他們就恨誰,在正常的國家,自由、民主和人權都是好詞,但在這些暴奴眼中,這些全都是帝國主義的陰謀。他們讚美告密和背叛,鼓吹大義滅親,時刻準備捐獻自己的生命。

這種奴僕人格加上長期的仇恨教育,就會變得極為乖張暴戾,成為「暴奴人格」。在這些人看來,世界上的大多數媒體都是反華媒體,一切人權組織都是反華勢力,所有異議人士都是西奴、漢奸、賣國賊。一個中國女人如果嫁給了外國男人,那就是國家的恥辱;相反,一個中國男人如果去找了個外國妓女,那就是為國家報了仇。我不止一次聽到愛國憤青講述自己的理想:他們發財之後必去日本,去日本必找日本妓女,然後把國仇家恨、百年恥辱和滿腔怒火全都發洩在她們身上,直至精盡人亡。他們公開地鼓吹戰爭,經常叫嚷「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中美之間必有一戰」,其潛台詞不言而喻:即使你不來打我,我也要去打你。有人甚至公開談論用民航客機運載原子彈,然後在日本國土上引爆。

很容易就能聽出上述話語中的殘忍意味。在本質上,這群「愛國」人士和半個世紀前的紅衛兵、一個世紀前的義和團並沒有太大分別,他們同樣盲目,同樣憤怒,有著殘忍的念頭和志向,並且極不穩定。在正常社會中,這樣的人格應該被視為危險之物,而在中國大陸,當局卻一直在縱容、玩弄他們的憤怒,這其實就是在玩火,只要條件成熟,這團不理性的火焰足以焚燬一切。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