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24日訊】晚清立憲運動以1906年朝廷頒佈《宣示預備立憲諭》為突破口，以1910年由立憲派領導的四次全國性國會大請願為高潮，以1911年十月革命猝發、清朝覆亡為終結。在此五年期間，清廷一共頒佈過兩份憲法綱要︰1908年的《欽定憲法大綱》和1911年的《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與當今動輒洋洋萬言的黨中央全會文件不同，這兩份立憲綱領均只有五百字上下，通篇並無東拉西扯、含糊其辭的語言，可謂意向鮮明、言簡意賅。
《十九信條》其實難能可貴
從性質上看，《欽定憲法大綱》是全盤日化的產物，首重「君上大權」，連「九年預備期限」的立憲步驟也是照搬日本明治立憲。《大綱》缺乏放權、分權的制度安排，僅有的「亮點」是規定皇帝不得以命令改廢法律、不得以詔令推翻司法判決，以及臣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諸項自由（這也是從日本照抄來的）。而《十九信條》則大異其趣，斷然「採用英國君主立憲主義」︰皇權「以憲法規定者為限」；修憲權、立法權屬國會；行政權歸內閣，內閣總理的選舉權、彈劾權歸國會，且 「皇族不得為總理大臣及其他國務大臣並各省行政長官」；財政收支（包括皇室預算）、對外締約須交國會議決。按此《十九信條》，皇帝已淪為「虛君」無疑── 只享榮典、不掌實權。這與《欽定憲法大綱》規定皇帝可隨意開閉解散議院、可「設官制祿及黜陟百司」、「凡一切軍事，皆非議院所得干預」、「皇室經費，議院不得置議」等內容已不可同日而語。
讓我們公允地說，以憲政的本意而論，《十九信條》完全合格，而且還是一份十分優秀的憲政綱領性文件。它的優點並非僅僅在於超過了《欽定憲法大綱》，事實上，比起此後由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所頒佈、所實施的那些個「約法」和《憲法》，《十九信條》也要站得更高、更勝一籌。若不帶成見，應該說，《十九信條》是中國迄今為止所有二十來部憲法之中最接近於真正的、良好的憲政的一份憲法文本。
雖然也有人批評《十九信條》堅持「皇統萬世不易」、「皇權神聖不可侵犯」，且隻字未提人民權利，但這些批評並沒有批到點子上。批評者們似乎沒有注意到，《十九信條》之下的皇權已經萎縮為純粹的禮儀性、象徵性權力，而《信條》對國家權力的分割與限制本身，其實也就是對人民權利的實質性肯定。有國會、有選舉、有彈劾，有分權、有制衡、有地方自治，對於人民的權利，這些制度設置遠比空喊民權主義要有效得多。共產黨的憲法倒是把「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放在憲法開篇，可這除了粉飾一黨專制之外又有什麼用處呢？「黨中央」及其「核心」可以擅自「三個代表」，「人民」倒是成了擺在政治神龕上的「虛君」。
《十九信條》錯失政改時機
儘管《十九信條》深得虛君立憲其中三昧，但它注定不合時宜、無人喝彩，因為它生不逢時，來得太晚了。它誕生的時候，大清國正風雨飄搖，朝廷已經喪失了對政局的掌控，隨之也就喪失了政治改革的主動權和立憲維新的話語權。其時，離武昌首義爆發才剛剛二十天，但革命就像一陣颶風，把清王朝的壯麗江山和政治威權吹得煙消雲散。
如果《十九信條》是在一年前，哪怕是在半年前頒佈，也必將引起全國轟動、世界讚賞，得到絕大多數國民的同聲歡呼。那時候，國內各界立憲熱情高漲，各省士紳、商人、學生、職員在立憲精英的帶領下展開了長達一年的愛國民主活動，要求縮短預備立憲期限，明年即開國會。請願者們熱血沸騰，寫血書、割大腿的也大有人在（毛澤東的老師徐特立就曾斷指明志）。就連各省督撫也聯名奏請，「（內）閣、（國）會剋期成立，上下合力，猶恐後時，奈何以區區數年期限爭持不決乎！」但攝政王載灃卻不以為然、不為所動，最後迫不得已才答應提前三年立憲，並禁止人們再行訴請，請願者們不禁悲憤填膺。
此一時，彼一時。不過才一年多時間，國內已人心大變。由於清廷漠視民意、拖延政改，國內改良之風漸熄，而革命之勢大張。在川民保路、鄂省起義、各省紛紛 「獨立」的情況下，載灃追悔莫及。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他以小皇帝的名義連發四道諭旨，既下詔「罪己」，承認「用人無方，施治寡術」、「多用親貴，顯戾憲章」，又宣佈開放黨禁、赦免一切政治犯，取消皇族內閣、組建完全內閣，「不再以親貴充大臣」。朝廷不僅同意立即辦選舉、開國會、擬憲法，「誓與我國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而且大大超出當初請願者們的要求，僅三天之內就推出了放棄日製、倣傚英憲的《十九信條》。政府甚至宣稱，只要不搞排滿革命，「凡夫請求於憲政者，都可照準」。為了表示痛改前非、悔過自新的至誠之意，朝廷還到太廟向列祖列宗鄭重立誓，堅決信守《十九信條》。
然而，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清政府原以為《十九信條》一出，「天下軍民皆欣欣喜色，┅┅風聲騰布，固已勝於百萬之師」。這完全是白日做夢，如同政府曾經漠視民意之切，人民也無視政府之急。一切都太晚了，人心失而不可得，說什麼都沒有用，做什麼都來不及了！驚慌失措的攝政王載灃和隆裕皇太後無論是痛哭流涕，還是賭咒發誓，其言行已不再有人信服，甚至根本就沒人理睬。三個月之後，清王朝宣告覆滅，《十九信條》同《退位詔書》一起，成了它最有正面價值也最有紀念意義的隨葬品。
中共再拒政改前程堪虞
一百年過去了，清末「改官制、立憲法、開國會、辦大選、籌自治」的政改目標至今未竟。今天，我們有一部名叫憲法但實在稱不上憲法的所謂《憲法》，有一個一年只開幾天會從來也不曾制衡過「黨和政府」的所謂「人大」，甚至也有由各級黨委層層設防、人人把關的所謂「選舉」，實則政治專制的程度比晚清有過之而無不及。
自從鄧小平掌權、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當權者們其實很清楚國內人心所向、國際大勢所趨，他們知道一黨專制的舊政體非改不可，自由人權、民主憲政終究不可抗拒。但是，囿於極少數特權階層的貪婪權欲與骯髒私利，他們竟置國家前途和人民呼聲於不顧，血腥鎮壓八九民運於前，千方抵制政改於後。他們的命運，難道會比晚清當局更為光明嗎？
中共憑什麼資本、靠什麼力量抗拒政改？
憑「軍隊在我們手裡」？大清國也有軍隊，雖打不過列強，對付人民也綽綽有餘。然而，當民心盡失，軍隊也會掉轉槍口。想當年，辛亥革命來臨，軍頭袁世凱反身逼宮、北洋將領聯名勸退，便是《十九信條》，也是在張紹曾、盧永祥、藍天蔚等軍官「軍心不固，大局益陷於不可收拾之地」的公然威脅下匆匆頒佈的。
憑中共有一群霸居權力要津的「太子黨」？大清國也有「太子黨」，滿族王公，盡掌實權，但革命黨只需一顆炸彈，就嚇得宗室親貴們連上朝也不敢去，遑論上戰場撕殺拚命。中共高層那些早就轉移了贓款、辦好了子女移民的「太子黨」家族，又能比滿清豪族勇敢到哪裡去？如果軍隊和「太子黨」都靠不住，難道中共要靠花架子的「人大」、「政協」？或者要靠人人喊打的城管、國保？
其實，專制權力是個怪物，平時似乎無所不能，可以為所欲為，簡直無法無天，真到出了大事的時候，卻上下不靈、左右無助，樹倒猢猻散，不知不覺間就成了孤家寡人，無人理會、徒喚奈何。那些歌gong頌德、溜鬚拍馬之輩，那些貪贓枉法、以權謀私之輩，大禍來臨時跑得比兔子還快。大清國的攝政王和皇太後就品嚐過政治突然斷電、權力忽然失效的悲苦與淒涼。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比清政府更加頑固抵制政改的中共當局，當引以為戒。否則，總有一天他們也會追悔莫及。以今日之中共比當年之晚清，若再不俯順民意，立即政改，恐怕也時日無多，前程堪虞！
原題︰政治改革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以晚清《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為例
2012-11-23
文章來源：原載《爭鳴》，2010年5月號
《十九信條》其實難能可貴
從性質上看，《欽定憲法大綱》是全盤日化的產物，首重「君上大權」，連「九年預備期限」的立憲步驟也是照搬日本明治立憲。《大綱》缺乏放權、分權的制度安排，僅有的「亮點」是規定皇帝不得以命令改廢法律、不得以詔令推翻司法判決，以及臣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諸項自由（這也是從日本照抄來的）。而《十九信條》則大異其趣，斷然「採用英國君主立憲主義」︰皇權「以憲法規定者為限」；修憲權、立法權屬國會；行政權歸內閣，內閣總理的選舉權、彈劾權歸國會，且 「皇族不得為總理大臣及其他國務大臣並各省行政長官」；財政收支（包括皇室預算）、對外締約須交國會議決。按此《十九信條》，皇帝已淪為「虛君」無疑── 只享榮典、不掌實權。這與《欽定憲法大綱》規定皇帝可隨意開閉解散議院、可「設官制祿及黜陟百司」、「凡一切軍事，皆非議院所得干預」、「皇室經費，議院不得置議」等內容已不可同日而語。
讓我們公允地說，以憲政的本意而論，《十九信條》完全合格，而且還是一份十分優秀的憲政綱領性文件。它的優點並非僅僅在於超過了《欽定憲法大綱》，事實上，比起此後由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所頒佈、所實施的那些個「約法」和《憲法》，《十九信條》也要站得更高、更勝一籌。若不帶成見，應該說，《十九信條》是中國迄今為止所有二十來部憲法之中最接近於真正的、良好的憲政的一份憲法文本。
雖然也有人批評《十九信條》堅持「皇統萬世不易」、「皇權神聖不可侵犯」，且隻字未提人民權利，但這些批評並沒有批到點子上。批評者們似乎沒有注意到，《十九信條》之下的皇權已經萎縮為純粹的禮儀性、象徵性權力，而《信條》對國家權力的分割與限制本身，其實也就是對人民權利的實質性肯定。有國會、有選舉、有彈劾，有分權、有制衡、有地方自治，對於人民的權利，這些制度設置遠比空喊民權主義要有效得多。共產黨的憲法倒是把「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放在憲法開篇，可這除了粉飾一黨專制之外又有什麼用處呢？「黨中央」及其「核心」可以擅自「三個代表」，「人民」倒是成了擺在政治神龕上的「虛君」。
《十九信條》錯失政改時機
儘管《十九信條》深得虛君立憲其中三昧，但它注定不合時宜、無人喝彩，因為它生不逢時，來得太晚了。它誕生的時候，大清國正風雨飄搖，朝廷已經喪失了對政局的掌控，隨之也就喪失了政治改革的主動權和立憲維新的話語權。其時，離武昌首義爆發才剛剛二十天，但革命就像一陣颶風，把清王朝的壯麗江山和政治威權吹得煙消雲散。
如果《十九信條》是在一年前，哪怕是在半年前頒佈，也必將引起全國轟動、世界讚賞，得到絕大多數國民的同聲歡呼。那時候，國內各界立憲熱情高漲，各省士紳、商人、學生、職員在立憲精英的帶領下展開了長達一年的愛國民主活動，要求縮短預備立憲期限，明年即開國會。請願者們熱血沸騰，寫血書、割大腿的也大有人在（毛澤東的老師徐特立就曾斷指明志）。就連各省督撫也聯名奏請，「（內）閣、（國）會剋期成立，上下合力，猶恐後時，奈何以區區數年期限爭持不決乎！」但攝政王載灃卻不以為然、不為所動，最後迫不得已才答應提前三年立憲，並禁止人們再行訴請，請願者們不禁悲憤填膺。
此一時，彼一時。不過才一年多時間，國內已人心大變。由於清廷漠視民意、拖延政改，國內改良之風漸熄，而革命之勢大張。在川民保路、鄂省起義、各省紛紛 「獨立」的情況下，載灃追悔莫及。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他以小皇帝的名義連發四道諭旨，既下詔「罪己」，承認「用人無方，施治寡術」、「多用親貴，顯戾憲章」，又宣佈開放黨禁、赦免一切政治犯，取消皇族內閣、組建完全內閣，「不再以親貴充大臣」。朝廷不僅同意立即辦選舉、開國會、擬憲法，「誓與我國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而且大大超出當初請願者們的要求，僅三天之內就推出了放棄日製、倣傚英憲的《十九信條》。政府甚至宣稱，只要不搞排滿革命，「凡夫請求於憲政者，都可照準」。為了表示痛改前非、悔過自新的至誠之意，朝廷還到太廟向列祖列宗鄭重立誓，堅決信守《十九信條》。
然而，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清政府原以為《十九信條》一出，「天下軍民皆欣欣喜色，┅┅風聲騰布，固已勝於百萬之師」。這完全是白日做夢，如同政府曾經漠視民意之切，人民也無視政府之急。一切都太晚了，人心失而不可得，說什麼都沒有用，做什麼都來不及了！驚慌失措的攝政王載灃和隆裕皇太後無論是痛哭流涕，還是賭咒發誓，其言行已不再有人信服，甚至根本就沒人理睬。三個月之後，清王朝宣告覆滅，《十九信條》同《退位詔書》一起，成了它最有正面價值也最有紀念意義的隨葬品。
中共再拒政改前程堪虞
一百年過去了，清末「改官制、立憲法、開國會、辦大選、籌自治」的政改目標至今未竟。今天，我們有一部名叫憲法但實在稱不上憲法的所謂《憲法》，有一個一年只開幾天會從來也不曾制衡過「黨和政府」的所謂「人大」，甚至也有由各級黨委層層設防、人人把關的所謂「選舉」，實則政治專制的程度比晚清有過之而無不及。
自從鄧小平掌權、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當權者們其實很清楚國內人心所向、國際大勢所趨，他們知道一黨專制的舊政體非改不可，自由人權、民主憲政終究不可抗拒。但是，囿於極少數特權階層的貪婪權欲與骯髒私利，他們竟置國家前途和人民呼聲於不顧，血腥鎮壓八九民運於前，千方抵制政改於後。他們的命運，難道會比晚清當局更為光明嗎？
中共憑什麼資本、靠什麼力量抗拒政改？
憑「軍隊在我們手裡」？大清國也有軍隊，雖打不過列強，對付人民也綽綽有餘。然而，當民心盡失，軍隊也會掉轉槍口。想當年，辛亥革命來臨，軍頭袁世凱反身逼宮、北洋將領聯名勸退，便是《十九信條》，也是在張紹曾、盧永祥、藍天蔚等軍官「軍心不固，大局益陷於不可收拾之地」的公然威脅下匆匆頒佈的。
憑中共有一群霸居權力要津的「太子黨」？大清國也有「太子黨」，滿族王公，盡掌實權，但革命黨只需一顆炸彈，就嚇得宗室親貴們連上朝也不敢去，遑論上戰場撕殺拚命。中共高層那些早就轉移了贓款、辦好了子女移民的「太子黨」家族，又能比滿清豪族勇敢到哪裡去？如果軍隊和「太子黨」都靠不住，難道中共要靠花架子的「人大」、「政協」？或者要靠人人喊打的城管、國保？
其實，專制權力是個怪物，平時似乎無所不能，可以為所欲為，簡直無法無天，真到出了大事的時候，卻上下不靈、左右無助，樹倒猢猻散，不知不覺間就成了孤家寡人，無人理會、徒喚奈何。那些歌gong頌德、溜鬚拍馬之輩，那些貪贓枉法、以權謀私之輩，大禍來臨時跑得比兔子還快。大清國的攝政王和皇太後就品嚐過政治突然斷電、權力忽然失效的悲苦與淒涼。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比清政府更加頑固抵制政改的中共當局，當引以為戒。否則，總有一天他們也會追悔莫及。以今日之中共比當年之晚清，若再不俯順民意，立即政改，恐怕也時日無多，前程堪虞！
原題︰政治改革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以晚清《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為例
2012-11-23
文章來源：原載《爭鳴》，2010年5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