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25日訊】今天的中國，所謂政治改革，說穿了，主要是幹部制度的改革，就是對官員們特權享受的改革。本人完全贊成近日在互聯網上讀到的劉燕波在《政治改革的死敵——幹部制度》一文中關於現行幹部制度是中國政治改革社會發展「不共戴天的敵人」一說，也完全贊成其在文章中所說的：「幹部們抵制政治改革，是因為現行幹部制度一是容易混日子，二是容易撈好處，三是無論混也好，撈也好，沒有人能把他們怎麼樣。」但為什麼會如此，除了劉燕波文章中所講，本人試著再補充幾句。
估計中國的官員們早就清楚得很，中國所有官員，與中國的幹部制度包括社會其他制度緊密相連，一如紅樓夢中幾大家族：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政權利用設計的一種制度來維持政權，而制度又利用人性的貪婪和卑鄙來維護這種制度，於是，官員們就利用政權不想改變制度以維持政權來為自己提供特權提供享受，真個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當然，中國所有的官員都有一個認識誤區，這就是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黨為國家為人民。既然是這樣，那麼他們的一切開銷一切享受，自然也就應該由國家由黨由人民來承擔。多年前，曾有個連衛生巾都由公款報銷的女貪官就「義正辭嚴」地對辦案人員說：「我是國家的人，報銷點衛生巾算得了什麼！」現在有人對我們的執政黨開十八大不僅花的都是納稅人的錢，而且到底花了多少沒有人知道很有意見。這也是不懂「行情」。執政黨認為它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中國人民，那麼它開大會的一切開銷自然也就應該由中國人民來承擔了。
可以說，如果沒有現行幹部制度為中國官員們提供的那些特權和享受，我們的官員們一天也不願意做下去。正如十餘年前廣西有一腐敗分子曾公開自己做官的「宣言」：「當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而中國眼下一切腐敗，皆緣於這種幹部制度，要說「特色」，這才是中國最大的「特色」；特別是在蘇聯解體後，我們在這方面就是最具「特色」的了。
本人完全有理由相信，一旦取消了官員們的那些特權享受，或者說就是不讓他們因可以大肆受賄而發大財，中國99.99%的官員也都一定舉雙手贊成：所有的官員由「主人」們公開選舉，讓那些願意只為榮譽而做官的人們去做吧。中國的官員們之所以一直竭力反對、抵制公開選舉，正是因為官員有特權，可以合法地享受，更可以受賄發大財。而許多官員的無法無天也正好體現了在我們這種社會裡官員至上，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官本位」。當然，名義上（儘管即使名義上也說不通）叫「黨的事業至上」，黨領導一切。好在，只要實事求是，現在已經沒有幾個中國人（包括那些說黨的事業至上的官員們）相信了。
正是因為中國是這樣一種幹部制度，凡是在客觀上維護了這種制度的官員，都一定會得到制度的庇護；反過來，又因為制度庇護官員，官員也就維護這種制度。試想，如果所有的官員都主動不去享受特權，不要那特殊待遇，不去總想著受賄發大財，甚至模範遵紀守法，把所有納稅人真正當作自己的衣食父母，如此這般，我們現在正在實行的這種幹部制度還有用嗎？我們這個社會還需要這種制度嗎？中央還需要強調「堅持」這「堅持」那嗎？我們還怕什麼「多黨競選」、「三權分立」嗎？還愁海峽對岸會不與大陸統一嗎？
所以說，現在我們這種制度白送給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包括我們自己的台灣以及港澳），人家都不要。這與有些人所說的「國情」無關，與什麼主義什麼思想指導也無關，只與制度設計有關，與人的思維有關，與是不是官本位有關，與是想做一個人還是想做官有關，與是真想建設一個美好的社會還是只想執政統治有關。
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甚至包括我們自己的港澳、台灣），才真正是為了建設一個美好的社會，為了他們的人民更加幸福更有尊嚴。大陸不是。我們到現在都一直在為「領導權」，即執政黨能不能繼續執政統治下去而殫精竭慮。在建設一個美好的社會和人民幸福與能不能由現在的執政黨繼續執政統治相比，顯然，後者要比前者重要得多。也就是說，只要不讓自己執政統治，只要改由別人執政統治，中國人即使過得再幸福，執政黨也不會高興。
而這種思維在別的方面同樣在套用。比如之所以像現在這樣一再強調要「堅定地」堅持走所謂的「中國特色」就是一例：他就是要中國人民跟著走他所要走的路，如果不是，即使走別的路，再寬闊再好走，他都不舒服。這就如同我們常常批評某些頑固的人那樣，即使知道那樣做不好，即使知道換個做法比他現在正在做的要好，並且已有無數的先例，可他就是要堅持那樣做。這種人往往不跟你講道理，也說不出什麼理由，只來橫的只來蠻的。之所以會這樣，別人都明白，他堅持這樣做，一是不願意失面子，二是這樣做：他高興，或說他喜歡，有時這種人甚至就直言不諱地故意氣旁觀者：就是為了自己高興，你怎麼著！大半個世紀來，或者說即使從1978年至今，中國很多官員在把事情辦砸了之後仍然繼續辦下去，也多是緣於這種思維。
扯遠了，回過頭來說。這種幹部制度為何就那麼庇護官員呢？除了劉燕波文章中所講及本文上面所說之外，還有一點就是，大小是個官員，只要在官場混過幾年，都一定開過無數的會議。而在中國各級官場的大小會議上，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得出，每次會議或會場上那個最大的官員（有時就是主持會議者），他可以想怎麼說就怎麼說，多麼無恥的話都敢說，跟站在大街上或是面對百姓公開說的話，簡直天差地別，很有點夫妻同床共枕夜晚所做的事白天怎麼也不好意思公開說出來一樣。當然，只因為他是「大官」，他說什麼，會議或會場上都不會有人公開反對。比如毛澤東在他主持的很多會議上以及與下面的人談話時就常常是信口開河，胡說八道，什麼都敢說（包括說他自己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等），沒有任何人站出來說他說得不對。由於現在已經公開出來的毛澤東的胡說八道（他老人家無法無天，不論私下還是公開乃至在任何場合都敢胡說）已經不少，這裡就不用本人舉例了。
不要以為只有毛澤東會這樣。由於中國是一個專制了兩千多年的國家，中國人早已對專制意識耳濡目染，甚至浸入骨髓，因此，大小做了一個官，不自覺地就讓專制思想意識佔據了大腦，這樣，大小官員當他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敢於胡說八道也就再平常不過了。比如，那還是十餘年前，有位鄉長在動員他那個鄉的工商、稅務各種公務員去鄉下收稅的大會上就敢於公開要這些人不僅不要憐憫農民，而且要把農民當作敵人對待：「敵人是很狡猾的，我們不能被表面現象迷惑，同志們一定要眼疾手快而且立場堅定……交稅是公民（閔按：要錢時才把農民稱作公民，平時把他們當公民對待了嗎？另外，可憐的中國農民哪裡知道，早在14世紀，像英、法這樣的歐洲國家就牢固確定下來了一句格言，這就是：「無納稅人同意不得徵稅。」）應盡的義務，他肯定說他沒錢，沒錢不要緊，他不是有豬嗎？不給，就牽豬，扛糧食，抬床板，辦法總會有的……」
而我們的幹部亦即官員，由於參加過無數的會議，聽到過大小領導們無數各種卑鄙無恥的話，「組織」如果不保護他，讓他把在各種會議上所聽到的都公開出來，那簡直就等於要了有些官員的命，若是再用有些人的話說，甚至會嚴重威脅到我們的政權。
這裡還舉一例。很多網民一定不會忘記，就在幾年前，本人所生活的這座城市，有個副處長就因對記者說了一句「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替百姓說話」，讓他「永世不得翻身」（當然，據我所知，這個副處長一直在優哉悠哉地做著他的官，毫髮無損，「組織」認為他沒有任何過錯；別看事後本省省委書記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中不點名地還批評了這個副處長，那只是一種姿態，表面文章還是要做的）。我們現在，不，當時好像就有人說了，這是一句極為平常而很真實的話，只是這位官員一不小心對記者公開說了出來而已。要知道，類似這種話，甚至比這更露骨的，官員與官員們開會時也不知說過多少，只要不被記者「捅」出來，讓那些沒有見過什麼世面，天真純潔得讓官員們感到好笑的廣大網民聽到，屁事沒有。現在就這麼一句話就讓這個副處長「永世不得翻身」，如果把他們在會議和官場上講的那有些話全抖摟出來，那整個社會還不「炸了鍋」，那一個二個的官員還能繼續做下去嗎？那些官員還敢說他們是在為人民利益嗎？我們的政權又將會受到多大的「威脅」！如此這般，你讓「組織」如何不庇護這位副處長？當時本人一口氣連敲幾則評論，一言以蔽之，認為這位副處長所說的這句話，正是組織多年教育的結果（當時有網友翻閱黨章後甚至認為：「逯軍雷人實話是有黨章根據的」）。
一個政權最害怕什麼，或說覺得什麼最危險，如果不能消滅之，往往就會向其妥協。那麼我們的政權最害怕又覺得什麼最危險呢？不怕下崗工人，不怕農民，不怕進城的農民工（這些人都是一盤散沙），也不怕群體事件，它最害怕和感到最危險的，就是所有的幹部不聽使喚，甚至「反了」。如果有一天，幹部不聽使喚，把組織的真正意圖如實告訴廣大人民群眾，那麼，會發生什麼，即使豬腦子，也能想得出。正是由於官員們十分清楚這一點，他們才敢於反對中央出台任何會損害他們利益的制度改革（包括公佈官員財產）。這也是我們幹部制度之所以要庇護官員的最根本原因。
說到這裡，短文本該作結，可我還是很想為現代資本主義為現代資產階級說幾句我們有些人特別不喜歡聽的話，不說憋得慌。
請有些人再也不要對今天的資本主義對今天的資產階級潑污水了！你們說一說，中國社會在哪一個方面做得比資本主義社會好？如果按比例，我們又有幾個官員的知識素養以及人品超過了資產階級官員？尤其是，為什麼總是我們向資本主義國家移民，而罕有資本主義尤其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向我們這個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移民？不說資本主義國家，即使像香港這種已經「回歸祖國」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地區，居然也是那麼吸引我們這些實行所謂「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人們，一個個孕婦總想鑽空子，把自己的孩子生在香港，弄得香港現在像防賊似的防著大陸孕婦過羅湖橋進入香港（本人覺得真醜。有些大陸人，為了追求下一代的幸福，可以說什麼廉恥都不要了），並且公佈了相應的懲罰條文。看到這些，我們有些人，特別是那些有權力讓中國人民獲得幸福尊嚴，也有權力讓中國人民過得很痛苦的的官員怎麼就不覺得醜呢？我們還有什麼臉面在那兒說我們如何如何好？還有什麼理由要「堅持」這「堅持」那，就是不想堅持讓中國人民過得更民主、更自由，同時也是更幸福、更有尊嚴呢？
好了，不說了。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估計中國的官員們早就清楚得很，中國所有官員，與中國的幹部制度包括社會其他制度緊密相連，一如紅樓夢中幾大家族：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政權利用設計的一種制度來維持政權，而制度又利用人性的貪婪和卑鄙來維護這種制度，於是，官員們就利用政權不想改變制度以維持政權來為自己提供特權提供享受，真個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當然，中國所有的官員都有一個認識誤區，這就是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黨為國家為人民。既然是這樣，那麼他們的一切開銷一切享受，自然也就應該由國家由黨由人民來承擔。多年前，曾有個連衛生巾都由公款報銷的女貪官就「義正辭嚴」地對辦案人員說：「我是國家的人，報銷點衛生巾算得了什麼！」現在有人對我們的執政黨開十八大不僅花的都是納稅人的錢，而且到底花了多少沒有人知道很有意見。這也是不懂「行情」。執政黨認為它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中國人民，那麼它開大會的一切開銷自然也就應該由中國人民來承擔了。
可以說，如果沒有現行幹部制度為中國官員們提供的那些特權和享受，我們的官員們一天也不願意做下去。正如十餘年前廣西有一腐敗分子曾公開自己做官的「宣言」：「當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而中國眼下一切腐敗，皆緣於這種幹部制度，要說「特色」，這才是中國最大的「特色」；特別是在蘇聯解體後，我們在這方面就是最具「特色」的了。
本人完全有理由相信，一旦取消了官員們的那些特權享受，或者說就是不讓他們因可以大肆受賄而發大財，中國99.99%的官員也都一定舉雙手贊成：所有的官員由「主人」們公開選舉，讓那些願意只為榮譽而做官的人們去做吧。中國的官員們之所以一直竭力反對、抵制公開選舉，正是因為官員有特權，可以合法地享受，更可以受賄發大財。而許多官員的無法無天也正好體現了在我們這種社會裡官員至上，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官本位」。當然，名義上（儘管即使名義上也說不通）叫「黨的事業至上」，黨領導一切。好在，只要實事求是，現在已經沒有幾個中國人（包括那些說黨的事業至上的官員們）相信了。
正是因為中國是這樣一種幹部制度，凡是在客觀上維護了這種制度的官員，都一定會得到制度的庇護；反過來，又因為制度庇護官員，官員也就維護這種制度。試想，如果所有的官員都主動不去享受特權，不要那特殊待遇，不去總想著受賄發大財，甚至模範遵紀守法，把所有納稅人真正當作自己的衣食父母，如此這般，我們現在正在實行的這種幹部制度還有用嗎？我們這個社會還需要這種制度嗎？中央還需要強調「堅持」這「堅持」那嗎？我們還怕什麼「多黨競選」、「三權分立」嗎？還愁海峽對岸會不與大陸統一嗎？
所以說，現在我們這種制度白送給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包括我們自己的台灣以及港澳），人家都不要。這與有些人所說的「國情」無關，與什麼主義什麼思想指導也無關，只與制度設計有關，與人的思維有關，與是不是官本位有關，與是想做一個人還是想做官有關，與是真想建設一個美好的社會還是只想執政統治有關。
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甚至包括我們自己的港澳、台灣），才真正是為了建設一個美好的社會，為了他們的人民更加幸福更有尊嚴。大陸不是。我們到現在都一直在為「領導權」，即執政黨能不能繼續執政統治下去而殫精竭慮。在建設一個美好的社會和人民幸福與能不能由現在的執政黨繼續執政統治相比，顯然，後者要比前者重要得多。也就是說，只要不讓自己執政統治，只要改由別人執政統治，中國人即使過得再幸福，執政黨也不會高興。
而這種思維在別的方面同樣在套用。比如之所以像現在這樣一再強調要「堅定地」堅持走所謂的「中國特色」就是一例：他就是要中國人民跟著走他所要走的路，如果不是，即使走別的路，再寬闊再好走，他都不舒服。這就如同我們常常批評某些頑固的人那樣，即使知道那樣做不好，即使知道換個做法比他現在正在做的要好，並且已有無數的先例，可他就是要堅持那樣做。這種人往往不跟你講道理，也說不出什麼理由，只來橫的只來蠻的。之所以會這樣，別人都明白，他堅持這樣做，一是不願意失面子，二是這樣做：他高興，或說他喜歡，有時這種人甚至就直言不諱地故意氣旁觀者：就是為了自己高興，你怎麼著！大半個世紀來，或者說即使從1978年至今，中國很多官員在把事情辦砸了之後仍然繼續辦下去，也多是緣於這種思維。
扯遠了，回過頭來說。這種幹部制度為何就那麼庇護官員呢？除了劉燕波文章中所講及本文上面所說之外，還有一點就是，大小是個官員，只要在官場混過幾年，都一定開過無數的會議。而在中國各級官場的大小會議上，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得出，每次會議或會場上那個最大的官員（有時就是主持會議者），他可以想怎麼說就怎麼說，多麼無恥的話都敢說，跟站在大街上或是面對百姓公開說的話，簡直天差地別，很有點夫妻同床共枕夜晚所做的事白天怎麼也不好意思公開說出來一樣。當然，只因為他是「大官」，他說什麼，會議或會場上都不會有人公開反對。比如毛澤東在他主持的很多會議上以及與下面的人談話時就常常是信口開河，胡說八道，什麼都敢說（包括說他自己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等），沒有任何人站出來說他說得不對。由於現在已經公開出來的毛澤東的胡說八道（他老人家無法無天，不論私下還是公開乃至在任何場合都敢胡說）已經不少，這裡就不用本人舉例了。
不要以為只有毛澤東會這樣。由於中國是一個專制了兩千多年的國家，中國人早已對專制意識耳濡目染，甚至浸入骨髓，因此，大小做了一個官，不自覺地就讓專制思想意識佔據了大腦，這樣，大小官員當他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敢於胡說八道也就再平常不過了。比如，那還是十餘年前，有位鄉長在動員他那個鄉的工商、稅務各種公務員去鄉下收稅的大會上就敢於公開要這些人不僅不要憐憫農民，而且要把農民當作敵人對待：「敵人是很狡猾的，我們不能被表面現象迷惑，同志們一定要眼疾手快而且立場堅定……交稅是公民（閔按：要錢時才把農民稱作公民，平時把他們當公民對待了嗎？另外，可憐的中國農民哪裡知道，早在14世紀，像英、法這樣的歐洲國家就牢固確定下來了一句格言，這就是：「無納稅人同意不得徵稅。」）應盡的義務，他肯定說他沒錢，沒錢不要緊，他不是有豬嗎？不給，就牽豬，扛糧食，抬床板，辦法總會有的……」
而我們的幹部亦即官員，由於參加過無數的會議，聽到過大小領導們無數各種卑鄙無恥的話，「組織」如果不保護他，讓他把在各種會議上所聽到的都公開出來，那簡直就等於要了有些官員的命，若是再用有些人的話說，甚至會嚴重威脅到我們的政權。
這裡還舉一例。很多網民一定不會忘記，就在幾年前，本人所生活的這座城市，有個副處長就因對記者說了一句「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替百姓說話」，讓他「永世不得翻身」（當然，據我所知，這個副處長一直在優哉悠哉地做著他的官，毫髮無損，「組織」認為他沒有任何過錯；別看事後本省省委書記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中不點名地還批評了這個副處長，那只是一種姿態，表面文章還是要做的）。我們現在，不，當時好像就有人說了，這是一句極為平常而很真實的話，只是這位官員一不小心對記者公開說了出來而已。要知道，類似這種話，甚至比這更露骨的，官員與官員們開會時也不知說過多少，只要不被記者「捅」出來，讓那些沒有見過什麼世面，天真純潔得讓官員們感到好笑的廣大網民聽到，屁事沒有。現在就這麼一句話就讓這個副處長「永世不得翻身」，如果把他們在會議和官場上講的那有些話全抖摟出來，那整個社會還不「炸了鍋」，那一個二個的官員還能繼續做下去嗎？那些官員還敢說他們是在為人民利益嗎？我們的政權又將會受到多大的「威脅」！如此這般，你讓「組織」如何不庇護這位副處長？當時本人一口氣連敲幾則評論，一言以蔽之，認為這位副處長所說的這句話，正是組織多年教育的結果（當時有網友翻閱黨章後甚至認為：「逯軍雷人實話是有黨章根據的」）。
一個政權最害怕什麼，或說覺得什麼最危險，如果不能消滅之，往往就會向其妥協。那麼我們的政權最害怕又覺得什麼最危險呢？不怕下崗工人，不怕農民，不怕進城的農民工（這些人都是一盤散沙），也不怕群體事件，它最害怕和感到最危險的，就是所有的幹部不聽使喚，甚至「反了」。如果有一天，幹部不聽使喚，把組織的真正意圖如實告訴廣大人民群眾，那麼，會發生什麼，即使豬腦子，也能想得出。正是由於官員們十分清楚這一點，他們才敢於反對中央出台任何會損害他們利益的制度改革（包括公佈官員財產）。這也是我們幹部制度之所以要庇護官員的最根本原因。
說到這裡，短文本該作結，可我還是很想為現代資本主義為現代資產階級說幾句我們有些人特別不喜歡聽的話，不說憋得慌。
請有些人再也不要對今天的資本主義對今天的資產階級潑污水了！你們說一說，中國社會在哪一個方面做得比資本主義社會好？如果按比例，我們又有幾個官員的知識素養以及人品超過了資產階級官員？尤其是，為什麼總是我們向資本主義國家移民，而罕有資本主義尤其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向我們這個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移民？不說資本主義國家，即使像香港這種已經「回歸祖國」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地區，居然也是那麼吸引我們這些實行所謂「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人們，一個個孕婦總想鑽空子，把自己的孩子生在香港，弄得香港現在像防賊似的防著大陸孕婦過羅湖橋進入香港（本人覺得真醜。有些大陸人，為了追求下一代的幸福，可以說什麼廉恥都不要了），並且公佈了相應的懲罰條文。看到這些，我們有些人，特別是那些有權力讓中國人民獲得幸福尊嚴，也有權力讓中國人民過得很痛苦的的官員怎麼就不覺得醜呢？我們還有什麼臉面在那兒說我們如何如何好？還有什麼理由要「堅持」這「堅持」那，就是不想堅持讓中國人民過得更民主、更自由，同時也是更幸福、更有尊嚴呢？
好了，不說了。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