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21日訊】7月12日，湖南民營企業家曾成傑在死刑核准未通知律師、死刑執行未通知家屬的情形下被以集資詐騙罪祕密執行死刑，成為繼重慶「黑打」系列案件、吉林市王剛案之後中共暴政下民營企業家悲劇命運的最新寫照。貪污濫權、淫亂成性的劉志軍被免死，而集資從事實業開發的企業家曾成傑卻被處死，鼓勵民間集資的政府被免責，而實施民間集資的曾成傑卻被處死，這就是中共專政下官民地位、官商關係的殘酷現實，這就是習李新政下中國夢的冰火兩重天！
一、曾成傑之死是企業家悲劇命運的縮影
先看曾成傑案。2003年9月，曾成傑掛靠企業中標湖南湘西州圖書館、體育館、群藝館等整體開發項目，同年11月，在當地政府支持下，曾成傑以20%的年息向公眾集資。2008年10月，在吉首市政府組織的一次民營企業家資產評估會議上，曾成傑與其他二十多名民營企業家一起被湖南省政府專案組指派州警祕密抓捕，後被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處刑事拘留，又以「集資詐騙罪」被批捕，2011年5月被一審判處死刑，2012年1月被二審維持死刑判決，在辯護律師和家屬不知情的情況下，2013年6月14日被核准死刑，7月12日被執行死刑。在曾成傑案中，當地政府為撈取政績鼓勵民間融資發展地方經濟，資金鏈斷裂引發民眾群體性事件驚動中央；在民眾抗議和中央壓力下，湖南省政府成立專案組抓捕民營企業家作為替罪羊以泄民憤；司法機關非法低價評估拍賣曾成傑企業資產，並枉法以集資詐騙罪判處曾成傑死刑；在辯護律師、家屬申訴質疑司法不公的抗議下，祕密核准和執行死刑，殺人滅口以掩蓋政府違法和司法不公的真相。從吉首和湘西地方政府、湖南省兩級法院到最高法院，低價評估拍賣曾成傑企業資產，枉法定罪處死曾成傑本人，既推卸了責任，掩蓋了真相，又搶了民企財產，真可謂一舉多得。
再看吉林市王剛案。2005年，吉林市交警隊因資金困難無法徵用土地、建設符合國家標準的駕駛員考試場地，王剛與吉林市公安局交警支隊簽訂為期10年的合作合同，王剛負責建設符合國家標準的駕駛員考試場地，供吉林市交警隊無償使用，市交警隊的承諾在十年期內不批准在其他地方進行駕考。2010年9月，交警支隊張科長欲批准其他駕校增加考點。雙方發生糾紛，王剛多次交涉無果後，安排車輛上街抗議，被早已埋伏好的警方抓個正著，王剛被抓捕羈押。吉林市政法委和公檢法欲將其打成黑社會犯罪，趁機搶劫王剛的民企財產，為此而對王剛實施殘酷刑訊逼供。幸虧有死磕派律師為之拼力抗爭辯護，並將此事通過微博和博客公開曝光，吉林市中共公檢法流氓團伙最終被迫撤銷了黑社會犯罪指控，王剛才得以保住財產和性命。
再看歷史。1947年中共在西北發動土改運動，以各種形式清算或沒收大量工商業主的財產。1952年中共發動「五反」運動，全面整治資本家和中小工商業主，非法逼供信，強搶工商業主資財，逼得資本家和中小工商業主走投無路，被嚇破了膽，許多人紛紛自殺。後來，在社會主義改造時，資本家們都爭先恐後甚至敲鑼打鼓地把工商企業都送給了中共政府，私有制被消滅。
其實，中共從誕生那天起就是一個嗜血掠奪成性的機會主義、恐怖主義強盜集團。在需要時，中共就策略地欺騙和利用工商業主。在不需要時，中共就會打壓和拋棄工商業主。正如網路評論所說，近十多年來，地方官員介入企業糾紛，通過司法權，掠奪民企財產，已經成了中共政府新版「打土豪分田地」的常見手法。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大搞唱紅黑打，操控公檢法，大肆抓捕民營企業家，偽造事實，羅織罪名，酷刑逼供，將大量民營企業家打成黑社會，藉機掠奪民營企業財產。曾成傑案、王剛案表明，薄王雖已入獄，重慶模式雖已倒掉，但是，中共殘暴的本性不會改變，民營企業家仍然難逃中共流氓強盜的欺騙、搶劫和虐殺。
二、「企業家不談政治」其實是個偽命題
就在曾成傑被祕密核准和執行死刑大體同一時段，在2000多人規模的中國企業家社交網路「正和島」上發生了一場關於企業家該不該談論政治的激烈爭論。
這場爭論因聯想集團創始人、「企業家教父」柳傳志的一番話引起。正和島總裁黃麗陸在一篇文章中稱，「柳總說從現在起我們要在商言商，以後的聚會我們只講商業不談政治，在當前的政經環境下做好商業是我們的本份。」柳傳志這番話很快受到活躍的中小企業主島民們的膜拜，稱讚「柳老的大智慧」，「感謝老爺子的提醒，謹記老爺子的教誨！」但是，另外一位企業家島民王瑛則明確宣布，「我不屬於不談政治的企業家，也不相信中國企業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我的態度在社會上是公開的。為了不牽連正和島，我正式宣布退出正和島。」
其實，企業家該不該談論政治本來並不是一個問題。在市場化分工中，企業家們從事工商業經營，在為自己謀利益的同時，也為公眾福利作出了貢獻。但是，企業家也是公民，企業家不可能脫離政治而生存。在正常的民主憲政體制下，商人與政府、市場與政治既相互獨立，又相互影響。企業家們可以通過正常途徑談論政治、參與政治。例如，在當代西方國家，企業家通過自組織的商會表達意見、維護權益，通過選票選擇政府，通過議會參與立法、監督政府。
但是，在中共一黨專政體制下，柳傳志的話揭示了中國絕大多數企業家們無奈的生存狀態和惡劣的生存環境。在中共體制下，中國的企業家們，尤其是民營企業家們，沒有選舉自由，沒有言論自由，沒有結社自由，人身、財產和生命得不到法治保障，不得不依附於中共，與中共政府勾結，獲取項目，獲取信貸，獲得特權，獲得保護，這正是中共「權貴經濟」的本質所在。
這種生存狀態真的如柳傳志所說的「在商言商」、「不談政治」？非也！在中共統治下，企業家們怎麼可能有什麼獨立地位？怎麼可能想不談論政治就不談論政治呢？「在商言商」、「悶聲發財」怎麼可能呢？企業家們都爭著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為的是什麼？就是為了獲得政治地位和政治保護。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參加中共「兩會」，企業家們能不發言嗎？這種場合的發言不是談政治嗎？當然是談政治！只不過，這是在談中共願意聽的，為中共的官員講話和政府報告做宣傳、唱讚歌。因此，在中共體制下，企業家們不可能不談政治，也沒有不談政治的自由。在中共體制下，企業家們幾乎個個在政治上都很精明，個個都是懂得中共政治遊戲規則的高手，否則，怎麼能生存下來、混得下去呢？
多數企業家選擇了依附中共，更有甚者如阿裡巴巴馬雲竟然公開支持中共暴政罪惡。馬雲在5月30日接受香港《南華早報》採訪時公開聲稱，鄧小平在六四鎮壓和屠殺學生的決策雖「不是一個完美的決定，但這是一個最正確的決定，在當時是最正確的決定。」「鬼子很多人講，中國政府控制互聯網，互聯網管制，管制能管制出六億互聯網用戶的話，這種國家管制很有水平啦。」馬雲幾年前還聲稱，「未來如果有雅虎電子郵件用戶與中國政府發生任何衝突，阿裡巴巴都將全力配合政府。」
少數企業家選擇了公義立場。對於曾成傑之死，萬科集團董事長王石「檢討重慶事件：在唱紅打黑期間，一大批重慶工商業者被強制關進牢房、沒收財產，生命尊嚴也失去了法律保護，甚至被告的辯護律師亦被冤屈判刑入獄。我採取了不吭氣的態度。反思：是懦弱錯誤的行為。對違反法律，侵犯財產、侵犯生命的權力部門應該明確態度：不！」
實際上，柳傳志所說的「不談政治」，只不過是企業家要高度自律，不批評中共政權，不倡導政治改革，不談論民主憲政，不評論官場腐敗，不觸犯中共的「七不講」。因此，不談論政治只不過是企業家們的自欺欺人。在中共體制下，企業家們不是該不該談政治，而是該談論何種政治，該如何談論政治。
三、企業家階層應該成為憲政的推動力量
企業家階層有其保守的一面，在正常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中，他們對法治、秩序和理性有著天然的支持，而反對激烈的變革和革命。但是，當政府權力不受約束，肆意侵犯他們的財產和自由時，企業家階層也具有其革命的一面，他們反對專制和暴政，渴望法治和憲政。
在西方近代憲政起源地英國，其憲政的確立正是貴族、地主和商人通過議會與國王反覆鬥爭的產物。英國國王為了戰爭需要稅收財政支持，議會反對國王自行徵稅，迫使國王簽署《大憲章》，確立了財產權、人身自由權、生命權的法律保障和未經人民同意不得徵稅的憲政原則。貴族、地主、商人組成的議會幾經與國王之間反覆曲折的鬥爭，才使得財產、自由和生命的憲法保障落到了實處。試想，如果當時英國的地主和商人都很犬儒，服從環境，苟且偷生，悶聲發財，甘受專制王權侵害，哪裡能夠生成具有世界影響的自由、法治和普通法憲政呢？
在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商人階層也是積極推動憲政的最強大力量。商人階層既反對王權專制，也反對暴力革命，而主張立憲改革，因此成為區別於清政府、革命派的立憲派。但是，清廷愚蠢的保守政策一次次地教育和驚醒了立憲派和一切期望改革的善良人們，最終將立憲派推向了革命陣營。侯宜傑先生在《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中寫道，晚清商人們在觀念上自覺意識到「振興實業之關鍵在於通過立憲確立法治，限制政權，保障民權來改良政治環境與政治組織」；在行動上自覺地組織起來，「以各級商會為紐帶，形成了一個由大中城市到鄉鎮的巨大網路，將力量聚合起來」，自覺地訓練民主和自治；在清廷預備立憲中，商人在各省咨議局和全國資政院中積極推動和實踐民主憲政，監督和審議預算與徵稅權，落實「沒有代議士，不納稅」的憲政原則。晚清立憲改革雖然因為清廷的頑固抵制而失敗了，但是晚清商人高度自覺的憲政意識、務實的民主實踐和可貴的政治勇氣卻光耀史冊！
與英國憲政鬥爭中的商人階層和晚清立憲鬥爭中的商人階層相比，當今中共體制下的企業家群體不能不感到汗顏。在數量上，中國當今的企業家階層可謂規模龐大。但是，他們卻沒有形成一個具有自身整體力量和獨立政治地位的真正中產階層。這些企業家群體文化素質比較低下，大多隻關心自身的眼前利益，缺乏獨立的公民意識，缺乏廣大長遠的政治追求和道德關懷。嚴格來說，他們並不是中國走向憲政的改革力量，而只是中共權貴保守集團的附屬群體。中國的企業家群體總體上比較懦弱，面對中共暴政，缺乏說「不」的政治和道德勇氣，卻反而將中國的溫和改革派說成是激進和極右。柳傳志承認自己軟弱，說自己是改革派，反對暴力革命，服從環境，適應環境，絕不越過紅線，絕不越過雷池，不在改革中做犧牲品，改革不了趕快脫險，這樣才能保住命。然而，柳傳志其實是個偽改革派。柳傳志們的生存環境本身就是那些被柳傳志們批評為激進的改革者們冒著風險甚至自由和生命的代價抗爭出來的，如果大家都是柳傳志，就不會有今天民營企業家們的生存空間，更不會有民營企業家所幻想的法治和憲政。
其實，政治上的犬儒並沒有能夠使中國的企業家群體少受中共魔爪侵害，短期的精明計算終究無法消除長期的不安全感。曾成傑的悲劇在於，他至死都不醒悟，都不敢質疑中共專政，都未認清中共的流氓本性！曾成傑在遺書還告訴自己的孩子，「要相信」習李新政，要相信「大領導」，要相信政府，要相信「省委周書記調任最高院當院長以後，周強院長了解真相後，不久定會為我們主持公道的！」然而，曾成傑的辯護律師王少光就公開對周強在曾成傑冤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質疑：「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在案發時是湖南省長，在湖南高院判處曾成傑死刑時是省委書記。湖南高院2012年2月19日做出二審判決，直到2013年3月周強從湖南到任最高法院院長前，最高法院都沒有核准，周強當院長後不到三個月核准。」曾成傑本指望習李新政能夠救自己一命，未曾想自己就是冤死在習李新政元年，就是冤死在周強主掌的最高法院。這是多麼可悲呀！
面對柳傳志們的所謂「不談政治」，王瑛女士質問道：「改革開放以來，因為政治表達而被處罰的企業家有幾個？因為和權力勾結而獲罪的企業家又有多少？為什麼大家對前者噤若寒蟬，但對後者前仆後繼？」實際上，政治抗爭可能在短期內遭受損失，但在長期內卻更可能贏得財產、人身和生命的穩定保障。反之，面對中共強暴，積極配合，不願抱團，不敢發聲，不敢找媒體曝光中共醜行，不敢找正義律師揭穿中共司法黑幕，反而落得個屢遭侵害。
曾成傑之死應該促使中國的企業家群體覺醒，應該認識到中共欺騙、搶掠、殺人的流氓強盜土匪本性永遠不會改變。中國的企業家群體應該向中國的維權群體、信仰群體、新聞記者、正義律師、自由主義公共知識分子學習維權，學會站著生存，與所有爭取民主憲政的群體一起努力，解體中共暴政，建立民主憲政，這樣才能保護每個人財產和生命。
一、曾成傑之死是企業家悲劇命運的縮影
先看曾成傑案。2003年9月，曾成傑掛靠企業中標湖南湘西州圖書館、體育館、群藝館等整體開發項目，同年11月，在當地政府支持下，曾成傑以20%的年息向公眾集資。2008年10月，在吉首市政府組織的一次民營企業家資產評估會議上，曾成傑與其他二十多名民營企業家一起被湖南省政府專案組指派州警祕密抓捕，後被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處刑事拘留，又以「集資詐騙罪」被批捕，2011年5月被一審判處死刑，2012年1月被二審維持死刑判決，在辯護律師和家屬不知情的情況下，2013年6月14日被核准死刑，7月12日被執行死刑。在曾成傑案中，當地政府為撈取政績鼓勵民間融資發展地方經濟，資金鏈斷裂引發民眾群體性事件驚動中央；在民眾抗議和中央壓力下，湖南省政府成立專案組抓捕民營企業家作為替罪羊以泄民憤；司法機關非法低價評估拍賣曾成傑企業資產，並枉法以集資詐騙罪判處曾成傑死刑；在辯護律師、家屬申訴質疑司法不公的抗議下，祕密核准和執行死刑，殺人滅口以掩蓋政府違法和司法不公的真相。從吉首和湘西地方政府、湖南省兩級法院到最高法院，低價評估拍賣曾成傑企業資產，枉法定罪處死曾成傑本人，既推卸了責任，掩蓋了真相，又搶了民企財產，真可謂一舉多得。
再看吉林市王剛案。2005年，吉林市交警隊因資金困難無法徵用土地、建設符合國家標準的駕駛員考試場地，王剛與吉林市公安局交警支隊簽訂為期10年的合作合同，王剛負責建設符合國家標準的駕駛員考試場地，供吉林市交警隊無償使用，市交警隊的承諾在十年期內不批准在其他地方進行駕考。2010年9月，交警支隊張科長欲批准其他駕校增加考點。雙方發生糾紛，王剛多次交涉無果後，安排車輛上街抗議，被早已埋伏好的警方抓個正著，王剛被抓捕羈押。吉林市政法委和公檢法欲將其打成黑社會犯罪，趁機搶劫王剛的民企財產，為此而對王剛實施殘酷刑訊逼供。幸虧有死磕派律師為之拼力抗爭辯護，並將此事通過微博和博客公開曝光，吉林市中共公檢法流氓團伙最終被迫撤銷了黑社會犯罪指控，王剛才得以保住財產和性命。
再看歷史。1947年中共在西北發動土改運動，以各種形式清算或沒收大量工商業主的財產。1952年中共發動「五反」運動，全面整治資本家和中小工商業主，非法逼供信，強搶工商業主資財，逼得資本家和中小工商業主走投無路，被嚇破了膽，許多人紛紛自殺。後來，在社會主義改造時，資本家們都爭先恐後甚至敲鑼打鼓地把工商企業都送給了中共政府，私有制被消滅。
其實，中共從誕生那天起就是一個嗜血掠奪成性的機會主義、恐怖主義強盜集團。在需要時，中共就策略地欺騙和利用工商業主。在不需要時，中共就會打壓和拋棄工商業主。正如網路評論所說，近十多年來，地方官員介入企業糾紛，通過司法權，掠奪民企財產，已經成了中共政府新版「打土豪分田地」的常見手法。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大搞唱紅黑打，操控公檢法，大肆抓捕民營企業家，偽造事實，羅織罪名，酷刑逼供，將大量民營企業家打成黑社會，藉機掠奪民營企業財產。曾成傑案、王剛案表明，薄王雖已入獄，重慶模式雖已倒掉，但是，中共殘暴的本性不會改變，民營企業家仍然難逃中共流氓強盜的欺騙、搶劫和虐殺。
二、「企業家不談政治」其實是個偽命題
就在曾成傑被祕密核准和執行死刑大體同一時段，在2000多人規模的中國企業家社交網路「正和島」上發生了一場關於企業家該不該談論政治的激烈爭論。
這場爭論因聯想集團創始人、「企業家教父」柳傳志的一番話引起。正和島總裁黃麗陸在一篇文章中稱，「柳總說從現在起我們要在商言商，以後的聚會我們只講商業不談政治，在當前的政經環境下做好商業是我們的本份。」柳傳志這番話很快受到活躍的中小企業主島民們的膜拜，稱讚「柳老的大智慧」，「感謝老爺子的提醒，謹記老爺子的教誨！」但是，另外一位企業家島民王瑛則明確宣布，「我不屬於不談政治的企業家，也不相信中國企業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我的態度在社會上是公開的。為了不牽連正和島，我正式宣布退出正和島。」
其實，企業家該不該談論政治本來並不是一個問題。在市場化分工中，企業家們從事工商業經營，在為自己謀利益的同時，也為公眾福利作出了貢獻。但是，企業家也是公民，企業家不可能脫離政治而生存。在正常的民主憲政體制下，商人與政府、市場與政治既相互獨立，又相互影響。企業家們可以通過正常途徑談論政治、參與政治。例如，在當代西方國家，企業家通過自組織的商會表達意見、維護權益，通過選票選擇政府，通過議會參與立法、監督政府。
但是，在中共一黨專政體制下，柳傳志的話揭示了中國絕大多數企業家們無奈的生存狀態和惡劣的生存環境。在中共體制下，中國的企業家們，尤其是民營企業家們，沒有選舉自由，沒有言論自由，沒有結社自由，人身、財產和生命得不到法治保障，不得不依附於中共，與中共政府勾結，獲取項目，獲取信貸，獲得特權，獲得保護，這正是中共「權貴經濟」的本質所在。
這種生存狀態真的如柳傳志所說的「在商言商」、「不談政治」？非也！在中共統治下，企業家們怎麼可能有什麼獨立地位？怎麼可能想不談論政治就不談論政治呢？「在商言商」、「悶聲發財」怎麼可能呢？企業家們都爭著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為的是什麼？就是為了獲得政治地位和政治保護。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參加中共「兩會」，企業家們能不發言嗎？這種場合的發言不是談政治嗎？當然是談政治！只不過，這是在談中共願意聽的，為中共的官員講話和政府報告做宣傳、唱讚歌。因此，在中共體制下，企業家們不可能不談政治，也沒有不談政治的自由。在中共體制下，企業家們幾乎個個在政治上都很精明，個個都是懂得中共政治遊戲規則的高手，否則，怎麼能生存下來、混得下去呢？
多數企業家選擇了依附中共，更有甚者如阿裡巴巴馬雲竟然公開支持中共暴政罪惡。馬雲在5月30日接受香港《南華早報》採訪時公開聲稱，鄧小平在六四鎮壓和屠殺學生的決策雖「不是一個完美的決定，但這是一個最正確的決定，在當時是最正確的決定。」「鬼子很多人講，中國政府控制互聯網，互聯網管制，管制能管制出六億互聯網用戶的話，這種國家管制很有水平啦。」馬雲幾年前還聲稱，「未來如果有雅虎電子郵件用戶與中國政府發生任何衝突，阿裡巴巴都將全力配合政府。」
少數企業家選擇了公義立場。對於曾成傑之死，萬科集團董事長王石「檢討重慶事件：在唱紅打黑期間，一大批重慶工商業者被強制關進牢房、沒收財產，生命尊嚴也失去了法律保護，甚至被告的辯護律師亦被冤屈判刑入獄。我採取了不吭氣的態度。反思：是懦弱錯誤的行為。對違反法律，侵犯財產、侵犯生命的權力部門應該明確態度：不！」
實際上，柳傳志所說的「不談政治」，只不過是企業家要高度自律，不批評中共政權，不倡導政治改革，不談論民主憲政，不評論官場腐敗，不觸犯中共的「七不講」。因此，不談論政治只不過是企業家們的自欺欺人。在中共體制下，企業家們不是該不該談政治，而是該談論何種政治，該如何談論政治。
三、企業家階層應該成為憲政的推動力量
企業家階層有其保守的一面，在正常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中，他們對法治、秩序和理性有著天然的支持，而反對激烈的變革和革命。但是，當政府權力不受約束，肆意侵犯他們的財產和自由時，企業家階層也具有其革命的一面，他們反對專制和暴政，渴望法治和憲政。
在西方近代憲政起源地英國，其憲政的確立正是貴族、地主和商人通過議會與國王反覆鬥爭的產物。英國國王為了戰爭需要稅收財政支持，議會反對國王自行徵稅，迫使國王簽署《大憲章》，確立了財產權、人身自由權、生命權的法律保障和未經人民同意不得徵稅的憲政原則。貴族、地主、商人組成的議會幾經與國王之間反覆曲折的鬥爭，才使得財產、自由和生命的憲法保障落到了實處。試想，如果當時英國的地主和商人都很犬儒，服從環境，苟且偷生，悶聲發財，甘受專制王權侵害，哪裡能夠生成具有世界影響的自由、法治和普通法憲政呢？
在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商人階層也是積極推動憲政的最強大力量。商人階層既反對王權專制，也反對暴力革命，而主張立憲改革，因此成為區別於清政府、革命派的立憲派。但是，清廷愚蠢的保守政策一次次地教育和驚醒了立憲派和一切期望改革的善良人們，最終將立憲派推向了革命陣營。侯宜傑先生在《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中寫道，晚清商人們在觀念上自覺意識到「振興實業之關鍵在於通過立憲確立法治，限制政權，保障民權來改良政治環境與政治組織」；在行動上自覺地組織起來，「以各級商會為紐帶，形成了一個由大中城市到鄉鎮的巨大網路，將力量聚合起來」，自覺地訓練民主和自治；在清廷預備立憲中，商人在各省咨議局和全國資政院中積極推動和實踐民主憲政，監督和審議預算與徵稅權，落實「沒有代議士，不納稅」的憲政原則。晚清立憲改革雖然因為清廷的頑固抵制而失敗了，但是晚清商人高度自覺的憲政意識、務實的民主實踐和可貴的政治勇氣卻光耀史冊！
與英國憲政鬥爭中的商人階層和晚清立憲鬥爭中的商人階層相比，當今中共體制下的企業家群體不能不感到汗顏。在數量上，中國當今的企業家階層可謂規模龐大。但是，他們卻沒有形成一個具有自身整體力量和獨立政治地位的真正中產階層。這些企業家群體文化素質比較低下，大多隻關心自身的眼前利益，缺乏獨立的公民意識，缺乏廣大長遠的政治追求和道德關懷。嚴格來說，他們並不是中國走向憲政的改革力量，而只是中共權貴保守集團的附屬群體。中國的企業家群體總體上比較懦弱，面對中共暴政，缺乏說「不」的政治和道德勇氣，卻反而將中國的溫和改革派說成是激進和極右。柳傳志承認自己軟弱，說自己是改革派，反對暴力革命，服從環境，適應環境，絕不越過紅線，絕不越過雷池，不在改革中做犧牲品，改革不了趕快脫險，這樣才能保住命。然而，柳傳志其實是個偽改革派。柳傳志們的生存環境本身就是那些被柳傳志們批評為激進的改革者們冒著風險甚至自由和生命的代價抗爭出來的，如果大家都是柳傳志，就不會有今天民營企業家們的生存空間，更不會有民營企業家所幻想的法治和憲政。
其實，政治上的犬儒並沒有能夠使中國的企業家群體少受中共魔爪侵害，短期的精明計算終究無法消除長期的不安全感。曾成傑的悲劇在於，他至死都不醒悟，都不敢質疑中共專政，都未認清中共的流氓本性！曾成傑在遺書還告訴自己的孩子，「要相信」習李新政，要相信「大領導」，要相信政府，要相信「省委周書記調任最高院當院長以後，周強院長了解真相後，不久定會為我們主持公道的！」然而，曾成傑的辯護律師王少光就公開對周強在曾成傑冤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質疑：「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在案發時是湖南省長，在湖南高院判處曾成傑死刑時是省委書記。湖南高院2012年2月19日做出二審判決，直到2013年3月周強從湖南到任最高法院院長前，最高法院都沒有核准，周強當院長後不到三個月核准。」曾成傑本指望習李新政能夠救自己一命，未曾想自己就是冤死在習李新政元年，就是冤死在周強主掌的最高法院。這是多麼可悲呀！
面對柳傳志們的所謂「不談政治」，王瑛女士質問道：「改革開放以來，因為政治表達而被處罰的企業家有幾個？因為和權力勾結而獲罪的企業家又有多少？為什麼大家對前者噤若寒蟬，但對後者前仆後繼？」實際上，政治抗爭可能在短期內遭受損失，但在長期內卻更可能贏得財產、人身和生命的穩定保障。反之，面對中共強暴，積極配合，不願抱團，不敢發聲，不敢找媒體曝光中共醜行，不敢找正義律師揭穿中共司法黑幕，反而落得個屢遭侵害。
曾成傑之死應該促使中國的企業家群體覺醒，應該認識到中共欺騙、搶掠、殺人的流氓強盜土匪本性永遠不會改變。中國的企業家群體應該向中國的維權群體、信仰群體、新聞記者、正義律師、自由主義公共知識分子學習維權，學會站著生存，與所有爭取民主憲政的群體一起努力，解體中共暴政，建立民主憲政，這樣才能保護每個人財產和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