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3日訊】（自由亞洲電臺）眼下的特區政府，民望低迷，管治百孔千瘡，但執政者往往諉過於傳媒，視其揭露及批評為抹黑、搗蛋，致令當局草木皆兵。其實香港傳媒絕非如某些人所抬舉的那樣強悍，可以主宰政局。相反，不少傳媒中人與作者想法相同－傳媒正腹背受敵，內外交困，自由空間日趨收窄。若不撥亂反正，新聞業將面臨「死亡威脅」。
作者認為香港新聞自由的一大屏障是政府加強控制資訊。隨著警方及消防改用數碼通訊系統，傳媒已無法截取突發事件的消息然後部署採訪，一切只靜待政府發稿提供消息。
官方成為新聞消息的把關人，傳媒採訪突發新聞亦由主動變成被動，一切有賴官方提供線索。由於欠缺有效的監管制度，官方發放的資訊是否全面或及時，都毫無保證，結果一些涉及公眾利益的事件，延誤多天才公諸於世，不少牽涉名人的意外事故自此亦不多見。一些報章的突發頭條新聞比例下降，傳媒通過突發新聞發揮預警作用（如連環傷人事件）和監察施政（如警方火力是否足夠對付悍匪）的社會功能亦逐漸消減。
突發新聞受制肘後，根據黃天賜的分析，報章出現更多法庭新聞和政治新聞。不過，更多的法庭報道，並非要讓公義給公眾看個透徹，而是提供更多煽情、血腥、色情故事，以填補突發新聞縮減所遺下的空檔。由千億遺產爭產案、碎屍案以至風化案，報章都大肆渲染，詳盡描述煽情細節，如當事人的情色關係、聳人聽聞的殺人手法、被告與受害人的性交過程等等。從案件類型到報道焦點，報章都放大了煽情元素，成為爭取觀眾的「亮點」。
與此同時，政治新聞佔據報章頭條的比例大幅增加，但報章的政治取向亦非常明顯。根據去年特首選舉期間候選人的醜聞報道，黃天賜指出，報章對候選人負面新聞報道的角度和數目，跟該報是否支持該人任特首有關。他又認為，報章立場鮮明，反映九七後政治及經濟環境的轉變，本地社會政治立場壁壘分明，傳媒亦無法置身事外，要為不同政治力量搖旗吶喊。
上述三大因素－政府操控資訊、嘩眾取寵的煽情報道、政治立場鮮明－的同步發展，在作者看來，已令新聞空間收窄、媒體信譽下降，再加上免費報章充斥巿場，新媒體大行其道，而公民新聞亦日趨普及，在在為巿民提供更多更快的免費資訊和觀點，使收費報章銷量大減。若跌勢不止，傳統報業將面對生死存亡的挑戰。
當然，作者所憂心的，是報業傳統多於傳統報業的消失。報業或者可以刊載更多取悅讀者的煽情報道而倖存下來，又或者為權勢者效犬馬之勞而苟延殘喘，但社會所喪失的，卻是新聞媒體告知公眾重大消息的功能，以至揭露政府或領導人不公不義勾當的監察作用。
回歸以來，傳媒作為公眾耳目，讓大家明辨是非，知所進退（如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和國民教育的種種不足），而接續揭露權貴的諸多敗行，亦起了制衡權力的點點作用。黃天賜的忠告在於，新聞業若變成政治附庸或經濟動物，定必掉失其社會職責和公眾信託，淪為行屍走肉而已。
作者最後寄望公民新聞可以加一把勁，秉承獨立的、批判的、為民請命的報業傳統，掙脫政治經濟關卡的纒繞，提供更豐富的資訊、更多元的聲音。這種寄望，無疑極富想像力，需要更多論證及試驗，才能美夢成真。但若連這份想像力也沒有，報業所急需的改革又從何說起？
作者認為香港新聞自由的一大屏障是政府加強控制資訊。隨著警方及消防改用數碼通訊系統，傳媒已無法截取突發事件的消息然後部署採訪，一切只靜待政府發稿提供消息。
官方成為新聞消息的把關人，傳媒採訪突發新聞亦由主動變成被動，一切有賴官方提供線索。由於欠缺有效的監管制度，官方發放的資訊是否全面或及時，都毫無保證，結果一些涉及公眾利益的事件，延誤多天才公諸於世，不少牽涉名人的意外事故自此亦不多見。一些報章的突發頭條新聞比例下降，傳媒通過突發新聞發揮預警作用（如連環傷人事件）和監察施政（如警方火力是否足夠對付悍匪）的社會功能亦逐漸消減。
突發新聞受制肘後，根據黃天賜的分析，報章出現更多法庭新聞和政治新聞。不過，更多的法庭報道，並非要讓公義給公眾看個透徹，而是提供更多煽情、血腥、色情故事，以填補突發新聞縮減所遺下的空檔。由千億遺產爭產案、碎屍案以至風化案，報章都大肆渲染，詳盡描述煽情細節，如當事人的情色關係、聳人聽聞的殺人手法、被告與受害人的性交過程等等。從案件類型到報道焦點，報章都放大了煽情元素，成為爭取觀眾的「亮點」。
與此同時，政治新聞佔據報章頭條的比例大幅增加，但報章的政治取向亦非常明顯。根據去年特首選舉期間候選人的醜聞報道，黃天賜指出，報章對候選人負面新聞報道的角度和數目，跟該報是否支持該人任特首有關。他又認為，報章立場鮮明，反映九七後政治及經濟環境的轉變，本地社會政治立場壁壘分明，傳媒亦無法置身事外，要為不同政治力量搖旗吶喊。
上述三大因素－政府操控資訊、嘩眾取寵的煽情報道、政治立場鮮明－的同步發展，在作者看來，已令新聞空間收窄、媒體信譽下降，再加上免費報章充斥巿場，新媒體大行其道，而公民新聞亦日趨普及，在在為巿民提供更多更快的免費資訊和觀點，使收費報章銷量大減。若跌勢不止，傳統報業將面對生死存亡的挑戰。
當然，作者所憂心的，是報業傳統多於傳統報業的消失。報業或者可以刊載更多取悅讀者的煽情報道而倖存下來，又或者為權勢者效犬馬之勞而苟延殘喘，但社會所喪失的，卻是新聞媒體告知公眾重大消息的功能，以至揭露政府或領導人不公不義勾當的監察作用。
回歸以來，傳媒作為公眾耳目，讓大家明辨是非，知所進退（如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和國民教育的種種不足），而接續揭露權貴的諸多敗行，亦起了制衡權力的點點作用。黃天賜的忠告在於，新聞業若變成政治附庸或經濟動物，定必掉失其社會職責和公眾信託，淪為行屍走肉而已。
作者最後寄望公民新聞可以加一把勁，秉承獨立的、批判的、為民請命的報業傳統，掙脫政治經濟關卡的纒繞，提供更豐富的資訊、更多元的聲音。這種寄望，無疑極富想像力，需要更多論證及試驗，才能美夢成真。但若連這份想像力也沒有，報業所急需的改革又從何說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