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23日訊】按照常理，亂世難有精彩。同樣，盛世也不大可能有什麼怪胎，但理論與現實往往並不完全一致。就中國而言，百年前的北洋時代以及稍晚一些的民國時期，無疑是一個亂哄哄，內外交困的亂世，但令人稱奇的是，就是在那樣一個兵荒馬亂，軍閥割據，群雄四起的亂世，中國的學術界卻異彩紛呈，大師輩出。彼時的北大清華，宛若燦爛的雙星，輝耀華夏。及至後來，國民政府既要肅清山林匪賊內亂，又要舉疲弱之軀抗擊外來日寇強敵，可謂時艱不易。但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中國的學人們卻堅持住了操守，即便退居西南一隅的西南聯大，仍然保持了學術獨立，人格獨立，絕不容許權力染指學術，不屈服權力的高踞。
最令人稱道的是北洋時代的亂世，中國頒佈實施了第一部民主憲法，第一次在亞洲實現真正的民主選舉。百位人文大師燦若群星，思想多元，學術自由，百家爭鳴，堪稱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思想活躍時代。所有這些，實實在在描畫出一個亂世罕見的精彩。
1949年後的中國，迅速結束戰亂與亂世，一個空前強大獨立的國家橫空出世。黎民百姓莫不交口稱讚，從那以後人們都真誠的相信國家從此走上了康莊大道，一定會快步奔向共產主義美好天堂。從那以後，亂世沒有了，強大的國家建立起來了，雖然磕磕碰碰走了差不多三十年彎路，最後總算躋身盛世，但奇怪的是隨著盛世的不斷喧囂，各種各樣的問題卻層出不窮，各種各樣的怪胎也如影隨形。大師沒有了，操守沒有了。代之而起的是思想高度統一，個人成為微不足道的螺絲釘。獨立思考消失了，獨立人格沒有了，一切都在偉大光榮正確的黨的領導下，人們如同行屍走肉般活在世上。
當然，問題歸問題，盛世歸盛世。在虛榮心支配下，或者在實際生活舒適度考量下，人們都理所當然希望活在盛世，不願意活在亂世。想想看，兵荒馬亂的年代，要麼顛沛流離，要麼朝不保夕，或者外敵入侵，或者內亂不已。生活在那樣一個年代，人們有可能成天提心吊膽，擔心禍患從天而降。反之，生活在盛世，國泰民安，天下太平，一切都按部就班，沒有變數，沒有動盪，多好！
這裡，似乎一個悖論出現了——1949年前的亂世居然精彩，產生許許多多大師，而1949年後的盛世，準確的說應該是1978年後的中國盛世，沒有了大師，沒有了學術獨立，人格獨立，沒有百花齊放的思想活躍。在這樣的困境之下，人們該做何選擇，該怎樣評判，該怎樣取捨？究竟是要亂世精彩還是要盛世怪胎？
其實，稍微用自己的腦袋想一想，這裡的悖論是不存在的偽命題。之所以產生上述亂世精彩與盛世怪胎的困惑，在於所謂的盛世不過是虛假的盛世，是粉飾出來的盛世，是天價維穩拼湊起來的盛世。當今中國離盛世還差得遠，若要硬說是什麼盛世，那只能是權貴集團，既得利益者們的盛世，與一個國家的學術文化思想自由無關，與大眾的日常生活無關。比如奧運，還有神五等等，與大師的產生，與百姓的安全，還有物價，買房就醫上學等等都沒有關係，有的只是一個執政黨自我標榜的、自吹自擂的、外強中乾的黨國盛世，而不是全體國民的真正盛世。
對照歷史上的漢唐盛世，康乾盛世,，既有貨真價實的盛世，也有類似當今情況的虛假盛世。漢唐盛世，相對而言，經濟發達，國力強盛，氣度胸襟儼然泱泱大國。尤其是盛唐時期，對外來文化的接納，可圈可點。而康乾盛世，在表面的國力日盛情況下，愈演愈烈的文字獄，其實是不能與盛世匹配的。
再來具體看1949年前的亂世，我們應該做些具體分析。國家處在內憂外患之中，民眾生活在動盪之中，確實不堪亂世之苦，即使北大清華這樣的高等學府，迫於日寇入侵，不得不南遷。而北洋時代的你方唱罷我登場，軍閥走馬燈般的頻繁換人，國家表面上看起來紛亂不已，但恰恰是那樣的亂局之下，保持了學術自由，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還有大師不斷湧現。
1949年之前雖然內憂外患，堪稱亂世，但那樣的亂世，作為執政者，沒有對國民和知識份子採取高壓政策，沒有禁錮人們的思想，沒有借著外敵入侵，把國民統統當作螺絲釘，當做不會思考的行屍走肉。那個年代，生活是動盪的，清苦的，不安定的，但思想卻是自由的，人格是獨立的，心靈是放飛的。而1949年之後，表面強大統一的中國，悉數蕩滌所有獨立人格的知識份子，代之以黨化教育與奴化教育，把人變成奴僕與工具，在冠冕堂皇的烏托邦說教之下，扼殺所有的獨立思考獨立人格。1978年後，則把人們統統趕往拜金主義泥潭之中，讓人們徹底犬儒化，一個個都成為經濟動物，不再有獨立思考與探索，不再有質疑與批判精神，整個國家在鶯歌燕舞的外表之下，隱藏了尖銳的社會矛盾、貧富懸殊、社會不公、底線失守、道德沉淪、民怨沸騰等等社會頑症。這樣一種社會狀態，如何能夠有北洋時代和民國時代的寬鬆自由氛圍、如何能夠讓人們心靈舒展，充滿創造活力、如何能夠有學術界卻異彩紛呈，大師輩出？
猛然一看，亂世精彩與盛世怪胎是一個悖論，其實不然，只要發現了所謂亂世之下的寬鬆自由，發現了盛世之下的高壓與禁錮，我們就不難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世道亂而治國之策方寸不亂，雖外表盛世卻內瓤潰爛，亂世精彩與盛世怪胎當是必然，不可避免！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最令人稱道的是北洋時代的亂世，中國頒佈實施了第一部民主憲法，第一次在亞洲實現真正的民主選舉。百位人文大師燦若群星，思想多元，學術自由，百家爭鳴，堪稱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思想活躍時代。所有這些，實實在在描畫出一個亂世罕見的精彩。
1949年後的中國，迅速結束戰亂與亂世，一個空前強大獨立的國家橫空出世。黎民百姓莫不交口稱讚，從那以後人們都真誠的相信國家從此走上了康莊大道，一定會快步奔向共產主義美好天堂。從那以後，亂世沒有了，強大的國家建立起來了，雖然磕磕碰碰走了差不多三十年彎路，最後總算躋身盛世，但奇怪的是隨著盛世的不斷喧囂，各種各樣的問題卻層出不窮，各種各樣的怪胎也如影隨形。大師沒有了，操守沒有了。代之而起的是思想高度統一，個人成為微不足道的螺絲釘。獨立思考消失了，獨立人格沒有了，一切都在偉大光榮正確的黨的領導下，人們如同行屍走肉般活在世上。
當然，問題歸問題，盛世歸盛世。在虛榮心支配下，或者在實際生活舒適度考量下，人們都理所當然希望活在盛世，不願意活在亂世。想想看，兵荒馬亂的年代，要麼顛沛流離，要麼朝不保夕，或者外敵入侵，或者內亂不已。生活在那樣一個年代，人們有可能成天提心吊膽，擔心禍患從天而降。反之，生活在盛世，國泰民安，天下太平，一切都按部就班，沒有變數，沒有動盪，多好！
這裡，似乎一個悖論出現了——1949年前的亂世居然精彩，產生許許多多大師，而1949年後的盛世，準確的說應該是1978年後的中國盛世，沒有了大師，沒有了學術獨立，人格獨立，沒有百花齊放的思想活躍。在這樣的困境之下，人們該做何選擇，該怎樣評判，該怎樣取捨？究竟是要亂世精彩還是要盛世怪胎？
其實，稍微用自己的腦袋想一想，這裡的悖論是不存在的偽命題。之所以產生上述亂世精彩與盛世怪胎的困惑，在於所謂的盛世不過是虛假的盛世，是粉飾出來的盛世，是天價維穩拼湊起來的盛世。當今中國離盛世還差得遠，若要硬說是什麼盛世，那只能是權貴集團，既得利益者們的盛世，與一個國家的學術文化思想自由無關，與大眾的日常生活無關。比如奧運，還有神五等等，與大師的產生，與百姓的安全，還有物價，買房就醫上學等等都沒有關係，有的只是一個執政黨自我標榜的、自吹自擂的、外強中乾的黨國盛世，而不是全體國民的真正盛世。
對照歷史上的漢唐盛世，康乾盛世,，既有貨真價實的盛世，也有類似當今情況的虛假盛世。漢唐盛世，相對而言，經濟發達，國力強盛，氣度胸襟儼然泱泱大國。尤其是盛唐時期，對外來文化的接納，可圈可點。而康乾盛世，在表面的國力日盛情況下，愈演愈烈的文字獄，其實是不能與盛世匹配的。
再來具體看1949年前的亂世，我們應該做些具體分析。國家處在內憂外患之中，民眾生活在動盪之中，確實不堪亂世之苦，即使北大清華這樣的高等學府，迫於日寇入侵，不得不南遷。而北洋時代的你方唱罷我登場，軍閥走馬燈般的頻繁換人，國家表面上看起來紛亂不已，但恰恰是那樣的亂局之下，保持了學術自由，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還有大師不斷湧現。
1949年之前雖然內憂外患，堪稱亂世，但那樣的亂世，作為執政者，沒有對國民和知識份子採取高壓政策，沒有禁錮人們的思想，沒有借著外敵入侵，把國民統統當作螺絲釘，當做不會思考的行屍走肉。那個年代，生活是動盪的，清苦的，不安定的，但思想卻是自由的，人格是獨立的，心靈是放飛的。而1949年之後，表面強大統一的中國，悉數蕩滌所有獨立人格的知識份子，代之以黨化教育與奴化教育，把人變成奴僕與工具，在冠冕堂皇的烏托邦說教之下，扼殺所有的獨立思考獨立人格。1978年後，則把人們統統趕往拜金主義泥潭之中，讓人們徹底犬儒化，一個個都成為經濟動物，不再有獨立思考與探索，不再有質疑與批判精神，整個國家在鶯歌燕舞的外表之下，隱藏了尖銳的社會矛盾、貧富懸殊、社會不公、底線失守、道德沉淪、民怨沸騰等等社會頑症。這樣一種社會狀態，如何能夠有北洋時代和民國時代的寬鬆自由氛圍、如何能夠讓人們心靈舒展，充滿創造活力、如何能夠有學術界卻異彩紛呈，大師輩出？
猛然一看，亂世精彩與盛世怪胎是一個悖論，其實不然，只要發現了所謂亂世之下的寬鬆自由，發現了盛世之下的高壓與禁錮，我們就不難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世道亂而治國之策方寸不亂，雖外表盛世卻內瓤潰爛，亂世精彩與盛世怪胎當是必然，不可避免！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