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4日訊】所謂「扒糞運動」，發端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當時美國一批記者致力於追蹤黑幕，揭發醜聞，讓時任總統希歐多爾•羅斯福很不爽。在一次演講中，羅斯福把這批記者比作英國作家約翰•班揚筆下的一個反派人物：他從不仰望天空，只手拿糞耙埋頭打掃地上的穢物。
羅斯福對扒糞運動不爽很正常。沒誰願意自己的每個毛孔都被人曝光，幹啥都束手束腳。中國如此，美國也一樣。區別不在於個人感受，在於整個體制的應對。美國的體制顯然很「無能」，無論羅斯福怎樣不爽，都不能調動「國家隊」展開有效反擊，所以他的毒舌毫無殺傷性。記者們非但不怕，反而引以為樂，欣然接受了「扒糞者」這個稱號，並流傳到今天。
當下中國也有扒糞運動，但中國的扒糞運動不會如此幸運。最新也最生動的個案，就是《新快報》事件。記者陳永洲在他供職的《新快報》上連續發表對上市公司中聯重科的「負面報導」，而遭長沙警方跨省追捕，先抓後審，再「押上」央視向全國人民自證其罪，隨即全國記協譴責，《新快報》道歉。陳永洲和《新快報》，反而自己被扒成了糞。
這可能是一個決定性的轉捩點，不僅是財經類媒體的轉捩點，更是整個輿論監督即扒糞運動的轉捩點。市場化媒體開創了中國的扒糞時代，領軍的是《南方週末》。2002年南周張君案報導，徹底激怒「各路諸侯」，他們聯名上書要求對南周嚴加管束，便有了當年南周的改組。這不只是南周之挫，更是扒糞運動尤其調查報導之挫。各路諸侯至此終於可以鬆口氣。
但是他們的好日子並不長，因為互聯網的勢頭很快蓋過傳統媒體。尤其微博的興起，更把扒糞運動升級為一場空前規模的人民戰爭。先是網路舉報，隨後傳統媒體跟進，導致「表叔」、「房叔」紛紛落網。官場人人自危。最經典的例子，是李克強到蘆山察看災情，陪同的縣官怕被媒體聚焦，悄悄把名表先摘下來藏進褲袋，但表在手腕上留下的白色印記仍逃不過線民的眼睛，結果引來更多笑駡。憤怒在官場洶湧，反彈的能量在官場聚積，扒糞運動的一場新劫難已是在所難免。
「淨網行動」火山般爆發，也就完全符合邏輯了。什麼意識形態，什麼搶佔高地，統統藉口而已，各路諸侯的腦仁中哪有意識形態的位置，早被利益給塞滿了。所謂「淨網行動」，說白了無非是反擊扒糞的還鄉團大掃蕩。新賬舊賬一起算，大V小V同時抓。網路輿論尤其微博一落千丈，原來高潮迭起的網路舉報，更是風流雲散，大勢遽然逆轉。
這根本是一場叢林戰爭，而且是狼對羊的戰爭。可能連各路諸侯自己也清楚這點，所以一方面贏了，一方面贏得特別心虛，生怕人心不服。而只要人心不服，就顯然治標不治本。
就在這當口，來了《新快報》事件，給新階段的反扒糞運動客觀上提供了契機。
新階段的反扒糞運動，最大升級是對扒糞運動的汙名化。扒糞運動的最大力量來自它的道德形象，即它代表社會良心，目的是社會正義，因而天然佔據道德高地。對扒糞運動釜底抽薪，就必須徹底消解扒糞的道德形象；以其道還治其身，以扒糞對付扒糞。這並非不可行，因為索多瑪之城，能有幾個義人？本來中國的腐敗，很大程度上是全民腐敗，幾乎所有行業，包括歷史上形象最好、最受尊重的醫生、教師等行業，都整個淪陷了。傳統媒體尤其游走於灰色地帶的財經媒體，怎麼可能例外？要反過來扒他們的糞，能有多大難度？
這招數，其實「圍剿」薛蠻子時已經初露鋒芒。《新快報》事件中官產警媒一條龍，組成汙名化扒糞者的神聖同盟，共同發力一氣呵成，迫使扒糞者按下自毀按鈕。這甚至比薄熙來的黑打都更黑，畢竟薄熙來還要「公檢法聯合辦案」，而這次電視播報即可，連法院和檢察院都統統靠邊站了。無怪乎有網友嘲笑說，中央電視臺該改名「中央電視法院」了。
對這奧祕，《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最早說破。薛蠻子事件之初他就斷言：「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過抓嫖娼‘整’薛蠻子。」他據此警告批評者：「自己的屁股一定要乾淨。你如果真有短，又逢官必反，早晚會搞砸。」一語成讖。隨著《新快報》事件的「一錘定音」，汙名化扒糞媒體的黑打戰略正式啟動。你敢扒官場的糞，官場就可能扒你的糞，把你弄到跟他們一樣髒。除非你是聖人經得起扒。
這就是當下中國扒糞運動的現實困境。肉食者集體抱團，開動整個暴力機器反制民間，跟民間鬥狠，跟民間比爛：我爛你也爛，彼此彼此，哪有什麼正義。扒糞運動被攪成了一場泥潭混戰，扒糞運動的正義性被消解，也就很難指望社會的信任和支援，不僅很多本來滿懷期待的民眾會失望地紛紛走開，有話語權的精英也往往閃避，生怕連累了自己的羽毛。譬如《新快報》事件，央視新聞播出陳永洲認罪的節目後，馬上就有人慶倖自己沒有聲援《新快報》而自居英明。
自己不是完人但要求扒糞者是完人，自己不英勇但要求扒糞者英勇，這是庸眾的普遍心態，肉食者製造的泥潭混戰因而確實有市場。中國的扒糞運動尤其傳統媒體的扒糞運動，已經走過了它的牧歌時代，不再那麼理想單純不再那麼羅曼蒂克。肉食者更專業更精准的狙擊，公眾的狐疑，自己陣營的魚龍混雜，所有這些問題都集中爆發並且彼此糾纏。那麼出路安在？
惟一的出路，只在程式正義。如果對所有當事方都信不過，這懷疑精神並不為錯，因為現實之詭異確實超出常理。但這不等於可以放棄一切信任，放棄扒糞，因為這正中肉食者的下懷。如果不信任所有當事方，請相信法治；如果不願為所有當事方背書，請監督執法者為法律背書。當所有人都靠不住，靠得住的就只剩下程式，那麼請用程式制約所有的人，尤其是掌握公權力的人。
其實，人類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的法治，是單單靠道德理想、靠聖人建立起來的，都是滿懷私心的各色人等，窮盡叢林之戰之後，為了避免同歸於盡，為了共存，不得已達成的妥協，不得已選擇了程式正義即法治。法治原本就不是主要起源於高尚，而主要起源於晦暗難明的利益博弈。所以，肉食者用扒糞對付扒糞，把扒糞者弄到跟自己一樣髒，把世上所有的高尚、所有的道德理想都塗黑，又有什麼意義？這難道不是更證明程式正義即法治之刻不容緩嗎？不是更證明人治之倒行逆施嗎？
所以，我們原本無須相信任何人，我們最該做的，就是堅定不移地呼喚程式正義，呼喚法治，在每個公共事件上，在每個公共事件的每個細節上。
回頭再說《新快報》事件，是的，這中間可能沒有一個義人，可能都惡。但縱然如此，仍不能一鍋煮，仍有小惡大惡之分。最大的惡，就是能夠不擇手段用違法方式對付所有小惡的惡，即公權力之惡。我們不是上帝，不可能同時向所有的惡開戰，但我們可以而且必須集中力量狙擊大惡，因為大惡才是對所有人、對公共安全最大的威脅。我們無須聲援《新快報》，但我們必須在法律上死磕，必須用程式正義檢驗執法者的每個執法細節。這不是為了陳永洲，不是為了《新快報》，這只為了法治的尊嚴，每個人的尊嚴，歸根到底為了我們自己的尊嚴。
沒有幾個義人的索多瑪之城，不會有多少真正的義戰，更多是惡惡相磨。但縱然是惡惡相磨，也並非沒有公共意義。從惡惡相磨中精確地把握義的機遇，從惡惡相磨中拓展義的空間，通過惡惡相磨不斷地趨近義即趨近法治，這可能是索多瑪之城通向法治的不二法門。
這就要求我們多一些雅量和容忍，而不能過於優雅、不能那麼純而又純、不能那麼道德完美一味苛責小惡。總而言之，不能因為是惡惡相磨就都走開。因為惡惡相磨走開，因為小惡原諒大惡，甚至為大惡不擇手段地對付小惡而歡呼，你就等著自己淪為口魚的那一天吧──你也不是義人，你也不會沒有一點小惡，選擇性對付小惡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也為你準備。不要等到真到了那一天，才來說後悔。
（網路轉載）
羅斯福對扒糞運動不爽很正常。沒誰願意自己的每個毛孔都被人曝光，幹啥都束手束腳。中國如此，美國也一樣。區別不在於個人感受，在於整個體制的應對。美國的體制顯然很「無能」，無論羅斯福怎樣不爽，都不能調動「國家隊」展開有效反擊，所以他的毒舌毫無殺傷性。記者們非但不怕，反而引以為樂，欣然接受了「扒糞者」這個稱號，並流傳到今天。
當下中國也有扒糞運動，但中國的扒糞運動不會如此幸運。最新也最生動的個案，就是《新快報》事件。記者陳永洲在他供職的《新快報》上連續發表對上市公司中聯重科的「負面報導」，而遭長沙警方跨省追捕，先抓後審，再「押上」央視向全國人民自證其罪，隨即全國記協譴責，《新快報》道歉。陳永洲和《新快報》，反而自己被扒成了糞。
這可能是一個決定性的轉捩點，不僅是財經類媒體的轉捩點，更是整個輿論監督即扒糞運動的轉捩點。市場化媒體開創了中國的扒糞時代，領軍的是《南方週末》。2002年南周張君案報導，徹底激怒「各路諸侯」，他們聯名上書要求對南周嚴加管束，便有了當年南周的改組。這不只是南周之挫，更是扒糞運動尤其調查報導之挫。各路諸侯至此終於可以鬆口氣。
但是他們的好日子並不長，因為互聯網的勢頭很快蓋過傳統媒體。尤其微博的興起，更把扒糞運動升級為一場空前規模的人民戰爭。先是網路舉報，隨後傳統媒體跟進，導致「表叔」、「房叔」紛紛落網。官場人人自危。最經典的例子，是李克強到蘆山察看災情，陪同的縣官怕被媒體聚焦，悄悄把名表先摘下來藏進褲袋，但表在手腕上留下的白色印記仍逃不過線民的眼睛，結果引來更多笑駡。憤怒在官場洶湧，反彈的能量在官場聚積，扒糞運動的一場新劫難已是在所難免。
「淨網行動」火山般爆發，也就完全符合邏輯了。什麼意識形態，什麼搶佔高地，統統藉口而已，各路諸侯的腦仁中哪有意識形態的位置，早被利益給塞滿了。所謂「淨網行動」，說白了無非是反擊扒糞的還鄉團大掃蕩。新賬舊賬一起算，大V小V同時抓。網路輿論尤其微博一落千丈，原來高潮迭起的網路舉報，更是風流雲散，大勢遽然逆轉。
這根本是一場叢林戰爭，而且是狼對羊的戰爭。可能連各路諸侯自己也清楚這點，所以一方面贏了，一方面贏得特別心虛，生怕人心不服。而只要人心不服，就顯然治標不治本。
就在這當口，來了《新快報》事件，給新階段的反扒糞運動客觀上提供了契機。
新階段的反扒糞運動，最大升級是對扒糞運動的汙名化。扒糞運動的最大力量來自它的道德形象，即它代表社會良心，目的是社會正義，因而天然佔據道德高地。對扒糞運動釜底抽薪，就必須徹底消解扒糞的道德形象；以其道還治其身，以扒糞對付扒糞。這並非不可行，因為索多瑪之城，能有幾個義人？本來中國的腐敗，很大程度上是全民腐敗，幾乎所有行業，包括歷史上形象最好、最受尊重的醫生、教師等行業，都整個淪陷了。傳統媒體尤其游走於灰色地帶的財經媒體，怎麼可能例外？要反過來扒他們的糞，能有多大難度？
這招數，其實「圍剿」薛蠻子時已經初露鋒芒。《新快報》事件中官產警媒一條龍，組成汙名化扒糞者的神聖同盟，共同發力一氣呵成，迫使扒糞者按下自毀按鈕。這甚至比薄熙來的黑打都更黑，畢竟薄熙來還要「公檢法聯合辦案」，而這次電視播報即可，連法院和檢察院都統統靠邊站了。無怪乎有網友嘲笑說，中央電視臺該改名「中央電視法院」了。
對這奧祕，《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最早說破。薛蠻子事件之初他就斷言：「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過抓嫖娼‘整’薛蠻子。」他據此警告批評者：「自己的屁股一定要乾淨。你如果真有短，又逢官必反，早晚會搞砸。」一語成讖。隨著《新快報》事件的「一錘定音」，汙名化扒糞媒體的黑打戰略正式啟動。你敢扒官場的糞，官場就可能扒你的糞，把你弄到跟他們一樣髒。除非你是聖人經得起扒。
這就是當下中國扒糞運動的現實困境。肉食者集體抱團，開動整個暴力機器反制民間，跟民間鬥狠，跟民間比爛：我爛你也爛，彼此彼此，哪有什麼正義。扒糞運動被攪成了一場泥潭混戰，扒糞運動的正義性被消解，也就很難指望社會的信任和支援，不僅很多本來滿懷期待的民眾會失望地紛紛走開，有話語權的精英也往往閃避，生怕連累了自己的羽毛。譬如《新快報》事件，央視新聞播出陳永洲認罪的節目後，馬上就有人慶倖自己沒有聲援《新快報》而自居英明。
自己不是完人但要求扒糞者是完人，自己不英勇但要求扒糞者英勇，這是庸眾的普遍心態，肉食者製造的泥潭混戰因而確實有市場。中國的扒糞運動尤其傳統媒體的扒糞運動，已經走過了它的牧歌時代，不再那麼理想單純不再那麼羅曼蒂克。肉食者更專業更精准的狙擊，公眾的狐疑，自己陣營的魚龍混雜，所有這些問題都集中爆發並且彼此糾纏。那麼出路安在？
惟一的出路，只在程式正義。如果對所有當事方都信不過，這懷疑精神並不為錯，因為現實之詭異確實超出常理。但這不等於可以放棄一切信任，放棄扒糞，因為這正中肉食者的下懷。如果不信任所有當事方，請相信法治；如果不願為所有當事方背書，請監督執法者為法律背書。當所有人都靠不住，靠得住的就只剩下程式，那麼請用程式制約所有的人，尤其是掌握公權力的人。
其實，人類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的法治，是單單靠道德理想、靠聖人建立起來的，都是滿懷私心的各色人等，窮盡叢林之戰之後，為了避免同歸於盡，為了共存，不得已達成的妥協，不得已選擇了程式正義即法治。法治原本就不是主要起源於高尚，而主要起源於晦暗難明的利益博弈。所以，肉食者用扒糞對付扒糞，把扒糞者弄到跟自己一樣髒，把世上所有的高尚、所有的道德理想都塗黑，又有什麼意義？這難道不是更證明程式正義即法治之刻不容緩嗎？不是更證明人治之倒行逆施嗎？
所以，我們原本無須相信任何人，我們最該做的，就是堅定不移地呼喚程式正義，呼喚法治，在每個公共事件上，在每個公共事件的每個細節上。
回頭再說《新快報》事件，是的，這中間可能沒有一個義人，可能都惡。但縱然如此，仍不能一鍋煮，仍有小惡大惡之分。最大的惡，就是能夠不擇手段用違法方式對付所有小惡的惡，即公權力之惡。我們不是上帝，不可能同時向所有的惡開戰，但我們可以而且必須集中力量狙擊大惡，因為大惡才是對所有人、對公共安全最大的威脅。我們無須聲援《新快報》，但我們必須在法律上死磕，必須用程式正義檢驗執法者的每個執法細節。這不是為了陳永洲，不是為了《新快報》，這只為了法治的尊嚴，每個人的尊嚴，歸根到底為了我們自己的尊嚴。
沒有幾個義人的索多瑪之城，不會有多少真正的義戰，更多是惡惡相磨。但縱然是惡惡相磨，也並非沒有公共意義。從惡惡相磨中精確地把握義的機遇，從惡惡相磨中拓展義的空間，通過惡惡相磨不斷地趨近義即趨近法治，這可能是索多瑪之城通向法治的不二法門。
這就要求我們多一些雅量和容忍，而不能過於優雅、不能那麼純而又純、不能那麼道德完美一味苛責小惡。總而言之，不能因為是惡惡相磨就都走開。因為惡惡相磨走開，因為小惡原諒大惡，甚至為大惡不擇手段地對付小惡而歡呼，你就等著自己淪為口魚的那一天吧──你也不是義人，你也不會沒有一點小惡，選擇性對付小惡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也為你準備。不要等到真到了那一天，才來說後悔。
（網路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