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30日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CCCP，1922年12月30日—1991年12月26日），簡稱蘇聯，從建國到解體經歷了69年。蘇聯曾經是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可是,在1991年12月26日卻轟然倒塌。有人說是因為出了「叛徒」戈巴契夫,他在1985年3月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後，提出「加速戰略」以及及「民主化」、「公開性」、「新思維」、「人類的利益高於一切」等口號，採取一系列積極行動緩和與西方的關係,背叛了馬列主義，放棄了階級鬥爭，開放了言論自由，造成了意識形態的混亂，使人民放棄了共產主義而擁護資本主義，最終導致蘇聯土崩瓦解。
這種說法很忽悠了一些人。首先，一個國家的興亡，其決定權在於人民，如果這個國家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別說你一個戈巴契夫，就是一百個戈巴契夫也搞不垮它。其次，因為「民主化」、「開放言論自由」導致思想混亂，因而使國家倒臺，那麼美國搞民主化、言論自由200多年了，怎麼就不見她倒塌？！所以，蘇聯倒臺，是因為它違反了人民的意志，因為蘇聯實行一黨專治，壟斷了政治、壟斷了經濟、壟斷了真理。
政治上，蘇聯掛著無產階級民主的招牌，實際上，無產階級和人民無權選舉國家領導者，也無權監督執政黨。蘇聯共產黨牢牢地控制了從中央到地方的每一分權力，人 民只能乖乖地勞動，做一個任由領導擺佈的順民。而幹部卻擁有各種特權，如：不受人民監督，有豪華別墅，有專車，有司機，有警衛，有特供商品，他們貪污受賄，欺壓百姓，個人財產不用公示於眾，他們只要對領導負責，不需對人民負責，他們不瞭解人民的疾苦，不關心人民的生活，高高在上，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
經濟上，蘇聯共產黨壟斷了所有土地、礦山、工廠、江河湖海、草原、森林，蘇聯人民是徹底的無產者，蘇聯人民只能像奴隸一樣被捆綁在集體農莊和工廠裡，沒有私人財產，沒有生產資料，也沒有產品支配權，只有被迫的勞動。人變成了牲畜，變成了工具。國家注重發展軍工和重工業，忽視民用的輕工業，因而人民生活長期得 不到改善。
在思想上，蘇聯壟斷了真理。蘇聯一切言論出於「真理報」，人民沒有言論的自由，也沒有思想的自由。對那些敢幹講出良心話的人抓起來投進監獄。表面上一片寧靜，實際上醞釀著火山，所以一旦火山爆發，國家就分崩離析了。
當時的蘇聯經濟停滯，政治管制嚴厲，從各方面看都沒有急劇惡化；然而蘇聯人從道德審視開始，覺得「每件事都已經腐爛，必須做出改變」，從而延伸到政治合法性遭到詰問，全民認知的劇烈轉折，最終促成了前蘇聯的崩潰。
實際上，在1985年，當米哈伊爾‧戈巴契夫成為總書記時，他和同僚們都完全沒有預計到一場革命危機的到來，雖然圍繞蘇聯體制中存在問題的規模和深度有著各種爭論。美國學者喬治‧肯南在《當代國際事務史》中回顧這段歷程時，認為「很難有比它更加詭異和出人意料，甚至乍看上去有些難以理解的事件，先後以俄羅斯帝國和蘇維埃聯盟面目出現的一個強大國家，頃刻間便土崩瓦解」。
1985年的蘇聯，與其10年前相比擁有類似的自然及人力資源，但其生活標準比絕大多數東歐國家低得多，更無法與西方相比；物資短缺、食品配給、商店門口的長隊，以及劇烈的貧困都是頑疾，對此，蘇聯卻沒有為此犧牲哪怕一點點對於社會和經濟的控制，從不讓步。但在1985年，沒有任何關鍵經濟資料表明這個國家會面對即將到來的災難，而且該國GDP仍保持著正增長；在執政者看來，政治生態甚至有所改善，經過此前20年對政治反對派不間斷的鎮壓之後，幾乎所有突出的異見分子都已被羈押、流放、強迫移民，或是死於勞改營和監獄之中。這個國家沒有表現出任何即將爆發革命的跡象，包括其他傳統上被看作國家滅亡的根源之一——外部壓力。恰恰相反，之前10年間正如美國歷史與外交學家斯蒂芬·塞斯塔諾維奇所言，蘇聯已經「實現了所有軍事和外交目標」。
美國也不是催化劑。雖然「雷根主義」政策逆轉了蘇聯在第三世界的優勢，給帝國周邊帶來了相當大壓力，然而這些困難遠不致其崩潰。也就是說，1985到1989年間，無論經濟、政治、人口、以及其他結構性環境，都沒有發生急劇惡化。
以經濟改良為旗幟，戈巴契夫及其同僚也首先修補了道德，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在公開無不對精神文明的倒退，以及史達林主義過往的腐敗影響感到痛心疾首。如此一來，便再次吸引人們絕望的尋找答案：什麼是有尊嚴的生活，構成一個公正的社會和經濟的支柱是什麼，一個合法與正派的國家是怎樣的，國家應與其公民社會保持什麼關係，等等。「在這個國家，一層全新的道德空氣正在成型」，1987年1月，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中，戈巴契夫講話中指出。
然而，在戈巴契夫的總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看來，1985年的「道德社會國家」有著「極為驚人」的特徵：我們監守自盜，行賄受賄，無論在報紙、新聞還是講臺上，都謊話連篇，我們一面沉溺於自己的謊言，一面為彼此佩戴獎章。而且所有人都在這麼幹——從上到下，從下到上。蘇聯外交部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則對普遍存在的目無法紀和腐敗墮落痛心不已。據他回憶，他曾對戈巴契夫講到：「每件事都已經腐爛，必須做出改變」。
其實，早在1950年代，戈巴契夫的先輩，尼基塔‧赫 魯曉夫也曾認為史達林時代建立在恐怖和謊言基礎上的建築早已搖搖欲墜。但戈巴契夫及其派別似乎相信，可以在保持政治可控的情況下撥亂反正。許多年後，戈爾巴喬夫在採訪中表示：不僅在經濟和社會層面，甚至在文化層面，蘇聯模式也已經失敗。我們的社會，我們的人民，絕大多數受教育者，絕大多數知識份子，都排斥這種文化，因為它不尊重這些人，反而從精神和政治上壓迫他們。
官方意識形態的信譽，此時正在迅速弱化，新的認知為「價值觀的轉變」以及對於政權的看法改變做出貢獻，政治上無懈可擊的合法性開始遭到詰問。這種情形下，蘇維埃經濟的實際惡化，並因此導致了對於這個政權的認知及評價的根本轉變。1987年，在一本蘇聯雜誌上，一位俄國讀者稱在自己周圍看到一種「認知的劇烈轉折」。
在1989年末，第一界國民議會的公開輿論調查就發現，經過四代一黨獨裁統治，並且在獨立黨派仍然非法的情況下，競爭性選舉和讓俄共之外的獨立黨派合法化得到勢不可擋的支持。1990年代中期，地區調查發現超過半數受訪者認為，「一個健康的經濟體」需要政府「允許個體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6個月後，一次全俄調查發現，56%受訪者支持激進或漸進的市場經濟改革。與那些引爆其他經典現代革命的人相比，傳播這類「認識轉變」的人們並無不同：作家、記者和藝術家，這些男男女女「幫助創造了那些普遍的不滿意識，那些凝固的公眾輿論，並由此創造了對於革命變革的有效需求」。因此，這時在蘇維埃俄國，賣報亭前排隊的長龍——每天早上六點就開始排起長隊，每天的報紙兩小時之內便被一掃而空——以及著名自由化報刊雜誌的銷量猛增，證實了話語權開始轉向絕大多數開放論點作者。對他們來說，道德的復活才是精髓。此時，蘇維埃的政治經濟體系並未要求得到徹底更新，社會準則也沒有完全顛覆的要求，但在個體水準上，革命已經發生：俄國人品質的變化。
1987年，在《紅十月》雜誌一篇廣為傳頌的文章中，米哈伊爾‧安托諾夫宣佈，「那麼，我們身邊正在發生什麼？」人民必須得到「拯救」——不是因為來自外部的危險，而是因為它們「被他們自己，被那些道德敗壞的行為扼殺了高貴的人類本性」。怎樣拯救？通過初生的、不可逆轉的自由化——不是赫魯雪夫那短命的「緩和」，而是整個氣候的改變。怎樣保證這種改變無法逆轉？首先，已經獲得自由的人，將「對再次成為精神奴隸免疫」。《紅十月》在1989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寫到：只要「人不做告密者，不背信棄義，不言不由衷，無論他是誰，是什麼名字，都可以從這個極權主義國家中拯救我們」。當務之急是把人民從「奴隸」和「農奴」改造為公民，「夠了！」著名二戰小說家伯裡斯‧瓦西列夫宣佈，「謊言夠了，奴性夠了，怯懦夠了。最終，我們要記住，我們都是公民。一個驕傲國家的驕傲公民」。
這種道德的覺醒同樣席捲了東歐前共產國際。正如吉爾吉斯斯坦總統奧通巴耶娃所說，就像對蘇維埃俄國那樣，「無論‘不可一世的’集權政權為我們提供任何或真或假的好處，上帝賜予我們的尊嚴令我們不能容忍自己的權利和自由遭到剝奪」，「這就像魔法一樣，無論男女老幼，或者有著不同的宗教和政治信仰，人民會彙集在城市廣場，宣佈自己已經忍無可忍」。……
1989年東歐各國民主浪潮風起雲湧，共產黨國家紛紛瓦解：11月9日柏林牆倒塌；11月17日捷克「天鵝絨革命」，以和平方式推翻捷克共產政權；12月25日，羅馬尼亞共產獨裁者齊奧塞思庫被人民趕下臺並判死刑。此時，共產帝國蘇聯也搖搖欲墜。1991年8月19日，一個由共產黨強硬派組成的「緊急委員會」發動政變，軟禁了當時主張改革的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並將坦克與軍車開進莫斯科市中心，包圍了莫斯科市政府與俄羅斯議會大廈。政變者宣佈，戈巴契夫的改革政策「已經走進了死胡同」，呼籲「恢復蘇聯的驕傲和榮譽。」在巨大危機時刻，葉利欽通過廣播向民眾發表演說，呼籲舉行全國總罷工和大規模示威，對政變予以回擊。隨後數十萬蘇聯人民加入抗議的行列，上街示威與軍隊對恃。
葉利欽向蘇軍士兵喊話：「你們已經向蘇聯人民發過誓，你們不能調轉槍口對準人民。」在強大的民意面前，在人民的歡呼聲中，坦克掉轉了炮口，撤出了莫斯科。
強硬派的政變三天後破產，並永遠改變了蘇聯的歷史！葉利欽成為了國家英雄，他要求擱置共產主義者在俄羅斯的所有活動。幾天後(1991年8月24日)，戈巴契夫辭去了蘇共總書記職務，並解散了中央委員會。1991年12月21日，原蘇聯的10多個加盟共和國代表開會，決定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耶誕節那天，這個自1917年靠暴力奪取政權的蘇維埃聯邦正式瓦解。
隨著蘇聯的解體，東歐一系列國家也一個個地改旗易幟了。蘇東波事件說明了：人民會做出選擇的。20年來，一些人一直在為蘇聯的解體惋惜痛苦、詛咒謾駡，認為這是「亡黨亡國」。其實，這些人是兔死狐悲亦或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在這個問題上，只有一句話：蘇聯解體有百利而無一害。
首先，蘇聯「亡黨亡國」有利於原蘇聯人民和東歐人民。一方面，滿足了蘇東人民對自由和公平的祈求。對自由、公平、幸福的嚮往，是人的本能，幾千年來，人類一直在尋求建立最大限度滿足人的本能需求的社會，並為此憚精竭慮甚至不惜流血犧牲，當這個社會已經在世界上存在且時時被人們看見之後，嚮往和渴求便不可遏制，一旦遇到適當的機會誰也無法阻擋。蘇聯包括東歐的人民，都有其苦難的歷史，僅20世紀以來，就遭受了兩次世界大戰的蹂躪，因為一戰的原因，讓蘇聯這個政權得已在苦難深重的俄羅斯建立(據德國《明鏡》週刊公佈的資料表明，是德皇支持布爾什維克推翻了俄國臨時政府)，還泱及周圍一些民族，讓他們長期按照少數人的意志工作和生活。因為二次世界大戰，讓東歐一些國家成為蘇聯的附屬物，不說普通民眾，就是這些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也沒有自主權力。這樣的狀況，蘇東國家的人民無疑是不能長期容忍的，因為他們也有其他國家的人民同樣的需求。
蘇聯雖然「亡黨亡國」，卻並沒有玉石俱焚。相反，蘇聯解體讓民眾享受到了幸福生活的滋味。蘇東巨變之後，由於長期計劃經濟帶來的生產力水準低下和物品嚴重不足，加上轉軌產生的不可避免的陣痛等原因，蘇東國家出現了一段時間的混亂和人民生活水準不如意的情況，於是一些人便大肆渲染蘇東人民的困難，聲言蘇東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蘇東人民聽信了妖言、走錯了道路，現在後悔了，羨慕中國人了。可是蘇東人民並沒有越來越糟，沒有出現賣兒賣女、討米叫化的場景、也沒有出現資不抵債、國家破產的局面，而是一步一步走向繁榮富強。他們在短時間內同時完成了向自由市場經濟與憲政民主政治的轉型。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治理均衡，也即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一種低水準的均衡。蘇東人民不僅逐步實現了政治上的權利、思想上的自由，而且在經濟上，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對2008蘇東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進行過統計：波蘭，總量5257億美元，人均約1.375萬美元；捷克，總量2170億美元，人均約2.127萬美元；匈牙利，總量1562億美元，人均約1.546萬美元；斯洛伐克，總量954億美元，人均約1.773萬美元；羅馬尼亞，總量1996億美元，人均約0.916萬美元；保加利亞，總量519億美元，人均約0.665萬美元；愛莎尼亞，總量232億美元，人均約1.705萬美元；拉脫維亞，總量340億美元，人均約1.459萬美元；立陶宛，總量473億美元，人均約1.367萬美元；俄羅斯，總量16765億美元，人均約1.151萬美元；白俄羅斯，總量602億美元，人均約0.61萬美元；烏克蘭，總量1797億美元，人均約0.381萬美元；……。
從上述可以看出，東歐國家中轉型最順利且最靠近歐盟的捷克、匈牙利已經進入發達國家行列，而愛沙尼亞、斯洛伐克、立陶宛、波蘭、拉脫維亞等國也發展勢頭良好，已經加入了發達國家的預備梯隊中。絕大多數蘇東國家的經濟總量都很高，特別是人均收入相當之高，比中國的人均收入要高很多。此外，世界銀行2006年對俄羅斯和中國的經濟情況也作了一個比較。2001年至2003年間，中國經濟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長，但13億人口中最貧窮的10%的人群實際收入卻下降了2.4%；而俄羅斯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長速度約為6%，經濟總量增加了70%，工資和人均收入卻增加了500%，扣除通脹後，人均實際工資收入的增長超過了200%。8年間，俄羅斯的人均實際工資和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長速度高出兩倍。報告認為，俄羅斯經濟增長是符合窮人的利益的經濟增長。
事實勝於雄辯，「亡黨亡國」，蘇東國家並沒無倒下，而且在很健康地發展著。
其次，蘇聯解體有利於歐洲和世界的穩定。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與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兩個陣營的長期對峙，尤其是蘇聯陣營，為了增加對抗籌碼，將國民生產總值中 的很大部分用於製造武器和擴充軍隊上，置國家的發展和國民的生活於不顧，民眾長期處於饑寒交迫狀態。大國摩拳擦掌，小國也不甘示弱，都把財富財富轉移到槍炮上去了。不僅如此，還讓全世界人民長期生活在恐懼不安中，不知道什麼時候戰爭就會突然降臨腳下的這片土地。生活樂趣大大減少，生活品質大大降低。蘇聯、東歐「亡黨亡國」之後，冷戰格局不復存在，歐洲和全世界人民精神負責大幅度減輕，特別是東歐國家——這些蘇聯帝國的叛徒，只要蘇聯存在一天，他們便沒有一天安寧日子過。
第三，蘇聯「亡黨亡國」也有利於中國的發展壯大。曾經有一段時期，中國和蘇聯是「同志加兄弟」的關係，從最高領導人到引車賣漿者都清楚這只是表面文章，蘇俄一直是中國的最大威脅，近代強佔中國150多 萬平方公裡領土，在「社會主義」之後，蘇聯也鼓動外蒙古獨立、乘二次大戰之際企圖獲取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利益、強佔中國邊境地區、要求中國出兵朝鮮等禍害中國人的事情，而且長時間在中蘇邊境屯兵百萬，讓中國人寢食不安。蘇聯帝國的倒塌，讓中國人可以放鬆放鬆，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和財富用於發展生產上面了。這本 身就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說蘇聯解體是「亡國」，也毫無邏輯。歷史上國家的形成，解體，組合，有著複雜的原因，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分合合，從歷史的跨度看最是正常，談不上什麼亡國不亡國。民族獨立，過去曾被當作一種社會進步，是近代的一大潮流，而現在歐洲國家建立歐盟，正在緩慢實行統一，似乎也是一種進步。關鍵是，獨立也好，統一也罷，要讓人民來自由選擇。所以，前蘇聯解體是蘇聯人民自由選擇的結果，「亡黨亡國」只是一個偽命題。 以此來證明蘇聯改革失敗，只是基於一種空洞的大國邏輯，而非是基於社會進步；戈巴契夫的偉大之處，不僅在於他是蘇聯思想解放的先驅，開啟了改革的進程，還在於他當年完全擁有可以合法使用武力的權力，卻沒有使用武力去鎮壓人民的自由。他把自由選擇的權利還給了人民，包括東歐國家的人民，把本該屬於人民的自由和權利還給了人民。
所謂「亡」就 是死了，然而俄羅斯和東歐諸國如今哪個消失了？被外族統治了？顯然沒有，都沒有亡國。東歐和俄羅斯等國的共產黨也都消失了嗎？顯然沒有，也並沒有亡黨，只是一些共產黨在那裡成為了在野黨，被人民選下去了。有些人就是厚顏無恥，硬把亡黨亡國聯繫在一起，把共產黨被選下去叫做「亡黨亡國」。某個黨永遠霸佔著統治權，才叫國泰民安？某個黨暫時在野了，人類的末日就到了？要是這樣的話，那些西方民主國家早不知道亡黨亡國多少次了。一說到西方價值觀，有些人就極力排斥，並貼上敵對勢力的標籤，其實敵對勢力是假，個人和幫派的私利才是真。因為在民主政治的社會環境裡，不容少數人胡作非為。
不過，戈巴契夫和葉利欽雖然肢解了蘇聯帝國，但史達林主義的國家悲劇從未被完全清算和解，現正在俯視著整個道德事業。帝國思想的遺產讓千百萬俄國人接受了同樣集權的普京主義，及其「強敵環伺」和「俄國挺直膝蓋」的主張。儘管石油價格的高企和1990年代的市場經濟改革為俄國千百萬人民帶來史無前例的繁榮，但統治精英的腐敗行徑，新式審查制度，以及對於公共輿論的公開蔑視，都已經促使社會的疏遠和憤怒達到1980年代的水準。現在的莫斯科，那些1980年代的警句——「我們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重新成為人們的信條。
自由道德的當務之急是重新煥發生機。俄羅斯總統德韋傑夫曾說：不能在舊思維上建立新國家。過去俄國需要自由，如今俄國仍然需要自由，.我們時代的挑戰是對價值體系的徹底改革，打造新的認知，不能在舊思維上建立新國家。一個國家，最好的投資是自由和法制，以及對於人類尊嚴的敬意。由此看來，從對這個國家過去與現在殘酷的道德審視開始，仍是知識份子對於尊嚴的尋求，其任重而道遠。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這種說法很忽悠了一些人。首先，一個國家的興亡，其決定權在於人民，如果這個國家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別說你一個戈巴契夫，就是一百個戈巴契夫也搞不垮它。其次，因為「民主化」、「開放言論自由」導致思想混亂，因而使國家倒臺，那麼美國搞民主化、言論自由200多年了，怎麼就不見她倒塌？！所以，蘇聯倒臺，是因為它違反了人民的意志，因為蘇聯實行一黨專治，壟斷了政治、壟斷了經濟、壟斷了真理。
政治上，蘇聯掛著無產階級民主的招牌，實際上，無產階級和人民無權選舉國家領導者，也無權監督執政黨。蘇聯共產黨牢牢地控制了從中央到地方的每一分權力，人 民只能乖乖地勞動，做一個任由領導擺佈的順民。而幹部卻擁有各種特權，如：不受人民監督，有豪華別墅，有專車，有司機，有警衛，有特供商品，他們貪污受賄，欺壓百姓，個人財產不用公示於眾，他們只要對領導負責，不需對人民負責，他們不瞭解人民的疾苦，不關心人民的生活，高高在上，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
經濟上，蘇聯共產黨壟斷了所有土地、礦山、工廠、江河湖海、草原、森林，蘇聯人民是徹底的無產者，蘇聯人民只能像奴隸一樣被捆綁在集體農莊和工廠裡，沒有私人財產，沒有生產資料，也沒有產品支配權，只有被迫的勞動。人變成了牲畜，變成了工具。國家注重發展軍工和重工業，忽視民用的輕工業，因而人民生活長期得 不到改善。
在思想上，蘇聯壟斷了真理。蘇聯一切言論出於「真理報」，人民沒有言論的自由，也沒有思想的自由。對那些敢幹講出良心話的人抓起來投進監獄。表面上一片寧靜，實際上醞釀著火山，所以一旦火山爆發，國家就分崩離析了。
當時的蘇聯經濟停滯，政治管制嚴厲，從各方面看都沒有急劇惡化；然而蘇聯人從道德審視開始，覺得「每件事都已經腐爛，必須做出改變」，從而延伸到政治合法性遭到詰問，全民認知的劇烈轉折，最終促成了前蘇聯的崩潰。
實際上，在1985年，當米哈伊爾‧戈巴契夫成為總書記時，他和同僚們都完全沒有預計到一場革命危機的到來，雖然圍繞蘇聯體制中存在問題的規模和深度有著各種爭論。美國學者喬治‧肯南在《當代國際事務史》中回顧這段歷程時，認為「很難有比它更加詭異和出人意料，甚至乍看上去有些難以理解的事件，先後以俄羅斯帝國和蘇維埃聯盟面目出現的一個強大國家，頃刻間便土崩瓦解」。
1985年的蘇聯，與其10年前相比擁有類似的自然及人力資源，但其生活標準比絕大多數東歐國家低得多，更無法與西方相比；物資短缺、食品配給、商店門口的長隊，以及劇烈的貧困都是頑疾，對此，蘇聯卻沒有為此犧牲哪怕一點點對於社會和經濟的控制，從不讓步。但在1985年，沒有任何關鍵經濟資料表明這個國家會面對即將到來的災難，而且該國GDP仍保持著正增長；在執政者看來，政治生態甚至有所改善，經過此前20年對政治反對派不間斷的鎮壓之後，幾乎所有突出的異見分子都已被羈押、流放、強迫移民，或是死於勞改營和監獄之中。這個國家沒有表現出任何即將爆發革命的跡象，包括其他傳統上被看作國家滅亡的根源之一——外部壓力。恰恰相反，之前10年間正如美國歷史與外交學家斯蒂芬·塞斯塔諾維奇所言，蘇聯已經「實現了所有軍事和外交目標」。
美國也不是催化劑。雖然「雷根主義」政策逆轉了蘇聯在第三世界的優勢，給帝國周邊帶來了相當大壓力，然而這些困難遠不致其崩潰。也就是說，1985到1989年間，無論經濟、政治、人口、以及其他結構性環境，都沒有發生急劇惡化。
以經濟改良為旗幟，戈巴契夫及其同僚也首先修補了道德，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在公開無不對精神文明的倒退，以及史達林主義過往的腐敗影響感到痛心疾首。如此一來，便再次吸引人們絕望的尋找答案：什麼是有尊嚴的生活，構成一個公正的社會和經濟的支柱是什麼，一個合法與正派的國家是怎樣的，國家應與其公民社會保持什麼關係，等等。「在這個國家，一層全新的道德空氣正在成型」，1987年1月，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中，戈巴契夫講話中指出。
然而，在戈巴契夫的總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看來，1985年的「道德社會國家」有著「極為驚人」的特徵：我們監守自盜，行賄受賄，無論在報紙、新聞還是講臺上，都謊話連篇，我們一面沉溺於自己的謊言，一面為彼此佩戴獎章。而且所有人都在這麼幹——從上到下，從下到上。蘇聯外交部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則對普遍存在的目無法紀和腐敗墮落痛心不已。據他回憶，他曾對戈巴契夫講到：「每件事都已經腐爛，必須做出改變」。
其實，早在1950年代，戈巴契夫的先輩，尼基塔‧赫 魯曉夫也曾認為史達林時代建立在恐怖和謊言基礎上的建築早已搖搖欲墜。但戈巴契夫及其派別似乎相信，可以在保持政治可控的情況下撥亂反正。許多年後，戈爾巴喬夫在採訪中表示：不僅在經濟和社會層面，甚至在文化層面，蘇聯模式也已經失敗。我們的社會，我們的人民，絕大多數受教育者，絕大多數知識份子，都排斥這種文化，因為它不尊重這些人，反而從精神和政治上壓迫他們。
官方意識形態的信譽，此時正在迅速弱化，新的認知為「價值觀的轉變」以及對於政權的看法改變做出貢獻，政治上無懈可擊的合法性開始遭到詰問。這種情形下，蘇維埃經濟的實際惡化，並因此導致了對於這個政權的認知及評價的根本轉變。1987年，在一本蘇聯雜誌上，一位俄國讀者稱在自己周圍看到一種「認知的劇烈轉折」。
在1989年末，第一界國民議會的公開輿論調查就發現，經過四代一黨獨裁統治，並且在獨立黨派仍然非法的情況下，競爭性選舉和讓俄共之外的獨立黨派合法化得到勢不可擋的支持。1990年代中期，地區調查發現超過半數受訪者認為，「一個健康的經濟體」需要政府「允許個體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6個月後，一次全俄調查發現，56%受訪者支持激進或漸進的市場經濟改革。與那些引爆其他經典現代革命的人相比，傳播這類「認識轉變」的人們並無不同：作家、記者和藝術家，這些男男女女「幫助創造了那些普遍的不滿意識，那些凝固的公眾輿論，並由此創造了對於革命變革的有效需求」。因此，這時在蘇維埃俄國，賣報亭前排隊的長龍——每天早上六點就開始排起長隊，每天的報紙兩小時之內便被一掃而空——以及著名自由化報刊雜誌的銷量猛增，證實了話語權開始轉向絕大多數開放論點作者。對他們來說，道德的復活才是精髓。此時，蘇維埃的政治經濟體系並未要求得到徹底更新，社會準則也沒有完全顛覆的要求，但在個體水準上，革命已經發生：俄國人品質的變化。
1987年，在《紅十月》雜誌一篇廣為傳頌的文章中，米哈伊爾‧安托諾夫宣佈，「那麼，我們身邊正在發生什麼？」人民必須得到「拯救」——不是因為來自外部的危險，而是因為它們「被他們自己，被那些道德敗壞的行為扼殺了高貴的人類本性」。怎樣拯救？通過初生的、不可逆轉的自由化——不是赫魯雪夫那短命的「緩和」，而是整個氣候的改變。怎樣保證這種改變無法逆轉？首先，已經獲得自由的人，將「對再次成為精神奴隸免疫」。《紅十月》在1989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寫到：只要「人不做告密者，不背信棄義，不言不由衷，無論他是誰，是什麼名字，都可以從這個極權主義國家中拯救我們」。當務之急是把人民從「奴隸」和「農奴」改造為公民，「夠了！」著名二戰小說家伯裡斯‧瓦西列夫宣佈，「謊言夠了，奴性夠了，怯懦夠了。最終，我們要記住，我們都是公民。一個驕傲國家的驕傲公民」。
這種道德的覺醒同樣席捲了東歐前共產國際。正如吉爾吉斯斯坦總統奧通巴耶娃所說，就像對蘇維埃俄國那樣，「無論‘不可一世的’集權政權為我們提供任何或真或假的好處，上帝賜予我們的尊嚴令我們不能容忍自己的權利和自由遭到剝奪」，「這就像魔法一樣，無論男女老幼，或者有著不同的宗教和政治信仰，人民會彙集在城市廣場，宣佈自己已經忍無可忍」。……
1989年東歐各國民主浪潮風起雲湧，共產黨國家紛紛瓦解：11月9日柏林牆倒塌；11月17日捷克「天鵝絨革命」，以和平方式推翻捷克共產政權；12月25日，羅馬尼亞共產獨裁者齊奧塞思庫被人民趕下臺並判死刑。此時，共產帝國蘇聯也搖搖欲墜。1991年8月19日，一個由共產黨強硬派組成的「緊急委員會」發動政變，軟禁了當時主張改革的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並將坦克與軍車開進莫斯科市中心，包圍了莫斯科市政府與俄羅斯議會大廈。政變者宣佈，戈巴契夫的改革政策「已經走進了死胡同」，呼籲「恢復蘇聯的驕傲和榮譽。」在巨大危機時刻，葉利欽通過廣播向民眾發表演說，呼籲舉行全國總罷工和大規模示威，對政變予以回擊。隨後數十萬蘇聯人民加入抗議的行列，上街示威與軍隊對恃。
葉利欽向蘇軍士兵喊話：「你們已經向蘇聯人民發過誓，你們不能調轉槍口對準人民。」在強大的民意面前，在人民的歡呼聲中，坦克掉轉了炮口，撤出了莫斯科。
強硬派的政變三天後破產，並永遠改變了蘇聯的歷史！葉利欽成為了國家英雄，他要求擱置共產主義者在俄羅斯的所有活動。幾天後(1991年8月24日)，戈巴契夫辭去了蘇共總書記職務，並解散了中央委員會。1991年12月21日，原蘇聯的10多個加盟共和國代表開會，決定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耶誕節那天，這個自1917年靠暴力奪取政權的蘇維埃聯邦正式瓦解。
隨著蘇聯的解體，東歐一系列國家也一個個地改旗易幟了。蘇東波事件說明了：人民會做出選擇的。20年來，一些人一直在為蘇聯的解體惋惜痛苦、詛咒謾駡，認為這是「亡黨亡國」。其實，這些人是兔死狐悲亦或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在這個問題上，只有一句話：蘇聯解體有百利而無一害。
首先，蘇聯「亡黨亡國」有利於原蘇聯人民和東歐人民。一方面，滿足了蘇東人民對自由和公平的祈求。對自由、公平、幸福的嚮往，是人的本能，幾千年來，人類一直在尋求建立最大限度滿足人的本能需求的社會，並為此憚精竭慮甚至不惜流血犧牲，當這個社會已經在世界上存在且時時被人們看見之後，嚮往和渴求便不可遏制，一旦遇到適當的機會誰也無法阻擋。蘇聯包括東歐的人民，都有其苦難的歷史，僅20世紀以來，就遭受了兩次世界大戰的蹂躪，因為一戰的原因，讓蘇聯這個政權得已在苦難深重的俄羅斯建立(據德國《明鏡》週刊公佈的資料表明，是德皇支持布爾什維克推翻了俄國臨時政府)，還泱及周圍一些民族，讓他們長期按照少數人的意志工作和生活。因為二次世界大戰，讓東歐一些國家成為蘇聯的附屬物，不說普通民眾，就是這些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也沒有自主權力。這樣的狀況，蘇東國家的人民無疑是不能長期容忍的，因為他們也有其他國家的人民同樣的需求。
蘇聯雖然「亡黨亡國」，卻並沒有玉石俱焚。相反，蘇聯解體讓民眾享受到了幸福生活的滋味。蘇東巨變之後，由於長期計劃經濟帶來的生產力水準低下和物品嚴重不足，加上轉軌產生的不可避免的陣痛等原因，蘇東國家出現了一段時間的混亂和人民生活水準不如意的情況，於是一些人便大肆渲染蘇東人民的困難，聲言蘇東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蘇東人民聽信了妖言、走錯了道路，現在後悔了，羨慕中國人了。可是蘇東人民並沒有越來越糟，沒有出現賣兒賣女、討米叫化的場景、也沒有出現資不抵債、國家破產的局面，而是一步一步走向繁榮富強。他們在短時間內同時完成了向自由市場經濟與憲政民主政治的轉型。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治理均衡，也即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一種低水準的均衡。蘇東人民不僅逐步實現了政治上的權利、思想上的自由，而且在經濟上，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對2008蘇東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進行過統計：波蘭，總量5257億美元，人均約1.375萬美元；捷克，總量2170億美元，人均約2.127萬美元；匈牙利，總量1562億美元，人均約1.546萬美元；斯洛伐克，總量954億美元，人均約1.773萬美元；羅馬尼亞，總量1996億美元，人均約0.916萬美元；保加利亞，總量519億美元，人均約0.665萬美元；愛莎尼亞，總量232億美元，人均約1.705萬美元；拉脫維亞，總量340億美元，人均約1.459萬美元；立陶宛，總量473億美元，人均約1.367萬美元；俄羅斯，總量16765億美元，人均約1.151萬美元；白俄羅斯，總量602億美元，人均約0.61萬美元；烏克蘭，總量1797億美元，人均約0.381萬美元；……。
從上述可以看出，東歐國家中轉型最順利且最靠近歐盟的捷克、匈牙利已經進入發達國家行列，而愛沙尼亞、斯洛伐克、立陶宛、波蘭、拉脫維亞等國也發展勢頭良好，已經加入了發達國家的預備梯隊中。絕大多數蘇東國家的經濟總量都很高，特別是人均收入相當之高，比中國的人均收入要高很多。此外，世界銀行2006年對俄羅斯和中國的經濟情況也作了一個比較。2001年至2003年間，中國經濟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長，但13億人口中最貧窮的10%的人群實際收入卻下降了2.4%；而俄羅斯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長速度約為6%，經濟總量增加了70%，工資和人均收入卻增加了500%，扣除通脹後，人均實際工資收入的增長超過了200%。8年間，俄羅斯的人均實際工資和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長速度高出兩倍。報告認為，俄羅斯經濟增長是符合窮人的利益的經濟增長。
事實勝於雄辯，「亡黨亡國」，蘇東國家並沒無倒下，而且在很健康地發展著。
其次，蘇聯解體有利於歐洲和世界的穩定。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與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兩個陣營的長期對峙，尤其是蘇聯陣營，為了增加對抗籌碼，將國民生產總值中 的很大部分用於製造武器和擴充軍隊上，置國家的發展和國民的生活於不顧，民眾長期處於饑寒交迫狀態。大國摩拳擦掌，小國也不甘示弱，都把財富財富轉移到槍炮上去了。不僅如此，還讓全世界人民長期生活在恐懼不安中，不知道什麼時候戰爭就會突然降臨腳下的這片土地。生活樂趣大大減少，生活品質大大降低。蘇聯、東歐「亡黨亡國」之後，冷戰格局不復存在，歐洲和全世界人民精神負責大幅度減輕，特別是東歐國家——這些蘇聯帝國的叛徒，只要蘇聯存在一天，他們便沒有一天安寧日子過。
第三，蘇聯「亡黨亡國」也有利於中國的發展壯大。曾經有一段時期，中國和蘇聯是「同志加兄弟」的關係，從最高領導人到引車賣漿者都清楚這只是表面文章，蘇俄一直是中國的最大威脅，近代強佔中國150多 萬平方公裡領土，在「社會主義」之後，蘇聯也鼓動外蒙古獨立、乘二次大戰之際企圖獲取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利益、強佔中國邊境地區、要求中國出兵朝鮮等禍害中國人的事情，而且長時間在中蘇邊境屯兵百萬，讓中國人寢食不安。蘇聯帝國的倒塌，讓中國人可以放鬆放鬆，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和財富用於發展生產上面了。這本 身就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說蘇聯解體是「亡國」，也毫無邏輯。歷史上國家的形成，解體，組合，有著複雜的原因，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分合合，從歷史的跨度看最是正常，談不上什麼亡國不亡國。民族獨立，過去曾被當作一種社會進步，是近代的一大潮流，而現在歐洲國家建立歐盟，正在緩慢實行統一，似乎也是一種進步。關鍵是，獨立也好，統一也罷，要讓人民來自由選擇。所以，前蘇聯解體是蘇聯人民自由選擇的結果，「亡黨亡國」只是一個偽命題。 以此來證明蘇聯改革失敗，只是基於一種空洞的大國邏輯，而非是基於社會進步；戈巴契夫的偉大之處，不僅在於他是蘇聯思想解放的先驅，開啟了改革的進程，還在於他當年完全擁有可以合法使用武力的權力，卻沒有使用武力去鎮壓人民的自由。他把自由選擇的權利還給了人民，包括東歐國家的人民，把本該屬於人民的自由和權利還給了人民。
所謂「亡」就 是死了，然而俄羅斯和東歐諸國如今哪個消失了？被外族統治了？顯然沒有，都沒有亡國。東歐和俄羅斯等國的共產黨也都消失了嗎？顯然沒有，也並沒有亡黨，只是一些共產黨在那裡成為了在野黨，被人民選下去了。有些人就是厚顏無恥，硬把亡黨亡國聯繫在一起，把共產黨被選下去叫做「亡黨亡國」。某個黨永遠霸佔著統治權，才叫國泰民安？某個黨暫時在野了，人類的末日就到了？要是這樣的話，那些西方民主國家早不知道亡黨亡國多少次了。一說到西方價值觀，有些人就極力排斥，並貼上敵對勢力的標籤，其實敵對勢力是假，個人和幫派的私利才是真。因為在民主政治的社會環境裡，不容少數人胡作非為。
不過，戈巴契夫和葉利欽雖然肢解了蘇聯帝國，但史達林主義的國家悲劇從未被完全清算和解，現正在俯視著整個道德事業。帝國思想的遺產讓千百萬俄國人接受了同樣集權的普京主義，及其「強敵環伺」和「俄國挺直膝蓋」的主張。儘管石油價格的高企和1990年代的市場經濟改革為俄國千百萬人民帶來史無前例的繁榮，但統治精英的腐敗行徑，新式審查制度，以及對於公共輿論的公開蔑視，都已經促使社會的疏遠和憤怒達到1980年代的水準。現在的莫斯科，那些1980年代的警句——「我們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重新成為人們的信條。
自由道德的當務之急是重新煥發生機。俄羅斯總統德韋傑夫曾說：不能在舊思維上建立新國家。過去俄國需要自由，如今俄國仍然需要自由，.我們時代的挑戰是對價值體系的徹底改革，打造新的認知，不能在舊思維上建立新國家。一個國家，最好的投資是自由和法制，以及對於人類尊嚴的敬意。由此看來，從對這個國家過去與現在殘酷的道德審視開始，仍是知識份子對於尊嚴的尋求，其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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