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8日訊】「我堅信，2013年裡，除了民族區域自治的地方外，其它所有省市會實現縣鄉級公務員財產公示。要不信，咱們打一個賭。如果我輸了，說明我的智商不如豬，罰自己爬行一公裡。」
為了兌現去年元旦在微博上發的這個賭咒，中國大陸法學史的領軍人物，中國法律史學會執行會長、浙江省杭州師範大學范忠信教授，於2014年1月1日，由妻子和愛犬陪伴，在西湖邊爬行近兩小時（中有停息），掌膝滲血踐約。他說「故意到一個很荒涼、很偏僻的地方」， 「也是有意不讓有關方面感覺到敏感」。有路人問是什麼健身法？他回答「公民脊椎保健法」。
范教授在接受新唐人採訪時坦言，當初有那個預想是「因為充滿希望」，有「過高期望」，而今發覺「太天真了」。此舉「一是自我懲罰，二是履行諾言」，「不是表示對別的任何人的抗議」，他認為那樣「不符合我們這樣一種知識分子的角色定位」。但也「多多少少有一種提醒同胞們注重這個事情的意思在裡面」。而「作為國家的主人，作為國家的公民，最後只能用這種方式表達一種建議，表達一種諫言，那還是很悲哀的，因為沒有其它任何方式說，沒有機會，沒人理睬」。
在回答記者「您不怕別人說您這樣做是作踐自己喪失尊嚴？」的問題是，范忠信講：「如果說連全世界公認的這樣一個最基本的廉政措施，在我們這個國家都不能實現的話，那我們這些所謂的公民，所謂的國家主人，你不想作踐自己，不也是天天作踐自己嗎？」即使如此，他對中國今後的政治，表示至今仍然「謹慎的樂觀」。
顯然，這是中國大陸還沒有認清中共邪惡本質和流氓本性的那部分知識分子悲哀的寫照。這一幕悲劇，在而今三退人數已經超過一億五千萬的情況下，使很多人倍加感到悲涼。明知「天天作踐自己」，卻把這種在紅色恐怖下層層縮小畫地為牢自律圈子的自我作踐式的「自我保護」，當成了「這樣一種知識分子的角色定位」，當成了「公民脊椎保健法」——儘管這話表面上本來是對路人的搪塞之言，而實際上「歪打正著」，它恰恰描繪出思想深受中共箝制和邪惡黨文化毒害的知識分子良心的痛苦掙扎方式：爬行式脊椎保健。
爬行式脊椎保健——這種屈服、妥協、苟且的良心掙扎的結果，就是知識分子脊椎的不斷萎縮和與地面的不斷接近，知識分子整體的軟骨化、花瓶化、邊緣化、犬儒化，它同中共的邪惡與腐敗的制度化、公開化、系統化，全民道德的不斷下滑，社會風氣與生存環境的日益惡化，形成惡性循環漩渦。從這個意義上說，范忠信教授的這一不敢出聲的行為語言，客觀上也不失為一種無聲的控訴。可惜，這種控訴又實在太無力了。在這裡我們看到的，不光有紅色恐怖的陰影籠罩，同時還有恐怖洗腦的毒酒麻醉，以致使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明知「天天作踐自己」， 仍然對中共紅朝「謹慎的樂觀」。
而這種「謹慎的樂觀」，其實是某種程度上的生命賭局，只是不自覺而已。就是說，這等於在不自覺地用自己的生命作陪葬賭注，押在了自己並不知道它氣數已盡，正在遭受天譴，隨時可能滅亡的中共邪黨身上，是非常危險的。換言之，「爬行式脊椎保健」，實質上是中共邪靈的魔掌所設定的一個拉陪葬的陷阱。
問題的癥結在於，中共太邪惡了！它邪惡得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尤其是遠遠超出了善良的人們的想像，而這個西來邪靈又特別善於利用人們的善良願望，特別善於鑽人們善良願望的空子，因為它不是一個一般的政黨，而是一個披著政黨外衣的政教合一的邪教和流氓集團。
對此，流氓往往比知識分子更容易看穿。幾年前，北京某拘留所裡的一個牢頭對剛進入牢房的一個高級知識分子說：「我告訴你，這裡是真正的共產黨的天下！」那位知識分子開始還不以為然。後來發現，那兒正是中共紅朝的縮影：牢頭把持著牢房裡的所有「資源」，包括被關押者家裡送寄的錢（要換成牢房裡面的專用券再用）、衣物。分飯菜，由牢頭指派人掌杓，按其劃分的等級分配。錢，不管誰家的，牢頭全權支配。即使自己家裡寄的衣物，自家的錢買的牙具、牙膏、手紙，牢頭分給誰時，誰都得道謝。喝水、上廁所，都要向牢頭請求和致謝。平時，牢頭想打誰就打誰。牢頭剝削人、打人、抽煙等違犯監規的事兒，誰要是洩露、舉報，或者表示不滿，更會慘遭瘋狂的報復，包括通過警察上刑具。他看誰不順眼，或者想拿誰開心，隨時隨地就處罰誰：體罰、毒打、侮辱。監牢裡的「輿論導向」，牢頭也是死抓不放。他想什麼時候說話就什麼時候開口，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叫誰說誰才能張嘴。否則，他就以破壞監規的罪名嚴厲打擊。
那個牢頭雖然不是惡黨黨員，但卻是一個被中共這個邪教流氓集團毒化而成的黨性十足的流氓。他說，「我在裡邊幹的，跟共產黨在外邊幹的，一樣」。看，流氓是摸透了共產黨的。只是有一點他沒點明：他在裡邊幹的，也是共產黨教它幹的（牢頭大都是中共獄警從壞人堆裡挑選出來的最邪惡之徒），支持他幹的。
事實上，正如《九評共產黨》所指，中共的骨幹隊伍就是流氓組成的。當年的農民運動，就是痞子運動。今天的鎮壓法輪功，打壓維權人士和訪民，依靠的主要打手也是這樣的流氓、人渣，所以，才表現的特別邪惡，以至出現了活摘器官那樣的「這個星球上從未發生的罪惡」。
底下如此，上層更是這樣。「在許多最邪惡的時刻，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敗下陣來，因為他們的邪惡勁兒都不夠水平，只有最邪惡的才能符合黨的需要。黨的領導人都是悲劇收場，黨自己頑強的活著。能生存下來的領導人不是能操縱黨的，而是摸透了黨的，順著黨的邪勁兒走，能給黨加持能量，能幫助黨度過危機的。」（《九評共產黨》）
可見，要結束「爬行式脊椎保健」，只有結束共產黨的恐怖統治才有可能。這個問題，只要好好看看九評，就會清楚，三退是跳出「爬行式脊椎保健」陷阱的妙招：「在未來的危機中，中國人無可避免地需要再次進行選擇。但無論如何選擇，中國人都必須清醒，任何對這個現存的邪靈附體的幻想，都是對中華民族災難的推波助瀾，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惡生命輸注能量」。「唯有放棄所有幻想，徹底反省自己，而堅決不被仇恨和貪婪慾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徹底擺脫這一長達50多年的附體夢魘，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關愛為基礎的中華文明」。（《九評共產黨》） **
為了兌現去年元旦在微博上發的這個賭咒，中國大陸法學史的領軍人物，中國法律史學會執行會長、浙江省杭州師範大學范忠信教授，於2014年1月1日，由妻子和愛犬陪伴，在西湖邊爬行近兩小時（中有停息），掌膝滲血踐約。他說「故意到一個很荒涼、很偏僻的地方」， 「也是有意不讓有關方面感覺到敏感」。有路人問是什麼健身法？他回答「公民脊椎保健法」。
范教授在接受新唐人採訪時坦言，當初有那個預想是「因為充滿希望」，有「過高期望」，而今發覺「太天真了」。此舉「一是自我懲罰，二是履行諾言」，「不是表示對別的任何人的抗議」，他認為那樣「不符合我們這樣一種知識分子的角色定位」。但也「多多少少有一種提醒同胞們注重這個事情的意思在裡面」。而「作為國家的主人，作為國家的公民，最後只能用這種方式表達一種建議，表達一種諫言，那還是很悲哀的，因為沒有其它任何方式說，沒有機會，沒人理睬」。
在回答記者「您不怕別人說您這樣做是作踐自己喪失尊嚴？」的問題是，范忠信講：「如果說連全世界公認的這樣一個最基本的廉政措施，在我們這個國家都不能實現的話，那我們這些所謂的公民，所謂的國家主人，你不想作踐自己，不也是天天作踐自己嗎？」即使如此，他對中國今後的政治，表示至今仍然「謹慎的樂觀」。
顯然，這是中國大陸還沒有認清中共邪惡本質和流氓本性的那部分知識分子悲哀的寫照。這一幕悲劇，在而今三退人數已經超過一億五千萬的情況下，使很多人倍加感到悲涼。明知「天天作踐自己」，卻把這種在紅色恐怖下層層縮小畫地為牢自律圈子的自我作踐式的「自我保護」，當成了「這樣一種知識分子的角色定位」，當成了「公民脊椎保健法」——儘管這話表面上本來是對路人的搪塞之言，而實際上「歪打正著」，它恰恰描繪出思想深受中共箝制和邪惡黨文化毒害的知識分子良心的痛苦掙扎方式：爬行式脊椎保健。
爬行式脊椎保健——這種屈服、妥協、苟且的良心掙扎的結果，就是知識分子脊椎的不斷萎縮和與地面的不斷接近，知識分子整體的軟骨化、花瓶化、邊緣化、犬儒化，它同中共的邪惡與腐敗的制度化、公開化、系統化，全民道德的不斷下滑，社會風氣與生存環境的日益惡化，形成惡性循環漩渦。從這個意義上說，范忠信教授的這一不敢出聲的行為語言，客觀上也不失為一種無聲的控訴。可惜，這種控訴又實在太無力了。在這裡我們看到的，不光有紅色恐怖的陰影籠罩，同時還有恐怖洗腦的毒酒麻醉，以致使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明知「天天作踐自己」， 仍然對中共紅朝「謹慎的樂觀」。
而這種「謹慎的樂觀」，其實是某種程度上的生命賭局，只是不自覺而已。就是說，這等於在不自覺地用自己的生命作陪葬賭注，押在了自己並不知道它氣數已盡，正在遭受天譴，隨時可能滅亡的中共邪黨身上，是非常危險的。換言之，「爬行式脊椎保健」，實質上是中共邪靈的魔掌所設定的一個拉陪葬的陷阱。
問題的癥結在於，中共太邪惡了！它邪惡得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尤其是遠遠超出了善良的人們的想像，而這個西來邪靈又特別善於利用人們的善良願望，特別善於鑽人們善良願望的空子，因為它不是一個一般的政黨，而是一個披著政黨外衣的政教合一的邪教和流氓集團。
對此，流氓往往比知識分子更容易看穿。幾年前，北京某拘留所裡的一個牢頭對剛進入牢房的一個高級知識分子說：「我告訴你，這裡是真正的共產黨的天下！」那位知識分子開始還不以為然。後來發現，那兒正是中共紅朝的縮影：牢頭把持著牢房裡的所有「資源」，包括被關押者家裡送寄的錢（要換成牢房裡面的專用券再用）、衣物。分飯菜，由牢頭指派人掌杓，按其劃分的等級分配。錢，不管誰家的，牢頭全權支配。即使自己家裡寄的衣物，自家的錢買的牙具、牙膏、手紙，牢頭分給誰時，誰都得道謝。喝水、上廁所，都要向牢頭請求和致謝。平時，牢頭想打誰就打誰。牢頭剝削人、打人、抽煙等違犯監規的事兒，誰要是洩露、舉報，或者表示不滿，更會慘遭瘋狂的報復，包括通過警察上刑具。他看誰不順眼，或者想拿誰開心，隨時隨地就處罰誰：體罰、毒打、侮辱。監牢裡的「輿論導向」，牢頭也是死抓不放。他想什麼時候說話就什麼時候開口，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叫誰說誰才能張嘴。否則，他就以破壞監規的罪名嚴厲打擊。
那個牢頭雖然不是惡黨黨員，但卻是一個被中共這個邪教流氓集團毒化而成的黨性十足的流氓。他說，「我在裡邊幹的，跟共產黨在外邊幹的，一樣」。看，流氓是摸透了共產黨的。只是有一點他沒點明：他在裡邊幹的，也是共產黨教它幹的（牢頭大都是中共獄警從壞人堆裡挑選出來的最邪惡之徒），支持他幹的。
事實上，正如《九評共產黨》所指，中共的骨幹隊伍就是流氓組成的。當年的農民運動，就是痞子運動。今天的鎮壓法輪功，打壓維權人士和訪民，依靠的主要打手也是這樣的流氓、人渣，所以，才表現的特別邪惡，以至出現了活摘器官那樣的「這個星球上從未發生的罪惡」。
底下如此，上層更是這樣。「在許多最邪惡的時刻，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敗下陣來，因為他們的邪惡勁兒都不夠水平，只有最邪惡的才能符合黨的需要。黨的領導人都是悲劇收場，黨自己頑強的活著。能生存下來的領導人不是能操縱黨的，而是摸透了黨的，順著黨的邪勁兒走，能給黨加持能量，能幫助黨度過危機的。」（《九評共產黨》）
可見，要結束「爬行式脊椎保健」，只有結束共產黨的恐怖統治才有可能。這個問題，只要好好看看九評，就會清楚，三退是跳出「爬行式脊椎保健」陷阱的妙招：「在未來的危機中，中國人無可避免地需要再次進行選擇。但無論如何選擇，中國人都必須清醒，任何對這個現存的邪靈附體的幻想，都是對中華民族災難的推波助瀾，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惡生命輸注能量」。「唯有放棄所有幻想，徹底反省自己，而堅決不被仇恨和貪婪慾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徹底擺脫這一長達50多年的附體夢魘，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關愛為基礎的中華文明」。（《九評共產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