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我看到了一種質的飛躍。我要說，正是中國大學老師們敢在課堂上「發牢騷」，正是人們普遍支持孟先生的自我舉報，正是戴翔先生力創《清明上河圖•2013》，加上許許多多中華大地上的公民抗命行為，共同匯成了中國社會的歷史性演變。
今年10月下旬，我在家鄉常熟對自己的新書作了最後校定；當月底，該書在香港面世。在書的「自序：良知是第一推動力」中，我寫道：我將「點燃良知的燭光」取為本書的書名，一是表明這些年來，我自己所做的，無非就是這七個字而已。二是呼喚我的同胞，能不能將良知的點燃作為我們共同的底線？儘管我知道，良知也有它的軟肋，即她有時候難以抗衡人對權威的下意識服從。但是，我真的認為，國人破拆或越離無形之心獄，逐步變臣民認命為公民抗命，從而在中華大地上驅動文明前行、迎來民主轉型的第一推動力，確非良知莫屬。
或許是一種應然的鏈接，或許僅是一種純粹的巧合，就在幾天之後的11月3日晚上，我在東方衛視的《東方直播室》節目中，耳聞目睹了一位退休檢察官點燃自己良知、踐行公民抗命的真實故事。
這位檢察官名叫孟憲君，退休前任職於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區檢察院。故事發生在2005年，當時他被指定為一起經濟案件的公訴人。在這起案件中，他和檢委會成員一致認定當事人「無罪，同意不起訴」。然而，他們的意見被一位市領導強行否決，案件於2006年在相山區法院開庭一審。在庭審中，這位檢察官當場正面回應法官，震撼性地如實披露：檢察院的起訴，其根據是「無罪也要起訴」的上級要求！當法官詢問孟憲君：當事人高尚挪用資金86萬元證據何在時，孟憲君先生再次據實相告：這個數字出自「領導意見」！我相信，如果不是良知的力量戰勝了恐懼，如果不是抗命的心志驅走了糾結，孟先生是不會公開說出那樣的真話來的。
相山區法院一審判決高尚無罪之後的第9天，孟憲君被逼執筆，在良心的折磨下為相山區檢察院寫了抗訴書。隨後，淮北市中級法院終按市領導的意圖，二審判決高尚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還將高尚挪用資金的數額，從86萬元再次莫須有地推高為360萬元。
這起錯案被鑄成之後，當事人高尚先後向安徽省高院和最高院提出申訴，要求啟動再審程序。然而，蒙冤受屈的當事人長達7年的一再申訴，均被冷冷地關門落閘、「依法駁回」。2013年，已經退休4年但一直覺得俯仰有愧的孟憲君聽聞此事，又一次震撼性地站了出來，他於當年11月1日到最高檢自我舉報，舉報自己「辦了錯案」。
孟憲君創舉式的自我舉報，撬動了銹跡斑斑的案件重審之門。在他上京舉報1年零19天後的2014年11月20日，安徽省高級法院開庭再審了高尚案。
再審結果人們不妨拭目以待，但是，孟憲君秉持良知開罪權力的公民行為，具有直指人心的勵志力量和示範效應，必將鼓舞和鞭策更多的國人，去像他那樣憑良心行事，過真實生活。而孟憲君的正直和擔當，也足以使五毛們——無論是統一加餐的還是自帶乾糧的——的行徑，更為令人不齒、遭人鄙視。
在中國大陸，計件領酬的五毛們雪藏良知、見利忘義，早已是醜聞一樁舉世皆知，此處不必多說了。就說那自帶乾糧的周小平，順著權力意志說話，滿嘴跑火車，甚至故意胡編亂造，又有什麼良知可言？而比周小平更為高級的自干五——王紹光和汪暉們，又有多少良知可言呢？在不久前完成的「中國新左派批判(二)」一文中，張博樹先生精準而尖銳地指出：在對當代中國政治的討論上，王紹光和汪暉一樣都是權力的「抬轎」者，只不過作為「學者」，他們對中國現存政治制度的直接吹捧(王)或明批暗捧(汪)，其水平遠高於周小平這樣的五毛，自然也就有更大的欺騙性和危害性。讀完博樹先生的透視性批判全文，人們不難得到一個「別無選擇」的結論：高級自干五們向權力靠攏乃至獻媚，原因不在於認知問題，而在於良知問題。
在相關的後續報導中，我特別注意到：孟憲君先生點燃自己的良知，站出來力推錯案的糾正，對此他並不感到恐懼；而且，他所接觸的人，幾乎都支持他的「自我舉報」。這一事實使我感觸良多，也使我在解讀《遼寧日報》公開信事件上，有了自己獨特的感悟。
11月14日，《遼寧日報》異乎尋常地發出了「致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老師的一封公開信」。信中指稱，在被調查過的大學生中，80%以上表示碰到過課堂上「愛發牢騷」的老師，「法律、行政管理、經濟學等哲學社會科學類課程，尤為突出。」……
這封一石激起千層浪的公開信，使我想到了什麼呢？我想到了哈維爾對後極權社會的一段經典描述：
中學老師講授他自己並不相信的東西，因為恐懼自己的前途不穩，恐懼丟失自己的飯碗；學生則跟在老師後面重複他的說教，因為恐懼不被允許繼續自己的學業；……由於恐懼說「不」會帶來的後果，導致人們參加選舉，給(官方)推薦的候選人投贊成票，並且假裝認為這種形同虛設的走過場是真正的選舉。出於對生計、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懼，人們投票贊成每一項決議，或者至少保持沉默。
如果遼報公開信並沒有誇大事實、危言聳聽(我傾向於相信這一點)，則對比兩種不同的描述，可知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不容忽視的重大變化。什麼叫「愛發牢騷」？就是對自己看不慣、不認可的東西不再保持沉默，而是有感而發，針砭時弊；就是不僅不講授自己並不相信的東西，而且還揭穿、抨擊那些可憎的東西。中國課堂上的老師「愛發牢騷」了，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他們從雙重人格的「夜間人」走向了單一人格的「課堂人」，他們不再是課堂上與官方保持一致，夜裡對家人或摯友發發牢騷，而是在課堂上就表達異議，袒露自己內心的不同見解。在這裡，我看到了一種質的飛躍。我要說，正是中國大學老師們敢在課堂上「發牢騷」，正是人們普遍支持孟先生的自我舉報，正是戴翔先生力創《清明上河圖•2013》，加上許許多多中華大地上的公民抗命行為，共同匯成了中國社會的歷史性演變。
這場意義深遠的演變，其最為深層的動力，來自良知激發勇氣、勇氣戰勝恐懼。由人的良知所引領、所推動的這一歷史性演變，都是不可阻遏的。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有節選）
今年10月下旬，我在家鄉常熟對自己的新書作了最後校定；當月底，該書在香港面世。在書的「自序：良知是第一推動力」中，我寫道：我將「點燃良知的燭光」取為本書的書名，一是表明這些年來，我自己所做的，無非就是這七個字而已。二是呼喚我的同胞，能不能將良知的點燃作為我們共同的底線？儘管我知道，良知也有它的軟肋，即她有時候難以抗衡人對權威的下意識服從。但是，我真的認為，國人破拆或越離無形之心獄，逐步變臣民認命為公民抗命，從而在中華大地上驅動文明前行、迎來民主轉型的第一推動力，確非良知莫屬。
或許是一種應然的鏈接，或許僅是一種純粹的巧合，就在幾天之後的11月3日晚上，我在東方衛視的《東方直播室》節目中，耳聞目睹了一位退休檢察官點燃自己良知、踐行公民抗命的真實故事。
這位檢察官名叫孟憲君，退休前任職於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區檢察院。故事發生在2005年，當時他被指定為一起經濟案件的公訴人。在這起案件中，他和檢委會成員一致認定當事人「無罪，同意不起訴」。然而，他們的意見被一位市領導強行否決，案件於2006年在相山區法院開庭一審。在庭審中，這位檢察官當場正面回應法官，震撼性地如實披露：檢察院的起訴，其根據是「無罪也要起訴」的上級要求！當法官詢問孟憲君：當事人高尚挪用資金86萬元證據何在時，孟憲君先生再次據實相告：這個數字出自「領導意見」！我相信，如果不是良知的力量戰勝了恐懼，如果不是抗命的心志驅走了糾結，孟先生是不會公開說出那樣的真話來的。
相山區法院一審判決高尚無罪之後的第9天，孟憲君被逼執筆，在良心的折磨下為相山區檢察院寫了抗訴書。隨後，淮北市中級法院終按市領導的意圖，二審判決高尚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還將高尚挪用資金的數額，從86萬元再次莫須有地推高為360萬元。
這起錯案被鑄成之後，當事人高尚先後向安徽省高院和最高院提出申訴，要求啟動再審程序。然而，蒙冤受屈的當事人長達7年的一再申訴，均被冷冷地關門落閘、「依法駁回」。2013年，已經退休4年但一直覺得俯仰有愧的孟憲君聽聞此事，又一次震撼性地站了出來，他於當年11月1日到最高檢自我舉報，舉報自己「辦了錯案」。
孟憲君創舉式的自我舉報，撬動了銹跡斑斑的案件重審之門。在他上京舉報1年零19天後的2014年11月20日，安徽省高級法院開庭再審了高尚案。
再審結果人們不妨拭目以待，但是，孟憲君秉持良知開罪權力的公民行為，具有直指人心的勵志力量和示範效應，必將鼓舞和鞭策更多的國人，去像他那樣憑良心行事，過真實生活。而孟憲君的正直和擔當，也足以使五毛們——無論是統一加餐的還是自帶乾糧的——的行徑，更為令人不齒、遭人鄙視。
在中國大陸，計件領酬的五毛們雪藏良知、見利忘義，早已是醜聞一樁舉世皆知，此處不必多說了。就說那自帶乾糧的周小平，順著權力意志說話，滿嘴跑火車，甚至故意胡編亂造，又有什麼良知可言？而比周小平更為高級的自干五——王紹光和汪暉們，又有多少良知可言呢？在不久前完成的「中國新左派批判(二)」一文中，張博樹先生精準而尖銳地指出：在對當代中國政治的討論上，王紹光和汪暉一樣都是權力的「抬轎」者，只不過作為「學者」，他們對中國現存政治制度的直接吹捧(王)或明批暗捧(汪)，其水平遠高於周小平這樣的五毛，自然也就有更大的欺騙性和危害性。讀完博樹先生的透視性批判全文，人們不難得到一個「別無選擇」的結論：高級自干五們向權力靠攏乃至獻媚，原因不在於認知問題，而在於良知問題。
在相關的後續報導中，我特別注意到：孟憲君先生點燃自己的良知，站出來力推錯案的糾正，對此他並不感到恐懼；而且，他所接觸的人，幾乎都支持他的「自我舉報」。這一事實使我感觸良多，也使我在解讀《遼寧日報》公開信事件上，有了自己獨特的感悟。
11月14日，《遼寧日報》異乎尋常地發出了「致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老師的一封公開信」。信中指稱，在被調查過的大學生中，80%以上表示碰到過課堂上「愛發牢騷」的老師，「法律、行政管理、經濟學等哲學社會科學類課程，尤為突出。」……
這封一石激起千層浪的公開信，使我想到了什麼呢？我想到了哈維爾對後極權社會的一段經典描述：
中學老師講授他自己並不相信的東西，因為恐懼自己的前途不穩，恐懼丟失自己的飯碗；學生則跟在老師後面重複他的說教，因為恐懼不被允許繼續自己的學業；……由於恐懼說「不」會帶來的後果，導致人們參加選舉，給(官方)推薦的候選人投贊成票，並且假裝認為這種形同虛設的走過場是真正的選舉。出於對生計、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懼，人們投票贊成每一項決議，或者至少保持沉默。
如果遼報公開信並沒有誇大事實、危言聳聽(我傾向於相信這一點)，則對比兩種不同的描述，可知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不容忽視的重大變化。什麼叫「愛發牢騷」？就是對自己看不慣、不認可的東西不再保持沉默，而是有感而發，針砭時弊；就是不僅不講授自己並不相信的東西，而且還揭穿、抨擊那些可憎的東西。中國課堂上的老師「愛發牢騷」了，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他們從雙重人格的「夜間人」走向了單一人格的「課堂人」，他們不再是課堂上與官方保持一致，夜裡對家人或摯友發發牢騷，而是在課堂上就表達異議，袒露自己內心的不同見解。在這裡，我看到了一種質的飛躍。我要說，正是中國大學老師們敢在課堂上「發牢騷」，正是人們普遍支持孟先生的自我舉報，正是戴翔先生力創《清明上河圖•2013》，加上許許多多中華大地上的公民抗命行為，共同匯成了中國社會的歷史性演變。
這場意義深遠的演變，其最為深層的動力，來自良知激發勇氣、勇氣戰勝恐懼。由人的良知所引領、所推動的這一歷史性演變，都是不可阻遏的。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有節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