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華裔作家齊家貞女士這本《黑牆裡的倖存者》（台灣秀威出版公司，2014年），初版書名是《自由神的眼淚》（香港明報出版公司，2000年），講的是毛時代父女兩代囚徒的真實故事。
在《再版前言》裡，齊家貞引用了雨果《悲慘世界》序言：「只要因法律和習俗所造成的社會壓迫還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時期人為地把人間變成地獄並使人類與生俱來的幸運遭受不可避免的災禍；只要本世紀的三個問題——貧窮使男子潦倒，飢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還得不到解決；只要在某些地區還可能發生社會的毒害，換句話說，同時也是從更廣的意義來說，只要這世界上還有愚昧和困苦，那麼，和本書同一性質的作品都不會是無益的。」
依我之見，雨果誠然是大文豪，但是他這段話引到齊家貞這本書前，卻顯得太輕了。雨果筆下的悲慘世界，哪裡有我們生活過的世界悲慘？西方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家們，還有魯迅，他們頂多見識了第八層地獄，就把最高級的形容詞都用完了，害得我們領教過第十八層地獄的人都找不到詞來形容了。
齊家貞這本書內容很豐富。這裡我只談一個問題：思想改造的問題，即洗腦和反洗腦的問題。
1961年9月29日，年方二十的齊家貞因「現行反革命集團案」被捕入獄，和她同案被捕入獄的還有她的父親齊尊周。其實，這個「現行反革命集團案」本是子虛烏有，是公安局派密探設局，鼓動、引誘和編織出來的。這使我想起香港作家黃琉寫的長篇小說《逆黨》（香港田園書屋，1990年），寫的也是公安局派密探設局，把幾個身處下層、心懷不滿的年輕人構陷成「現行反革命集團」。
同樣是關在四川省第二監獄裡勞動改造，父親和女兒卻是兩個相反的典型，父親拒不認罪，決心在專政機關裡闖過「威武不能屈」的關口；女兒卻認罪，積極改造，爭取重新做人。父親是反洗腦的典型，女兒是被洗腦的典型。共產黨的洗腦術，為什麼在齊家貞這種人身上能獲得巨大成功，而在齊家貞父親這種人身上又碰壁了呢？
我先前寫過一本專門探究共產黨搞的思想改造即洗腦的書《人的馴化、躲避與反叛》，齊家貞這本書正好提供了一個案例。
首先，思想改造之所以能在很多人身上獲得成功，是因為它利用了一般人趨利避害的本能。這對於被監禁、被勞改的人來說尤其明顯。共產黨說得很清楚：抗拒改造死路一條，只有老老實實地接受改造才是唯一的出路。儘管在實際中，一個人老老實實接受改造也未必就被寬大處理，就能改善自己的處境，但要是你不接受改造則肯定不會有出路。齊家貞由於認罪並積極改造，結果是提前釋放，她的父親由於不認罪和抗拒改造，曾經被關進小號受更大的折磨，甚至在公安局已經明知他被卷進「反革命集團案」是冤枉的，但仍然不肯將他釋放，還硬讓他坐滿刑期。所以，一般人落到被監禁、被勞改的地步，多半是會選擇接受改造的。
但是，思想改造具有二重性，它是主動與被動的結合。一個人迫於外部壓力而說出違心的話，做出違心的事，但其內心並不認同，那就還不能算洗腦成功。成功的洗腦必須還要有被洗腦者的某種主動認同。象齊家貞，到後來自己都覺得自己確實有罪，被監禁、被勞改都是罪有應得，甚至在提前釋放出獄後，在和親朋好友的私下交談時都顯得很正統，以至於一位朋友要說：「家貞姐姐的話比省委書記還要進步。」可見是真的被洗腦了。那麼，齊家貞是怎樣被洗腦的呢？
在《古拉格群島》裡，索爾仁尼琴寫道：共產黨的政治迫害之所以對大多數人威力無敵，原因之一是，大多數人「沒有單獨的立場而缺乏進行鬥爭的精神支柱」。索爾仁尼琴說：「斯大林在布哈林們成為反對派之前就宣布他們是反對派，這就使他們失去了威力。」
齊家貞的情況正是如此，而且還有過之。20歲的齊家貞本來還不是「反革命」，只是對當時的社會有若干不滿，她的「反動思想」還處於朦朧狀態，不明確不成型，更談不上堅定。作為紅旗下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由於黨國多年的灌輸教育，齊家貞滿腦子還是黨國偉大、光榮、正確的神話，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毫無概念，「無罪推定」更是聞所未聞。這樣，當黨國宣布她是罪犯是反革命，齊家貞首先想到的不是抗議，甚至也不是為自己辯護，而是懷疑自己錯了，認為自己果然是罪犯是反革命。
在壓力下，不少被壓迫者都會產生向壓迫者認同的願望。正因為齊家貞本來還是認同共產黨的，起碼是不曾明確地反對共產黨，因此，她在共產黨的壓力下就會進一步順從共產黨。一般人只知道壓迫會導致反抗，他們不知道壓迫也會強化忠誠。洗腦就是運用壓力去強化人們的忠誠。這種忠誠可以被強化到如此地步，以至於一個人可以極為痛苦而又相當真誠地承認自己有罪，甚至會承認自己犯下了自己實際上從未犯過的罪行。
齊家貞寫道：「當一個政權把你教育得使你不會對它的正確性有任何懷疑的可能時，你便開始懷疑起你自己。你被抓了，你根本沒有想過抓錯了，而是竭盡全力從心的角角落落翻出'反動思想'，從生活的飲食起居各個方面搜尋出'犯罪的事實'，以證明他們把你抓對了。老百姓看見公安局逮捕了我，認為我是個反革命，我自己和他們想的一樣，也認為自己被抓了，所以我是反革命。」
在封閉的環境之內，在政權的高壓之下，一個人很容易感到自己的渺小以及精神上的徹底孤立，從而也就很容易對真正的自我失去信任，失去把握。別人給你強加的那些罪名，正好起到了心理學上的暗示作用，於是你發現你果然象批判者所說的那樣反動，越想越象，越象越想，最終精神的自我防衛徹底崩潰。你豈止是有了犯罪感，而且會覺得自己罪孽深重。到了這時候，要讓你恢復自信，相信自己是個好人，恐怕還不容易了呢。
就這樣，再加上自覺不自覺的趨利避害本能，齊家貞低頭認罪，積極改造，成了被洗腦的典型。那麼，齊家貞的父親呢？齊家貞的父親為什麼能抗拒洗腦，成為反洗腦的典型呢？且聽下回分解。
（未完待續）
在《再版前言》裡，齊家貞引用了雨果《悲慘世界》序言：「只要因法律和習俗所造成的社會壓迫還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時期人為地把人間變成地獄並使人類與生俱來的幸運遭受不可避免的災禍；只要本世紀的三個問題——貧窮使男子潦倒，飢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還得不到解決；只要在某些地區還可能發生社會的毒害，換句話說，同時也是從更廣的意義來說，只要這世界上還有愚昧和困苦，那麼，和本書同一性質的作品都不會是無益的。」
依我之見，雨果誠然是大文豪，但是他這段話引到齊家貞這本書前，卻顯得太輕了。雨果筆下的悲慘世界，哪裡有我們生活過的世界悲慘？西方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家們，還有魯迅，他們頂多見識了第八層地獄，就把最高級的形容詞都用完了，害得我們領教過第十八層地獄的人都找不到詞來形容了。
齊家貞這本書內容很豐富。這裡我只談一個問題：思想改造的問題，即洗腦和反洗腦的問題。
1961年9月29日，年方二十的齊家貞因「現行反革命集團案」被捕入獄，和她同案被捕入獄的還有她的父親齊尊周。其實，這個「現行反革命集團案」本是子虛烏有，是公安局派密探設局，鼓動、引誘和編織出來的。這使我想起香港作家黃琉寫的長篇小說《逆黨》（香港田園書屋，1990年），寫的也是公安局派密探設局，把幾個身處下層、心懷不滿的年輕人構陷成「現行反革命集團」。
同樣是關在四川省第二監獄裡勞動改造，父親和女兒卻是兩個相反的典型，父親拒不認罪，決心在專政機關裡闖過「威武不能屈」的關口；女兒卻認罪，積極改造，爭取重新做人。父親是反洗腦的典型，女兒是被洗腦的典型。共產黨的洗腦術，為什麼在齊家貞這種人身上能獲得巨大成功，而在齊家貞父親這種人身上又碰壁了呢？
我先前寫過一本專門探究共產黨搞的思想改造即洗腦的書《人的馴化、躲避與反叛》，齊家貞這本書正好提供了一個案例。
首先，思想改造之所以能在很多人身上獲得成功，是因為它利用了一般人趨利避害的本能。這對於被監禁、被勞改的人來說尤其明顯。共產黨說得很清楚：抗拒改造死路一條，只有老老實實地接受改造才是唯一的出路。儘管在實際中，一個人老老實實接受改造也未必就被寬大處理，就能改善自己的處境，但要是你不接受改造則肯定不會有出路。齊家貞由於認罪並積極改造，結果是提前釋放，她的父親由於不認罪和抗拒改造，曾經被關進小號受更大的折磨，甚至在公安局已經明知他被卷進「反革命集團案」是冤枉的，但仍然不肯將他釋放，還硬讓他坐滿刑期。所以，一般人落到被監禁、被勞改的地步，多半是會選擇接受改造的。
但是，思想改造具有二重性，它是主動與被動的結合。一個人迫於外部壓力而說出違心的話，做出違心的事，但其內心並不認同，那就還不能算洗腦成功。成功的洗腦必須還要有被洗腦者的某種主動認同。象齊家貞，到後來自己都覺得自己確實有罪，被監禁、被勞改都是罪有應得，甚至在提前釋放出獄後，在和親朋好友的私下交談時都顯得很正統，以至於一位朋友要說：「家貞姐姐的話比省委書記還要進步。」可見是真的被洗腦了。那麼，齊家貞是怎樣被洗腦的呢？
在《古拉格群島》裡，索爾仁尼琴寫道：共產黨的政治迫害之所以對大多數人威力無敵，原因之一是，大多數人「沒有單獨的立場而缺乏進行鬥爭的精神支柱」。索爾仁尼琴說：「斯大林在布哈林們成為反對派之前就宣布他們是反對派，這就使他們失去了威力。」
齊家貞的情況正是如此，而且還有過之。20歲的齊家貞本來還不是「反革命」，只是對當時的社會有若干不滿，她的「反動思想」還處於朦朧狀態，不明確不成型，更談不上堅定。作為紅旗下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由於黨國多年的灌輸教育，齊家貞滿腦子還是黨國偉大、光榮、正確的神話，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毫無概念，「無罪推定」更是聞所未聞。這樣，當黨國宣布她是罪犯是反革命，齊家貞首先想到的不是抗議，甚至也不是為自己辯護，而是懷疑自己錯了，認為自己果然是罪犯是反革命。
在壓力下，不少被壓迫者都會產生向壓迫者認同的願望。正因為齊家貞本來還是認同共產黨的，起碼是不曾明確地反對共產黨，因此，她在共產黨的壓力下就會進一步順從共產黨。一般人只知道壓迫會導致反抗，他們不知道壓迫也會強化忠誠。洗腦就是運用壓力去強化人們的忠誠。這種忠誠可以被強化到如此地步，以至於一個人可以極為痛苦而又相當真誠地承認自己有罪，甚至會承認自己犯下了自己實際上從未犯過的罪行。
齊家貞寫道：「當一個政權把你教育得使你不會對它的正確性有任何懷疑的可能時，你便開始懷疑起你自己。你被抓了，你根本沒有想過抓錯了，而是竭盡全力從心的角角落落翻出'反動思想'，從生活的飲食起居各個方面搜尋出'犯罪的事實'，以證明他們把你抓對了。老百姓看見公安局逮捕了我，認為我是個反革命，我自己和他們想的一樣，也認為自己被抓了，所以我是反革命。」
在封閉的環境之內，在政權的高壓之下，一個人很容易感到自己的渺小以及精神上的徹底孤立，從而也就很容易對真正的自我失去信任，失去把握。別人給你強加的那些罪名，正好起到了心理學上的暗示作用，於是你發現你果然象批判者所說的那樣反動，越想越象，越象越想，最終精神的自我防衛徹底崩潰。你豈止是有了犯罪感，而且會覺得自己罪孽深重。到了這時候，要讓你恢復自信，相信自己是個好人，恐怕還不容易了呢。
就這樣，再加上自覺不自覺的趨利避害本能，齊家貞低頭認罪，積極改造，成了被洗腦的典型。那麼，齊家貞的父親呢？齊家貞的父親為什麼能抗拒洗腦，成為反洗腦的典型呢？且聽下回分解。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