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都有人死去。
2016年8月21日，山東臨沂，18歲的姑娘徐玉玉，死在了醫院裡。本來，9月1日，她將到南京郵電大學報導，成為一名大學生。
她的死因比較特殊。
徐玉玉的家境比較貧寒，拿到大學通知書後，8000元的學費成了家裡的一個巨大負擔。8月18日，在向親戚借了一部分之後，父親徐連彬終於湊夠了1萬元，並打到了學校指定的銀行卡，等著學校劃轉學費。
第二天，騙子的電話打來了。不設防的徐玉玉，按騙子的「指示」將9900元轉到了指定賬戶。就這樣，好不容湊來的學費瞬間丟了。她先是大哭，然後拉著父親去派出所報了案。
走出派出所，坐上父親的三輪車幾分鐘後，她被父親發現「身體發軟」了。然後，她被送到了醫院，然後，21日那天死在了醫院。
22日，徐玉玉已經收拾好的去大學報到的行囊，陪著她一起被帶到了火葬場。
每個人，距離火葬場都只有一步之遙，但徐玉玉的離去讓人太難以接受。貧家的孩子，努力學習，即將進入大學，開始改變命運的人生旅途，卻因為不小心丟掉了這場旅途的「車票」而被這個世界「淘汰」，這無法讓人不同情。
貧窮從來不值得美化。一個悲傷的事情，往往會引發一個更悲傷的事情。假如徐玉玉家不是生在貧窮到令人悲傷的家庭，失去9900元就不是一個多麼悲傷的事情，也就不會引發因為「丟了錢」而又「丟了命」的悲劇。
當此之際，很多人在譴責騙子喪盡天良。但我覺得這樣的譴責意義不大，騙子在決定騙人的那一刻，就不再考慮「良知」。倒是，徐玉玉的資訊能夠被精準地掌握，說明騙局的背後一定有一個精密的鏈條。鏈條上，一系列的幫凶，聯手編織了這個社會兇險的一面。即便抓到鏈條上的所有人，也不會有一個人為徐玉玉「償命」——似乎，怪只怪，18歲的孩子，對社會的兇險太不了解。
一個孩子長大的過程，就是面對一系列兇險的過程。
相對於徐玉玉，魏則西遭遇兇險的時間略晚一些。他遭遇不幸的時候，已經是一個大學生。
魏則西死於2016年4月12日，在此之前，他患上了一種絕症。通過網路搜索，他進入了一家醫院，並發現這家醫院曾經被央視「正面報導」。醫生稱有來自斯坦福的先進技術可以治癒魏則西的病，然後，魏家在這家醫院花費了20多萬元。
後來的結果我們都知道了。魏則西沒有被治癒，他在知乎上表達了他體會到了「人性最大的惡」。情況就是這麼個情況：一個癌症患者，在死亡之前，被莆田系醫院「補上一刀」，也是一個悲劇引發另一個悲劇的故事。
魏則西比徐玉玉大4歲，他比徐玉玉多過了幾年大學時光。他的大學時光，儘管伴隨著病痛，但他還是應該比徐玉玉曾經多了一些夢想。
如果沒有患病，今年夏天，魏則西應該已經大學畢業，開始獨自闖蕩社會。
魏則西沒機會闖蕩的社會，雷洋替他闖蕩了。雷洋比徐玉玉和魏則西都幸運，看他的履歷，幾乎可以看作是一個底層孩子的完美奮鬥歷程。
2005年，雷洋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那一年他18歲，是徐玉玉今年的年齡。他沒有遭遇騙子，順利地在中國人民大學讀了7年。
2012年，也就是魏則西考上大學的那一年，雷洋這個來自湖南澧縣的年輕人從中國人民大學拿到了碩士學位。在家人眼裡，在親朋眼裡，他一定是一個值得驕傲的孩子，也一定是一個「成功者」。
他一切順利，留在北京，有一份體面的工作，他幾乎已經就要攀登到精英階層了。但如今看來，這所謂的成功的人生攀登，像是一個夢幻。
2016年5月7日晚，雷洋的「攀登」戛然而止。29歲的他，意外地遭遇了一場兇險，以一種令人震驚的方式死在了北京。他的死引發了輿論巨大的關注，但你知道，無論多麼大的輿論，都會被新的輿論覆蓋和沖淡。
2016年8月14日，32歲的劉伶利不幸因病去世，也掀起了一波輿論。這個32歲的年輕人，出身於貧寒之家，之前也是通過讀書改變了「命運」，成了蘭州交通大學博文學院的一名教師。
但癌症讓她與魏則西一樣，體會到了「人性最大的惡」。她不僅沒有得到學校應有的關懷，反而因為生病「曠工」，被學校開除。儘管法院認定開除無效，要求學校恢復劉伶利的勞動關係，但學校拒不執行。
簽發「開除決定」的蘭州交大博文學院的院長陳玲，當然也暴露出了「人性最大的惡」。對她的口誅筆伐，自然是紛至遝來。在輿論的壓力而不是法律的威懾之下，學校與已經死去的劉伶利恢復了勞動關係，並表達了「誠摯的歉意」。
儘管已有人把「教育家」陳玲的真面目挖掘清楚，但我還是不願意把這個故事的癥結歸結於她是一個惡人。人性的惡，存在於我們每個人的身體裡和潛意識裡。一旦有機會作惡，很多人可能都把持不住，關鍵要看作惡的成本又多大。陳玲之前一定相信，做一個惡人的收益更大，所以不僅藐視劉伶利，而且藐視法律。
如果法院已經判了恢復勞動關係，學校拒不執行也不受什麼懲罰，談人性有多麼惡，不如談法律有多麼兒戲；在法律是廢紙的時候，我願意「原諒」陳玲的惡劣。如果醫院騙絕症患者的錢在這個社會上一路綠燈，你去譴責醫院良心大大地壞其實就是扯淡；在「在位者」對這一切熟視無睹的時候，我願意「原諒」莆田系。如果一個人被認為嫖娼就可以任意地毆打，那麼給我這樣惡權力我估計也把持不住作惡；當暴力不被有效約束的時候，我只能試著「理解」暴力。
總之，情況就是這麼個情況，在「這麼個情況」下，發生一些不該發生的悲劇，幾乎是順理成章的。既然如此，譴責人性的惡幾乎等同於什麼也沒有譴責。
每天都有人死去，明天也不會例外。
2016年，有4個年輕人的死被輿論關注並終將被輿論遺忘。他們分別死在18歲，22歲，29歲，32歲，兩男兩女，他們互不相干，又有著某種隱祕的關聯。
顯然，我應該留一個「光明」的結尾：此刻，能夠靜靜地讀這4個年輕人的故事，說明你還是「倖存者」——你應該為此慶幸，並自我安慰這就是幸福，從而把每一天當成「美好的一天」認真對待。
──轉自《微信號》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2016年8月21日，山東臨沂，18歲的姑娘徐玉玉，死在了醫院裡。本來，9月1日，她將到南京郵電大學報導，成為一名大學生。
她的死因比較特殊。
徐玉玉的家境比較貧寒，拿到大學通知書後，8000元的學費成了家裡的一個巨大負擔。8月18日，在向親戚借了一部分之後，父親徐連彬終於湊夠了1萬元，並打到了學校指定的銀行卡，等著學校劃轉學費。
第二天，騙子的電話打來了。不設防的徐玉玉，按騙子的「指示」將9900元轉到了指定賬戶。就這樣，好不容湊來的學費瞬間丟了。她先是大哭，然後拉著父親去派出所報了案。
走出派出所，坐上父親的三輪車幾分鐘後，她被父親發現「身體發軟」了。然後，她被送到了醫院，然後，21日那天死在了醫院。
22日，徐玉玉已經收拾好的去大學報到的行囊，陪著她一起被帶到了火葬場。
每個人，距離火葬場都只有一步之遙，但徐玉玉的離去讓人太難以接受。貧家的孩子，努力學習，即將進入大學，開始改變命運的人生旅途，卻因為不小心丟掉了這場旅途的「車票」而被這個世界「淘汰」，這無法讓人不同情。
貧窮從來不值得美化。一個悲傷的事情，往往會引發一個更悲傷的事情。假如徐玉玉家不是生在貧窮到令人悲傷的家庭，失去9900元就不是一個多麼悲傷的事情，也就不會引發因為「丟了錢」而又「丟了命」的悲劇。
當此之際，很多人在譴責騙子喪盡天良。但我覺得這樣的譴責意義不大，騙子在決定騙人的那一刻，就不再考慮「良知」。倒是，徐玉玉的資訊能夠被精準地掌握，說明騙局的背後一定有一個精密的鏈條。鏈條上，一系列的幫凶，聯手編織了這個社會兇險的一面。即便抓到鏈條上的所有人，也不會有一個人為徐玉玉「償命」——似乎，怪只怪，18歲的孩子，對社會的兇險太不了解。
一個孩子長大的過程，就是面對一系列兇險的過程。
相對於徐玉玉，魏則西遭遇兇險的時間略晚一些。他遭遇不幸的時候，已經是一個大學生。
魏則西死於2016年4月12日，在此之前，他患上了一種絕症。通過網路搜索，他進入了一家醫院，並發現這家醫院曾經被央視「正面報導」。醫生稱有來自斯坦福的先進技術可以治癒魏則西的病，然後，魏家在這家醫院花費了20多萬元。
後來的結果我們都知道了。魏則西沒有被治癒，他在知乎上表達了他體會到了「人性最大的惡」。情況就是這麼個情況：一個癌症患者，在死亡之前，被莆田系醫院「補上一刀」，也是一個悲劇引發另一個悲劇的故事。
魏則西比徐玉玉大4歲，他比徐玉玉多過了幾年大學時光。他的大學時光，儘管伴隨著病痛，但他還是應該比徐玉玉曾經多了一些夢想。
如果沒有患病，今年夏天，魏則西應該已經大學畢業，開始獨自闖蕩社會。
魏則西沒機會闖蕩的社會，雷洋替他闖蕩了。雷洋比徐玉玉和魏則西都幸運，看他的履歷，幾乎可以看作是一個底層孩子的完美奮鬥歷程。
2005年，雷洋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那一年他18歲，是徐玉玉今年的年齡。他沒有遭遇騙子，順利地在中國人民大學讀了7年。
2012年，也就是魏則西考上大學的那一年，雷洋這個來自湖南澧縣的年輕人從中國人民大學拿到了碩士學位。在家人眼裡，在親朋眼裡，他一定是一個值得驕傲的孩子，也一定是一個「成功者」。
他一切順利，留在北京，有一份體面的工作，他幾乎已經就要攀登到精英階層了。但如今看來，這所謂的成功的人生攀登，像是一個夢幻。
2016年5月7日晚，雷洋的「攀登」戛然而止。29歲的他，意外地遭遇了一場兇險，以一種令人震驚的方式死在了北京。他的死引發了輿論巨大的關注，但你知道，無論多麼大的輿論，都會被新的輿論覆蓋和沖淡。
2016年8月14日，32歲的劉伶利不幸因病去世，也掀起了一波輿論。這個32歲的年輕人，出身於貧寒之家，之前也是通過讀書改變了「命運」，成了蘭州交通大學博文學院的一名教師。
但癌症讓她與魏則西一樣，體會到了「人性最大的惡」。她不僅沒有得到學校應有的關懷，反而因為生病「曠工」，被學校開除。儘管法院認定開除無效，要求學校恢復劉伶利的勞動關係，但學校拒不執行。
簽發「開除決定」的蘭州交大博文學院的院長陳玲，當然也暴露出了「人性最大的惡」。對她的口誅筆伐，自然是紛至遝來。在輿論的壓力而不是法律的威懾之下，學校與已經死去的劉伶利恢復了勞動關係，並表達了「誠摯的歉意」。
儘管已有人把「教育家」陳玲的真面目挖掘清楚，但我還是不願意把這個故事的癥結歸結於她是一個惡人。人性的惡，存在於我們每個人的身體裡和潛意識裡。一旦有機會作惡，很多人可能都把持不住，關鍵要看作惡的成本又多大。陳玲之前一定相信，做一個惡人的收益更大，所以不僅藐視劉伶利，而且藐視法律。
如果法院已經判了恢復勞動關係，學校拒不執行也不受什麼懲罰，談人性有多麼惡，不如談法律有多麼兒戲；在法律是廢紙的時候，我願意「原諒」陳玲的惡劣。如果醫院騙絕症患者的錢在這個社會上一路綠燈，你去譴責醫院良心大大地壞其實就是扯淡；在「在位者」對這一切熟視無睹的時候，我願意「原諒」莆田系。如果一個人被認為嫖娼就可以任意地毆打，那麼給我這樣惡權力我估計也把持不住作惡；當暴力不被有效約束的時候，我只能試著「理解」暴力。
總之，情況就是這麼個情況，在「這麼個情況」下，發生一些不該發生的悲劇，幾乎是順理成章的。既然如此，譴責人性的惡幾乎等同於什麼也沒有譴責。
每天都有人死去，明天也不會例外。
2016年，有4個年輕人的死被輿論關注並終將被輿論遺忘。他們分別死在18歲，22歲，29歲，32歲，兩男兩女，他們互不相干，又有著某種隱祕的關聯。
顯然，我應該留一個「光明」的結尾：此刻，能夠靜靜地讀這4個年輕人的故事，說明你還是「倖存者」——你應該為此慶幸，並自我安慰這就是幸福，從而把每一天當成「美好的一天」認真對待。
──轉自《微信號》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