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58年發動「大躍進」運動以後，中國出現了一場前後延續四五年之久的大飢荒，令神州大地生靈塗炭，超過四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中共在1980年代以前將大飢荒歸咎於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後改稱為「三年困難時期」。歷史記錄顯示，實際上那三年風調雨順，大規模嚴重的洪水、乾旱等自然災害一次也沒有發生。大飢荒完全是中共造成的徹底的「人禍」。
曾在1959年擔任毛澤東兼職祕書的李銳評述道：「高舉『三面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國民經濟大破壞，餓死成千萬人，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
荷蘭歷史專家馮克（Frank Dikotter）表示，強迫、恐怖和系統的暴力是「大躍進」的根本，「大躍進」是人類歷史上有動機的最致命的大規模屠殺之一；「大躍進」飢荒可與古拉格群島和納粹大屠殺並列為20世紀三大人類災難。
由學者宋永毅主編，哈佛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國大躍進——大飢荒資料庫(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檔案資料，二千多萬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內部檔案。宋永毅在總導言中表示，大飢荒的本質，是中共對中國農民進行的一場「糧食戰爭」。
上接：中共封鎖大飢荒消息剝奪農民求生權
1950年代「大躍進」運動開展後，河南省信陽地區浮誇盛行，伴隨人民公社運動，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出現大面積飢荒。信陽地區從發生缺糧現象到大批餓死人，前後持續半年之久。從中共中央著手調查到災情完全暴露又拖延了半年。整個事件最終成為大飢荒時期典型的地方飢荒事例。據河南信陽地方1961年呈報中共中央報告顯示，該事件至少造成100萬人非正常死亡。
時任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回憶說：「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
前新華社記者楊繼繩調查發現，不僅是信陽，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也是全國餓死人最多的一年。但在這期間，全國庫存糧食最高達到887.03億斤。最多就是1959年11月初糧食達到887.03億斤，最少也是319.1億斤，這是1960年5月份。1960年4月是春荒最嚴重的時候，糧食庫存是403.5億斤。它這是貿易糧，貿易糧變成原糧乘以1.5和1.2，就是原糧487億斤。如果拿一半出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
1960年6月3日這一天是最青黃不接，餓死人的時候，1962年8月25日中共糧食部計畫司的統計資料顯示，當時全國糧食庫存是301.48億斤，其中，北京有2.3億斤、天津1.15億斤、上海2.53億斤、湖北8.26億斤、山西8.16億斤，各省都有。而信陽所在的河南省，當時至少有25.07億斤糧食庫存；在信陽附近的湖北省，還有13.22億斤的糧食庫存。如果開倉放糧，僅動用這兩個省的糧食庫存，800萬信陽人每人可以得到500多斤的糧食，還是貿易糧，根本不會餓死人。
原河南省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的祕書余德鴻證實，當時上面確實不准開倉放糧。他告訴美國之音記者說：「我們當時整個地區還有11億斤，那是國庫的糧食，是不能動的。當時執行也不行，不執行這個命令也不行。當時上面的政策很緊，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都非常著急，但誰也不敢開倉，沒有糧食你急也沒辦法。樹皮草根都挖完吃完了，食堂停火餓死人，哪個社都有餓死人的。那不光是門口有人餓死，沒糧食吃就全身浮腫，走著走著一栽就死了。」
1960年1月份，大批農民正在餓死的時候，中共當局不但沒有開倉放糧，反而刻意增加糧食庫存。
中共中央糧食部在一份報告中說，糧食徵購從1959年夏糧登場的時候計算起，到1959年12月份已經收得1,142億斤貿易糧，比中央批准的1,075億斤還超過了6%。按糧食秋季計算，到1959年12月25日，已收糧1,016億斤，完成94%，加上60年的夏糧，肯定可以超額完成計畫。預計1959年到60年糧食年度收購1,200億斤糧食完全是可能的。中共中央，不知道是鄧小平還是毛澤東，在批轉這個報告時說，中央認為，在今後糧食生產繼續躍進的基礎上，逐漸增加國家糧食儲備，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2011年於中共黨媒人民網刊文《「大躍進」後為什麼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文章承認，「大躍進」以後，全國大飢荒，餓死了幾千萬人。餓死這麼多人，為什麼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這是因為，國家採取了嚴密而嚴厲的社會控制措施。「大躍進」時期安徽餓死了那麼多人，同不斷進行以「鎮壓反革命」為名而野蠻進行社會控制，密切有關。
文章以安徽省為例，1950年代初的「鎮反」運動，安徽共逮捕各類反革命分子110,164人，其中判處死刑的32,876人，死緩2,328人，有期徒刑49,332人。當時安徽只有2700萬人，逮捕、處死這麼多人，引起的震懾作用是可想而知的。用「鎮反」運動的手段推動政治運動的開展，從此就成了中共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模式，儘管名稱不一定叫「鎮壓反革命運動」，但是實質是一樣的。
「大躍進」時期對社會進行控制的第二個手段，就是對那些出身好的農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躍進」、抵制共產風、抵制吃食堂等等行為，給他們戴上「新生的反革命」和「壞分子」帽子。到1958年底，安徽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擴張到71萬多人。這些被打入另冊的人，在農村任人宰割，也是餓死最多的群體。到1979年為全部「四類分子」摘帽時，安徽隻剩下29萬多「四類分子」，這就意味著死了42萬「四類分子」。絕大多數是在「大躍進」時期被整死、餓死的。
由於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後，農民收入大量減少，吃不飽飯，為了生存，不得不偷盜、哄搶，那種「農民就是餓死也不偷不搶」的說法，完全是神話。1957年4月2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公安部《關於當前社會治安的情況報告》說：「本年1、2兩個月，我省無為、肥西、宿縣、蒙城、樅陽等縣，先後發生群眾性鬧事89起，哄搶糧食事件271起，參與群眾4.5萬人，搶去糧食599,654斤，柴草39.2萬斤，被打幹部169人。」
據統計，從1955年至1961年5年多時間，發生20人以上大的群眾性哄搶糧食事件就1,300多起，可以用此起彼伏來形容，其中有30多人為此被判處死刑，而且都是普通農民。
尹曙生在文章中分析，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安徽省沒有發生一起群眾性哄搶糧食事件；這就充分證明，農業集體化，公社化弄得民不聊生，群眾餓得沒有辦法，才會哄搶糧食。
因搶糧而被槍斃，並沒有阻止人們的反抗。1956年8月至1957年3月，安徽發生暴亂16起，有3,000多農民參加，公開反對農業合作化，反對統購統銷政策，以縣、鄉政府為主要攻擊對像。暴亂少則十幾人，多則幾百人、上千人。1957年2月22日，肥西、舒城兩縣接壤地發生暴亂，參與者400多人，99%是農民。暴亂者提出的口號是「要飯吃，要土地」，「現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兩縣公安干警和省公安廳派去的武裝民警，將其包圍，發生槍戰，當場打死49人，抓獲34人，投案自首者10人，為首的農民程千發自殺，其餘的人逃跑外地。
文章還記載，安徽省當時有近幾十萬農民在飢餓死亡面前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飢，而被公安機關等暴力武裝機關抓回打成「反、壞分子」。
在餓死20餘萬人的安徽無為縣，1960年由原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黃立眾看到眾多鄉親被餓死組織而組建了「中國勞動黨」，並針對當地幹部衣食無憂卻大肆搜刮農民活命口糧的情況制定了《懲治官僚主義腐敗分子臨時條例》，暴動準備在1961年新年期間發動，後被中共兩個連的部隊剿滅。黃立眾1956年考入北大，因說了農村餓死人的實話，被校長陸平開除。
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記錄，1960年6月，貴州省江口縣農民大量餓死；全縣不足10萬人餓死了4萬人。在死亡線上掙扎的農民起來暴動。帶頭人當中有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因為他們家裡的孩子也餓死了。手無寸鐵的農民很快被現代武裝的軍隊平息。
學者宋永毅編撰的《中國大躍進——大飢荒資料庫》根據中共公安部的一個絕密報告披露，僅1957年就有過數百起中國農民因飢餓要飯吃而發生的所謂「叛亂」，遭到中共正規軍隊使用機關鎗進行武裝鎮壓。 （未完待續）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曾在1959年擔任毛澤東兼職祕書的李銳評述道：「高舉『三面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國民經濟大破壞，餓死成千萬人，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
荷蘭歷史專家馮克（Frank Dikotter）表示，強迫、恐怖和系統的暴力是「大躍進」的根本，「大躍進」是人類歷史上有動機的最致命的大規模屠殺之一；「大躍進」飢荒可與古拉格群島和納粹大屠殺並列為20世紀三大人類災難。
由學者宋永毅主編，哈佛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國大躍進——大飢荒資料庫(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檔案資料，二千多萬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內部檔案。宋永毅在總導言中表示，大飢荒的本質，是中共對中國農民進行的一場「糧食戰爭」。
上接：中共封鎖大飢荒消息剝奪農民求生權
十五、中共當局禁止開倉放糧
1950年代「大躍進」運動開展後，河南省信陽地區浮誇盛行，伴隨人民公社運動，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出現大面積飢荒。信陽地區從發生缺糧現象到大批餓死人，前後持續半年之久。從中共中央著手調查到災情完全暴露又拖延了半年。整個事件最終成為大飢荒時期典型的地方飢荒事例。據河南信陽地方1961年呈報中共中央報告顯示，該事件至少造成100萬人非正常死亡。
時任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回憶說：「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
前新華社記者楊繼繩調查發現，不僅是信陽，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也是全國餓死人最多的一年。但在這期間，全國庫存糧食最高達到887.03億斤。最多就是1959年11月初糧食達到887.03億斤，最少也是319.1億斤，這是1960年5月份。1960年4月是春荒最嚴重的時候，糧食庫存是403.5億斤。它這是貿易糧，貿易糧變成原糧乘以1.5和1.2，就是原糧487億斤。如果拿一半出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
1960年6月3日這一天是最青黃不接，餓死人的時候，1962年8月25日中共糧食部計畫司的統計資料顯示，當時全國糧食庫存是301.48億斤，其中，北京有2.3億斤、天津1.15億斤、上海2.53億斤、湖北8.26億斤、山西8.16億斤，各省都有。而信陽所在的河南省，當時至少有25.07億斤糧食庫存；在信陽附近的湖北省，還有13.22億斤的糧食庫存。如果開倉放糧，僅動用這兩個省的糧食庫存，800萬信陽人每人可以得到500多斤的糧食，還是貿易糧，根本不會餓死人。
原河南省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的祕書余德鴻證實，當時上面確實不准開倉放糧。他告訴美國之音記者說：「我們當時整個地區還有11億斤，那是國庫的糧食，是不能動的。當時執行也不行，不執行這個命令也不行。當時上面的政策很緊，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都非常著急，但誰也不敢開倉，沒有糧食你急也沒辦法。樹皮草根都挖完吃完了，食堂停火餓死人，哪個社都有餓死人的。那不光是門口有人餓死，沒糧食吃就全身浮腫，走著走著一栽就死了。」
1960年1月份，大批農民正在餓死的時候，中共當局不但沒有開倉放糧，反而刻意增加糧食庫存。
中共中央糧食部在一份報告中說，糧食徵購從1959年夏糧登場的時候計算起，到1959年12月份已經收得1,142億斤貿易糧，比中央批准的1,075億斤還超過了6%。按糧食秋季計算，到1959年12月25日，已收糧1,016億斤，完成94%，加上60年的夏糧，肯定可以超額完成計畫。預計1959年到60年糧食年度收購1,200億斤糧食完全是可能的。中共中央，不知道是鄧小平還是毛澤東，在批轉這個報告時說，中央認為，在今後糧食生產繼續躍進的基礎上，逐漸增加國家糧食儲備，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十六、中共武裝暴力鎮壓飢民
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2011年於中共黨媒人民網刊文《「大躍進」後為什麼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文章承認，「大躍進」以後，全國大飢荒，餓死了幾千萬人。餓死這麼多人，為什麼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這是因為，國家採取了嚴密而嚴厲的社會控制措施。「大躍進」時期安徽餓死了那麼多人，同不斷進行以「鎮壓反革命」為名而野蠻進行社會控制，密切有關。
文章以安徽省為例，1950年代初的「鎮反」運動，安徽共逮捕各類反革命分子110,164人，其中判處死刑的32,876人，死緩2,328人，有期徒刑49,332人。當時安徽只有2700萬人，逮捕、處死這麼多人，引起的震懾作用是可想而知的。用「鎮反」運動的手段推動政治運動的開展，從此就成了中共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模式，儘管名稱不一定叫「鎮壓反革命運動」，但是實質是一樣的。
「大躍進」時期對社會進行控制的第二個手段，就是對那些出身好的農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躍進」、抵制共產風、抵制吃食堂等等行為，給他們戴上「新生的反革命」和「壞分子」帽子。到1958年底，安徽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擴張到71萬多人。這些被打入另冊的人，在農村任人宰割，也是餓死最多的群體。到1979年為全部「四類分子」摘帽時，安徽隻剩下29萬多「四類分子」，這就意味著死了42萬「四類分子」。絕大多數是在「大躍進」時期被整死、餓死的。
由於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後，農民收入大量減少，吃不飽飯，為了生存，不得不偷盜、哄搶，那種「農民就是餓死也不偷不搶」的說法，完全是神話。1957年4月2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公安部《關於當前社會治安的情況報告》說：「本年1、2兩個月，我省無為、肥西、宿縣、蒙城、樅陽等縣，先後發生群眾性鬧事89起，哄搶糧食事件271起，參與群眾4.5萬人，搶去糧食599,654斤，柴草39.2萬斤，被打幹部169人。」
據統計，從1955年至1961年5年多時間，發生20人以上大的群眾性哄搶糧食事件就1,300多起，可以用此起彼伏來形容，其中有30多人為此被判處死刑，而且都是普通農民。
尹曙生在文章中分析，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安徽省沒有發生一起群眾性哄搶糧食事件；這就充分證明，農業集體化，公社化弄得民不聊生，群眾餓得沒有辦法，才會哄搶糧食。
因搶糧而被槍斃，並沒有阻止人們的反抗。1956年8月至1957年3月，安徽發生暴亂16起，有3,000多農民參加，公開反對農業合作化，反對統購統銷政策，以縣、鄉政府為主要攻擊對像。暴亂少則十幾人，多則幾百人、上千人。1957年2月22日，肥西、舒城兩縣接壤地發生暴亂，參與者400多人，99%是農民。暴亂者提出的口號是「要飯吃，要土地」，「現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兩縣公安干警和省公安廳派去的武裝民警，將其包圍，發生槍戰，當場打死49人，抓獲34人，投案自首者10人，為首的農民程千發自殺，其餘的人逃跑外地。
文章還記載，安徽省當時有近幾十萬農民在飢餓死亡面前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飢，而被公安機關等暴力武裝機關抓回打成「反、壞分子」。
在餓死20餘萬人的安徽無為縣，1960年由原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黃立眾看到眾多鄉親被餓死組織而組建了「中國勞動黨」，並針對當地幹部衣食無憂卻大肆搜刮農民活命口糧的情況制定了《懲治官僚主義腐敗分子臨時條例》，暴動準備在1961年新年期間發動，後被中共兩個連的部隊剿滅。黃立眾1956年考入北大，因說了農村餓死人的實話，被校長陸平開除。
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記錄，1960年6月，貴州省江口縣農民大量餓死；全縣不足10萬人餓死了4萬人。在死亡線上掙扎的農民起來暴動。帶頭人當中有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因為他們家裡的孩子也餓死了。手無寸鐵的農民很快被現代武裝的軍隊平息。
學者宋永毅編撰的《中國大躍進——大飢荒資料庫》根據中共公安部的一個絕密報告披露，僅1957年就有過數百起中國農民因飢餓要飯吃而發生的所謂「叛亂」，遭到中共正規軍隊使用機關鎗進行武裝鎮壓。 （未完待續）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