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受難者名單
這是北京大學的文革受難者名單，總共六十三人。他們在文革中遭到迫害，被毆打、折磨致死，或者在遭到毆打和折磨後「自殺」（筆者加上引號，因為不認為這應該被稱為通常意義上的自殺）。本文以這六十三名受難者為中心展開敘述和分析。
北京大學文革受難者名單
姓名年齡性別 職務 所屬部門黨派死亡日期 死亡情況
汪 籛48男教授三級歷史系中共黨員1966-6-11服敵敵畏
張永信25男食堂出納漢中分校中共黨員1966-7-22自縊
董懷允39男講師教研室主任數學力學系中共黨員1966-7-28上吊
吳興華45男教授四級西語系群眾1966-8-3勞改時被逼喝污水中毒當晚死亡
吳素珍60女東門外溝沿八號居民附近居民群眾1966-8-22被北大附中紅‾兵打死
俞大絪61女教授二級西語系民盟1966-8-25服毒
陳彥榮37男工人科學院氣體廠群眾1966-8-27在北大附中被紅‾兵打死
無名氏老女被指為「地主婆」附近居民1966-8-27在北大附中被紅‾兵打死
孔海琨老男法律系職員孔繁蔭之父家屬群眾1966-8-29被人民大學附中紅‾兵打死
程賢策38男幹部十六級，中共總支書記中文系中共黨員1966-9-2服敵敵畏
楊明愛29男學生五年級經濟系共青團員1966-9-11上吊
瀋乃璋55男教授三級哲學系群眾1966-10-6服毒
劉長順40+男員工食堂管理員後勤部門群眾1966-11-8被「批鬥」而死
向 達66男教授二級歷史系群眾1966-11-20在勞改中不准治病尿毒症死亡
陳樹崢23男學生1964級中文系共青團員1966-11-21跳樓
瀋達力21女學生1962級中文系群眾1967-3-18服毒並投水
程 遠64女打字員西語系群眾1968-1-9自縊
蒙復地36男講師西語系群眾1968-3-27自縊
溫家駒20男中學生地質學院附中群眾1968-4-19被打死
李 原40男教員歷史系群眾1968-4-21被打重傷後縊死
殷文傑20+男學生無線電系群眾1968-4-27被亂槍刺死
王 厚50男食堂炊事員北大附中群眾1968-5-7投河
盧錫錕45男副教授化學系中共黨員1968-6-24服敵敵畏加自刎
林 芳41女職員，器材室副主任化學系群眾1968-7-16投湖
劉 瑋24男學生1961級地質地理系群眾1968-7-20被打死在四十樓
陳同度65男教授二級生物系群眾1968-8-28服毒
許世華48男講師，圖書館員圖書館系中共黨員1968-8-00投河
朱耆泉32男助教俄語系群眾1968-9-15跳樓
李 潔50女附中教務處職員北大附中群眾1968-9-00 在北大附中被打死
吳連勤24男學生1964級國際政治系共青團員1968-10-6上吊
饒毓泰77男教授一級物理系群眾1968-10-16上吊
崔雄昆49男中共黨委副書記教務長校辦中共黨員1968-10-17投湖
董鐵寶52男教授三級數學力學系群眾1968-10-18上吊
廖 瑩42男講師物理系群眾1968-10-21自刎
李大成32男助教生物系群眾1968-10-23跳樓
吳維能41男職員，校文革委員歷史系中共黨員1968-11-4投湖
錢榮佩57男採購員儀器廠群眾1968-11-7投河
龔維泰36男講師俄語系中共黨員1968-11-7用刀片割斷股動脈
張景昭49女講師六級數學力學系群眾1968-11-9服眠爾通自殺
陳永和33男講師十級數學力學系群眾1968-11-11跳樓
郭湘賢47男校醫院副院長校醫院中共黨員1968-11-16刀片割斷動脈後自縊
湯家翰38男講師東語系中共黨員1968-11-23自縊
劉 平23女學生1963級中文系共青團員1968-12-4服毒
何挹堂32男助教生物系中共黨員1968-12-6跳樓
李其琛34男教員地球物理系群眾1968-12-8跳樓
徐月如39女系辦公室主任西語系中共黨員1968-12-10上吊
劉有文32男助教無線電系中共黨員1968-12-17臥軌
翦伯讚71男教授一級，副校長歷史系中共黨員1968-12-19與妻子同服安眠藥自殺
戴淑婉68女家庭婦女，翦伯讚夫人
家屬群眾1968-12-19與丈夫同服安眠藥自殺
謝德斌54男食堂炊事員食堂群眾1968-12-00上吊
魏 璧75女經濟系周炳琳教授夫人家屬九三學社1969-2-17服安眠藥自殺
李人傑23男學生1963級化學系群眾1969-2-23上吊
嚴開偉男講師地球物理系1969-10-00在「審查」期間病死
李戈良男職員校醫院群眾1969-10-00服毒自殺
崔芝蘭68女教授生物系群眾1970-5-2被「批鬥」中病死
閻華堂60男教授三級體育教研組群眾1970-5-24肝病被從醫院叫回「鬥爭」勞改而死亡
王愛清32男職員物理系1970-8-11服敵敵畏
陳信德65男講師六級東語系臺盟1970-12-20死於監獄中
焦福聚51男工人事務科群眾1970-12-00服毒
姜肖管30+男實習員校醫院群眾1971-2-00自刎
劉長和44男實驗員化學系群眾1971-8-9服安眠藥自殺
周善豐28男助教漢中分校共青團員1973-5-12自刎
王重民72男教授二級圖書館系九三學社1975-4-16上吊
二 他們是怎麼死的？
所有的非自然死亡都是不幸，但是這六十三人的死亡特別悲慘。有五名受難者是作為「階級敵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陳彥榮是中國科學院氣體廠工人，七個孩子的父親。1966年8月27日傍晚，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紅衛兵到陳彥榮家中，說他是「富農」，抄了他的家，並把他和妻子劉萬才一起抓到北大附中校內。他們用銅頭皮帶、木棒和鐵條毒打陳彥榮、劉萬才夫婦。連續拷打幾個小時後，半夜一點左右，陳彥榮被打死。和陳彥榮一起被打死的，還有一名老年女人。目擊者說，她的屍體放在操場上時，有紅衛兵騎著抄家搶來的摩托車在屍體上輾來輾去。因為既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從哪裡來，在上文受難者人名表格中她被稱為「無名氏」。有被訪者指出，當時把她抓進北大附中拷打至死的紅衛兵，一定知道她是誰。希望他們中有人會良心發現，說出她的身份。
在打死陳彥榮和「無名氏」的五天前，北大附中紅衛兵還打死了六十歲的吳素珍，她和陳彥榮以及「無名氏」一樣，都是普通的小人物。即使在文革後，他們的被害也從未被媒體提及。孔海琨老人是在北大教工宿捨承澤園被打死的，他曾是國民黨軍人，孫女是人大附中高二學生。和孫女同班的紅衛兵前來抄家，刺破孔海琨的面頰，用鐵鏈把他吊在樹上打死。六十三名受難者中，孔海琨是唯一被外校來人害死的。北大附中職員李潔在1966年8月就在該校「勞改隊」中多次遭到毒打。紅衛兵曾經強迫她跪在一隻抽屜裡（不能移動），用通爐子的鐵條打她，幾乎把她打死。1968年，她再次在學校裡遭到毒打，這一次她被打死。海淀醫院的死亡證書說她的死因是「脾臟破裂」。
溫家駒、殷文傑和劉瑋三名學生的死亡分別發生在1968年4月19日、27日和7月20日。那時候，北大兩派的衝突發展到了使用長矛和大彈弓（用自行車內胎繃在雙層床架子上做成）的程度。擁護北大「文革委員會」的一派掌握較多人力物力。殷文傑和劉瑋是對立派的成員，被抓去打死。溫家駒是地質學院附中高三的學生，文革燒書禁書關閉圖書館，他因無書可看，偷偷爬進北大書庫看書被抓住，且被認為是對立派的成員，在生物小樓低溫實驗室被打死。
李原是歷史系教員，年輕時因貧困曾填表申請救濟金。解放前的那個救濟單位後被指控為「特務組織」，而他雖然沒有領到過救濟金，卻也被指控為「特務」。他死於北大辦公樓斜屋頂下的小間裡，死亡鑑定說是自縊。他的妻子始終不服，因為關他房間的屋頂低得人直不起腰，他不可能上吊自殺。他的屍體上傷痕纍纍，一定是被打死的。
除了被活活打死的人以外，在六十三名受難者中，大多數是「自殺」的。看起來是他們自己結束了生命，其實他們在死亡前受到了各種殘酷的毆打和虐待，那才是他們真正的死因。筆者在《文革受難者》一書前言中寫道：「導致他們殺死自己的原因不是因為清高和孤傲，而是那些『審查』方式的難以想像的下流和殘酷。這種『自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自殺，實際上是被文革謀殺。」①這個論點對北大的受難者來說尤其如此。
中文系黨總支書記程賢策是「自殺」者之一。1966年6月18日，北大發生了第一次大規模的集體性的對文革對像的暴力攻擊。學生用棍子打程賢策和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潔以及教授王力、吳組緗、王瑤等人，還把廁所的大便紙簍扣在他們頭上。7月底，程賢策進了「勞改隊」，和中文系其它「牛鬼蛇神」一起刷洗打掃學生宿捨三十二樓的廁所。有一天學生把他的頭髮中間剃出一個十字型的凹溝。8月24日，北大生物系和中國醫科大學預科班的一些學生紅衛兵來到程賢策和其連襟兩家合住的單元抄家，紅衛兵用軍用銅頭皮帶毒打程賢策及其連襟，還大聲咒罵說：「老子今天要是有槍就打死你們。」等學生走後，他們的衣服已經被打爛嵌進肉裡，黏連在血肉模糊的身體上脫不下來。還有一次，他被捲在一條草蓆中用棍子亂打。9月2日，程賢策帶了白酒和毒藥到香山樹林中自殺。
龔維泰是俄語系俄語語言教研室講師，在1968年「自殺」。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他被指控為「叛徒」，被關押在北大第一教室樓中。看管他的學生睡在床上，被看管的老師們睡在地板上。龔維泰被「鬥爭」過多次。1968年11月7日白天，龔維泰再次在俄語系全系大會上被「鬥爭」。他被坐「噴氣式」，即由兩個人在他身後反擰著他的胳膊，他低頭彎腰成九十度角，形狀如噴氣式飛機。系裡一位老師清楚記得，那天「鬥爭會」上龔維泰被「坐飛機」的時候，身後揪著他的學生，不但用手往後拉他的胳膊，還用腳往下踹他的肩膀。就在那天夜裡，龔維泰躺在地板上，在被子下面用刮臉刀片割斷股動脈，血流盡死亡。
魏璧是年齡最老的受難者之一，五十年代曾在北大華僑補習班教數學，住教工宿捨，丈夫在文革前去世。抄家時從她家裡拿走多個書箱，箱中還有她的冬衣。她的兒子因「反蘇言論」早已被「勞改」，女兒是協和醫院醫生，被「鬥爭」後跳樓未死摔斷了腿。她向經濟系當局請求發還冬衣未被理睬。她在1969年春節服安眠藥自殺。
在六十三名受難者中，有兩對夫婦。一對是化學系的盧錫錕、林芳夫婦，另一對是歷史系教授翦伯讚和他的妻子戴淑婉。從1966年開始，翦伯讚在各種大小「鬥爭會」上遭到「鬥爭」，低頭彎腰，頸掛黑牌。有一天他被「鬥爭」六次，他曾經被放在馬車上「遊街」。他的家被多次查抄，後被驅逐到學校東門外蔣家胡同三號，只有一個小房間，沒有廚房。他們在門口放一個爐子做飯，附近的小孩子常來往他家鍋裡吐唾沫和放髒東西。翦伯讚和戴淑婉在1968年12月18日一同服安眠藥自殺，那時他們已經忍耐了兩年半的「鬥爭」，即各種肉體的和心理的折磨。
除了「自殺」，名單中還有五名在「審查期間病死」的人。稍加瞭解事實就不難明白為什麼要把他們的死歸因於文革迫害。崔芝蘭是生物系教授，她先被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鬥爭」，後來又被指控為「惡毒攻擊江青同志」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後一條罪名，是由於她在北大當幹部的一個晚輩親戚「揭發」了她在家中對文革的議論。崔芝蘭當時年近七十，她和丈夫在家門前被「鬥爭＂，臉上塗了漿糊和墨汁，身上掛了黑牌，還有人揪他們的頭髮進行辱罵。有一次被長距離＂游鬥＂她低頭彎腰行走，鼻子流血灑了一路。她的丈夫張景鉞也是生物學教授，患帕金森氏症不能長時間站立，＂鬥爭會＂上竟強迫崔芝蘭跪在地上用身軀支撐住她的丈夫。崔芝蘭在1969年初發現患癌症。很明顯，造成她的死亡的最大原因正是這種殘酷的身體和精神兩方面的摧殘。
從大難不死的人們的遭遇中，也可以瞭解到文革暴行的殘酷程度。陸平是文革前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和校長，1966年6月1日成了＂黑幫＂分子，被掛黑牌戴高帽子「鬥爭」以及在校園中「勞改」，到了1968年，他被關押在生物小樓中，被吊在大樑上毒打。劉美德是北大附中副校長，她在1966年夏天被附中紅衛兵毆打和遊街，被剪掉頭髮和強迫吃污物。紅衛兵曾用包了塑料皮的鐵鏈子抽她，當時她正懷孕。一天《北京日報》攝影記者到學校採訪，紅衛兵強迫她跪在桌子上，一名紅衛兵站在她身後，把一隻腳踩在她背上，擺好架勢，表現毛說過的「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記者照相過後，那個紅衛兵一腳把劉美德從桌子上踢了下來。她堅持活了下來，但是她腹中的胎兒生下不久就死亡了。
暴力毆打和刑訊監禁在北大校園大張旗鼓地進行。戴高帽，掛黑牌，「坐飛機」，拳頭棍棒和銅頭皮帶毆打等，成為在大庭廣眾之下「常規」使用的暴力手段，此外還有各種各樣的酷刑和折磨：用香煙燒皮膚，用自行車鏈條打，把釘子釘進人的膝蓋，強迫吃污物，長時間不准睡覺，在正午抬頭睜眼看太陽，還有罰跪罰站等各種體罰。
三 他們是誰？
文革開始時，北京大學有教職員工4,700人，學生8,300人。六十三名受難者，相當於北京大學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五。也就是說，每二百人中有一個被害死。
名單中有二十九名教師，是北大文革中被害人數比例最高的群組。其中有正教授十二人，副教授一人，講師九人，助教七名。正教授的被害比例是百分之十。實際上，北京大學的正副教授，在文革中除了一人外，全部受到「審查」，並有111人被定下不同的罪名。
把教師當作文革的重點打擊對像，是在黨的文件和毛的書面及口頭指示中明確規定了的。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信中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1966年5月16日的《通知》中說，文革的三大任務之一是「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權威」。1970年12月18日毛在跟斯諾（Edgar Snow）的談話中說，對於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這並非比喻性的說法，真的就是拿教員們「開刀」，殺人見血。
物理學教授饒毓泰在1913年留學美國，回國後創建了中國大學的第一個物理學系，是中國現代物理教育的開創者。他在燕南園五十一號的自來水管子上吊死。向達教授和歷史系其它「牛鬼蛇神」一起關押在昌平縣太平莊「勞改」，他因不能排尿雙腳浮腫，但是不准他到醫院治病，只給他止痛片吃，結果幾個星期後即尿毒症死亡。心理學教授瀋乃璋遭到抄家「鬥爭」，後服安眠藥身亡。力學教授董鐵寶曾經留學美國，被指控為「美國特務」遭到「隔離審查」，他逃出校園在附近的一棵樹上自縊身亡。體育教授閻華堂曾擔任北大歷屆全校運動會的總裁判，因肝病住院被強迫離開醫院「勞改」，被抄家九次，以致死亡。
文革規定的打擊目標還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教育界被定性為實行「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由此全國的學校校長幾乎百分之百都被「打倒」並遭到暴力攻擊。六十三人中屬系級以上「當權派」有二人。一名是程賢策。另一名是崔雄昆，由於崔在文革前曾反對北大當時的領導，所以未被「打倒」，而是作為「革命幹部」代表當了北大「文革委員會」副主任。兩年後「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北大掌權，他變成了革命對像，在紅湖游泳池自殺。
受難者中有學生九人。除了在兩派對立武鬥時被殺死的三人外，其他人都被指控為「反動學生」。李人傑是化學系1963年入學的學生。1968年下半年，北大「揪」出了100多個學生中的「反革命小集團」。他遭到指控，被關押在宿捨裡。1969年2月13日晚上，看守他的人到鍋爐房打開水時，李人傑走出北大，在小雪中走到了清河的一個村莊。在一個馬廄裡，他把圍巾掛在馬槽上方的橫樑上吊死了自己。他的屍體運到學校後，有人還指著屍體罵「你這個死反革命」，用腳踢他已經僵硬的屍體。全年級還開大會聲討已經死亡的李人傑。他的「反革命」活動是什麼？據他的同學回憶，最「嚴重」的一條是，電臺廣播了毛1968年12月21日關於「知識青年」要下鄉接受「再教育」的指示後，學校裡舉行遊行＂歡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李人傑不參加，躺在床上看達爾文的《物種起源》。
一些年輕教師也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名迫害致死。陳永和是數學教師，業務很強，而且橋牌打得好。打牌夥伴被指控為「反革命小集團」，陳永和跳樓身亡。俄語系助教朱耆泉被揭發有反對林彪的「反動言論」，「專案組」卻不告訴人們他到底說了什麼，「以防擴散反動思想」，朱耆泉被關押時從四樓跳了下來。生物系助教李大成信手塗抹，在報紙邊上寫了「毛主席」而附近正巧有別人寫的「打倒」，他因此遭到審訊逼供和「鬥爭」。他從位於學校中心的生物樓三層動物教研室跳了下來。
六十三名受難者中還有校工。王厚是北大附中的炊事員，在1949年以前當過警察。1968年他為此遭到審訊和「批鬥」，他投河自殺。北大附中還有一個炊事員也曾因「歷史問題」自殺，幸而未死。
這些受難者並沒有採取任何反對權力當局的行動，但是權力當局要攻擊和迫害他們。文革領導人專門發明瞭一批新名詞：反革命黑幫、反動學術權威、現行反革命、歷史反革命、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動學生、國民黨殘渣餘孽、五一六分子、反革命小集團成員等等，作為各項運動的特定的打擊對像。這些類別的總稱是「階級敵人」，還用了另一個更加含混的說法叫做「牛鬼蛇神」。每一個關於文革打擊對像的名詞，都籠罩著一個為數巨大的群體，被覆蓋其中的人，逃脫不了被「鬥爭」、關押甚至折磨致死的遭遇。
近年來有人解釋說文革的起因是社會矛盾衝突，比如，有教師和幹部對學生不好。從北大的六十三名受難者中，沒有發現這些人對別人特別不好。相反，在訪談中，人們公認受難者之一張景昭「是最好的數學老師，她把微積分課本都教活了」，也談到被指控為「漏網地主」的教工食堂劉長順，為人和氣，對來買飯的小孩子特別照應，賣飯賣得快，所以「每次到食堂買飯都願意排在他賣飯的隊裡」。對受難者的仇恨和惡意，是文革中被煽動和灌輸出來的。
除了死去的人們，北大還有一大批人被定為「敵我矛盾」和各種別的罪名。1969年9月4日發出的北大報告說，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北大教職員工中清出了102個「叛徒」、「特務」、「歷史反革命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含學生一名）和「地富壞分子」。這個數字佔教職員工的百分之二還多。還有更多的人被定為「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犯有嚴重政治錯誤」等等罪名。還有一批人被「遣送回原籍」。
在六十三人的生命被摧毀的同時，思想和體制方面的「革命」在無所阻擋地繼續推行。1970年5月9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關於北大和清華的長篇文章《知識份子改造的必由之路》，文中把研究「蝌蚪尾巴、果蠅遺傳」二者列為「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加以攻擊。現在稍有科學常識的人都知道，果蠅研究對現代遺傳科學的發展有極大作用，蝌蚪尾巴的萎縮機理則是上文提到的崔芝蘭教授的研究項目。
毛死了近兩年後，文革受害者才開始得到「平反」。北京大學平反了1,056件案子，六十三名受難者都得到了「平反」。標準的做法是付給家人喪葬費240元。撫恤費180元，共420元。工人陳彥榮被打死時有六個未成年的孩子，最小的三歲，因此給了他家2,500元。他的妻子劉萬才拿到錢的時候說：「我一輩子從來沒見過這麼多錢呀。」然後她大哭說：「我要錢幹什麼？我要人吶。」
從北大的六十三名受難者可以清楚看到，他們之被害，是因為他們屬於文革領導人規定要打擊的某個群體。沒有文革，六十三人都是社會中的守法公民；有了文革，就變成了「敵人」。他們被害，有的因素是偶然性的，比如陳彥榮（家住北大附近）、李大成（寫字的報紙上有字）。但是這些偶然性因素不是決定性因素。有了毛支持的1966年8月紅衛兵暴力，陳彥榮和北京的數千名和平居民才被活活打死。有了1967年最高層下發的關於「現行反革命」的文件，李大成才被套進「反革命」絞索。造成受難者命運的決定性因素是文革的既定目標和手段。（未完待續）
──轉自《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 www.chinese-memorial.org》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