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的文革受難者總共六十三人。他們在文革中遭到迫害，被毆打、折磨致死，或者在遭到毆打和折磨後「自殺」（筆者加上引號，因為不認為這應該被稱為通常意義上的自殺）。本文以這六十三名受難者為中心展開敘述和分析。
（接上文）
以受難者死亡人數和死亡日期為坐標畫出曲線，可以看到迫害和死亡延續十年，同時，死亡並非均勻分佈，而是有兩個死亡高峰，分別發生在1966年和1968年。從以下編年史式的敘述可以看到暴力迫害發展的過程，看到兩個死亡高峰是由紅衛兵興起和「清理階級隊伍」兩個「運動」造成的。
死亡的兩個高峰分別發生在1966年和1968年，是由紅衛兵興起和「清理階級隊伍」兩個「運動」造成的。1966年6月18日，北大發生了全校性的大規模暴力「鬥爭」。六十多名教員和幹部遭到遊街、戴高帽子、罰跪和毆打等。7月25日、26日和8月4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三次到北大召開萬人大會宣佈「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並在大會台上對被「鬥爭」的人拳打腳踢，用銅頭皮帶抽打。從此開始，暴力「鬥爭」不但合法化，而且被鼓勵。
六十三名受難者中有十五人是在1966年被害死。
被害人數在1967年相對減少，是因為那一年文革矛頭指向校外和高層。1966年10月後，北大學生幾乎都去了外地進行「革命大串連」，到全國各地「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1967年，北大組織了一系列「鬥爭」中央級高層幹部的大會。胡耀邦就曾在北大被「鬥爭」，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也被抓到北大，他被迫跪在「鬥爭會」的檯子上，身上纏繞了一條紙做的長蛇。
1966年6月1日晚，電臺向全國廣播了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當夜中共中央派出的「工作組」進入北大。原北大領導班子被「打倒」。學校全面停課。工作組領導全校對「反革命黑幫」進行「揭發」和「鬥爭」。
歷史系師生那時住在昌平縣太平莊，6月3日把他們拉回北大本部，在第二體育館開全系大會，把十多名教員和幹部「揪」出來站成一排被「鬥爭」，罪名是「黑幫分子」和「黑幫爪牙」。其中有1954年畢業留校任教的俞偉超，罪名是「黑幫爪牙」。他兩次自殺，第一次觸高壓電雙手食指被燒燬，第二次在清華園火車站附近臥軌被火車撞傷，僥倖未死。歷史系教授汪籛也遭到批判鬥爭，6月11日，汪籛在北大朗潤園十公寓家中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毒性發作後的劇烈痛苦使他以頭撞牆，高聲狂叫。
開始的時候，暴力攻擊零散發生。到6月18日，發生了全校性的大規模暴力「鬥爭」。六十多名教員和幹部遭到遊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罰跪和毆打等等。生物系教師胡壽文被學生用繩子套在脖子上拉去「鬥爭」。他跌倒在地還被拖著走，他使勁抓住繩子套，才沒有被勒死。
這些人已經是工作組制定的攻擊對像，但是工作組出面制止了暴力的「六一八事件」。劉少奇在6月20日下發一個中央文件（66年310號），要求全國像北大工作組那樣「處理亂鬥現象」。其實，劉少奇不是不准「斗」，他那時甚至親自指導北京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的工作組如何把該校校長劉超「斗倒斗臭」（見「劉少奇同北京師範大學一附中工作組部分組員的談話」），他只是反對在學校中大規模使用暴力。
7月25日、26日和8月4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其它成員康生、陳伯達等，三次到北大召開全校萬人大會。他們宣佈「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並撤銷工作組。就在江青等人和上萬北大師生面前，在大會台上給被「鬥爭」的人掛黑牌、戴高帽，拳打腳踢，用銅頭皮帶抽打。從此開始，暴力「鬥爭」不但合法化，而且被鼓勵。暴力「鬥爭會」迅速在北京和全國普及。北大在1966年的十五名受難者中，有十四名是死於「六一八事件」被肯定之後。
1966年7月北大校園「勞改隊」的建立，是一項文革迫害的制度性突破。「勞改隊」中的人被稱為「牛鬼蛇神」，被罰做強勞動，剃「陰陽頭」，懸掛寫有名字和罪名的牌子，並被迫唱「牛鬼蛇神嚎歌」。「嚎歌」的第一句詞是「我是牛鬼蛇神」，最後一句是「把我砸爛砸碎」。英文教授吳興華是北大「勞改隊」中第一個被害死的人。紅衛兵學生強迫他喝化工廠流出的污水。吳很快就昏倒，送到醫院時已經死亡。
在7月26日大會上，江青還點名攻擊歷史系教員郝斌「迫害」了她與毛澤東所生的女兒李訥。李訥1965年在北大歷史系畢業，在校時曾和歷史系師生一起到北京郊區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給農民「劃成分」時因李訥要把幾個人的成分劃高，和郝斌發生過其實並不激烈的爭論。由於江青點名，郝斌從此變成「現行反革命分子」，長期受到「鬥爭」和「專政」，曾經被毒打得昏死過去。
7月26日大會後，寫了第一張大字報的聶元梓在北京大學掌權。一份在文革時期鉛印的《北大文革大事記》寫道：1966年7月27日，聶元梓向全校革命師生員工發出建立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的倡議，得到廣大革命師生員工熱烈的歡迎和響應。另外，在聶元梓同志的倡議下，黑幫分子被革命師生員工揪了出來，實行監督勞動。
校園「勞改隊」的建立，是與開展暴力性「鬥爭會」同時發生的一項文革迫害的制度性突破。
董懷允是公共數學課講師，教研室主任。6月18日以前，「工作組」已經把他和其它「有問題」的人單獨編組勞動，那已經是「勞改隊」的雛形。「六一八事件」後，他對集體宿捨中的同事說：「我身體不好，恐怕難以經受這樣的事情。」聶元梓發出倡議的第二天，董懷允上吊自殺。
英文教授吳興華是在北大「勞改隊」中第一個被害死的人。8月3日，他和西語系其它教授在北大西門附近「勞改」，有紅衛兵學生強迫他喝從旁邊一座化工廠流出的污水。吳興華很快就昏倒，紅衛兵卻說他是「裝死」，等送到醫院時他已經死亡。吳興華死於急性中毒性痢疾，北大的紅衛兵卻說吳興華以自殺對抗文革，是「反革命」。吳興華的屍體被解剖，不是為了查明死因，也不是為了醫學研究，而是為了要證實他自殺有罪。解剖後屍體燒掉，沒有留骨灰。
「勞改隊」中的人被稱為「牛鬼蛇神」而不被當人看待。他們被罰做強勞動，還被剃「陰陽頭」，在身上懸掛寫有名字和罪名的牌子，並被強迫唱自我污辱和詛咒的「牛鬼蛇神嚎歌」。「嚎歌」的第一句詞是「我是牛鬼蛇神」，最後一句是「把我砸爛砸碎」。對「勞改隊」的人，要打要鬥，都隨便。各種折磨侮辱人的方式都被盡其想像地施用。
西語系朱光潛教授被剃了頭髮，拎著一隻柳條筐，在學生宿捨附近的商店門口清理垃圾。那時有大批紅衛兵免費乘車從全國各地來北大「學習革命經驗」。每來一批要「鬥爭」他的人，他就得站在反扣過來的筐子上「自報罪行」。這樣的事情每天發生七八次。有一次他被打昏過去，丟在牆根。一位目擊者說：「看起來像一隻死豬一樣。」已被撤職的中共北大黨委副書記張學書，在「勞改」的時候，被紅衛兵狠打耳光，一隻耳朵被打聾，一隻眼睛也被打壞。
工作組一被撤銷，北大附中紅衛兵立即開始毒打校長、教員以及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北大附中是紅衛兵運動發源地，也是北京最早發生校園暴力迫害的學校。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之後，暴力進一步升級。從8月20日到27日，北大附中紅衛兵打死三人。他們還到北京各個學校煽動暴力「鬥爭」和砸碎鋼琴等所謂「四舊」物品。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數在八月下旬迅速從兩位數發展到三位數。當時官方的內部統計是1,772人被打死。1966年8月被紅衛兵驕傲地稱為「紅八月」，實際上是京城一場前所未有的血腥殺戮。
8月24日，紅衛兵到北大燕東園教工宿捨抄家，並且破壞大量書籍和繪畫。英語教授俞大絪被抄家並被罰跪侮辱。當天夜裡俞大絪服安眠藥自殺。俞大絪的丈夫曾昭掄教授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後被調到武漢工作，在那也遭到「批判鬥爭」，一年後死亡。在北大燕南園五十五號，副校長馮定也在被抄家後服毒自殺，幸虧他家保姆及時把他送到醫院，才活了下來。
1967年有一人被害，是中文系學生瀋達力。3月17日，中文系「文化革命委員會」在第二教室樓102階梯教室開大會「鬥爭」一名「反革命學生」，這名學生被打斷四根肋骨，昏死過去。會上對瀋達力作了點名攻擊和羞辱，並說第二天也要「鬥爭」她。當天夜裡瀋達力在紅湖游泳池旁喝了殺蟲劑敵敵畏。由於毒性發作時的劇烈痛苦，她把自己的臉抓破了。她死時只有二十一歲半。
被害人數在1967年相對減少，是因為那一年文革矛頭指向校外和高層。1966年10月後，北大學生幾乎都去了外地進行所謂「革命大串連」。他們得到免費車票和食宿，到全國各地「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北大「造反派」在各省建立了「聯絡站」，指導干預當地文革。北大校刊《新北大》有了以前《人民日報》才有的「航空版」，即在北京製版後，用飛機送往四川等地印刷和散發。
1967年，北大組織了一系列「鬥爭」中央級高層幹部的大會。胡耀邦就曾在北大被「鬥爭」。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也被抓到北大，他被迫跪在「鬥爭會」的檯子上，身上纏繞了一條紙做的長蛇。1967年還發生了對劉少奇的大規模的也是演戲式的攻擊。成千上萬的人到中南海西門口遊行集會，高呼「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甚至進行了「絕食」（不是真的）。北大是「揪劉鬥爭火線指揮部」的重要成員之一。
1968年5月16日，北大校園中正式建立了「監改大院」。這座監獄存在了整整十個月，有218人曾被關押在內。監獄有「監規」，一條是走路必須低頭，一條是聽到名字就必須馬上立正喊「到」，還有一條是跟看守人員說話要先喊「報告」。每天晚上，被關的人在院中集合開大會。總負責人劉國政訓話，總以「烏龜王八蛋們，豎起你們的狗耳朵聽著」開頭。訓話後抽查背誦毛澤東語錄、背校園監獄規定。
1968年初，隨著新的權力機構在各地建立起來，文革領導人又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4月，北大「校文革」用卡車把各系130多名「牛鬼蛇神」送到昌縣太平莊關押和「勞改」。有人一下卡車就被按跪在地上挨打，其中包括女性。關在太平莊的人被輪流押回學校本部「鬥爭」。歷史系「反動學生」楊紹明在系裡遭「鬥爭」時，被打得昏迷過去。有人把他拖到男廁，丟在小便池裡，開了小便池端的水龍頭澆他的頭。他被澆醒後，又被送回太平莊「勞改」。歷史系教師週一良、郝斌和呂遵鍔也依次從太平莊被押往校中遭到這樣的「鬥爭」。
5月16日是中共中央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發出兩週年日，那一天北大校園中正式建立了「監改大院」。這座監獄存在了整整十個月，有218人曾被關押在內。很多人出了這座全校性的大監獄，又被關押到各個系的小監獄中。這種監獄在文革中俗稱「牛棚」，因為被關在裡面的人被稱作「牛鬼蛇神」。
北大「牛棚」在民主樓西側，由原來的八間簡易平房外國語教室臨時加築圍牆建成。其中有兩間關押女性。所有被關押的人都睡在地上打通鋪，沒有桌椅。入口處高掛大幅毛澤東畫像以及關於階級鬥爭的毛澤東語錄。
監獄有「監規」，一條是走路必須低頭，一條是聽到名字就必須馬上立正喊「到」，還有一條是跟看守人員說話要先喊「報告」。中文系季鎮淮教授一關進去就挨打，因為他抬了頭。教授林燾和林超姓名聲音相近，當看守喊其中之一，常常兩人都一齊急忙喊到，以免答應晚了挨打。一名被關的女教師被棍棒「訓練」了十個月，出獄後她和家人講話還會說「報告，我要上廁所」。
每天晚上，被關的人在院中集合開大會。總負責人劉國政訓話，總以「烏龜王八蛋們，豎起你們的狗耳朵聽著」開頭。他是歷史系學生，「校文革」常務委員。訓話後抽查背誦毛澤東語錄，背不出來的人會挨打。英語教授徐錫良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華僑，北京話說得不太流利，背誦有困難。他被罰跪在一塊搓衣板上，頭上頂了一塊板，板上放了一碗水。徐錫良後來抑鬱而死，沒有列在六十三名受難者中。
監獄中有各種刑罰，其中之一叫做「抱樹」，強迫被罰者長時間站在樹前做出抱樹的姿勢，雙手卻不准觸樹，還要忍受蚊子叮咬。毆打是「監改大院」經常有的事情。文學教授王瑤多次在審訊辦公室被毒打。有一次把他綁在一把椅子上，放倒了用鞭子抽。語言學教授王力有一天晚上被看守叫出去，過了很久才回來。他旁邊地鋪上的老師看到他脫去圓領汗衫後，背上都是紅紫條條。
1968年6月18日是北大文革中最為恐怖和殘暴的日子之一。那一天組織了全校性的暴力行動，比兩年前發生的「六一八事件」更為野蠻。
英語教師鄭培蒂那年二十八歲，她曾告訴一個同學兼同事她的堂舅早年曾和江青結婚，她因此被指控為「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的「現行反革命」。她剛生孩子一個月，被用帆布袋子蒙頭從家中綁架到二十七樓，在那裡被捆綁手腳關了一夜。後來她被關進「監改大院」。6月18日她被叫出去集合，她穿著短袖衫到了臨湖軒，看到其它老資格的「牛鬼蛇神」都穿了長袖厚衣服準備挨打。從臨湖軒到大飯廳的甬道兩邊，站滿了手拿長短棍子和樹枝的紅衛兵。喊叫聲中，棍棒雨點般落下來，把人打得皮開肉綻。「牛鬼蛇神」穿過一裡路長的「夾鞭刑」，又被分到各系「鬥爭」。在二十七樓後面的小樹林中，鄭培蒂和一個同事被罰背門板，門板上立了一排磚頭，鬥他們的人說不許動，磚倒了就打。天氣熱，剛被打過，磚又很重，她動了。他們就過來踢她的踝骨，她一下子跪倒在地。打過她的人，有學生，還有她的女同事。
英語教授吳柱存，遭到棍棒毆打之外，還有一個學生拿了一片竹篾，按在他的脖子上用力一擰，旋去了一大片皮，他疼得差點昏死過去。
盧錫錕是化學系副主任、副教授，他從西南聯大畢業後加入「青年軍」，為和中國聯盟抗日的美國軍隊做過英文翻譯，這成為他的「重大歷史問題」。盧錫錕在6月24日喝下殺蟲劑敵敵畏，毒性發作以後，因為極其痛苦，他用刀砍了自己的手臂和身體。一個月後，他的妻子林芳（化學系器材室職員），在7月19日也自殺了。他們有三個未成年的孩子。1968年8月前，在北大「校文革」領導下的「清隊」，有六個人被害死。除了「階級敵人」，還有三個學生在4月到7月之間被活活打死。年輕人之間發生衝突動手打架，在平常生活中並不罕見，但發展到屢次打死人的程度，顯然是由文革對「階級敵人」的長期暴虐迫害誘導引發的。
1968年7月底，「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全國的學校。他們進一步加強「清隊」力度。從1968年8月到1969年2月，北大有二十四人「自殺」。10月初，北大所有工作人員都被命令搬到學校集中居住，包括那些原本就住在校內集體宿捨中的人和有很小的孩子的人。他們按照系別在教室中打地鋪睡覺。「重點對像」被單獨關在小屋由專人看守。每天早中晚三個單元時間「搞運動」。
所有的人被命令互相「揭發」。方式之一是，把人分成小組，十餘人一組，排出順序，輪流「交代」。從生下來到現在的事情，都要說一遍：有什麼個人「歷史問題」，有什麼「現行活動」。「交代」完了就出去，到另一房間去。剩下的其他人便開始「揭發」此人。每個人都必須「揭發」。對發言少的人，會後會被留下個別談話。一個人做完，又開始另一個人。另一人「交代」完了離去，命令其他人「揭發」那個出去的人，還告訴回進來的人說：剛才那個人揭發了你什麼什麼，挑動其揭發那人。所有工作人員都被命在北大建立了九百多個「項目組」，專門負責調查審訊和看押被列為「重點」的「運動對像」。一大批人被宣佈「隔離審查」。他們二十四小時受監視，沒有任何行動自由。這些人遭到長時間審問，甚至幾天不准睡覺。毆打和體罰經常發生。數字被訪者都提到，那時北大的教學樓和實驗樓裡經常傳出被打者的慘叫聲，讓人「毛骨悚然」。
「宣傳隊」的一份《簡報》說，到10月22日為止，全校共揭出具敵我性質矛盾的有542人。《簡報》強調，運動要「批明的，挖暗的，狠狠打擊現行的」。
1968年西語系有三人被害死亡。程遠是西語系的德文打字員，也教德語。革命小說《紅岩》中有個反面角色「瑪麗小姐」，是國民黨的女特務，漂亮，會說外語，大字報說程遠是「瑪麗小姐式的人物」，後又說她就是「瑪麗」。她在床欄杆上自縊。西班牙語教員蒙復地在家中上吊自殺，僅僅因為他曾經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年底，辦公室主任徐月如自殺身亡。西語系一共有五個人分別在1966年和1968年被迫害死。
在集中住宿「清隊」期間，每天集體活動，除了互相「揭發」和「鬥爭」，就是「天天讀」（毛澤東著作）和「早請示」、「晚匯報」（向毛澤東像）。個人的安全和尊嚴都橫遭踐踏。中文系教授袁行霈當時還是年輕教員，不屬「重點鬥爭對像」，後來他說，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1968年7月底，「軍工宣隊」進駐全國的學校，進一步加強「清隊」力度。從1968年8月到1969年2月，北大有二十四人「自殺」。10月初，北大所有工作人員都被命令搬到學校集中居住，「重點對像」被單獨關在小屋裡由專人看守。每天早中晚三個單元時間「搞運動」。在北大建立了九百多個「項目組」，專門負責調查審訊和看押被列為「重點」的「運動對像」。這些人遭到長時間審問，甚至幾天不准睡覺。毆打和體罰經常發生。
1969年，毛澤東的中央警衛部隊8341部隊，派駐北大，他們宣佈第二次清隊，全校共檢舉揭發1,742人次1,956件問題。音韻學教授林燾被迫承認曾經參與陰謀炸毀北大水塔，雖然他不曾想過而且也不知道怎麼炸水塔。1969、1970年在北大召開了六次全校大會，每次宣佈對五十人左右的「處理」。迫害在兩次死亡高潮過後一直在持續。1969年秋，北大半數人員被送往江西鄱陽湖邊鯉魚洲開荒種地。學校的系都改稱為「連」。
1969年3月，在軍工宣隊整死了二十四人以後，毛澤東的中央警衛部隊8341部隊又被加派到北大，他們執掌北大直到毛澤東死亡以後。
7月3日，他們宣佈繼續推進「清理階級隊伍」。8月7日的《北京大學簡報》第210期說，「第二次清隊至今，全校共檢舉揭發1,742人次，1,956件問題。有312人次坦白交代了557件問題」。半年多以前已經進行了那樣密集的「檢舉揭發」和「交代」，並且已經整死二十四條人命，在此基礎上竟然還能揭發出更多的「問題」。
中文系教授章廷謙，被指控當過「國民黨區黨部委員」，符合「歷史反革命」的標準，章廷謙堅決否認。儘管只有馮友蘭一人證明，軍宣隊還是把他作為「抗拒從嚴」的「典型」，在全校萬人大會上把他銬上手銬裝進一輛吉普車帶走。在這種高壓下，音韻學教授林燾被迫承認自己曾經參與陰謀炸毀北大水塔，雖然他不曾想過而且也根本不知道怎麼炸水塔。
1969、1970年在北大召開了六次全校大會，每次宣佈對五十人左右的「處理」。這種會還被稱為「寬嚴大會」，大批人得到種種罪名和處分還被說成是「從寬處理」和「給出路」，實質意思是如果受迫害者不束手就範，就要給予更嚴厲的懲罰。
在兩次死亡高潮過後，迫害一直在持續。1969年秋，北大半數人員被送往江西鄱陽湖邊鯉魚洲開荒種地。學校的系都改稱為軍隊的「連」。1970年12月北大當局關於「一打三反」運動的報告說，「又清出叛徒，特務，地富反壞分子和，貪污盜竊分子七十六人」。1971年2月，校醫院姜肖管在江西田野中割斷動脈自殺。1973年和1974年「反右傾回潮」，再次「批判鬥爭」和「隔離審查」一些人。歷史系有教員自殺，僥倖未死。六十三人中最晚的死於1975年。中共北大黨委書記（軍人）在全校幹部大會上說，圖書館系教授王重民腐蝕共產黨員，要把我們的黨員拉下水，有女黨員經濟上有困難，王重民借錢給她，這是資產階級在向黨進攻。王重民在頤和園後山一棵樹上吊死。
北大六十三人的死亡不是憑空發生，而是由以往一系列迫害發展而來。北大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有716人被劃為「右派份子」，佔當時北大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在六十三名受難者中，向達、吳興華、王重民和許世華都曾被劃為「右派份子」。文革迫害的殘酷程度超過了以往所有的「政治運動」。這不單是犯罪，也是民族文明的墮落。生命的尊嚴是永恆的。希望有一天，六十三名受難者的名單將會放進歷史博物館。
六十三名受難者的死亡以及害死他們的殘酷手段，清晰表明瞭文革的刑事犯罪性質但是長期以來，文革犯罪沒有得到充分的正義審判。1980年底中國當局對部分文革領導集團成員進行了刑事審判。通過法律程序審判文革罪犯，比起文革時代是巨大的進步。但當時「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案」對被告提起公訴，而不是反人類罪和群體滅絕罪。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中，寫出的全中國範圍內文革中被迫害死的人的名字，只有六十多名，隻相當於北大一所學校的受難者人數。北大六十三名受難者中只有翦伯讚和饒毓泰兩位一級教授的名字被寫入判決書。
六十三人被害，並非北大特有，而是全國所有學校的普遍現象。各校在受難者人數比例方面，也都和北大相近。例如，清華大學有五十二人，北京農業大學有三十人，西安交通大學有三十六人，復旦大學有三十六人，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有五名，北京女三中有四名，上海育才中學有四名，北京寬街小學有三名，四川井研縣馬踏鄉公社中學有兩名。各地學校的死亡時間分佈也和北大相似。這清楚顯示，文革是一個由最高當局指揮、全國同步進行的大規模的群體性的迫害和殺戮。
六十三人的死亡也體現了文革「理論」的實質內容。文革建立了整套理論，但是寫在紙面上的文字理論，其實際含義須要聯繫事實觀察才能避免誤讀。1974年開始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批判孔子和讚揚秦始皇及歷史上的「法家」，其中一篇題為《略論秦始皇暴力》（署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人民日報》，1974年1月21日），明確將秦始皇「焚書坑儒」和文革直接等同說：「『坑儒』是對反革命分子的鎮壓。」文革鎮壓的「反革命」是誰呢？我們在六十三人的名單中已經看到了。那些至今還贊成文革「理論」並稱讚文革「理想主義」的人，看看這份北大受難者名單吧。請他們指出，六十三人中哪一個或者哪幾個是應該被殺害的。
六十三人的死亡顯示了文革的起因是文革領導人的作用，而非社會自發產生。有一種說法認為文革產生自中國傳統文化，然而中國有幾千年的學校教育系統歷史，從來沒有發生過文革這種學生打老師的革命。還有一種說法是中國人教育程度低以致發生了文革反智運動。然而北大是中國土地上人均教育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北大文革的野蠻程度卻絕不低於全國平均線。從事實看，文革的主要起因不在這類不可更改的客觀條件，而在文革領導人的鼓動和脅迫。
六十三人的死亡不是憑空發生，而是由以往一系列迫害發展而來。文革前北大最大規模的迫害是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有716人被劃為「右派份子」，佔當時北京大學總人口的百分之七，遭到判刑、「勞教」、開除等嚴厲處罰。在六十三名受難者中，向達、吳興華、王重民和許世華都曾被劃為「右派份子」，遭到降薪降職處分，董鐵寶在1958年「拔白旗」運動中被作為「白旗」批判，文革又把他們推向地獄，他們就被害死了。
文革迫害的殘酷程度超過了以往所有的「政治運動」。把「鬥爭」對像侮辱、折磨、捆綁、毆打及拷打致死，以前就發生過，但一般來說隻發生在農村，在文革中則長期大量地出現在校園之中，包括北大這樣的「最高學府」。這不單是犯罪，也是民族文明的墮落。
90年代，在文革「牛棚」所在的地皮上，蓋起了漂亮的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陳列遠古時代的石器等等。這樣的博物館當然有益，但北大的文革歷史也是不能忘記的。要不然，北大回到野蠻時代並不是不可能。希望有一天，六十三名受難者的名單將會放進歷史博物館。生命的尊嚴是永恆的。儘管文革永遠毀滅了受難者的生命，但是不可能永遠毀滅他們的名字和對罪惡的見證。
──轉自《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www.chinese-memorial.org》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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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他們死在什麼時候？
以受難者死亡人數和死亡日期為坐標畫出曲線，可以看到迫害和死亡延續十年，同時，死亡並非均勻分佈，而是有兩個死亡高峰，分別發生在1966年和1968年。從以下編年史式的敘述可以看到暴力迫害發展的過程，看到兩個死亡高峰是由紅衛兵興起和「清理階級隊伍」兩個「運動」造成的。
（一）1966年：第一死亡高峰
死亡的兩個高峰分別發生在1966年和1968年，是由紅衛兵興起和「清理階級隊伍」兩個「運動」造成的。1966年6月18日，北大發生了全校性的大規模暴力「鬥爭」。六十多名教員和幹部遭到遊街、戴高帽子、罰跪和毆打等。7月25日、26日和8月4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三次到北大召開萬人大會宣佈「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並在大會台上對被「鬥爭」的人拳打腳踢，用銅頭皮帶抽打。從此開始，暴力「鬥爭」不但合法化，而且被鼓勵。
六十三名受難者中有十五人是在1966年被害死。
被害人數在1967年相對減少，是因為那一年文革矛頭指向校外和高層。1966年10月後，北大學生幾乎都去了外地進行「革命大串連」，到全國各地「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1967年，北大組織了一系列「鬥爭」中央級高層幹部的大會。胡耀邦就曾在北大被「鬥爭」，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也被抓到北大，他被迫跪在「鬥爭會」的檯子上，身上纏繞了一條紙做的長蛇。
1.最初的受難者
1966年6月1日晚，電臺向全國廣播了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當夜中共中央派出的「工作組」進入北大。原北大領導班子被「打倒」。學校全面停課。工作組領導全校對「反革命黑幫」進行「揭發」和「鬥爭」。
歷史系師生那時住在昌平縣太平莊，6月3日把他們拉回北大本部，在第二體育館開全系大會，把十多名教員和幹部「揪」出來站成一排被「鬥爭」，罪名是「黑幫分子」和「黑幫爪牙」。其中有1954年畢業留校任教的俞偉超，罪名是「黑幫爪牙」。他兩次自殺，第一次觸高壓電雙手食指被燒燬，第二次在清華園火車站附近臥軌被火車撞傷，僥倖未死。歷史系教授汪籛也遭到批判鬥爭，6月11日，汪籛在北大朗潤園十公寓家中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毒性發作後的劇烈痛苦使他以頭撞牆，高聲狂叫。
2.「六一八事件」和暴力興起
開始的時候，暴力攻擊零散發生。到6月18日，發生了全校性的大規模暴力「鬥爭」。六十多名教員和幹部遭到遊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罰跪和毆打等等。生物系教師胡壽文被學生用繩子套在脖子上拉去「鬥爭」。他跌倒在地還被拖著走，他使勁抓住繩子套，才沒有被勒死。
這些人已經是工作組制定的攻擊對像，但是工作組出面制止了暴力的「六一八事件」。劉少奇在6月20日下發一個中央文件（66年310號），要求全國像北大工作組那樣「處理亂鬥現象」。其實，劉少奇不是不准「斗」，他那時甚至親自指導北京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的工作組如何把該校校長劉超「斗倒斗臭」（見「劉少奇同北京師範大學一附中工作組部分組員的談話」），他只是反對在學校中大規模使用暴力。
7月25日、26日和8月4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其它成員康生、陳伯達等，三次到北大召開全校萬人大會。他們宣佈「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並撤銷工作組。就在江青等人和上萬北大師生面前，在大會台上給被「鬥爭」的人掛黑牌、戴高帽，拳打腳踢，用銅頭皮帶抽打。從此開始，暴力「鬥爭」不但合法化，而且被鼓勵。暴力「鬥爭會」迅速在北京和全國普及。北大在1966年的十五名受難者中，有十四名是死於「六一八事件」被肯定之後。
1966年7月北大校園「勞改隊」的建立，是一項文革迫害的制度性突破。「勞改隊」中的人被稱為「牛鬼蛇神」，被罰做強勞動，剃「陰陽頭」，懸掛寫有名字和罪名的牌子，並被迫唱「牛鬼蛇神嚎歌」。「嚎歌」的第一句詞是「我是牛鬼蛇神」，最後一句是「把我砸爛砸碎」。英文教授吳興華是北大「勞改隊」中第一個被害死的人。紅衛兵學生強迫他喝化工廠流出的污水。吳很快就昏倒，送到醫院時已經死亡。
在7月26日大會上，江青還點名攻擊歷史系教員郝斌「迫害」了她與毛澤東所生的女兒李訥。李訥1965年在北大歷史系畢業，在校時曾和歷史系師生一起到北京郊區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給農民「劃成分」時因李訥要把幾個人的成分劃高，和郝斌發生過其實並不激烈的爭論。由於江青點名，郝斌從此變成「現行反革命分子」，長期受到「鬥爭」和「專政」，曾經被毒打得昏死過去。
3.校園勞改隊
7月26日大會後，寫了第一張大字報的聶元梓在北京大學掌權。一份在文革時期鉛印的《北大文革大事記》寫道：1966年7月27日，聶元梓向全校革命師生員工發出建立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的倡議，得到廣大革命師生員工熱烈的歡迎和響應。另外，在聶元梓同志的倡議下，黑幫分子被革命師生員工揪了出來，實行監督勞動。
校園「勞改隊」的建立，是與開展暴力性「鬥爭會」同時發生的一項文革迫害的制度性突破。
董懷允是公共數學課講師，教研室主任。6月18日以前，「工作組」已經把他和其它「有問題」的人單獨編組勞動，那已經是「勞改隊」的雛形。「六一八事件」後，他對集體宿捨中的同事說：「我身體不好，恐怕難以經受這樣的事情。」聶元梓發出倡議的第二天，董懷允上吊自殺。
英文教授吳興華是在北大「勞改隊」中第一個被害死的人。8月3日，他和西語系其它教授在北大西門附近「勞改」，有紅衛兵學生強迫他喝從旁邊一座化工廠流出的污水。吳興華很快就昏倒，紅衛兵卻說他是「裝死」，等送到醫院時他已經死亡。吳興華死於急性中毒性痢疾，北大的紅衛兵卻說吳興華以自殺對抗文革，是「反革命」。吳興華的屍體被解剖，不是為了查明死因，也不是為了醫學研究，而是為了要證實他自殺有罪。解剖後屍體燒掉，沒有留骨灰。
「勞改隊」中的人被稱為「牛鬼蛇神」而不被當人看待。他們被罰做強勞動，還被剃「陰陽頭」，在身上懸掛寫有名字和罪名的牌子，並被強迫唱自我污辱和詛咒的「牛鬼蛇神嚎歌」。「嚎歌」的第一句詞是「我是牛鬼蛇神」，最後一句是「把我砸爛砸碎」。對「勞改隊」的人，要打要鬥，都隨便。各種折磨侮辱人的方式都被盡其想像地施用。
西語系朱光潛教授被剃了頭髮，拎著一隻柳條筐，在學生宿捨附近的商店門口清理垃圾。那時有大批紅衛兵免費乘車從全國各地來北大「學習革命經驗」。每來一批要「鬥爭」他的人，他就得站在反扣過來的筐子上「自報罪行」。這樣的事情每天發生七八次。有一次他被打昏過去，丟在牆根。一位目擊者說：「看起來像一隻死豬一樣。」已被撤職的中共北大黨委副書記張學書，在「勞改」的時候，被紅衛兵狠打耳光，一隻耳朵被打聾，一隻眼睛也被打壞。
4.「紅八月」殺戮
工作組一被撤銷，北大附中紅衛兵立即開始毒打校長、教員以及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北大附中是紅衛兵運動發源地，也是北京最早發生校園暴力迫害的學校。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之後，暴力進一步升級。從8月20日到27日，北大附中紅衛兵打死三人。他們還到北京各個學校煽動暴力「鬥爭」和砸碎鋼琴等所謂「四舊」物品。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數在八月下旬迅速從兩位數發展到三位數。當時官方的內部統計是1,772人被打死。1966年8月被紅衛兵驕傲地稱為「紅八月」，實際上是京城一場前所未有的血腥殺戮。
8月24日，紅衛兵到北大燕東園教工宿捨抄家，並且破壞大量書籍和繪畫。英語教授俞大絪被抄家並被罰跪侮辱。當天夜裡俞大絪服安眠藥自殺。俞大絪的丈夫曾昭掄教授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後被調到武漢工作，在那也遭到「批判鬥爭」，一年後死亡。在北大燕南園五十五號，副校長馮定也在被抄家後服毒自殺，幸虧他家保姆及時把他送到醫院，才活了下來。
（二）1967年：轉往校外
1967年有一人被害，是中文系學生瀋達力。3月17日，中文系「文化革命委員會」在第二教室樓102階梯教室開大會「鬥爭」一名「反革命學生」，這名學生被打斷四根肋骨，昏死過去。會上對瀋達力作了點名攻擊和羞辱，並說第二天也要「鬥爭」她。當天夜裡瀋達力在紅湖游泳池旁喝了殺蟲劑敵敵畏。由於毒性發作時的劇烈痛苦，她把自己的臉抓破了。她死時只有二十一歲半。
被害人數在1967年相對減少，是因為那一年文革矛頭指向校外和高層。1966年10月後，北大學生幾乎都去了外地進行所謂「革命大串連」。他們得到免費車票和食宿，到全國各地「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北大「造反派」在各省建立了「聯絡站」，指導干預當地文革。北大校刊《新北大》有了以前《人民日報》才有的「航空版」，即在北京製版後，用飛機送往四川等地印刷和散發。
1967年，北大組織了一系列「鬥爭」中央級高層幹部的大會。胡耀邦就曾在北大被「鬥爭」。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也被抓到北大，他被迫跪在「鬥爭會」的檯子上，身上纏繞了一條紙做的長蛇。1967年還發生了對劉少奇的大規模的也是演戲式的攻擊。成千上萬的人到中南海西門口遊行集會，高呼「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甚至進行了「絕食」（不是真的）。北大是「揪劉鬥爭火線指揮部」的重要成員之一。
（三）1968年：第二死亡高峰
1968年5月16日，北大校園中正式建立了「監改大院」。這座監獄存在了整整十個月，有218人曾被關押在內。監獄有「監規」，一條是走路必須低頭，一條是聽到名字就必須馬上立正喊「到」，還有一條是跟看守人員說話要先喊「報告」。每天晚上，被關的人在院中集合開大會。總負責人劉國政訓話，總以「烏龜王八蛋們，豎起你們的狗耳朵聽著」開頭。訓話後抽查背誦毛澤東語錄、背校園監獄規定。
1.校園監獄
1968年初，隨著新的權力機構在各地建立起來，文革領導人又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4月，北大「校文革」用卡車把各系130多名「牛鬼蛇神」送到昌縣太平莊關押和「勞改」。有人一下卡車就被按跪在地上挨打，其中包括女性。關在太平莊的人被輪流押回學校本部「鬥爭」。歷史系「反動學生」楊紹明在系裡遭「鬥爭」時，被打得昏迷過去。有人把他拖到男廁，丟在小便池裡，開了小便池端的水龍頭澆他的頭。他被澆醒後，又被送回太平莊「勞改」。歷史系教師週一良、郝斌和呂遵鍔也依次從太平莊被押往校中遭到這樣的「鬥爭」。
5月16日是中共中央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發出兩週年日，那一天北大校園中正式建立了「監改大院」。這座監獄存在了整整十個月，有218人曾被關押在內。很多人出了這座全校性的大監獄，又被關押到各個系的小監獄中。這種監獄在文革中俗稱「牛棚」，因為被關在裡面的人被稱作「牛鬼蛇神」。
北大「牛棚」在民主樓西側，由原來的八間簡易平房外國語教室臨時加築圍牆建成。其中有兩間關押女性。所有被關押的人都睡在地上打通鋪，沒有桌椅。入口處高掛大幅毛澤東畫像以及關於階級鬥爭的毛澤東語錄。
監獄有「監規」，一條是走路必須低頭，一條是聽到名字就必須馬上立正喊「到」，還有一條是跟看守人員說話要先喊「報告」。中文系季鎮淮教授一關進去就挨打，因為他抬了頭。教授林燾和林超姓名聲音相近，當看守喊其中之一，常常兩人都一齊急忙喊到，以免答應晚了挨打。一名被關的女教師被棍棒「訓練」了十個月，出獄後她和家人講話還會說「報告，我要上廁所」。
每天晚上，被關的人在院中集合開大會。總負責人劉國政訓話，總以「烏龜王八蛋們，豎起你們的狗耳朵聽著」開頭。他是歷史系學生，「校文革」常務委員。訓話後抽查背誦毛澤東語錄，背不出來的人會挨打。英語教授徐錫良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華僑，北京話說得不太流利，背誦有困難。他被罰跪在一塊搓衣板上，頭上頂了一塊板，板上放了一碗水。徐錫良後來抑鬱而死，沒有列在六十三名受難者中。
監獄中有各種刑罰，其中之一叫做「抱樹」，強迫被罰者長時間站在樹前做出抱樹的姿勢，雙手卻不准觸樹，還要忍受蚊子叮咬。毆打是「監改大院」經常有的事情。文學教授王瑤多次在審訊辦公室被毒打。有一次把他綁在一把椅子上，放倒了用鞭子抽。語言學教授王力有一天晚上被看守叫出去，過了很久才回來。他旁邊地鋪上的老師看到他脫去圓領汗衫後，背上都是紅紫條條。
2.「六一八事件」兩週年「紀念」
1968年6月18日是北大文革中最為恐怖和殘暴的日子之一。那一天組織了全校性的暴力行動，比兩年前發生的「六一八事件」更為野蠻。
英語教師鄭培蒂那年二十八歲，她曾告訴一個同學兼同事她的堂舅早年曾和江青結婚，她因此被指控為「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的「現行反革命」。她剛生孩子一個月，被用帆布袋子蒙頭從家中綁架到二十七樓，在那裡被捆綁手腳關了一夜。後來她被關進「監改大院」。6月18日她被叫出去集合，她穿著短袖衫到了臨湖軒，看到其它老資格的「牛鬼蛇神」都穿了長袖厚衣服準備挨打。從臨湖軒到大飯廳的甬道兩邊，站滿了手拿長短棍子和樹枝的紅衛兵。喊叫聲中，棍棒雨點般落下來，把人打得皮開肉綻。「牛鬼蛇神」穿過一裡路長的「夾鞭刑」，又被分到各系「鬥爭」。在二十七樓後面的小樹林中，鄭培蒂和一個同事被罰背門板，門板上立了一排磚頭，鬥他們的人說不許動，磚倒了就打。天氣熱，剛被打過，磚又很重，她動了。他們就過來踢她的踝骨，她一下子跪倒在地。打過她的人，有學生，還有她的女同事。
英語教授吳柱存，遭到棍棒毆打之外，還有一個學生拿了一片竹篾，按在他的脖子上用力一擰，旋去了一大片皮，他疼得差點昏死過去。
盧錫錕是化學系副主任、副教授，他從西南聯大畢業後加入「青年軍」，為和中國聯盟抗日的美國軍隊做過英文翻譯，這成為他的「重大歷史問題」。盧錫錕在6月24日喝下殺蟲劑敵敵畏，毒性發作以後，因為極其痛苦，他用刀砍了自己的手臂和身體。一個月後，他的妻子林芳（化學系器材室職員），在7月19日也自殺了。他們有三個未成年的孩子。1968年8月前，在北大「校文革」領導下的「清隊」，有六個人被害死。除了「階級敵人」，還有三個學生在4月到7月之間被活活打死。年輕人之間發生衝突動手打架，在平常生活中並不罕見，但發展到屢次打死人的程度，顯然是由文革對「階級敵人」的長期暴虐迫害誘導引發的。
3.「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二十四人「自殺」
1968年7月底，「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全國的學校。他們進一步加強「清隊」力度。從1968年8月到1969年2月，北大有二十四人「自殺」。10月初，北大所有工作人員都被命令搬到學校集中居住，包括那些原本就住在校內集體宿捨中的人和有很小的孩子的人。他們按照系別在教室中打地鋪睡覺。「重點對像」被單獨關在小屋由專人看守。每天早中晚三個單元時間「搞運動」。
所有的人被命令互相「揭發」。方式之一是，把人分成小組，十餘人一組，排出順序，輪流「交代」。從生下來到現在的事情，都要說一遍：有什麼個人「歷史問題」，有什麼「現行活動」。「交代」完了就出去，到另一房間去。剩下的其他人便開始「揭發」此人。每個人都必須「揭發」。對發言少的人，會後會被留下個別談話。一個人做完，又開始另一個人。另一人「交代」完了離去，命令其他人「揭發」那個出去的人，還告訴回進來的人說：剛才那個人揭發了你什麼什麼，挑動其揭發那人。所有工作人員都被命在北大建立了九百多個「項目組」，專門負責調查審訊和看押被列為「重點」的「運動對像」。一大批人被宣佈「隔離審查」。他們二十四小時受監視，沒有任何行動自由。這些人遭到長時間審問，甚至幾天不准睡覺。毆打和體罰經常發生。數字被訪者都提到，那時北大的教學樓和實驗樓裡經常傳出被打者的慘叫聲，讓人「毛骨悚然」。
「宣傳隊」的一份《簡報》說，到10月22日為止，全校共揭出具敵我性質矛盾的有542人。《簡報》強調，運動要「批明的，挖暗的，狠狠打擊現行的」。
1968年西語系有三人被害死亡。程遠是西語系的德文打字員，也教德語。革命小說《紅岩》中有個反面角色「瑪麗小姐」，是國民黨的女特務，漂亮，會說外語，大字報說程遠是「瑪麗小姐式的人物」，後又說她就是「瑪麗」。她在床欄杆上自縊。西班牙語教員蒙復地在家中上吊自殺，僅僅因為他曾經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年底，辦公室主任徐月如自殺身亡。西語系一共有五個人分別在1966年和1968年被迫害死。
在集中住宿「清隊」期間，每天集體活動，除了互相「揭發」和「鬥爭」，就是「天天讀」（毛澤東著作）和「早請示」、「晚匯報」（向毛澤東像）。個人的安全和尊嚴都橫遭踐踏。中文系教授袁行霈當時還是年輕教員，不屬「重點鬥爭對像」，後來他說，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1968年7月底，「軍工宣隊」進駐全國的學校，進一步加強「清隊」力度。從1968年8月到1969年2月，北大有二十四人「自殺」。10月初，北大所有工作人員都被命令搬到學校集中居住，「重點對像」被單獨關在小屋裡由專人看守。每天早中晚三個單元時間「搞運動」。在北大建立了九百多個「項目組」，專門負責調查審訊和看押被列為「重點」的「運動對像」。這些人遭到長時間審問，甚至幾天不准睡覺。毆打和體罰經常發生。
4.8341部隊和「第二次清隊」
1969年，毛澤東的中央警衛部隊8341部隊，派駐北大，他們宣佈第二次清隊，全校共檢舉揭發1,742人次1,956件問題。音韻學教授林燾被迫承認曾經參與陰謀炸毀北大水塔，雖然他不曾想過而且也不知道怎麼炸水塔。1969、1970年在北大召開了六次全校大會，每次宣佈對五十人左右的「處理」。迫害在兩次死亡高潮過後一直在持續。1969年秋，北大半數人員被送往江西鄱陽湖邊鯉魚洲開荒種地。學校的系都改稱為「連」。
1969年3月，在軍工宣隊整死了二十四人以後，毛澤東的中央警衛部隊8341部隊又被加派到北大，他們執掌北大直到毛澤東死亡以後。
7月3日，他們宣佈繼續推進「清理階級隊伍」。8月7日的《北京大學簡報》第210期說，「第二次清隊至今，全校共檢舉揭發1,742人次，1,956件問題。有312人次坦白交代了557件問題」。半年多以前已經進行了那樣密集的「檢舉揭發」和「交代」，並且已經整死二十四條人命，在此基礎上竟然還能揭發出更多的「問題」。
中文系教授章廷謙，被指控當過「國民黨區黨部委員」，符合「歷史反革命」的標準，章廷謙堅決否認。儘管只有馮友蘭一人證明，軍宣隊還是把他作為「抗拒從嚴」的「典型」，在全校萬人大會上把他銬上手銬裝進一輛吉普車帶走。在這種高壓下，音韻學教授林燾被迫承認自己曾經參與陰謀炸毀北大水塔，雖然他不曾想過而且也根本不知道怎麼炸水塔。
1969、1970年在北大召開了六次全校大會，每次宣佈對五十人左右的「處理」。這種會還被稱為「寬嚴大會」，大批人得到種種罪名和處分還被說成是「從寬處理」和「給出路」，實質意思是如果受迫害者不束手就範，就要給予更嚴厲的懲罰。
在兩次死亡高潮過後，迫害一直在持續。1969年秋，北大半數人員被送往江西鄱陽湖邊鯉魚洲開荒種地。學校的系都改稱為軍隊的「連」。1970年12月北大當局關於「一打三反」運動的報告說，「又清出叛徒，特務，地富反壞分子和，貪污盜竊分子七十六人」。1971年2月，校醫院姜肖管在江西田野中割斷動脈自殺。1973年和1974年「反右傾回潮」，再次「批判鬥爭」和「隔離審查」一些人。歷史系有教員自殺，僥倖未死。六十三人中最晚的死於1975年。中共北大黨委書記（軍人）在全校幹部大會上說，圖書館系教授王重民腐蝕共產黨員，要把我們的黨員拉下水，有女黨員經濟上有困難，王重民借錢給她，這是資產階級在向黨進攻。王重民在頤和園後山一棵樹上吊死。
五、他們的死亡意味什麼？
北大六十三人的死亡不是憑空發生，而是由以往一系列迫害發展而來。北大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有716人被劃為「右派份子」，佔當時北大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在六十三名受難者中，向達、吳興華、王重民和許世華都曾被劃為「右派份子」。文革迫害的殘酷程度超過了以往所有的「政治運動」。這不單是犯罪，也是民族文明的墮落。生命的尊嚴是永恆的。希望有一天，六十三名受難者的名單將會放進歷史博物館。
六十三名受難者的死亡以及害死他們的殘酷手段，清晰表明瞭文革的刑事犯罪性質但是長期以來，文革犯罪沒有得到充分的正義審判。1980年底中國當局對部分文革領導集團成員進行了刑事審判。通過法律程序審判文革罪犯，比起文革時代是巨大的進步。但當時「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案」對被告提起公訴，而不是反人類罪和群體滅絕罪。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中，寫出的全中國範圍內文革中被迫害死的人的名字，只有六十多名，隻相當於北大一所學校的受難者人數。北大六十三名受難者中只有翦伯讚和饒毓泰兩位一級教授的名字被寫入判決書。
六十三人被害，並非北大特有，而是全國所有學校的普遍現象。各校在受難者人數比例方面，也都和北大相近。例如，清華大學有五十二人，北京農業大學有三十人，西安交通大學有三十六人，復旦大學有三十六人，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有五名，北京女三中有四名，上海育才中學有四名，北京寬街小學有三名，四川井研縣馬踏鄉公社中學有兩名。各地學校的死亡時間分佈也和北大相似。這清楚顯示，文革是一個由最高當局指揮、全國同步進行的大規模的群體性的迫害和殺戮。
六十三人的死亡也體現了文革「理論」的實質內容。文革建立了整套理論，但是寫在紙面上的文字理論，其實際含義須要聯繫事實觀察才能避免誤讀。1974年開始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批判孔子和讚揚秦始皇及歷史上的「法家」，其中一篇題為《略論秦始皇暴力》（署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人民日報》，1974年1月21日），明確將秦始皇「焚書坑儒」和文革直接等同說：「『坑儒』是對反革命分子的鎮壓。」文革鎮壓的「反革命」是誰呢？我們在六十三人的名單中已經看到了。那些至今還贊成文革「理論」並稱讚文革「理想主義」的人，看看這份北大受難者名單吧。請他們指出，六十三人中哪一個或者哪幾個是應該被殺害的。
六十三人的死亡顯示了文革的起因是文革領導人的作用，而非社會自發產生。有一種說法認為文革產生自中國傳統文化，然而中國有幾千年的學校教育系統歷史，從來沒有發生過文革這種學生打老師的革命。還有一種說法是中國人教育程度低以致發生了文革反智運動。然而北大是中國土地上人均教育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北大文革的野蠻程度卻絕不低於全國平均線。從事實看，文革的主要起因不在這類不可更改的客觀條件，而在文革領導人的鼓動和脅迫。
六十三人的死亡不是憑空發生，而是由以往一系列迫害發展而來。文革前北大最大規模的迫害是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有716人被劃為「右派份子」，佔當時北京大學總人口的百分之七，遭到判刑、「勞教」、開除等嚴厲處罰。在六十三名受難者中，向達、吳興華、王重民和許世華都曾被劃為「右派份子」，遭到降薪降職處分，董鐵寶在1958年「拔白旗」運動中被作為「白旗」批判，文革又把他們推向地獄，他們就被害死了。
文革迫害的殘酷程度超過了以往所有的「政治運動」。把「鬥爭」對像侮辱、折磨、捆綁、毆打及拷打致死，以前就發生過，但一般來說隻發生在農村，在文革中則長期大量地出現在校園之中，包括北大這樣的「最高學府」。這不單是犯罪，也是民族文明的墮落。
90年代，在文革「牛棚」所在的地皮上，蓋起了漂亮的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陳列遠古時代的石器等等。這樣的博物館當然有益，但北大的文革歷史也是不能忘記的。要不然，北大回到野蠻時代並不是不可能。希望有一天，六十三名受難者的名單將會放進歷史博物館。生命的尊嚴是永恆的。儘管文革永遠毀滅了受難者的生命，但是不可能永遠毀滅他們的名字和對罪惡的見證。
──轉自《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www.chinese-memorial.org》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