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一、前言：題目和方法
二、「鬥爭會」結構和要素
1，「鬥爭」誰？——目標和含義
2，誰「鬥爭」？——動力和動機
3，怎麼「鬥爭」？——身體和精神的雙重侮辱和折磨
4，「鬥爭會」其他附件：崇拜和仇恨
5，不是「表演性審判」
三，「斗倒鬥垮斗臭」：「鬥爭會」功能
1，人數和場地
2，頻率和長度
3，展覽性
4，家人被迫「鬥爭」親人
5，「鬥爭會」和死亡
6，「鬥爭會」成為常規政治儀式
四，「鬥爭會」由來
1，「鬥爭」詞義變遷：並非中國傳統
2，最早的「鬥爭會」
3，文革前的「鬥爭會」
4，毛澤東和「鬥爭會」
五，為什麼「鬥爭會」流行？
1，毛澤東的「群眾專政」
2，對「鬥爭會」作道德反思
3，「鬥爭會」文化遺產
一、前言：題目和方法
「鬥爭會」是文革的主要景觀之一，也是文革的最邪惡的一道風景線。
文革中，除了嬰幼兒，沒有人沒有參加過「鬥爭會」，包括小學生在內。在所有的工作單位和行政區域，沒有地方沒有舉行過「鬥爭會」，包括國家的最高學府和偏僻的邊境地區在內。文革中廢除了升學考試，大學五年沒有上課，中學有兩年左右沒有上過文化課，小學也長期不上課或者半上課。文化單位都不工作（因為他們原來從事的工作都成為了文革的對像）。行政機構都實行「軍管」（軍事管制），大量幹部停止日常工作。大量時間用在了「鬥爭會」上。
文革期間，特別是文革的前四年（1966-1970），「鬥爭會」開得既多又密。這些「鬥爭會」可能大小各異，但是都有相同的基本結構和進行程序。「鬥爭會」設立了一套特別的身體折磨，如「坐噴氣式飛機」。有人在「鬥爭會」上被打死，有人被「鬥爭」得肢體殘廢或者精神失常，有人在被「鬥爭」後「自殺」（這裡加上引號是因為這完全不同於一般所說的自殺）。而那些「鬥爭」別人的人，有的是踏著受害者在權力之路上爬升，有的是出於恐懼而附和權勢者迫害他人。「鬥爭會」不但殺人傷人，而且導致道德腐敗。
文革的主要口號之一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所謂「牛鬼蛇神」人數眾多，而且都曾在「「鬥爭會」上遭到「鬥爭」。可以說，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鬥爭會」來開展和實行的。「鬥爭會」是文革中系統性地使用的形式。文革中用來打擊「革命對像」的方法還有很多，比如用「大字報」「揭發」，比如用「牛棚」（設立在各工作單位的監獄）監禁，比如逮捕和死刑，但是「鬥爭會」無疑是其中使用頻率很高的一種。同時，也因為這是「會」，即有很多人在場，不但目睹而且參與，所以在人群中有更大的影響。「鬥爭會」在中國雖然並非自文革開始，但是在文革中成長為社會制度中的一個強壯而活躍的新型器官。
在中國歷史上和現代世界上，「鬥爭會」非常獨特。「鬥爭會」並非中國古代傳統，「鬥爭」一詞原來被理解為雙方互相爭鬥，而不是指一方欺侮攻擊虐待懲罰另一方。「鬥爭會」也不是從外國傳入。在意識形態相同和發生過同樣大規模迫害的斯大林蘇聯，未見使用過這一形式。一般英語讀者看到「Struggle Session」(「鬥爭會」英譯)則茫然不知其意，因為他們的經驗中並無此事。
「鬥爭會」在文革中的規模和影響以及其獨特性，有理由使其成為一個重要的文革研究對像。但是到現在為止還未見到對於「鬥爭會」的專題研究。首要原因應該是文革後的當局不准許進行文革歷史研究。其次，因「鬥爭會」太普遍而習以為常不加深思也是原因。而更應使人警覺的是，文革實際上深深影響了幾代人看待和評價歷史的價值標準。迫害可能被合理化，或者像天氣冷暖變化一樣被人接受了，所以「鬥爭會」也就不進入歷史研究的視野。
本文對「鬥爭會」案例進行分析和歸納，並分析「鬥爭會」怎樣達到其把「鬥爭」對像「斗倒鬥垮斗臭」的目的。本文還回溯「鬥爭會」在文革以前的發生發展歷史即其由來，並討論為什麼「鬥爭會」在中國發生和流行。
因為研究對像的特殊性，現有學術理論很難被應用。不過，對蘇聯的「表演性審判」，以及對懲罰性的身體折磨的展覽性的演變的歷史研究，都對本文有參考作用。文化人類學的「稠密描述」方法，即用儘可能多的細節來解釋人類行動的原因，也對本文有啟發。
在研究方法上，筆者把文字數據閱讀和調查尋訪結合起來，而且在兩種史源中更加強調後者。筆者感謝接受了採訪的文革經歷者。本文所引的二手資料，都註明出處。未寫出處的，來自筆者的調查採訪。
要把文革中開過的千千萬萬的「鬥爭會」描述清楚，先要說明「鬥爭會」的基本結構和主要程序。本章首先試圖說明：誰被「鬥爭」？誰來「鬥爭」，怎麼「鬥爭」
「鬥爭會」的基本畫面是：一個會場，前面寫明是「鬥爭會」，「鬥爭」誰，什麼罪名。被「鬥爭」的人在前面，面對觀眾，一般是在一個檯子上。他們胸前掛有牌子，上面寫他們的名字和罪名。被「鬥爭」的人至少必須「低頭認罪」，或者下跪，或者九十度彎腰，兩臂後舉，成噴氣式飛機的形狀。主持大會的是當紅的紅衛兵和其他「造反派」組織的領導人，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人,軍代表等。
「鬥爭會」上有三種人：被「鬥爭」的人，主持和領導「鬥爭會」的人以及一批「積極份子」，以及數量要大得多的「革命群眾」。
這三種人的關係，並不像法庭上的嫌疑罪犯、法官和聽眾。主要的區別是罪名已經在會前確定好了，主持者不需要聽取證據，被「鬥爭」的人絕不允許為自己辯護，有的嘴裡被塞進了木塞子甚至被割斷了喉管不能說話。「革命群眾」不能拒絕參加也不能反對「鬥爭」某人，否則他們自己也會被「鬥爭」。
「鬥爭會」有相當固定的程序。開場前，先高聲大唱「革命歌曲」，大聲朗讀毛澤東語錄，選的語錄也往往都是相同的幾段。一般以全場一起呼喊口號結束，呼喊的口號也基本相同，不同的只是被「打倒」的人的名字。會上發言用的詞彙和句式也都相似。每個上場發言的人都會以「高呼口號」來結束講話。
「鬥爭會」的主體部分是「鬥爭」，即對「鬥爭」對像從身體到精神的侮辱和折磨，其手段和方式也一般相似。有的「鬥爭會」直接造成「鬥爭」對像死亡或者身體嚴重受傷。
文革中在「鬥爭會」上被「鬥爭」的人中的大多數，不是因為他們作為個人做了什麼特別的事情，如偷了東西或者打傷了人，犯下了傳統和法律認為的「罪」，而是因為他們屬於某個群體，如某種職業某個階層或者某種社會身份。從文革領導人的角度來看，這是完全必要的。因為打擊一些有「過錯」的個人，遠不及打擊幾個大的社會群體能對以往社會能產生強大的衝擊和達到改變社會的目標。因此，文革的迫害是所謂「群體性迫害」，即迫害對像是社會中的一些群體。（在納粹德國發生的對猶太人的迫害和殺戮，是最典型的「群體迫害」，以致被叫做「種族滅絕」。）這些群體在中國早已有之，文革中成為「鬥爭對像」。他們中的具體個人，當然都有個性也有道德方面的優點以及缺點，但是他們被「鬥爭」並不主要因為他們個人的性格或者道德，而因為他們屬於某個群體，而這個群體成為革命的指定的打擊對像。個人的因素在他們的遭遇中其實隻佔很小的份量。文革不是打擊貪污犯或者小偷流氓的「革命」，那些古已有之的罪行是個人性的。文革在指控「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和「資本主義道路」的同時，指控了一些很大的從前不被認為是壞人的社會群體。
文革中，教育工作者是最早被「鬥爭」的、也是被「鬥爭」的人中最大的一個群體。在筆者所做的涉及幾百所學校的調查中發現，所有的校長，包括大學、和小學的校長，都在「鬥爭會」上遭到過「鬥爭」，沒有例外。在千千萬萬校長中，顯然一定有當得較好的，也有比較差的，甚至可能有罪犯，但是他們都無一倖免地被「鬥爭」了。教師中相當高比例的人都遭到過「鬥爭」，在有的學校超過三分之一。學位較高、級別較高、業務較突出的教員中遭到「鬥爭」的比例高於其他人。大學裡的教授和副教授，都遭到「鬥爭」，高級講師也很難逃脫。
最早在「鬥爭會」上被打死的文革受難者，是教育界的人。據筆者的調查，他們是南京師範學院的教務長李敬宜和其丈夫江蘇省教育廳長吳天石（1966年8月3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1966年8月5日）。在他們之後，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遭到殘酷的「鬥爭」而身亡。關於他們的死，在筆者《文革受難者》書中有詳細說明。書中也寫了20名被迫害死的大學負責人。他們全都遭到過殘酷「鬥爭」，有的甚至死於「鬥爭」現場。筆者曾在電腦網上作問卷調查，是否有學校在文革中沒有「鬥爭」校長和教員，得到的肯定回答是零。
另一個很早遭到「鬥爭」的大群體是文學藝術界人士。當時全國的知名作家，除了郭沫若（中國文聯主席）和茅盾（中國作家協會主席）二人以外，全部都遭到過「鬥爭」。名字排列在他們二人後面的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老捨，1966年8月23日下午，和28名作家、演員和文藝界領導幹部在北京文廟一起遭到紅衛兵的殘酷「鬥爭」，包括下跪、火燒和毒打。他在第二日投湖身亡。一名當時是北京景山學校初中一年級的受訪者說，他們班「鬥爭」過班主任，因為他曾經在《北京晚報》上發表過兩小塊文章。文藝單位都是成年人，不像學校有大批暴力的「紅衛兵」學生。實際情況是「革命大串連」使得學生紅衛兵參與「鬥爭」作家。作家老捨就是被中學紅衛兵殘酷「鬥爭」後死亡的。
另一個被「鬥爭」的大群體是受過專業教育的醫生、科學家、工程師等等。例如，1966年8月13日，中國地質科學院召開「鬥爭會」。地質學家謝家榮和他的兒子謝學錦等幾十人被強迫跪在地上被「鬥爭」。謝家榮留學歐美，曾任地質部總工程師，對中國礦業開採有重大貢獻。當天晚上謝家榮在家中服安眠藥身亡，時年68歲。他家的老保姆機智地燒掉遺書，稱他因病死亡，以免招來更大罪名。當局把屍體送到醫院解剖檢驗。醫生說是心臟病發作。屍體還未縫合就被送去火葬場。他的妻子吳鏡儂在一週後服安眠藥身亡。他們的兒子謝學錦在文革後當選為科學院院士，給筆者講了這一悲慘的往事。謝家榮先生被「鬥爭」，是在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在「鬥爭會」上被打死八天之後。「鬥爭」他的人是單位的工作人員，不是中學生紅衛兵。他沒有在「鬥爭會」上被當場打死，但是在死後遭到剖屍。解剖不是為了醫學目的，而是為了要給他定下「畏罪自殺對抗文革」的罪名。福建將樂縣醫院的俞諾醫生，1930年代畢業於北京協和醫學院，是當地有名的內科醫生。1969年他被關在「學習班」（文革新詞之一，聽起來像是「學習」，實際上是關押）時，曾被綁在縣城中心十字路口的路燈桿子上「鬥爭」。很多人圍觀。他腳下放了塊石頭，有人多次把那個石頭抽走，讓他懸吊在電燈桿子上。文革中，有高級職稱的醫生、工程師和科學家，除了從事軍事工業的以外，幾乎全部都遭過「鬥爭」。
在教育界和科技界，集中了曾到外國留學的人。他們在20世紀上半葉到西方留學，引進了現代科學和技術。他們遭到「鬥爭」的比例特別高。例如，據筆者調查，1949年以前到芝加哥大學留學後歸國服務的學者中，至少有12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其中有江西安福縣王均，1926年從芝加哥大學畢業，回國後曾任大學和中學教員，1950年代被作為「歷史反革命」判刑八年。文革開始後，王均被戴高帽子遊街，被打，被關押。1968年5月，江南鎮上召開「鬥爭會」，他的妻子（安福縣中學代課老師）被叫去「陪斗」（這是文革新名詞之一，下文有更多解釋），看到王均已經站不起來，是被放在板車上拖來的。他對妻子說：「我已經許多天不能飲食，腰骨也被打斷，恐怕活不下來了。」「鬥爭會」後他被帶走，從此家人再也不知道他的音訊。文革後，安福縣中學的一位老師傳來話，那個「鬥爭會」後某天，紅衛兵曾命令他和另外三個老師去荒山上挖坑埋屍體，他偷偷揭開卷屍體的席子看，發現是王均。王均的確切死亡日子和地點至今不清楚。他的親人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鬥爭會」上。
以上這些人，文化界的知識份子和領導幹部，是在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發出的發動文革的《通知》中明確規定的要打擊的群體。在關於文革的第二個綱領性文章，1966年8月8日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發佈之後不久，毛澤東決定讓全國各省市縣的首長全部「靠邊站」和把他們「打倒」。他們被指控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在1967年1月開始了所謂「奪權」，派遣大批軍人支持各地「革命造反派」，建立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來統治全國。這樣，文革前的大批各級黨政領導幹部（科長以上）成為被「鬥爭」的另一個大群體。
文革中，全國各省和自治區的最高首長，除了廣西的韋國清以外，全部遭到清洗。各省的省長副省長遭到「鬥爭」的不在少數。黑龍江省領導人李範五等被「鬥爭」的場面現在可以清晰看到，因有記者留下照片並且在近年發表出來。直轄市中，北京最先，上海繼後，被罷黜的原領導人都遭到大會「鬥爭」。對黨政幹部的「鬥爭」在1967年形成高潮。「鬥爭」大幹部成為「時尚」，一些「革命造反派」組織爭搶大幹部去他們的「鬥爭會」，以顯示他們的革命性和重要性。這種「鬥爭」的最高潮，是在1967年8月5日，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中舉行「鬥爭會」，分別「鬥爭」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及另外兩個高層領導人，鄧小平（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陶鑄（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並在「黨和國家領導人」中排名第四）。這三個「鬥爭會」都拍了電影。拍攝劉少奇被「鬥爭」的電影有小部分現在流傳在外可以看到。就結構和形式來說，和其他「鬥爭會」差別不大。
由於各種原因，難以解釋可能是其中之一，對大多數幹部被「鬥爭」的事情現在很少說明。西方學者則對此表示覺得神祕不可解。其實，斯大林和波爾布特都同樣大規模地清洗過幹部，只是他們可能沒有使用「鬥爭會」作為主要方式。
再一個大群體，是在1950年代就被「打倒」了的有產階級（有土地和工廠、商店的人）以及「右派份子」（被認為在思想上是「資產階級」的人）。他們在文革前就被當作「敵人」對待，文革中遭到更嚴重的迫害。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昌平縣被「鬥爭」殺害的327人和在北京大興縣殺害的324人就屬於這個群體以及他們的子女。（數字來自官方當時的內部統計。）在筆者《文革受難者》書中寫了昌平縣「西三旗」的「黃土南店」村（今「回龍觀」小區）召開「鬥爭會」，通知村民帶棍子參加。開始無人敢動手。一個復員軍人先動手以後，群眾被激發起來。19個「地主」「富農」以及他們的子女被活活打死。
雖然中國的有產階級在文革前已經被剝奪了產業，但是1966年有些人還有住房，自己居住，或少量出租。在紅衛兵運動的高潮中，1966年9月，政府發出文件沒收了城市裡所有的私人房產。而房產主們雖然毫無抗拒就交出了房契，還是有很多人遭到「鬥爭」甚至被殺害。當時住房緊張也是一些人通過「鬥爭」佔取他們的房產的強大動機。北京第四女子中學（後改名為「陳經綸中學」）生物教員齊惠芹，家在北京東四剛察胡同1號，和丈夫以及三個兒子住在自己房子裡，有幾間房出租給別人住。她在「鬥爭會」上被剪了頭髮，被逼喝墨汁，最後被打死。
被「鬥爭」的人都有「罪名」。這些罪名一般寫在「鬥爭會」的會標上，也寫在掛在被「鬥爭」者胸前的大牌子上。他們的罪名不是古代傳下來的偷竊、搶劫、傷人和殺人。不但「鬥爭會」這個名稱在漢語中前所未有，文革中被「鬥爭」者的罪名也是全新的。
「反革命黑幫」，簡稱「黑幫」。在1966年，先指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幫（三個寫雜文的人的共同筆名），再指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被「打倒」的大幹部，後來擴大到北京大學領導人陸平等，後來再擴到到各學校的領導人，等等。
「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一罪名寫在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發出的開始文革的「通知」中和其他的文件中。不但大學教授留洋學者基本上都被囊括其中，中小學中業務拔尖的教師都被算在內。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罪名寫在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和8月8日發出的關於文革的指導性文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和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都被列入其類。他們二人都在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中，遭到「鬥爭」。
「現行反革命分子」（主要指「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寫在1967年1月的《公安六條》中）。「歷史反革命分子」或「國民黨殘渣餘孽」（這個說法出自毛澤東在1969年初的一條「最新最高指示」中）。
這些罪名都出自指導文革的「中央文件」（文革中下達了很多這類文件），上面有毛澤東的「圈閱」或批語，有的段落是他親自寫的。以中國人口之多，每發明一個新罪名，就有一大批人被囊括在其中。
從「鬥爭會」照片，看得到這些「罪名」被寫在被「鬥爭」的人的胸前大牌子上或者頭頂高帽子上。後來發生的一個混亂是，文革後用了一個詞語「冤假錯案」為受害者「平反昭雪」，以致難以分辨，是被「鬥爭」的人沒有犯被指控的罪，還是這些罪名本身就是不成立的？下面還會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除了以上幾大群體，調查中發現有各式各樣的被「鬥爭」的人。
文革中被「鬥爭」的人大多年紀較老，一般都在35歲以上。這容易解釋。雖然文革沒有說要「鬥爭」年紀大的人，但是因為35歲以上的人在1949年已經18歲成年，多少會和前政府有關係，也可能加入過「反動黨團組織」（指國民黨和三青團等）。另外年齡大的人也會在工作場所有比較高的專業地位或者行政地位，其中專業人員可以被指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行政幹部（科長級以上）可被指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革明確制定的兩大類打擊對像。年輕人不可能是「當權派」或「學術權威」，但是也會被「鬥爭」。
紅衛兵推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階級路線」，把所謂「壞家庭出身」的同學稱作「混蛋」並「鬥爭」他們。1966年８月４日，北京師大女附中初二四班開「鬥爭會」「鬥爭」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教室牆上貼了大標語「打倒狗崽子」。「狗崽子」在當時被廣泛用來指「黑五類」家庭出身的青年，意思是他們的父母是「狗」，他們是「小狗」。「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坐在椅子上，「不紅不黑」的孩子坐在地板上。十名「狗崽子」站在教室前方，被用一根長繩子拴起來。被「鬥爭」的學生被命令逐個「坦白交代」「反動思想」以及父母的「罪行」，還必須重複說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該死。」紅衛兵還打了她們。一名受訪者的腳被踩傷，至今天陰下雨會疼痛。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農業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召開大會，全校128個「狗崽子」全部跪在地上被「鬥爭」，有的人還遭到毒打。這個學校總共只有60名教職工和500來個學生，128人是很高的比例，而且顯然被「鬥爭」者中大多數是學生。
另外，年輕人因為冒失而說話不注意，被指控有「反動言論」。在北京大學，文革中九名學生在被指控為「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後「自殺」身亡。加上引號是因為這根本不是通常意義上所說的自殺。其中，中文系三年級女生劉平被她的同班同學開會「鬥爭」時，被扭作「噴氣式飛機」（下文將作解釋）。劉平在1968年12月4日服毒身亡。在復旦大學外文系，1968年初的一個晚上，三年級學生楊雷生在全年級的「批鬥會」上被「批鬥」，第二天一早他在學生宿捨七號樓跳樓身亡。另一名三年級女生也被指控為「思想反動」遭到「批鬥」。1968年3月在學生宿捨九號樓跳樓，沒有死，大腿骨骨折。她的同學們到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召開「鬥爭會」繼續「鬥爭」她。她是在醫院的有輪子的床上被推進來的。該系還有一名二年級的女生也被「鬥爭」，跳樓未死，終身坐輪椅。
在筆者採訪過的人中，被「鬥爭」時年齡最小的是北京太平路小學的一名女學生。1968年她被「鬥爭」時八歲。她1967年入小學，1968年被指控「書寫反動標語」，加上她父親那時因曾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正在單位被「隔離審查」，小學生開會「鬥爭」了她。在調查中聽說的最年幼的被「鬥爭」的人，是託兒所裡的孩子。他的父親張文松是文革前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市委教育部部長，負責北京的中小學教育，文革一開始就被「打倒」，全家被從以前市委領導的宿捨驅逐到北京「五四大街」上給市委勤雜人員住的大雜院裡。幼兒園的阿姨把他帶那裡，讓他跪在自己家門口被「鬥爭」。「記得是他說了什麼反動話。」當時14歲的同院鄰居說，「但是不記得是什麼了。」一個還在託兒所的孩子，能說出什麼「反動話」呢。
外國人也遭到「鬥爭」。1966年8月24日，北京的中學生紅衛兵在東單三條「鬥爭」了瑪麗亞方濟格修女會的八名外國修女。（見照片）。這是在修女會門前的台階上，隻看見修女的白色袍子和頭巾卻看不到她們的臉，因為他們都被迫彎腰90度作「認罪」姿勢。他們隨即被驅逐出境，其中一人在到香港的路上去世。他們在北京為外交官子女辦學校，卻被指控為進行「反革命活動」。她們是北京最後的既不是為中國政府工作的外國專家也不是外國駐華使館外交人員的外國人。《人民日報》讚揚了紅衛兵的這一行動。一名當時初中二年級（北京第二中學）的受訪者說，他沒有去抄修女會，但是吃到了同學從修女那裡抄來的巧克力糖。
甚至已經被迫害致死的人也被「鬥爭」。天津紅橋區紅星中學俄語教師魏恕被指控和「右派份子」丈夫「劃不清界限」而遭到侮辱和毆打。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全校學生被集合在教學樓前的操場上召開「鬥爭大會」，當紅衛兵拳打腳踢地把一長串「牛鬼蛇神」帶上檯子跪下的時候，魏恕從教學樓四層的側面跳了下來。第二天召開「批鬥畏罪自殺的現行反革命分子魏恕」大會，檯子上紮了一個稻草人，身穿魏恕的衣服，衣服上血跡斑斑。北京大學中文系負責人程賢策，從1966年6月中旬起就不斷遭到「鬥爭」，在9月5日服毒「自殺」。他死後中文系開會，把他的名字寫在白布上，和其他教授、系副主任一起被「鬥爭」。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李季谷教授1968年7月25日被「鬥爭」了整整一天，罰跪在地，背上被紅衛兵學生用香煙燙了幾十處。深夜才放他離開，他投入校園中的麗娃河身亡。紅衛兵說他「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在系中召開「鬥爭會」，用紙畫了李季谷的畫像，命令一名「有問題」的人舉在手裡。他的畫像和幾十名教職員一起被「鬥爭」。
古人也遭到「鬥爭」。1966年8月24日，北京十三陵博物館開大會，「鬥爭」並燒燬了從陵墓中挖出的萬曆皇帝的骨骼（已經由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用鐵絲穿起來）。（《風雪定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7年，341頁）。近代歷史上的名人張之洞、康有為，不但被掘墓，而且被打開棺材「鬥爭」（見鳳凰網）。北京師範大學的紅衛兵在1966年11月到曲阜召開十萬人大會，砸毀孔子塑像和石碑，把「孔林」（孔家墓園）的很多墳墓掘開。這些破壞雖經修復，至今仍然可見痕跡。
筆者在雲南省邊地農場當「知青」時，1971年初隊裡舉行「鬥爭會」，「鬥爭」了一名工人，還有他種的一株辣椒。他的妻子是成都人，嗜吃辣椒。那時政策不准各家自己種植，他悄悄到山裡砍去野草辟出一片餐桌面積的地（那裡有的是這樣的荒地），用竹子編成籬笆圍起來（那裡的野生竹子非常多），種了一株辣椒（辣椒在那個溫暖炎熱的地區是多年生植物並常年掛果，極易栽種取食）。軍代表把全隊的人引到那株小小的辣椒前（半天沒有上工），帶著人們高喊「打倒XXX」（那位工人的名字），毀掉了那株辣椒。這個行動當時被稱為「割資本主義尾巴」。
老人、年輕人、孩子、外國人和死者、古人甚至一株辣椒都被「鬥爭」，看起來相當混亂，也有人說這是「失控」，不能責怪文革領導人。但是，實際上這些人被「鬥爭」的「原因」是相當明確相當一致的：他們和資產階級有關係（子女）；他們和傳統的思想理念有關係（信教的人）；他們有和文革領導人不一致的思想（他們「反動話」，可能實際上並不十分與當局對抗但是有異議或者有不敬），他們和私有制有一點關係（比如那棵辣椒）。「鬥爭」這些人，在打擊這些人的同事，也打擊了他們蒙受的罪名代表的理念和價值觀，如資本主義，如教育和學位等等，也大力肯定了文革的理論和目標，其中最主要的是和「傳統的所有制」以及「傳統的思想」「徹底決裂」–文革時代稱之為「兩個決裂」，以便上口好記。實際上，從這些「鬥爭」對像，可以清楚看出文革一直亂中有序，方向和目標都非常清楚。被「鬥爭」的人要為自己辯護以逃過或者減輕懲罰，只有竭力聲明自己要堅決打倒「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強調自己「無限熱愛黨熱愛毛主席熱愛社會主義」。甚至直到在文革後給被「鬥爭」的人「平反」，也隻說是「冤假錯案」，意思似乎是說這些人並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也不是「反動學術權威」，卻沒有從理論上指出這些罪名本身是不成立的。
除了被「鬥爭」的人，有的「鬥爭會」上還有一類人「陪斗」——這是文革新詞語之一。中文以前只有「陪客」一說，相對於「主客」而言。「陪斗」這類新詞語的出現，標誌著「鬥爭會」的進一步發展和成熟，結構更加複雜和精緻。上文已經寫到江西省安福縣王均的妻子「陪斗」。有的「鬥爭會」上，「陪斗」人數十分可觀。在1966年8月15日北京大學文革委員會在北京最大的會場「工人體育場」的「鬥爭會」，校長被「鬥爭」，系一級的領導人（包括各系的正副主任以及共產黨總支書記副書記）則「陪斗」，而北京大學當時有二十多個系。在清華大學「鬥爭」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時，「陪斗」者中有國務院副總理等等。王光美站在桌子上，身後有兩個紅衛兵拉著她的手臂作「噴氣式」。「陪斗」的大幹部站在地面上，每人身後也有兩個紅衛兵架著他們做「噴氣式」。
在被「鬥爭」的人中有一個群體，先「鬥爭」別人，然後自己被「鬥爭」。他們是那些在文革初期領導文革的各省市縣的領導幹部。文革開始的時候，他們組織了各種「鬥爭會」「鬥爭」文革的第一批「鬥爭」對像，即學校教師和校長，作家和藝術家等等。可是半年以後，他們被「奪權」了，也成為「鬥爭會」的對像。他們對別人施行的殘暴手段都回報到了他們自己身上。這裡用了「回報」，這不是佛教所說的做了壞事得到上天的懲罰即「因果報應」。這是一種「體制」導致的「回報」。他們組織和提倡野蠻殘酷的「鬥爭會」，後來自己也身落其中。因為這個，雖然他們後來也「否定」文革，卻只願意談他們被「鬥爭」卻不願意談他們「鬥爭」別人。出於這種利害關係考慮，文革的這一部分歷史常常被隱瞞不提了。
在「鬥爭會」場上，大多數人是「鬥爭」別人的人。他們是被「鬥爭」者的對立面。但是「鬥爭」者其實有兩類。一類是「鬥爭會」的領導人和積極份子。他們坐在會場前面的檯子上並佔據擴音器（如會場較小則沒有檯子和擴音器），主持會議，宣佈開始和結束，作大會發言。他們控制「鬥爭」的進程，包括會前選取「鬥爭」對像和會後決定進一步的處罰方式。
會場佈置也明顯分開了這兩類「鬥爭」別人的人。主持者們坐在主席台上，「群眾」在台下，常常坐在地上。在他們和「革命群眾」之間，隔著被「鬥爭」的人。
回看歷史事實，主持「鬥爭會」的人都是當時的掌權者。隨著他們失落權力，主持「鬥爭會」就會變成另一些人的特權：最早開始是「工作組」（1966年8月以前）召開「鬥爭會」。然後是「紅衛兵」和「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組織的領導人。再後來就是「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以及建立的新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首長，其中有很多是軍人。例如，1967年4月10日在清華大學主樓前「鬥爭」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有幾十萬人參加，是文革中規模最大的「鬥爭會」。主持「鬥爭會」的蒯大富，是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井岡山兵團」「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負責人。從1969年到1970年，在北京大學進行「第二次清理階級隊伍」時召開了七次全校性的「寬嚴大會」，那是「鬥爭會」的一個亞種。第一次1969年7月21日，軍代表遲群作了長篇的威脅性講話。遲群是中央警衛部隊的宣傳科副科長，被派主管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兩所大學，1974年幾乎當上了全國的教育部長。第二次1969年8月8日，中央警衛部隊的「王副政委」王連龍發表長篇講話。此後他主管北京大學8年多。一方面，這些「鬥爭會」顯示了他們的權力和重要位置；另一方面，因為「鬥爭會」是當時的主要「革命」活動之一，積極領導和從事這樣的活動才能獲取和保持權力。蒯大富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從一個普通二年級大學生變成清華大學的最高領導人，而且名聲遠播全國，出行乘坐那時高級幹部才有的小轎車。遲群和「王副政委」都教育程度不超過初中畢業卻執掌大學多年直到文革結束。他們充當了文革領導人的得力助手和打手，也得到職位和權力作為獎賞。
「鬥爭會」上有一批「積極份子」。他們在「鬥爭會」上押解被「鬥爭」者，強迫他們低頭彎腰雙臂後舉作「噴氣式飛機」狀。他們揮舞拳頭高喊口號「打倒」「砸爛」和「萬歲萬萬歲」。他們動手毆打被「鬥爭」的人，把腳踩在被「鬥爭」的人背上（見上海照片）。留下的「鬥爭會」照片雖然不多，但是可以看到這些人臉上歡喜的得意的表情。這些人有的得了官職，有的出足風頭，也有的至今抱怨他們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實際上這種在大庭廣眾之中主宰他人身體和性命的權力快感，就是他們得到的「好處」之一。利益不僅有金錢和物質的，心理的滿足也是一種。文革後，他們其實只有極少數受到比他們對別人的迫害遠為輕的懲罰。大多數頂多是失去了原來預想的出將入相的陞遷機會。文革後這些人誠懇道歉的也很少。這些人很可以成為心理學的研究對像，看權力的誘惑怎麼鼓勵一些人會做出凶蠻暴力的事情來。
另一種人數量最多，即所謂「革命群眾」。他們坐在檯子下面。他們和「鬥爭會」領導人之間隔著被「鬥爭」者。他們沒有權利決定「鬥爭」誰，也不能為被「鬥爭」的人辯護，他們只能隨著台上的人的指揮，揮舞手裡的毛澤東語錄，舉拳頭喊口號。總的說來，他們是被動的，雖然他們也確實「鬥爭」了別人。
對很多成年人來說，他們幾乎沒有選擇。他們領取著工資參加這樣的「鬥爭會」；參加時不是站在被「鬥爭」的人中，而是在「革命群眾」隊列中，給他們相當的安全感。如果被「鬥爭」的人過去與他們個人有仇怨，他們還可能感到出了口怨氣。如果他們公開拒絕「鬥爭」別人，他們自己會馬上也遭到「鬥爭」。在大量人次的調查中，筆者發現了兩個名字。他們曾經被通知而沒有去「鬥爭會」上「鬥爭」他們的同事和學生。其中一位的名字是由被「鬥爭」者因為感激而記住的，另一名是自己在文革後說出來的。他們請了「病假」一天。能這樣做，顯示了他們的道德感還沒有被「革命」全部衝垮。但是這樣做的人實際上非常少，對「鬥爭會」造不成什麼影響。
對一些人來說，「鬥爭會」還有別的意義。一名受訪者說，1967年他去過北京航空學院對彭德懷和張聞天（資深共產黨領導人，批評過造成了大飢荒的政策）的「鬥爭大會」，當時他15歲。他回憶往事，說，「小孩兒嘛，哪裡有熱鬧就上哪兒。只要被「鬥爭」的不是你家的人。」另一名年齡相彷的受訪者說，記得到北京大學看「鬥爭會」，人太多，他個子矮，就學別人爬到樹上看。學校不正經上課，又沒有電視可看（幾乎沒有人家有電視機也沒有什麼電視節目），文革前出版的文藝書籍都被禁止，連體育比賽也都停止。學校操場，音樂堂，劇場，體育館，都用來召開「鬥爭會」。「鬥爭會」對青少年具有了「娛樂」作用。
一名受訪者文革開始時是北京史家胡同小學一年級學生。1966年8月，這個學校的校長趙香蘅遭到「鬥爭」和毆打後，與丈夫沙英一起跳樓身亡。這名小學生記得他參加了趙校長死後的一個「鬥爭會」，「鬥爭」已經死亡的趙校長和別的活著的老師。這名一年級小學生記得在會上，他最初不懂說趙香蘅校長「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是什麼意思。他在那個「鬥爭會」上學會了「新詞」。
「鬥爭會」總是把上述三類人分得很清楚。上面寫到1966年8月4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初二(四)班的「鬥爭會」上，被「鬥爭」的十名「黑五類出身」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長繩子繞過這十名學生的脖子把她們拴成一串。十名「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則坐在椅子上「鬥爭」她們。還有20來名家庭出身「不紅也不黑」的學生被指定坐在水泥地板上。這三種情況的含義都很明顯。「鬥爭會」還未正式開始，三類人的位置和姿勢就把她們作了清楚的區分。兩個月前這40來名１５歲的學生還是一起坐在椅子上聽課的同學，現在被劃分成這樣三個等級。也可以說，這也是文革時代整個社會的一個縮影。而且，正是由於這種劃分，才可能激起仇恨和衝動，使得文革得以持續進行。
在「鬥爭會」上，一些人「鬥爭」另一些人。這「鬥爭」到底指些什麼行動，只有在對「鬥爭會」的實際考察中，才能真正瞭解。
「鬥爭會」設立了一套對被「鬥爭」的人的身體的懲罰方式。罰站和低頭是其中最「輕」的。被「鬥爭」的人站立而且低頭，以表示「低頭認罪」的意思。「低頭」後來又發展為被「鬥爭」者要彎腰90度。
罰站也並不容易承受。北京大學生物系胡壽文老師告訴筆者，生物系老一點的教師，百分之九十都挨過「鬥爭」。打耳光是「家常便飯」。有一天生物系老教授趙一炳悄悄問他，有沒有什麼辦法在「鬥爭會」上能站得住。胡壽文告訴趙教授，應該多換腳，先站在一隻腳上，再換到另一隻腳上。三十年後他才想到，趙先生怎麼可能連換腳都不知道呢，這是憑人的本能就會知道的，站久了，就倒換雙腳。趙教授當時60多歲（趙在193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生物學博士學位），他自己３０多歲。現在他也到了那個年紀，才體會到了老年人被「鬥爭」遭受的苦楚更大。
北京大學生物系崔芝蘭和張景鉞教授是夫婦，分別在德國和美國獲得博士學位，文革時已經六十多歲。有一次他們在家門前（北京大學教員宿捨）被「鬥爭」，臉上塗了漿糊和墨汁，身上掛了黑牌，有人揪他們的頭髮進行辱罵。張景鉞有帕金森病，文革前就已經臥床不起。「鬥爭」他們的人讓崔芝蘭教授跪在地上，支撐張景鉞站立著被「鬥爭」。
清華大學建築系梁思成是一級教授，「反動學術權威」，文革中常被「鬥爭」。建築系女教師陶德堅（1932-1997）描寫了其中1968年的一次：
梁先生久患肺氣腫這個難治的病，現在越來越重了，根本無法起床，是用平板三輪車拉來的。批鬥會上，他蜷曲著身子扒在平板車上，我作為陪斗就站在他的身旁。我清楚地聽見他的喘息聲，每喘一下，他全身都要顫抖一陣；聽到他那嘶嘶的哮喘聲越來越沈重，我的肺好像也要爆炸了。但沒有人管這些，發言批判他的人，照樣若無其事地在那裡揭發批判。只有陣陣口號聲蓋過了梁先生的氣喘聲。我跟著他難受，時間好像過得特別慢，好容易挨到散會，梁先生又被原車拉走了。
（陶德堅回憶錄《風雨人生》，頁139-140，加拿大，天下一家出版社，1997）
由於已經不能站立，羅瑞卿被裝在一個大籮筐裡拎到「鬥爭會」上。他曾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長、軍隊總參謀長，是文革中最早遭到清洗的高層幹部之一。他在1966年3月18日跳樓未死摔斷了一條腿。12月10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北京當時最大的集會場所）「鬥爭會」上，當時有觀眾不知道他早在3月就被撤職並跳樓傷了腿，還問別人，為什麼把他放在籮筐裡？因為他姓羅？
更悲慘的例子是西南師範學院文學教授吳宓。1969年5月9日，吳宓「在西南師範學院梁平分校挨鬥，被兩名高大的男生挾持疾行，騰空甩出，右腿扭折成三截（大腿向內，小腿向外，膝蓋和胯骨兩處脫臼），仍勒令半跪半坐三小時，聽完革命師生批判。」（《吳宓日記續編》頁2，編者吳學超「前言」。北京：三聯書店，2006。）
上文提到的八歲時被「鬥爭」的女士說：她被她的同學「鬥爭」時，覺得最痛苦的是兩件事：一，他們要她「低頭認罪」。一個大她兩歲的小學生（10歲）過來按她的頭（小學生已經學會了怎麼「鬥爭」人，因為示範到處可見），她低了頭，又很快把臉側向一邊，自己覺得好像這就算沒有低頭（小孩子也已經知道了「低頭」所含的「認罪」的嚴重涵義）。另外一件事是她怕她媽媽知道了一定會不得了，因為她「惹禍」了。
高帽子：一種用紙或者其他材料製作的至少一尺高的尖頭帽子。「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哲學部的一張照片上，一大群戴著白色尖頭高帽子的人站在一起，後世的人乍一看可能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見照片）有的高帽子上寫有「罪名」，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侮辱性和政治含義。（任仲夷照片）高帽子如果用紙做，不會很重，但是1966年6月17日蘭州大學「鬥爭」校長江隆基時，讓江隆基跪在層層相迭的桌子椅子上，還給他戴上了重十多斤的鐵籠子。江隆基在一星期後「自殺」身亡。
黑牌：寫著被「鬥爭」者姓名和罪名的大牌子。姓名上還仿照古代的死刑犯打上了紅叉。「黑牌」一般是用馬糞紙作的，但也有人故意用很重的材料，並且用很細的鐵絲穿起掛在脖子上。北京第一中學靠著北京城牆。1966年紅衛兵「鬥爭」女校長劉啟明（女）的時候，用鐵絲把一塊城牆磚掛在她的脖子上。北京語言學院院長王亦山，跪在大會檯子上被「鬥爭」，脖子上掛了一塊磚頭，兩邊跪著「陪斗」的人。
被「鬥爭」的人中很多都被剃去半邊頭髮，看似「陰陽」圖案，故被稱為「陰陽頭」。這主要用於女性，例如，學者、作家和翻譯家楊絳，北京大學中國古典文學教授馮仲芸，這樣的人本是大眾心目中的文雅女性形象，在1966年都被剪了「陰陽頭」。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甚至把多名「壞家庭出身」的女同學也剪了俄「陰陽頭」。被「鬥爭」的男人則被亂七八糟剪掉頭髮。《黑龍江日報》的攝影記者李振盛拍攝了該省省長李範五在「鬥爭會」上被女紅衛兵剃頭髮的一組照片，好像動畫片一樣展現了剃頭過程。（見李範五照片）省長是大人物，有攝影記者照了相。其他被剪「陰陽頭」的人很多，但沒有照片留下。北京建築材料工業學院的一名學生買了一把理髮推子（當時四塊多錢是個大數），把十幾個被掛了「黑牌」的老師的頭髮剪得亂七八糟，還讓他們每人交給他五毛錢「理髮費」。
中國之大，以上三項到處發生，但是還有一些地方有特別的惡方式。四川省井研縣馬踏鄉公社中學，那裡的「風俗」是要被「鬥爭」者背一個稻草人，上面標有其姓名。這個學校只有初中，有三十個教職員，兩名被迫害致死。教員受訪者說，每次聽說要開「鬥爭會」，前一天他就要他的八歲的小兒子去悄悄地看，準備好的那些稻草人中有沒有他的——自己第二天會不會被「鬥爭」。
還有一種「鬥爭」姿勢是強迫被「鬥爭」者跪在或者趴在地上，讓紅衛兵在其身上踏上一隻腳，以實踐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文章（1927）中所寫的，把鄉村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這裡的照片是上海美術學校和戲劇學院聯合召開的「鬥爭會」。這兩個學校是近鄰。照片的主要人物是紅衛兵，他們佔據了畫面的中央和大部分，挺胸抬頭，高揚的手中舉的是毛澤東語錄本，同時都伸出一隻腳，踩在匍匐在地上的被「鬥爭」的人身上。這些人是他們的老師和學校的負責幹部。提供照片的人說，這是當年開紅衛兵造反展覽的時候展覽過的。那也就是說，當時是被作為「功績」來表彰和炫耀的。
類似場面也發生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1966年8月的一天紅衛兵非常興奮，因為《北京日報》記者來學校照相。他們擺好一張方桌，命令副校長劉美德（女，化學教師，36歲）跪在桌子上，一個紅衛兵站在桌子上，挺胸昂首，把一隻腳踏在劉美德背上。攝影記者站在地面上把這幅圖景照下。照相之後，這個紅衛兵一腳把劉美德從桌子上踹了下來。當時劉美德懷孕已經很明顯。當時在場的一些女學生嚇得閉上了眼睛。劉美德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這張照片後來沒有在《北京日報》發表。一名該校的受訪者說，假使這張照片發表了，恐怕北京的中小學老師會有一半會被斗死。（筆者註：8月下旬到9月上旬，北京的紅衛兵打死了1，772人。）
很快，更普遍和流行的「鬥爭會」姿勢是「坐噴氣式飛機」，尤其是在大型的「鬥爭會」上。被「鬥爭」者身後站立兩個紅衛兵，把這個人的頭按下去，把其手臂往後揪起來，使其身體成為「噴氣式飛機」的樣子。
一名受訪者說，他被「鬥爭」時，站在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彭佩雲的旁邊。他說，彭佩雲個子矮小，做「噴氣式」狀，身子彎下來，「整個人像被對折了一樣」。他自己也彎腰低頭，隻看到彭佩雲汗珠連著滴落在鞋子上，儘管當時不是夏天。
文革後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文革中也遭受過這種「噴氣式」。1967年初在北京展覽館劇場「鬥爭」胡耀邦，兩名中學生紅衛兵各揪住他一側後脖領，攫著他一條胳膊，把他噴氣式狀押到主席台上。在胡耀邦身後架著他成「噴氣式」的紅衛兵之一（當時20歲）說，他們都覺得累，每20分鐘要換班。
北京大學俄語系講師龔維泰，1968年被指控為「叛徒」（因為他在中學時參加過一個共產黨的青年組織，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後很快就釋放了。釋放而沒有被槍斃，就是「叛徒」的「證據」和被「鬥爭」的「理由」）。一名受訪者說，龔維泰在俄語系被「鬥爭」時，兩個學生在他後面反擰著他的胳膊，他低頭彎腰90度角，形狀如噴氣式飛機。他身後揪著他手臂的學生還用腳往下踹他的肩膀。11月7日半夜裡，龔維泰用刮臉刀片割斷腿上動脈死亡。時年37歲。當時他和系裡的老師一個挨一個睡在北京大學第一教室樓的水泥地板上。他的血流淌在地上，很快被用拖把蘸水抹去了。其他老師則在他的空出的位置旁邊繼續睡了幾個星期才被允許回家睡覺。
據說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運用這種姿勢「鬥爭」地主的時候，用的名稱是「燕飛」。到了文革時代，那時的中國人其實也只是聽說過「噴氣式飛機」而幾乎都沒有乘坐過飛機，即使在大學裡也如此。但是對「鬥爭會」上的「噴氣式」，卻幾乎人人見過，也都知道這個特殊名稱。文革中在「鬥爭會」上「坐噴氣式飛機」的人數遠超過了坐過真飛機的人數。除了殘忍和野蠻，這也是非常諷刺性的事情。
1966年6月18日，在全面停課18天之後，北京大學校園發生了大規模的暴力性「鬥爭」。有數十名教師和幹部被抓到學生宿捨門口的台階上被毆打，罰跪，撕破衣服，等等。有學生把一根繩子套在胡壽文老師脖子上拉去「鬥爭」。他跌倒在地，盡力抓住繩子，才沒有被勒得窒息。中文系的學生把廁所裡的大便紙簍扣在系負責人程賢策、向景潔頭上。歷史系教師俞偉超被掛了「黑牌」並被打，一個和他大學同班並一起留校教書的同事也打了他一拳，尤其使他悲憤。他回家跟妻子說：他寧可「勞教三年，也不願被批鬥一場」（「批鬥」是「批判和鬥爭」的縮略說法）。6月22日一天內俞偉超三次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他先觸電後上吊再臥軌。他幸而未死，但是兩手的食指被電流擊傷壞死，身體被火車頭鏟出鐵軌受了重傷，兩腿變得一長一短。缺失了食指的雙手和瘸腿伴隨他終身。（1985-1998年他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但是他從未撰文寫出他自己的這一段「歷史」。）
7月26日，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到北京大學萬人大會上宣佈「618事件」是「革命事件」。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在校中「鬥爭會」上被打死。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文革中第一次百萬人大集會慶祝文革。北京最早打死人的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領袖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帶上了紅衛兵袖章，聽她說名叫「彬彬」後，毛澤東說「要武嘛」。會後，暴力迅速升級，毆打成為「鬥爭會」上的普遍情況。8月19日晚上，北京四、六、八三所中學紅衛兵在緊鄰天安門城樓的中山公園音樂堂「鬥爭」三所學校的校領導以及北京教育局和共青團市委的領導幹部。紅衛兵在音樂堂的舞台上用軍用銅頭皮帶毒打他們。教育局長孫國梁被打斷三根肋骨。第八中學副校長溫寒江被打得渾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鬥爭會」後又把這些人押到台下「遊街」，過道兩邊的紅衛兵紛紛出手打他們。最後把被「鬥爭」的人裝上卡車送回市委，北京市共青團委書記汪家璆（女）被踢下卡車，當即昏死過去。
8月20日上午，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操場上召開全校「鬥爭大會」。學校領導人和一批教師數十人跪在地上遭到毒打。中午時候，校長沙坪死亡。（1996，2010，2011年訪談。）「鬥爭會」本來計畫下午繼續進行，因沙坪死亡停住。筆者訪問過跪在沙坪旁邊一起被「鬥爭」的兩名女士，聽他們講述了悲慘的細節。
8月下旬，北京第27中學（原名「孔德中學」）外號「四閻王」的四個女紅衛兵，在教室裡「鬥爭」一名初二的女學生，她的罪狀是把小紅書毛澤東語錄坐在身子底下。慘叫聲傳到門外。學校的一名工人來勸，「別打了」，紅衛兵根本不理。這名女學生被打死後，這四個紅衛兵為了判斷她是否真的死了，還把碎玻璃揉進她的眼睛，看到她沒有反應，才罷了手。在北京大學附中，初中一年級女生萬紅的父親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她的同班同學命令她站在一個凳子上，他們「鬥爭」（謾罵加毆打）她以後，把凳子踹倒。萬紅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當天晚上宿捨房間不准她睡在自己的床上，命令她在陽台上淋雨。
不要以為這樣的「鬥爭會」只是年輕的中學生紅衛兵的「胡鬧」。在黨的上層機關也一樣。在1966年8月10日，中國外交部召開第一次全部性「鬥爭會」，「鬥爭」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孟用潛。會場在二樓大禮堂，並拉線向全樓廣播實況。孟用潛和十多名「陪斗」的人跪在檯子上。會前給孟用潛預備了寫有「三反分子孟用潛」的高帽子，帽子裡藏有圖釘，帽子壓到他頭上血就流下來。（見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28-29。）外交部裡沒有年輕學生紅衛兵，主持開會的是副部長喬冠華，一直被說為中國「最有風度的外交家」，卻用這樣野蠻下流的方法「鬥爭」自己的黨內老同事。8月18日，毛澤東和很多中央級領導幹部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廣場上的紅衛兵，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長林楓也身列其中。但回到黨校，他也被「鬥爭」，敲著裝垃圾的鐵簸箕「遊街」。8月24日，《人民日報》在五樓大禮堂開「鬥爭會」，前主編吳冷西等跪在台上，遭到拳打腳踢，吐唾沫等等。原文藝部主任、雜文作家陳笑雨在「鬥爭會」結束後，沒有回家，逕直到玉淵潭投水身亡。對於圈外的人來說，很難想像這些野蠻的景象；而實際上發生的，只可能比報告出來的更加卑劣。
暴力性「鬥爭會」在全國傳播。當時上海的一名女紅衛兵告訴筆者，1966年8月或者9月的一天，在人民廣場紅衛兵「鬥爭」一個男青年，說他是「流氓」。她也過去用繩子抽了一下。這個人被打死了。其實她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暴力從北京發展到邊疆省份。何潔夫是北京農業大學職員，妻子高無際是該校會計。高無際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何潔夫則被指控有「歷史問題」。1966年9月紅衛兵在北京發起「遣返」城市人口中的「階級敵人」到農村，他們和兩個孩子被驅逐到了廣西玉林專區容縣楊梅公社成美大隊。一年多以後，1967年11月14日，公社召開「鬥爭會」，有二三十人在檯子上被「鬥爭」毆打。何潔夫的妻子和孩子在台下看著他被用木棒打死。他被打死後，兩個孩子（男孩子14歲，女孩子18歲）被叫上去抬死屍。一名本家何厚業幫助他們抬了屍體。看到被「鬥爭『的人大多已經被打死，少數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何厚業隨後捆上了自己的手投河身亡，因為他會游泳。（2002年訪談）
大多數「鬥爭會」是在一個固定場所進行的，但有一個變種叫「游鬥」，即很多人聚在一起，一邊移動一邊「鬥爭」。1966年8月11日，江西南昌師範學院「游鬥」140多人，歷時三個多小時，最後來到學校中心的「紅場」，命令被「游鬥」的人在那裡跪下繼續被「鬥爭」。在「鬥爭」過程中多人昏厥。中文系副教授熊化奇、老教師黎仲明和醫務所醫師周天柱當場死亡。歷史系教授何基被「鬥爭」後在夜裡「自殺」身亡。
福建省的一名受訪者說，廈門話把「游鬥」稱為「巡迴」。1966年8月13日，廈門第八中學，50多歲的語文老師薩兆琛再次被自己任教班級的紅衛兵「鬥爭」。他們給薩老師戴上寫有罪名的高帽子，在他胸前掛著又大又重的打了紅「X」的木牌，連教室裡的雙人長條板凳也給他背上，押著他從教學大樓一樓到四樓，到每個教研組「鬥爭」，最後帶到北望樓操場「批鬥」。薩老師負重幾十斤，又被逼抱大石頭下跪。幾次暈倒，紅衛兵不斷地向他潑冷水。薩兆琛是文革中福建省最早被紅衛兵打死的老師。
在北京大學，最大規模的校園「游鬥」發生在1968年6月18日。上文寫到1966年6月18日的暴力性「鬥爭會」遭到劉少奇的制止又得到毛澤東的支持，所以在兩週年的時候用更大規模的「鬥爭會」來「紀念」和「慶祝」。兩百名當時被關在「黑幫大院」裡的教職員被押解出來。縱貫校園南北的甬道兩邊有兩道人牆，那些人拿著棍棒競相毆打中間走過的「牛鬼蛇神」。中文系教授王力先生的眼鏡被打落，他高度近視離了眼睛什麼都看不見，幸虧身旁的朱德熙老師連忙從地上撿起眼鏡給他戴上。朱德熙被打得滿臉流血。整個北大校園裡瀰漫著邪惡的狂喜。「游鬥」之後，「牛鬼蛇神」被分到各系「鬥爭」。西語系教授趙蘿蕤被兩名女助教架著，她們往她的膝蓋後面一踢，趙蘿蕤就跪倒在地上。有人搬來磚塊，一塊接一塊疊放在跪著被「鬥爭」的人的背上，如果背不穩掉下來，就挨打。有一名學生（姓名不提）拿一片竹篾，在英文教授吳柱存脖子上用力一旋，旋去了一圈皮，疼痛至極。吳教授說，他是獨生子，從小沒有被父母打過，長大在學校裡是好學生，到美國留學後回國教書，一輩子從來沒有被打過，沒想到文革被學生打成這個樣子。（1998年訪談）。
筆者在調查中發現，在西安、南昌、長沙，都有過全城規模的「游鬥」。各單位把他們那裡的「牛鬼蛇神」放在卡車上。他們的頭頸上掛了寫有姓名和罪名的牌子，姓名上都有紅色大叉子。卡車編成長隊，緩緩開過城市街道。卡車上配有高音喇叭，一路廣播呼口號「打倒XXX」。馬路兩邊站滿觀眾。這樣的「游鬥」，因為被「鬥爭」的人多，車隊很長，觀眾很多，過程可以長達數小時。一名當時住在南昌的初中學生說：1968年秋夏間，全城大遊街，她也擠在街道兩旁的人群中，她是來看她的已經被關押半年多不准回家的父親的。她希望即使在這種情景下，在被「遊街鬥爭」的情況下，也要見見父親。等了很長時間之後，人群中有認識她的同學發現了她，罵她是「狗崽子」，把她推來搡去，結果，在混亂中，載有她父親的卡車開了過去，她沒有見到父親。她不記得那天的確切日期，隻記得是在她10月份被「下放」到農村之前。
湖南中醫學院教員婁瘦萍因其15歲的女兒隨舅舅想要逃出中國，在1968年被逮捕。1970年9月27日長沙召開全市性萬人「公判大會」判處他15年徒刑。這種「公判」不經過審判程序，也不引用法律條款定刑，最主要的功用之一是恐嚇民眾。「公判大會」後把被判的人押在卡車上到城裡各處「遊街」。他的家人不被准許參加那天的「公判大會」，他們打聽到了「遊街」路線，等候在長沙黃興路的新華書店門口，當「遊街」的卡車開過那裡的時候，他們看到了兩年未見的婁瘦萍。這是他的家人最後一次看到他。1974年1月婁瘦萍死於勞改營中。他早年畢業於湘雅醫學院，是很好的外科醫生和教授，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文革中死於監獄中。女兒被判刑十年，舅舅（牙醫）被判死刑。
在雲南西雙版納，1968年流行一種「鬥爭」方法名叫「打落水狗」。「不打落水狗」是一句古老的俗語，意思是如果對手已經被打敗（落水），不要繼續再打，給人留有餘地。而這種「打落水狗」的「鬥爭」在意思上反其道而行之，對已經被「打倒」的「階級敵人」還要繼續打，同時還把原來的比喻變為實在的行動。西雙版納地區多水塘。「打落水狗」是真的把被「鬥爭」的人打到水塘裡面去。被「鬥爭」的人被打落水後，「鬥爭」他們的人則圍在水塘邊吼叫歡呼，看他們在水裡狼狽掙扎。這是根據地理條件而「發明」的「鬥爭法」，對身體的折磨和對精神的侮辱則和其他地區一致。
「鬥爭會」還有一個構件是「大批判發言」。因為這種「發言」，文革「鬥爭會」也常常被稱作「批鬥會」，意思是「批判」加「鬥爭」。「批判」是用文革的理論對「鬥爭」對像進行口頭攻擊。這和上面寫的人身侵犯有所不同，所以被稱為「文鬥」，和攻擊身體的「武鬥」相對應。
發言人一般是事先安排的，講稿也是事先審查過的。「大批判發言」中的話，都是從當時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以及《紅旗》雜誌上抄來的。那為什麼還需要開「鬥爭會」呢，顯然是因為可以通過當眾侮辱折磨和毆打被「鬥爭」的人身體，來強迫所有的人接受那一套文革理論和說辭。一般來說，身體暴力比語言暴力的作用直接得多，也更具傷害力。站在文革領導者的角度看，「鬥爭會」二者並用，能最大程度地達到他們想要的結果。
需要指出，這些口頭侵犯因為粗暴無理，所以必須有侮辱和毆打配合，才能達到效果。例如，上文寫到北京大學生物系崔芝蘭和張景鉞教授夫婦被「鬥爭」時，讓崔先生跪在地上用身體來支撐張先生站立。當時新華社的文章說，北京大學的人回想以前「整天穿著白大褂，拿著試管在高級實驗室裡研究什麼蝌蚪尾巴、果蠅遺傳等，狠批了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見1970年5曰9日《人民日報》頭版文章《知識份子改造的必由之路》）。蝌蚪尾巴是崔芝蘭曾經做過的研究項目。果蠅研究已經是遺傳學的重要成果並且寫入了當時的中學生物課本。這兩項研究被並列指為「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並和劉少奇掛鉤。這樣荒謬的「大批判」，只有在暴力手段的配合下，才可能暢通無阻地發表並流傳全國。要不然，連中學生都會笑話這種謬誤。這種情況也讓我們不但理解「鬥爭會」的基本構件，也讓我們理解這幾個組成部分之間的相互關係。
以上寫的是「鬥爭」者的行為。受訪者指出，「被鬥爭者」不但被「鬥爭」，還必須「配合」「鬥爭」，否則會受到不可預測的更嚴厲的懲罰。
「鬥爭會」上發生的肢體反抗或言語辯駁的例子幾乎沒有聽說過。作家蕭軍在1980年告訴筆者，1966年8月23日下午他和老捨等作家、演員在北京文廟院子裡被「鬥爭」時，他們被迫圍繞火堆跪下，火堆燃燒著京劇戲裝和書籍之類所謂「四舊」，身後的幾百個紅衛兵用棍子劈頭蓋臉地打他們。老捨先生跪在他旁邊，臉色煞白，血從額頭上流下來。蕭軍上過軍事學校，練過武功，和老捨性格不同。他說，他當時很想動手反抗，他認為憑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幾個，當然自己最後寡不敵眾會被打死，但是其他人像老捨先生，也一定會同時都被打死。他強壓下反抗的衝動，忍受了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他活下來了，而老捨先生在第二天投湖身亡。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的一名教員說，系裡的戴家祥教授（1906－1998）在1957年就劃成「右派份子」，到文革時被稱為「老運動員」（這是文革時代少有的「黑色幽默」之一）。1966年，隨便紅衛兵怎麼打罵羞辱，他都不反應：目無表情，一聲不響。他遭打比別人更多。他不懂紅衛兵的心理，紅衛兵期待有反應，要看到被「鬥爭」的人表現恐懼和屈從，要他們說「我有罪，我該死」，以顯示紅衛兵的威風。看到戴家祥不反應，紅衛兵威脅要把他扔進河裡。他這才哀告，紅衛兵也才得到了滿足。
在北京大學從1969到1970年的七個「寬嚴大會」上，每次有人被「從嚴處理」，但是也有很多人按照安排上臺發言認罪，而且還認並不存在的「罪」，並且「感謝」「黨和人民」對他們的「寬大」。這樣「表演」之後，他們得到「從寬處理」，即不被定為「敵我矛盾」和不被戴手銬送監獄。
下面三項是「鬥爭會」一般都有的。但是當時別的集會也一定有這三項內容。所以把這三項列為「附件」。
開會時第一項總是台上的領導人先大聲說：「首先讓我們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敬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然後台下的「革命群眾」揮動小紅書毛語錄響應，大呼「萬壽無疆」「永遠健康」。（１９７１年9月林彪死亡後這一項被取消。）在湖南省津市涔澹農場（勞改農場）的一名青年囚犯，原是工廠工人，在「敬祝」的時候，故意把「永遠健康」說成「永遠吃糠」（湖南話把「吃」讀作「掐」音），而且得意地告訴了夥伴，結果被判刑入獄。
接著朗讀毛澤東語錄，當時稱「最高指示」。在1966到1971年林彪死亡之前，毛澤東的小紅書是人人必須隨身攜帶的。「鬥爭會」上必誦讀的語錄有「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溫良恭儉讓。」等等。
另一項是呼喊「革命口號」。除了「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是有會必呼的口號之外，還有大量的「打倒XXX」（被「鬥爭」者名字）的口號。「鬥爭會」上有兩個句式複雜而冗長的常用口號是「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他的狗頭」。前者是蘇聯作家高爾基在1930年發明的。（見麥德維捷夫《讓歷史來審判》一書1989年增訂本英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89。）從筆者看到的文革時期資料看，「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最高領導人中排名第五）是最早使用這個口號的人（1966年12月）。這個口號常被呼喊，雖然只有郭沫若在作了「投降」後免予「鬥爭」，其他人「投降」也仍然被「鬥爭」。至於後者，看起來全屬中國製造。
把文革「鬥爭會」和其他迫害性儀式作比較，會有助於認識和說明「鬥爭會」的特點。斯大林同樣對俄國人民進行過大規模的迫害，也對他的幹部做過殘酷的大面積清洗。 在斯大林的迫害手段中，有一種被稱為「表演性審判」(show trial)。例如，1938年以「叛國罪」判處蘇共最高領導人之一布哈林死刑，舉行了「公開審判」，還通過無線電收音機轉播實況。但那不是真的法律審判。判決書是審判前就寫好的，出庭作證的「證人」公然作偽證，被告為了讓妻子孩子活下來只好「認罪」。所以這類審判被稱作「表演性」的。
據後來的揭露，在斯大林的「表演性審判」上，那些起初拒絕配合的「證人」在庭下遭到了身體折磨如毆打等，所以被迫作偽證。但是這類身體折磨沒有像文革「鬥爭會」那樣公然把侮辱和毆打展覽給人群觀看，是在幕後偷偷地做的。文革的領導者們根本不曾費心去「表演」一場審判，他們只是召開了不計其數的「鬥爭會」。
「鬥爭會」中沒有法庭審判程序，哪怕是假的或者裝樣子的都沒有。「鬥爭會」在事先就定好了被「鬥爭」者的罪名，寫在他們的「高帽子」「黑牌」以及大會的橫幅上。「鬥爭會」上不準被「鬥爭」的人作自我辯護。也從來沒有「證人」出現在台上。「鬥爭會」上的發言是「大批判」而不是「證詞」。國家主席劉少奇在住地「中南海」遭到「鬥爭」，後來在監禁中死亡，但是從來沒有受過審判。文革期間有時也有由「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召開的「公判大會」，對「現行反革命犯」宣佈死刑或者長期監禁，那也只是宣佈判決，完全沒有審判過程。由此可見，文革迫害比斯大林走得更遠。
不做「表演性審判」的原因顯然和文革中反覆強調的上文已經解釋過的「兩個決裂」有關。審判，依照法律判決，等等，顯然屬於要與之「決裂」的「傳統觀念」。有的東西，比如貨幣和商品生產，文革領導人想要廢除又知道時機還不成熟因而沒有實行，但是廢除「審判」程序，他們非常容易就做到了。
「鬥爭會」和「表演性審判」的相似處只在於其目的都是迫害一部分人，以及都通過一套固定的程式來實現這種迫害。相當諷刺性的是，中國官方結束文革的方法之一是審判「四人幫」，而那個審判確有「表演性」，因為預先安排並做過「彩排」，包括在急忙中制定了一部「刑法」然後在１９８１年１月開庭審判。但是對「四人幫」的審判在其作用上說是結束文革和懲罰文革作惡者，和斯大林的「表演性審判」作用不同。另外，那場審判多少也在程序上是按照法律進行「審判」的開始，法庭上出現了證人和被告的辯護律師，被告也作了自我辯護。（未完待續）
成文時間：2013年
──轉自《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www.chinese-memorial.org》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一、前言：題目和方法
二、「鬥爭會」結構和要素
1，「鬥爭」誰？——目標和含義
2，誰「鬥爭」？——動力和動機
3，怎麼「鬥爭」？——身體和精神的雙重侮辱和折磨
4，「鬥爭會」其他附件：崇拜和仇恨
5，不是「表演性審判」
三，「斗倒鬥垮斗臭」：「鬥爭會」功能
1，人數和場地
2，頻率和長度
3，展覽性
4，家人被迫「鬥爭」親人
5，「鬥爭會」和死亡
6，「鬥爭會」成為常規政治儀式
四，「鬥爭會」由來
1，「鬥爭」詞義變遷：並非中國傳統
2，最早的「鬥爭會」
3，文革前的「鬥爭會」
4，毛澤東和「鬥爭會」
五，為什麼「鬥爭會」流行？
1，毛澤東的「群眾專政」
2，對「鬥爭會」作道德反思
3，「鬥爭會」文化遺產
一、前言：題目和方法
「鬥爭會」是文革的主要景觀之一，也是文革的最邪惡的一道風景線。
文革中，除了嬰幼兒，沒有人沒有參加過「鬥爭會」，包括小學生在內。在所有的工作單位和行政區域，沒有地方沒有舉行過「鬥爭會」，包括國家的最高學府和偏僻的邊境地區在內。文革中廢除了升學考試，大學五年沒有上課，中學有兩年左右沒有上過文化課，小學也長期不上課或者半上課。文化單位都不工作（因為他們原來從事的工作都成為了文革的對像）。行政機構都實行「軍管」（軍事管制），大量幹部停止日常工作。大量時間用在了「鬥爭會」上。
文革期間，特別是文革的前四年（1966-1970），「鬥爭會」開得既多又密。這些「鬥爭會」可能大小各異，但是都有相同的基本結構和進行程序。「鬥爭會」設立了一套特別的身體折磨，如「坐噴氣式飛機」。有人在「鬥爭會」上被打死，有人被「鬥爭」得肢體殘廢或者精神失常，有人在被「鬥爭」後「自殺」（這裡加上引號是因為這完全不同於一般所說的自殺）。而那些「鬥爭」別人的人，有的是踏著受害者在權力之路上爬升，有的是出於恐懼而附和權勢者迫害他人。「鬥爭會」不但殺人傷人，而且導致道德腐敗。
文革的主要口號之一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所謂「牛鬼蛇神」人數眾多，而且都曾在「「鬥爭會」上遭到「鬥爭」。可以說，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鬥爭會」來開展和實行的。「鬥爭會」是文革中系統性地使用的形式。文革中用來打擊「革命對像」的方法還有很多，比如用「大字報」「揭發」，比如用「牛棚」（設立在各工作單位的監獄）監禁，比如逮捕和死刑，但是「鬥爭會」無疑是其中使用頻率很高的一種。同時，也因為這是「會」，即有很多人在場，不但目睹而且參與，所以在人群中有更大的影響。「鬥爭會」在中國雖然並非自文革開始，但是在文革中成長為社會制度中的一個強壯而活躍的新型器官。
在中國歷史上和現代世界上，「鬥爭會」非常獨特。「鬥爭會」並非中國古代傳統，「鬥爭」一詞原來被理解為雙方互相爭鬥，而不是指一方欺侮攻擊虐待懲罰另一方。「鬥爭會」也不是從外國傳入。在意識形態相同和發生過同樣大規模迫害的斯大林蘇聯，未見使用過這一形式。一般英語讀者看到「Struggle Session」(「鬥爭會」英譯)則茫然不知其意，因為他們的經驗中並無此事。
「鬥爭會」在文革中的規模和影響以及其獨特性，有理由使其成為一個重要的文革研究對像。但是到現在為止還未見到對於「鬥爭會」的專題研究。首要原因應該是文革後的當局不准許進行文革歷史研究。其次，因「鬥爭會」太普遍而習以為常不加深思也是原因。而更應使人警覺的是，文革實際上深深影響了幾代人看待和評價歷史的價值標準。迫害可能被合理化，或者像天氣冷暖變化一樣被人接受了，所以「鬥爭會」也就不進入歷史研究的視野。
本文對「鬥爭會」案例進行分析和歸納，並分析「鬥爭會」怎樣達到其把「鬥爭」對像「斗倒鬥垮斗臭」的目的。本文還回溯「鬥爭會」在文革以前的發生發展歷史即其由來，並討論為什麼「鬥爭會」在中國發生和流行。
因為研究對像的特殊性，現有學術理論很難被應用。不過，對蘇聯的「表演性審判」，以及對懲罰性的身體折磨的展覽性的演變的歷史研究，都對本文有參考作用。文化人類學的「稠密描述」方法，即用儘可能多的細節來解釋人類行動的原因，也對本文有啟發。
在研究方法上，筆者把文字數據閱讀和調查尋訪結合起來，而且在兩種史源中更加強調後者。筆者感謝接受了採訪的文革經歷者。本文所引的二手資料，都註明出處。未寫出處的，來自筆者的調查採訪。
二、「鬥爭會」結構和要素
要把文革中開過的千千萬萬的「鬥爭會」描述清楚，先要說明「鬥爭會」的基本結構和主要程序。本章首先試圖說明：誰被「鬥爭」？誰來「鬥爭」，怎麼「鬥爭」
「鬥爭會」的基本畫面是：一個會場，前面寫明是「鬥爭會」，「鬥爭」誰，什麼罪名。被「鬥爭」的人在前面，面對觀眾，一般是在一個檯子上。他們胸前掛有牌子，上面寫他們的名字和罪名。被「鬥爭」的人至少必須「低頭認罪」，或者下跪，或者九十度彎腰，兩臂後舉，成噴氣式飛機的形狀。主持大會的是當紅的紅衛兵和其他「造反派」組織的領導人，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人,軍代表等。
「鬥爭會」上有三種人：被「鬥爭」的人，主持和領導「鬥爭會」的人以及一批「積極份子」，以及數量要大得多的「革命群眾」。
這三種人的關係，並不像法庭上的嫌疑罪犯、法官和聽眾。主要的區別是罪名已經在會前確定好了，主持者不需要聽取證據，被「鬥爭」的人絕不允許為自己辯護，有的嘴裡被塞進了木塞子甚至被割斷了喉管不能說話。「革命群眾」不能拒絕參加也不能反對「鬥爭」某人，否則他們自己也會被「鬥爭」。
「鬥爭會」有相當固定的程序。開場前，先高聲大唱「革命歌曲」，大聲朗讀毛澤東語錄，選的語錄也往往都是相同的幾段。一般以全場一起呼喊口號結束，呼喊的口號也基本相同，不同的只是被「打倒」的人的名字。會上發言用的詞彙和句式也都相似。每個上場發言的人都會以「高呼口號」來結束講話。
「鬥爭會」的主體部分是「鬥爭」，即對「鬥爭」對像從身體到精神的侮辱和折磨，其手段和方式也一般相似。有的「鬥爭會」直接造成「鬥爭」對像死亡或者身體嚴重受傷。
1，「鬥爭」誰？——目標和含義
（1）被「鬥爭」的主要群體
文革中在「鬥爭會」上被「鬥爭」的人中的大多數，不是因為他們作為個人做了什麼特別的事情，如偷了東西或者打傷了人，犯下了傳統和法律認為的「罪」，而是因為他們屬於某個群體，如某種職業某個階層或者某種社會身份。從文革領導人的角度來看，這是完全必要的。因為打擊一些有「過錯」的個人，遠不及打擊幾個大的社會群體能對以往社會能產生強大的衝擊和達到改變社會的目標。因此，文革的迫害是所謂「群體性迫害」，即迫害對像是社會中的一些群體。（在納粹德國發生的對猶太人的迫害和殺戮，是最典型的「群體迫害」，以致被叫做「種族滅絕」。）這些群體在中國早已有之，文革中成為「鬥爭對像」。他們中的具體個人，當然都有個性也有道德方面的優點以及缺點，但是他們被「鬥爭」並不主要因為他們個人的性格或者道德，而因為他們屬於某個群體，而這個群體成為革命的指定的打擊對像。個人的因素在他們的遭遇中其實隻佔很小的份量。文革不是打擊貪污犯或者小偷流氓的「革命」，那些古已有之的罪行是個人性的。文革在指控「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和「資本主義道路」的同時，指控了一些很大的從前不被認為是壞人的社會群體。
文革中，教育工作者是最早被「鬥爭」的、也是被「鬥爭」的人中最大的一個群體。在筆者所做的涉及幾百所學校的調查中發現，所有的校長，包括大學、和小學的校長，都在「鬥爭會」上遭到過「鬥爭」，沒有例外。在千千萬萬校長中，顯然一定有當得較好的，也有比較差的，甚至可能有罪犯，但是他們都無一倖免地被「鬥爭」了。教師中相當高比例的人都遭到過「鬥爭」，在有的學校超過三分之一。學位較高、級別較高、業務較突出的教員中遭到「鬥爭」的比例高於其他人。大學裡的教授和副教授，都遭到「鬥爭」，高級講師也很難逃脫。
最早在「鬥爭會」上被打死的文革受難者，是教育界的人。據筆者的調查，他們是南京師範學院的教務長李敬宜和其丈夫江蘇省教育廳長吳天石（1966年8月3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1966年8月5日）。在他們之後，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遭到殘酷的「鬥爭」而身亡。關於他們的死，在筆者《文革受難者》書中有詳細說明。書中也寫了20名被迫害死的大學負責人。他們全都遭到過殘酷「鬥爭」，有的甚至死於「鬥爭」現場。筆者曾在電腦網上作問卷調查，是否有學校在文革中沒有「鬥爭」校長和教員，得到的肯定回答是零。
另一個很早遭到「鬥爭」的大群體是文學藝術界人士。當時全國的知名作家，除了郭沫若（中國文聯主席）和茅盾（中國作家協會主席）二人以外，全部都遭到過「鬥爭」。名字排列在他們二人後面的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老捨，1966年8月23日下午，和28名作家、演員和文藝界領導幹部在北京文廟一起遭到紅衛兵的殘酷「鬥爭」，包括下跪、火燒和毒打。他在第二日投湖身亡。一名當時是北京景山學校初中一年級的受訪者說，他們班「鬥爭」過班主任，因為他曾經在《北京晚報》上發表過兩小塊文章。文藝單位都是成年人，不像學校有大批暴力的「紅衛兵」學生。實際情況是「革命大串連」使得學生紅衛兵參與「鬥爭」作家。作家老捨就是被中學紅衛兵殘酷「鬥爭」後死亡的。
另一個被「鬥爭」的大群體是受過專業教育的醫生、科學家、工程師等等。例如，1966年8月13日，中國地質科學院召開「鬥爭會」。地質學家謝家榮和他的兒子謝學錦等幾十人被強迫跪在地上被「鬥爭」。謝家榮留學歐美，曾任地質部總工程師，對中國礦業開採有重大貢獻。當天晚上謝家榮在家中服安眠藥身亡，時年68歲。他家的老保姆機智地燒掉遺書，稱他因病死亡，以免招來更大罪名。當局把屍體送到醫院解剖檢驗。醫生說是心臟病發作。屍體還未縫合就被送去火葬場。他的妻子吳鏡儂在一週後服安眠藥身亡。他們的兒子謝學錦在文革後當選為科學院院士，給筆者講了這一悲慘的往事。謝家榮先生被「鬥爭」，是在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在「鬥爭會」上被打死八天之後。「鬥爭」他的人是單位的工作人員，不是中學生紅衛兵。他沒有在「鬥爭會」上被當場打死，但是在死後遭到剖屍。解剖不是為了醫學目的，而是為了要給他定下「畏罪自殺對抗文革」的罪名。福建將樂縣醫院的俞諾醫生，1930年代畢業於北京協和醫學院，是當地有名的內科醫生。1969年他被關在「學習班」（文革新詞之一，聽起來像是「學習」，實際上是關押）時，曾被綁在縣城中心十字路口的路燈桿子上「鬥爭」。很多人圍觀。他腳下放了塊石頭，有人多次把那個石頭抽走，讓他懸吊在電燈桿子上。文革中，有高級職稱的醫生、工程師和科學家，除了從事軍事工業的以外，幾乎全部都遭過「鬥爭」。
在教育界和科技界，集中了曾到外國留學的人。他們在20世紀上半葉到西方留學，引進了現代科學和技術。他們遭到「鬥爭」的比例特別高。例如，據筆者調查，1949年以前到芝加哥大學留學後歸國服務的學者中，至少有12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其中有江西安福縣王均，1926年從芝加哥大學畢業，回國後曾任大學和中學教員，1950年代被作為「歷史反革命」判刑八年。文革開始後，王均被戴高帽子遊街，被打，被關押。1968年5月，江南鎮上召開「鬥爭會」，他的妻子（安福縣中學代課老師）被叫去「陪斗」（這是文革新名詞之一，下文有更多解釋），看到王均已經站不起來，是被放在板車上拖來的。他對妻子說：「我已經許多天不能飲食，腰骨也被打斷，恐怕活不下來了。」「鬥爭會」後他被帶走，從此家人再也不知道他的音訊。文革後，安福縣中學的一位老師傳來話，那個「鬥爭會」後某天，紅衛兵曾命令他和另外三個老師去荒山上挖坑埋屍體，他偷偷揭開卷屍體的席子看，發現是王均。王均的確切死亡日子和地點至今不清楚。他的親人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鬥爭會」上。
以上這些人，文化界的知識份子和領導幹部，是在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發出的發動文革的《通知》中明確規定的要打擊的群體。在關於文革的第二個綱領性文章，1966年8月8日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發佈之後不久，毛澤東決定讓全國各省市縣的首長全部「靠邊站」和把他們「打倒」。他們被指控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在1967年1月開始了所謂「奪權」，派遣大批軍人支持各地「革命造反派」，建立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來統治全國。這樣，文革前的大批各級黨政領導幹部（科長以上）成為被「鬥爭」的另一個大群體。
文革中，全國各省和自治區的最高首長，除了廣西的韋國清以外，全部遭到清洗。各省的省長副省長遭到「鬥爭」的不在少數。黑龍江省領導人李範五等被「鬥爭」的場面現在可以清晰看到，因有記者留下照片並且在近年發表出來。直轄市中，北京最先，上海繼後，被罷黜的原領導人都遭到大會「鬥爭」。對黨政幹部的「鬥爭」在1967年形成高潮。「鬥爭」大幹部成為「時尚」，一些「革命造反派」組織爭搶大幹部去他們的「鬥爭會」，以顯示他們的革命性和重要性。這種「鬥爭」的最高潮，是在1967年8月5日，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中舉行「鬥爭會」，分別「鬥爭」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及另外兩個高層領導人，鄧小平（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陶鑄（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並在「黨和國家領導人」中排名第四）。這三個「鬥爭會」都拍了電影。拍攝劉少奇被「鬥爭」的電影有小部分現在流傳在外可以看到。就結構和形式來說，和其他「鬥爭會」差別不大。
由於各種原因，難以解釋可能是其中之一，對大多數幹部被「鬥爭」的事情現在很少說明。西方學者則對此表示覺得神祕不可解。其實，斯大林和波爾布特都同樣大規模地清洗過幹部，只是他們可能沒有使用「鬥爭會」作為主要方式。
再一個大群體，是在1950年代就被「打倒」了的有產階級（有土地和工廠、商店的人）以及「右派份子」（被認為在思想上是「資產階級」的人）。他們在文革前就被當作「敵人」對待，文革中遭到更嚴重的迫害。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昌平縣被「鬥爭」殺害的327人和在北京大興縣殺害的324人就屬於這個群體以及他們的子女。（數字來自官方當時的內部統計。）在筆者《文革受難者》書中寫了昌平縣「西三旗」的「黃土南店」村（今「回龍觀」小區）召開「鬥爭會」，通知村民帶棍子參加。開始無人敢動手。一個復員軍人先動手以後，群眾被激發起來。19個「地主」「富農」以及他們的子女被活活打死。
雖然中國的有產階級在文革前已經被剝奪了產業，但是1966年有些人還有住房，自己居住，或少量出租。在紅衛兵運動的高潮中，1966年9月，政府發出文件沒收了城市裡所有的私人房產。而房產主們雖然毫無抗拒就交出了房契，還是有很多人遭到「鬥爭」甚至被殺害。當時住房緊張也是一些人通過「鬥爭」佔取他們的房產的強大動機。北京第四女子中學（後改名為「陳經綸中學」）生物教員齊惠芹，家在北京東四剛察胡同1號，和丈夫以及三個兒子住在自己房子裡，有幾間房出租給別人住。她在「鬥爭會」上被剪了頭髮，被逼喝墨汁，最後被打死。
（2）「罪名」
被「鬥爭」的人都有「罪名」。這些罪名一般寫在「鬥爭會」的會標上，也寫在掛在被「鬥爭」者胸前的大牌子上。他們的罪名不是古代傳下來的偷竊、搶劫、傷人和殺人。不但「鬥爭會」這個名稱在漢語中前所未有，文革中被「鬥爭」者的罪名也是全新的。
「反革命黑幫」，簡稱「黑幫」。在1966年，先指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幫（三個寫雜文的人的共同筆名），再指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被「打倒」的大幹部，後來擴大到北京大學領導人陸平等，後來再擴到到各學校的領導人，等等。
「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一罪名寫在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發出的開始文革的「通知」中和其他的文件中。不但大學教授留洋學者基本上都被囊括其中，中小學中業務拔尖的教師都被算在內。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罪名寫在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和8月8日發出的關於文革的指導性文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和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都被列入其類。他們二人都在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中，遭到「鬥爭」。
「現行反革命分子」（主要指「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寫在1967年1月的《公安六條》中）。「歷史反革命分子」或「國民黨殘渣餘孽」（這個說法出自毛澤東在1969年初的一條「最新最高指示」中）。
這些罪名都出自指導文革的「中央文件」（文革中下達了很多這類文件），上面有毛澤東的「圈閱」或批語，有的段落是他親自寫的。以中國人口之多，每發明一個新罪名，就有一大批人被囊括在其中。
從「鬥爭會」照片，看得到這些「罪名」被寫在被「鬥爭」的人的胸前大牌子上或者頭頂高帽子上。後來發生的一個混亂是，文革後用了一個詞語「冤假錯案」為受害者「平反昭雪」，以致難以分辨，是被「鬥爭」的人沒有犯被指控的罪，還是這些罪名本身就是不成立的？下面還會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3）不同的被「鬥爭」者和共同的被「鬥爭」原因
除了以上幾大群體，調查中發現有各式各樣的被「鬥爭」的人。
文革中被「鬥爭」的人大多年紀較老，一般都在35歲以上。這容易解釋。雖然文革沒有說要「鬥爭」年紀大的人，但是因為35歲以上的人在1949年已經18歲成年，多少會和前政府有關係，也可能加入過「反動黨團組織」（指國民黨和三青團等）。另外年齡大的人也會在工作場所有比較高的專業地位或者行政地位，其中專業人員可以被指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行政幹部（科長級以上）可被指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革明確制定的兩大類打擊對像。年輕人不可能是「當權派」或「學術權威」，但是也會被「鬥爭」。
紅衛兵推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階級路線」，把所謂「壞家庭出身」的同學稱作「混蛋」並「鬥爭」他們。1966年８月４日，北京師大女附中初二四班開「鬥爭會」「鬥爭」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教室牆上貼了大標語「打倒狗崽子」。「狗崽子」在當時被廣泛用來指「黑五類」家庭出身的青年，意思是他們的父母是「狗」，他們是「小狗」。「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坐在椅子上，「不紅不黑」的孩子坐在地板上。十名「狗崽子」站在教室前方，被用一根長繩子拴起來。被「鬥爭」的學生被命令逐個「坦白交代」「反動思想」以及父母的「罪行」，還必須重複說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該死。」紅衛兵還打了她們。一名受訪者的腳被踩傷，至今天陰下雨會疼痛。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農業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召開大會，全校128個「狗崽子」全部跪在地上被「鬥爭」，有的人還遭到毒打。這個學校總共只有60名教職工和500來個學生，128人是很高的比例，而且顯然被「鬥爭」者中大多數是學生。
另外，年輕人因為冒失而說話不注意，被指控有「反動言論」。在北京大學，文革中九名學生在被指控為「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後「自殺」身亡。加上引號是因為這根本不是通常意義上所說的自殺。其中，中文系三年級女生劉平被她的同班同學開會「鬥爭」時，被扭作「噴氣式飛機」（下文將作解釋）。劉平在1968年12月4日服毒身亡。在復旦大學外文系，1968年初的一個晚上，三年級學生楊雷生在全年級的「批鬥會」上被「批鬥」，第二天一早他在學生宿捨七號樓跳樓身亡。另一名三年級女生也被指控為「思想反動」遭到「批鬥」。1968年3月在學生宿捨九號樓跳樓，沒有死，大腿骨骨折。她的同學們到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召開「鬥爭會」繼續「鬥爭」她。她是在醫院的有輪子的床上被推進來的。該系還有一名二年級的女生也被「鬥爭」，跳樓未死，終身坐輪椅。
在筆者採訪過的人中，被「鬥爭」時年齡最小的是北京太平路小學的一名女學生。1968年她被「鬥爭」時八歲。她1967年入小學，1968年被指控「書寫反動標語」，加上她父親那時因曾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正在單位被「隔離審查」，小學生開會「鬥爭」了她。在調查中聽說的最年幼的被「鬥爭」的人，是託兒所裡的孩子。他的父親張文松是文革前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市委教育部部長，負責北京的中小學教育，文革一開始就被「打倒」，全家被從以前市委領導的宿捨驅逐到北京「五四大街」上給市委勤雜人員住的大雜院裡。幼兒園的阿姨把他帶那裡，讓他跪在自己家門口被「鬥爭」。「記得是他說了什麼反動話。」當時14歲的同院鄰居說，「但是不記得是什麼了。」一個還在託兒所的孩子，能說出什麼「反動話」呢。
外國人也遭到「鬥爭」。1966年8月24日，北京的中學生紅衛兵在東單三條「鬥爭」了瑪麗亞方濟格修女會的八名外國修女。（見照片）。這是在修女會門前的台階上，隻看見修女的白色袍子和頭巾卻看不到她們的臉，因為他們都被迫彎腰90度作「認罪」姿勢。他們隨即被驅逐出境，其中一人在到香港的路上去世。他們在北京為外交官子女辦學校，卻被指控為進行「反革命活動」。她們是北京最後的既不是為中國政府工作的外國專家也不是外國駐華使館外交人員的外國人。《人民日報》讚揚了紅衛兵的這一行動。一名當時初中二年級（北京第二中學）的受訪者說，他沒有去抄修女會，但是吃到了同學從修女那裡抄來的巧克力糖。
甚至已經被迫害致死的人也被「鬥爭」。天津紅橋區紅星中學俄語教師魏恕被指控和「右派份子」丈夫「劃不清界限」而遭到侮辱和毆打。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全校學生被集合在教學樓前的操場上召開「鬥爭大會」，當紅衛兵拳打腳踢地把一長串「牛鬼蛇神」帶上檯子跪下的時候，魏恕從教學樓四層的側面跳了下來。第二天召開「批鬥畏罪自殺的現行反革命分子魏恕」大會，檯子上紮了一個稻草人，身穿魏恕的衣服，衣服上血跡斑斑。北京大學中文系負責人程賢策，從1966年6月中旬起就不斷遭到「鬥爭」，在9月5日服毒「自殺」。他死後中文系開會，把他的名字寫在白布上，和其他教授、系副主任一起被「鬥爭」。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李季谷教授1968年7月25日被「鬥爭」了整整一天，罰跪在地，背上被紅衛兵學生用香煙燙了幾十處。深夜才放他離開，他投入校園中的麗娃河身亡。紅衛兵說他「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在系中召開「鬥爭會」，用紙畫了李季谷的畫像，命令一名「有問題」的人舉在手裡。他的畫像和幾十名教職員一起被「鬥爭」。
古人也遭到「鬥爭」。1966年8月24日，北京十三陵博物館開大會，「鬥爭」並燒燬了從陵墓中挖出的萬曆皇帝的骨骼（已經由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用鐵絲穿起來）。（《風雪定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7年，341頁）。近代歷史上的名人張之洞、康有為，不但被掘墓，而且被打開棺材「鬥爭」（見鳳凰網）。北京師範大學的紅衛兵在1966年11月到曲阜召開十萬人大會，砸毀孔子塑像和石碑，把「孔林」（孔家墓園）的很多墳墓掘開。這些破壞雖經修復，至今仍然可見痕跡。
筆者在雲南省邊地農場當「知青」時，1971年初隊裡舉行「鬥爭會」，「鬥爭」了一名工人，還有他種的一株辣椒。他的妻子是成都人，嗜吃辣椒。那時政策不准各家自己種植，他悄悄到山裡砍去野草辟出一片餐桌面積的地（那裡有的是這樣的荒地），用竹子編成籬笆圍起來（那裡的野生竹子非常多），種了一株辣椒（辣椒在那個溫暖炎熱的地區是多年生植物並常年掛果，極易栽種取食）。軍代表把全隊的人引到那株小小的辣椒前（半天沒有上工），帶著人們高喊「打倒XXX」（那位工人的名字），毀掉了那株辣椒。這個行動當時被稱為「割資本主義尾巴」。
老人、年輕人、孩子、外國人和死者、古人甚至一株辣椒都被「鬥爭」，看起來相當混亂，也有人說這是「失控」，不能責怪文革領導人。但是，實際上這些人被「鬥爭」的「原因」是相當明確相當一致的：他們和資產階級有關係（子女）；他們和傳統的思想理念有關係（信教的人）；他們有和文革領導人不一致的思想（他們「反動話」，可能實際上並不十分與當局對抗但是有異議或者有不敬），他們和私有制有一點關係（比如那棵辣椒）。「鬥爭」這些人，在打擊這些人的同事，也打擊了他們蒙受的罪名代表的理念和價值觀，如資本主義，如教育和學位等等，也大力肯定了文革的理論和目標，其中最主要的是和「傳統的所有制」以及「傳統的思想」「徹底決裂」–文革時代稱之為「兩個決裂」，以便上口好記。實際上，從這些「鬥爭」對像，可以清楚看出文革一直亂中有序，方向和目標都非常清楚。被「鬥爭」的人要為自己辯護以逃過或者減輕懲罰，只有竭力聲明自己要堅決打倒「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強調自己「無限熱愛黨熱愛毛主席熱愛社會主義」。甚至直到在文革後給被「鬥爭」的人「平反」，也隻說是「冤假錯案」，意思似乎是說這些人並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也不是「反動學術權威」，卻沒有從理論上指出這些罪名本身是不成立的。
除了被「鬥爭」的人，有的「鬥爭會」上還有一類人「陪斗」——這是文革新詞語之一。中文以前只有「陪客」一說，相對於「主客」而言。「陪斗」這類新詞語的出現，標誌著「鬥爭會」的進一步發展和成熟，結構更加複雜和精緻。上文已經寫到江西省安福縣王均的妻子「陪斗」。有的「鬥爭會」上，「陪斗」人數十分可觀。在1966年8月15日北京大學文革委員會在北京最大的會場「工人體育場」的「鬥爭會」，校長被「鬥爭」，系一級的領導人（包括各系的正副主任以及共產黨總支書記副書記）則「陪斗」，而北京大學當時有二十多個系。在清華大學「鬥爭」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時，「陪斗」者中有國務院副總理等等。王光美站在桌子上，身後有兩個紅衛兵拉著她的手臂作「噴氣式」。「陪斗」的大幹部站在地面上，每人身後也有兩個紅衛兵架著他們做「噴氣式」。
在被「鬥爭」的人中有一個群體，先「鬥爭」別人，然後自己被「鬥爭」。他們是那些在文革初期領導文革的各省市縣的領導幹部。文革開始的時候，他們組織了各種「鬥爭會」「鬥爭」文革的第一批「鬥爭」對像，即學校教師和校長，作家和藝術家等等。可是半年以後，他們被「奪權」了，也成為「鬥爭會」的對像。他們對別人施行的殘暴手段都回報到了他們自己身上。這裡用了「回報」，這不是佛教所說的做了壞事得到上天的懲罰即「因果報應」。這是一種「體制」導致的「回報」。他們組織和提倡野蠻殘酷的「鬥爭會」，後來自己也身落其中。因為這個，雖然他們後來也「否定」文革，卻只願意談他們被「鬥爭」卻不願意談他們「鬥爭」別人。出於這種利害關係考慮，文革的這一部分歷史常常被隱瞞不提了。
2，誰「鬥爭」？——動力和動機
在「鬥爭會」場上，大多數人是「鬥爭」別人的人。他們是被「鬥爭」者的對立面。但是「鬥爭」者其實有兩類。一類是「鬥爭會」的領導人和積極份子。他們坐在會場前面的檯子上並佔據擴音器（如會場較小則沒有檯子和擴音器），主持會議，宣佈開始和結束，作大會發言。他們控制「鬥爭」的進程，包括會前選取「鬥爭」對像和會後決定進一步的處罰方式。
會場佈置也明顯分開了這兩類「鬥爭」別人的人。主持者們坐在主席台上，「群眾」在台下，常常坐在地上。在他們和「革命群眾」之間，隔著被「鬥爭」的人。
回看歷史事實，主持「鬥爭會」的人都是當時的掌權者。隨著他們失落權力，主持「鬥爭會」就會變成另一些人的特權：最早開始是「工作組」（1966年8月以前）召開「鬥爭會」。然後是「紅衛兵」和「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組織的領導人。再後來就是「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以及建立的新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首長，其中有很多是軍人。例如，1967年4月10日在清華大學主樓前「鬥爭」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有幾十萬人參加，是文革中規模最大的「鬥爭會」。主持「鬥爭會」的蒯大富，是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井岡山兵團」「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負責人。從1969年到1970年，在北京大學進行「第二次清理階級隊伍」時召開了七次全校性的「寬嚴大會」，那是「鬥爭會」的一個亞種。第一次1969年7月21日，軍代表遲群作了長篇的威脅性講話。遲群是中央警衛部隊的宣傳科副科長，被派主管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兩所大學，1974年幾乎當上了全國的教育部長。第二次1969年8月8日，中央警衛部隊的「王副政委」王連龍發表長篇講話。此後他主管北京大學8年多。一方面，這些「鬥爭會」顯示了他們的權力和重要位置；另一方面，因為「鬥爭會」是當時的主要「革命」活動之一，積極領導和從事這樣的活動才能獲取和保持權力。蒯大富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從一個普通二年級大學生變成清華大學的最高領導人，而且名聲遠播全國，出行乘坐那時高級幹部才有的小轎車。遲群和「王副政委」都教育程度不超過初中畢業卻執掌大學多年直到文革結束。他們充當了文革領導人的得力助手和打手，也得到職位和權力作為獎賞。
「鬥爭會」上有一批「積極份子」。他們在「鬥爭會」上押解被「鬥爭」者，強迫他們低頭彎腰雙臂後舉作「噴氣式飛機」狀。他們揮舞拳頭高喊口號「打倒」「砸爛」和「萬歲萬萬歲」。他們動手毆打被「鬥爭」的人，把腳踩在被「鬥爭」的人背上（見上海照片）。留下的「鬥爭會」照片雖然不多，但是可以看到這些人臉上歡喜的得意的表情。這些人有的得了官職，有的出足風頭，也有的至今抱怨他們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實際上這種在大庭廣眾之中主宰他人身體和性命的權力快感，就是他們得到的「好處」之一。利益不僅有金錢和物質的，心理的滿足也是一種。文革後，他們其實只有極少數受到比他們對別人的迫害遠為輕的懲罰。大多數頂多是失去了原來預想的出將入相的陞遷機會。文革後這些人誠懇道歉的也很少。這些人很可以成為心理學的研究對像，看權力的誘惑怎麼鼓勵一些人會做出凶蠻暴力的事情來。
另一種人數量最多，即所謂「革命群眾」。他們坐在檯子下面。他們和「鬥爭會」領導人之間隔著被「鬥爭」者。他們沒有權利決定「鬥爭」誰，也不能為被「鬥爭」的人辯護，他們只能隨著台上的人的指揮，揮舞手裡的毛澤東語錄，舉拳頭喊口號。總的說來，他們是被動的，雖然他們也確實「鬥爭」了別人。
對很多成年人來說，他們幾乎沒有選擇。他們領取著工資參加這樣的「鬥爭會」；參加時不是站在被「鬥爭」的人中，而是在「革命群眾」隊列中，給他們相當的安全感。如果被「鬥爭」的人過去與他們個人有仇怨，他們還可能感到出了口怨氣。如果他們公開拒絕「鬥爭」別人，他們自己會馬上也遭到「鬥爭」。在大量人次的調查中，筆者發現了兩個名字。他們曾經被通知而沒有去「鬥爭會」上「鬥爭」他們的同事和學生。其中一位的名字是由被「鬥爭」者因為感激而記住的，另一名是自己在文革後說出來的。他們請了「病假」一天。能這樣做，顯示了他們的道德感還沒有被「革命」全部衝垮。但是這樣做的人實際上非常少，對「鬥爭會」造不成什麼影響。
對一些人來說，「鬥爭會」還有別的意義。一名受訪者說，1967年他去過北京航空學院對彭德懷和張聞天（資深共產黨領導人，批評過造成了大飢荒的政策）的「鬥爭大會」，當時他15歲。他回憶往事，說，「小孩兒嘛，哪裡有熱鬧就上哪兒。只要被「鬥爭」的不是你家的人。」另一名年齡相彷的受訪者說，記得到北京大學看「鬥爭會」，人太多，他個子矮，就學別人爬到樹上看。學校不正經上課，又沒有電視可看（幾乎沒有人家有電視機也沒有什麼電視節目），文革前出版的文藝書籍都被禁止，連體育比賽也都停止。學校操場，音樂堂，劇場，體育館，都用來召開「鬥爭會」。「鬥爭會」對青少年具有了「娛樂」作用。
一名受訪者文革開始時是北京史家胡同小學一年級學生。1966年8月，這個學校的校長趙香蘅遭到「鬥爭」和毆打後，與丈夫沙英一起跳樓身亡。這名小學生記得他參加了趙校長死後的一個「鬥爭會」，「鬥爭」已經死亡的趙校長和別的活著的老師。這名一年級小學生記得在會上，他最初不懂說趙香蘅校長「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是什麼意思。他在那個「鬥爭會」上學會了「新詞」。
「鬥爭會」總是把上述三類人分得很清楚。上面寫到1966年8月4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初二(四)班的「鬥爭會」上，被「鬥爭」的十名「黑五類出身」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長繩子繞過這十名學生的脖子把她們拴成一串。十名「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則坐在椅子上「鬥爭」她們。還有20來名家庭出身「不紅也不黑」的學生被指定坐在水泥地板上。這三種情況的含義都很明顯。「鬥爭會」還未正式開始，三類人的位置和姿勢就把她們作了清楚的區分。兩個月前這40來名１５歲的學生還是一起坐在椅子上聽課的同學，現在被劃分成這樣三個等級。也可以說，這也是文革時代整個社會的一個縮影。而且，正是由於這種劃分，才可能激起仇恨和衝動，使得文革得以持續進行。
3，怎麼「鬥爭」？——身體和精神的雙重侮辱和折磨
在「鬥爭會」上，一些人「鬥爭」另一些人。這「鬥爭」到底指些什麼行動，只有在對「鬥爭會」的實際考察中，才能真正瞭解。
（1）罰站和低頭
「鬥爭會」設立了一套對被「鬥爭」的人的身體的懲罰方式。罰站和低頭是其中最「輕」的。被「鬥爭」的人站立而且低頭，以表示「低頭認罪」的意思。「低頭」後來又發展為被「鬥爭」者要彎腰90度。
罰站也並不容易承受。北京大學生物系胡壽文老師告訴筆者，生物系老一點的教師，百分之九十都挨過「鬥爭」。打耳光是「家常便飯」。有一天生物系老教授趙一炳悄悄問他，有沒有什麼辦法在「鬥爭會」上能站得住。胡壽文告訴趙教授，應該多換腳，先站在一隻腳上，再換到另一隻腳上。三十年後他才想到，趙先生怎麼可能連換腳都不知道呢，這是憑人的本能就會知道的，站久了，就倒換雙腳。趙教授當時60多歲（趙在193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生物學博士學位），他自己３０多歲。現在他也到了那個年紀，才體會到了老年人被「鬥爭」遭受的苦楚更大。
北京大學生物系崔芝蘭和張景鉞教授是夫婦，分別在德國和美國獲得博士學位，文革時已經六十多歲。有一次他們在家門前（北京大學教員宿捨）被「鬥爭」，臉上塗了漿糊和墨汁，身上掛了黑牌，有人揪他們的頭髮進行辱罵。張景鉞有帕金森病，文革前就已經臥床不起。「鬥爭」他們的人讓崔芝蘭教授跪在地上，支撐張景鉞站立著被「鬥爭」。
清華大學建築系梁思成是一級教授，「反動學術權威」，文革中常被「鬥爭」。建築系女教師陶德堅（1932-1997）描寫了其中1968年的一次：
梁先生久患肺氣腫這個難治的病，現在越來越重了，根本無法起床，是用平板三輪車拉來的。批鬥會上，他蜷曲著身子扒在平板車上，我作為陪斗就站在他的身旁。我清楚地聽見他的喘息聲，每喘一下，他全身都要顫抖一陣；聽到他那嘶嘶的哮喘聲越來越沈重，我的肺好像也要爆炸了。但沒有人管這些，發言批判他的人，照樣若無其事地在那裡揭發批判。只有陣陣口號聲蓋過了梁先生的氣喘聲。我跟著他難受，時間好像過得特別慢，好容易挨到散會，梁先生又被原車拉走了。
（陶德堅回憶錄《風雨人生》，頁139-140，加拿大，天下一家出版社，1997）
由於已經不能站立，羅瑞卿被裝在一個大籮筐裡拎到「鬥爭會」上。他曾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長、軍隊總參謀長，是文革中最早遭到清洗的高層幹部之一。他在1966年3月18日跳樓未死摔斷了一條腿。12月10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北京當時最大的集會場所）「鬥爭會」上，當時有觀眾不知道他早在3月就被撤職並跳樓傷了腿，還問別人，為什麼把他放在籮筐裡？因為他姓羅？
更悲慘的例子是西南師範學院文學教授吳宓。1969年5月9日，吳宓「在西南師範學院梁平分校挨鬥，被兩名高大的男生挾持疾行，騰空甩出，右腿扭折成三截（大腿向內，小腿向外，膝蓋和胯骨兩處脫臼），仍勒令半跪半坐三小時，聽完革命師生批判。」（《吳宓日記續編》頁2，編者吳學超「前言」。北京：三聯書店，2006。）
上文提到的八歲時被「鬥爭」的女士說：她被她的同學「鬥爭」時，覺得最痛苦的是兩件事：一，他們要她「低頭認罪」。一個大她兩歲的小學生（10歲）過來按她的頭（小學生已經學會了怎麼「鬥爭」人，因為示範到處可見），她低了頭，又很快把臉側向一邊，自己覺得好像這就算沒有低頭（小孩子也已經知道了「低頭」所含的「認罪」的嚴重涵義）。另外一件事是她怕她媽媽知道了一定會不得了，因為她「惹禍」了。
（2）「高帽子」和「黑牌」
高帽子：一種用紙或者其他材料製作的至少一尺高的尖頭帽子。「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哲學部的一張照片上，一大群戴著白色尖頭高帽子的人站在一起，後世的人乍一看可能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見照片）有的高帽子上寫有「罪名」，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侮辱性和政治含義。（任仲夷照片）高帽子如果用紙做，不會很重，但是1966年6月17日蘭州大學「鬥爭」校長江隆基時，讓江隆基跪在層層相迭的桌子椅子上，還給他戴上了重十多斤的鐵籠子。江隆基在一星期後「自殺」身亡。
黑牌：寫著被「鬥爭」者姓名和罪名的大牌子。姓名上還仿照古代的死刑犯打上了紅叉。「黑牌」一般是用馬糞紙作的，但也有人故意用很重的材料，並且用很細的鐵絲穿起掛在脖子上。北京第一中學靠著北京城牆。1966年紅衛兵「鬥爭」女校長劉啟明（女）的時候，用鐵絲把一塊城牆磚掛在她的脖子上。北京語言學院院長王亦山，跪在大會檯子上被「鬥爭」，脖子上掛了一塊磚頭，兩邊跪著「陪斗」的人。
（3）「陰陽頭」
被「鬥爭」的人中很多都被剃去半邊頭髮，看似「陰陽」圖案，故被稱為「陰陽頭」。這主要用於女性，例如，學者、作家和翻譯家楊絳，北京大學中國古典文學教授馮仲芸，這樣的人本是大眾心目中的文雅女性形象，在1966年都被剪了「陰陽頭」。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甚至把多名「壞家庭出身」的女同學也剪了俄「陰陽頭」。被「鬥爭」的男人則被亂七八糟剪掉頭髮。《黑龍江日報》的攝影記者李振盛拍攝了該省省長李範五在「鬥爭會」上被女紅衛兵剃頭髮的一組照片，好像動畫片一樣展現了剃頭過程。（見李範五照片）省長是大人物，有攝影記者照了相。其他被剪「陰陽頭」的人很多，但沒有照片留下。北京建築材料工業學院的一名學生買了一把理髮推子（當時四塊多錢是個大數），把十幾個被掛了「黑牌」的老師的頭髮剪得亂七八糟，還讓他們每人交給他五毛錢「理髮費」。
中國之大，以上三項到處發生，但是還有一些地方有特別的惡方式。四川省井研縣馬踏鄉公社中學，那裡的「風俗」是要被「鬥爭」者背一個稻草人，上面標有其姓名。這個學校只有初中，有三十個教職員，兩名被迫害致死。教員受訪者說，每次聽說要開「鬥爭會」，前一天他就要他的八歲的小兒子去悄悄地看，準備好的那些稻草人中有沒有他的——自己第二天會不會被「鬥爭」。
（4）「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
還有一種「鬥爭」姿勢是強迫被「鬥爭」者跪在或者趴在地上，讓紅衛兵在其身上踏上一隻腳，以實踐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文章（1927）中所寫的，把鄉村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這裡的照片是上海美術學校和戲劇學院聯合召開的「鬥爭會」。這兩個學校是近鄰。照片的主要人物是紅衛兵，他們佔據了畫面的中央和大部分，挺胸抬頭，高揚的手中舉的是毛澤東語錄本，同時都伸出一隻腳，踩在匍匐在地上的被「鬥爭」的人身上。這些人是他們的老師和學校的負責幹部。提供照片的人說，這是當年開紅衛兵造反展覽的時候展覽過的。那也就是說，當時是被作為「功績」來表彰和炫耀的。
類似場面也發生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1966年8月的一天紅衛兵非常興奮，因為《北京日報》記者來學校照相。他們擺好一張方桌，命令副校長劉美德（女，化學教師，36歲）跪在桌子上，一個紅衛兵站在桌子上，挺胸昂首，把一隻腳踏在劉美德背上。攝影記者站在地面上把這幅圖景照下。照相之後，這個紅衛兵一腳把劉美德從桌子上踹了下來。當時劉美德懷孕已經很明顯。當時在場的一些女學生嚇得閉上了眼睛。劉美德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這張照片後來沒有在《北京日報》發表。一名該校的受訪者說，假使這張照片發表了，恐怕北京的中小學老師會有一半會被斗死。（筆者註：8月下旬到9月上旬，北京的紅衛兵打死了1，772人。）
（5）「坐噴氣式飛機」
很快，更普遍和流行的「鬥爭會」姿勢是「坐噴氣式飛機」，尤其是在大型的「鬥爭會」上。被「鬥爭」者身後站立兩個紅衛兵，把這個人的頭按下去，把其手臂往後揪起來，使其身體成為「噴氣式飛機」的樣子。
一名受訪者說，他被「鬥爭」時，站在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彭佩雲的旁邊。他說，彭佩雲個子矮小，做「噴氣式」狀，身子彎下來，「整個人像被對折了一樣」。他自己也彎腰低頭，隻看到彭佩雲汗珠連著滴落在鞋子上，儘管當時不是夏天。
文革後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文革中也遭受過這種「噴氣式」。1967年初在北京展覽館劇場「鬥爭」胡耀邦，兩名中學生紅衛兵各揪住他一側後脖領，攫著他一條胳膊，把他噴氣式狀押到主席台上。在胡耀邦身後架著他成「噴氣式」的紅衛兵之一（當時20歲）說，他們都覺得累，每20分鐘要換班。
北京大學俄語系講師龔維泰，1968年被指控為「叛徒」（因為他在中學時參加過一個共產黨的青年組織，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後很快就釋放了。釋放而沒有被槍斃，就是「叛徒」的「證據」和被「鬥爭」的「理由」）。一名受訪者說，龔維泰在俄語系被「鬥爭」時，兩個學生在他後面反擰著他的胳膊，他低頭彎腰90度角，形狀如噴氣式飛機。他身後揪著他手臂的學生還用腳往下踹他的肩膀。11月7日半夜裡，龔維泰用刮臉刀片割斷腿上動脈死亡。時年37歲。當時他和系裡的老師一個挨一個睡在北京大學第一教室樓的水泥地板上。他的血流淌在地上，很快被用拖把蘸水抹去了。其他老師則在他的空出的位置旁邊繼續睡了幾個星期才被允許回家睡覺。
據說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運用這種姿勢「鬥爭」地主的時候，用的名稱是「燕飛」。到了文革時代，那時的中國人其實也只是聽說過「噴氣式飛機」而幾乎都沒有乘坐過飛機，即使在大學裡也如此。但是對「鬥爭會」上的「噴氣式」，卻幾乎人人見過，也都知道這個特殊名稱。文革中在「鬥爭會」上「坐噴氣式飛機」的人數遠超過了坐過真飛機的人數。除了殘忍和野蠻，這也是非常諷刺性的事情。
（6）毆打
1966年6月18日，在全面停課18天之後，北京大學校園發生了大規模的暴力性「鬥爭」。有數十名教師和幹部被抓到學生宿捨門口的台階上被毆打，罰跪，撕破衣服，等等。有學生把一根繩子套在胡壽文老師脖子上拉去「鬥爭」。他跌倒在地，盡力抓住繩子，才沒有被勒得窒息。中文系的學生把廁所裡的大便紙簍扣在系負責人程賢策、向景潔頭上。歷史系教師俞偉超被掛了「黑牌」並被打，一個和他大學同班並一起留校教書的同事也打了他一拳，尤其使他悲憤。他回家跟妻子說：他寧可「勞教三年，也不願被批鬥一場」（「批鬥」是「批判和鬥爭」的縮略說法）。6月22日一天內俞偉超三次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他先觸電後上吊再臥軌。他幸而未死，但是兩手的食指被電流擊傷壞死，身體被火車頭鏟出鐵軌受了重傷，兩腿變得一長一短。缺失了食指的雙手和瘸腿伴隨他終身。（1985-1998年他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但是他從未撰文寫出他自己的這一段「歷史」。）
7月26日，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到北京大學萬人大會上宣佈「618事件」是「革命事件」。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在校中「鬥爭會」上被打死。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文革中第一次百萬人大集會慶祝文革。北京最早打死人的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領袖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帶上了紅衛兵袖章，聽她說名叫「彬彬」後，毛澤東說「要武嘛」。會後，暴力迅速升級，毆打成為「鬥爭會」上的普遍情況。8月19日晚上，北京四、六、八三所中學紅衛兵在緊鄰天安門城樓的中山公園音樂堂「鬥爭」三所學校的校領導以及北京教育局和共青團市委的領導幹部。紅衛兵在音樂堂的舞台上用軍用銅頭皮帶毒打他們。教育局長孫國梁被打斷三根肋骨。第八中學副校長溫寒江被打得渾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鬥爭會」後又把這些人押到台下「遊街」，過道兩邊的紅衛兵紛紛出手打他們。最後把被「鬥爭」的人裝上卡車送回市委，北京市共青團委書記汪家璆（女）被踢下卡車，當即昏死過去。
8月20日上午，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操場上召開全校「鬥爭大會」。學校領導人和一批教師數十人跪在地上遭到毒打。中午時候，校長沙坪死亡。（1996，2010，2011年訪談。）「鬥爭會」本來計畫下午繼續進行，因沙坪死亡停住。筆者訪問過跪在沙坪旁邊一起被「鬥爭」的兩名女士，聽他們講述了悲慘的細節。
8月下旬，北京第27中學（原名「孔德中學」）外號「四閻王」的四個女紅衛兵，在教室裡「鬥爭」一名初二的女學生，她的罪狀是把小紅書毛澤東語錄坐在身子底下。慘叫聲傳到門外。學校的一名工人來勸，「別打了」，紅衛兵根本不理。這名女學生被打死後，這四個紅衛兵為了判斷她是否真的死了，還把碎玻璃揉進她的眼睛，看到她沒有反應，才罷了手。在北京大學附中，初中一年級女生萬紅的父親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她的同班同學命令她站在一個凳子上，他們「鬥爭」（謾罵加毆打）她以後，把凳子踹倒。萬紅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當天晚上宿捨房間不准她睡在自己的床上，命令她在陽台上淋雨。
不要以為這樣的「鬥爭會」只是年輕的中學生紅衛兵的「胡鬧」。在黨的上層機關也一樣。在1966年8月10日，中國外交部召開第一次全部性「鬥爭會」，「鬥爭」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孟用潛。會場在二樓大禮堂，並拉線向全樓廣播實況。孟用潛和十多名「陪斗」的人跪在檯子上。會前給孟用潛預備了寫有「三反分子孟用潛」的高帽子，帽子裡藏有圖釘，帽子壓到他頭上血就流下來。（見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28-29。）外交部裡沒有年輕學生紅衛兵，主持開會的是副部長喬冠華，一直被說為中國「最有風度的外交家」，卻用這樣野蠻下流的方法「鬥爭」自己的黨內老同事。8月18日，毛澤東和很多中央級領導幹部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廣場上的紅衛兵，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長林楓也身列其中。但回到黨校，他也被「鬥爭」，敲著裝垃圾的鐵簸箕「遊街」。8月24日，《人民日報》在五樓大禮堂開「鬥爭會」，前主編吳冷西等跪在台上，遭到拳打腳踢，吐唾沫等等。原文藝部主任、雜文作家陳笑雨在「鬥爭會」結束後，沒有回家，逕直到玉淵潭投水身亡。對於圈外的人來說，很難想像這些野蠻的景象；而實際上發生的，只可能比報告出來的更加卑劣。
暴力性「鬥爭會」在全國傳播。當時上海的一名女紅衛兵告訴筆者，1966年8月或者9月的一天，在人民廣場紅衛兵「鬥爭」一個男青年，說他是「流氓」。她也過去用繩子抽了一下。這個人被打死了。其實她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暴力從北京發展到邊疆省份。何潔夫是北京農業大學職員，妻子高無際是該校會計。高無際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何潔夫則被指控有「歷史問題」。1966年9月紅衛兵在北京發起「遣返」城市人口中的「階級敵人」到農村，他們和兩個孩子被驅逐到了廣西玉林專區容縣楊梅公社成美大隊。一年多以後，1967年11月14日，公社召開「鬥爭會」，有二三十人在檯子上被「鬥爭」毆打。何潔夫的妻子和孩子在台下看著他被用木棒打死。他被打死後，兩個孩子（男孩子14歲，女孩子18歲）被叫上去抬死屍。一名本家何厚業幫助他們抬了屍體。看到被「鬥爭『的人大多已經被打死，少數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何厚業隨後捆上了自己的手投河身亡，因為他會游泳。（2002年訪談）
（7）「游鬥」
大多數「鬥爭會」是在一個固定場所進行的，但有一個變種叫「游鬥」，即很多人聚在一起，一邊移動一邊「鬥爭」。1966年8月11日，江西南昌師範學院「游鬥」140多人，歷時三個多小時，最後來到學校中心的「紅場」，命令被「游鬥」的人在那裡跪下繼續被「鬥爭」。在「鬥爭」過程中多人昏厥。中文系副教授熊化奇、老教師黎仲明和醫務所醫師周天柱當場死亡。歷史系教授何基被「鬥爭」後在夜裡「自殺」身亡。
福建省的一名受訪者說，廈門話把「游鬥」稱為「巡迴」。1966年8月13日，廈門第八中學，50多歲的語文老師薩兆琛再次被自己任教班級的紅衛兵「鬥爭」。他們給薩老師戴上寫有罪名的高帽子，在他胸前掛著又大又重的打了紅「X」的木牌，連教室裡的雙人長條板凳也給他背上，押著他從教學大樓一樓到四樓，到每個教研組「鬥爭」，最後帶到北望樓操場「批鬥」。薩老師負重幾十斤，又被逼抱大石頭下跪。幾次暈倒，紅衛兵不斷地向他潑冷水。薩兆琛是文革中福建省最早被紅衛兵打死的老師。
在北京大學，最大規模的校園「游鬥」發生在1968年6月18日。上文寫到1966年6月18日的暴力性「鬥爭會」遭到劉少奇的制止又得到毛澤東的支持，所以在兩週年的時候用更大規模的「鬥爭會」來「紀念」和「慶祝」。兩百名當時被關在「黑幫大院」裡的教職員被押解出來。縱貫校園南北的甬道兩邊有兩道人牆，那些人拿著棍棒競相毆打中間走過的「牛鬼蛇神」。中文系教授王力先生的眼鏡被打落，他高度近視離了眼睛什麼都看不見，幸虧身旁的朱德熙老師連忙從地上撿起眼鏡給他戴上。朱德熙被打得滿臉流血。整個北大校園裡瀰漫著邪惡的狂喜。「游鬥」之後，「牛鬼蛇神」被分到各系「鬥爭」。西語系教授趙蘿蕤被兩名女助教架著，她們往她的膝蓋後面一踢，趙蘿蕤就跪倒在地上。有人搬來磚塊，一塊接一塊疊放在跪著被「鬥爭」的人的背上，如果背不穩掉下來，就挨打。有一名學生（姓名不提）拿一片竹篾，在英文教授吳柱存脖子上用力一旋，旋去了一圈皮，疼痛至極。吳教授說，他是獨生子，從小沒有被父母打過，長大在學校裡是好學生，到美國留學後回國教書，一輩子從來沒有被打過，沒想到文革被學生打成這個樣子。（1998年訪談）。
筆者在調查中發現，在西安、南昌、長沙，都有過全城規模的「游鬥」。各單位把他們那裡的「牛鬼蛇神」放在卡車上。他們的頭頸上掛了寫有姓名和罪名的牌子，姓名上都有紅色大叉子。卡車編成長隊，緩緩開過城市街道。卡車上配有高音喇叭，一路廣播呼口號「打倒XXX」。馬路兩邊站滿觀眾。這樣的「游鬥」，因為被「鬥爭」的人多，車隊很長，觀眾很多，過程可以長達數小時。一名當時住在南昌的初中學生說：1968年秋夏間，全城大遊街，她也擠在街道兩旁的人群中，她是來看她的已經被關押半年多不准回家的父親的。她希望即使在這種情景下，在被「遊街鬥爭」的情況下，也要見見父親。等了很長時間之後，人群中有認識她的同學發現了她，罵她是「狗崽子」，把她推來搡去，結果，在混亂中，載有她父親的卡車開了過去，她沒有見到父親。她不記得那天的確切日期，隻記得是在她10月份被「下放」到農村之前。
湖南中醫學院教員婁瘦萍因其15歲的女兒隨舅舅想要逃出中國，在1968年被逮捕。1970年9月27日長沙召開全市性萬人「公判大會」判處他15年徒刑。這種「公判」不經過審判程序，也不引用法律條款定刑，最主要的功用之一是恐嚇民眾。「公判大會」後把被判的人押在卡車上到城裡各處「遊街」。他的家人不被准許參加那天的「公判大會」，他們打聽到了「遊街」路線，等候在長沙黃興路的新華書店門口，當「遊街」的卡車開過那裡的時候，他們看到了兩年未見的婁瘦萍。這是他的家人最後一次看到他。1974年1月婁瘦萍死於勞改營中。他早年畢業於湘雅醫學院，是很好的外科醫生和教授，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文革中死於監獄中。女兒被判刑十年，舅舅（牙醫）被判死刑。
在雲南西雙版納，1968年流行一種「鬥爭」方法名叫「打落水狗」。「不打落水狗」是一句古老的俗語，意思是如果對手已經被打敗（落水），不要繼續再打，給人留有餘地。而這種「打落水狗」的「鬥爭」在意思上反其道而行之，對已經被「打倒」的「階級敵人」還要繼續打，同時還把原來的比喻變為實在的行動。西雙版納地區多水塘。「打落水狗」是真的把被「鬥爭」的人打到水塘裡面去。被「鬥爭」的人被打落水後，「鬥爭」他們的人則圍在水塘邊吼叫歡呼，看他們在水裡狼狽掙扎。這是根據地理條件而「發明」的「鬥爭法」，對身體的折磨和對精神的侮辱則和其他地區一致。
（8）「大批判」：所謂「文鬥」
「鬥爭會」還有一個構件是「大批判發言」。因為這種「發言」，文革「鬥爭會」也常常被稱作「批鬥會」，意思是「批判」加「鬥爭」。「批判」是用文革的理論對「鬥爭」對像進行口頭攻擊。這和上面寫的人身侵犯有所不同，所以被稱為「文鬥」，和攻擊身體的「武鬥」相對應。
發言人一般是事先安排的，講稿也是事先審查過的。「大批判發言」中的話，都是從當時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以及《紅旗》雜誌上抄來的。那為什麼還需要開「鬥爭會」呢，顯然是因為可以通過當眾侮辱折磨和毆打被「鬥爭」的人身體，來強迫所有的人接受那一套文革理論和說辭。一般來說，身體暴力比語言暴力的作用直接得多，也更具傷害力。站在文革領導者的角度看，「鬥爭會」二者並用，能最大程度地達到他們想要的結果。
需要指出，這些口頭侵犯因為粗暴無理，所以必須有侮辱和毆打配合，才能達到效果。例如，上文寫到北京大學生物系崔芝蘭和張景鉞教授夫婦被「鬥爭」時，讓崔先生跪在地上用身體來支撐張先生站立。當時新華社的文章說，北京大學的人回想以前「整天穿著白大褂，拿著試管在高級實驗室裡研究什麼蝌蚪尾巴、果蠅遺傳等，狠批了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見1970年5曰9日《人民日報》頭版文章《知識份子改造的必由之路》）。蝌蚪尾巴是崔芝蘭曾經做過的研究項目。果蠅研究已經是遺傳學的重要成果並且寫入了當時的中學生物課本。這兩項研究被並列指為「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並和劉少奇掛鉤。這樣荒謬的「大批判」，只有在暴力手段的配合下，才可能暢通無阻地發表並流傳全國。要不然，連中學生都會笑話這種謬誤。這種情況也讓我們不但理解「鬥爭會」的基本構件，也讓我們理解這幾個組成部分之間的相互關係。
（9）怎麼被「鬥爭」？
以上寫的是「鬥爭」者的行為。受訪者指出，「被鬥爭者」不但被「鬥爭」，還必須「配合」「鬥爭」，否則會受到不可預測的更嚴厲的懲罰。
「鬥爭會」上發生的肢體反抗或言語辯駁的例子幾乎沒有聽說過。作家蕭軍在1980年告訴筆者，1966年8月23日下午他和老捨等作家、演員在北京文廟院子裡被「鬥爭」時，他們被迫圍繞火堆跪下，火堆燃燒著京劇戲裝和書籍之類所謂「四舊」，身後的幾百個紅衛兵用棍子劈頭蓋臉地打他們。老捨先生跪在他旁邊，臉色煞白，血從額頭上流下來。蕭軍上過軍事學校，練過武功，和老捨性格不同。他說，他當時很想動手反抗，他認為憑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幾個，當然自己最後寡不敵眾會被打死，但是其他人像老捨先生，也一定會同時都被打死。他強壓下反抗的衝動，忍受了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他活下來了，而老捨先生在第二天投湖身亡。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的一名教員說，系裡的戴家祥教授（1906－1998）在1957年就劃成「右派份子」，到文革時被稱為「老運動員」（這是文革時代少有的「黑色幽默」之一）。1966年，隨便紅衛兵怎麼打罵羞辱，他都不反應：目無表情，一聲不響。他遭打比別人更多。他不懂紅衛兵的心理，紅衛兵期待有反應，要看到被「鬥爭」的人表現恐懼和屈從，要他們說「我有罪，我該死」，以顯示紅衛兵的威風。看到戴家祥不反應，紅衛兵威脅要把他扔進河裡。他這才哀告，紅衛兵也才得到了滿足。
在北京大學從1969到1970年的七個「寬嚴大會」上，每次有人被「從嚴處理」，但是也有很多人按照安排上臺發言認罪，而且還認並不存在的「罪」，並且「感謝」「黨和人民」對他們的「寬大」。這樣「表演」之後，他們得到「從寬處理」，即不被定為「敵我矛盾」和不被戴手銬送監獄。
4，「鬥爭會」其他附件：崇拜和仇恨
下面三項是「鬥爭會」一般都有的。但是當時別的集會也一定有這三項內容。所以把這三項列為「附件」。
開會時第一項總是台上的領導人先大聲說：「首先讓我們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敬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然後台下的「革命群眾」揮動小紅書毛語錄響應，大呼「萬壽無疆」「永遠健康」。（１９７１年9月林彪死亡後這一項被取消。）在湖南省津市涔澹農場（勞改農場）的一名青年囚犯，原是工廠工人，在「敬祝」的時候，故意把「永遠健康」說成「永遠吃糠」（湖南話把「吃」讀作「掐」音），而且得意地告訴了夥伴，結果被判刑入獄。
接著朗讀毛澤東語錄，當時稱「最高指示」。在1966到1971年林彪死亡之前，毛澤東的小紅書是人人必須隨身攜帶的。「鬥爭會」上必誦讀的語錄有「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溫良恭儉讓。」等等。
另一項是呼喊「革命口號」。除了「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是有會必呼的口號之外，還有大量的「打倒XXX」（被「鬥爭」者名字）的口號。「鬥爭會」上有兩個句式複雜而冗長的常用口號是「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他的狗頭」。前者是蘇聯作家高爾基在1930年發明的。（見麥德維捷夫《讓歷史來審判》一書1989年增訂本英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89。）從筆者看到的文革時期資料看，「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最高領導人中排名第五）是最早使用這個口號的人（1966年12月）。這個口號常被呼喊，雖然只有郭沫若在作了「投降」後免予「鬥爭」，其他人「投降」也仍然被「鬥爭」。至於後者，看起來全屬中國製造。
5，不是「表演性審判」
把文革「鬥爭會」和其他迫害性儀式作比較，會有助於認識和說明「鬥爭會」的特點。斯大林同樣對俄國人民進行過大規模的迫害，也對他的幹部做過殘酷的大面積清洗。 在斯大林的迫害手段中，有一種被稱為「表演性審判」(show trial)。例如，1938年以「叛國罪」判處蘇共最高領導人之一布哈林死刑，舉行了「公開審判」，還通過無線電收音機轉播實況。但那不是真的法律審判。判決書是審判前就寫好的，出庭作證的「證人」公然作偽證，被告為了讓妻子孩子活下來只好「認罪」。所以這類審判被稱作「表演性」的。
據後來的揭露，在斯大林的「表演性審判」上，那些起初拒絕配合的「證人」在庭下遭到了身體折磨如毆打等，所以被迫作偽證。但是這類身體折磨沒有像文革「鬥爭會」那樣公然把侮辱和毆打展覽給人群觀看，是在幕後偷偷地做的。文革的領導者們根本不曾費心去「表演」一場審判，他們只是召開了不計其數的「鬥爭會」。
「鬥爭會」中沒有法庭審判程序，哪怕是假的或者裝樣子的都沒有。「鬥爭會」在事先就定好了被「鬥爭」者的罪名，寫在他們的「高帽子」「黑牌」以及大會的橫幅上。「鬥爭會」上不準被「鬥爭」的人作自我辯護。也從來沒有「證人」出現在台上。「鬥爭會」上的發言是「大批判」而不是「證詞」。國家主席劉少奇在住地「中南海」遭到「鬥爭」，後來在監禁中死亡，但是從來沒有受過審判。文革期間有時也有由「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召開的「公判大會」，對「現行反革命犯」宣佈死刑或者長期監禁，那也只是宣佈判決，完全沒有審判過程。由此可見，文革迫害比斯大林走得更遠。
不做「表演性審判」的原因顯然和文革中反覆強調的上文已經解釋過的「兩個決裂」有關。審判，依照法律判決，等等，顯然屬於要與之「決裂」的「傳統觀念」。有的東西，比如貨幣和商品生產，文革領導人想要廢除又知道時機還不成熟因而沒有實行，但是廢除「審判」程序，他們非常容易就做到了。
「鬥爭會」和「表演性審判」的相似處只在於其目的都是迫害一部分人，以及都通過一套固定的程式來實現這種迫害。相當諷刺性的是，中國官方結束文革的方法之一是審判「四人幫」，而那個審判確有「表演性」，因為預先安排並做過「彩排」，包括在急忙中制定了一部「刑法」然後在１９８１年１月開庭審判。但是對「四人幫」的審判在其作用上說是結束文革和懲罰文革作惡者，和斯大林的「表演性審判」作用不同。另外，那場審判多少也在程序上是按照法律進行「審判」的開始，法庭上出現了證人和被告的辯護律師，被告也作了自我辯護。（未完待續）
成文時間：2013年
──轉自《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www.chinese-memorial.org》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