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害死了以百萬計的受難者的生命，毀壞了無數的書籍和文物。此外，文革還破壞了什麼呢？不被注意或者未被意識到的一項是：文革摧毀了中國人的日記。
（一）
很多人有記日記的習慣，特別是在青年學生以及教育程度較高的人中。一日又一日，把自己所做過的、所想過的、所盼望的，一字一句寫下來，或長或短，積在一起，成為生命的一份記錄、個人成長的一道軌跡，也是自我反省和心靈探索的一種方式。日記文化，古今中外皆有。
文革後期和文革之後，當我收集記錄文革受難者名字和文革事件的時候，我發現，人們往往記得什麼發生了卻不記得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有幾位記性特別好的被訪者，他們能講出人物、情節、場景、聲音，往事像電影一樣存在他們的腦子裡。然而，他們卻往往記不得這些事情發生在哪一天、哪一月，甚至不記得在哪一年。
為了確定一個受難者的死亡日期，常常需要反覆追問，比如仔細回想是在某個有記錄的重大事件之前或之後一類；或者交叉核對，詢問好幾個當事人來弄清楚某個日子。但是那樣做也仍然常常沒有結果。在這種情況下，有被訪者說：「假如有日記可查就好了。」「如果當時把這些寫在日記上，現在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天的事情了。可惜，我那時候沒寫日記。」
這種時刻，我常常會覺得很遺憾。個人的記憶匯總起來，會逼近歷史的總體再現。可是這些像沒有日期的記錄電影膠片一樣的記憶，必須通過具體的日期才能有次序地前後連貫。個人的記憶也只有在準確的時間坐標中，才能和他人的記憶匯合成真切的整體畫面。
於是，我開始詢問被訪者們是否寫日記。在對上千人的採訪中，我發現，文革中幾乎沒有人寫日記。
1979年秋天，北京的一位年長者Y對我說：「假使那時候我寫日記，我會記錄下來很多事情，對寫作文革歷史會很有用。可是，假如我寫日記，我絕對不可能平安活到現在。所以，無論怎樣，我們都不會有對文革的個人即時記錄。」
他的旁邊站著他的妻子X。他們是我的同學的父母。他們那時候是60來歲，都是性格開朗幽默、喜歡表達的人，受過高等教育，年輕時候就喜歡寫作，文革後也發表了一些文章。我知道，他們在文革中遭到「鬥爭」，被「隔離審查」，受到「犯有嚴重政治錯誤」的處分，被「下放」，一家人被分成幾處。幾個中學還未畢業的孩子都被送到邊疆農村，以後也全都未能有機會受到高等教育，而且有一個孩子很年輕就身染重病以致終身殘疾。
確實，在當時的中國人中，他們一家的遭遇相對來說遠不是最悲慘的，因為他們家沒有人被活活打死，沒有人「自殺」（加上引號，是因為文革中的「自殺」與通常意義上的不同），沒有人被判刑關進監獄。但是，他們全家人都遭受了大量的長期的痛苦是顯然的，而且是在他們長期隱忍不抗議不爭辯甚至連在日記上都絕不略有微詞的情況下，他們才沒有遭到更壞的命運。
一些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常常誤以為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是因為他們反對或者抗議了文革而遭到懲罰，其實並非如此，而是文革主動出擊對千百萬人實行各種迫害。無數人受到殘酷的迫害，但是反抗者卻極少。觀察歷史，會發現廣大受迫害者的忍氣吞聲和隱忍順從是普遍的，原因之一是文革的殘忍是很突出的，殘忍到了連寫日記都會遭到殺身之禍的程度。
正如這位長者所說，要活下來（而且不是舒舒服服地活下來，而只是像他們家那樣痛苦地活著），就不能寫日記，要寫日記，就不能活下來。他指出了日記和活命相關聯，也是從一個方面指出了文革的嚴酷性。我瞭解到的事實告訴我，這絕不是誇張性的說法，而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描寫。
當時，我看著這一對老人，心裡想：無數人在文革中死去，無數的家庭被破壞，他們一家度過了災難，活了下來。現在他們「平反」了，全家團聚了。相形之下，沒有寫日記，失去了個人的記錄，確實只是一種不嚴重的損失，甚至可以說微不足道了。
然而，作為歷史的一部分，日記的故事卻是重要的，也應該被記載。不但應該記載因寫日記而被害死的受難者們的名字，記載把他們送上死路的時代氛圍，而且也應該從中認識到文革在法律上和社會生活規則上造成的「革命」性改變，以及這種改變導致的個人精神生活的扭曲和變形。實際上，種種扭曲和變形一直延伸進今天的道德生活。
文革中，搜查個人日記以從中尋找罪證是普遍發生的事情，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革命」行動和必要步驟。從日記中摘找出來的話語就可以作為罪證，進而對寫日記的個人施加嚴厲的處罰。處罰包括在群眾大會上被「鬥爭」，被指控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被判徒刑，而且是長期徒刑，甚至死刑。這種用日記作罪證的方法並非始於文革，但是在文革中大規模使用而且被制度化，造成了嚴重的日記恐怖。
隨之發生的是，人們停止寫日記，包括那些幾十年來一直在寫日記的人。文革當局從來不曾下令禁止寫日記，但是日記給人們帶來的災難，「鬥爭會」「牛棚」和「勞改」，威力遠遠勝過文字的禁令。同時，由於沒有明文規定什麼樣的日記可以算是「反動」以及應給予何種處罰，人們無從知道可能會帶來多麼嚴重的後果，而這種不可預測性更增加了日記恐怖的程度。
開始時，我沒有把「日記在文革中」當作專門調查題目。但是，隨著我的調查筆記的日益積累，隨著我對文革往事的思考，我發現，很多與日記相關的故事被我記錄下來了。當我想起其中之一，其他的也會相隨而來。一個小小的、常見的、並不稀奇的日記本子，把一些發生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人身上的悲慘事件，聯繫在一起了。他們的故事體現了文革的一個不被注意然而非常重要的特性，那就是：一場摧毀日記的革命。
（二）
王本中老師，個子不高，相當瘦。1996年我訪問他的時候，他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的數學老師和校長。
他1963年從北京師範大學數學系畢業，分配到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數學教研組。除了教數學，他還兼任高中一個班的班主任。他是南方人，單身，就住進了中學三個人一間的教師集體宿捨。
1966年文革在中學裡展開的時候，他在學校裡算是最年輕的老師之一。6月2日學校停課以後，學校裡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大字報，幾乎所有的教員都在大字報上被點名攻擊。有一天，他班上的學生在學校鍋爐房的外牆上貼了一大片大字報，有幾十張紙，不但字數多篇幅長，而且標題也特大，叫做：王本中反毛澤東思想一百例。
事情要追溯到一兩年前。他是數學老師，他的數學課相當受歡迎。另外，他把一些對數學特別愛好的學生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數學小組，進行課外學習。數學小組的學生進步很快，在北京市的中學生數學競賽中得到了好成績，其中一個學生還獲得了一等獎。1965年下半年，他被提拔為數學教研室副組長。這一提拔在當時算是快的。提拔他時，副校長卞仲耘專門和他談過話。但是也就在同時，「文化大革命」這一名詞開始出現在報紙上，對一些文藝作品和辦學方針的「批判」也開始了。不久，他當班主任的高二（二）班裡的共青團書記（一個中央政府部長的女兒）和一個將軍的女兒等人，開始反對班委會。她們說，當時擔任班長的學生「家庭出身不好」，不應該當班長。她們還說，讓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當班長，是班主任王本中貫徹錯誤的「階級路線」的結果。她們就要求立即進行班幹部改選。
那時王本中以為，擔任班長的學生雖然不是幹部子弟，但是不過是「小業主」家庭出身，不能算「壞出身」；班上的學生幹部已經大部分都是幹部子弟了，有一兩個不是幹部子弟沒關係。關於改選，王本中認為慣例是在每個學期開始的時候選舉班裡的學生幹部，那時正在學期中間，沒有道理重新選舉。王本中去請示了學校的教導主任梅樹民。梅主任早他十年從北師大畢業，說：還是再做做要改選的學生的工作吧。他們都沒有同意在學期中間撤換「小業主」家庭出身的班長的要求。
班裡開了兩次會，質問王本中為什麼「重用」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當學生幹部。王本中辯解說，他努力執行了共產黨的「階級路線」。階級路線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當前班裡的學生幹部基本上都是「革命幹部」家庭出身，也都表現好，所以都符合共產黨的「階級路線」。那些反對他的學生說，這是「人以類聚，物以群分」，王本中偏向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因為王本中自己的家庭出身也是不好的。
在這種緊張的關係中，文革在中學校園裡開始了。青年教師中，王本中最早變成運動對像。一開始是「小字報」，貼在教室裡。小字報說王本中「反對黨的階級路線」，「打擊革命幹部子弟」。王本中指導的學生「數學小組」成員被稱為「不關心政治」的「白專」學生，王本中則被指控為「培養修正主義苗子」。後來，這些內容又寫在「大字報」上貼在校園裡。事態愈演愈烈，以致貼出了那份長篇大字報。
學生的那張大字報把王本中平日的種種言行，都列為「反毛澤東思想」——當時最嚴重的罪行，而且有一百例之多。這還不夠，這些學生又要求王本中交出他的日記。
現在的人會覺得詫異，怎麼學生要老師交出日記，老師就一定得給他們呢？那是因為現在的人有「個人權利」「個人隱私」「無罪推定」這些觀念。文革不承認這些觀念。王本中不得不交出日記。回顧文革歷史，我們更能理解這些觀念對每個人的安全和生存有多麼重要。
王本中沒有辦法，只好交出了他在高中和大學以及直到那時的所有日記，一共八本。交了日記，王本中心裡還存著希望。他想，看了日記，學生會瞭解他的內心真實想法，知道他不是想要「反毛澤東思想」的人。可是，一個星期後，校園裡又貼出了長篇大字報，大標題是：「從王本中的反動黃色日記看他的反動世界觀」。
說他的日記「反動」，證據是他在高中時的日記裡，寫到他的一位同學。1957年，王本中在徐州第四中學上學。在「反右派鬥爭」之前，有一段時間講「新聞自由」，同學們討論問題，王把這些討論寫在了日記上。後來，四中當局整理了這位的言論，上報到共產黨徐州市委。市委認為Z是「極右份子」，不過因為是高中三年級學生、太年輕，所以不給他「戴上右派份子帽子」，但是不准其上大學，並且把他送去「勞動教養」。王本中在日記裡寫到他和當時的班主任的談話。他告訴班主任他覺得對這位同學的處分太重。至於「黃色」，指的是王本中在日記裡幾次寫到過一個他大學時代的女同學。——在日記裡，王本中沒有反對「反右運動」，只是寫了自己的一些疑問。至於對異性的感受，是一個正常的年輕人的感情。日記是私人物件，也正是表達和整理這些感情的合適的地方。
王本中覺得這樣「批判」他的日記是斷章取義，是曲解，想把日記要回來加以解釋。他要求學生把日記還給他。學生拒絕還，後來又說「丟了」。他要求學生把他的日記交給當時上面派來領導學校文革的「工作組」審查，也沒有結果。事實上，這八本日記後來再也沒有回到王的手中。
筆者收集到了一些該校當時的材料。在1966年7月，領導該校的「工作組」寫的送報上級的「四類學校師大女附中領導核心排隊的初步意見」中，他們把女附中定為「（第）四類學校」，把副校長卞仲耘和胡志濤劃成「四類幹部」。當時工作組把所有的學校和教員都進行了「排隊」並分成四個類別。有的地方把學生也分了類。其中第四類是最「壞」的，屬於要清洗和專政的「階級敵人」範疇。看到在這份定罪材料中，工作組提供的「根據」之一與王本中有關。
工作組寫道：
他們（指女附中的領導核心——筆者注）在青年中還宣揚成名成家個人奮鬥的名利思想，精心培養修正主義苗子。卞仲耘就曾號召數學組「要培養出幾個像華羅庚那樣的數學家」，還鼓吹學生要學習文學，將來好當「黨委書記」。對那些隻專不紅的教師和學生大加讚揚，推崇備至。如數學教師王本中，地主家庭出身，個人主義極端嚴重，在學校中公開宣揚「要學習居裡夫人」，鼓勵同學「要為這個理想，去努力奮鬥，廢寢忘食」。有的同學在他的影響下，整天埋頭讀書，不問政治，一心想當居裡夫人。而校領導卻認為王是青年教師學習的榜樣。
這就是當時可以把一個中學定成「四類」的「理由」。分配來校的一個數學教員的父親是地主以及曾經告訴女學生要學習居裡夫人，就是把兩名副校長劃為「敵人」的證據。這種口氣，這種邏輯，體現了那一時代佔有統治地位的價值標準和推理方式，愚昧而殘忍。而且，這份材料並非出自中學生之手。當時在師大女附中的工作組組長原任中共哈爾濱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副組長是全國青年聯合會的副會長，資歷級別都不低。在西城區統籌指導「排隊劃類」的則是共青團中央書記之一的胡啟立（胡在8月中旬也被「打倒」）。這份報告上簽署的日期是1966年7月3日。這份材料當時上報給高層領導，卻從來未問過王本人這些話是在什麼場合說的，原話是否如此，上下文是什麼，也未說明在引號裡引用的話是由誰作證提供的。
在對學校領導人的全校性的「揭發批判會」上，王本中被喝令上臺「交代問題」和「揭發黑幫」。在學生所寫的大字報上，他的名字還被根據諧音寫成侮辱性的「王八種」。女子中學的學生會有這種骯髒聯想和罵人方式！實際上，文革在對傳統文化的攻擊之後產生的這種野蠻和粗魯，還可以舉出很多例子。
1966年7月中旬，工作組把女附中全體老師集中到馬神廟小學「集訓」。所有的教師都必須住在那裡，整天開會。每個教師都必須逐個進行自我檢討認罪。一些學生積極份子也參與組織整老師。數學教研組有兩名「特級」教師被指控為「反動學術權威」。這兩名教師被排作該教研組「最壞的」人，王本中被排作「第三壞的」。兩名老教師有三十多年教齡，級別也是中學教員中最高的，確實屬於文革指定的靶子；而王本中資歷淺而級別低，不該算是運動重點，只是由於他指導的數學小組獲獎，加上他寫了那些日記，他也成為「重點對像」。
在「集訓」地，每個老師都要反覆檢討認罪，才能「過關」。順序是從「問題較輕」的人開始。還沒輪到王本中檢討認罪的時候，上面忽然宣佈撤走工作組，因為毛澤東指責工作組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緊接著，7月31日在學校成立了「紅衛兵」組織，由紅衛兵代替工作組控制了學校。
1966年8月5日，學校的五名領導人遭到紅衛兵的暴力「鬥爭」。卞仲耘副校長被當場打死。教導主任梅樹民被用帶釘子的木棒毒打，身上襯衫的布絲都被打進肉裡，揭不下來。他因此後來患了心臟病。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王本中學校的紅衛兵代表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對她的名字發表評論說：「要武嘛」。會後，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學校也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暴力在各處升級發展。8月下旬，該校幾個初中二年級的紅衛兵把附近西單「玉華臺」飯館的一個十八歲的女服務員抓來，說她是「流氓」，把她綁在化學實驗室的柱子上活活打死。實驗室靠著校門，來來往往經過的人都聽到了慘叫聲。
紅衛兵不但打校長、老師和校外的「牛鬼蛇神」，還打所謂「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同學。王本中當班主任的班上，有13個這樣的學生。該班紅衛兵命令這13個同學跪在教室的地上，「鬥爭」她們。
30年後王本中談到這件事情，仍然感到氣憤。他說，竟然這樣對待這13名同學，而且後來也不道歉。這個班的學生從此分裂為二。文革後的校慶日也不能坐到一起。
不道歉，是因為這些打了同學的紅衛兵忘記了這件事嗎？還是他們假裝忘記了？還是根本不認為這需要道歉？王本中老師顯然知道要教育這些不道歉的人改變已經太晚，然而希望幫助現在學校裡的中學生從文革歷史學到道德的教訓。現在他是這所中學的負責人。在我們的兩個小時的訪談中，他談到了他自己的文革思想經歷。
紅衛兵在8月18日集會後所做的事情，當時他們自己稱作「殺向社會」。他們在校外抄家打人，燒書砸文物，還得到免費火車票以及食宿到外地「革命串連」。在北京，從8月下旬到9月初，有兩千名「牛鬼蛇神」被活活打死，以該校所在的西城區人數最多。王本中的「問題」一時無人過問。8月下旬的一天，和王本中一起住在單身宿捨的幾個年輕的單身老師一夜未睡，討論在這樣的時刻他們該怎麼作。討論的結果是，跟著「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走了十七年（指1949－1966），他們現在應該革命，應該徹底擺脫過去。
第二天一早，他們立即採取了兩項「革命行動」：一是學紅衛兵學生的樣子成立了一個「戰鬥小組」，從毛澤東的一首詞裡找出一個短語「奔騰急」作為名字，並且用這個名字連夜趕寫了幾十張紙長的大字報，表示他們要積極投入文革。二是賣書和燒筆記本。他們把自己的舊書全都送到廢品收購站幾分錢一斤賣掉，把以前做的學習筆記，包括日記本子，全都燒掉。他們要和自己的過去決裂，要改變自己，要跟上潮流，要不被時代大勢拋棄。
回首往事，我們會看到，這種野蠻的高壓和狂熱的氣氛的結合，遠比理論說服有威力，真的會使一批人很快轉變，投入聲勢浩大的革命，和過去決裂。燒掉筆記日記是一個象徵。但是又不僅僅是一個象徵性的行動。不再堅持理性，不再認真思索，隨著權力指揮棒和大潮流走，才會有億萬人緊跟文革領導人走的現象。對這種情況發生的反省和警惕，應該是我們能從文革得到的最重要的反面教訓之一。
後來，王本中又經歷了「清理階級隊伍」等運動，又為「戰備」挖過城牆，修過地下防空洞。他結了婚，有了孩子，但是一直沒有離開這所學校。學校已經不再是女校，校名也有了相應的改動。三十年後，王本中當上了這個重新又成為北京最好的、最難進入的中學的校長。從最後的結果來看，似乎文革最終並沒有造成多少改變：文革之前他就是受到賞識的青年教師，三十年後的校長選擇看起來倒好像正是那時的選人趨勢的結果。走過了一個巨大的圈子，情況似乎又回到了文革開始時的原點。
然而大量的不可逆轉的慘痛的事情在文革過程中發生了。他的學校中，校長被打死，四名教師遭到迫害而「自殺」身亡，還有四名教師受到嚴重迫害患病不得治療而死亡，一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殘疾人工友受到攻擊後失蹤。
還有一樣後果是分分明明然而又不被注意的，那就是，自從1966年他班上的學生拿走了他的八本日記橫加攻擊並且從未歸還之後，王本中再也不寫日記。——如果我不問，也許他甚至不會向我提到這一點。關於寫日記這一習慣的改變到底對他個人或者對他那一代人有多少含意，則是我至今還在思考的問題之一。
回顧文革往事，王本中老師告訴我，在1968年開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他成為「監控對像」，清查了他的「家庭出身」和「漏網右派」問題。在「搞完」第三批人的時候，他被「解放」了。然後開始整第四批第五批人並把他們關在宿捨樓的地下室的時候，他被吸收參加整人。他不算整人的骨幹，但是開會的時候跟著喊「你老實交待」，另外，還跟著「專案組」調查同事的歷史。
他在1996年告訴我，他在當時作了一件事情，非常內疚。因為自己的地位從被審查變成了被信任，雖然還不是被依靠，覺得自己應該「積極要求進步」。當他到北京師範大學查閱「青年軍」（抗戰時期由青年學生組織的一支軍隊，文革時被指為「反動組織」）核心組織的名單，看到一個該校語文老師的名字。這位老師當時已經被「隔離審查」。當王本中和另外兩個一起去「外調」的人發現了這個名字，就當作「重大成果」回校趕快報告，連夜審訊這位老師，逼迫他承認。王本中說，當時出於邀功心理，很對不起這位老師。而且，後來還發現並不是那名老師，是一個同名的人。
為作文革歷史調查，我訪問過很多人。在我的經驗中，很少人願意說出自己在文革中做的錯事。王本中身為一校之長，而且和我素不相識，第一次見面談話，一個小時後就跟我講出他做的「錯事」，我是有些驚訝的。於是我也想到，雖然他後來不再寫日記，但是他原來是多年一直堅持寫的，從中學時代寫到大學畢業後當老師，寫過八本日記。我能隱約覺出，當年認真寫日記的習慣和他道德感的養成是有內在關聯的。
（三）
發現受難者陳沅芷的過程頗為複雜。
1993年，有一名前北京二十五中學的學生告訴我，那裡在1966年有一名老師被紅衛兵打死。但是他似乎不願深談（他那時是一名紅衛兵），也確實不記得這名死者的名字。我只有記下這件事，以後再作探究。
1998年，韋君宜出版的《思痛錄》一書中提到文革中紅衛兵學生打死人的事情，「知道的有師大女附中的校長卞仲耘同志，無故死於女學生之手。罪狀沒有，隻因她是個領導。還知道分司廳中學的一個，育英中學的陳沅芷」（見該書第九章，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陳沅芷」的名字。因為書中只有這樣短短的一句話，我就設法托人向北京育英學校詢問有關詳情。育英學校的一位願意幫助的教員說，那裡並沒有過叫這個名字的老師。我很困惑。那時韋君宜還在世，但是已經因病重而不能回答問題。（《思痛錄》寫於更早的年代，經過長時間的努力才得以出版。）她在2002年去世。（慚愧的是，分司廳中學的受難者始終沒有能找到名字。）
後來，有一名老同學看到我的《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一文後告訴我，舒蕪先生的妻子是個教員，在文革中被打死了。因為文革後給「胡風反革命集團」平反，大家也都知道了舒蕪的名字。這位老同學還給了我舒蕪女兒的地址，他的女兒是一位文革後出現的新作家。
我寫信給舒蕪的女兒卻未收到回信，就給舒蕪本人寫信。沒有地址，信是寄給出版社轉交的。那時候他出版了很厚的一本《周作人傳》。不久就收到了舒蕪先生回信。他說，他的亡妻名叫陳沅芷，原為北京第二十五中學語文教員，1966年9月8日在學校被紅衛兵打死。
原來，陳沅芷是第二十五中學的老師，難怪育英學校說沒有這個老師。不過韋君宜並沒有錯。她是老北京人，第二十五中學在1950年代以前是叫「育英」，原是一個私立中學。在眾多的共產黨老幹部的回憶錄裡，只有韋君宜這一本，把她所認識的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迫害死的人的名字都寫出來，其中不但有她的親戚和朋友，而且作為領導幹部（她長期擔任中國最大的出版社之一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負責人），她還一一寫出了該出版社被集體送到湖北農村「五七干校」後八名工作人員如何受到迫害而死亡。陳沅芷在1958年調到第二十五中學以前，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助理編輯，是韋君宜的下屬。韋君宜在書中雖然沒有詳細寫到陳沅芷，但是沒有忘記她。正是這種對受難者的記憶和歉意，以及由此而來的對她追隨一生的「革命」的批評，表現了她的人道精神和道德原則，使得《思痛錄》這本書鶴立雞群、與眾不同。
陳沅芷的死和她的日記直接相關。
1955年，發生了「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胡風和其友人的通信，被冠以「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加上了毛澤東親自寫的按語，在《人民日報》發表。一個牽連了一大批人受害的案子就這樣構陷做成。舒蕪原來是和胡風等非常接近的人，由於他最先交出了胡風和他的通信並且揭發了這個「集團」，沒有像這個群體中的其他人那樣遭到逮捕關押判刑。但是到了1957年他還是被劃成「右派份子」，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受到降薪降級處分。
1966年8月下旬，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之後，北京城裡紅衛兵到處抄家打人。陳沅芷和舒蕪在崇文區豆腐巷的家被抄。抄家時只有舒蕪的母親在家。舒蕪被關在他的工作單位的「集訓隊」中不能回家，陳沅芷平常住在第二十五中學，週末回家。
在抄家中，紅衛兵看到了陳沅芷的日記。其中有1959年10月1日所記。那一年9月舒蕪在八達嶺農場參加植樹勞動，原來以為可以回北京和家人一起過國慶節，但是9月末宣佈別人按原定回京，「右派份子」卻不能回。舒蕪寫信通知了家人。陳沅芷為此感到很失望，在日記中發了幾句牢騷。因為早已找不到她的日記本，所以現在無從看到原文。
紅衛兵說這是「反動日記」，立即趕到第二十五中學（在東城區），把陳沅芷抓到崇文區的家中來「鬥爭」一番，又送回第二十五中學。
這樣一來，陳沅芷在學校的身份就一下子從「普通群眾」變成了「牛鬼蛇神」。她被關在校內，和其他該校已經被「揪出來」的「黑幫分子」以及紅衛兵從校外抓來的「地富反壞右」等關在一起。像其他一些中學一樣，北京第二十五中學的紅衛兵也在校園內自設監獄，扣留關押一批所謂「牛鬼蛇神」。他們在監獄門上寫了「教育室」三個大字，實際上在那裡拷打折磨被他們抓來的人。（在北京第十三中學，這樣的地方叫做「紅色恐怖刑訊室」；在北京第六中學，叫「牛鬼蛇神勞改所」。）
一名該校學生說，有一次「鬥爭」陳沅芷，紅衛兵的一個頭頭把兩張桌子架起來，讓陳沅芷高高站在上層。「鬥爭會」結束後，他們把兩層桌子推倒，陳沅芷就重重摔在地下。
陳沅芷被關在學校兩個星期，與家人隔絕。1966年9月8日，陳沅芷死在學校，時年42歲。
她的丈夫舒蕪從自己單位的「集訓隊」被叫到第二十五中學裡。他看到陳沅芷的屍體躺在磚地上，披頭散髮，臉上有血跡。一名紅衛兵向舒蕪訓話：「陳沅芷是現行反革命，已經絕食而死。」他們叫來了火葬場的收屍卡車，叫舒蕪付了火葬費，命令兩個也被關在「教育室」裡的該校老師和舒蕪一起把陳沅芷的屍體抬上了運屍卡車。
像當時被打死的其他人一樣，陳沅芷的屍體不標姓名地被燒掉，骨灰被丟棄。被紅衛兵作為毆打關押她的「理由」的日記，也完全沒有了下落。
十二年後，陳沅芷的家屬得到了一紙她的「平反」書。由北京第二十五中學共產黨支部和「北京城區教育局黨委落實政策領導小組」聯署的《關於對陳沅芷同志逝世的結論意見》說：「陳沅芷同志在林彪『四人幫』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迫害下，於1966年9月逝世。」日期是1978年11月。這是當時寫這樣的「結論」的公式和套話。
在1966年的「紅八月」裡，像陳沅芷那樣被打死的人，僅僅在北京就有兩千多人。同時，紅衛兵還把十萬多北京居民驅逐出北京，並燒燬和破壞了無數書籍文物。但是在文革觀念的引導下，打死「階級敵人」被視為理所應當，像陳沅芷這樣的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員的死亡，根本不被關注。甚至直到文革結束後，這種觀念依然延續。在我1995年發表
《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後，不止一次聽到這樣的質問：寫這樣的普通人的死亡，有什麼意思？這種觀念壓抑了對文革受難者的歷史記載。陳沅芷的丈夫和女兒在文革後出版的書和發表的文章中，也沒有寫到過她。是《思痛錄》第一次提到了她的名字。
作為對比，可以看到文革的領導人除了發動革命，也大力從事寫作他們的文革歷史來進一步確立文革的思想和原則。1966年底開始籌備一個大型展覽會，展示和表彰在1966年8月開始的紅衛兵運動，肯定暴力迫害。在那年8月地位升至第二號人物的林彪，兩次用毛筆為這個「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題字，作為展覽的一部分。林彪顯然大力支持鼓勵這個展覽。1967年夏天，這個展覽在北京最好的展覽館「北京展覽館」（原名蘇聯展覽館，蘇聯被指控為「修正主義」後改名）舉行。展覽上有一張大幅圖表，題為「首都紅衛兵橫掃牛鬼蛇神主要繳獲品統計——據一九六六年八月至十月的不完全統計」。其中的「繳獲品」有12種。在「槍支」「彈藥」「凶器」「地契變天帳」「反動旗子」後面，赫然是「反動日記詩文」，下面列出的數字是「6820本（篇）」。
寫作了這「6820本（篇）」「反動日記詩文」的人的數目，顯然會很大。他們遭到了什麼樣的命運呢？他們遭到了什麼樣的毒打和虐待？他們中多少人為此失去生命？實際上，關於紅衛兵的「戰果」的表格還有一個只在高層傳閱的版本，那個版本上多幾個欄目，一項是北京沒收私人房產52萬間，一項是紅衛兵打死1700多人，趕出北京的「黑五類」8萬5千多人。
陳沅芷是被打死的人中間的一個，然而甚至不能肯定她是否被統計在內了，因為這個數字是作為「統計數字」用的，並沒有附上具體的人名。當然，很少人知道陳沅芷的名字，但是類似她所遭遇的這樣的虐殺當時在北京完全不是個祕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張旗鼓地公然進行的。這些行動當時一再受到官方媒體的讚揚和鼓勵，而且一年後紅衛兵的暴行在這樣的展覽大廳裡再次受到高度讚揚。如果說陳沅芷在1966年8月遭到的虐殺還可能解釋為個別紅衛兵個人或者個別學校的紅衛兵的殘忍所致，那麼，在這個林彪題字、江青等光臨的展覽會上，這些暴行顯然已經被強有力地肯定成一種普遍施用的革命規則了。
從展覽大廳這張圖表下走過的人，大概會感覺到這種警告：你寫日記詩文了嗎？
在1980年代，給文革受害者進行了大規模的「平反」之後，中共中央發出文件給1955年所定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平反。那時候我數次聽到年長的學者們議論到陳沅芷的丈夫舒蕪。有一名老學者說得較重。他說，出賣師長朋友，可謂「無恥」。
然而，議論歸議論，從來沒有見到真有人在書報上發表這樣的議論。我曾經想過，舒蕪並非有權有勢批評不得的人呀，他道德上有什麼虧欠，又不像政治問題那樣是禁區，為什麼不能在媒體上公開談論呢？如果有人提出，他也可以為自己辯護，告訴人們當時他受到了怎樣的壓力，以說明歷史真相。我逐漸意識到，在中國不但從政治和法律角度討論文革是禁止的，從道德角度來批評譴責歷次「政治運動」的迫害，至今也仍是不允許的。舒蕪在1955年做了毛澤東需要他做的，因此不準被稱作「告密」或「出賣」或「背叛」，不允許用中國傳統的道德品質層面上的用語來描述和批評。
對於文革的發動，官方正式文件歸結為毛澤東對國內形勢的估計的「錯誤」。這樣的解釋明顯不能說服人。於是，只有採取壓制手段，不准普通學者出版印刷關於文革歷史的文章和書籍。也正因此，文革歷史長期以來被含糊其辭，日漸淡化消解，像陳沅芷這樣的普通人的名字早已被人忘卻，更不要說她那招致殺身之禍的日記和北京那被紅衛兵抄家收繳的6820份「反動日記詩文」了。
（四）
我在1990年代數次訪問劉美德老師。她1952年在北京大學化學系畢業，1966年文革開始時是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化學老師。
北大附中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之一。1966年8月1日，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同志」寫信說：「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由彭小蒙同志於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她們紅旗戰鬥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毛澤東這封信的底稿照片，印在他的傳記裡面。
「紅旗戰鬥小組」做了什麼呢？他們大力推行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他們把學生分成「紅五類」「黑五類」和「灰五類」子弟共三大類，把「黑五類」子弟稱作「狗崽子」。他們毆打老師、校長和「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學生，還毆打校外的「牛鬼蛇神」。1966年8月，北大附中紅衛兵打死了三名附近居民：吳素珍、陳彥榮和一名與陳彥榮同時被打死卻至今不知姓名的老年女人。北京大學文革後清查文革死亡人數，把她列為「無名氏」。北大附中的人說，打她的紅衛兵其實是知道從哪裡把她抓到學校來的，只是他們不說。
在1966年，北京大學附中不但是北京市最早開始校園暴力的學校之一，也是暴力迫害最為嚴重和殘忍的學校之一。
目擊者說，紅衛兵在學校裡「鬥爭」劉美德，把她的頭髮亂七八糟地剪掉，強迫她在操場上爬行，並且一邊爬一邊喊：「我是劉美德，我是毒蛇。」紅衛兵把地上的有痰的污物強塞在她的嘴裡，還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屬條打她。她說，這種打法傷痕不明顯，但是「疼痛透骨」。
8月中的一天，紅衛兵非常興奮，說《北京日報》記者來學校照相了。紅衛兵強迫劉美德爬上方桌子並跪在那裡。高三的一個紅衛兵把一隻腳踩在她的背上，擺好了毛澤東曾描述過的「鬥爭」地主的姿勢：「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那名記者照完相以後，這個紅衛兵一腳把劉美德從桌子上踢到了地下。劉美德當時正懷孕。由於先天受傷，她的孩子生下來不久就死了。
在那一時期，這個學校的其他很多老師也遭到類似的殘酷毆打和折磨。紅衛兵學生強迫教務員李潔跪進一個抽屜裡，用鐵製的火鉤子毒打她。李潔在兩年後再次在學校被毒打，脾臟破裂死亡。
因為想要敘述暴力怎樣在北京「紅八月」裡一步一步發展起來，最後形成了血腥的8月末每天打死幾百人的整整一個星期，我問起記者拍攝那張照片的日期。但是劉美德說不記得照相是哪一天了。北大附中的幾名受訪學生也記得這個場面。有一個女學生說，她當時嚇得閉上了眼睛，生怕劉美德肚子裡的孩子會掉出來。但是，如我在本文開始的時候說的，他們不記得時間，不記得是8月的哪一天。在那樣恐怖的日子裡，沒有人寫日記。如果寫，也不寫這樣的事情。
記錄這樣的事情，文革中用的一個專門詞語叫做記「變天帳」，意思是要在「變天」後算賬。加上當時住房狹小和抄家成風，這樣的記錄很可能被發現和報告。如果發生，那麼想要「變天」就是沒有人能承擔得起的大罪。
劉美德說，她以前是記日記的。年輕的時候，總是買最漂亮的本子來寫日記。（記得她說到這裡的時候，我還會意地笑了一下。我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後來看到別的人「出問題」是因為寫日記，就不再寫了。特別是，比她在北大上學時低一班的女同學劉品馨，1953年畢業後留校在數學系教書，因為日記上被人發現了「反動話」和「反動思想」，被「鬥爭」了不知道多少次，被揪著頭髮打耳光，導致精神失常，再也沒有恢復健康。
劉品馨的日記故事只會讓我覺得胸口好像被針在刺。幾年以後，我在採訪筆記本上重新讀到她的名字的時候，還想到，「品馨」和「美德」這樣的名字含義相似，父母起名的時候都滿懷希望要她們成長為品德美好高尚的女人，卻可能沒有想到過她們以後會遭到這樣的苦難。
一個在1957年就被劃成「右派份子」的被訪者曾經提到，她不寫日記，因為聽到過一個說法：「思想是氣體，語言是液體，文字是固體」。意思是，文字最容易被用來作罪證，言論其次，思想如果不說出來，就難以被抓住。1957年劃的百萬「右派份子」，就是由他們發表的談話（甚至只是在小組會上或者個別談話中）或寫出的文章來定罪的。他們落入陷阱遭到摧殘20多年。
站在文革領導者的方面看，嚴厲懲罰「日記犯」有其「合理性」。1967年1月，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其中共有六條。第二條是：「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祕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
「規定」所說的「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其實一般不會有人做這樣的事情去送死。「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的事情文革中只有極少人做過，後果是專政機構進行全面地毯式搜索，加上停課停工有很多「革命群眾」可以協助，審訊手段殘酷，導致這類案件破案率很高，反倒成為新一輪鎮壓的藉口。事實上，在1957年以言治罪發生之後，人們已經被訓練得絕不再對別人說任何不符合共產黨要求的話。人們謹慎小心，以免「禍從口出」。他們不敢公開發表任何批評，哪怕在發生了1959－1962年間數千萬人餓死的明顯的人禍之後，也沒有人公開發表批評。在這種情況下，文革要繼續挖掘「階級敵人」以進行「階級鬥爭」，必然要在人們的隱私寫作如日記這樣的東西上搜尋「罪證」。因為當人們不敢當眾說真話的時候，還可能在日記上表達自己的想法。另外，自從1966年8月紅衛兵在北京抄家數十萬戶之後，抄家成為可以隨便進行的行動，搜索日記一類東西，可以明火執仗地去做。
「現行反革命」是文革的重點打擊目標之一。在1990年代，一個在1969年出生的讀過大學和研究生的人問我，是不是在作案的時候被抓獲的「反革命」叫「現行反革命」？她的理解不對。在文革後才上小學的人不懂這個詞顯然是個好事，至少這時候不會再發動小學生來抓「反革命」了。這個詞在文革時代卻是連兒童都懂的。那時候還發動兒童搜索和「揪斗」「現行反革命」。文革時代這個詞和所謂「歷史反革命」相對使用，後者指1949年共產黨執政以前在舊政府擔任過職務和曾是國民黨成員的人。但是到底什麼是「現行反革命」呢？未經歷文革者難以想像的是，他們可能只是在日記上發了些牢騷而已，別無其他。
劉美德老師說，她現在只有「效率手冊」，用來記錄要做的和做過的一些事情，如此而已。她很肯定地說，「效率手冊」和日記是不同的。
（五）
鄭培蒂老師1962年從北京大學西語系英語專業畢業，留校教授公共英語。她從小一直寫日記。她的丈夫是大學同班同學，那時派在西藏工作。他們之間有很多通信。路途遙遠。前一封信的回信還沒到，後一封信就發出了。所以他們制訂了一套信件編號管理方式。每封信都有號碼，信上的交談不會弄岔。文革一開始，看到年紀較大的教授幹部被「揭發」和「鬥爭」，他們雖然因年輕而還不是重點對像，看到針對別人的恐怖行動，他們也很緊張。1966年夏天，7月或者8月的一天，她的丈夫來探親，他們倆在北大校園的紅湖游泳池邊，把她大學時代和留校教書以後所寫的日記，以及他們夫婦之間的通信，全都燒掉了。那些編了號碼的信原是他們夫婦最珍貴的東西之一。從那以後，鄭培蒂停止了寫日記。因為後來不再寫日記，她已經記不得她的日記是哪一天燒掉的了。
她在初中和高中時候的日記留在父母家。鄭老師中學上過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我在《文革受難者》書中寫的女三中孫歷生老師的悲慘遭遇，是她第一個告訴我的。那是我第一次和她談話。她對非正義的敏感和和對受難者的同情，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她的父母被抄家的時候，這些日記被從父親的工作單位來抄家的人拿走了。她的父親是北京城市建築委員會的工程師，抄家的人很可能是把女兒的日記當成父親的了。鄭培蒂小時候喜歡蒐集新鈔票，拿到新鈔票就攢起來，捨不得用。她把這些新鈔票夾在了自己的日記本子裡。後來「落實政策」的時候，這些日記本從其父親的單位裡被歸還。不過夾在日記中的那些新鈔票都不見了。說起那些搜索檢查別人日記的文革「積極份子」，他們需要改悔的，不止有暴力迫害，還有這類醜行。
因為失去了日記以及不再寫日記，回憶文革往事的時候，只好以個人生活中的大事件或者一些有記錄在案的社會大事件為基準來判斷。例如，是她生第一個孩子剛剛滿月的時候，一天中午一群北大西語系的學生衝進她父母家中，把她拉下了樓，押上一輛卡車，同時其他學生留在那裡開始抄家，把私人的日記、書信、筆記本和照相簿都翻了出來。她被押在卡車上拉到北大。進了北大南門下了車，有人從她背後用一個帆布袋子把她的頭蒙住，又有人塞給她一根棍子。她什麼也看不見，被棍子牽著走，進了一座樓，上樓，進了一個房間。在那裡她頭上的帆布袋子被打開。——在北大校園裡對付一個剛剛生完孩子的28歲的英語女教師，用得著這樣布袋蒙頭的做法嗎？顯然這不是為了實際需要，而是為了滿足那些人的虐待慾望。
她被學生和當時的西語系「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審訊，還被強迫在審訊記錄上按了手印。因為平常生活中從不需要按手印，按手印這件事使她深感侮辱，十分震動。當天夜裡，她被關在那個樓裡的一間小房間裡，手腳都被綁著，她不能動。那一天是1968年5月17日。這一日期因和孩子的出生日有關而被記住。
之後，她就被關進了北大「牛棚」。那裡原來是八個簡易外語教室，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改建為一座大型校園監獄，關押過200多名北大教職員工。那個地方在1990年代建造了美輪美奐的賽克勒考古博物館。
1968年6月18日，關在「牛棚」裡的人被叫出「開會」。從未名湖邊的「臨湖軒」開始，校園甬道兩邊是密密麻麻的人，排了幾百米長。那些人手裡拿著棍子、樹枝和銅頭皮帶。「牛鬼蛇神」們排成隊從路上走過，被夾在中間。棍子鞭子雨點一樣落下來。他們都低頭彎腰，隻看到甬道兩邊很多人的腳。天氣很熱，她隻穿了一件短袖單衣，走過這種「夾鞭刑」後，雙臂皮開肉綻。
那一天，有的「牛鬼蛇神」穿了很厚的長袖衣褲，這樣被打時就傷得輕些。但是鄭培蒂沒有意識到這一天是什麼日子。兩年以前的這一天，也就是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學有學生發起了對六十多個「黑幫」實行暴力攻擊。這也是文革中北京大學發生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暴力「鬥爭」。斗人者把廁所裡的垃圾簍子套在被斗者頭上，強迫被斗者下跪，撕破被斗者的衣服，等等。當時這一暴力事件被有限度地制止了。但是7月25和26日，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等到北大宣佈「6．18事件」是「革命事件」。這一翻案導致了1966年8月紅衛兵的殘暴殺戮，在北京有數千人被活活打死。在北大，此後幾次「紀念」這一事件，把這個日子當作一種光榮來紀念和慶祝。每次「紀念」都伴有「鬥爭會」，簡直像是「助興節(必品文章www.bipin.org)目」一樣。這次兩週年「紀念」，是最為狂暴而邪惡的一次。
鄭培蒂因為忘記了「6．18」這個日子，沒有預先穿上長袖衣服以備挨打。近年來一位美國作家的話有時候被引用，「那些忘記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這是說得很好的一句格言，然而聽起來多少有些抽像。在鄭老師那裡，忘卻了這個日期的後果非常具體，是一場原已非常嚴重的皮肉之災和心理摧殘的加重懲罰。
鄭培蒂被關押了近一年——用了這樣的不準確的時間詞，是因為沒有日記，沒有記下她是哪天被放出來的。她隻記得，她過生日的時候還被關著。她的生日是在12月底，而她是5月從家裡被抓走關起來的。
她被關在大「牛棚」裡一段時間後，又被關在27樓。在那裡，她每天晚上可以離開27樓去外面的鍋爐房打開水一次。她設法通知了從西藏來探親的丈夫。那一天，在黑夜和嚴寒中，她的丈夫悄悄來到鍋爐房外面等著會她。他在大衣袋裡給她帶來幾個金橘，一種生在溫暖的南方的小小的可以連皮吃的特別的橘子，是她最喜歡的水果。這種約會很快被專案組發現而不能再繼續。只是這一天的日期，因為這特殊的生日禮物而被牢牢記住。
鄭培蒂被關押「鬥爭」的「原因」是什麼？她的一個表舅是老共產黨人，曾和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同居，遠在毛和江結合之前。鄭有一次告訴了一名是同學又是室友的人這件事。這是事實。但是說出這樣的事實被認為會影響毛澤東和江青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於是她就成了「現行反革命」。她剛被關起來的那幾天，從北大校園到海淀鎮上都貼滿了「鄭培蒂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文化革命旗手江青同志罪該萬死」的標語。
1980年代，鄭培蒂在電視上教授英語，她的教學方式和風度氣質給觀眾學生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鄭培蒂再次開始寫日記是1982年，十六年之後。再次開始的日期不會被忘卻，因為那已經被寫下並被保存著。（未完待續）
成文時間：2015年
──轉自《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www.chinese-memorial.org》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一）
很多人有記日記的習慣，特別是在青年學生以及教育程度較高的人中。一日又一日，把自己所做過的、所想過的、所盼望的，一字一句寫下來，或長或短，積在一起，成為生命的一份記錄、個人成長的一道軌跡，也是自我反省和心靈探索的一種方式。日記文化，古今中外皆有。
文革後期和文革之後，當我收集記錄文革受難者名字和文革事件的時候，我發現，人們往往記得什麼發生了卻不記得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有幾位記性特別好的被訪者，他們能講出人物、情節、場景、聲音，往事像電影一樣存在他們的腦子裡。然而，他們卻往往記不得這些事情發生在哪一天、哪一月，甚至不記得在哪一年。
為了確定一個受難者的死亡日期，常常需要反覆追問，比如仔細回想是在某個有記錄的重大事件之前或之後一類；或者交叉核對，詢問好幾個當事人來弄清楚某個日子。但是那樣做也仍然常常沒有結果。在這種情況下，有被訪者說：「假如有日記可查就好了。」「如果當時把這些寫在日記上，現在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天的事情了。可惜，我那時候沒寫日記。」
這種時刻，我常常會覺得很遺憾。個人的記憶匯總起來，會逼近歷史的總體再現。可是這些像沒有日期的記錄電影膠片一樣的記憶，必須通過具體的日期才能有次序地前後連貫。個人的記憶也只有在準確的時間坐標中，才能和他人的記憶匯合成真切的整體畫面。
於是，我開始詢問被訪者們是否寫日記。在對上千人的採訪中，我發現，文革中幾乎沒有人寫日記。
1979年秋天，北京的一位年長者Y對我說：「假使那時候我寫日記，我會記錄下來很多事情，對寫作文革歷史會很有用。可是，假如我寫日記，我絕對不可能平安活到現在。所以，無論怎樣，我們都不會有對文革的個人即時記錄。」
他的旁邊站著他的妻子X。他們是我的同學的父母。他們那時候是60來歲，都是性格開朗幽默、喜歡表達的人，受過高等教育，年輕時候就喜歡寫作，文革後也發表了一些文章。我知道，他們在文革中遭到「鬥爭」，被「隔離審查」，受到「犯有嚴重政治錯誤」的處分，被「下放」，一家人被分成幾處。幾個中學還未畢業的孩子都被送到邊疆農村，以後也全都未能有機會受到高等教育，而且有一個孩子很年輕就身染重病以致終身殘疾。
確實，在當時的中國人中，他們一家的遭遇相對來說遠不是最悲慘的，因為他們家沒有人被活活打死，沒有人「自殺」（加上引號，是因為文革中的「自殺」與通常意義上的不同），沒有人被判刑關進監獄。但是，他們全家人都遭受了大量的長期的痛苦是顯然的，而且是在他們長期隱忍不抗議不爭辯甚至連在日記上都絕不略有微詞的情況下，他們才沒有遭到更壞的命運。
一些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常常誤以為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是因為他們反對或者抗議了文革而遭到懲罰，其實並非如此，而是文革主動出擊對千百萬人實行各種迫害。無數人受到殘酷的迫害，但是反抗者卻極少。觀察歷史，會發現廣大受迫害者的忍氣吞聲和隱忍順從是普遍的，原因之一是文革的殘忍是很突出的，殘忍到了連寫日記都會遭到殺身之禍的程度。
正如這位長者所說，要活下來（而且不是舒舒服服地活下來，而只是像他們家那樣痛苦地活著），就不能寫日記，要寫日記，就不能活下來。他指出了日記和活命相關聯，也是從一個方面指出了文革的嚴酷性。我瞭解到的事實告訴我，這絕不是誇張性的說法，而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描寫。
當時，我看著這一對老人，心裡想：無數人在文革中死去，無數的家庭被破壞，他們一家度過了災難，活了下來。現在他們「平反」了，全家團聚了。相形之下，沒有寫日記，失去了個人的記錄，確實只是一種不嚴重的損失，甚至可以說微不足道了。
然而，作為歷史的一部分，日記的故事卻是重要的，也應該被記載。不但應該記載因寫日記而被害死的受難者們的名字，記載把他們送上死路的時代氛圍，而且也應該從中認識到文革在法律上和社會生活規則上造成的「革命」性改變，以及這種改變導致的個人精神生活的扭曲和變形。實際上，種種扭曲和變形一直延伸進今天的道德生活。
文革中，搜查個人日記以從中尋找罪證是普遍發生的事情，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革命」行動和必要步驟。從日記中摘找出來的話語就可以作為罪證，進而對寫日記的個人施加嚴厲的處罰。處罰包括在群眾大會上被「鬥爭」，被指控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被判徒刑，而且是長期徒刑，甚至死刑。這種用日記作罪證的方法並非始於文革，但是在文革中大規模使用而且被制度化，造成了嚴重的日記恐怖。
隨之發生的是，人們停止寫日記，包括那些幾十年來一直在寫日記的人。文革當局從來不曾下令禁止寫日記，但是日記給人們帶來的災難，「鬥爭會」「牛棚」和「勞改」，威力遠遠勝過文字的禁令。同時，由於沒有明文規定什麼樣的日記可以算是「反動」以及應給予何種處罰，人們無從知道可能會帶來多麼嚴重的後果，而這種不可預測性更增加了日記恐怖的程度。
開始時，我沒有把「日記在文革中」當作專門調查題目。但是，隨著我的調查筆記的日益積累，隨著我對文革往事的思考，我發現，很多與日記相關的故事被我記錄下來了。當我想起其中之一，其他的也會相隨而來。一個小小的、常見的、並不稀奇的日記本子，把一些發生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人身上的悲慘事件，聯繫在一起了。他們的故事體現了文革的一個不被注意然而非常重要的特性，那就是：一場摧毀日記的革命。
（二）
王本中老師，個子不高，相當瘦。1996年我訪問他的時候，他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的數學老師和校長。
他1963年從北京師範大學數學系畢業，分配到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數學教研組。除了教數學，他還兼任高中一個班的班主任。他是南方人，單身，就住進了中學三個人一間的教師集體宿捨。
1966年文革在中學裡展開的時候，他在學校裡算是最年輕的老師之一。6月2日學校停課以後，學校裡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大字報，幾乎所有的教員都在大字報上被點名攻擊。有一天，他班上的學生在學校鍋爐房的外牆上貼了一大片大字報，有幾十張紙，不但字數多篇幅長，而且標題也特大，叫做：王本中反毛澤東思想一百例。
事情要追溯到一兩年前。他是數學老師，他的數學課相當受歡迎。另外，他把一些對數學特別愛好的學生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數學小組，進行課外學習。數學小組的學生進步很快，在北京市的中學生數學競賽中得到了好成績，其中一個學生還獲得了一等獎。1965年下半年，他被提拔為數學教研室副組長。這一提拔在當時算是快的。提拔他時，副校長卞仲耘專門和他談過話。但是也就在同時，「文化大革命」這一名詞開始出現在報紙上，對一些文藝作品和辦學方針的「批判」也開始了。不久，他當班主任的高二（二）班裡的共青團書記（一個中央政府部長的女兒）和一個將軍的女兒等人，開始反對班委會。她們說，當時擔任班長的學生「家庭出身不好」，不應該當班長。她們還說，讓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當班長，是班主任王本中貫徹錯誤的「階級路線」的結果。她們就要求立即進行班幹部改選。
那時王本中以為，擔任班長的學生雖然不是幹部子弟，但是不過是「小業主」家庭出身，不能算「壞出身」；班上的學生幹部已經大部分都是幹部子弟了，有一兩個不是幹部子弟沒關係。關於改選，王本中認為慣例是在每個學期開始的時候選舉班裡的學生幹部，那時正在學期中間，沒有道理重新選舉。王本中去請示了學校的教導主任梅樹民。梅主任早他十年從北師大畢業，說：還是再做做要改選的學生的工作吧。他們都沒有同意在學期中間撤換「小業主」家庭出身的班長的要求。
班裡開了兩次會，質問王本中為什麼「重用」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當學生幹部。王本中辯解說，他努力執行了共產黨的「階級路線」。階級路線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當前班裡的學生幹部基本上都是「革命幹部」家庭出身，也都表現好，所以都符合共產黨的「階級路線」。那些反對他的學生說，這是「人以類聚，物以群分」，王本中偏向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因為王本中自己的家庭出身也是不好的。
在這種緊張的關係中，文革在中學校園裡開始了。青年教師中，王本中最早變成運動對像。一開始是「小字報」，貼在教室裡。小字報說王本中「反對黨的階級路線」，「打擊革命幹部子弟」。王本中指導的學生「數學小組」成員被稱為「不關心政治」的「白專」學生，王本中則被指控為「培養修正主義苗子」。後來，這些內容又寫在「大字報」上貼在校園裡。事態愈演愈烈，以致貼出了那份長篇大字報。
學生的那張大字報把王本中平日的種種言行，都列為「反毛澤東思想」——當時最嚴重的罪行，而且有一百例之多。這還不夠，這些學生又要求王本中交出他的日記。
現在的人會覺得詫異，怎麼學生要老師交出日記，老師就一定得給他們呢？那是因為現在的人有「個人權利」「個人隱私」「無罪推定」這些觀念。文革不承認這些觀念。王本中不得不交出日記。回顧文革歷史，我們更能理解這些觀念對每個人的安全和生存有多麼重要。
王本中沒有辦法，只好交出了他在高中和大學以及直到那時的所有日記，一共八本。交了日記，王本中心裡還存著希望。他想，看了日記，學生會瞭解他的內心真實想法，知道他不是想要「反毛澤東思想」的人。可是，一個星期後，校園裡又貼出了長篇大字報，大標題是：「從王本中的反動黃色日記看他的反動世界觀」。
說他的日記「反動」，證據是他在高中時的日記裡，寫到他的一位同學。1957年，王本中在徐州第四中學上學。在「反右派鬥爭」之前，有一段時間講「新聞自由」，同學們討論問題，王把這些討論寫在了日記上。後來，四中當局整理了這位的言論，上報到共產黨徐州市委。市委認為Z是「極右份子」，不過因為是高中三年級學生、太年輕，所以不給他「戴上右派份子帽子」，但是不准其上大學，並且把他送去「勞動教養」。王本中在日記裡寫到他和當時的班主任的談話。他告訴班主任他覺得對這位同學的處分太重。至於「黃色」，指的是王本中在日記裡幾次寫到過一個他大學時代的女同學。——在日記裡，王本中沒有反對「反右運動」，只是寫了自己的一些疑問。至於對異性的感受，是一個正常的年輕人的感情。日記是私人物件，也正是表達和整理這些感情的合適的地方。
王本中覺得這樣「批判」他的日記是斷章取義，是曲解，想把日記要回來加以解釋。他要求學生把日記還給他。學生拒絕還，後來又說「丟了」。他要求學生把他的日記交給當時上面派來領導學校文革的「工作組」審查，也沒有結果。事實上，這八本日記後來再也沒有回到王的手中。
筆者收集到了一些該校當時的材料。在1966年7月，領導該校的「工作組」寫的送報上級的「四類學校師大女附中領導核心排隊的初步意見」中，他們把女附中定為「（第）四類學校」，把副校長卞仲耘和胡志濤劃成「四類幹部」。當時工作組把所有的學校和教員都進行了「排隊」並分成四個類別。有的地方把學生也分了類。其中第四類是最「壞」的，屬於要清洗和專政的「階級敵人」範疇。看到在這份定罪材料中，工作組提供的「根據」之一與王本中有關。
工作組寫道：
他們（指女附中的領導核心——筆者注）在青年中還宣揚成名成家個人奮鬥的名利思想，精心培養修正主義苗子。卞仲耘就曾號召數學組「要培養出幾個像華羅庚那樣的數學家」，還鼓吹學生要學習文學，將來好當「黨委書記」。對那些隻專不紅的教師和學生大加讚揚，推崇備至。如數學教師王本中，地主家庭出身，個人主義極端嚴重，在學校中公開宣揚「要學習居裡夫人」，鼓勵同學「要為這個理想，去努力奮鬥，廢寢忘食」。有的同學在他的影響下，整天埋頭讀書，不問政治，一心想當居裡夫人。而校領導卻認為王是青年教師學習的榜樣。
這就是當時可以把一個中學定成「四類」的「理由」。分配來校的一個數學教員的父親是地主以及曾經告訴女學生要學習居裡夫人，就是把兩名副校長劃為「敵人」的證據。這種口氣，這種邏輯，體現了那一時代佔有統治地位的價值標準和推理方式，愚昧而殘忍。而且，這份材料並非出自中學生之手。當時在師大女附中的工作組組長原任中共哈爾濱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副組長是全國青年聯合會的副會長，資歷級別都不低。在西城區統籌指導「排隊劃類」的則是共青團中央書記之一的胡啟立（胡在8月中旬也被「打倒」）。這份報告上簽署的日期是1966年7月3日。這份材料當時上報給高層領導，卻從來未問過王本人這些話是在什麼場合說的，原話是否如此，上下文是什麼，也未說明在引號裡引用的話是由誰作證提供的。
在對學校領導人的全校性的「揭發批判會」上，王本中被喝令上臺「交代問題」和「揭發黑幫」。在學生所寫的大字報上，他的名字還被根據諧音寫成侮辱性的「王八種」。女子中學的學生會有這種骯髒聯想和罵人方式！實際上，文革在對傳統文化的攻擊之後產生的這種野蠻和粗魯，還可以舉出很多例子。
1966年7月中旬，工作組把女附中全體老師集中到馬神廟小學「集訓」。所有的教師都必須住在那裡，整天開會。每個教師都必須逐個進行自我檢討認罪。一些學生積極份子也參與組織整老師。數學教研組有兩名「特級」教師被指控為「反動學術權威」。這兩名教師被排作該教研組「最壞的」人，王本中被排作「第三壞的」。兩名老教師有三十多年教齡，級別也是中學教員中最高的，確實屬於文革指定的靶子；而王本中資歷淺而級別低，不該算是運動重點，只是由於他指導的數學小組獲獎，加上他寫了那些日記，他也成為「重點對像」。
在「集訓」地，每個老師都要反覆檢討認罪，才能「過關」。順序是從「問題較輕」的人開始。還沒輪到王本中檢討認罪的時候，上面忽然宣佈撤走工作組，因為毛澤東指責工作組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緊接著，7月31日在學校成立了「紅衛兵」組織，由紅衛兵代替工作組控制了學校。
1966年8月5日，學校的五名領導人遭到紅衛兵的暴力「鬥爭」。卞仲耘副校長被當場打死。教導主任梅樹民被用帶釘子的木棒毒打，身上襯衫的布絲都被打進肉裡，揭不下來。他因此後來患了心臟病。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王本中學校的紅衛兵代表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對她的名字發表評論說：「要武嘛」。會後，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學校也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暴力在各處升級發展。8月下旬，該校幾個初中二年級的紅衛兵把附近西單「玉華臺」飯館的一個十八歲的女服務員抓來，說她是「流氓」，把她綁在化學實驗室的柱子上活活打死。實驗室靠著校門，來來往往經過的人都聽到了慘叫聲。
紅衛兵不但打校長、老師和校外的「牛鬼蛇神」，還打所謂「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同學。王本中當班主任的班上，有13個這樣的學生。該班紅衛兵命令這13個同學跪在教室的地上，「鬥爭」她們。
30年後王本中談到這件事情，仍然感到氣憤。他說，竟然這樣對待這13名同學，而且後來也不道歉。這個班的學生從此分裂為二。文革後的校慶日也不能坐到一起。
不道歉，是因為這些打了同學的紅衛兵忘記了這件事嗎？還是他們假裝忘記了？還是根本不認為這需要道歉？王本中老師顯然知道要教育這些不道歉的人改變已經太晚，然而希望幫助現在學校裡的中學生從文革歷史學到道德的教訓。現在他是這所中學的負責人。在我們的兩個小時的訪談中，他談到了他自己的文革思想經歷。
紅衛兵在8月18日集會後所做的事情，當時他們自己稱作「殺向社會」。他們在校外抄家打人，燒書砸文物，還得到免費火車票以及食宿到外地「革命串連」。在北京，從8月下旬到9月初，有兩千名「牛鬼蛇神」被活活打死，以該校所在的西城區人數最多。王本中的「問題」一時無人過問。8月下旬的一天，和王本中一起住在單身宿捨的幾個年輕的單身老師一夜未睡，討論在這樣的時刻他們該怎麼作。討論的結果是，跟著「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走了十七年（指1949－1966），他們現在應該革命，應該徹底擺脫過去。
第二天一早，他們立即採取了兩項「革命行動」：一是學紅衛兵學生的樣子成立了一個「戰鬥小組」，從毛澤東的一首詞裡找出一個短語「奔騰急」作為名字，並且用這個名字連夜趕寫了幾十張紙長的大字報，表示他們要積極投入文革。二是賣書和燒筆記本。他們把自己的舊書全都送到廢品收購站幾分錢一斤賣掉，把以前做的學習筆記，包括日記本子，全都燒掉。他們要和自己的過去決裂，要改變自己，要跟上潮流，要不被時代大勢拋棄。
回首往事，我們會看到，這種野蠻的高壓和狂熱的氣氛的結合，遠比理論說服有威力，真的會使一批人很快轉變，投入聲勢浩大的革命，和過去決裂。燒掉筆記日記是一個象徵。但是又不僅僅是一個象徵性的行動。不再堅持理性，不再認真思索，隨著權力指揮棒和大潮流走，才會有億萬人緊跟文革領導人走的現象。對這種情況發生的反省和警惕，應該是我們能從文革得到的最重要的反面教訓之一。
後來，王本中又經歷了「清理階級隊伍」等運動，又為「戰備」挖過城牆，修過地下防空洞。他結了婚，有了孩子，但是一直沒有離開這所學校。學校已經不再是女校，校名也有了相應的改動。三十年後，王本中當上了這個重新又成為北京最好的、最難進入的中學的校長。從最後的結果來看，似乎文革最終並沒有造成多少改變：文革之前他就是受到賞識的青年教師，三十年後的校長選擇看起來倒好像正是那時的選人趨勢的結果。走過了一個巨大的圈子，情況似乎又回到了文革開始時的原點。
然而大量的不可逆轉的慘痛的事情在文革過程中發生了。他的學校中，校長被打死，四名教師遭到迫害而「自殺」身亡，還有四名教師受到嚴重迫害患病不得治療而死亡，一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殘疾人工友受到攻擊後失蹤。
還有一樣後果是分分明明然而又不被注意的，那就是，自從1966年他班上的學生拿走了他的八本日記橫加攻擊並且從未歸還之後，王本中再也不寫日記。——如果我不問，也許他甚至不會向我提到這一點。關於寫日記這一習慣的改變到底對他個人或者對他那一代人有多少含意，則是我至今還在思考的問題之一。
回顧文革往事，王本中老師告訴我，在1968年開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他成為「監控對像」，清查了他的「家庭出身」和「漏網右派」問題。在「搞完」第三批人的時候，他被「解放」了。然後開始整第四批第五批人並把他們關在宿捨樓的地下室的時候，他被吸收參加整人。他不算整人的骨幹，但是開會的時候跟著喊「你老實交待」，另外，還跟著「專案組」調查同事的歷史。
他在1996年告訴我，他在當時作了一件事情，非常內疚。因為自己的地位從被審查變成了被信任，雖然還不是被依靠，覺得自己應該「積極要求進步」。當他到北京師範大學查閱「青年軍」（抗戰時期由青年學生組織的一支軍隊，文革時被指為「反動組織」）核心組織的名單，看到一個該校語文老師的名字。這位老師當時已經被「隔離審查」。當王本中和另外兩個一起去「外調」的人發現了這個名字，就當作「重大成果」回校趕快報告，連夜審訊這位老師，逼迫他承認。王本中說，當時出於邀功心理，很對不起這位老師。而且，後來還發現並不是那名老師，是一個同名的人。
為作文革歷史調查，我訪問過很多人。在我的經驗中，很少人願意說出自己在文革中做的錯事。王本中身為一校之長，而且和我素不相識，第一次見面談話，一個小時後就跟我講出他做的「錯事」，我是有些驚訝的。於是我也想到，雖然他後來不再寫日記，但是他原來是多年一直堅持寫的，從中學時代寫到大學畢業後當老師，寫過八本日記。我能隱約覺出，當年認真寫日記的習慣和他道德感的養成是有內在關聯的。
（三）
發現受難者陳沅芷的過程頗為複雜。
1993年，有一名前北京二十五中學的學生告訴我，那裡在1966年有一名老師被紅衛兵打死。但是他似乎不願深談（他那時是一名紅衛兵），也確實不記得這名死者的名字。我只有記下這件事，以後再作探究。
1998年，韋君宜出版的《思痛錄》一書中提到文革中紅衛兵學生打死人的事情，「知道的有師大女附中的校長卞仲耘同志，無故死於女學生之手。罪狀沒有，隻因她是個領導。還知道分司廳中學的一個，育英中學的陳沅芷」（見該書第九章，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陳沅芷」的名字。因為書中只有這樣短短的一句話，我就設法托人向北京育英學校詢問有關詳情。育英學校的一位願意幫助的教員說，那裡並沒有過叫這個名字的老師。我很困惑。那時韋君宜還在世，但是已經因病重而不能回答問題。（《思痛錄》寫於更早的年代，經過長時間的努力才得以出版。）她在2002年去世。（慚愧的是，分司廳中學的受難者始終沒有能找到名字。）
後來，有一名老同學看到我的《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一文後告訴我，舒蕪先生的妻子是個教員，在文革中被打死了。因為文革後給「胡風反革命集團」平反，大家也都知道了舒蕪的名字。這位老同學還給了我舒蕪女兒的地址，他的女兒是一位文革後出現的新作家。
我寫信給舒蕪的女兒卻未收到回信，就給舒蕪本人寫信。沒有地址，信是寄給出版社轉交的。那時候他出版了很厚的一本《周作人傳》。不久就收到了舒蕪先生回信。他說，他的亡妻名叫陳沅芷，原為北京第二十五中學語文教員，1966年9月8日在學校被紅衛兵打死。
原來，陳沅芷是第二十五中學的老師，難怪育英學校說沒有這個老師。不過韋君宜並沒有錯。她是老北京人，第二十五中學在1950年代以前是叫「育英」，原是一個私立中學。在眾多的共產黨老幹部的回憶錄裡，只有韋君宜這一本，把她所認識的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迫害死的人的名字都寫出來，其中不但有她的親戚和朋友，而且作為領導幹部（她長期擔任中國最大的出版社之一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負責人），她還一一寫出了該出版社被集體送到湖北農村「五七干校」後八名工作人員如何受到迫害而死亡。陳沅芷在1958年調到第二十五中學以前，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助理編輯，是韋君宜的下屬。韋君宜在書中雖然沒有詳細寫到陳沅芷，但是沒有忘記她。正是這種對受難者的記憶和歉意，以及由此而來的對她追隨一生的「革命」的批評，表現了她的人道精神和道德原則，使得《思痛錄》這本書鶴立雞群、與眾不同。
陳沅芷的死和她的日記直接相關。
1955年，發生了「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胡風和其友人的通信，被冠以「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加上了毛澤東親自寫的按語，在《人民日報》發表。一個牽連了一大批人受害的案子就這樣構陷做成。舒蕪原來是和胡風等非常接近的人，由於他最先交出了胡風和他的通信並且揭發了這個「集團」，沒有像這個群體中的其他人那樣遭到逮捕關押判刑。但是到了1957年他還是被劃成「右派份子」，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受到降薪降級處分。
1966年8月下旬，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之後，北京城裡紅衛兵到處抄家打人。陳沅芷和舒蕪在崇文區豆腐巷的家被抄。抄家時只有舒蕪的母親在家。舒蕪被關在他的工作單位的「集訓隊」中不能回家，陳沅芷平常住在第二十五中學，週末回家。
在抄家中，紅衛兵看到了陳沅芷的日記。其中有1959年10月1日所記。那一年9月舒蕪在八達嶺農場參加植樹勞動，原來以為可以回北京和家人一起過國慶節，但是9月末宣佈別人按原定回京，「右派份子」卻不能回。舒蕪寫信通知了家人。陳沅芷為此感到很失望，在日記中發了幾句牢騷。因為早已找不到她的日記本，所以現在無從看到原文。
紅衛兵說這是「反動日記」，立即趕到第二十五中學（在東城區），把陳沅芷抓到崇文區的家中來「鬥爭」一番，又送回第二十五中學。
這樣一來，陳沅芷在學校的身份就一下子從「普通群眾」變成了「牛鬼蛇神」。她被關在校內，和其他該校已經被「揪出來」的「黑幫分子」以及紅衛兵從校外抓來的「地富反壞右」等關在一起。像其他一些中學一樣，北京第二十五中學的紅衛兵也在校園內自設監獄，扣留關押一批所謂「牛鬼蛇神」。他們在監獄門上寫了「教育室」三個大字，實際上在那裡拷打折磨被他們抓來的人。（在北京第十三中學，這樣的地方叫做「紅色恐怖刑訊室」；在北京第六中學，叫「牛鬼蛇神勞改所」。）
一名該校學生說，有一次「鬥爭」陳沅芷，紅衛兵的一個頭頭把兩張桌子架起來，讓陳沅芷高高站在上層。「鬥爭會」結束後，他們把兩層桌子推倒，陳沅芷就重重摔在地下。
陳沅芷被關在學校兩個星期，與家人隔絕。1966年9月8日，陳沅芷死在學校，時年42歲。
她的丈夫舒蕪從自己單位的「集訓隊」被叫到第二十五中學裡。他看到陳沅芷的屍體躺在磚地上，披頭散髮，臉上有血跡。一名紅衛兵向舒蕪訓話：「陳沅芷是現行反革命，已經絕食而死。」他們叫來了火葬場的收屍卡車，叫舒蕪付了火葬費，命令兩個也被關在「教育室」裡的該校老師和舒蕪一起把陳沅芷的屍體抬上了運屍卡車。
像當時被打死的其他人一樣，陳沅芷的屍體不標姓名地被燒掉，骨灰被丟棄。被紅衛兵作為毆打關押她的「理由」的日記，也完全沒有了下落。
十二年後，陳沅芷的家屬得到了一紙她的「平反」書。由北京第二十五中學共產黨支部和「北京城區教育局黨委落實政策領導小組」聯署的《關於對陳沅芷同志逝世的結論意見》說：「陳沅芷同志在林彪『四人幫』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迫害下，於1966年9月逝世。」日期是1978年11月。這是當時寫這樣的「結論」的公式和套話。
在1966年的「紅八月」裡，像陳沅芷那樣被打死的人，僅僅在北京就有兩千多人。同時，紅衛兵還把十萬多北京居民驅逐出北京，並燒燬和破壞了無數書籍文物。但是在文革觀念的引導下，打死「階級敵人」被視為理所應當，像陳沅芷這樣的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員的死亡，根本不被關注。甚至直到文革結束後，這種觀念依然延續。在我1995年發表
《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後，不止一次聽到這樣的質問：寫這樣的普通人的死亡，有什麼意思？這種觀念壓抑了對文革受難者的歷史記載。陳沅芷的丈夫和女兒在文革後出版的書和發表的文章中，也沒有寫到過她。是《思痛錄》第一次提到了她的名字。
作為對比，可以看到文革的領導人除了發動革命，也大力從事寫作他們的文革歷史來進一步確立文革的思想和原則。1966年底開始籌備一個大型展覽會，展示和表彰在1966年8月開始的紅衛兵運動，肯定暴力迫害。在那年8月地位升至第二號人物的林彪，兩次用毛筆為這個「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題字，作為展覽的一部分。林彪顯然大力支持鼓勵這個展覽。1967年夏天，這個展覽在北京最好的展覽館「北京展覽館」（原名蘇聯展覽館，蘇聯被指控為「修正主義」後改名）舉行。展覽上有一張大幅圖表，題為「首都紅衛兵橫掃牛鬼蛇神主要繳獲品統計——據一九六六年八月至十月的不完全統計」。其中的「繳獲品」有12種。在「槍支」「彈藥」「凶器」「地契變天帳」「反動旗子」後面，赫然是「反動日記詩文」，下面列出的數字是「6820本（篇）」。
寫作了這「6820本（篇）」「反動日記詩文」的人的數目，顯然會很大。他們遭到了什麼樣的命運呢？他們遭到了什麼樣的毒打和虐待？他們中多少人為此失去生命？實際上，關於紅衛兵的「戰果」的表格還有一個只在高層傳閱的版本，那個版本上多幾個欄目，一項是北京沒收私人房產52萬間，一項是紅衛兵打死1700多人，趕出北京的「黑五類」8萬5千多人。
陳沅芷是被打死的人中間的一個，然而甚至不能肯定她是否被統計在內了，因為這個數字是作為「統計數字」用的，並沒有附上具體的人名。當然，很少人知道陳沅芷的名字，但是類似她所遭遇的這樣的虐殺當時在北京完全不是個祕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張旗鼓地公然進行的。這些行動當時一再受到官方媒體的讚揚和鼓勵，而且一年後紅衛兵的暴行在這樣的展覽大廳裡再次受到高度讚揚。如果說陳沅芷在1966年8月遭到的虐殺還可能解釋為個別紅衛兵個人或者個別學校的紅衛兵的殘忍所致，那麼，在這個林彪題字、江青等光臨的展覽會上，這些暴行顯然已經被強有力地肯定成一種普遍施用的革命規則了。
從展覽大廳這張圖表下走過的人，大概會感覺到這種警告：你寫日記詩文了嗎？
在1980年代，給文革受害者進行了大規模的「平反」之後，中共中央發出文件給1955年所定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平反。那時候我數次聽到年長的學者們議論到陳沅芷的丈夫舒蕪。有一名老學者說得較重。他說，出賣師長朋友，可謂「無恥」。
然而，議論歸議論，從來沒有見到真有人在書報上發表這樣的議論。我曾經想過，舒蕪並非有權有勢批評不得的人呀，他道德上有什麼虧欠，又不像政治問題那樣是禁區，為什麼不能在媒體上公開談論呢？如果有人提出，他也可以為自己辯護，告訴人們當時他受到了怎樣的壓力，以說明歷史真相。我逐漸意識到，在中國不但從政治和法律角度討論文革是禁止的，從道德角度來批評譴責歷次「政治運動」的迫害，至今也仍是不允許的。舒蕪在1955年做了毛澤東需要他做的，因此不準被稱作「告密」或「出賣」或「背叛」，不允許用中國傳統的道德品質層面上的用語來描述和批評。
對於文革的發動，官方正式文件歸結為毛澤東對國內形勢的估計的「錯誤」。這樣的解釋明顯不能說服人。於是，只有採取壓制手段，不准普通學者出版印刷關於文革歷史的文章和書籍。也正因此，文革歷史長期以來被含糊其辭，日漸淡化消解，像陳沅芷這樣的普通人的名字早已被人忘卻，更不要說她那招致殺身之禍的日記和北京那被紅衛兵抄家收繳的6820份「反動日記詩文」了。
（四）
我在1990年代數次訪問劉美德老師。她1952年在北京大學化學系畢業，1966年文革開始時是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化學老師。
北大附中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之一。1966年8月1日，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同志」寫信說：「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由彭小蒙同志於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她們紅旗戰鬥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毛澤東這封信的底稿照片，印在他的傳記裡面。
「紅旗戰鬥小組」做了什麼呢？他們大力推行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他們把學生分成「紅五類」「黑五類」和「灰五類」子弟共三大類，把「黑五類」子弟稱作「狗崽子」。他們毆打老師、校長和「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學生，還毆打校外的「牛鬼蛇神」。1966年8月，北大附中紅衛兵打死了三名附近居民：吳素珍、陳彥榮和一名與陳彥榮同時被打死卻至今不知姓名的老年女人。北京大學文革後清查文革死亡人數，把她列為「無名氏」。北大附中的人說，打她的紅衛兵其實是知道從哪裡把她抓到學校來的，只是他們不說。
在1966年，北京大學附中不但是北京市最早開始校園暴力的學校之一，也是暴力迫害最為嚴重和殘忍的學校之一。
目擊者說，紅衛兵在學校裡「鬥爭」劉美德，把她的頭髮亂七八糟地剪掉，強迫她在操場上爬行，並且一邊爬一邊喊：「我是劉美德，我是毒蛇。」紅衛兵把地上的有痰的污物強塞在她的嘴裡，還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屬條打她。她說，這種打法傷痕不明顯，但是「疼痛透骨」。
8月中的一天，紅衛兵非常興奮，說《北京日報》記者來學校照相了。紅衛兵強迫劉美德爬上方桌子並跪在那裡。高三的一個紅衛兵把一隻腳踩在她的背上，擺好了毛澤東曾描述過的「鬥爭」地主的姿勢：「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那名記者照完相以後，這個紅衛兵一腳把劉美德從桌子上踢到了地下。劉美德當時正懷孕。由於先天受傷，她的孩子生下來不久就死了。
在那一時期，這個學校的其他很多老師也遭到類似的殘酷毆打和折磨。紅衛兵學生強迫教務員李潔跪進一個抽屜裡，用鐵製的火鉤子毒打她。李潔在兩年後再次在學校被毒打，脾臟破裂死亡。
因為想要敘述暴力怎樣在北京「紅八月」裡一步一步發展起來，最後形成了血腥的8月末每天打死幾百人的整整一個星期，我問起記者拍攝那張照片的日期。但是劉美德說不記得照相是哪一天了。北大附中的幾名受訪學生也記得這個場面。有一個女學生說，她當時嚇得閉上了眼睛，生怕劉美德肚子裡的孩子會掉出來。但是，如我在本文開始的時候說的，他們不記得時間，不記得是8月的哪一天。在那樣恐怖的日子裡，沒有人寫日記。如果寫，也不寫這樣的事情。
記錄這樣的事情，文革中用的一個專門詞語叫做記「變天帳」，意思是要在「變天」後算賬。加上當時住房狹小和抄家成風，這樣的記錄很可能被發現和報告。如果發生，那麼想要「變天」就是沒有人能承擔得起的大罪。
劉美德說，她以前是記日記的。年輕的時候，總是買最漂亮的本子來寫日記。（記得她說到這裡的時候，我還會意地笑了一下。我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後來看到別的人「出問題」是因為寫日記，就不再寫了。特別是，比她在北大上學時低一班的女同學劉品馨，1953年畢業後留校在數學系教書，因為日記上被人發現了「反動話」和「反動思想」，被「鬥爭」了不知道多少次，被揪著頭髮打耳光，導致精神失常，再也沒有恢復健康。
劉品馨的日記故事只會讓我覺得胸口好像被針在刺。幾年以後，我在採訪筆記本上重新讀到她的名字的時候，還想到，「品馨」和「美德」這樣的名字含義相似，父母起名的時候都滿懷希望要她們成長為品德美好高尚的女人，卻可能沒有想到過她們以後會遭到這樣的苦難。
一個在1957年就被劃成「右派份子」的被訪者曾經提到，她不寫日記，因為聽到過一個說法：「思想是氣體，語言是液體，文字是固體」。意思是，文字最容易被用來作罪證，言論其次，思想如果不說出來，就難以被抓住。1957年劃的百萬「右派份子」，就是由他們發表的談話（甚至只是在小組會上或者個別談話中）或寫出的文章來定罪的。他們落入陷阱遭到摧殘20多年。
站在文革領導者的方面看，嚴厲懲罰「日記犯」有其「合理性」。1967年1月，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其中共有六條。第二條是：「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祕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
「規定」所說的「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其實一般不會有人做這樣的事情去送死。「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的事情文革中只有極少人做過，後果是專政機構進行全面地毯式搜索，加上停課停工有很多「革命群眾」可以協助，審訊手段殘酷，導致這類案件破案率很高，反倒成為新一輪鎮壓的藉口。事實上，在1957年以言治罪發生之後，人們已經被訓練得絕不再對別人說任何不符合共產黨要求的話。人們謹慎小心，以免「禍從口出」。他們不敢公開發表任何批評，哪怕在發生了1959－1962年間數千萬人餓死的明顯的人禍之後，也沒有人公開發表批評。在這種情況下，文革要繼續挖掘「階級敵人」以進行「階級鬥爭」，必然要在人們的隱私寫作如日記這樣的東西上搜尋「罪證」。因為當人們不敢當眾說真話的時候，還可能在日記上表達自己的想法。另外，自從1966年8月紅衛兵在北京抄家數十萬戶之後，抄家成為可以隨便進行的行動，搜索日記一類東西，可以明火執仗地去做。
「現行反革命」是文革的重點打擊目標之一。在1990年代，一個在1969年出生的讀過大學和研究生的人問我，是不是在作案的時候被抓獲的「反革命」叫「現行反革命」？她的理解不對。在文革後才上小學的人不懂這個詞顯然是個好事，至少這時候不會再發動小學生來抓「反革命」了。這個詞在文革時代卻是連兒童都懂的。那時候還發動兒童搜索和「揪斗」「現行反革命」。文革時代這個詞和所謂「歷史反革命」相對使用，後者指1949年共產黨執政以前在舊政府擔任過職務和曾是國民黨成員的人。但是到底什麼是「現行反革命」呢？未經歷文革者難以想像的是，他們可能只是在日記上發了些牢騷而已，別無其他。
劉美德老師說，她現在只有「效率手冊」，用來記錄要做的和做過的一些事情，如此而已。她很肯定地說，「效率手冊」和日記是不同的。
（五）
鄭培蒂老師1962年從北京大學西語系英語專業畢業，留校教授公共英語。她從小一直寫日記。她的丈夫是大學同班同學，那時派在西藏工作。他們之間有很多通信。路途遙遠。前一封信的回信還沒到，後一封信就發出了。所以他們制訂了一套信件編號管理方式。每封信都有號碼，信上的交談不會弄岔。文革一開始，看到年紀較大的教授幹部被「揭發」和「鬥爭」，他們雖然因年輕而還不是重點對像，看到針對別人的恐怖行動，他們也很緊張。1966年夏天，7月或者8月的一天，她的丈夫來探親，他們倆在北大校園的紅湖游泳池邊，把她大學時代和留校教書以後所寫的日記，以及他們夫婦之間的通信，全都燒掉了。那些編了號碼的信原是他們夫婦最珍貴的東西之一。從那以後，鄭培蒂停止了寫日記。因為後來不再寫日記，她已經記不得她的日記是哪一天燒掉的了。
她在初中和高中時候的日記留在父母家。鄭老師中學上過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我在《文革受難者》書中寫的女三中孫歷生老師的悲慘遭遇，是她第一個告訴我的。那是我第一次和她談話。她對非正義的敏感和和對受難者的同情，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她的父母被抄家的時候，這些日記被從父親的工作單位來抄家的人拿走了。她的父親是北京城市建築委員會的工程師，抄家的人很可能是把女兒的日記當成父親的了。鄭培蒂小時候喜歡蒐集新鈔票，拿到新鈔票就攢起來，捨不得用。她把這些新鈔票夾在了自己的日記本子裡。後來「落實政策」的時候，這些日記本從其父親的單位裡被歸還。不過夾在日記中的那些新鈔票都不見了。說起那些搜索檢查別人日記的文革「積極份子」，他們需要改悔的，不止有暴力迫害，還有這類醜行。
因為失去了日記以及不再寫日記，回憶文革往事的時候，只好以個人生活中的大事件或者一些有記錄在案的社會大事件為基準來判斷。例如，是她生第一個孩子剛剛滿月的時候，一天中午一群北大西語系的學生衝進她父母家中，把她拉下了樓，押上一輛卡車，同時其他學生留在那裡開始抄家，把私人的日記、書信、筆記本和照相簿都翻了出來。她被押在卡車上拉到北大。進了北大南門下了車，有人從她背後用一個帆布袋子把她的頭蒙住，又有人塞給她一根棍子。她什麼也看不見，被棍子牽著走，進了一座樓，上樓，進了一個房間。在那裡她頭上的帆布袋子被打開。——在北大校園裡對付一個剛剛生完孩子的28歲的英語女教師，用得著這樣布袋蒙頭的做法嗎？顯然這不是為了實際需要，而是為了滿足那些人的虐待慾望。
她被學生和當時的西語系「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審訊，還被強迫在審訊記錄上按了手印。因為平常生活中從不需要按手印，按手印這件事使她深感侮辱，十分震動。當天夜裡，她被關在那個樓裡的一間小房間裡，手腳都被綁著，她不能動。那一天是1968年5月17日。這一日期因和孩子的出生日有關而被記住。
之後，她就被關進了北大「牛棚」。那裡原來是八個簡易外語教室，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改建為一座大型校園監獄，關押過200多名北大教職員工。那個地方在1990年代建造了美輪美奐的賽克勒考古博物館。
1968年6月18日，關在「牛棚」裡的人被叫出「開會」。從未名湖邊的「臨湖軒」開始，校園甬道兩邊是密密麻麻的人，排了幾百米長。那些人手裡拿著棍子、樹枝和銅頭皮帶。「牛鬼蛇神」們排成隊從路上走過，被夾在中間。棍子鞭子雨點一樣落下來。他們都低頭彎腰，隻看到甬道兩邊很多人的腳。天氣很熱，她隻穿了一件短袖單衣，走過這種「夾鞭刑」後，雙臂皮開肉綻。
那一天，有的「牛鬼蛇神」穿了很厚的長袖衣褲，這樣被打時就傷得輕些。但是鄭培蒂沒有意識到這一天是什麼日子。兩年以前的這一天，也就是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學有學生發起了對六十多個「黑幫」實行暴力攻擊。這也是文革中北京大學發生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暴力「鬥爭」。斗人者把廁所裡的垃圾簍子套在被斗者頭上，強迫被斗者下跪，撕破被斗者的衣服，等等。當時這一暴力事件被有限度地制止了。但是7月25和26日，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等到北大宣佈「6．18事件」是「革命事件」。這一翻案導致了1966年8月紅衛兵的殘暴殺戮，在北京有數千人被活活打死。在北大，此後幾次「紀念」這一事件，把這個日子當作一種光榮來紀念和慶祝。每次「紀念」都伴有「鬥爭會」，簡直像是「助興節(必品文章www.bipin.org)目」一樣。這次兩週年「紀念」，是最為狂暴而邪惡的一次。
鄭培蒂因為忘記了「6．18」這個日子，沒有預先穿上長袖衣服以備挨打。近年來一位美國作家的話有時候被引用，「那些忘記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這是說得很好的一句格言，然而聽起來多少有些抽像。在鄭老師那裡，忘卻了這個日期的後果非常具體，是一場原已非常嚴重的皮肉之災和心理摧殘的加重懲罰。
鄭培蒂被關押了近一年——用了這樣的不準確的時間詞，是因為沒有日記，沒有記下她是哪天被放出來的。她隻記得，她過生日的時候還被關著。她的生日是在12月底，而她是5月從家裡被抓走關起來的。
她被關在大「牛棚」裡一段時間後，又被關在27樓。在那裡，她每天晚上可以離開27樓去外面的鍋爐房打開水一次。她設法通知了從西藏來探親的丈夫。那一天，在黑夜和嚴寒中，她的丈夫悄悄來到鍋爐房外面等著會她。他在大衣袋裡給她帶來幾個金橘，一種生在溫暖的南方的小小的可以連皮吃的特別的橘子，是她最喜歡的水果。這種約會很快被專案組發現而不能再繼續。只是這一天的日期，因為這特殊的生日禮物而被牢牢記住。
鄭培蒂被關押「鬥爭」的「原因」是什麼？她的一個表舅是老共產黨人，曾和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同居，遠在毛和江結合之前。鄭有一次告訴了一名是同學又是室友的人這件事。這是事實。但是說出這樣的事實被認為會影響毛澤東和江青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於是她就成了「現行反革命」。她剛被關起來的那幾天，從北大校園到海淀鎮上都貼滿了「鄭培蒂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文化革命旗手江青同志罪該萬死」的標語。
1980年代，鄭培蒂在電視上教授英語，她的教學方式和風度氣質給觀眾學生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鄭培蒂再次開始寫日記是1982年，十六年之後。再次開始的日期不會被忘卻，因為那已經被寫下並被保存著。（未完待續）
成文時間：2015年
──轉自《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www.chinese-memorial.org》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