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六）
極少人在文革期間依然一如既往地寫日記，北大中文系王力教授是其中之一。其中的原因也許很多：那時他是一級教授，鐵定了的「反動學術權威」，文革重點打擊對像，日記這樣的事情反倒不會成為他被清查的重點；他1966年時60歲，寫日記的習慣更為悠久深厚，不易改變。另外，他的日記非常簡短，客觀，中性，好像會計的賬簿。他不發議論，不臧否人物，不談個人感想。這種類型的日記如被拿走審查，相對比較安全。他的行動表明他始終拒絕接受一種不准記錄的生活，雖然他沒有說及這一點。
在他的日記裡，記有：
1966年1月14日，下午1：30入城參加市政協文教組討論《海瑞罷官》。
從這一記錄中，可以看到，在年初的時候，作為一個整體，教授們專家們還並未都被當作革命對像來掃蕩，他們被發動跟著上面的指示「討論」京劇《海瑞罷官》。雖然那篇在1965年10月發表的批判該劇的文章（曾被江青自豪地稱作文革的發端）根本不像「討論」，而是橫加罪名，不容被控者辯解，也不許別人發表不同看法，但是至少在此時，還是用了這樣比較緩和的動詞「討論」，而不是如後來所發生的那樣直截了當地要教授們去「批倒批臭」某書某劇某理論甚至他們自身。
五個月以後：
1966年6月18日，工作組張小山同志說，我不是名位思想問題，而是牛鬼蛇神，和陸平黑幫勾結。
這時候，教授們已經變成了「敵人」，就像1950年代的地主和資本家。
1967年7月20日所記的是，他、吳組緗、魏建功、王瑤「被宣佈停止勞動」。這幾個名字都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教授。從中可以看到，從1966年夏天到1967年7月20日，這些教授一直在校園「勞改隊」中。這次放出來不久以後，他們又被關進了「牛棚」。關進去的日子沒有被記下。
1968年12月9日的日記寫道：
今天是12月9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
韓指導員宣佈從今天起，恢復我們五個人的自由（王瑤，章廷謙，陰法魯，林燾）。上星期五（12月6日）已經恢復了魏建功，吳組緗，朱德熙，岑祺祥四人的自由。
在這一天的日記裡，他還寫道：「我雖然沒有喊『毛主席萬歲』，但是我心裡喊了。」
筆者讀到這段日記的時候，王力先生已經去世。對最後這兩句話可以作幾種解釋或猜測。也許這是他當時的真實感受，也許是為了寫些這樣的「套話」以保護自己也保護自己的日記。也許是一種機智的諷刺，因為那時這種高喊萬歲已經成了一套真假難分的儀式，而說這種話也成了一種常用的修辭方式。不管怎麼解釋，有一點是無疑的，這真實記錄了那個時代的行為方式：你被審查被關押被打被折磨，然後你不僅不能反抗或者抱怨，你還得喊萬歲謝恩。
當時王力先生在行動上難有選擇，但是他記錄下來這一點，表達了他自己的一種保留評價餘地的努力，也留給了後人一個可供分析思索的圖景。儘管記錄的內容是重要的，但是記錄這件事本身也非常重要。記錄是一種態度。
日記還記錄了他「恢復」自由後所經歷的：
12月11日，在東操場參加「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大會。晚上11點，有人來查戶口。
12月12日，寫了「關於我家拆鋼琴的經過」，又謄寫「補充交代我的罪行」。
12月13日，領導上要我們寫一篇參加東操場大會後的感想。
12月14日，上午九點一刻，中文系全體師生對我們九人進行批鬥。（指上文所記的分別在12月6日和12月9日「恢復自由」的中文系的九名教授。）
如果沒有這些日記，後人不可能知道被宣佈「恢復自由」的具體含意是什麼——半夜「查戶口」，「補充交代罪行」，繼續被「批鬥」；也很難知道當時日復一日，北京大學的學生和教師，以及領導學校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做什麼。
1968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延續了一年多，是規模最大時間最長方法最為細密殘酷的一場整人「運動」。其中有一項是整「反動言論」。當時的人已經說話非常非常小心，而且，那時候人也根本沒有錄音機（錄音機是在文革後才出現在商店裡供普通人購買的），為了要坐實人們的「反動言論」，「專案組」的打手們使出各種手段，晝夜連續逼供，恐嚇訛詐利誘，使用刑罰，還製造偽證。他們更高興的是發現人們手寫的東西，因為這樣容易給人定罪。所以，他們搜尋人們的私人通信和日記，試圖發現可能和「反革命」連掛上的詞句。他們把這樣的發現稱為「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階級鬥爭的偉大勝利」，抓到的東西越多，他們的功勞也越大。這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同時也因為這種嚴厲和殘酷，關於這一段歷史的當時的記載也是最為稀少的。
在王力先生一生的日記中，獨獨缺了1968年初到12月9日期間的一段，顯然是因為被關押在北大「牛棚」裡面。「牛棚」中幾十個人一間，都在地上打通鋪。和王力先生在地鋪上相鄰的教授說，夏天的一天晚上王先生被看守人員叫出去，過了很久才回來。他看到王力脫下身上穿的圓領白汗衫，背上佈滿了一條條紫色的血痕。
王力先生的妻子夏蔚雲告訴我，他抗戰時期曾經在昆明西南聯大，知道「雲南白藥」的功效，就帶了一盒「雲南白藥」進「牛棚」，還曾經給一起關在那裡的同事服用。「白藥」用草藥製成，傳統上用於治療金創外傷，抗戰期間曾經為軍隊大量製造，文革時成為北大教授的生活必備品。
1968年6月18日，所有被關在「勞改大院」裡的人被押到校園裡，排列成隊，從「臨湖(必品文章www.bipin.org)軒」走到大飯廳也就是現在「百年講堂」。這段校園中心的甬道兩側站滿了人，有的還拿著棍棒和竹篾，毆打從中走過的「牛鬼蛇神」。多年以後，王力先生跟家人說，那場大規模的毒打，是他一生中身受的最大的奇恥大辱。但是這些毆打都沒能寫在他的日記裡。
發生在1966年和1968年的校園暴力迫害高峰，不但狂暴肆虐，主宰一時，而且有效地遏制了留下寫實記錄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使得當時留下文革的真實記錄成為不可能的事情。（確實，四十年後我們也沒能發現當時祕密寫成的為將來的人閱讀的文革記錄。）這些大規模的迫害不但控制當時人的生死，而且因其記錄缺失的特性而影響相對當時來說的將來——即今天和以後，因為對歷史的評判以及對慘劇的防範，需要建立在對事實真相的研究和分析的基礎之上。
（七）
對那些因為日記而已經喪失了生命的人來說，生活和關於生活的記錄都變成了無法逆轉的死亡和毀滅。當經歷者依然活著，日記縱然失去，往事仍可補記，如果還有這種心思的話。
王復新，1964年大學畢業。1966年文革開始時，他是長沙湖南省水利水電勘測設計研究總院的工程師。他的女朋友是湖南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的中學老師。王復新在大學裡學的是工程專業，畢業後又做工程工作，他讀過的文學作品非常少，文學修養確實不高。有一次女朋友曾經批評他「文學水平低」。王復新說，為了要女朋友高興，他決心提高自己的文學水平，具體的方法之一是開始寫日記。他希望通過寫日記來「提高文學水平」。而且，他把他的日記都給他的女朋友看。他前後一共寫了四本日記。
1970年，一個新的名叫「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運動開始了。與前有所不同的是，這個運動不但在各單位關押很多人，而且把不少人正式逮捕，送進拘留所，再由法院（當時在「軍事管制委員會」管理下）判刑，最後關入正式監獄或者送上死刑場。其中第一步在各個工廠學校進行，由這些單位的新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和「公檢法軍管會」商定抓誰。
王復新的日記曾經放在女朋友的集體宿捨裡，被她的同學讀到，而且被認為有「反動內容」，揭發出來。因此，他在他的單位裡被「隔離審查」。他的日記裡有一首表現思念之情的詩，被解釋成「盼望臺灣的國民黨反動派反攻大陸」。王復新說，這首詩甚至不是他自已寫的，因為有時候他無話可寫，或者是為了學習別人怎麼寫作，他會從書報雜誌上抄一些詩文在日記裡。再說，如果他真的「盼望」國民黨「反攻大陸」，他與其寫在日記裡，不如設法匿名寄到境外去，還有可能逃過信檢，送到國民黨那裡去。他說他寫日記主要是為了取悅女友，跟臺灣沒有任何關係。
王復新年紀輕，不可能在歷史上曾經為國民黨政府工作過，也不可能參加過國民黨或三民主義青年團——當時重點追查這兩個「反動組織」的成員，不可能成為所謂「歷史反革命」。日記的事情，他在被「隔離審查」之後仍然覺得是可以解釋清楚的。所以他雖然被關，卻一直不認為自己有什麼「嚴重問題」。
跟他關在同一間房裡的人，比他年長很多，被指控為「歷史反革命」。當王復新被通知去參加大會並且聽說可能要逮捕人時，他還以為是要逮捕那名「歷史反革命」年長者。他勸那位年長者多穿一些衣服在身上，準備好直接從會場被公安警察抓走，那樣，身上多穿的衣服進了監獄可以有用。他是個關心別人的人。
他沒有想到，結果是他自己被逮捕了。在群眾大會上，他當眾被戴上手銬，押出會場，送到長沙拘留所。以後他既沒有過自我辯護的機會，也沒有過審判過程，甚至也從來沒有收到過判決書，他被口頭宣佈判了九年徒刑，罪名是「現行反革命」。
王復新被押解到湖南省北部津市的涔澹勞改農場服刑。在那裡，犯人從事高強度體力勞動，而且吃不飽飯。他服刑期間，沒有任何監獄外的人和他來往。沒有人來探監，也沒有人給他寫信。只有他的一個在小縣城裡當小學教師的姐姐，不時給他寄錢，每次5元。這在監獄中很受其他在押犯人的羨慕。因為犯人家屬經濟上的窘困和被要求在政治上「劃清界線」，所以監獄中的在押犯人，尤其是政治犯——當時被稱為「反革命犯」以和刑事犯相區別，很少得到外面的接濟。五塊錢對一個小學教員來說也是個不小的數字。但是，王復新的姐姐雖然給他寄錢，卻從來不給他寫信。他寫信給姐姐問監獄外邊的人的情況，姐姐的回信是不要談這些，並警告他如再這樣寫信，她將中斷寄錢。
毛澤東去世兩年半以後，1979年3月底，王復新的十年刑期立即就要滿期的時候，王復新被通知「無罪釋放」並得到了法院的一紙平反釋放通知書。
請看附錄的判決書和平反判決書。「日記」在判罪中作用，可以從中看得非常清楚。對歷史來說，這些是重要的資料，顯示了文革造成的比較深層的社會變化。
王復新的遭遇，不是他一個人的遭遇。從這些法律文件，可以看到文革如何通過司法機構以日記治罪以及治罪程度之重。「反動日記」的罪名，不但如上文所述出現在北京官方舉辦的「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的大報表上，而且出現在判決生死的法律文件中。也就是說，日記罪已經進入了法律領域，體現了社會中最強有力最全面的控制和鎮壓的常規。
從1966年到1970年，文革已經大張旗鼓地進行了四年。從中學生紅衛兵打死寫日記的陳沅芷老師，到「公檢法軍管會」對「日記罪」的宣判，日記恐怖越來越系統化和嚴密化了。
（八）
日記恐怖是在文革結束後才漸漸結束的。1978年8月10日，毛澤東去世兩年之後，中共中央組織部的《組工通訊》上發出了一份《關於認真清理被指控為「惡攻」的案件的指示》。「惡攻」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縮略語。1971年林彪突然失勢以至暴死之後，「惡攻」的賓語剩下了毛澤東一人。稱為「惡攻」，是因為頻繁使用，才產生了簡稱。文革中，遭到這個罪名危害的不知其數。「現行反革命」罪是文革中最嚴重的罪之一，而「惡攻」罪又是「現行反革命」罪中最嚴重的之一。「惡攻」可以被判處長期徒刑以至死刑。這個《指示》規定了有五種被指控為「惡攻」的人可以「甄別」「糾正」。這五種「惡攻」人的第三種和寫日記有關。《指示》寫道：
第三種是，有的人對某些理論問題和方針政策問題，在一定的場合或者書信、日記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種情況，在黨和國家生活中是正常的。即使說錯了，也可以通過民主討論、說服教育、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不能亂扣帽子。至於有的同志反對林彪、「四人幫」在思想理論上製造的混亂，堅持正確的觀點，反被定為散佈「惡攻」言論，那就更不對了。
這個《指示》對一個很大數目的中國人來說可真是性命攸關啊。一大批因「惡攻」而被關在監獄裡或者被戴上「敵我矛盾」「帽子」的人，一直被認為再無希望翻案了。在這個《指示》下達以後，才有了王復新這樣的人被釋放出獄的新景象。對沒有被栽上這一罪名的人，那時候也鬆了口氣，知道懸在頭頂上的利劍終於解除了一把。
這個《指示》發出之時，正是胡耀邦當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時候。鄧小平和胡耀邦在文革後給千千萬萬受害者平反，人道方面的貢獻很大。這一定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平反，因為文革迫害面的深廣也是史無前例的。但是，他們把這不正確地稱作「糾正冤假錯案」。「冤假錯案」是在執法中發生的個別問題；文革發生的則是系統性的大規模的群體性迫害和虐殺，所據之「法」為非法。其實，把文革迫害稱之為「冤假錯案」並不符合事實，只是一個掩飾性的說法。所以胡耀邦先改了據以定罪的「法」（按理，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指示」不能演算法，但是當時也就是法）本身，才來糾正一個一個的「冤假錯案」。
當時胡耀邦新法的貫徹過程並不容易。黨治國的案例可以證明。他是陝西人，1957年時是清華大學水利系學生。《文革受難者》書中的陳祖東教授和李丕濟教授都曾經教過他，這兩位教授在1968年「自殺」。黨治國在1958年2月被劃為「右派份子」（清華大學有571人被劃為「右派份子」），作為懲罰被送去煤礦勞動兩年，回到清華大學當工人，每月只有31元工資（一般畢業生為56元），處處受歧視。後來他回了老家陝西韓城農村，1962年「摘帽」，到銅川礦務局當了工人。
黨治國在1970年2月16日被逮捕，正是毛澤東在那年批示、1月31日開始的「打擊反革命」運動的高潮之時。他被捕當天，還未審訊，就被當作死刑犯上報陝西省。上面認為數目夠了，批准了名字排在他前面的四個人，沒有殺他。1971年他被判處20年徒刑。判20年徒刑不需要經省裡批准，市裡上報備案就可以了。
黨治國的罪名是「企圖組織反革命集團」。他說，就是和幾個年齡相彷的談得來的青年在一起聊天讀書。他寫有日記並存放在朋友處。文革開始後，1966年，他想到日記裡寫了些有個人情緒的話，怕出問題，請朋友把日記銷毀了。本來是為了安全才銷毀日記，但是這個銷毀了的日記一樣造成災難。他的朋友和他自己，翻來覆去被強迫「交待」已經燒燬了的日記的內容。強迫他們互相揭發，編造他們有一個「反革命網」，逼他們陷害親友。「小集團」中有一個女青年名叫李華瑩，高中畢業後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沒能上大學，當了飯店服務員，仍然喜歡讀書。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她被「隔離審查」時，從「五一飯店」的樓上跳樓自殺身亡。她死時28歲，她的女兒才八個月大。文革後這個孩子去了澳大利亞。到了1970年的「打擊反革命」運動，迫害更加升級。如果不是死刑上報名單上黨治國的名字前面還有別的「現行反革命」，他也會被判了死刑。
文革後開始「糾正冤假錯案」時，黨治國提出申訴。（文革時，被判罪的人一律不准上訴。）結果是，1979年「銅川市人民法院」把二十年徒刑改判為十年。法院寫道：
原判黨治國五八年二月在清華大學上學時因散佈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被定為右派份子，不思悔改，堅持反動立場，從六三年混入基建公司當工人後，長期書寫反動日記，偷聽敵臺廣播，散佈反動言論，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攻擊我黨各項方針政策，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無恥吹捧赫魯曉夫，為帝、修、反塗脂抹粉，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
黨治國對其原判不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向我院及有關單位申訴其反革命言論不屬事實，原判定性量刑不當。經複查認為：黨治國自六二年以來，對我們的偉大領袖、對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由不滿到仇視，攻擊言論是惡毒的，對黨歷來的各項運動和方針政策攻擊言論是反動的。原判對黨治國以反革命定性是正確的。其右派問題，清華大學於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予以改正。偷聽敵臺、談論林彪、江青、姚文元等不屬反革命罪。原刑期二十年偏重，故依法改判如下：
1．對黨治國以反革命定性不變。
2．判處黨治國有期徒刑十年（刑期自一九七○年二月十六日起至一九八O年二月十五日止）。
可以看到，在這份法律文件中，「書寫反動日記」仍然被當作重罪。銅川法院沒有完全執行胡耀邦的上述《指示》。黨治國再次申訴。在1980年他得到了平反。下面是判決書。
陝西省銅川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銅中法（80）刑復字第02號
申訴人：黨治國，男，四十四歲，陝西韓城縣人，原係銅川礦務局八十九工程處工人。
上列申訴人一九七一年因反革命一案經銅川市公安機關軍管組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一日銅川市人民法院複審仍以反革命定性，改判有期徒刑十年。本人仍不服，提出申訴，我院現審理查明：
原判黨治國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八年當工人期間，書寫反動日記，僅系本人交待，證據不力。散佈反動言論，未構成反革命罪。故判決如下：
一、撤銷銅川市人民法院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一日刑事判決書。
二、對黨治國宣告無罪。
銅川市人民法院（公章）
一九八〇年元月二十八日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不得上訴。
在關於「惡攻」的《指示》發放兩年後，日才終於不再是罪證了。黨治國遭遇的痛苦雖然不能挽回，總演算法律制度有了這一點進步。應該說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九）
胡耀邦的「規定」發出之時，已經是文革開始12年之後了。而實際上以日記治罪卻在文革前就開始了。1964年7月毛澤東和他的侄子毛遠新的一段談話，高等教育部曾作為文件下達（1964年11月9日）。這個談話的傳播對發動文革起過很大作用。
毛澤東：馬列主義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麼是革命？革命就是無產階級打倒資本家，農民推翻地主，然後建立工農聯盟政權，並且把它鞏固下去。現在革命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到底誰打倒誰還不一定。蘇聯還不是赫魯曉夫當政，資產階級當政！我們也有資產階級把持政權的，有的生產隊、工廠、縣委、地委、省委都有他們的人。有的公安廳長也是他們的人。文化部是誰領導的？電影、戲劇都是為他們服務的，不是為多數人服務的！你說是誰領導的？學習馬列主義就是學習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到處都有，你們學院就有。你們學院出了個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寫了十幾本反動日記，天天在罵我們，這還不是反革命分子？你們不是感覺不到階級鬥爭嗎？你們旁邊不是就有嗎？沒有反革命，還要什麼革命？
哪裡都有反革命，工廠怎麼沒有？國民黨的中將、少將、縣黨部書記長都混進去了，不管他改變成什麼面貌，現在就是要把他們清查出來。什麼地方都有階級鬥爭，都有反革命分子。陳東平不是睡在你的身邊嗎？你們學院揭發的幾個材料，我都看了。你與反革命睡在一起還不知道？！
毛澤東說得很清楚，寫了「十幾本反動日記」的陳東平，就是「反革命分子」，當時最嚴重的罪犯。這就是他作為中國最高權力者的定罪觀念。這篇講話的中心是強調「階級鬥爭」應該是年輕人的「主課」。在闡述這個主題的同時，毛澤東顯然也傳授了他的這種對日記的定罪觀念。可以說，文革中對日記的嚴厲懲罰，正是毛的這種觀念推廣實施的結果。
陳東平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學生、毛遠新的同學。當時哈軍工因從事軍事技術研究而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大學，學生中有大量共產黨高級幹部子弟。1963年9月，公安部編印了一份材料，題為「幹部子弟蛻化變質九例」，陳東平是其中一例。
陳東平的一名校友告訴筆者，那時候學校開除了陳東平，而且把他當作「反面典型」教育全體學生。校方宣佈的陳東平被開除的最主要的理由是：陳東平在家養病的時候，收聽「美國之音」廣播，書寫了反動日記。至於日記內容，從來沒有向學生公佈過。他們一直不知道究竟如何「反動」。
我問起陳東平的日記怎麼會被報告上去的。這位受訪者說，那時候學校宿捨裡八個人一個房間，睡上下床，沒有個人私密空間是一個原因，更主要的是一些人以告密為榮，而不是為恥，日記內容被同屋報告給上面，不是令人驚訝的事情。
這名受訪者還說，陳東平的父親有上將軍銜，當時擔任大軍區司令。他被開除以外，聽說還受到監禁。不過如果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犯了同樣的事情，必定遭到更嚴重的處罰。不知道陳東平在文革中怎麼樣了。再也沒有聽同學中有人說起他。
另一位哈軍工當時的學生說，寫日記的人其實不是陳東平，也不是毛遠新的同屋，而是另外一個學生。那個學生因為他的日記，受到了處分和迫害。那是毛澤東記錯了人，把事情張冠李戴了。然而，毛澤東跟毛遠新說的話表明的意思是清楚而嚴重的：寫日記，就可以是「反革命」。
在把寫「反動日記」當作「反革命」罪的同時，那時候當局大力提倡學習「雷鋒日記」。雷鋒日記通篇是革命的豪言壯語，從內容到語言，都不是通常意義上所說的「日記」。在文革前夕，掀起過一股寫雷鋒那種「日記」的風氣。那種「日記」在寫的時候就是準備給別人看的，也會拿到「政治學習會議」上說。除了內容和語句方面絕對符合當局的革命宣傳之外，沒有隱私性也是雷鋒式「日記」的特點之一。
聆聽毛澤東這些教誨的侄子毛遠新，在文革中飛快上升為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1969年，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幹部張志新在小組會上對文革的一些做法說了不同看法，9月24日被以「現行反革命」罪逮捕。被判處無期徒刑後，張志新在獄中受盡折磨，精神失常。她被指控為「堅持反動立場」而加罪。1975年4月3日張志新被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在張志新被送往瀋陽大窪刑場槍決之前，她被反綁雙手拉出牢房，還被用刀子割斷了喉管，使她在所謂「公判大會」上絕對發不出任何聲音。決定張志新死刑的是遼寧省革命委員會；毛遠新參加了張志新等人的死刑討論。
毛澤東和毛遠新的這個談話，當時由教育系統傳達下去。在紅衛兵的發源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學校當局還特別召集只有幹部子弟參加的會議學習討論。在1990年代筆者採訪一名該校1966年紅衛兵領導人時，他也談到毛澤東的這個談話對後來產生的紅衛兵在思想上的作用。紅衛兵是毛澤東推進文革，尤其是在施行暴力迫害方面的重要工具之一。
（十）
在所有的寫作形式中，日記是很特別的一種，因為不是寫給別的人看的。寫日記，可能是人的所有行為中最為個人化的一種，並不是意在影響外界。當寫日記會招致迫害和監禁，人們停止寫日記。在這方面，文革成功地剝奪了人們思想自由的最後一角空間。西方學者用「極權主義」來稱呼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政治制度。至於權力可以到達社會和個人生活的極端程度，可能在各處有所不同，因此「極權主義」的實際含義也各有特點。這種對日記的摧毀，顯然是中國文革「極權主義」的特色產物之一。
從古代以來，人們就寫下了各種關於未來社會的「烏托邦」或者「反烏托邦」的想像。這是人類對理想未來的構思和追求。我想不起來在種種理想社會的藍圖中，有沒有作家提到過日記的位置，但是在可以稱為「反烏托邦」，即對未來的壞社會的想像的作品中，《1984》確實寫到了日記。在書的一開頭，主人翁溫斯頓躲在他的房間裡一個電子屏幕照不到的壁龕裡寫日記，雖然他知道被偵查到了的話可能判處25年刑甚至死刑。
在「1984」的世界中，「老大哥」的電子屏幕時時處處在監視著人們；一群專職幹部天天都在從事篡改歷史記錄；那裡有「思想警察」當然也一定有「思想犯」。那裡甚至不存在以身殉道的可能，因為「黨」根本不會讓你到中世紀宗教法庭那樣的地方去慷慨陳述你的見解然後才把你殺死，黨在把受難者送去公審之前就先用嚴刑拷打摧毀他們的尊嚴，然後讓他們交待什麼就交待什麼。溫斯頓只有偷偷寫日記。是為了誰呢？他想是為了將來，為了還沒有出生的人。他寫了日記，記錄和批評他所經歷的。在書的最後，他被逮捕了，被毀滅了。
1948年用英文寫成的這本政治幻想小說裡，竟然能看到二十年後在中國文革中發生的種種故事，絕不是愉快的事情，但是畢竟也給人們帶來一線希望，知道有預見和認識這種恐怖和迫害的可能，也就有制止的可能。
回顧並思考文革歷史的時候，那些千萬人的集會，大人物之間的衝突和勾心鬥角，重大事件的發生，暴力和死亡，總是首先抓住人們的注意力，甚至引起新的爭論。而像那個時代的人寫不寫日記這樣的問題，也許因其安靜和細小，可能就逸出了視線。
當沒有了日記，沒有了對一個時期的個人性質的記錄，媒體裡又充滿了大量的謊言和空白，文革時代留下的真實記錄實在很少很少。這種歷史事實不被記錄的後果之一是，離開了事實與經驗，對文革的評價都變得空疏而且沒有依據，所以也就無從進行。
事實上，被燒掉的並不只是日記，而且還有個人對生活和自身存在意義的積極感受與反應的方式。人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喜樂、憤怒和悲哀，人對事物的道德判斷，如果被認為失去了被記錄的價值，人就可能漠視了對人自身價值和意義的追求。
我曾經和被訪者討論，一個社會，如果別的都還好，比如，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人身安全，有基本的社會公平，但是，卻不准寫日記，這樣一個社會是不是可被我們當作一個好社會接受呢？也就是說，如果可以有機會進行討論和選擇，我們會不會願意犧牲寫日記的自由，以此去換取溫飽安全，就像用一片又冷又硬的銀子去換一包糖果？實際上，當文革進行之時，宣傳的理由之一就是可以通過這樣的革命，來達到一個理想的「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的新世界」。於是，不僅是對「階級敵人」的專政和鎮壓，而且對「人民」的居住和就業等方面的嚴格控制，包括對寫日記在內的自由的剝奪，都可能被解釋成是為了一個美好社會必須付出的代價。如果美好社會真的需要這樣的代價，而且允許我們選擇，我們是否願意做這一跤換呢？
然而，經歷過文革的人們應該會清楚地瞭解到，這不是一個需要費思索才能回答的問題，因為他們已經知道這個可能性不存在。經歷了文革這樣一個不能寫日記的時代之後，人們已經看到在那樣的「新世界」中，吃穿住以及安全，都並不曾因日記的消亡而改善，卻分明是日益惡化了。那個時代沒有日記，也缺乏食品、服裝和住房，也難見信任感、友誼和道德。人們生活在貧困和恐懼中，精神和物質一樣匱乏，頭腦和腸胃同時空虛。
我們還找不出一個鉗制思想和精神、不准寫日記但是生產發達、物質豐富而且平等互助的人類社會。正因為如此，關於日記的歷史，需要嚴肅認真的記錄和討論。
──轉自《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www.chinese-memorial.org》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成文時間：2015年
（責任編輯：劉旋）
（六）
極少人在文革期間依然一如既往地寫日記，北大中文系王力教授是其中之一。其中的原因也許很多：那時他是一級教授，鐵定了的「反動學術權威」，文革重點打擊對像，日記這樣的事情反倒不會成為他被清查的重點；他1966年時60歲，寫日記的習慣更為悠久深厚，不易改變。另外，他的日記非常簡短，客觀，中性，好像會計的賬簿。他不發議論，不臧否人物，不談個人感想。這種類型的日記如被拿走審查，相對比較安全。他的行動表明他始終拒絕接受一種不准記錄的生活，雖然他沒有說及這一點。
在他的日記裡，記有：
1966年1月14日，下午1：30入城參加市政協文教組討論《海瑞罷官》。
從這一記錄中，可以看到，在年初的時候，作為一個整體，教授們專家們還並未都被當作革命對像來掃蕩，他們被發動跟著上面的指示「討論」京劇《海瑞罷官》。雖然那篇在1965年10月發表的批判該劇的文章（曾被江青自豪地稱作文革的發端）根本不像「討論」，而是橫加罪名，不容被控者辯解，也不許別人發表不同看法，但是至少在此時，還是用了這樣比較緩和的動詞「討論」，而不是如後來所發生的那樣直截了當地要教授們去「批倒批臭」某書某劇某理論甚至他們自身。
五個月以後：
1966年6月18日，工作組張小山同志說，我不是名位思想問題，而是牛鬼蛇神，和陸平黑幫勾結。
這時候，教授們已經變成了「敵人」，就像1950年代的地主和資本家。
1967年7月20日所記的是，他、吳組緗、魏建功、王瑤「被宣佈停止勞動」。這幾個名字都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教授。從中可以看到，從1966年夏天到1967年7月20日，這些教授一直在校園「勞改隊」中。這次放出來不久以後，他們又被關進了「牛棚」。關進去的日子沒有被記下。
1968年12月9日的日記寫道：
今天是12月9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
韓指導員宣佈從今天起，恢復我們五個人的自由（王瑤，章廷謙，陰法魯，林燾）。上星期五（12月6日）已經恢復了魏建功，吳組緗，朱德熙，岑祺祥四人的自由。
在這一天的日記裡，他還寫道：「我雖然沒有喊『毛主席萬歲』，但是我心裡喊了。」
筆者讀到這段日記的時候，王力先生已經去世。對最後這兩句話可以作幾種解釋或猜測。也許這是他當時的真實感受，也許是為了寫些這樣的「套話」以保護自己也保護自己的日記。也許是一種機智的諷刺，因為那時這種高喊萬歲已經成了一套真假難分的儀式，而說這種話也成了一種常用的修辭方式。不管怎麼解釋，有一點是無疑的，這真實記錄了那個時代的行為方式：你被審查被關押被打被折磨，然後你不僅不能反抗或者抱怨，你還得喊萬歲謝恩。
當時王力先生在行動上難有選擇，但是他記錄下來這一點，表達了他自己的一種保留評價餘地的努力，也留給了後人一個可供分析思索的圖景。儘管記錄的內容是重要的，但是記錄這件事本身也非常重要。記錄是一種態度。
日記還記錄了他「恢復」自由後所經歷的：
12月11日，在東操場參加「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大會。晚上11點，有人來查戶口。
12月12日，寫了「關於我家拆鋼琴的經過」，又謄寫「補充交代我的罪行」。
12月13日，領導上要我們寫一篇參加東操場大會後的感想。
12月14日，上午九點一刻，中文系全體師生對我們九人進行批鬥。（指上文所記的分別在12月6日和12月9日「恢復自由」的中文系的九名教授。）
如果沒有這些日記，後人不可能知道被宣佈「恢復自由」的具體含意是什麼——半夜「查戶口」，「補充交代罪行」，繼續被「批鬥」；也很難知道當時日復一日，北京大學的學生和教師，以及領導學校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做什麼。
1968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延續了一年多，是規模最大時間最長方法最為細密殘酷的一場整人「運動」。其中有一項是整「反動言論」。當時的人已經說話非常非常小心，而且，那時候人也根本沒有錄音機（錄音機是在文革後才出現在商店裡供普通人購買的），為了要坐實人們的「反動言論」，「專案組」的打手們使出各種手段，晝夜連續逼供，恐嚇訛詐利誘，使用刑罰，還製造偽證。他們更高興的是發現人們手寫的東西，因為這樣容易給人定罪。所以，他們搜尋人們的私人通信和日記，試圖發現可能和「反革命」連掛上的詞句。他們把這樣的發現稱為「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階級鬥爭的偉大勝利」，抓到的東西越多，他們的功勞也越大。這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同時也因為這種嚴厲和殘酷，關於這一段歷史的當時的記載也是最為稀少的。
在王力先生一生的日記中，獨獨缺了1968年初到12月9日期間的一段，顯然是因為被關押在北大「牛棚」裡面。「牛棚」中幾十個人一間，都在地上打通鋪。和王力先生在地鋪上相鄰的教授說，夏天的一天晚上王先生被看守人員叫出去，過了很久才回來。他看到王力脫下身上穿的圓領白汗衫，背上佈滿了一條條紫色的血痕。
王力先生的妻子夏蔚雲告訴我，他抗戰時期曾經在昆明西南聯大，知道「雲南白藥」的功效，就帶了一盒「雲南白藥」進「牛棚」，還曾經給一起關在那裡的同事服用。「白藥」用草藥製成，傳統上用於治療金創外傷，抗戰期間曾經為軍隊大量製造，文革時成為北大教授的生活必備品。
1968年6月18日，所有被關在「勞改大院」裡的人被押到校園裡，排列成隊，從「臨湖(必品文章www.bipin.org)軒」走到大飯廳也就是現在「百年講堂」。這段校園中心的甬道兩側站滿了人，有的還拿著棍棒和竹篾，毆打從中走過的「牛鬼蛇神」。多年以後，王力先生跟家人說，那場大規模的毒打，是他一生中身受的最大的奇恥大辱。但是這些毆打都沒能寫在他的日記裡。
發生在1966年和1968年的校園暴力迫害高峰，不但狂暴肆虐，主宰一時，而且有效地遏制了留下寫實記錄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使得當時留下文革的真實記錄成為不可能的事情。（確實，四十年後我們也沒能發現當時祕密寫成的為將來的人閱讀的文革記錄。）這些大規模的迫害不但控制當時人的生死，而且因其記錄缺失的特性而影響相對當時來說的將來——即今天和以後，因為對歷史的評判以及對慘劇的防範，需要建立在對事實真相的研究和分析的基礎之上。
（七）
對那些因為日記而已經喪失了生命的人來說，生活和關於生活的記錄都變成了無法逆轉的死亡和毀滅。當經歷者依然活著，日記縱然失去，往事仍可補記，如果還有這種心思的話。
王復新，1964年大學畢業。1966年文革開始時，他是長沙湖南省水利水電勘測設計研究總院的工程師。他的女朋友是湖南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的中學老師。王復新在大學裡學的是工程專業，畢業後又做工程工作，他讀過的文學作品非常少，文學修養確實不高。有一次女朋友曾經批評他「文學水平低」。王復新說，為了要女朋友高興，他決心提高自己的文學水平，具體的方法之一是開始寫日記。他希望通過寫日記來「提高文學水平」。而且，他把他的日記都給他的女朋友看。他前後一共寫了四本日記。
1970年，一個新的名叫「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運動開始了。與前有所不同的是，這個運動不但在各單位關押很多人，而且把不少人正式逮捕，送進拘留所，再由法院（當時在「軍事管制委員會」管理下）判刑，最後關入正式監獄或者送上死刑場。其中第一步在各個工廠學校進行，由這些單位的新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和「公檢法軍管會」商定抓誰。
王復新的日記曾經放在女朋友的集體宿捨裡，被她的同學讀到，而且被認為有「反動內容」，揭發出來。因此，他在他的單位裡被「隔離審查」。他的日記裡有一首表現思念之情的詩，被解釋成「盼望臺灣的國民黨反動派反攻大陸」。王復新說，這首詩甚至不是他自已寫的，因為有時候他無話可寫，或者是為了學習別人怎麼寫作，他會從書報雜誌上抄一些詩文在日記裡。再說，如果他真的「盼望」國民黨「反攻大陸」，他與其寫在日記裡，不如設法匿名寄到境外去，還有可能逃過信檢，送到國民黨那裡去。他說他寫日記主要是為了取悅女友，跟臺灣沒有任何關係。
王復新年紀輕，不可能在歷史上曾經為國民黨政府工作過，也不可能參加過國民黨或三民主義青年團——當時重點追查這兩個「反動組織」的成員，不可能成為所謂「歷史反革命」。日記的事情，他在被「隔離審查」之後仍然覺得是可以解釋清楚的。所以他雖然被關，卻一直不認為自己有什麼「嚴重問題」。
跟他關在同一間房裡的人，比他年長很多，被指控為「歷史反革命」。當王復新被通知去參加大會並且聽說可能要逮捕人時，他還以為是要逮捕那名「歷史反革命」年長者。他勸那位年長者多穿一些衣服在身上，準備好直接從會場被公安警察抓走，那樣，身上多穿的衣服進了監獄可以有用。他是個關心別人的人。
他沒有想到，結果是他自己被逮捕了。在群眾大會上，他當眾被戴上手銬，押出會場，送到長沙拘留所。以後他既沒有過自我辯護的機會，也沒有過審判過程，甚至也從來沒有收到過判決書，他被口頭宣佈判了九年徒刑，罪名是「現行反革命」。
王復新被押解到湖南省北部津市的涔澹勞改農場服刑。在那裡，犯人從事高強度體力勞動，而且吃不飽飯。他服刑期間，沒有任何監獄外的人和他來往。沒有人來探監，也沒有人給他寫信。只有他的一個在小縣城裡當小學教師的姐姐，不時給他寄錢，每次5元。這在監獄中很受其他在押犯人的羨慕。因為犯人家屬經濟上的窘困和被要求在政治上「劃清界線」，所以監獄中的在押犯人，尤其是政治犯——當時被稱為「反革命犯」以和刑事犯相區別，很少得到外面的接濟。五塊錢對一個小學教員來說也是個不小的數字。但是，王復新的姐姐雖然給他寄錢，卻從來不給他寫信。他寫信給姐姐問監獄外邊的人的情況，姐姐的回信是不要談這些，並警告他如再這樣寫信，她將中斷寄錢。
毛澤東去世兩年半以後，1979年3月底，王復新的十年刑期立即就要滿期的時候，王復新被通知「無罪釋放」並得到了法院的一紙平反釋放通知書。
請看附錄的判決書和平反判決書。「日記」在判罪中作用，可以從中看得非常清楚。對歷史來說，這些是重要的資料，顯示了文革造成的比較深層的社會變化。
王復新的遭遇，不是他一個人的遭遇。從這些法律文件，可以看到文革如何通過司法機構以日記治罪以及治罪程度之重。「反動日記」的罪名，不但如上文所述出現在北京官方舉辦的「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的大報表上，而且出現在判決生死的法律文件中。也就是說，日記罪已經進入了法律領域，體現了社會中最強有力最全面的控制和鎮壓的常規。
從1966年到1970年，文革已經大張旗鼓地進行了四年。從中學生紅衛兵打死寫日記的陳沅芷老師，到「公檢法軍管會」對「日記罪」的宣判，日記恐怖越來越系統化和嚴密化了。
（八）
日記恐怖是在文革結束後才漸漸結束的。1978年8月10日，毛澤東去世兩年之後，中共中央組織部的《組工通訊》上發出了一份《關於認真清理被指控為「惡攻」的案件的指示》。「惡攻」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縮略語。1971年林彪突然失勢以至暴死之後，「惡攻」的賓語剩下了毛澤東一人。稱為「惡攻」，是因為頻繁使用，才產生了簡稱。文革中，遭到這個罪名危害的不知其數。「現行反革命」罪是文革中最嚴重的罪之一，而「惡攻」罪又是「現行反革命」罪中最嚴重的之一。「惡攻」可以被判處長期徒刑以至死刑。這個《指示》規定了有五種被指控為「惡攻」的人可以「甄別」「糾正」。這五種「惡攻」人的第三種和寫日記有關。《指示》寫道：
第三種是，有的人對某些理論問題和方針政策問題，在一定的場合或者書信、日記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種情況，在黨和國家生活中是正常的。即使說錯了，也可以通過民主討論、說服教育、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不能亂扣帽子。至於有的同志反對林彪、「四人幫」在思想理論上製造的混亂，堅持正確的觀點，反被定為散佈「惡攻」言論，那就更不對了。
這個《指示》對一個很大數目的中國人來說可真是性命攸關啊。一大批因「惡攻」而被關在監獄裡或者被戴上「敵我矛盾」「帽子」的人，一直被認為再無希望翻案了。在這個《指示》下達以後，才有了王復新這樣的人被釋放出獄的新景象。對沒有被栽上這一罪名的人，那時候也鬆了口氣，知道懸在頭頂上的利劍終於解除了一把。
這個《指示》發出之時，正是胡耀邦當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時候。鄧小平和胡耀邦在文革後給千千萬萬受害者平反，人道方面的貢獻很大。這一定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平反，因為文革迫害面的深廣也是史無前例的。但是，他們把這不正確地稱作「糾正冤假錯案」。「冤假錯案」是在執法中發生的個別問題；文革發生的則是系統性的大規模的群體性迫害和虐殺，所據之「法」為非法。其實，把文革迫害稱之為「冤假錯案」並不符合事實，只是一個掩飾性的說法。所以胡耀邦先改了據以定罪的「法」（按理，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指示」不能演算法，但是當時也就是法）本身，才來糾正一個一個的「冤假錯案」。
當時胡耀邦新法的貫徹過程並不容易。黨治國的案例可以證明。他是陝西人，1957年時是清華大學水利系學生。《文革受難者》書中的陳祖東教授和李丕濟教授都曾經教過他，這兩位教授在1968年「自殺」。黨治國在1958年2月被劃為「右派份子」（清華大學有571人被劃為「右派份子」），作為懲罰被送去煤礦勞動兩年，回到清華大學當工人，每月只有31元工資（一般畢業生為56元），處處受歧視。後來他回了老家陝西韓城農村，1962年「摘帽」，到銅川礦務局當了工人。
黨治國在1970年2月16日被逮捕，正是毛澤東在那年批示、1月31日開始的「打擊反革命」運動的高潮之時。他被捕當天，還未審訊，就被當作死刑犯上報陝西省。上面認為數目夠了，批准了名字排在他前面的四個人，沒有殺他。1971年他被判處20年徒刑。判20年徒刑不需要經省裡批准，市裡上報備案就可以了。
黨治國的罪名是「企圖組織反革命集團」。他說，就是和幾個年齡相彷的談得來的青年在一起聊天讀書。他寫有日記並存放在朋友處。文革開始後，1966年，他想到日記裡寫了些有個人情緒的話，怕出問題，請朋友把日記銷毀了。本來是為了安全才銷毀日記，但是這個銷毀了的日記一樣造成災難。他的朋友和他自己，翻來覆去被強迫「交待」已經燒燬了的日記的內容。強迫他們互相揭發，編造他們有一個「反革命網」，逼他們陷害親友。「小集團」中有一個女青年名叫李華瑩，高中畢業後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沒能上大學，當了飯店服務員，仍然喜歡讀書。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她被「隔離審查」時，從「五一飯店」的樓上跳樓自殺身亡。她死時28歲，她的女兒才八個月大。文革後這個孩子去了澳大利亞。到了1970年的「打擊反革命」運動，迫害更加升級。如果不是死刑上報名單上黨治國的名字前面還有別的「現行反革命」，他也會被判了死刑。
文革後開始「糾正冤假錯案」時，黨治國提出申訴。（文革時，被判罪的人一律不准上訴。）結果是，1979年「銅川市人民法院」把二十年徒刑改判為十年。法院寫道：
原判黨治國五八年二月在清華大學上學時因散佈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被定為右派份子，不思悔改，堅持反動立場，從六三年混入基建公司當工人後，長期書寫反動日記，偷聽敵臺廣播，散佈反動言論，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攻擊我黨各項方針政策，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無恥吹捧赫魯曉夫，為帝、修、反塗脂抹粉，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
黨治國對其原判不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向我院及有關單位申訴其反革命言論不屬事實，原判定性量刑不當。經複查認為：黨治國自六二年以來，對我們的偉大領袖、對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由不滿到仇視，攻擊言論是惡毒的，對黨歷來的各項運動和方針政策攻擊言論是反動的。原判對黨治國以反革命定性是正確的。其右派問題，清華大學於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予以改正。偷聽敵臺、談論林彪、江青、姚文元等不屬反革命罪。原刑期二十年偏重，故依法改判如下：
1．對黨治國以反革命定性不變。
2．判處黨治國有期徒刑十年（刑期自一九七○年二月十六日起至一九八O年二月十五日止）。
可以看到，在這份法律文件中，「書寫反動日記」仍然被當作重罪。銅川法院沒有完全執行胡耀邦的上述《指示》。黨治國再次申訴。在1980年他得到了平反。下面是判決書。
陝西省銅川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銅中法（80）刑復字第02號
申訴人：黨治國，男，四十四歲，陝西韓城縣人，原係銅川礦務局八十九工程處工人。
上列申訴人一九七一年因反革命一案經銅川市公安機關軍管組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一日銅川市人民法院複審仍以反革命定性，改判有期徒刑十年。本人仍不服，提出申訴，我院現審理查明：
原判黨治國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八年當工人期間，書寫反動日記，僅系本人交待，證據不力。散佈反動言論，未構成反革命罪。故判決如下：
一、撤銷銅川市人民法院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一日刑事判決書。
二、對黨治國宣告無罪。
銅川市人民法院（公章）
一九八〇年元月二十八日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不得上訴。
在關於「惡攻」的《指示》發放兩年後，日才終於不再是罪證了。黨治國遭遇的痛苦雖然不能挽回，總演算法律制度有了這一點進步。應該說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九）
胡耀邦的「規定」發出之時，已經是文革開始12年之後了。而實際上以日記治罪卻在文革前就開始了。1964年7月毛澤東和他的侄子毛遠新的一段談話，高等教育部曾作為文件下達（1964年11月9日）。這個談話的傳播對發動文革起過很大作用。
毛澤東：馬列主義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麼是革命？革命就是無產階級打倒資本家，農民推翻地主，然後建立工農聯盟政權，並且把它鞏固下去。現在革命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到底誰打倒誰還不一定。蘇聯還不是赫魯曉夫當政，資產階級當政！我們也有資產階級把持政權的，有的生產隊、工廠、縣委、地委、省委都有他們的人。有的公安廳長也是他們的人。文化部是誰領導的？電影、戲劇都是為他們服務的，不是為多數人服務的！你說是誰領導的？學習馬列主義就是學習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到處都有，你們學院就有。你們學院出了個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寫了十幾本反動日記，天天在罵我們，這還不是反革命分子？你們不是感覺不到階級鬥爭嗎？你們旁邊不是就有嗎？沒有反革命，還要什麼革命？
哪裡都有反革命，工廠怎麼沒有？國民黨的中將、少將、縣黨部書記長都混進去了，不管他改變成什麼面貌，現在就是要把他們清查出來。什麼地方都有階級鬥爭，都有反革命分子。陳東平不是睡在你的身邊嗎？你們學院揭發的幾個材料，我都看了。你與反革命睡在一起還不知道？！
毛澤東說得很清楚，寫了「十幾本反動日記」的陳東平，就是「反革命分子」，當時最嚴重的罪犯。這就是他作為中國最高權力者的定罪觀念。這篇講話的中心是強調「階級鬥爭」應該是年輕人的「主課」。在闡述這個主題的同時，毛澤東顯然也傳授了他的這種對日記的定罪觀念。可以說，文革中對日記的嚴厲懲罰，正是毛的這種觀念推廣實施的結果。
陳東平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學生、毛遠新的同學。當時哈軍工因從事軍事技術研究而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大學，學生中有大量共產黨高級幹部子弟。1963年9月，公安部編印了一份材料，題為「幹部子弟蛻化變質九例」，陳東平是其中一例。
陳東平的一名校友告訴筆者，那時候學校開除了陳東平，而且把他當作「反面典型」教育全體學生。校方宣佈的陳東平被開除的最主要的理由是：陳東平在家養病的時候，收聽「美國之音」廣播，書寫了反動日記。至於日記內容，從來沒有向學生公佈過。他們一直不知道究竟如何「反動」。
我問起陳東平的日記怎麼會被報告上去的。這位受訪者說，那時候學校宿捨裡八個人一個房間，睡上下床，沒有個人私密空間是一個原因，更主要的是一些人以告密為榮，而不是為恥，日記內容被同屋報告給上面，不是令人驚訝的事情。
這名受訪者還說，陳東平的父親有上將軍銜，當時擔任大軍區司令。他被開除以外，聽說還受到監禁。不過如果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犯了同樣的事情，必定遭到更嚴重的處罰。不知道陳東平在文革中怎麼樣了。再也沒有聽同學中有人說起他。
另一位哈軍工當時的學生說，寫日記的人其實不是陳東平，也不是毛遠新的同屋，而是另外一個學生。那個學生因為他的日記，受到了處分和迫害。那是毛澤東記錯了人，把事情張冠李戴了。然而，毛澤東跟毛遠新說的話表明的意思是清楚而嚴重的：寫日記，就可以是「反革命」。
在把寫「反動日記」當作「反革命」罪的同時，那時候當局大力提倡學習「雷鋒日記」。雷鋒日記通篇是革命的豪言壯語，從內容到語言，都不是通常意義上所說的「日記」。在文革前夕，掀起過一股寫雷鋒那種「日記」的風氣。那種「日記」在寫的時候就是準備給別人看的，也會拿到「政治學習會議」上說。除了內容和語句方面絕對符合當局的革命宣傳之外，沒有隱私性也是雷鋒式「日記」的特點之一。
聆聽毛澤東這些教誨的侄子毛遠新，在文革中飛快上升為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1969年，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幹部張志新在小組會上對文革的一些做法說了不同看法，9月24日被以「現行反革命」罪逮捕。被判處無期徒刑後，張志新在獄中受盡折磨，精神失常。她被指控為「堅持反動立場」而加罪。1975年4月3日張志新被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在張志新被送往瀋陽大窪刑場槍決之前，她被反綁雙手拉出牢房，還被用刀子割斷了喉管，使她在所謂「公判大會」上絕對發不出任何聲音。決定張志新死刑的是遼寧省革命委員會；毛遠新參加了張志新等人的死刑討論。
毛澤東和毛遠新的這個談話，當時由教育系統傳達下去。在紅衛兵的發源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學校當局還特別召集只有幹部子弟參加的會議學習討論。在1990年代筆者採訪一名該校1966年紅衛兵領導人時，他也談到毛澤東的這個談話對後來產生的紅衛兵在思想上的作用。紅衛兵是毛澤東推進文革，尤其是在施行暴力迫害方面的重要工具之一。
（十）
在所有的寫作形式中，日記是很特別的一種，因為不是寫給別的人看的。寫日記，可能是人的所有行為中最為個人化的一種，並不是意在影響外界。當寫日記會招致迫害和監禁，人們停止寫日記。在這方面，文革成功地剝奪了人們思想自由的最後一角空間。西方學者用「極權主義」來稱呼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政治制度。至於權力可以到達社會和個人生活的極端程度，可能在各處有所不同，因此「極權主義」的實際含義也各有特點。這種對日記的摧毀，顯然是中國文革「極權主義」的特色產物之一。
從古代以來，人們就寫下了各種關於未來社會的「烏托邦」或者「反烏托邦」的想像。這是人類對理想未來的構思和追求。我想不起來在種種理想社會的藍圖中，有沒有作家提到過日記的位置，但是在可以稱為「反烏托邦」，即對未來的壞社會的想像的作品中，《1984》確實寫到了日記。在書的一開頭，主人翁溫斯頓躲在他的房間裡一個電子屏幕照不到的壁龕裡寫日記，雖然他知道被偵查到了的話可能判處25年刑甚至死刑。
在「1984」的世界中，「老大哥」的電子屏幕時時處處在監視著人們；一群專職幹部天天都在從事篡改歷史記錄；那裡有「思想警察」當然也一定有「思想犯」。那裡甚至不存在以身殉道的可能，因為「黨」根本不會讓你到中世紀宗教法庭那樣的地方去慷慨陳述你的見解然後才把你殺死，黨在把受難者送去公審之前就先用嚴刑拷打摧毀他們的尊嚴，然後讓他們交待什麼就交待什麼。溫斯頓只有偷偷寫日記。是為了誰呢？他想是為了將來，為了還沒有出生的人。他寫了日記，記錄和批評他所經歷的。在書的最後，他被逮捕了，被毀滅了。
1948年用英文寫成的這本政治幻想小說裡，竟然能看到二十年後在中國文革中發生的種種故事，絕不是愉快的事情，但是畢竟也給人們帶來一線希望，知道有預見和認識這種恐怖和迫害的可能，也就有制止的可能。
回顧並思考文革歷史的時候，那些千萬人的集會，大人物之間的衝突和勾心鬥角，重大事件的發生，暴力和死亡，總是首先抓住人們的注意力，甚至引起新的爭論。而像那個時代的人寫不寫日記這樣的問題，也許因其安靜和細小，可能就逸出了視線。
當沒有了日記，沒有了對一個時期的個人性質的記錄，媒體裡又充滿了大量的謊言和空白，文革時代留下的真實記錄實在很少很少。這種歷史事實不被記錄的後果之一是，離開了事實與經驗，對文革的評價都變得空疏而且沒有依據，所以也就無從進行。
事實上，被燒掉的並不只是日記，而且還有個人對生活和自身存在意義的積極感受與反應的方式。人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喜樂、憤怒和悲哀，人對事物的道德判斷，如果被認為失去了被記錄的價值，人就可能漠視了對人自身價值和意義的追求。
我曾經和被訪者討論，一個社會，如果別的都還好，比如，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人身安全，有基本的社會公平，但是，卻不准寫日記，這樣一個社會是不是可被我們當作一個好社會接受呢？也就是說，如果可以有機會進行討論和選擇，我們會不會願意犧牲寫日記的自由，以此去換取溫飽安全，就像用一片又冷又硬的銀子去換一包糖果？實際上，當文革進行之時，宣傳的理由之一就是可以通過這樣的革命，來達到一個理想的「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的新世界」。於是，不僅是對「階級敵人」的專政和鎮壓，而且對「人民」的居住和就業等方面的嚴格控制，包括對寫日記在內的自由的剝奪，都可能被解釋成是為了一個美好社會必須付出的代價。如果美好社會真的需要這樣的代價，而且允許我們選擇，我們是否願意做這一跤換呢？
然而，經歷過文革的人們應該會清楚地瞭解到，這不是一個需要費思索才能回答的問題，因為他們已經知道這個可能性不存在。經歷了文革這樣一個不能寫日記的時代之後，人們已經看到在那樣的「新世界」中，吃穿住以及安全，都並不曾因日記的消亡而改善，卻分明是日益惡化了。那個時代沒有日記，也缺乏食品、服裝和住房，也難見信任感、友誼和道德。人們生活在貧困和恐懼中，精神和物質一樣匱乏，頭腦和腸胃同時空虛。
我們還找不出一個鉗制思想和精神、不准寫日記但是生產發達、物質豐富而且平等互助的人類社會。正因為如此，關於日記的歷史，需要嚴肅認真的記錄和討論。
──轉自《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www.chinese-memorial.org》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成文時間：2015年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