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5月16日訊】三十年前的紅衛兵運動是中共「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代表性事物之一。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一個名叫「紅衛兵」的學生小組，表示支持。毛的支持使得紅衛兵組織迅速擴展到全國，此後，紅衛兵在學校掌握大權，對學校裡面和外面的所謂「階級敵人」展開了殘酷的暴力性「鬥爭」。
在紅衛兵組織迅速發展的所謂「紅八月」中，校園暴力迫害急劇升級。在清華附中，對教職工和學生的大規模暴力迫害肆無忌憚地發展進行。從打耳光、砸拳頭髮展到有專用的打人工具，從小規模的打人發展到在公眾場合毒打被「鬥爭」的對像，從零星的暴力行為演變為普遍發生的毆打和折磨。
在學校裡，除了校長和教員，家庭出身為「黑五類」的學生也遭到他們的紅衛兵同學的侮辱甚至毒打。當時，紅衛兵狂熱奉行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副對聯最早出現於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後來流布全國。
1966年8曰26日晚，清華附中紅衛兵暴打了高三的四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還命令他們各寫100副「對聯」，貼到各處。這一「對聯」還做成了「歌」。同時，這副對聯也是紅衛兵組織成員的資格評定標準。
1966年8月4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初二(四)班的紅衛兵召開「鬥爭會」鬥爭同班同學。在這個班的45名同學中，十名「黑五類出身」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被「鬥爭」，一根長繩子繞過這十名學生的脖子，把她們捆成一串。
另外，十名「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紅五類」也不能算「黑五類」出身的學生則在「鬥爭會」期間被指定坐在地板上。
大標語「打倒狗崽子」貼在教室牆上，「黑五類出身」的學生被命令逐個「坦白交代」他們的「反動思想」以及他們的父母的「罪行」，還必須重複說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該死。」紅衛兵們還用拳頭打她們，把墨汁潑在她們身上。
該校學生排球隊長楊友麗，因為球隊得過全國冠軍後受過校長接見以及她父親是所謂「托洛茨基分子」，遭到「鬥爭」和侮辱。她服安眠藥自殺，所幸未死，但其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在北京101中學，紅衛兵把校門分成一大一小兩個，並稱小門為「狗洞」，命令「黑五類子弟」出入只許走「狗洞」。該校初三女學生吳芳芳，因父親是留學美國歸來的北京航空學院教授吳禮義，被當作「家庭出身不好」。紅衛兵指控她撕了一張毛澤東紙像。實際情況是一張毛澤東紙像被風吹落，她正好路過揀了起來。吳芳芳遭到「鬥爭」和毒打，從此精神失常，終生由她的母親照料。
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很多所謂「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學生萬紅，父親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與她同班的男生紅衛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廁所，被紅衛兵彭小蒙從廁所拉出來。
他們強迫她站在教室裡的一把椅子上，用銅頭皮帶打她。打的過程中還有紅衛兵把椅子從她腳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晚上不准她回宿捨睡覺，把她關在露天陽台上淋雨。
朱同是高三學生，他的父親是「右派份子」，父母離婚後，他改用了母姓，因母親不是「右派份子」。但是他仍然未逃脫挨斗的厄運。他被關在地上積水的小樓梯間內像動物一樣被全校學生「觀賞」。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學校，爬著回到家中，因為他被嚴重打傷已經不能走路。
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有相當數量的「家庭出身壞」的學生遭到毒打，他們的私人物件被搗毀，多名女學生被剃了「陰陽頭」。
楊愛倫，高一學生，文革前功課和文藝活動都好，「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裡遭到「鬥爭」，站在教室前面被推來攘去，被強迫寫「交代」，還被關押在學校中不準自由行動。一星期後，8月8日，她逃出學校到附近臥軌自殺，被火車撞成重傷，雖未死，但是失去了三個手指。
高二學生郭蘭蕙，父親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1966年8月20日是星期六，在紅衛兵宣布下個星期一要「開會幫助」實際上是要「鬥爭」她後，她回家即服毒身亡。
在西城區太平橋中學，一名初三的不屬「紅五類出身」的女學生被紅衛兵打死了。這個十五歲的女孩子僅僅因為說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紅五類出身」，遭到紅衛兵同學用銅頭皮帶和棍棒毆打。
毆打從下午持續到傍晚，紅衛兵回家吃晚飯了。這個女學生掙紮著爬到一個水龍頭邊喝水，隨後死亡。她的母親被通知來校中領死屍，不敢表現出一點怨恨和牴觸。該校師生都記不起這個女生的名字，她平時並不起眼。
在離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遠的第27中學，一名初中學生被指控把那時必須隨身攜帶的紅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語錄》本坐在身子底下。紅衛兵在初二教室裡毒打她。
她被打得昏死過去以後，紅衛兵說她「裝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裡揉。她甦醒過來，繼續被打。傍晚時分她被打死。她的屍體被用草蓆子捲起來運走燒掉了。問到當時的目擊者，他們都記得當時的情景，卻沒有人記得這個女學生的姓名。
在中共大學附中，因父親是農業科學家，被劃為「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學生寧志平被說成「反動學生」。他被關押在學校裡，他的一隻耳朵被紅衛兵割下來。
1966年8月25日，曹濱海，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高三的學生，和前來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紅衛兵發生爭執，據說他拿菜刀砍傷了一個紅衛兵同學。曹濱海被公安局關起來，曹的母親樊希曼在那天被紅衛兵抓到學校中活活打死，曹濱海因此精神失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學，「家庭出身不好」學生任春林喜歡書法，他在舊的《紅旗》雜誌上練習毛筆字，被該校紅衛兵學生發現在毛澤東的名字上寫了「墓」字。紅衛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條鐵鏈拴在他的脖子上，強迫他從家裡像狗一樣爬到學校的「紅色刑訊室」中。他被關押在那裡並且被多次毒打。
那個「紅色刑訊室」中還關押著該校的校長和一批教員，還有一個所謂「黑五類子弟」、初中三年級學生武素鵬。紅衛兵把武素鵬捆在一條麻袋裡，用民兵訓練用的木槍狠打，把他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學，高三學生王光華出身於「小業主」家庭，他未得到紅衛兵的准許就去外地「革命串連」。1966年9月27日王光華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進學校的監獄。
他在那兒被十多個紅衛兵多次毒打，第二天死亡，時年19歲。紅衛兵命令幾個已經在這個監獄中被關了一個多月的老師把他的屍體抬出了監獄，放進火葬場的運屍車。
當時「冒充紅衛兵」成為大罪名，可以被當作打死人的「理由」。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打死了該校數學教師田欽的弟弟田悅，106中學的學生。
田悅被指控為「冒充紅衛兵」。1966年8月19日，田悅被抓到師範學院附中打死。家人不敢告訴他的母親他被打死了，一直謊稱他外出串連失蹤了。
以上所敘述的被紅衛兵打死的學生，僅僅是實際發生事件的冰山一角，當年紅衛兵的暴行和迫害，遠遠不止這些。
(記者羅婷婷報導)
在紅衛兵組織迅速發展的所謂「紅八月」中，校園暴力迫害急劇升級。在清華附中，對教職工和學生的大規模暴力迫害肆無忌憚地發展進行。從打耳光、砸拳頭髮展到有專用的打人工具，從小規模的打人發展到在公眾場合毒打被「鬥爭」的對像，從零星的暴力行為演變為普遍發生的毆打和折磨。
在學校裡，除了校長和教員，家庭出身為「黑五類」的學生也遭到他們的紅衛兵同學的侮辱甚至毒打。當時，紅衛兵狂熱奉行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副對聯最早出現於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後來流布全國。
1966年8曰26日晚，清華附中紅衛兵暴打了高三的四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還命令他們各寫100副「對聯」，貼到各處。這一「對聯」還做成了「歌」。同時，這副對聯也是紅衛兵組織成員的資格評定標準。
1966年8月4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初二(四)班的紅衛兵召開「鬥爭會」鬥爭同班同學。在這個班的45名同學中，十名「黑五類出身」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被「鬥爭」，一根長繩子繞過這十名學生的脖子，把她們捆成一串。
另外，十名「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紅五類」也不能算「黑五類」出身的學生則在「鬥爭會」期間被指定坐在地板上。
大標語「打倒狗崽子」貼在教室牆上，「黑五類出身」的學生被命令逐個「坦白交代」他們的「反動思想」以及他們的父母的「罪行」，還必須重複說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該死。」紅衛兵們還用拳頭打她們，把墨汁潑在她們身上。
該校學生排球隊長楊友麗，因為球隊得過全國冠軍後受過校長接見以及她父親是所謂「托洛茨基分子」，遭到「鬥爭」和侮辱。她服安眠藥自殺，所幸未死，但其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在北京101中學，紅衛兵把校門分成一大一小兩個，並稱小門為「狗洞」，命令「黑五類子弟」出入只許走「狗洞」。該校初三女學生吳芳芳，因父親是留學美國歸來的北京航空學院教授吳禮義，被當作「家庭出身不好」。紅衛兵指控她撕了一張毛澤東紙像。實際情況是一張毛澤東紙像被風吹落，她正好路過揀了起來。吳芳芳遭到「鬥爭」和毒打，從此精神失常，終生由她的母親照料。
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很多所謂「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學生萬紅，父親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與她同班的男生紅衛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廁所，被紅衛兵彭小蒙從廁所拉出來。
他們強迫她站在教室裡的一把椅子上，用銅頭皮帶打她。打的過程中還有紅衛兵把椅子從她腳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晚上不准她回宿捨睡覺，把她關在露天陽台上淋雨。
朱同是高三學生，他的父親是「右派份子」，父母離婚後，他改用了母姓，因母親不是「右派份子」。但是他仍然未逃脫挨斗的厄運。他被關在地上積水的小樓梯間內像動物一樣被全校學生「觀賞」。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學校，爬著回到家中，因為他被嚴重打傷已經不能走路。
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有相當數量的「家庭出身壞」的學生遭到毒打，他們的私人物件被搗毀，多名女學生被剃了「陰陽頭」。
楊愛倫，高一學生，文革前功課和文藝活動都好，「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裡遭到「鬥爭」，站在教室前面被推來攘去，被強迫寫「交代」，還被關押在學校中不準自由行動。一星期後，8月8日，她逃出學校到附近臥軌自殺，被火車撞成重傷，雖未死，但是失去了三個手指。
高二學生郭蘭蕙，父親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1966年8月20日是星期六，在紅衛兵宣布下個星期一要「開會幫助」實際上是要「鬥爭」她後，她回家即服毒身亡。
在西城區太平橋中學，一名初三的不屬「紅五類出身」的女學生被紅衛兵打死了。這個十五歲的女孩子僅僅因為說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紅五類出身」，遭到紅衛兵同學用銅頭皮帶和棍棒毆打。
毆打從下午持續到傍晚，紅衛兵回家吃晚飯了。這個女學生掙紮著爬到一個水龍頭邊喝水，隨後死亡。她的母親被通知來校中領死屍，不敢表現出一點怨恨和牴觸。該校師生都記不起這個女生的名字，她平時並不起眼。
在離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遠的第27中學，一名初中學生被指控把那時必須隨身攜帶的紅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語錄》本坐在身子底下。紅衛兵在初二教室裡毒打她。
她被打得昏死過去以後，紅衛兵說她「裝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裡揉。她甦醒過來，繼續被打。傍晚時分她被打死。她的屍體被用草蓆子捲起來運走燒掉了。問到當時的目擊者，他們都記得當時的情景，卻沒有人記得這個女學生的姓名。
在中共大學附中，因父親是農業科學家，被劃為「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學生寧志平被說成「反動學生」。他被關押在學校裡，他的一隻耳朵被紅衛兵割下來。
1966年8月25日，曹濱海，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高三的學生，和前來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紅衛兵發生爭執，據說他拿菜刀砍傷了一個紅衛兵同學。曹濱海被公安局關起來，曹的母親樊希曼在那天被紅衛兵抓到學校中活活打死，曹濱海因此精神失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學，「家庭出身不好」學生任春林喜歡書法，他在舊的《紅旗》雜誌上練習毛筆字，被該校紅衛兵學生發現在毛澤東的名字上寫了「墓」字。紅衛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條鐵鏈拴在他的脖子上，強迫他從家裡像狗一樣爬到學校的「紅色刑訊室」中。他被關押在那裡並且被多次毒打。
那個「紅色刑訊室」中還關押著該校的校長和一批教員，還有一個所謂「黑五類子弟」、初中三年級學生武素鵬。紅衛兵把武素鵬捆在一條麻袋裡，用民兵訓練用的木槍狠打，把他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學，高三學生王光華出身於「小業主」家庭，他未得到紅衛兵的准許就去外地「革命串連」。1966年9月27日王光華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進學校的監獄。
他在那兒被十多個紅衛兵多次毒打，第二天死亡，時年19歲。紅衛兵命令幾個已經在這個監獄中被關了一個多月的老師把他的屍體抬出了監獄，放進火葬場的運屍車。
當時「冒充紅衛兵」成為大罪名，可以被當作打死人的「理由」。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打死了該校數學教師田欽的弟弟田悅，106中學的學生。
田悅被指控為「冒充紅衛兵」。1966年8月19日，田悅被抓到師範學院附中打死。家人不敢告訴他的母親他被打死了，一直謊稱他外出串連失蹤了。
以上所敘述的被紅衛兵打死的學生，僅僅是實際發生事件的冰山一角，當年紅衛兵的暴行和迫害，遠遠不止這些。
(記者羅婷婷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