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18年07月26日訊】「長春長生」和「武漢生物」生產假疫苗的醜聞引發輿論風暴之際，有外媒日前發文回顧中國疫苗事業起步發展的歷史，提及了被稱為「中國疫苗之父」的著名科學家湯飛凡被中共的政治運動整死的往事。
《自由亞洲電台》24日發文，追溯了中國疫苗業的起步與發展歷程，文章指出，談論中國的疫苗業歷史，首先不能不提的人是清末民初的醫學界泰斗湯飛凡。
湯飛凡是中國第一位投身病毒學研究的華人。他領頭創立了中國第一個微生物學研究基地，也是他，創建了中國第一家生物製品檢定機構，領銜研發生產了國產狂犬病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等多種疫苗。
湯飛凡還是成功分離出沙眼病毒的第一人，而這項科研成果解決了困擾世界數千年的傳染病。作為中國第一代病毒學專家，湯飛凡曾經創造了一個個不可能的醫學奇蹟，被中國科學技術史權威李約瑟讚歎為「預防醫學領域裡的一位頑強的戰士」。當今世界最權威的微生物學教科書、病理學教科書，都記載着他為世界醫學做出的不朽貢獻。
然而，就是這個曾被譽為最有望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被後人尊稱為「中國疫苗之父」的著名科學家，卻在中共建立政權後，慘死於中共1958年發起的「拔白旗」政治運動。
《大紀元》曾根據京虎子撰寫的《中國人不應遺忘的名字湯飛凡》等公共資訊，梳理了湯飛凡走過61個春秋的不平凡的人生。
湯飛凡1897年7月23日出生於湖南醴陵，自幼目睹鄉民的貧病交迫，遂生懸壺濟世之心。在他6歲時，湯父把他送到世交何家的義塾學習。何家的少爺——何鍵（後來成為國民革命軍的上將），對勤勉求學的湯飛凡青睞有加，不僅親自輔導他算數和自然，更將女兒許配於他。
1914年，年僅17歲的湯飛凡考入教會學校湘雅醫學院，經過七年的專業訓練，不僅磨練了他刻苦治學的精神，更讓他對行醫救人有了具體目標。時值微生物學的黃金期，湯飛凡在時代感召下，立志終生研究細菌學及傳染病。
1921年畢業時，有同學邀請他一同開館行醫，湯飛凡斷然拒絕。他說：「當一個醫生一輩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發明一種預防方法卻可以使億萬人不得傳染病。」
之後，湯飛凡進入北京協和醫院細菌學進修三年，掌握了細菌學理論及實驗方法，打下了堅實的科研基礎。
經校方推薦，他獲得了在哈佛醫學院細菌系深造的機會。出國前，他與何二小姐何璉成婚，夫妻倆同赴美國。從此，湯飛凡成為哈佛投身病毒學研究的第一個中國人。又是三年的進修時光，包括他在內的哈佛人扮演着拓荒者的角色，證明病毒的微生物特性，以及尋找相關測定方法。
從哈佛大學畢業後，他的導師再三請他留校繼續搞科研。優越的生活條件、先進的研究環境及病毒學展露的前景的確讓他嚮往，然而曾任湘雅醫學院院長的顏福慶寄來一封信，改變了他的選擇。
當時，顏福慶矢志創辦中國獨立的醫學教育體系，促成中山大學醫學院的成立。在經費、師資緊缺的情況下，顏福慶想到了曾經的優秀學生湯飛凡。
在信中，顏福慶開不出誘人的條件，只是如實告知辦學困難以及發展中國醫學的殷切期望。這封真摯坦誠的信徹底打動了湯飛凡，一股「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愛國豪情油然而生。他立即在1929年春天，攜妻子飛往上海，出任醫學院細菌系教授。
湯飛凡少懷懸壺濟世心，曾獲得機會到美國留學，在哈佛醫學院細菌系深造。（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中山大學醫學院開學時，只有8位老師，29個預科學生，湯飛凡所在的細菌系更是一片空白。他再次成為一名拓荒者，親自設計課程、建立實驗室，在教學之餘進行研究，發表論文，開啟了中國病毒學的研究。
兩年後，他兼任英國雷氏德研究所的細菌系主任，有條件從事更複雜的實驗。在上海的八年教學與科研生活中，湯飛凡在病毒學領域的研究有重大突破，多篇論文被世界權威專著及教科書援引，成為經典文獻。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打斷了湯飛凡的研究計劃。在國家存亡之際，這位科技精英懷着為國捐軀的熱忱，奔赴抗日救亡的戰場。他報名參加了「上海救護委員會」的醫療救護隊，並多次沖在戰場第一線，對傷員進行緊急救護。由於救護站離戰場僅有幾百米，數次險被日軍炮火擊中。在三個月的前線工作中，他幾度出生入死，只回過兩次家。
上海淪陷後，湯飛凡原本準備隨雷氏德研究所撤向英國，然而已擔任中華民國衛生署長的顏福慶再次給湯寫信，邀請他參與重建中華民國中央防疫處的工作。湯飛凡再次燃起為國效力的情懷，前往昆明擔綱了中央防疫處處長的職務。
在戰爭造成的財政困難、設備不齊、產能低下、人心渙散的局面下，湯飛凡重整旗鼓，帶領有限的人員生產出了狂犬疫苗、牛痘苗等簡單的藥劑，維持日常開支並有盈餘。當防疫處的狀況略有改善後，他把防疫處變成當時中國國內唯一的微生物研究所，生產出了符合國際標準的疫苗和血清。所製藥品不僅送往全國各地的戰場，還為英美盟軍所用，為世界二戰的勝利作出了貢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下屬的中央防疫處因此名揚海內外。
抗戰勝利後，湯飛凡隨防疫處遷回北京舊址，重建戰火後的家園。他在美國的資助下建成了佔地萬餘平方米的中央防疫實驗處總處，又憑藉一套小型青霉素製造設備，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抗生素生產車間。1948年，他主持生產每支20萬單位的青霉素，堪比進口產品。可以說，沒有湯飛凡的努力，就沒有中國病毒學的飛躍性發展。
轉眼就到了國共內戰、中共篡權之時。湯飛凡作為科技精英、國民政府官員、國民黨官員的貴婿，本應遠離中共的掌控才是明智之舉。隨着國民政府的撤退，防疫處無法正常運作，他也打算舉家移居美國，重返哈佛。然而在出國前夕，他突然改變了主意，回到北京。在他心中，自己只是個專註科技領域的學者，並不關心政治；他更捨不得中國剛剛起步的微生物學，捨不得放棄辛苦創建的基業。
而中共在建政之初，也亟需湯飛凡這樣的醫學奇才來「建設國家」。當時的中國大陸民眾飽受各種傳染病的折磨，更需要大量的疫苗供應。湯飛凡便被委以「重任」，擔任了中共中央衛生部生物製品研究所所長、中共中央生物製品檢定所所長。他也竭盡所能，為恢復疫苗的研發與生產而忘我工作。
1950年，他的團隊成功遏制華北鼠疫的流行；1951年，他採用牛痘「天體毒種」和乙醚殺菌法，能快速制出大量優質的牛痘疫苗，在中國成功消滅天花病毒，比世界領先16年。
待國內疫情穩定，湯飛凡重拾少年壯志——發明一種可使億萬人免遭傳染病侵襲的預防方法。1954年，他回到實驗室，重拾一度中斷的科研——尋找沙眼病原體。
作為中國第一代病毒學專家，湯飛凡成功分離出沙眼病毒，這項科研成果解決了困擾世界數千年的傳染病。（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沙眼是流行三千多年、可致失明的世界性傳染病。當時世界上約有1/6的人患有沙眼，在中國，有近一半人患病，邊遠地區更有「十眼九沙」之說。而關於它的研究，單單分離沙眼病原體一項就是困擾微生物界數十年的難題。沙眼危害深遠、難以攻克，促使湯飛凡下定決心，潛心於遏止這項傳染病的研究。藉助由北京同仁醫院的張曉樓提供的典型病例，當時已57歲的湯飛凡帶領團隊開始了全新的探索。
工作中最大的難度是病毒分離，湯飛凡經過1年辛苦努力，試過前人所有方法都未成功，便獨創「雞卵黃囊分離病毒」的方法，配合青霉素、鏈黴素進行試驗。
1955年8月10日，湯飛凡第8次用新方法試驗，終於成功分離出沙眼病毒，並命名為「TE8」。這一重大突破，讓湯飛凡成為世界上發現重要病原體的第一位中國人。
之後，治學嚴謹的湯飛凡又花費了1年心血完成論證工作，於1956年10月發表了相關論文。
在這項研究過程中，為保萬無一失，湯飛凡曾不顧自身安危，把沙眼病毒植入自己體內，並在身患沙眼的情況下，堅持40天不治療。憑藉「神農嘗百草」的無畏精神，他成功積累了第一手寶貴而可靠的臨床資料。
他的論文一經發表，立即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各個國家先後用他的方法分離出沙眼病毒，尊稱這種病毒為「湯氏病毒」。由於找到了沙眼病原，對症下藥也就水到渠成，沙眼疾病在全球範圍迅速減少，幾近絕跡。
就在湯飛凡創造微生物學奇蹟之時，中共迫害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正在中國各地展開。當時由於湯飛凡沉浸實驗室的小天地中，無暇參與政治活動，暫時得以免受衝擊。
然而，繼「反右運動」之後，1958年中共又搞起了「大躍進」運動，並同時在思想、文化領域掀起所謂「拔白旗、插紅旗」政治運動。這一年，成為了湯飛凡的受難殞命之年。
被稱為「中國疫苗之父」的著名科學家湯飛凡，被譽為最有望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卻在中共建立政權後，被中共的「拔白旗」政治運動整死。（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拔白旗」即拔資產階級白旗，把具有所謂資產階級學術觀點的人士加以批判、鬥爭，是中共迫害知識分子、加強文化專制的又一殘忍手段。在大陸醫學界，大部分「白旗」都是躲過「反右」一劫的知名學者。在衛生部的生物製品所，德高望重的湯飛凡就是一面在劫難逃的「大白旗」。
1958年9月下旬起，湯飛凡就接到所裡黨委的通知，要求他檢查資產階級思想，接受群眾批判。26日，他不得已在一個小型會議上作檢討，但是他的檢討卻被認為不深刻而不能過關。
28、29日兩天，湯飛凡在「全體黨團員大會」繼續檢討。為了「幫助」他過關，所裡的中共組織還私下安排批判發言，對他「萬箭齊發」。起初他還能坐着交待問題，第二天就只剩挨批鬥的份兒。隨着氣氛愈發緊張，他的罪名也逐步升級，先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社會主義陣地上的一面大白旗」，接着是「民族敗類」「國民黨反對派的忠實走狗」「美國特務」等等。
更荒謬的是，他發表研究沙眼病毒的成果，被批鬥者說成是把病毒分離方法送給外國人，是「出賣國家利益」。29日散會時，批鬥會主持人對着湯飛凡咆哮：「坦白交代低頭認罪才有出路，不然死路一條。」
第二天（30日）還有一場批鬥會等著湯飛凡。那時，他萬念俱灰，不願繼續接受無端的侮辱，在次日清晨自殺身亡，然後被中共宣布為「自絕於人民」。
人已去，身後風波卻接連不斷。文革時，他繼續被作為「國民黨殘渣餘孽」「漏網大右派」「反動學術權威」的代表被批判，他的名字連同他的科研成就都被打入地獄，不見天日。發現沙眼病毒的功勞也被中共移花接木，轉到了當年為他提供病例的張曉樓身上。
1980年，國際眼科防治組織向中國眼科學會寄來一封短函，邀請湯飛凡參加國際眼科學大會，為他頒發「沙眼金質獎章」，紀念他的功績。此時，湯飛凡已故去20多年。
中共派遣張曉樓前往領獎，而張領到的獎章上刻着他與湯飛凡兩人的名字，張氏還排在前面。回國後，張曉樓把獎章複製兩枚，一枚自留，一枚送給湯家，原件上交給了中共衛生部。
湯飛凡的遺孀何璉忍無可忍，於1986年8月致信國際眼科防治組織，要求還湯飛凡一個公道。4個月後，國際眼科防治組織回信，肯定了湯飛凡分離出沙眼病毒的事實，並補發獎章，上面只篆刻湯飛凡一人的名字。至此，一雛醫學醜聞落下帷幕。
近日，假疫苗醜聞引發的輿論風暴驟然而起之際，前中國青年記者、自由派政治評論人士張偉國本周一在博客上貼出了一篇文章，其中寫道：「當湯飛凡含冤而死扇動了蝴蝶的翅膀時，若干年後，假疫苗就打入了無辜小孩的體內。這是何等的諷刺！」
（責任編輯何雅婷/責任編輯：明軒）
《自由亞洲電台》24日發文，追溯了中國疫苗業的起步與發展歷程，文章指出，談論中國的疫苗業歷史，首先不能不提的人是清末民初的醫學界泰斗湯飛凡。
湯飛凡是中國第一位投身病毒學研究的華人。他領頭創立了中國第一個微生物學研究基地，也是他，創建了中國第一家生物製品檢定機構，領銜研發生產了國產狂犬病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等多種疫苗。
湯飛凡還是成功分離出沙眼病毒的第一人，而這項科研成果解決了困擾世界數千年的傳染病。作為中國第一代病毒學專家，湯飛凡曾經創造了一個個不可能的醫學奇蹟，被中國科學技術史權威李約瑟讚歎為「預防醫學領域裡的一位頑強的戰士」。當今世界最權威的微生物學教科書、病理學教科書，都記載着他為世界醫學做出的不朽貢獻。
然而，就是這個曾被譽為最有望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被後人尊稱為「中國疫苗之父」的著名科學家，卻在中共建立政權後，慘死於中共1958年發起的「拔白旗」政治運動。
《大紀元》曾根據京虎子撰寫的《中國人不應遺忘的名字湯飛凡》等公共資訊，梳理了湯飛凡走過61個春秋的不平凡的人生。
少懷懸壺濟世心
湯飛凡1897年7月23日出生於湖南醴陵，自幼目睹鄉民的貧病交迫，遂生懸壺濟世之心。在他6歲時，湯父把他送到世交何家的義塾學習。何家的少爺——何鍵（後來成為國民革命軍的上將），對勤勉求學的湯飛凡青睞有加，不僅親自輔導他算數和自然，更將女兒許配於他。
1914年，年僅17歲的湯飛凡考入教會學校湘雅醫學院，經過七年的專業訓練，不僅磨練了他刻苦治學的精神，更讓他對行醫救人有了具體目標。時值微生物學的黃金期，湯飛凡在時代感召下，立志終生研究細菌學及傳染病。
1921年畢業時，有同學邀請他一同開館行醫，湯飛凡斷然拒絕。他說：「當一個醫生一輩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發明一種預防方法卻可以使億萬人不得傳染病。」
之後，湯飛凡進入北京協和醫院細菌學進修三年，掌握了細菌學理論及實驗方法，打下了堅實的科研基礎。
經校方推薦，他獲得了在哈佛醫學院細菌系深造的機會。出國前，他與何二小姐何璉成婚，夫妻倆同赴美國。從此，湯飛凡成為哈佛投身病毒學研究的第一個中國人。又是三年的進修時光，包括他在內的哈佛人扮演着拓荒者的角色，證明病毒的微生物特性，以及尋找相關測定方法。
從哈佛大學畢業後，他的導師再三請他留校繼續搞科研。優越的生活條件、先進的研究環境及病毒學展露的前景的確讓他嚮往，然而曾任湘雅醫學院院長的顏福慶寄來一封信，改變了他的選擇。
當時，顏福慶矢志創辦中國獨立的醫學教育體系，促成中山大學醫學院的成立。在經費、師資緊缺的情況下，顏福慶想到了曾經的優秀學生湯飛凡。
在信中，顏福慶開不出誘人的條件，只是如實告知辦學困難以及發展中國醫學的殷切期望。這封真摯坦誠的信徹底打動了湯飛凡，一股「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愛國豪情油然而生。他立即在1929年春天，攜妻子飛往上海，出任醫學院細菌系教授。
湯飛凡少懷懸壺濟世心，曾獲得機會到美國留學，在哈佛醫學院細菌系深造。（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中國病毒學的拓荒者
中山大學醫學院開學時，只有8位老師，29個預科學生，湯飛凡所在的細菌系更是一片空白。他再次成為一名拓荒者，親自設計課程、建立實驗室，在教學之餘進行研究，發表論文，開啟了中國病毒學的研究。
兩年後，他兼任英國雷氏德研究所的細菌系主任，有條件從事更複雜的實驗。在上海的八年教學與科研生活中，湯飛凡在病毒學領域的研究有重大突破，多篇論文被世界權威專著及教科書援引，成為經典文獻。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打斷了湯飛凡的研究計劃。在國家存亡之際，這位科技精英懷着為國捐軀的熱忱，奔赴抗日救亡的戰場。他報名參加了「上海救護委員會」的醫療救護隊，並多次沖在戰場第一線，對傷員進行緊急救護。由於救護站離戰場僅有幾百米，數次險被日軍炮火擊中。在三個月的前線工作中，他幾度出生入死，只回過兩次家。
上海淪陷後，湯飛凡原本準備隨雷氏德研究所撤向英國，然而已擔任中華民國衛生署長的顏福慶再次給湯寫信，邀請他參與重建中華民國中央防疫處的工作。湯飛凡再次燃起為國效力的情懷，前往昆明擔綱了中央防疫處處長的職務。
在戰爭造成的財政困難、設備不齊、產能低下、人心渙散的局面下，湯飛凡重整旗鼓，帶領有限的人員生產出了狂犬疫苗、牛痘苗等簡單的藥劑，維持日常開支並有盈餘。當防疫處的狀況略有改善後，他把防疫處變成當時中國國內唯一的微生物研究所，生產出了符合國際標準的疫苗和血清。所製藥品不僅送往全國各地的戰場，還為英美盟軍所用，為世界二戰的勝利作出了貢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下屬的中央防疫處因此名揚海內外。
抗戰勝利後，湯飛凡隨防疫處遷回北京舊址，重建戰火後的家園。他在美國的資助下建成了佔地萬餘平方米的中央防疫實驗處總處，又憑藉一套小型青霉素製造設備，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抗生素生產車間。1948年，他主持生產每支20萬單位的青霉素，堪比進口產品。可以說，沒有湯飛凡的努力，就沒有中國病毒學的飛躍性發展。
湯氏病毒與衣原體之父的榮耀
轉眼就到了國共內戰、中共篡權之時。湯飛凡作為科技精英、國民政府官員、國民黨官員的貴婿，本應遠離中共的掌控才是明智之舉。隨着國民政府的撤退，防疫處無法正常運作，他也打算舉家移居美國，重返哈佛。然而在出國前夕，他突然改變了主意，回到北京。在他心中，自己只是個專註科技領域的學者，並不關心政治；他更捨不得中國剛剛起步的微生物學，捨不得放棄辛苦創建的基業。
而中共在建政之初，也亟需湯飛凡這樣的醫學奇才來「建設國家」。當時的中國大陸民眾飽受各種傳染病的折磨，更需要大量的疫苗供應。湯飛凡便被委以「重任」，擔任了中共中央衛生部生物製品研究所所長、中共中央生物製品檢定所所長。他也竭盡所能，為恢復疫苗的研發與生產而忘我工作。
1950年，他的團隊成功遏制華北鼠疫的流行；1951年，他採用牛痘「天體毒種」和乙醚殺菌法，能快速制出大量優質的牛痘疫苗，在中國成功消滅天花病毒，比世界領先16年。
待國內疫情穩定，湯飛凡重拾少年壯志——發明一種可使億萬人免遭傳染病侵襲的預防方法。1954年，他回到實驗室，重拾一度中斷的科研——尋找沙眼病原體。
作為中國第一代病毒學專家，湯飛凡成功分離出沙眼病毒，這項科研成果解決了困擾世界數千年的傳染病。（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沙眼是流行三千多年、可致失明的世界性傳染病。當時世界上約有1/6的人患有沙眼，在中國，有近一半人患病，邊遠地區更有「十眼九沙」之說。而關於它的研究，單單分離沙眼病原體一項就是困擾微生物界數十年的難題。沙眼危害深遠、難以攻克，促使湯飛凡下定決心，潛心於遏止這項傳染病的研究。藉助由北京同仁醫院的張曉樓提供的典型病例，當時已57歲的湯飛凡帶領團隊開始了全新的探索。
工作中最大的難度是病毒分離，湯飛凡經過1年辛苦努力，試過前人所有方法都未成功，便獨創「雞卵黃囊分離病毒」的方法，配合青霉素、鏈黴素進行試驗。
1955年8月10日，湯飛凡第8次用新方法試驗，終於成功分離出沙眼病毒，並命名為「TE8」。這一重大突破，讓湯飛凡成為世界上發現重要病原體的第一位中國人。
之後，治學嚴謹的湯飛凡又花費了1年心血完成論證工作，於1956年10月發表了相關論文。
在這項研究過程中，為保萬無一失，湯飛凡曾不顧自身安危，把沙眼病毒植入自己體內，並在身患沙眼的情況下，堅持40天不治療。憑藉「神農嘗百草」的無畏精神，他成功積累了第一手寶貴而可靠的臨床資料。
他的論文一經發表，立即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各個國家先後用他的方法分離出沙眼病毒，尊稱這種病毒為「湯氏病毒」。由於找到了沙眼病原，對症下藥也就水到渠成，沙眼疾病在全球範圍迅速減少，幾近絕跡。
醫學名宿的迅速隕落
就在湯飛凡創造微生物學奇蹟之時，中共迫害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正在中國各地展開。當時由於湯飛凡沉浸實驗室的小天地中，無暇參與政治活動，暫時得以免受衝擊。
然而，繼「反右運動」之後，1958年中共又搞起了「大躍進」運動，並同時在思想、文化領域掀起所謂「拔白旗、插紅旗」政治運動。這一年，成為了湯飛凡的受難殞命之年。
被稱為「中國疫苗之父」的著名科學家湯飛凡，被譽為最有望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卻在中共建立政權後，被中共的「拔白旗」政治運動整死。（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拔白旗」即拔資產階級白旗，把具有所謂資產階級學術觀點的人士加以批判、鬥爭，是中共迫害知識分子、加強文化專制的又一殘忍手段。在大陸醫學界，大部分「白旗」都是躲過「反右」一劫的知名學者。在衛生部的生物製品所，德高望重的湯飛凡就是一面在劫難逃的「大白旗」。
1958年9月下旬起，湯飛凡就接到所裡黨委的通知，要求他檢查資產階級思想，接受群眾批判。26日，他不得已在一個小型會議上作檢討，但是他的檢討卻被認為不深刻而不能過關。
28、29日兩天，湯飛凡在「全體黨團員大會」繼續檢討。為了「幫助」他過關，所裡的中共組織還私下安排批判發言，對他「萬箭齊發」。起初他還能坐着交待問題，第二天就只剩挨批鬥的份兒。隨着氣氛愈發緊張，他的罪名也逐步升級，先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社會主義陣地上的一面大白旗」，接着是「民族敗類」「國民黨反對派的忠實走狗」「美國特務」等等。
更荒謬的是，他發表研究沙眼病毒的成果，被批鬥者說成是把病毒分離方法送給外國人，是「出賣國家利益」。29日散會時，批鬥會主持人對着湯飛凡咆哮：「坦白交代低頭認罪才有出路，不然死路一條。」
第二天（30日）還有一場批鬥會等著湯飛凡。那時，他萬念俱灰，不願繼續接受無端的侮辱，在次日清晨自殺身亡，然後被中共宣布為「自絕於人民」。
人已去，身後風波卻接連不斷。文革時，他繼續被作為「國民黨殘渣餘孽」「漏網大右派」「反動學術權威」的代表被批判，他的名字連同他的科研成就都被打入地獄，不見天日。發現沙眼病毒的功勞也被中共移花接木，轉到了當年為他提供病例的張曉樓身上。
1980年，國際眼科防治組織向中國眼科學會寄來一封短函，邀請湯飛凡參加國際眼科學大會，為他頒發「沙眼金質獎章」，紀念他的功績。此時，湯飛凡已故去20多年。
中共派遣張曉樓前往領獎，而張領到的獎章上刻着他與湯飛凡兩人的名字，張氏還排在前面。回國後，張曉樓把獎章複製兩枚，一枚自留，一枚送給湯家，原件上交給了中共衛生部。
湯飛凡的遺孀何璉忍無可忍，於1986年8月致信國際眼科防治組織，要求還湯飛凡一個公道。4個月後，國際眼科防治組織回信，肯定了湯飛凡分離出沙眼病毒的事實，並補發獎章，上面只篆刻湯飛凡一人的名字。至此，一雛醫學醜聞落下帷幕。
近日，假疫苗醜聞引發的輿論風暴驟然而起之際，前中國青年記者、自由派政治評論人士張偉國本周一在博客上貼出了一篇文章，其中寫道：「當湯飛凡含冤而死扇動了蝴蝶的翅膀時，若干年後，假疫苗就打入了無辜小孩的體內。這是何等的諷刺！」
（責任編輯何雅婷/責任編輯：明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