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中共用以宣傳洗腦的文藝作品《閃閃的紅星》中的一號反面人物胡漢三、《沙家浜》中的雜牌軍司令胡傳魁，以及《林海雪原》中的東北土匪頭目胡彪，四十以上的中國人大多都不陌生。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為什麼這些或虛構或來自於原型的所謂反派角色要姓「胡」，而非其它姓氏呢？這要從民國的一位大師級人物胡適說起。
了解近現代中國文化史的人都知道，一生獲得36個博士學位的胡適不僅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哲學、史學方面也都有獨特見解，民國時期許多熠熠生輝的學者都是他的摯友、學生或崇拜者。不過，與民國時期眾多文人不同的是，胡適還違反文人不從政的初衷，投身於政治，並有著敏銳的政治觀察力，尤其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共有著非同一般的認知。
青年才俊的胡適先生。 圖片來源│胡適紀念館
1891年出生在上海的胡適，祖籍安徽績溪，其父胡傳，字鐵花，在胡適出生兩個月時，即奉調台灣擔任台東知州（相當於縣長兼保安司令）。3歲時胡適隨母馮順弟至台灣其父任所。甲午戰爭，台灣被清政府割讓給日本，許多台灣官員被調回大陸。胡傳應堅守台南的劉永福要求下又暫停一段時間，後因病重離開，不久病逝於廈門。臨終前給胡適的遺囑是鼓勵他讀書上進。
天資聰穎的胡適在母親的教導下，認真讀書，熟讀傳統經典。13歲時，因機緣赴上海接受新式教育。臨行前母親特別安排其與長他一歲的遠房親戚江冬秀訂婚。
在上海，經過短暫的適應，已有國學功底的胡適很快連升四班，並成為班級裡的佼佼者。1910年，胡適考取了第二屆庚款留學獎學金，赴美國康奈爾大學讀書。他先是選讀農科，後因缺乏興趣，改讀文科，不但完成了哲學心理學課程，另外還輔修了英國文學及政治經濟學。在讀書之餘，胡適還參加了各種課外活動，參與公共事務，如他經常被教會社團邀請講述中國近代史等。他還曾被選舉為康大世界學生會會長。1915年，胡適轉往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師承當時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杜威教授，後來胡適的學術主張深受杜威影響。
1917年夏，胡適結束了7年留美生涯，回到北大任教，時年26歲。在母親的連番催促下，待母至孝的胡適儘管內心一百個不願意，還是選擇回老家與裹著小腳、大字不識幾個的江冬秀完婚。這樁留美博士與無知村姑的結合，成為民國七大奇聞之一。婚後兩人育有二子一女，女兒早夭，長子胡祖望，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寓意「思念杜威」，既表達了對恩師的敬重之情，也暗含其一生對自由主義的堅定信仰。
回到中國的胡適，於1917年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論述寫作文體的革新，該文被視為是提倡白話文的首篇宣言，不過其仍屬於「文白交雜」。胡適還稱自己的白話新詩是在做嘗試，因此稱1920年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叫《嘗試集》。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並未救國實則是胡鬧的「五四運動」。此後胡適開始撰寫白話文學、白話小詩，有的被譜成歌曲。也因此，胡適遭到了保守勢力的批評。但實際上，「白話文運動」並非自「五四運動」開始，明清時期就已經有了白話文的創作，如《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紅樓夢》都是用白話文寫成的。
胡適先生的書房。攝影│張語辰
胡適治學方面，首先採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他以其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為基礎，編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僅寫到先秦。遺憾的是，其一生都沒有寫下卷。蔡元培曾讚揚胡適的這本書是「第一部新的哲學史」。大陸知名哲學家馮友蘭也認為「 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
胡適先生親筆寫下的經典語錄，這句話在學校實驗室的牆壁上有沒有看過呢？圖片來源│胡適紀念館官網
在文學上，胡適對古典小說《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等十二部小說的研究也卓有成就，著述六十萬言，結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其《紅樓夢考證》對後來的俞平伯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除此而外，胡適還寫了本《中國禪宗史》，對禪宗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對《水經注》和孔子也都有所研究，並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
1922年，胡適任北大教務長兼代理文科學長。在做學問與教學、從事行政期間，溫文儒雅的胡適開始關心時政。曾與蔡元培等聯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其後還不斷發表文章闡述人權，質疑國民黨何時才能有憲法。他與梁實秋、羅隆基合著於1930年出版的《人權論集》一書，遭到國民黨政府的查禁。
前北大校長胡適在蔣介石面前翹腿笑談。（網絡圖片）
彼時，胡適對於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之訓政體制也並不認同，認為蔣「不懂民主、不懂憲法」，他還撰文批評。但是，在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在面對民族生死存亡之際，胡適選擇了支持國民政府，並臨危受命，在同年以特使身分赴美，爭取美國支持，隔年被任命為駐美全權特使。消息傳到日本後，日本內閣備感壓力，將日本駐美大使增設為3人，以抑制住胡適的能力。
在1938年至1942年駐美大使期間，胡適一方面奔走各大城市演講爭取支持，一方面多次和美國總統羅斯福會面，為國民政府爭取更多的援助。他的所為贏得了美國朝野上下的支持，替中國爭取到了大量的外援進行抗日；而他自己分毫不取，連大使「特支」都原封不動交回。
1942年，胡適辭去駐美大使之職，旅居紐約從事學術研究工作。1943年應聘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1944年，在哈佛大學講學。不過由於胡適人緣極好，幾乎每晚都有應酬，所以常至深夜才能靜心撰文、準備隔天演講，這使其心臟病情加重。
抗戰勝利後，胡適於1946年7月回國，任北大校長。11月28日，蔣介石向國民大會提出《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由大會主席團主席胡適接受。身在學界的胡適，並沒有完全與政界脫離瓜葛。
隨著國共內戰形勢的變化，中共軍隊於1948年底包圍北平，胡適沒有聽從奉中共之命來勸說自己留在北大的學生吳晗之言，匆匆搭機撤到南京，其後應蔣介石的要求，以個人身分再度赴美，為國民政府的存亡再做一次外交努力。而他不止一次說過「吳晗可惜了，走錯了路」，吳晗此後的遭遇和結局證明了胡適的先見之明。
1949年4月胡適抵達舊金山後，面對蜂擁而至的記者，十多天沒看報紙但得知形勢已發生巨大變化的他，不知說什麼好。隨即，他表示：「不管局勢如何艱難，我願意用我道義力量來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我的道義的支持也許不值得什麼，但我說的話是誠心的。因為，我們若不支持這個政府，還有政府可以支持？如果這個政府垮了，我們到哪兒去！」
由於當時美國政府被中共矇騙，選擇拋棄國民政府，胡適的民間外交努力均告無效。氣憤之餘，胡適取消了自己與美國政界人士的一切約見，以示抗議。
胡適為何從批評國民政府到力挺蔣介石？除了其內心根植的自由主義思想，更源於其對共產主義和中共的清醒認識。
早在1919年，胡適就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認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是自欺欺人的夢話」，「共產主義是十足的武斷思想」。
而對於蔣介石將中共從國民黨內清除出去以及剿共的舉措，胡適是非常贊成的。他在撰寫的文章或演講中就表示：「蔣介石進行清黨的舉動……是站得住的。」「我們不反對中央政府全力戡定叛亂（註：指中共叛亂）。」「國內不統一，剿匪需要很大的兵力。」「新四軍之解散，為軍紀上必要之舉動。」
抗戰勝利後，國共在重慶舉行談判，蔣介石提出縮編中共的軍隊，胡適致電毛澤東要求中共「痛下決心，放棄武力」。中共挑起內戰後，胡適以國民大會主席的身分領銜提出《戡亂條例》，並對記者稱，中共比日軍更壞，「我的家鄉抗戰八年未遭破壞，而共產黨占領三日，即洗劫一空。」
1946年，胡適曾寫過一篇《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的文章，論及了世界上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即一類是英、美、西歐的政黨，一類是俄國的共產黨、意大利的法西斯黨、德國的納粹黨。在文章中，胡適清晰了列出了兩種政黨不同的性質，它們是自由與不自由，獨立與不獨立，容忍與不容忍的劃分。由此可知胡適有著怎樣的慧眼。
中共占領大陸後，胡適滯留美國。1950年，英國政府承認中共政府，胡適本已答應到英國講學，但得知這一消息後，卻拒絕前往。他在給牛津大學杜布斯教授的信中說：「我已改變了主意……由於我本人在『自由中國』中被公認為是反共產主義思想的領袖，在這個時候，如果我去英國……進入這個國家則是我不齒的。」
也是在這一年，面對中共的規勸，胡適在《自由中國》上發表《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一文，認為共產黨是說一套做一套，在共產黨的管制之下是沒有自由的。
胡適雖然離開了大陸，但中共鑒於其在學界、政界巨大的影響力，並沒有放棄對他的爭取。一方面繼續派人做其思想工作，勸說其回國工作；一方面對其公開聲討。
早年的毛澤東曾做過北大的旁聽生、圖書館的助理管理員，對於胡適也曾尊敬有加。1936年，毛還親口告訴美國記者斯諾，他是陳獨秀、胡適的忠實讀者和崇拜者。不過，隨著其手握權力，毛不再承認自己是胡適的學生，曾有的尊敬和謙卑也無影無蹤。而沒有人否認，毛和中共懼怕胡適的原因就在於胡適的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等自由主義思想，這與共產黨的愚民政策格格不入。
1949年5月，業已投奔中共的時任輔仁大學校長、與胡適私交甚好的陳垣發表了《給胡適之一封公開信》，勸其「正視現實，應該轉向人民」等等。胡適在一個多月後讀到該信後，頗為懷疑信的真偽，認為「甚可憐惜」。第二年年初，胡適發表《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作為回應，稱這封信「最可證明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學術自由」。
陳垣攻擊的力度顯然是不夠的，對於掌握了政權的毛和中共，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領軍人物胡適打倒，其最重要的目的是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即讓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接受中共的一套東西，接受中共的洗腦。
中共建政後不久，就開展了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在運動中，對中共沒有什麼了解而選擇留在大陸的胡適次子不得不違心地批判自己的父親，還親自編寫和登台演出反美話劇。1950年9月，他還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一文，表示要與之劃清界線，斷絕往來。胡思杜的「叛逆」之舉在海內外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和消極影響，而胡適卻不願多談此事。
民國另一位大師傅斯年就此發表看法稱：「共產黨對於不作他們工具乃至於反對他們的教育界中人，必盡其誣衊之能事。《大公報》上這一文，也不過一例罷了。陳垣、胡思杜都是在極其悲慘的命運中。因為不能出來，別人代他寫文，我們也不必責備他了！」
此時，中共仍對胡適回國抱有幻想，因此在批判之餘，仍多方勸說其返回北京，但胡適對此均不予理睬。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艦隊駛入台灣海峽，蔣氏政權得到了美國的支持，這更堅定了在美的胡適對台灣政府的支持，而這讓中共在夢想幻滅的同時，開始醞釀對其更為猛烈的攻擊。
1954年至1955年，毛借兩個小人物批評北大古典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俞平伯的文章，在大陸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運動，矛頭最終指向俞平伯的老師胡適。共產黨批評胡適是「實用主義的鼓吹者」、「洋奴買辦文人」、「馬克思主義的敵人」。各色知識分子紛紛發文，抨擊胡適，並與其劃清界線，社會上的批胡運動猛如狂風暴雨。胡適的學生、好友、宗族等都受到了其影響。
為了總結和展示1949年以後「批胡」運動的成果，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了八大本《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總計300多萬字。收集在內的文章作者包括中共文藝界的諸多知名學者，如郭沫若、胡繩、金岳霖、王若水、范文瀾、馮友蘭、顧頡剛、羅爾綱、任繼愈、週一良等。據說還有相當一部分批胡的文章並未收集在內。而這套彙編大概也只有胡適本人認真讀過，並做了批註。
對於中共歇斯底裡的批判，胡適的反應是：「這些謾罵的文字，同時使我感到愉快和興奮，因我40年來的一點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費，畢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這種毒素對於馬列主義好比瘟疫，還發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冊記述到：1956年9月，66歲的胡適在去美國加州大學講學的途中和記者談到《新青年》和《獨立評論》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的地位時說「從那時候開始，自由思想和共產主義便不能相容。」他還說：「共產黨以三百萬言的著作，印了十幾萬冊書籍來清算胡適思想，來搜尋『胡適的影子』，來消滅『胡適的幽靈』。共產黨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證明這種思想在廣大中國人民心裡，發生了作用。中國人民一日未喪失民主自由的信念和懷疑求證的精神，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便一日不能安枕。郭沫若等一幫文化奴才便要繼續清算我的思想。」
無疑，胡適視此批判是自己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乃至政治信念的勝利，是另一種對自己的抬舉和宣傳方式。
1957年中共掀起反右運動後，胡適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長篇演說，為大陸發生的「抗暴運動」而歡欣鼓舞。同時，「對於這些受到共產黨的新的殘害的犧牲者，對於成千成萬膽敢公開指責並且與共產黨暴政鬥爭的同胞」表示誠懇的同情和欽敬。
他無比沉痛地指出：「在今天中國大陸上，凡是想做一個獨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處決，或消滅。千百萬農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殘酷的奴役。千百萬無辜的人民，都正在驅作奴工，——共產黨美其名為『勞動改造』。兒女們被逼著控訴父母，家庭沒有溫暖與私人生活。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已被剝奪淨盡。沒有任何基本人權，甚至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顯而易見，胡適對中共的認識直到今天都不過時。
在批判胡適的同時，中共又開展了批判追隨中共的理論家胡風的運動，炮製了不少冤案。在郭沫若的指揮下，全國上下將兩個並不相關的「二胡」串在一起，從不同角度，採用不同筆法，進行討伐。
而中共對胡適乃至胡風猛烈的批判，讓不少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談「胡」色變，甚至社會上「胡」姓人士也被人厭惡和恐懼。其後的革命小說、樣板戲乃至革命影片中，反面人物不少以「胡」姓出現，如胡漢三、胡傳魁等。
據《南渡北歸》一書披露，更為極端的是，在一些「極左地區」，胡姓青年還失去了當兵入伍和進工廠工作的資格，至於找對象也遇到了大問題。有的胡姓家庭在大罵胡適、胡風等胡氏「不肖子孫」的同時，還發出了「但願來生不姓胡」的悲憤之語。
然而，聲勢浩大的批判「二胡」運動仍舊沒有讓中共對腦中留有自由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放下心來。1957年，為了徹底消除知識分子的不滿之音，毛採用「引蛇出洞」的策略，讓知識分子自由發表看法，給中共提意見，之後，開始「反擊右派」，無數知識分子被關押、下放，迫害致死。批判父親的胡思杜也沒能逃脫這一劫難，不僅被打成「右派」，還被迫又一次公開批判父親。因承受不住打擊，他選擇了上吊自殺。胡適1962年病逝時都不知次子離世的消息。因為在他生前，家人一直不敢把胡思杜的悲慘結局告訴胡適夫婦。
1952年11月19日，胡適(中)自美返台，受到白崇禧(左一)、何應欽(右一)等人的熱烈歡迎。（網絡圖片）
1952年11月，胡適應邀回台講學，蔣經國等眾高官前往機場迎接。隨後胡適在各種場合發表演說，闡述「民主社會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論自由」。他還曾在蔣介石的宴席上，指出台灣沒有言論自由等，蔣介石並沒有當面表示不滿，依舊讓胡適當中央研究院院長，依舊繼續他的研究和寫作。
五十年代，蔣介石曾有搞第三次國共合作的意向，胡適立即上萬言書，勸蔣記取當年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乃是引狼入室的教訓。此後，蔣介石聘請胡適擔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設計光復大陸的計劃。就在胡適去世之前，還表示「我們學術界和中央研究院，要挑起反共復國的任務。」
1962年，胡適在台北病逝。（網路圖片）
1961年，胡適心臟病發作住進台大醫院。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主持中研院院士會議的酒會現場，突然心臟病發當場倒地過世，終年72歲。
對中共和共產主義有著清醒認識的胡適自然得不到中共的青睞，自然在大陸版的文學史中也只是個「短暫的存在」，而其反共言論自然同樣不為很多國人所知。2005年，台灣的李敖表示願意捐款三十多萬，請北大為胡適豎立一尊銅像，未果。2007年，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提出開辦「胡適人文講座」，沒有得到支持。這背後的原因自然不難明白。
如今，雖然胡姓之人不再為姓氏煩惱，但胡適回家的路依然坎坷，其當年對共產主義和中共的認識對當下的知識分子仍有著警醒作用。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了解近現代中國文化史的人都知道，一生獲得36個博士學位的胡適不僅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哲學、史學方面也都有獨特見解，民國時期許多熠熠生輝的學者都是他的摯友、學生或崇拜者。不過，與民國時期眾多文人不同的是，胡適還違反文人不從政的初衷，投身於政治，並有著敏銳的政治觀察力，尤其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共有著非同一般的認知。
讀書生涯
青年才俊的胡適先生。 圖片來源│胡適紀念館
1891年出生在上海的胡適，祖籍安徽績溪，其父胡傳，字鐵花，在胡適出生兩個月時，即奉調台灣擔任台東知州（相當於縣長兼保安司令）。3歲時胡適隨母馮順弟至台灣其父任所。甲午戰爭，台灣被清政府割讓給日本，許多台灣官員被調回大陸。胡傳應堅守台南的劉永福要求下又暫停一段時間，後因病重離開，不久病逝於廈門。臨終前給胡適的遺囑是鼓勵他讀書上進。
天資聰穎的胡適在母親的教導下，認真讀書，熟讀傳統經典。13歲時，因機緣赴上海接受新式教育。臨行前母親特別安排其與長他一歲的遠房親戚江冬秀訂婚。
在上海，經過短暫的適應，已有國學功底的胡適很快連升四班，並成為班級裡的佼佼者。1910年，胡適考取了第二屆庚款留學獎學金，赴美國康奈爾大學讀書。他先是選讀農科，後因缺乏興趣，改讀文科，不但完成了哲學心理學課程，另外還輔修了英國文學及政治經濟學。在讀書之餘，胡適還參加了各種課外活動，參與公共事務，如他經常被教會社團邀請講述中國近代史等。他還曾被選舉為康大世界學生會會長。1915年，胡適轉往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師承當時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杜威教授，後來胡適的學術主張深受杜威影響。
1917年夏，胡適結束了7年留美生涯，回到北大任教，時年26歲。在母親的連番催促下，待母至孝的胡適儘管內心一百個不願意，還是選擇回老家與裹著小腳、大字不識幾個的江冬秀完婚。這樁留美博士與無知村姑的結合，成為民國七大奇聞之一。婚後兩人育有二子一女，女兒早夭，長子胡祖望，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寓意「思念杜威」，既表達了對恩師的敬重之情，也暗含其一生對自由主義的堅定信仰。
提倡白話運動
回到中國的胡適，於1917年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論述寫作文體的革新，該文被視為是提倡白話文的首篇宣言，不過其仍屬於「文白交雜」。胡適還稱自己的白話新詩是在做嘗試，因此稱1920年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叫《嘗試集》。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並未救國實則是胡鬧的「五四運動」。此後胡適開始撰寫白話文學、白話小詩，有的被譜成歌曲。也因此，胡適遭到了保守勢力的批評。但實際上，「白話文運動」並非自「五四運動」開始，明清時期就已經有了白話文的創作，如《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紅樓夢》都是用白話文寫成的。
學術成就
胡適先生的書房。攝影│張語辰
胡適治學方面，首先採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他以其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為基礎，編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僅寫到先秦。遺憾的是，其一生都沒有寫下卷。蔡元培曾讚揚胡適的這本書是「第一部新的哲學史」。大陸知名哲學家馮友蘭也認為「 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
胡適先生親筆寫下的經典語錄，這句話在學校實驗室的牆壁上有沒有看過呢？圖片來源│胡適紀念館官網
在文學上，胡適對古典小說《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等十二部小說的研究也卓有成就，著述六十萬言，結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其《紅樓夢考證》對後來的俞平伯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除此而外，胡適還寫了本《中國禪宗史》，對禪宗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對《水經注》和孔子也都有所研究，並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
關心時政 出任駐美大使
1922年，胡適任北大教務長兼代理文科學長。在做學問與教學、從事行政期間，溫文儒雅的胡適開始關心時政。曾與蔡元培等聯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其後還不斷發表文章闡述人權，質疑國民黨何時才能有憲法。他與梁實秋、羅隆基合著於1930年出版的《人權論集》一書，遭到國民黨政府的查禁。
前北大校長胡適在蔣介石面前翹腿笑談。（網絡圖片）
彼時，胡適對於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之訓政體制也並不認同，認為蔣「不懂民主、不懂憲法」，他還撰文批評。但是，在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在面對民族生死存亡之際，胡適選擇了支持國民政府，並臨危受命，在同年以特使身分赴美，爭取美國支持，隔年被任命為駐美全權特使。消息傳到日本後，日本內閣備感壓力，將日本駐美大使增設為3人，以抑制住胡適的能力。
在1938年至1942年駐美大使期間，胡適一方面奔走各大城市演講爭取支持，一方面多次和美國總統羅斯福會面，為國民政府爭取更多的援助。他的所為贏得了美國朝野上下的支持，替中國爭取到了大量的外援進行抗日；而他自己分毫不取，連大使「特支」都原封不動交回。
1942年，胡適辭去駐美大使之職，旅居紐約從事學術研究工作。1943年應聘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1944年，在哈佛大學講學。不過由於胡適人緣極好，幾乎每晚都有應酬，所以常至深夜才能靜心撰文、準備隔天演講，這使其心臟病情加重。
抗戰勝利後，胡適於1946年7月回國，任北大校長。11月28日，蔣介石向國民大會提出《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由大會主席團主席胡適接受。身在學界的胡適，並沒有完全與政界脫離瓜葛。
隨著國共內戰形勢的變化，中共軍隊於1948年底包圍北平，胡適沒有聽從奉中共之命來勸說自己留在北大的學生吳晗之言，匆匆搭機撤到南京，其後應蔣介石的要求，以個人身分再度赴美，為國民政府的存亡再做一次外交努力。而他不止一次說過「吳晗可惜了，走錯了路」，吳晗此後的遭遇和結局證明了胡適的先見之明。
1949年4月胡適抵達舊金山後，面對蜂擁而至的記者，十多天沒看報紙但得知形勢已發生巨大變化的他，不知說什麼好。隨即，他表示：「不管局勢如何艱難，我願意用我道義力量來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我的道義的支持也許不值得什麼，但我說的話是誠心的。因為，我們若不支持這個政府，還有政府可以支持？如果這個政府垮了，我們到哪兒去！」
由於當時美國政府被中共矇騙，選擇拋棄國民政府，胡適的民間外交努力均告無效。氣憤之餘，胡適取消了自己與美國政界人士的一切約見，以示抗議。
對共產主義和中共的清醒認識
胡適為何從批評國民政府到力挺蔣介石？除了其內心根植的自由主義思想，更源於其對共產主義和中共的清醒認識。
早在1919年，胡適就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認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是自欺欺人的夢話」，「共產主義是十足的武斷思想」。
而對於蔣介石將中共從國民黨內清除出去以及剿共的舉措，胡適是非常贊成的。他在撰寫的文章或演講中就表示：「蔣介石進行清黨的舉動……是站得住的。」「我們不反對中央政府全力戡定叛亂（註：指中共叛亂）。」「國內不統一，剿匪需要很大的兵力。」「新四軍之解散，為軍紀上必要之舉動。」
抗戰勝利後，國共在重慶舉行談判，蔣介石提出縮編中共的軍隊，胡適致電毛澤東要求中共「痛下決心，放棄武力」。中共挑起內戰後，胡適以國民大會主席的身分領銜提出《戡亂條例》，並對記者稱，中共比日軍更壞，「我的家鄉抗戰八年未遭破壞，而共產黨占領三日，即洗劫一空。」
1946年，胡適曾寫過一篇《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的文章，論及了世界上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即一類是英、美、西歐的政黨，一類是俄國的共產黨、意大利的法西斯黨、德國的納粹黨。在文章中，胡適清晰了列出了兩種政黨不同的性質，它們是自由與不自由，獨立與不獨立，容忍與不容忍的劃分。由此可知胡適有著怎樣的慧眼。
中共占領大陸後，胡適滯留美國。1950年，英國政府承認中共政府，胡適本已答應到英國講學，但得知這一消息後，卻拒絕前往。他在給牛津大學杜布斯教授的信中說：「我已改變了主意……由於我本人在『自由中國』中被公認為是反共產主義思想的領袖，在這個時候，如果我去英國……進入這個國家則是我不齒的。」
也是在這一年，面對中共的規勸，胡適在《自由中國》上發表《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一文，認為共產黨是說一套做一套，在共產黨的管制之下是沒有自由的。
扼殺自由思想 胡適成為靶子
胡適雖然離開了大陸，但中共鑒於其在學界、政界巨大的影響力，並沒有放棄對他的爭取。一方面繼續派人做其思想工作，勸說其回國工作；一方面對其公開聲討。
早年的毛澤東曾做過北大的旁聽生、圖書館的助理管理員，對於胡適也曾尊敬有加。1936年，毛還親口告訴美國記者斯諾，他是陳獨秀、胡適的忠實讀者和崇拜者。不過，隨著其手握權力，毛不再承認自己是胡適的學生，曾有的尊敬和謙卑也無影無蹤。而沒有人否認，毛和中共懼怕胡適的原因就在於胡適的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等自由主義思想，這與共產黨的愚民政策格格不入。
1949年5月，業已投奔中共的時任輔仁大學校長、與胡適私交甚好的陳垣發表了《給胡適之一封公開信》，勸其「正視現實，應該轉向人民」等等。胡適在一個多月後讀到該信後，頗為懷疑信的真偽，認為「甚可憐惜」。第二年年初，胡適發表《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作為回應，稱這封信「最可證明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學術自由」。
陳垣攻擊的力度顯然是不夠的，對於掌握了政權的毛和中共，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領軍人物胡適打倒，其最重要的目的是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即讓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接受中共的一套東西，接受中共的洗腦。
中共建政後不久，就開展了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在運動中，對中共沒有什麼了解而選擇留在大陸的胡適次子不得不違心地批判自己的父親，還親自編寫和登台演出反美話劇。1950年9月，他還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一文，表示要與之劃清界線，斷絕往來。胡思杜的「叛逆」之舉在海內外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和消極影響，而胡適卻不願多談此事。
民國另一位大師傅斯年就此發表看法稱：「共產黨對於不作他們工具乃至於反對他們的教育界中人，必盡其誣衊之能事。《大公報》上這一文，也不過一例罷了。陳垣、胡思杜都是在極其悲慘的命運中。因為不能出來，別人代他寫文，我們也不必責備他了！」
此時，中共仍對胡適回國抱有幻想，因此在批判之餘，仍多方勸說其返回北京，但胡適對此均不予理睬。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艦隊駛入台灣海峽，蔣氏政權得到了美國的支持，這更堅定了在美的胡適對台灣政府的支持，而這讓中共在夢想幻滅的同時，開始醞釀對其更為猛烈的攻擊。
1954年至1955年，毛借兩個小人物批評北大古典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俞平伯的文章，在大陸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運動，矛頭最終指向俞平伯的老師胡適。共產黨批評胡適是「實用主義的鼓吹者」、「洋奴買辦文人」、「馬克思主義的敵人」。各色知識分子紛紛發文，抨擊胡適，並與其劃清界線，社會上的批胡運動猛如狂風暴雨。胡適的學生、好友、宗族等都受到了其影響。
為了總結和展示1949年以後「批胡」運動的成果，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了八大本《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總計300多萬字。收集在內的文章作者包括中共文藝界的諸多知名學者，如郭沫若、胡繩、金岳霖、王若水、范文瀾、馮友蘭、顧頡剛、羅爾綱、任繼愈、週一良等。據說還有相當一部分批胡的文章並未收集在內。而這套彙編大概也只有胡適本人認真讀過，並做了批註。
胡適的勝利
對於中共歇斯底裡的批判，胡適的反應是：「這些謾罵的文字，同時使我感到愉快和興奮，因我40年來的一點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費，畢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這種毒素對於馬列主義好比瘟疫，還發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冊記述到：1956年9月，66歲的胡適在去美國加州大學講學的途中和記者談到《新青年》和《獨立評論》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的地位時說「從那時候開始，自由思想和共產主義便不能相容。」他還說：「共產黨以三百萬言的著作，印了十幾萬冊書籍來清算胡適思想，來搜尋『胡適的影子』，來消滅『胡適的幽靈』。共產黨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證明這種思想在廣大中國人民心裡，發生了作用。中國人民一日未喪失民主自由的信念和懷疑求證的精神，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便一日不能安枕。郭沫若等一幫文化奴才便要繼續清算我的思想。」
無疑，胡適視此批判是自己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乃至政治信念的勝利，是另一種對自己的抬舉和宣傳方式。
1957年中共掀起反右運動後，胡適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長篇演說，為大陸發生的「抗暴運動」而歡欣鼓舞。同時，「對於這些受到共產黨的新的殘害的犧牲者，對於成千成萬膽敢公開指責並且與共產黨暴政鬥爭的同胞」表示誠懇的同情和欽敬。
他無比沉痛地指出：「在今天中國大陸上，凡是想做一個獨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處決，或消滅。千百萬農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殘酷的奴役。千百萬無辜的人民，都正在驅作奴工，——共產黨美其名為『勞動改造』。兒女們被逼著控訴父母，家庭沒有溫暖與私人生活。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已被剝奪淨盡。沒有任何基本人權，甚至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顯而易見，胡適對中共的認識直到今天都不過時。
但願來生不姓胡
在批判胡適的同時，中共又開展了批判追隨中共的理論家胡風的運動，炮製了不少冤案。在郭沫若的指揮下，全國上下將兩個並不相關的「二胡」串在一起，從不同角度，採用不同筆法，進行討伐。
而中共對胡適乃至胡風猛烈的批判，讓不少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談「胡」色變，甚至社會上「胡」姓人士也被人厭惡和恐懼。其後的革命小說、樣板戲乃至革命影片中，反面人物不少以「胡」姓出現，如胡漢三、胡傳魁等。
據《南渡北歸》一書披露，更為極端的是，在一些「極左地區」，胡姓青年還失去了當兵入伍和進工廠工作的資格，至於找對象也遇到了大問題。有的胡姓家庭在大罵胡適、胡風等胡氏「不肖子孫」的同時，還發出了「但願來生不姓胡」的悲憤之語。
然而，聲勢浩大的批判「二胡」運動仍舊沒有讓中共對腦中留有自由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放下心來。1957年，為了徹底消除知識分子的不滿之音，毛採用「引蛇出洞」的策略，讓知識分子自由發表看法，給中共提意見，之後，開始「反擊右派」，無數知識分子被關押、下放，迫害致死。批判父親的胡思杜也沒能逃脫這一劫難，不僅被打成「右派」，還被迫又一次公開批判父親。因承受不住打擊，他選擇了上吊自殺。胡適1962年病逝時都不知次子離世的消息。因為在他生前，家人一直不敢把胡思杜的悲慘結局告訴胡適夫婦。
晚年生涯
1952年11月19日，胡適(中)自美返台，受到白崇禧(左一)、何應欽(右一)等人的熱烈歡迎。（網絡圖片）
1952年11月，胡適應邀回台講學，蔣經國等眾高官前往機場迎接。隨後胡適在各種場合發表演說，闡述「民主社會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論自由」。他還曾在蔣介石的宴席上，指出台灣沒有言論自由等，蔣介石並沒有當面表示不滿，依舊讓胡適當中央研究院院長，依舊繼續他的研究和寫作。
五十年代，蔣介石曾有搞第三次國共合作的意向，胡適立即上萬言書，勸蔣記取當年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乃是引狼入室的教訓。此後，蔣介石聘請胡適擔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設計光復大陸的計劃。就在胡適去世之前，還表示「我們學術界和中央研究院，要挑起反共復國的任務。」
1962年，胡適在台北病逝。（網路圖片）
1961年，胡適心臟病發作住進台大醫院。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主持中研院院士會議的酒會現場，突然心臟病發當場倒地過世，終年72歲。
結語
對中共和共產主義有著清醒認識的胡適自然得不到中共的青睞，自然在大陸版的文學史中也只是個「短暫的存在」，而其反共言論自然同樣不為很多國人所知。2005年，台灣的李敖表示願意捐款三十多萬，請北大為胡適豎立一尊銅像，未果。2007年，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提出開辦「胡適人文講座」，沒有得到支持。這背後的原因自然不難明白。
如今，雖然胡姓之人不再為姓氏煩惱，但胡適回家的路依然坎坷，其當年對共產主義和中共的認識對當下的知識分子仍有著警醒作用。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