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中央局（Central Bureau of the Comintern）一被清洗，斯大林就著手襲擊其它部門。日耳曼處是第一個受害的。除了伏爾加日耳曼人的後裔外，蘇聯的日耳曼社區還包括來自德國共產黨（KPD）的激進分子，以及離開魏瑪共和國來幫助蘇聯建立社會主義的反法西斯的難民和工人。但在1933年逮捕開始時，這些人都無一豁免。總而言之，流亡蘇聯的反法西斯主義者有三分之二被鎮壓波及。
由於幹部名單Kaderlisten的存在，德國激進共產黨人的命運被完備地記載下來。這些名單在德共領導人威廉．皮克、威廉．弗洛林和赫伯特．韋納（Herbert Wehner）的領導下擬定，並被用來懲罰或開除共產黨人和鎮壓受害者。最早的名單始於1936年9月3日，最晚的可追溯到1938年6月21日。20世紀50年代後期一份由SED（德國統一社會黨，德國共產黨在二戰後重組時所取的名字）控制委員會起草的文件，列出了約1,136人。逮捕於1937年達到頂峰，當時有619人被捕；它一直持續到1941年，當時有21人被捕。這些人中有666人命運未卜，但幾乎可以肯定他們命喪監獄。至少82人被處決、197人死在監獄營、132人被交給納粹。約150人在長期服刑後倖存下來，最終成功地離開了蘇聯。逮捕這些激進分子，援用了諸多意識形態理由，其中之一是，他們未阻止阿道夫．希特勒掌權，似乎莫斯科本身在納粹奪權中並未扮演任何角色。
其中最悲慘的事件就是把德國反法西斯主義者交給希特勒。這是斯大林充分表現其憤世嫉俗的場合。此事發生在1937年，當時蘇聯當局開始將德國人驅逐出蘇聯。2月16日，10人被判刑，然後由蘇聯特工部門移交出去。其中一些人的名字是眾所周知的：自1921年以來一直住在蘇聯的技師埃米爾．拉利什（Emil Larisch）；1931年抵達的工程師亞瑟．蒂洛（Arthur Thilo）；來自漢堡的共產黨人威廉．法伊弗（Wilhelm Pfeiffer）；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Marx-Engels Institute）的大學雇員庫爾特．尼克斯多夫（Kurt Nixdorf）。所有人都於1936年以從事間諜活動或「法西斯活動」的罪名被捕。德國大使沃爾納．馮．薛倫堡（Werner von der Schulenberg）試圖為他們出面，與蘇聯外交部長（譯者註：正式名稱為外交人民委員）馬克西姆．李維諾夫（Maksim Litvinov）進行交涉。亞瑟．蒂洛成功到達英國駐華沙領事館，但許多人卻沒這麼幸運。法伊弗試圖讓自己被驅逐到英國，因為他知道如果他回到德國，就會立即被捕。18個月後，1938年8月18日，他被帶到波蘭邊境，從此杳無音訊。自1908年起住在俄羅斯的列寧格勒石版家奧托．瓦爾特（Otto Walther），於1937年3月4日抵達柏林，隨後從自己的住家跳窗自殺。
1937年5月底，馮．薛倫堡發送了兩份被捕德國人的新名單。他認為他們被驅逐是讓人樂見的。在67個名字中有幾名反法西斯主義者，包括庫爾特．尼克斯多夫。1937年秋，談判出現新轉折，蘇聯同意加速驅逐以回應德國的要求，因為至此實際只有30人被驅逐出境。1937年11月和12月，又有148名德國人被驅逐；1938年，這一數字升至445人。有待驅逐的人（包括奧地利社會民主黨準軍事部門共和保衛聯盟﹝Schutzbund﹞的幾名成員）通常被押送到蘇聯與波蘭、立陶宛或芬蘭的邊界。在那裡，他們立即被德國當局登記和歸類。在某些案例中，受害者於1938年5月經由波蘭被帶到奧地利邊界，然後移交給蓋世太保。其中包括奧地利共產黨人保羅．梅塞（Paul Meisel）的案例。梅塞是猶太人，後來死在奧斯維辛。
納粹德國和蘇聯之間的這種諒解，是1939年納粹與蘇聯協定的前身。當時，根據豪爾赫．塞普魯姆（Jorge Semprum，譯者註：1923年—2011年，西班牙作家和編劇家）的說法，「所有極權制度的真正趨同性顯露了出來。」協定簽署後，驅逐行動急劇增加。波蘭一被希特勒和斯大林征服，蘇德兩大國就有了共同的邊境，因此受害者可以直接從蘇聯監獄轉到德國監獄。由於1939年11月27日簽署的一項協議，1939年至1941年，有200～300名德國共產黨人被移交給蓋世太保，作為蘇聯當局對其新盟友的一項親善舉措。1939年11月至1941年5月，約350人被驅逐，包括85名奧地利人。其中一人是奧地利共產黨創始成員弗朗茨．科裡茨考納（Franz Koritschoner）。他已經成為赤色職工國際的官員。被驅逐到遠北地區後，他被移交給盧布林（Lublin）的蓋世太保，並被轉移到維也納、遭受酷刑。1941年6月7日，他在奧斯維辛被處決。
蘇聯當局在決定驅逐時，拒絕考慮被驅逐者的猶太出身。例如，德國共產黨員、作曲家兼指揮也是猶太人的漢斯．沃爾特．大衛（Hans Walter David），被移交給蓋世太保，並於1942年在馬伊達內克（Majdanek）集中營遭毒氣毒死。還有很多其它案例，一些在亞歷山大．韋斯伯格（Alexander Weissberg）的回憶錄中得到描述。韋斯伯格是一名物理學家，倖存下來講述了自己的經歷。瑪格麗特．布伯—紐曼也記述了納粹與蘇聯之間存在的不尋常共謀。她是曾被逐出德共領導層並移居蘇聯的漢斯．紐曼（Hans Neumann）的伴侶。1937年被捕並被驅逐到西伯利亞的卡拉干達後，她和其他許多不幸者一起被移交給蓋世太保，並被關在拉文斯布呂克（Ravensbrück）集中營。
韋斯伯格回憶了自己被轉交給德國人時的情景：
「1939年12月31日，我們在早晨6點被叫醒……穿好衣服、刮好鬍子後，我們不得不在等候室裡待了幾小時。一名來自匈牙利的猶太共產黨人布洛赫（Bloch），在1919年公社垮台後逃到德國。他用假證件住在那裡，並設法繼續作為黨的活動分子祕密工作。後來，他以相同的假證件移居外國。他遭到逮捕，儘管他抗議，還是要被交給德國的蓋世太保……就在午夜之前，一些公共汽車到了，我們被帶到車站……1939年12月31日—1940年1月1日的夜間，列車開動了。它正把70名被毆打的男子帶回家……火車繼續通過被摧毀的波蘭鄉村，開往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在布格河（Bug River）橋上，另一個歐洲極權主義政權正以德國蓋世太保的形式等待著。」
韋斯伯格成功逃脫了納粹監獄，加入了波蘭反叛者的組織，並與他們併肩作戰。戰爭結束時，他越界進入瑞典，然後去了英國。
瑪格麗特．布伯—紐曼描述了同一次移交的稍後階段：
「有三個人拒絕過橋：一位名叫布洛赫的匈牙利猶太人、一位已被納粹判刑的共產黨工人，以及一位我不記得名字的德國教師。他們被強行拖著過橋。黨衛軍（SS）立即除掉了這名猶太人。然後，我們被送上了火車，帶到盧布林……在盧布林，我們被移交給蓋世太保。在那裡，很明顯，不僅是我們正被移交給蓋世太保，而且NKVD也把我們所有的記錄和文件發給了SS。例如，在我的檔案中提到，我是紐曼的妻子，他是納粹德國最受憎恨的德國人之一。」
布伯—紐曼仍被關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直到它於1945年4月被解放。#（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裡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明心）
由於幹部名單Kaderlisten的存在，德國激進共產黨人的命運被完備地記載下來。這些名單在德共領導人威廉．皮克、威廉．弗洛林和赫伯特．韋納（Herbert Wehner）的領導下擬定，並被用來懲罰或開除共產黨人和鎮壓受害者。最早的名單始於1936年9月3日，最晚的可追溯到1938年6月21日。20世紀50年代後期一份由SED（德國統一社會黨，德國共產黨在二戰後重組時所取的名字）控制委員會起草的文件，列出了約1,136人。逮捕於1937年達到頂峰，當時有619人被捕；它一直持續到1941年，當時有21人被捕。這些人中有666人命運未卜，但幾乎可以肯定他們命喪監獄。至少82人被處決、197人死在監獄營、132人被交給納粹。約150人在長期服刑後倖存下來，最終成功地離開了蘇聯。逮捕這些激進分子，援用了諸多意識形態理由，其中之一是，他們未阻止阿道夫．希特勒掌權，似乎莫斯科本身在納粹奪權中並未扮演任何角色。
其中最悲慘的事件就是把德國反法西斯主義者交給希特勒。這是斯大林充分表現其憤世嫉俗的場合。此事發生在1937年，當時蘇聯當局開始將德國人驅逐出蘇聯。2月16日，10人被判刑，然後由蘇聯特工部門移交出去。其中一些人的名字是眾所周知的：自1921年以來一直住在蘇聯的技師埃米爾．拉利什（Emil Larisch）；1931年抵達的工程師亞瑟．蒂洛（Arthur Thilo）；來自漢堡的共產黨人威廉．法伊弗（Wilhelm Pfeiffer）；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Marx-Engels Institute）的大學雇員庫爾特．尼克斯多夫（Kurt Nixdorf）。所有人都於1936年以從事間諜活動或「法西斯活動」的罪名被捕。德國大使沃爾納．馮．薛倫堡（Werner von der Schulenberg）試圖為他們出面，與蘇聯外交部長（譯者註：正式名稱為外交人民委員）馬克西姆．李維諾夫（Maksim Litvinov）進行交涉。亞瑟．蒂洛成功到達英國駐華沙領事館，但許多人卻沒這麼幸運。法伊弗試圖讓自己被驅逐到英國，因為他知道如果他回到德國，就會立即被捕。18個月後，1938年8月18日，他被帶到波蘭邊境，從此杳無音訊。自1908年起住在俄羅斯的列寧格勒石版家奧托．瓦爾特（Otto Walther），於1937年3月4日抵達柏林，隨後從自己的住家跳窗自殺。
1937年5月底，馮．薛倫堡發送了兩份被捕德國人的新名單。他認為他們被驅逐是讓人樂見的。在67個名字中有幾名反法西斯主義者，包括庫爾特．尼克斯多夫。1937年秋，談判出現新轉折，蘇聯同意加速驅逐以回應德國的要求，因為至此實際只有30人被驅逐出境。1937年11月和12月，又有148名德國人被驅逐；1938年，這一數字升至445人。有待驅逐的人（包括奧地利社會民主黨準軍事部門共和保衛聯盟﹝Schutzbund﹞的幾名成員）通常被押送到蘇聯與波蘭、立陶宛或芬蘭的邊界。在那裡，他們立即被德國當局登記和歸類。在某些案例中，受害者於1938年5月經由波蘭被帶到奧地利邊界，然後移交給蓋世太保。其中包括奧地利共產黨人保羅．梅塞（Paul Meisel）的案例。梅塞是猶太人，後來死在奧斯維辛。
納粹德國和蘇聯之間的這種諒解，是1939年納粹與蘇聯協定的前身。當時，根據豪爾赫．塞普魯姆（Jorge Semprum，譯者註：1923年—2011年，西班牙作家和編劇家）的說法，「所有極權制度的真正趨同性顯露了出來。」協定簽署後，驅逐行動急劇增加。波蘭一被希特勒和斯大林征服，蘇德兩大國就有了共同的邊境，因此受害者可以直接從蘇聯監獄轉到德國監獄。由於1939年11月27日簽署的一項協議，1939年至1941年，有200～300名德國共產黨人被移交給蓋世太保，作為蘇聯當局對其新盟友的一項親善舉措。1939年11月至1941年5月，約350人被驅逐，包括85名奧地利人。其中一人是奧地利共產黨創始成員弗朗茨．科裡茨考納（Franz Koritschoner）。他已經成為赤色職工國際的官員。被驅逐到遠北地區後，他被移交給盧布林（Lublin）的蓋世太保，並被轉移到維也納、遭受酷刑。1941年6月7日，他在奧斯維辛被處決。
蘇聯當局在決定驅逐時，拒絕考慮被驅逐者的猶太出身。例如，德國共產黨員、作曲家兼指揮也是猶太人的漢斯．沃爾特．大衛（Hans Walter David），被移交給蓋世太保，並於1942年在馬伊達內克（Majdanek）集中營遭毒氣毒死。還有很多其它案例，一些在亞歷山大．韋斯伯格（Alexander Weissberg）的回憶錄中得到描述。韋斯伯格是一名物理學家，倖存下來講述了自己的經歷。瑪格麗特．布伯—紐曼也記述了納粹與蘇聯之間存在的不尋常共謀。她是曾被逐出德共領導層並移居蘇聯的漢斯．紐曼（Hans Neumann）的伴侶。1937年被捕並被驅逐到西伯利亞的卡拉干達後，她和其他許多不幸者一起被移交給蓋世太保，並被關在拉文斯布呂克（Ravensbrück）集中營。
韋斯伯格回憶了自己被轉交給德國人時的情景：
「1939年12月31日，我們在早晨6點被叫醒……穿好衣服、刮好鬍子後，我們不得不在等候室裡待了幾小時。一名來自匈牙利的猶太共產黨人布洛赫（Bloch），在1919年公社垮台後逃到德國。他用假證件住在那裡，並設法繼續作為黨的活動分子祕密工作。後來，他以相同的假證件移居外國。他遭到逮捕，儘管他抗議，還是要被交給德國的蓋世太保……就在午夜之前，一些公共汽車到了，我們被帶到車站……1939年12月31日—1940年1月1日的夜間，列車開動了。它正把70名被毆打的男子帶回家……火車繼續通過被摧毀的波蘭鄉村，開往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在布格河（Bug River）橋上，另一個歐洲極權主義政權正以德國蓋世太保的形式等待著。」
韋斯伯格成功逃脫了納粹監獄，加入了波蘭反叛者的組織，並與他們併肩作戰。戰爭結束時，他越界進入瑞典，然後去了英國。
瑪格麗特．布伯—紐曼描述了同一次移交的稍後階段：
「有三個人拒絕過橋：一位名叫布洛赫的匈牙利猶太人、一位已被納粹判刑的共產黨工人，以及一位我不記得名字的德國教師。他們被強行拖著過橋。黨衛軍（SS）立即除掉了這名猶太人。然後，我們被送上了火車，帶到盧布林……在盧布林，我們被移交給蓋世太保。在那裡，很明顯，不僅是我們正被移交給蓋世太保，而且NKVD也把我們所有的記錄和文件發給了SS。例如，在我的檔案中提到，我是紐曼的妻子，他是納粹德國最受憎恨的德國人之一。」
布伯—紐曼仍被關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直到它於1945年4月被解放。#（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裡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