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北京從全面進攻轉向全面防守  

2019年10月30日評論
正在召開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會成為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主要不是因為這次會議會像歷史上曾經有過的那樣,發生戲劇性的人事或決策變動,而是因為在三中全會到四中全會這二十個月中,中國(中共)的對手,也就是美國和西方精英對中國(中共)的認知以及中國(中共)當權精英對自己的認知,都發生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轉變。
這種轉變恰恰與習近平給這次全會指定的題目密切相關,那就是中國國家治理,也就是所謂「中國之治」的取向,以及這種取向對「天下大勢」或對世界的走向,究竟意味著什麼?
過去二十個月,美國權力精英對「中國之治」完成了系統性的認知轉變,不僅可以從彭斯副總統最近再次發表對華政策的全面闡述得到印證,也可以從美國朝野精英對中國(中共)挑戰的爭論和探討之激烈和深入得到更有力的支持。
美中貿易戰以及香港人民持續大規模抗爭這兩個重大的歷史事件,無疑對美國精英乃至民眾的認知轉變起了決定性的催化作用。
簡單概括,就是美國朝野對「中國之治」的理念、目標、策略和手段,包括其內在的文化和歷史邏輯,以極快的速度完成了前所未有的認識飛躍。
這種飛躍是此前無法想像的,這固然和現代傳媒技術有關,但其根本原因更在於習近平上台以來,全面挑戰美國的國家和全球治理地位和理念,既充分暴露了中國(中共)統治者的狂妄、更讓美國人清楚看到了自己養虎為患的嚴峻事實。
美國對中國(中共)放棄極權主義已不抱任何幻想,不論脫鉤也好,不脫鉤也罷,一個長期與中國(中共)對抗的系統動員和調整過程,已經在美國啟動,誰也無法逆轉。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中共)的權貴和文化精英也開始了一個重大的認知轉變,雖然這種轉變沒有美國精英的認知轉變那麼系統、那麼徹底。這與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美國人不同有很大關係。
我以為中國(中共)權力精英最重要的發現,就是中國(中共)的實力,尤其是與美國經濟進行對抗的實力,並不像自己想像的那麼強大。僅這一點,就徹底地動搖了中國(中共)的所謂「四個自信」,令習近平不得不把自己治理中國的理念從對美國和西方理念和體制發動全面挑戰,轉向全面防守。
如何保住面子,實現這種轉變而不給中共統治帶來過大風險,應該是此次四中全會關注的核心問題。
習近平會因此改革嗎?中共內部的反習勢力會利用習近平的錯誤重啟改革嗎?我相信沒有多少人會對此有幻想。那麼,「中國之治」從全面挑戰美國和西方轉向全面防守能成功嗎?
如果以習近平在五年內穩住專制秩序作為成功的定義,我以為有相當的可能性,但也不是沒有風險。成功的可能性主要來自美國和整個世界都不希望中國內亂,更不用說中國多數人也怕亂。當然,怕亂未必就不會亂。
中國目前最大的失序風險來自嚴重的債務危機以及與此相聯的人民幣幣值危機。這將是四中全會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北京當局如何應對這些迴避不了的危機,對於中國未來之演變非常重要。這也是此次四中全會的重要性之所在。
總的來講,我認為在美國對中共極權不存幻想的大前提下,中國危機過快爆發不是好事,因為各方都缺乏準備。中共極權如通過轉攻為守獲得一段時間,尤其是讓下一代人進入最高層,可能會增加類似清末那樣相對溫和的變革機會。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