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在擔任中共國務院總理後的首次新聞發布會上，當一位美國記者問起那段「右派」經歷時，一直侃侃而談、與記者互動頻繁的朱鎔基，一下子變得表情非常嚴肅，然後，他語調深沈地說：「這一段經歷對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但也是很不愉快的，因此，我不想再提這件事情。」
朱鎔基隨高崗進北京
朱鎔基，湖南長沙人，祖籍安徽，據說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後代。出生前，父親就去世了，長到12歲，母親又去世了。因此，朱鎔基自小父母雙亡，也沒有兄弟姐妹，由他的三伯父朱寬浚、五伯父朱學方撫養成人。1947年從長沙一中畢業後，朱鎔基以湖南省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電機系。
在清華大學，他照樣成績優異，當過學生自治會主席，結識了他的妻子勞安，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1年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東北工業部計劃處生產計劃室工作。在這裡，朱鎔基工作表現非常出色，負責東北工業生產的東北局委員兼東北局副祕書長馬洪十分欣賞他。在馬洪的舉薦下，朱鎔基1952年升任生產計劃室副主任，副科級。
1952年11月國家計委組建時，中共東北局書記高崗進北京，被任命為國家計委主任，東北局100多人隨高崗一起進北京。馬洪被任命為國家計委副祕書長，朱鎔基則成為國家計委下屬的燃動局綜合組組長。1954年，朱鎔基調任國家計委工業綜合局綜合組組長。之後，擔任過時任計委副主任張璽的祕書。張璽曾擔任過河南省委書記。再後來，朱鎔基擔任過國家計委機械局綜合處副處長。
朱鎔基講了3分鐘的真話
1957年春，中共中央提出開門整風，讓黨外人士給中共提意見，一再要求大家講真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一些民主人士、知識分子禁不住中共一勸二勸三勸，以為中共真想聽真話，真想整頓黨的作風，紛紛以「諍友」身分，對中共提了各種意見，有些甚至是比較尖銳的意見。在黨外人士、高級知識分子都站出來之後不久，中共也號召黨內人士給黨提意見，幫助黨整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於是，黨內一些高級知識分子，曾經的中共地下黨員等，也紛紛站了出來。
期間，國家計委黨組也召開座談會，時任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親自到會動員，請大家暢所欲言。之後，國家計委各局相繼召開各種座談會。朱鎔基最初沒有發言。為了避免冷場，有關領導再三讓朱鎔基發言，說，你是國家計委黨組成員的祕書，你不跟黨組提意見誰提啊？一定要他提。於是，當時29歲的朱鎔基站起來講了3分鐘。他認為，國家計委和地方省市計委的一些領導，在編制計劃、預算時，往往不做認真的調查研究，光聽下級的匯報，光看下級給出的數據，與實際情況相差很多。這種主觀主義現象正在滋長蔓延，對國家計委的工作有害無利。當時，朱鎔基的發言得到領導的充分肯定，被認為是幫黨整風的模範帶頭行為。直到1957年10月前，大家都認為他提的意見不錯。
但是，不久，風雲突變，整風變成反右。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內部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麽？》的社論。此後，一場大規模清洗黨內黨外知識分子、讓全體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在中共面前長跪不起、不許「亂說亂動」的「反右派運動」爆發，至少55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
在中共最高層要求加強清查右派分子的壓力下，國家計委對幫黨整風中的發言作了排查，查來查去，發現朱鎔基的發言可視為「右派」言論。加上朱鎔基性格耿直，平時說話有稜有角，有時甚至鋒芒畢露，得罪不少領導，到了1958年1月，朱鎔基被打成「右派分子」。朱鎔基的一位同事後來回憶說：「他是被錯劃的，本來不應該有他，但那時劃右派有指標，一時找不到那麽多人，就把他拉上了。」「對他被打成右派，我一點也不奇怪。他是湖南人，有湖南人的那種倔強脾氣，說話直，不低頭。」朱鎔基的一位清華同學說：「我們從不認為領導人講的話都是金口玉言，我們這些人在中學都出類拔萃，大學裡都是佼佼者，都有獨立的見解，這是清華給我們的，這種教育提倡張揚個性，而不懂得所謂的為人處事之道，更不懂得黨內鬥爭的殘酷性。」這也是朱鎔基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之一。
朱鎔基被打成「右派分子」後，不僅領導的祕書當不成了，還受到撤銷副處長職務、行政降兩級的行政處分和開除黨籍的黨內最高處分。從此，一頂「右派分子」的大帽子，一戴就是20年。
朱鎔基20年的右派生涯
朱鎔基被打成右派後，下放到農場勞動改造了一段時間。不久被調到國家計委所屬的一所中專學校當老師，教一些老幹部學習數理化，還當過英語老師。由於他一人身兼多門功課，被其他老師和學員稱為「多面手」和「全能教員」。
60年代初，朱鎔基結束教師工作，重新回到國家計委機關。在那個年代，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就不是黨信任的人，所以，朱鎔基回機關後，並沒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職務，只領了一個工程師的頭銜。1962年，因其「思想改造好」，被宣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並調至國家計委國民經濟綜合局工作。雖然朱鎔基被摘了帽，仍是所謂「摘帽右派」，在政治上屬於「內控對象」，根本不可能得到重用。
到了「文革」中期，1970年，朱鎔基被下放到國家計委設在湖北襄樊的「五七幹校」，一幹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這段時間，朱鎔基的主要任務就是勞動。他種過小麥、棉花、水稻，放過牛、羊，養過豬，當過炊事員。這5年是他20年「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重要階段。朱鎔基談到這段往事時感慨很多。他說，在這段時間裡，接觸了許許多多最基層的人，懂得了一些原先不懂得的事，對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有了更直接、更深刻的了解。
1975年，隨著文革初期被當成「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的鄧小平復出工作，中國社會表現出微弱而緩慢的復蘇氣息。朱鎔基回到北京後，被安排到石油工業部管道局的下屬單位———電力通訊工程公司工作。
石油部管道局設在河北廊坊，朱鎔基先後任電力通訊工程公司辦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師。電力通訊工程公司按中共的行政級別屬於處級單位，辦公室副主任，應當是副科級。此時距朱鎔基參加工作已經24年。24年前，朱鎔基被分配到東北工業部計劃處，被任命為生產計劃室副主任，是副科級；24年過去了，47歲的朱鎔基仍是副科級。
據一位了解朱鎔基這段經歷的人介紹，當時，中共黨內的各種不正之風擡頭，但是，朱鎔基對這些歪風邪氣有過抵制。一次，他讓手下的一個工作人員買東西，花了1元錢，卻開出3元錢的發票來報帳。朱鎔基很生氣，堅持不批準報銷。「不行就是不行」，這是朱鎔基經常說的一句話。朱鎔基的剛直性格與為人，使他成為很多人的眼中釘，肉中刺，一些人既恨他，又怕他。
據說，朱鎔基離開廊坊調到北京時，幾百人的單位，只有一位老人送他，場面極其淒涼。這位老人把他的幾件簡單行李裝上車，送他到火車站。老人拉著朱鎔基的手說：「就你一個好人啊！」說著，說著，兩人都哭了。這個老人叫周來福，也是管道局職工，和朱鎔基都住在單身宿捨。由於朱鎔基家在北京，每個週末都要回家，周來福星期六騎自行車送他到廊坊火車站，星期一騎自行車到車站接他回來。
通訊工程公司是一個工程單位，工作特點之一就是經常在野外施工。朱鎔基曾在調度室工作，是隊上負責技術的人。當時，朱鎔基經常要跑野外，和大家一起睡，一起吃住，翻山過河，石油工地在哪裡，就到哪裡架電線，安裝變電裝置。他不僅能設計圖紙，還和大家一起從事一些體力活。施工很艱苦，宿捨就是帳篷，他在野外工作的時間比在機關工作的時間長。
「右派」檔案燒毀時 朱鎔基沒說一句話
廊坊3年，是朱鎔基挨整20年的最後階段。不久，朱鎔基被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馬洪調回北京，擔任研究所下面一個研究室的主任。1978年4月4日，中共中央轉發《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這年9月，朱鎔基20年的右派問題終於劃上句號。
在正式平反那天，中國社科院組織部門的一位負責人，鄭重其事地把他的檔案袋裡定他「右派分子」的材料和開除黨籍的處分決定抽出來，付之一炬。朱鎔基看著那一張張記載他「反黨罪行」的字紙，在火中化為灰燼，沒說一句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